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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辽代钱币

也谈辽钱和辽钱研究辽代钱币

近十年来,关于辽钱,有几段耐人寻味的回忆,不能忘却。

首先要提到的是,1985年,这是对辽钱的认识有新的飞跃的一年。此年3月,我参加内蒙古钱币研究会成立大会,会议的组织者,约请有关文博部门和个人藏者,将近期出土和发现的钱币带到会上,供代表们现场鉴定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辽钱,数量之多,品位之高,是平常所不可能见到的。特别有三件事最难忘记:

一是,第一次见到新出土的天禄通宝钱。感谢韩仁信先生特意把它带到会上,并介绍了出土情况,令我大饱眼福,大饱耳福。是钱具有典型的辽钱风韵,锈色自然,品相一级。有确凿的出土时间:1981年8月30日;有确凿的出土地点:内蒙古赤峰巴林右旗羊场乡上石匠村,此地乃当年契丹族的发祥之地,辽的腹地;同窖出土的最晚的钱币是寿昌元宝,可知其入土时间不晚于辽寿昌年间;窖藏保存完好,且同窖出土钱币品相均好,说明入藏之后,未经扰乱。至此,可以断言:辽世宗天禄年间确实铸过天禄通宝铜钱,当补史缺。

二是,听吴宗信先生介绍了三道营子出土窖藏古钱的情况,这批窖藏中的精品,他亦带到了会上,特别是隶楷相间的大安通宝平钱,乃首次发现的孤品,观之,令我耳目一新。对于它的归属,是辽?还是西夏?各家说法不一,现在也不必急于先画句号。我企盼,会有新的佐证,新的机遇,再

作确凿的结论。

三是,会场观摩之后,我又问及韩仁信先生,是否还有别品带来?答曰:有。于是,当即跟随仁信到其下榻的房间,不意在他的钱夹中,竟发现了一枚文字制作与助国元宝,牡国元宝似出一胎的大康通宝。四十余年前,先辈学者曾经发现过“助国手”的大安元宝,没想到,今天又有如此巧遇,见到了比之更加逼真,更加彻底的“助国手”大康通宝,不禁拍案叫绝。激情中,脱口问韩:是否见有助国元宝,牡国元宝出土?答曰:近年曾发现一枚牡国元宝,但没有带来。

内蒙会后,我们着手筹备辽、西夏、金、元钱币学术讨论会,5月,有机会出差沈阳、长春。这次到沈阳,正是张澍才先生编写《辽钱录》的时候,18日,澍才约我品赏他的旧藏大康七年铜钱,是钱乃长年传世之品,虽搓摩混熟,却不失辽钱神韵,拜读良久,收益非浅。三天后,又到长春,蒙吉林省博物馆黄一义先生(谷潜)热情接待,介绍了该馆藏品大康六年的出土情况,并有幸一见是钱风采。大康六年钱,经科学发掘,出土于哲里木盟库伦旗奈林稿公社前勿力布格屯1号辽墓的墓室之中,是专为墓主殉葬而用的。出土后,即有该馆妥善保护,故未经任何磨损,原包浆,原锈色,甚至当年锉磨边郭的加工痕迹,亦清晰可见。文字风格,钱体制作,和辽钱正用品完全一致,只是因为钱体放大,其反映出来的辽钱特征,更加明了,所以,把它认作辽钱鉴定的“标

准器”,当不会有错。三日之间,得读“六年”、“七年”,一生坑新出,一熟坑传世,两相比较,对辽钱的认识确有一层新的意境。

1990年3月,辽宁凌源的冯毅先生来京专访,送来一枚会同通宝小平铜钱,要我鉴定。据介绍,此钱是从朝阳某废品站的铜钱堆中选出,当是出于朝阳本地。观其钱背,十足的辽钱气息,锈色亦好;观其正面,文字自然,和常见辽钱的神态吻合,入眼的第一感觉,令我不容置疑。但是,会同真钱,前所未闻,事关重大,故此征得冯毅先生允许,暂将是钱留存我处,再作推敲。次日上班,第一件事,便是再读“会同”。观其钱体,察其锈色,绝无疑问,所以进一步研究的关键在于文字,是否挖补?是否改刻?观文字自然,无隙可击,不像有挖补痕迹。此钱“同”字右侧外郭处,恰巧有一处流铜,从拓片看是最大的疑点,那么会不会是“重熙”改刻?这是大家关心的,也是我当时反复琢磨过的问题,但从实物考察,难有破绽可寻。言其文字自然,倒有绝妙之处:该钱“会”字书写,上大下小,把下部的“日”挤到内郭边缘,造成末划省笔,借用内穿上廓。这样的字体布局和书法艺术,在其它古钱中是很难寻见的,但在辽钱中,却不是绝无仅有。天禄通宝的“禄”字,便是右大左小,把左边的“礻”挤到内郭边缘,造成省笔(“礻”部右侧一点省笔,借用“录”部下侧“ ”的左上一点,书作“禄”)。应历通宝的“历”

字,则是省略“厂”部的左笔,借用内穿右廓。会同之“会”,天禄之“禄”,应历之“历”(图一),在书法处理上一脉相承,如出一辙,如此神会,正是辽钱耐人寻味之处,也是作伪者万万想不到,万万做不到的。由此,会同通宝应是继天禄通宝之后,又一重大发现,当补辽史之缺。

辽代的年号钱,《辽史·食货志》中明文记录铸钱的有八种,即:乾亨、太平、咸雍、大康、大安、寿隆(当为“寿昌”之误)、乾统、天庆。此外,还提到过统和、开泰用钱的情况。从钱币学研究所得,现在知道辽的年号钱当起于天赞。天赞以下,一直到天庆,辽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见附表):

第一阶段,自辽太祖天赞年间(922—926年)至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9年)。这个时期,每次改元,几乎都铸年号钱。其间只有大同例外。会同十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及至四月丁丑,驾崩于栾城,世宗耶律阮继位,即改元天禄,大同建元仅两个月,或是未及铸钱。同样的情况,在北宋亦曾有过,宋真宗改元乾兴以后,只几十天,驾崩,也未及铸钱。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短,铸钱少,年久失传了。

这一时期是辽钱制作特征的形成时期,也是辽钱特点反映最典型的时期:

一、钱名均为年号加“通宝”,且均顺时针旋读。

二、形成了辽钱独特的制作风格。内涵大致可以包括:<1>钱文字体和书法。辽钱文字,大小错落,隶楷相间。有人说,辽钱文字不好,我却赞同杨鲁安先生的剖析,他在《辽钱书体扶微》①等文中,对辽钱文字及书法艺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不懂书道,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即辽钱的文字和书法有它自己的个性,它反映了质朴、豪放的风骨神采,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情操,辽统治者选定这种书体作为钱文,应该是有意之为。而这种文字书体在辽代年号钱上的正式启用,是从天显通宝开始的。天赞钱的钱文和天显以后各朝钱币上的文字书体,有明显区别,这也许是有人提出天赞通宝不属辽钱的一个原因,但从整个辽钱沿革历史来剖析,天赞通宝所反映的恰恰是辽年号钱的最初面貌。所以,辽钱风格的正式形成当是在天显以后。<2>钱体结构和布局。包括钱文的大小、位置、文字、边郭的深度、内外郭的阔狭及其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钱体直径和厚度之间的比例,等等,这种钱体结构,加上隶楷相间的钱文和书体,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和宋钱有鲜明的区别,形成了辽钱特有的风采。这种制作特征的确立,大概也是天显以后的事情。<3>币材的合金和组成。据现在掌握的分析数据,我们知道辽钱

的合金组成不同于宋钱,在工艺技术的掌握上也可能会有所差异,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另文专论。

三、这一时期,辽钱的铸额很少。尽管史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其确切的铸造数量,但从遗存的实物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现在存世的天赞钱,伪品居多,通常认为,有一种被称作“虎尾通”的天赞通宝,应是真品,存世者屈指可数。天显通宝遗存更少,日本已故钱币大家大川铁雄先生②,得之如获珍宝,高兴得把自己的斋室定名天显堂,从此天显真钱密不示人。会同通宝、天禄通宝,现存者都是近年刚刚发现的新品。据说继上石匠山出土之后,辽沈地区又有“天禄”问世,但无缘见得真相,不敢妄言。应历通宝、保宁通宝也都是大珍之品,存世者寥若晨星,无需赘言。

在这一时期,辽地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宋钱和前朝遗存的旧钱。辽统治者决定铸年号钱,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力,出于一种与外部抗争的心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映在辽钱的设计制作上,具有鲜明的个性,透过这个个性,仿佛还可以看到其内含的傲骨(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指那些由于工艺技术上的缘故,而导致的某些制作特征)。这种制作特征,一旦形成,便成为终辽一代的传统,这便是钱币学家所说的辽钱独具的神韵。

第二阶段,自辽景宗乾亨年间(979—982年)至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年)。这个时期,或可称作过渡时期。《辽

史·食货志》载,乾亨、太平均铸钱。赵至忠《虏廷杂记》曰,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但现在所见到的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两种钱,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铸币,多在岭南出土。还有一种旋读的乾亨元宝,所见均伪。故此,可被确认为辽铸的乾亨钱,迄今尚未发现。存世的太平钱种类更多,其中究竟哪一种可以系之于辽,也常有人提出来讨论,但终难咸定甲乙。此外,开泰、景福,均未见铸有年号钱。由此,这个时期所见的年号钱,只有统和、重熙两种。统和钱旋读称元宝,重熙钱旋读称通宝,制作风格,除沿袭第一阶段铸币的主要特征外,有一些新的变化:一、钱名不再是年号加“通宝”一个模式,出现了“元宝”钱;二、每种钱的版式也不再拘泥于一个模式,除传统规格外,出现了广穿、阔缘、大字等不同的版别;三、铸额增加。现存的统和钱亦属珍稀,但比之前朝的任何一种年号钱,数量已经见多,而重熙钱的铸额更多,大概到重熙时期,铸钱已是为了补充流通货币的不足。

第三阶段,自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至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道宗耶律洪基继位以后,确立了十年改元的制度,一直到辽亡,每次改元,均铸新的年号钱。这时图二期的辽钱除继续保持传统的制作特征外,又有新的变革和发展:

一、钱名。继续第二阶段的变革,或为年号加“通宝”,或为年号加“元宝”,均顺时针旋读。至天庆年间,除有天庆元宝钱外,还出现了国号加年号的“大辽天庆”钱。

二、铸额。这个时期是辽代铸钱最多的时候,其原因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腐败,天灾连年,通货膨胀,国库不足,以及赵宋政权采取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致使流入北方的钱币受到制约等因素,所以需要新铸钱币给予必要的补充。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辽钱在整个流通领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据最近辽故地出土的几批窖藏钱币分类统计,辽钱只占1.5~2%。

三、铸大钱。通辽之世,年号钱都是小平钱,但到道宗以后出现了记年大钱,天祚帝时期,乾统、天庆均有当十钱。

四、制作。这一时期的辽钱,尽管继续承袭前朝确立的制作风格,但几乎每一种年号钱都有不同的版别。出现这种情况,当与铸额增加,导致铸地不同,铸期不同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大康以后,在仍以传统制作为主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薄肉、广穿、阔缘、细郭、钱文为隶中带楷的方体形字的年号钱。不仅大康、大安有这一类钱,乾统、天庆也有类似的钱(图二)。其制作特征,乍一见,似和传统辽钱大相径庭。但仔细观察,却又似曾相识,灵犀相通,成为辽代后期年号钱的又一类型。无独有偶,在北宋的铸钱中,

也有一种薄肉、阔缘的制作,初涉泉域者,往往会对它发生怀疑,然熟识宋钱版别者,则一目了然。顺便要提到的是,关于助国元宝钱和牡国元宝钱的铸地铸期问题,韩仁信先生的《牡国与助国元宝钱为辽钱琐谈》,和卫月望先生的《牡国、助国钱臆说》③,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两种钱,和薄肉、阔缘一类年号钱的制作,恰恰相吻,因此,将它们断在道宗时期,想无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