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学术综述?
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任 放
张之洞(1837—1909)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晚清政治变革、实业振兴、思想嬗变、教育鼎革、军队改制及外交格局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近百年来,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他的思想及行为,对其是非功过予以评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近百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认真的梳理和客观的分析,不仅有助于张之洞研究的深入,而且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展。
张之洞研究的阶段及特点
综观近百年来的张之洞研究,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缓慢衍进阶段(1898年至1965年)
最早揭开张之洞研究序幕者,当推《申报》在1898年《劝学篇》面世之际刊发的《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一文。该文称《劝学篇》“殆综中西之学、通新旧之邮,今日所未有、今日所不可无之
书也”;“开守旧之智,范维新之心,其意厚矣,其功大矣”。①近代
?632?①无名氏:《读南皮张制军〈劝学篇〉书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二十六日《申报》。
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即《劝学篇》刊行翌
年发表《〈劝学篇〉书后》,逐篇予以辩难。①直至“文革”前夕的
1965年,张之洞研究处于缓慢衍进阶段。
初步统计,在此期间出版了1部张之洞研究专著,即张春霆的
《张文襄公治鄂记》
(湖北通志馆1947年排印本)。传记数篇,如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第1编“张之洞”
(世界书局1937年版);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卷8“张之洞”
(中华书局1961年版)。发表了30余篇论文,其中论文标题出现“张之洞”者,计19篇。值得一提的是,王兰荫论述了张之洞的富强举措,郑鹤声对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事业进行了评说,胡一声从张之洞透视清政府的边疆政策,王荫嘉探讨了张之洞督粤期间的货币改革,胡滨研究了张之洞与洋务运动的关系,陈月清就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
予以辨析,陈辉论述了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②另有若
干论著也论及张之洞。例如,夏炎德在考察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时,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有系统论述。全汉是中国经济史专家,他对近代中国工业化及汉阳铁厂有深入研究。李泽厚在梳理?
73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王兰荫:《张之洞富强政策》,
《师大月刊》(32周年纪念专刊),1934年12月。郑鹤声:《张之洞氏之教育思想及其事业》,《教育杂志》第25卷第2—3期,1935年。胡一声:《从张之洞说到前清政府的边疆政策》,《蒙藏月报》第6卷第5期,1937年。
王荫嘉:《张文襄公粤省购买机器试铸银铜钱全案(续)附跋》,《泉币》1943年第20
期。胡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文史哲》1963年第5期。陈月清:《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山东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陈辉:《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略谈张之洞对帝国主义态度的变化过程》,《江汉学报》1964年第3期。
参见冯天瑜《洋务派与改良派思想交锋的记录———读〈劝学篇〉与〈劝学篇书后〉随
笔》,《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1903年出版于上海的《黄帝魂》中,收录沈翔云《复张之洞书》,与《〈劝学篇〉书后》同类,可参考。详见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
19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时,对张之洞多有指评。
①应该强调指出,范文澜、胡绳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的“自救运动”的评价,对1949年之后50—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大陆史学界有重大导向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张之
洞的研究。②例如,第一部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专著———牟安世的《洋
务运动》,将洋务运动界定为“一个反动的、卖国的、并以军事为中心
的运动”③。又如,赵靖、易梦虹认定“张之洞的洋务势力是在外国侵略者卵翼下成长起来的”,张之洞的经济思想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洋
奴买办理论。④在这种主流史学观点的影响下,张之洞被全盘否定。1964—1965年之际,中国大陆史学界针对周谷城关于张之洞的观点
展开猛烈的学术批评,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意味。
⑤这一时期美国史学界研究张之洞最重要的成果,当数1958年?
83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
③
④
⑤参见李星等《周谷城的反动历史观和“时代精神汇合论”》,1964年9月3日《人民日
报》;彭久松《从周谷城对〈劝学篇〉的吹捧看他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反动实质》,1964年11月18日《光明日报》;丁凤麟《张之洞的〈劝学篇〉体现什么精神———驳周谷城先生对时代精神的歪曲》,《学术月刊》1964年第12期;罗思鼎《评周谷城所谓“张之洞—梁启超—胡适”的道路》,《学术月刊》1965年第2期;李可琛《周谷城是怎样为张之洞作辩护的?》,《史学月刊》1965年第2期。这些文章主要针对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修订本中重提旧论,即张之洞《劝学篇》“似颇可以代表当时之时代精神”云云。详见该氏《中国通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92—403页。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册,第1章第3节“张之洞”,中华书局1965年版。15年后修订再版,其对张之洞的评价一如既往。参见该氏《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下册,第6章第3节“张之洞”。牟安世:《洋务运动》“导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范文澜:
《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新华书店晋绥分店1947年版。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生活书店1948年版。夏炎德:《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28—38页。全汉:《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新亚生活双周刊》第9卷第15期,1957年。全汉:《汉冶萍公司之史的研究》,《中国现代史丛刊》第2册,台北,正中书局1960年版。李泽厚:《十九世纪改良派变法维新思想研究》,《新建设》1956年第4—5期。
费维恺出版了研究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专著。他注意到晚清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及商办企业的成长,皆与地方督抚的权力相关。在费氏列举的地方大员中,除了李鸿章,主要就是张之洞。费氏特别强调张謇、盛宣怀的经济活动与张之洞的赞襄密不可分①。
从总体上看,此一阶段的张之洞研究虽然较为零散,出版论著较少,但已涉及张之洞研究的若干重要领域,如张之洞与近代教育、金融、工矿企业,张之洞与“中体西用”论,张之洞从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变等问题,为日后的张之洞研究初步奠定了基础。
(二)迭宕起伏阶段(1966年至1977年)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中国大陆学术研究出现断层,张之洞研究也不例外。“文革”后期的1974—1976年,出现15篇提及张之洞的文章及1本书,但全是对张之洞的谩骂和声讨:张之洞及其《劝学篇》是“尊孔卖国”、“民族投降主义”的典型,张之洞创办的近代企业的失败象征着洋奴哲学的破产。或许是张之洞在湖北为官的时间最长、“流毒最深”,有8篇直击张之洞的文章刊登在湖北的报刊上,其中以“大冶钢厂工人理论小组”署名的批判文章就有
4篇。②恰恰在这一时期,台湾学者出版了一批有分量的张之洞研
究论著。如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1970年版)、张秉铎《张之洞评传》
(台北中华书局197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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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大冶钢厂工人理论小组等:《一个尊孔卖国的反动纲领———批判张之洞的“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1974年10月30日《湖北日报》。大冶钢厂工人理论小组等:《还张之洞尊孔卖国的真面目》,1974年11月26日《长江日报》。大冶钢厂工人理论小组等:《从张之洞办洋务的失败看洋奴哲学的破产》,1975年1月6日《光明日报》。大冶钢厂工人理论小组等:《洋奴哲学必须彻底批判———从张之洞的洋务活动看洋奴哲学的反动实质》,《武汉大学学报》1975年第1—2期,等等。
〔美〕费维恺著,虞和平译,吴乾兑校:《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
官督商办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20—22、90—95、104—105页。据译者称,中文本系根据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译出。
版)、苏云峰《张之洞与湖北教育改革》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版)。王云五在其《革新时代教学思想》一书中,辟专章论述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1年版)。
全汉所撰《汉冶萍公司史略》,对张之洞兴办近代钢铁工业有系统论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发
表了约8篇相关论文,其中标题出现“张之洞”一词的有3篇。
①由此可见,这一阶段的张之洞研究在海峡两岸形成强烈对比。
此外,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William Ayers )于1971年出版了《张之洞与中国的教育改革》一书②。日本学者关于《劝学篇》及“中体西用”论的研究也有著作出版③。
(三)趋于繁盛阶段(1978年至2002年)
“文革”结束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学术研究因之焕发生机。1978年以来的20余年,张之洞研究趋于繁盛,其标志有二:
第一,张之洞研究的专著相继出版。
张之洞研究专著的大量面世,标志着国内学术界对张之洞的系统探讨已经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些专著当中,既有人物?
04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③〔日〕小林武:《〈劝学篇〉与〈翼教丛编〉———清末之保守主义》,
《中国哲学史的展望与探索》,东京,创文社1976年版。〔日〕别府淳夫:《中体西用论与康有为的学说》,《筑波大学哲学思想学系论文集》,1976年版。
William Ayers ,Chang Chih 2t ung and Educational Ref orm i n Chi na (Cambridg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 )的博士论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于1976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氏对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多有点评。今有杨慎之中译本,中华书局1982年版。莼轩:《章炳麟与张之洞》,李定一等编纂:《中国近代史论丛》第2辑第8册“学术思
想”,台北,正中书局1970年版。杨肃献:《从张之洞劝学篇看晚清的保守主义》,(台北)《食货月刊》第9卷第10期,1980年1月。王尔敏:《张之洞与晚清中西调和之思想》,载该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图书出版公司1969年版。
评传①,如冯天瑜《张之洞评传》
(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马东玉《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冯天瑜、何晓明《张之
洞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谢放《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有专门探讨张之洞教育思想和经济思想的著作,如周汉光《张之洞与广雅书院》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陈钧《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
济思想论析》(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黄新宪《张之洞与中国
近代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蔡振生《张之洞教育思想
研究》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另有将张之洞置于中国近代化背景下予以解剖的著作,如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1860—1916)———湖北省》(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1年
版),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宋亚平《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1890—1911)》(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高钟《文化激荡中
的政府导向与社会裂变:1853年—1911年的湖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黎仁凯、钟康模《张之洞与近代中国》
(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
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版),冯天瑜、陈锋主编《武汉现代
?
14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有些张之洞专论,似不能列入专著类。如李日章《张之洞》,收入王晓波等编撰《现代
中国思想家》第2辑,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庄练《张之洞》,收入该氏《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台北,四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版;桑咸之、张立文《张之洞》,收入张立文、默明哲编《中国近代著名哲学家评传》上册,齐鲁书社1982年版;章开沅《张之洞》,收入林言椒、苑书义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2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另有通俗读物类传记,如章回《张之洞》,中华书局1980年版;彭友元《末代名臣张之洞》,武汉大学出版社、台湾汉欣文化公司1994年版;李建良、王佩元《张之洞全传》,长春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化进程研究》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学者丹尼尔?贝斯、佑恩?S.分别于1978年、1999年出版了《1895—1909年的张之洞与新时期的争执问题》、《张之洞幕僚的形成、变化
和发展(1885—1909)》。①这些著作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历史的张之洞
和学者眼中的张之洞,客观上为人们全面认识张之洞提供了多重视角,并将张之洞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另有许多著作,在研讨中国近代史有关专题时,对张之洞颇多关注。②断代史著作均不惜笔墨,论述张之洞的思想及行为。③近
代思想史及经济史的著作亦对张之洞多有点评。
④第二,数以百计的张之洞研究论文刊行于世,并涌现了一批?
24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③④有关张之洞思想的论述,参见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
(修订版)上、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侯厚吉、吴其敬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3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吴剑杰《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等等。至于张之洞的经济活动,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上、中、下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严中平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上、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陈旭麓主编《近
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据剑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译出);罗福惠《湖北通史?晚清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
参见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夏东元《晚清洋务运动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等。
Daniel H.Bays ,China Enters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ang Chih 2tung and the Issues of
a New A ge ,1895—1909(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Y oon ,Seun 2gioo ,The Formation ,Ref ormation ,and Transf ormation of Zhang Zhidong ’s Document Commissioners ,1885—1909(Harvard Univ.Press ,1999).
专家。
据笔者统计,1978年1月至2002年9月,学术界发表有关张之洞的论文648篇①。这些论文对张之洞的思想及行为进行了多侧面、多层次的论说。既有宏观的述评,又有微观的分析;既有流于一般化的学术重复劳动,也有独具慧眼的见解,以及真挚而激烈的学术争鸣。
一批有重要成果的代表性学者脱颖而出。苏云峰是20世纪70—80年代港台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张之洞研究专家,他对湖北近代化历程,尤其是对张之洞在湖北的近代化教育事业做出了扎实研究。赵德馨、周秀鸾对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张之洞兴办近代企业的资金来源等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观点。代鲁关于汉阳铁厂“招商承办”、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是非得失、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等问题的看法,均有相当的学术价值。皮明庥长期从事湖北地方史的资料整理及研究工作,尤长于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角度把握张之洞的洋务活动。冯天瑜在张之洞研究方面著述丰厚,出版有关张之洞研究的专著2部,发表张之洞研究的论文19篇,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黎仁凯对张之洞有专精研究,出版相关专著1部,发表相关论文17篇。吴剑杰对张之洞与维新思潮、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等问题有深入研究,承担并独立完成湖北版《张之洞全集》数百万字的电稿、公牍、信函、家书的校勘任务,目前正着手《张之洞年谱长编》的编撰工作。何晓明对张之洞外交、军事、学术、教育诸思想,以及张之洞文化人格、政治风格有系统研究,其识见发人深省。陈钧所著《儒家心态与近代追求———张之洞经济思想论析》是迄今为止惟一以张之洞经济思想为研究对?
34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其中,标题出现“张之洞”这一关键词者,有432篇。虽然不以张之洞为主要研究对
象,但论及张之洞者,有216篇。
象的专著,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陈钧、任放从社会史及文化史角度,对张之洞及其创制的“湖北新政”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诠释。孔祥吉从发掘档案材料入手,对张之洞与清末立宪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见解。谢放考察了张之洞与戊戌政制改革的复杂关系,对“张之洞反对民权”说提出异议。此外,王先明、赵晓雷、秦进才、郝晏荣、赵荣、冀满红、钟康模、唐上意、李廷江、李细珠等人对张之洞的相关研究亦值得注意。
张之洞研究的资料整理及传记
张之洞研究的资料整理是张之洞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文集、年谱、传记及相关资料的收集、校勘、编纂、著述及出版。现举其精要,叙述如次。
(一)张之洞文集及相关资料
张之洞勤于政务,奏折、公牍、电稿等难以数计,另撰有数种著作。张之洞在世之时,即有著述刊行。在他去世后,人们多方收集、校勘、出版他的文集,版本杂陈,良莠不齐。
《书目答问》、《车酋轩语》、《劝学篇》是张之洞著作中刊行次数最多、发行量最大的3本书。《书目答问》于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是为四川写定本①。在众多的版本中,校勘精细者当推光绪五年(1879年)贵阳王秉恩刊本。《书目答问》笺注本及补正本,可参见江人度《书目答问笺注》4卷,光绪三十年(1904年)汉川江氏刊?
44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本文关于张之洞研究资料的有关叙述,参见冯天瑜《张之洞著作刊刻述略》,
《江汉论坛》1992年第6期;秦进才、戴藏云《张之洞著述编撰特点初探》,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进才《张之洞著作的编纂与流传》及《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在此一并致谢。
本;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5卷,南京国学图书馆1931年刊本。《车酋轩语》流传较广者,为光绪二年(1876年)刊行之四川写定本。蒋德钧辑《张香涛学使学究语》1卷,光绪十五年(1889年)湘乡蒋氏龙安郡署《求实斋丛书》本,系据《车酋轩语》辑录而成。《劝学篇》最早的版本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两湖书院刊本。今有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陈山榜评注本(大连出版社1990年版),冯天瑜、肖川点注本(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2002年新版)。西方译本为Woodbridge ,Samuel I.:Chi nese O nly Hope :A n A p 2peal by Her Greatest V iceroy Chang Chih 2t ung (New Y ork ,Fleming H.Revell Co.,1900)。
张之洞全集的最早版本,是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全集》162卷,1920年铅印本。较为流行者,为王树枏编辑《张文襄公全集》229卷,北平文华斋1928年版。王树枏刊本另有1937年版、台北文海
出版社1963年重版。①中国书店1990
年海王古籍丛刊以文华
斋本为底本,缩印《张文襄公全集》,精装4册。王树枏刊本以其资料宏富、体例规整,成为张之洞研究的最基本史料,并为当今编辑新版《张之洞全集》的底本。另有许同莘辑《张文襄公四稿》151卷,首1卷②。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张之洞文集,当推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主编《张之洞全集》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4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秦进才称,《张文襄公四稿》包含《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奏稿》、《张文襄公公牍
稿》、《张文襄公函稿》,由许同莘编辑,历时10年,1918至1920年陆续以铅印本面世。另有李景铭编《张文襄公电稿》,属于加税免厘的专题摘录本,由北京经济学会于民国年间刊行。《张文襄公四稿》151卷,奠定了编辑《张文襄公全集》的基础。参见秦氏《张之洞著述版本举要》,载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
1937年的刊本,系张之洞弟子甘鹏云等人在王树枏刊本基础上修补而成,删去《家
书》1卷,即为今日所见之《张文襄公全集》228卷,北平开雕楚学精庐藏版。武汉大学历史系藏有此本。
由武汉地区学者编纂的湖北版《张之洞全集》约1000万字,即将由武汉出版社出版。
张之洞的诗文及书信亦有多种刊本。如袁昶等编《广雅碎金》4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桐庐袁昶《渐西村舍汇刊》本。1918—1922年间,张之洞亲属陆续刊刻《广雅堂四种》15卷。坊间印行的《张之洞家书》系伪作①。从版本学的角度看,张之洞文集另有稿本和抄本可资参阅。稿本如《香涛制军手札》,北京图书馆藏。再如抄本《督楚公牍》17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张之洞电稿》,近200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等等。
尚有其他史料可资研究者参考。例如,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220卷,宣统元年(1909年)刊本。又如,张之洞为宦所在地之地方志。多种近代史料丛刊因辑录张之洞相关资料,对于张之洞
研究亦有参考价值。
②(二)张之洞年谱及传记
介于张之洞研究原始材料(如文集)和专题性学术论著之间的,是张之洞年谱和传记。今见张之洞年谱,计有如下数种:
张之洞撰、王树枏辑《抱冰堂弟子记》1卷,凡120条,可视同?
64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如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汪敬虞编《中国
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8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中华书局1963年版,等等。
《张文襄公全集》原有家书1卷,张之洞子孙称非其手笔,显为伪造。抗战前上海中
央书店曾印行《清朝十大名人家书》,包含伪《张之洞家书》。1996年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参照此本,出版《清代十大名人家书》。参见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196—197页。秦进才《〈张之洞家书〉辨伪》,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
年谱。刘广志编《张文襄公(之洞)年谱》,抄本,见李士涛《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10卷,有1931年誊写油印本,见存于上海、北京。另有商务印书馆1943年重庆初版、1946年上海初版。胡钧编《张文襄公年谱》6卷,1939年北平天华印书馆排印本。胡氏年谱较之许氏年谱有增补,当以两谱并览为宜。张春霆编《张文襄公治鄂大事年表》,附于1947年湖北通志馆
排印本《张文襄公治鄂记》后。①今人所撰张之洞年谱,当以李日
章《张之洞年表》最精详,录入王晓波等编撰《现代中国思想家》第2辑《张之洞》,台北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
张之洞传记可分为史料类传记和学术类传记。学术类传记比史料类传记更系统,更有研究意味,因为立传者必须对传主的一生予以客观描述,必须做出明确的价值判定。学术类传记上文已有表述,不赘。这里仅就史料类传记简述之。据杜连、房兆楹编,引得编纂处校订《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
合引得》
(中华书局1987年版),记载有关张之洞传记5种,分别是:宝镇《国朝书画家笔录》卷4,文学山房宣统三年(1911年)版;赵尔巽等《清史稿》卷443,1927年版;中华书局《清史列传》卷64,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版;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卷7,天津徐氏1925年刊本;闵尔昌《碑传集补》卷2,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1年版。另参丁运枢、陈世勋、葛毓琦编纂《张公襄理军务纪略》6卷,宣统元年(1909年)石印本。四明听雨楼主人编纂《张文襄公事略》。辜鸿铭编纂《张文襄幕府纪闻》2卷,宣统二年(1910?
74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1966年台北开明书局排印本《张文襄公治鄂记》附,此本撰者署张继煦,为同一人。
张继煦,字春霆。参见《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张之洞”条,杭州大学图书馆资料组1962年编印;谢巍编撰《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75页;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第538页。
年)刊本。汪兆镛纂辑《碑传集三编》卷2“宰辅二?张之洞”。杨公道编《张文襄轶事》,大华书局1919年版。朱传誉主编《张之洞传
记资料》,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等等。
①张之洞研究的主要论题及观点
(一)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
1.张之洞与中国工业近代化
(1)张之洞与中国近代钢铁业、纺织业及铁路
钢铁工业的发展,在经济史上往往被视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由传统向近代化过渡的重要标志。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由张之洞一手创制,是一个煤铁联营、工矿结合的近代亚洲最早的大型钢铁企业联合体。汉冶萍公司的崛起,为开拓中国近代化的钢铁工业起到了筚路蓝缕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及近
代中国工业时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②汉冶萍公司
对于考察近代中国民族工矿企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堪称典型
个案。
③许多论著都论及汉阳铁厂的亏损问题。全汉的议论堪称典型,他指出:汉阳铁厂的产品,成本高且品质劣。张之洞曾将汉阳铁厂出产的生铁、熟铁及钢,发至上海耶松洋厂及义昌成洋行试销。?
84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③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1709页。
毛泽东此语的出处,说法不一。参见《访南通话张謇》,1983年5月9日《世界经济
导报》;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徐盈《毛主席说,有四个人不能忘记……》,《纵横》1984年第3期;《纪念范旭东先生逝世二十周年》,1985年10月5日《中国化工报》。
参见吴泽、杨翼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张文襄公事略”条,上海辞书
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第538页。
结果,钢及熟铁的价格和洋产销价相当,但生铁因品质问题,价格较洋产为贱。实际上,钢的品质也有问题。铁厂设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制造枪炮所用的钢,但实际情形并不如人意。上谕也责备张之洞,称“湖北铁政经营数年,未著成效。即如快枪一项,至今尚未制成”云云。铁厂的另一任务,是制造钢轨。汉阳铁厂开始生产后,其制炼的钢轨因为含磷过多,容易脆裂,并不适用。这个在东亚最早成立的铁厂,在官办时代(自光绪十六年至二十二年)因产品质量行销不畅,以致难以为继。究其原因,有燃料问题(汉阳铁厂开办后的最大困难,为可供炼焦炭用的煤之缺乏),有机器设备问题(从英国购买的酸性贝色麻炉与含磷较多的大冶铁砂性质不合,所炼之钢因脆裂不宜于作钢轨;汉阳铁厂的投资额只有官本银500余万两,无法与资本数以千万计的外国钢厂相比。资本严重不足,使铁厂不具备规模效益,并影响到生产成本的增大),有厂址问题(汉阳铁厂生产成本较高,与厂址选择的不妥也有关系)。此外,中国关税不能自
主也是导致汉阳铁厂长期亏折的一个重要因素。
①不独全汉,许多学者指责张之洞在汉阳铁厂选址问题上的失误。代鲁对此进行了辨析,认为铁厂设在汉阳,客观上利大于弊;张之洞在厂址选定上是经过反复比较和多方勘查的,绝非草率
从事;汉阳铁厂办不下去,同厂址没有多大关联。
②张之洞对于中国近代纺织业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近代纺织业刚刚起步。在当时的7家纺织厂中,即有张之洞创办的湖北织布官局。有论者称,在创办棉纺织业方面,张之
?
94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代鲁:《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是非得失平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2期。全汉
:《清末汉阳铁厂》,原载(台北)《台大社会科学论丛》第1辑,后收入中华文化
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9编“自强运动”(四)“工商业”,
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5年版。
洞的识力在李鸿章之上。①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意识到外资
在华设厂将严重斫伤民族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他多次疏奏改造土货,设商务局、工政局,奖励工商,以振实业。有学者认为,张氏已从传统农业经济观中脱离出来,认识到富国裕民不能端赖农业。欲求转弱为强,必须讲求工商。这实在是代表清季经济思想转变的成熟倾向。固然,张之洞精造出口货以广其出、仿造进口货以杜其入的主张,仍未脱离商战思想的范畴,但他所揭举的新看法与推行计划,却为此后清廷建立实业政策提供了重要启示。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翌年,暂署两江总督的张之洞率先响应朝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的谕令,派陆润庠、丁立瀛、张謇分别经理苏州、镇江、通海一带商务局,重点放在棉纺织业。不久,苏州苏纶纱厂、南通大生纱厂开工。两局共设纺锭38550枚。清季以商务局办纺
织厂有成者,亦只此两处。
②在诸多近代史论著中,张之洞与中国近代铁路的关系均有论及。其中,吴剑杰的见解颇为中肯。他认为:铁路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近代兴修铁路之议始于19世纪60年代而迄于80年代,反对派官员囿于风水神灵之说,赞成者亦仅仅着眼于运兵运械之利。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他关于铁路建设必须立足于“销土货、开利源、塞漏卮”以发展民族经济,关于干线国有、支线民营,关于铁路借款必须坚持“主权第?
05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廖隆盛:《马关条约对中国棉纺织工业的扼窒(1895─1904)》,原载(台北)《台湾师
范大学历史学报》第3期,后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
代史论集》第9编“自强运动”(四)“工商业”。
胡秋原:《关于〈近代中国之西方认识〉并论近代中国思想史问题》,(台北)《大陆杂
志》第23卷第7期,引见王戎笙编《台港清史研究文摘》,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8页。
一”等一系列认识与实践,是当时国情条件下最可取的思想与行为。作为中国“钢铁之父”的张之洞,对近代中国铁路事业同样做
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①(2)张之洞的举借外债
资金短缺是张之洞在振兴实业过程中最感头痛的问题之一。因此,举借外债成为张之洞筹资的途径之一。
关于汉冶萍公司举借外债,已有多位学者撰文论述。其中,张国辉、代鲁的分析最为全面。他们指出,大冶铁矿在20世纪初向日本进行的借款,实际上是甲午以前实业借款的继续。此一借款,可以作为这一时期外国实业贷款的典型。据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从甲午至辛亥,清政府的工矿借款为24笔,汉冶萍公司占了22笔。张之洞在此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掌握华中实权的张之洞,在甲午以后的对外态度趋于亲日,这才有1899年2月盛宣怀与日本八幡制铁所签订的《煤焦铁矿互售合同》。此后,对于盛宣怀与日方代表小田切的多次磋商,张之洞全力支持。虽然他对草约规定以矿山作保一度犹豫,指示盛设法取消,但遭日方代表强烈反对。张之洞随即表示妥协,自我解嘲地说“三十年后本利全清,虽指山作保,似亦无妨”。于是,《大冶购运矿石预借矿价正合同》遂于1904年1月15日签订。多年来日本梦寐以求控制大冶铁矿作为八
幡制铁所原料基地的图谋,终于全部实现。②张之洞所办纺织企业
?
15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张国辉:《论外国资本对洋务企业的贷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代鲁:
《汉冶萍公司所借日债补论》,《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汪熙对《盛宣怀档案》所载汉冶萍公司外债数额进行了整理和换算,结果是:从1898—1911年,汉冶萍公司向英、德、日等国举借外债达2980余万关两,其中向日本借债最多,达1940余万关两,占总额的65%。参见该氏《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载《复旦学报》1979年第6期。
吴剑杰:《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举借外债,是一个不可遗漏的问题。张国辉指出,中日甲午战争前的1889年,湖北织布局曾两度向汇丰银行举借外债,金额为16万两,年息5%。该利息率高于外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也高于在华洋商之间通融资金的利率水平,但低于外国资本贷予清政府的政治贷款的利率水平,也低于同时期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张之洞在1893年为湖北织布局向国外赊购机器需付7厘年息时,称“岁息七厘,并不为多”。这间接反映了国内利息率较外国实业贷款的利率更高的现象。应该指出,这一时期的外国实业贷款不能视为高利贷性质的金融贷款,而是属于借贷资本的一种形式。因为张之洞举借的贷款,未曾发现它们的要求有逾越一般经济贷款的苛刻
内容。
①铁路借款是张之洞举借外债的重点所在,学术界对此看法不
一。赵靖、易梦虹、胡寄窗认为,张之洞最主要的理财“妙方”就是借洋债,以兴办铁路企业最为典型。西方列强通过贷款支持张之洞的洋务活动,愈来愈严重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张之洞因
之充当了清政府出卖中国利权的主要执行者和辩护人。②近10
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新的见解。崔志海通过考察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指出:甲午战后,张之洞成为清廷内部主张借款官办铁路的代表人物。借款官办政策虽然受到西方列强的操纵,但又是一项积极主动的措施。其目的并不是要出卖路权,而是要借助?
25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5—46
页。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2—283页。
张国辉:《论外国资本对洋务企业的贷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严中平在研
究中国棉业史时,认为张之洞创办之湖北织布官局向汇丰银行举借外债一事,表明该局自始便靠高利贷资本来扶持。参见严氏《中国棉业之发展》,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丛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外国资金和技术来启动中国的铁路事业,抵制西方列强对中国路
权的占夺,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大胆却务实的决策。
①赵晓雷、马陵合等人认为,张之洞在倡导铁路外债上虽远迟于李鸿章,但他对外债问题阐发的深度却是李鸿章难以企及的。张之洞利用外资、借债筑路思想本身有其合理的成分,体现了对经济现代化的追求。但也存在认识上的偏差:张之洞忽视了外债质的规定性,即没有对债权人与股权人在铁路建筑和经营权限上的差异做出清晰的界定。特别是,没有对抵押权做出明确的界定,张之洞为
获得外人信任,把国家担保和铁路抵押混为一谈。
②(3)张之洞与中国近代企业体制
近代中国的工矿企业体制以清政府所倡导的官办、官督商办体制为主。这种以官方为工业化主导力量的制度安排,发挥了开风气之先的示范作用,但也挫伤了民间资本的积极性。
大多数学者对张之洞的官办思想予以否定。严仲仪认为,封建性的官资、官权、官办,是张之洞所办洋务企业的根本特点,也是其致命弱点。其结果必然是封建性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
展,从而导致企业的完全失败与官办路线的彻底破产。③陈锦江
认为,张之洞用了“官商合办”这种新名词,但这并没有改变日益加
剧的官僚干预的趋势。④苏云峰在考察湖北近代工矿企业时,认
为张之洞不知管理科学之重要,以官领工,以外行领导内行,不求?
35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③④《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第514页。
严仲仪:《略论张之洞洋务活动的经济效果》,《经济研究》1981年第5期。赵晓雷:《张之洞与近代铁路建设》,《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2期。马陵合:《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崔志海:《论清末铁路政策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效率。
①陈钧、任放对张之洞官办思想的历史成因进行了系统论述:从社会环境看,张之洞官办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大举兴办近代实业的初期,这时中国的民间商人缺乏创办大型机器工业的经济实力。从社会思潮看,人们对以官权屏护近代企业寄予厚望。从清廷财政收支看,清廷仍有财力支撑官办企业。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前期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的道路看,都是最先采用官办形式。上述因素对张之洞官办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养分和土壤。从湖北新政产生的历史契机看,它是通过双重移植得以出台的:一是从广东移植到湖北,如枪炮厂、钢铁厂、纺织厂等;二是从国外大量购置机器。离开了官权的运作,这双重移植是难以实现的。从张之洞个人因素看,他是清廷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对官权的崇拜与捍卫是其阶级属性的必然反映。张之洞为创办近代企业而确立的诸多办厂原则,诸如求大求全、求精求新、讲求速度、“专就湖北铁、布、枪炮三厂通筹互济”等等,也迫使他首先强调官办。此外,与李鸿章相颉颃的宿愿以及对盛宣怀独揽汉阳铁厂的防范,直接影响到张之
洞官办思想的确立。
②官督商办企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份公司制度的最初形式③。全汉在论述清季铁路官督商办制度时,认为张之洞从铁?
452?《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
①②③周建波:《晚清“官督商办”企业的改革思想及实践———西方股份公司制度在中国最
初的命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4期。另参汪熙《试论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性质与作用》,《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陈钧、任放:《张之洞经济思想散论》,《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苏云峰:《湖北近代工矿业之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0
年第9期。苏氏认为,湖北于清末花费巨资,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七八十名之多,惟其技艺未必精湛,工作又多缺乏热忱。因此,有些技术性问题长期未获解决,对工业化之进度不无阻延。
路资本的筹措、铁路交通与公共利益的密切关系、铁路修筑须获得官方协助等方面,论证了铁路官督商办的理由,并对官、商权限进
行了详细划分。①从全汉的立意看,张氏的议论,可视为清季铁
路官督商办制度的经典诠释。
关于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学术界存在分歧。胡滨认为,张之洞所办企业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它们采用机器生产,使用雇
佣劳动者。②陈月清则认为,张之洞所办企业属于早期官僚资本
的性质,因为张之洞所办的军用及民用企业具有很大的封建性和
买办性。③冯天瑜、周积明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经营的官办企业,在生产力方面尽管带有近代色彩,但在生产关系上却是封建性的,
不能视同国家资本主义。
④2.张之洞与中国教育、军事及政治近代化
?
552?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
①②③④冯天瑜、周积明:《张之洞“振兴实业”夭折的原因》,《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陈月清:《张之洞所办企业的性质和特点》,《山东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这种
观点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40年代,如王亚南认为,近代洋务的创办过程,就是中国买办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那种形态的资本结托依附帝国主义的过程。参见王氏《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中国经济科学出版社1946年版,另有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认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及买办性,曾是60—80年代通用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普遍采纳的观点。如中国人民大学60年代编写的近代经济史教材称,洋务派军事工业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民用企业具有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性,还具有浓厚的买办性。该校70年代末编写的近代经济史教材稍有变化,但是仍然认定:清政府洋务派民用企业和军事工业属于官僚资本主义,但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参见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史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7、126—128页;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编写组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53页。
胡滨:《张之洞与洋务运动》,《文史哲》1963年第5期。
全汉
:《清季铁路的官督商办制度》,原载(台北)《学术季刊》第3卷第2期,后收入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9编“自强运动”。
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人称张香帅，号抱冰老人，南皮人，东南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的创始人，中国高等师范学堂之鼻祖，中国幼儿园创始人（第一所幼稚园，选聘了3名日本保姆）。中国重工业奠基人。张之洞13岁中秀才，16岁中顺天乡试第一名（解元），26岁中会试第三名（探花）。1909年(绪三十五年) 七十二岁。10月4日病逝，6日追谥文襄，晋赠太保。翌年归葬南皮。 张之洞先为清流以敢谏闻名，号称牛角，其战斗力非常生猛。后任山西巡抚和各地学官,后来长期任总督，1907年后任大学士，军机大臣，1909年死，谥号文襄。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武汉，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曾记否，北伐时京汉铁路大罢工），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 以芦汉铁路的修筑为契机，张之洞为了图，御外侮；挽利权，存中学，在他主政的18年间，兴实业、办教育、练新军、应商战、劝农桑、新城市、大力推行湖北新政。 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炮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便主持兴建湖北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等重型企业。汉阳铁厂于1894年建成投产，开炉炼钢。炼铁厂共有铸铁厂、打铁厂、机器厂、造钢轨厂和炼熟铁厂等6个大厂，4个小厂，两座钢炉，工人3千人，外国技师40人，这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大型钢铁工厂。炼铁需要铁砂和煤等原料和燃料，于是张之洞又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此处铁矿蕴藏丰富，从而又兴建了中国第一个用近代技术开采露天铁矿——大冶铁矿。张之洞先后下令开发大冶三石煤矿、道士茯洑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安源煤矿，太祖发迹的圣地）。这样，就以炼铁厂为中心，兼采铁、和采煤和炼钢为一体，创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也是远东第一座的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兴起，为我国重工业开了先河。除此之外，张之洞还创建了我国首家系统完备的军工厂——汉阳兵工厂，汉阳造从此闻名天下（曾记否，汉阳步在八年抗日战争都在用），在中国近代军事建设以及国防中起到重要作用。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1898年（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1900年正式开学，聘请美国农学教习2人指导研究农桑畜牧之学。 1906年，农务学堂校址迁移到武胜门外多宝庵地方（今湖北大学校园），开设高等正科，改名为湖北高等农业学堂，并附设实验场。这是湖北最早的近代农业学堂和现今华中农业大学的前身。 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课程有汽机、车床、绘图、竹器、洋脂、玻璃各项制造工艺。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综述 文章对近三年张之洞研究的成果进行梳理，综述了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张之洞与百日维新；张之洞与清末新政；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学界更好的了解研究的不足，推动对张之洞其人及思想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标签：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研究綜述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末名臣，晚晴洋务派代表人物。近年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不断解放，对张之洞的研究突破了固定僵化的格局，研究的角度不断拓展，视野更加开阔，新的论点及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近三年来，关于张之洞研究的文章近百篇，另有5本专著出版。 一、张之洞的全面研究著作 关于张之洞其人综合性研究的主要有：胡克夫、陈旭霞、戴逸、吴剑杰等等，各有侧重。 胡克夫，陈旭霞的著作《晚清燕赵社会大变局以张之洞的改革观和文化观为考察主线》在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制度变迁，文化结构变迁，教育制度变迁，军事制度变迁，以及生产生活方式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变迁，思想领域变迁等这些方面为经，以燕赵近代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抉择与约束条件为纬，分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文化观及其实践，以此揭示引发近代燕赵地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由裂变向质变的主因。[1] 在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戴逸《清代人物研究》的书中，从实业、教育、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张之洞的历史功绩，张之洞从官脉络清晰，基本按时段分，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2] 二、中体西用思想的实践研究 “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一直以来也是学术界研究张之洞其人的一个侧重点，许多学者如蔡红、石文玉等等进行了关于其中体西用思想实践的研究，研究成果也比较丰富有期刊和学位论文等。近三年来，一些学者也尝试从一些侧面挖掘其更深刻的内涵。 学者谢放从学术与政治文化层面比较梁启超与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异同，并认为不应过分强调两者思想的分野和对立。[3] 张勇从《劝学篇》这个角度认为，其主旨思想“中体西用”起到了汇通中西、平衡新旧的作用。张之洞所建构的“兼采中西而又调和新旧”的文化结构，在近代中国社会实际上演绎成一种文化实践，其重要价值在于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转型
中国近代史人物点评
中国近代史人物点评——李汉俊 李汉俊（1890～1927），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原名书诗，又名人杰，号汉俊、湖北潜江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与陈独秀、李达等共同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2月即代理上海党支书记，并主编《新青年》。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因与陈独秀、张国焘意见不一，回武汉从事革命工作，曾任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教育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领导工作，是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脱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先后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湖北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春赴上海任教。1927年底被军阀胡宗铎逮捕，同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年仅37岁。195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少年时期李汉俊1890年4月出生于湖北省潜江县沱埠垸袁桥村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李汉俊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小小年纪，就具有多方面的知识，并娴于辞令辩才。李汉俊年幼时曾听
他父亲给他讲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次农民起义的故事，他从中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历史知识。20世纪之初，中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四方列强大肆侵略，华夏大地已是“瓜剖豆分，千村寥落”。李汉俊如饥似渴地汲取新知识，了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萌生了拯救国家民族的念头。他说：“我们求学是要成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为国家民族扬眉吐气而出力。”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是中共创立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之一，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1904年，年仅14岁的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留日期间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十分勤奋地学习马克思原著，并用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说：李汉俊是中共中“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1918年回国后他以饱满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创办《劳动界》，他参加编辑的《新青年》、上海《星期评论》、《共产党》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的最重要刊物，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在上海参与发起建党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纷纷建立。早在1919年9月，李汉俊就萌发了在中国建党的思想。1920年初，他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着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同年5月，他和陈独秀等组织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他和陈独秀等又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大地上的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
近代史人物资料
此资料仅供参考 慈禧，林则徐，吴佩孚，段祺瑞，徐向前，陈毅，林彪，孙中山，蒋介石，张学良，毛泽东 曾国藩- 晚清四大名臣之一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清朝湖南长沙人，中国近代政治家、军事家、理学家、文学家，因讨伐太平军时，有大肆屠杀平民之情事，而与其弟曾国荃被称为曾剃头或曾屠户。曾国藩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同治年间封一等毅勇侯，又授世袭罔替，谥文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思想——明用孔孟之名分，暗效申韩之法势，杂用黄老之柔弱。 ?组建湘军?大战太平军?攻占南京?追剿捻军?主办洋务? 天津教案 （1）按阶级立场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曾国藩是有过的，而且这个过很大，因为曾国藩在打倒太平天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曾国藩的过失或者罪责是延续了封建社会，延续了满族人主政的清朝。 （2）从国家利益而言,他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他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强大了军事力量,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例外,曾国藩的文才 也很出色,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财富;如果不是因为乱世,也许他会成为
一个像鲁迅一样的文人让人永远记住;但他用他的方式为祖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同时影响了整个中国 一、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二、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三、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四、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五、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六、中国传统文化持家教子的最大成功者 七、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 八、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李鸿章大家自己查查我就不总结了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重大课题。为此，本文试图从现代化的视角来探寻洋务运动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地位。 一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最早启动。 首先，洋务派面对新的形势，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最早的现代化思想。19世纪中叶，现代化浪潮已从欧美席卷到世界各地，它打破了各国的隔绝状态，将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连为一体，人类历史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而在中国，清王朝遇到了开国以来最大的统治危机：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凭借洋枪洋炮打败了“天朝”军队。日趋衰落的清王朝犹如一座将倾的大厦，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政治统治的危机，促使统治集团发生了分化，出现了新的组合――洋务派。他们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提出了应变的思想，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最早揭示这一思想核心的是冯桂芬，他在1861年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这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洋务运动最重要的领导者李鸿章曾多次阐述过相同的观点，如1863年2月他在致曾国藩书、1864年春在致总理衙门书和1865年9月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都反复强调了用外国长技来维护中国的“文物制度”的主张②。另外，洋务知识分子如王韬等也都在其著述文字中阐述过类似的观点。直到1898年另一位洋务官僚张之洞发表《劝学篇》，才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在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中体西用”的思想成为洋务派的理论纲领。 在这一理论中，洋务派把中学和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进而肯定两者的相对价值，即中学具有精神价值，西学具有物质价值；更进而肯定两者的功用，即中学用来“治心身”，西学用来“应世事”。在这里，中学和西学的地位虽略有高低之分，如强调中学是“本”、“体”，而西学只是“末”、“用”，但同时这两者又被强调是相补相救，不可偏废的。说到底，就是他们企图要以军火武器和科学技术的“西用”，来达到维护古老的封建王朝这个“中体”的目的。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落后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体现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之间的矛盾。从哲学上看，这种两分法是谬误的，因为它是一种既肯定新价值又不否定传统价值的相对主义。 然而应当指出，洋务派主张“中体西用”，“实已是一革命性的态度”③。从理论上看，他们以这种思想模式将西学内容合法化，将指向现代的世俗价值目标引进传统框架内，肯定西学所指向的世俗价值，肯定其具有传统伦理价值所不能替代的实际功用。这就等于承认中学还有所不足，还有待于西学补充，西学确有超越于中学的地方，从而动摇了“礼义至上”的传统伦理价值观的绝对、唯一的权威地位。这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从实践上看，这一思想不再像经世派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那样停留在书本上和口头上，而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有效的影响，它具有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开阔人们视野，引导人们追求新知的积极作用。即以当时设立的学堂而论，尽管每所学堂以及每次派遣留学生几乎都强调“以义理为体，以格致为用”，但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实际上是以西学为主的。有的只是规定“仍兼讲中学”：有的只是说“汉文经学，原当始终不已”，并不列为正式课程；有的只是要求学生在“闲暇”时阅读一些史鉴之类的书。当发现某些学生偏重中学、荒废西学时，还认为是背离了设立学堂的宗旨而着力加以整顿④。毫无疑问，“中体西用”思想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化理论⑤，它使中国人迈出了由“传统人”向“现代人”转变的脚步。 其次，洋务运动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实现了中国从手工业制造转入机器生产的起步。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
中国近代史纲要人物评价 林则徐
林则徐生平简介：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70多年，被誉为近代最重要的名族英雄。嘉庆九年（1804）中举。十六年中进士。曾与龚自珍、魏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二十五年起，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任上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划海运，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后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亲自实地查验山东运河、河南黄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黄河由山东利津入海以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十二年授江苏巡抚。江苏旱涝灾情严重，他上奏历陈民间困苦，坚请缓征受灾州县漕赋；致力兴修水利工程。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他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十七年，升任湖广总督。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四月二十二日（6月3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20天中销毁鸦片19179箱、2119袋，共计2376254斤。在此期间，林则徐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对策、办理交涉参考。所译资料，先后辑有《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澳门新闻纸》等，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林则徐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彷制。林则徐督师数败英军。鸦片战争开始后，英军陷定海，再北侵大沽。道光帝惊恐求和，归咎林则徐。九月被革职。二十一年三月受命赴浙江协办海防。五月充军伊犁。他在伊犁协助办理垦务，倡导水利，开辟屯田。又绘制边疆地图，建议兵农合一，警惕沙俄威胁。二十五年被重新起用署陕甘总督，次年转任陕西巡抚。二十七年升云贵总督。曾先后平息、镇压西北西南民族冲突和人民起义，整顿云南矿政。二十九年因病辞职归籍。 历史罪人：在中国，凡读完中学的人都知道，林钦差赴任后，不去深入调查鸦片在中国流行的原因和流入的渠道与路径，也不细查贩运鸦片的英商有何强大的国家背景，更不认真评估禁烟后所能产生的严重国际反响及其对自己国家可能产生的祸害，其上任伊始，就拍脑门做决定，实行了对境内外鸦片贩子“入即正法，船货归官”的铁腕政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强硬手段，从英国鸦片商人手中缴获了2万多箱鸦片现货，于1839年6月3日，在虎门沙滩上掘池予以全数销毁。现在回过头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革命人物评价
革命人物——黄兴 黄兴，原名轸，改名兴，字克强。1874年10月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中，父亲黄筱村是晚晴秀才，年幼时便深受明末大儒王夫之影响。22岁考中秀才，到了1898年，24岁得黄兴正直青年时期，思想先进。在受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荐下进入武昌两湖书院读书时，便认同维新变法运动主张。1902年于两湖书院毕业后赴日留学，其先进的思想与渊博的知识为其之后的革命道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黄兴，这个先进人士，不惧艰难困苦，不惧强权，勇敢地站出来。积极组织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每次起义他都亲自策划，身临前敌，冲锋陷阵，异常勇敢。 1905年7月，在日本，他结识到了刚到日本的孙中山。在黄兴的积极推动下，孙中山与之筹组的同盟会于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孙中山出任会长，而黄兴出任庶务，为同盟会仅次于孙中山之下的领袖。之后便主要发展革命分子，组织武装起义。 1907年夏，黄兴在越南河内与孙中山一起策划南方起义。九月份，黄兴开始发动了钦州、防州起义并亲自指挥；继而12月份发动镇南起义。 1908年3月，黄兴等人有安南进入广西，率领200余人钦州、广州、上思再次起义，与2万清军连番激战并最终大败清军。随后，弹尽粮绝，以四人而御六百敌军，机智从容退回越南河内。但是之后发动的云南河口等起义都遗憾的失败了。 失败，并没有恐吓到他，并没有是他退缩。 1909年秋，受孙中山之托，黄兴在香港成立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策划第二年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遗憾起义再次失败。 再次的失败，也没有使他丧气。 1910年11月3日，黄兴与孙中山等在南洋槟榔屿(马来西亚)集会，决定在广州再举行起义，与清军决一死战。 1911年4月23日，同盟会发动第三次广州起义，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他率敢死队百余人，攻入两广总督衙门，发现总督张鸣歧已逃跑。此次起义多人牺牲，事后收硷殉难者遗体，有72具，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黄兴指挥队伍杀敌，战至最终只剩他一人。右手负伤，断两指，逃到广州的河南女同志徐宗汉家，由她护送至香港就医。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黄兴由上海到达汉口，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指挥民军同清军的战斗。在汉口、汉阳苦战20余日后，民军退至武昌；此时，黄兴认为应转攻南京，遭当地革命党人反对，乃辞职去上海。 黄兴，主见意识强，倔强而不顽固，识大体，顾大局。 黄兴于12月赶往南京指挥战事，并于12月2日一举攻下南京城。 黄兴，积极表现自己，事事亲力亲为。然而，功成后却不邀功，甘心居于人后默默地付出。 在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相继光复后，12月4日，宋教仁、陈其美等却召集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在上海江苏省教育总会举行会议大会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公电孙中山归国主持大政，推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并主持南北议和的谈判。黄兴对大元帅一再推让，后改推举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兴仍一再推让。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中国最伟大的政治革命 清末新政是自1901年开始，在慈禧太后(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主持下，进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 清末新政的伟大和成就，在海外史学界已经得到承认，参见相关的综述论文，但是，在中国。或者在整个华人历史界，清末新政依旧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片空白。这是一个非常离奇的景象，但这类事并不是孤立的，比如，海峡两岸的个别历史学家引用中国第一档案馆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所谓康有为和梁起超的“公车上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但是，绝大多数华人历史学者依旧在散布谎言，有的在相关专著中继续扯谎。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化上，华人历史学者基本是儒教传人，而儒教华夷之分侵入骨髓，明明在撒谎也在所不惜，这是儒教的老传统了，儒教弟子们撒谎不认为是可耻的，而是认为在维护儒教的神圣，比如，孔子删诗，孟子就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意思是书上说的不一定是真的，也就是儒教把持的“历史”撰写很多是假的，但儒教弟子不脸红。二是政治上的，民国的建立，以摧捧明朝贬低清朝为其基本论调，而我党是几个阶段，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等等，也就是继承了孙文的革命。台湾和香港的更是维护民国的中国历史“定义”。因此，从文化和政治两方面看。今天的华人历史学界基本是在否定和丑化清代为目标。 清末新政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最伟大的事件。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过是进行了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 清末新政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彻底而迅速地对中国政治系统加以改造，在体制和思想两个方面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从传统向现代转移，从中国转向西方模式，造就了新旧两个中国的分野。 1840年，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清帝国紧闭的大门，将中国带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历史，160年来，中国屡经变革，愈挫愈勇。政治体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社会主义，凡是曾在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无不试验过，中国成了各派政治理论的试验田。政权组织形式，是总统制还是内阁制？是单一制还是联邦制？是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是一党专政还是轮流坐庄？是虚君共和还是开明专制？等等，都经过实践的检验。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张之洞与武汉”的研究性学习报告 活动目的： 1．以了解“张之洞在武汉的建设成就”为例，通过对教材中的内容──“洋务运动”的延伸，引导学生客观地评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2．充分利用社区资源，深入挖掘武汉地方特色文化，培养学生知乡、爱乡的情感和建设家乡的社会责任感。 3．通过实践活动，使学生掌握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增强学生个人体验，培养学生初步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 活动准备： 1．设计海报，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 2．联系武汉音乐学院院办、武汉方志馆等处，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 3．联系有关专家、学者，以获得支持。 活动过程： 201×年×月×日，张贴暑期海报，学生报名。7月7日，报名参加活动的同学在学校多媒体室集合，由教师简要地介绍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为富国强兵而进行的洋务运动的相关知识，使学生知道张之洞是洋务运动后期地方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曾说过：“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张之洞所办洋务在武汉取得的成就最多。武汉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能够感受到现实与历史的交融。由此确定以“张之洞与武汉”作为这次假期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内容。 一、收集、整理相关材料。
师生共同讨论如何进行这次活动，计划进行实践活动的第一步，即师生分头搜集相关资料。同学们有的在校图书馆借阅到《末代名臣张之洞》，有的同学在武汉方志馆借阅到《张之洞评传》及《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有的同学在武汉档案馆借阅到《大武汉旧影》并对相关内容、图片进行了翻印，有的同学还通过因特网查阅到了史学界对张之洞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汇集，初步了解史学界对张之洞的研究状况及张之洞在武汉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汇编，制成了宣传栏。在这一过程中，有学生提议绘制一幅清末武汉三镇图，将张之洞创办的厂矿企业及学校标于图中，可以增加立体方位感。于是使用学校所拨经费购买了木板、油漆、排笔等工具，由学生主笔，在地理老师、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以《武汉历史》上的清末武汉地图为底稿绘制了放大后的清末武汉地图，并且进行了配色、着色，从而使张之洞在武汉兴办的工厂、学校等跃然图上。 二、寻访历史遗迹、遗址，比照今昔，感受变化。 在教师的带领下，同学们连续三天头顶烈日，冒着酷暑对武昌、汉阳、汉口等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因为目的明确，所以同学们的热情很高，在亲身体验的过程中，学生的视野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如在参观汉阳铁厂旧址时，有一学生提出了：“张之洞为何要将铁厂建在龟山下、汉江边？”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面对眼前依稀能辨认出旧貌的历史遗址，同学们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对这一处工厂的选址进行了论证。在各地的考察中，同学们还纷纷拿起照相机记录了他们初中生活中的这一段旅程。实地考察后休息了两天，29日学生到校交流各自的体会。因为具备了一定的理性和感性认识，学生们在交流中逐渐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虽不见高明但其思想已开始进发出理性之光。有些问题虽然提出来，但学生们一时无法解决，对此老师及时给予肯定，并鼓励大家不要回避疑难问题，同时表示将帮助学生联系有关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来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三、访问有关学者，解析疑难。 由老师出面分别联系《张之洞评传》的作者、湖北大学文化学院的何晓明教授以及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研究员吴明堂先生，由学生进行访谈。学生们的
张学良人物评价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洋务运动张之洞
对xx在洋务运动中的作用的思考 评价张之洞这个人，我想我是没有太大的资格的，只因为以我的学识，还没有达到能完整地评价一个人的地步。我这里想说的，只是关于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的一些个人的看法。 直接接触的有关洋务运动的文本，首先肯定是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纲要》。在第二章的第二节的第一小点的第二段有这样一句话： “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系带企业，兴办洋务。这些官员被称为“洋务派”。 这里我曾有一个疑惑，在列举部分成员时，不是按照姓氏笔画为序。那么，编者又是按照怎么样的顺序来列举这些人的呢？按照他们在洋务派中重要地位？是他们的官位大小？还是仅仅是列举，没有做其他的考虑。我想这个问题在结束时可以解决。 后文还有一处提到张之洞，在列举1890年前洋务派兴办的近代企时，“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机炮厂。”这句话出现在所有被列举的军事工业之后。 此外，这本书再无关于张之洞任何描述。对于这章的内容，我的理解是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要成员，参与洋务派的洋务事业。 当然，了解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其人其事怎么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呢？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简要的介绍了他的生平。可以说他是一个官二代了，父亲是知府。他在十六岁高中乡试解元，后来会试取中为一甲第三名。此后，便开始了他的仕途，最初是在京中的翰林院供职。光绪七年十一月，补授他为山西巡抚。他在山西工 ①作三年后，也就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朝廷命令其取代两广总督张树声。其实中法战争对张之洞的影响很大，不仅仅是实授张之洞为两广总督那么简单，中法战争对张之洞内心触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做了六年的两广总督后，他被调补为湖广总督，自此一直坐镇武汉。
清末立宪研究文献
清末立宪研究文献 中文之部 一、著作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戴逸等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剑桥中国晚清史》（美）费正清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革新派巨人康有为》林克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林增平等主编，湖南出版社1991年出版。 《梁启超与立宪政治》董方奎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出版。 《中国：传统与变革》费正清、赖肖尔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法）弗郎索瓦·魁奈商务印书馆1992年出版。 《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侯宜杰人民出版社1993年。 《清末新政史》张连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法）白吉尔著张富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中国近代对民主的追求》徐宗勉、张亦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近代中国宪政史》殷啸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出版。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出版。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出版。 二、论文 1、总论 《论清末实行预备立宪的必要性及可能性》董方奎《安徽史学》1990－1 《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开端》侯宜杰《历史档案》1991－4 《预备立宪失败的原因》侯宜杰《史学月刊》1991－4 《清季政府及其覆亡论析》迟云飞《北方论丛》1992－2 《清政府为何灭亡在1911年》迟云飞《求是》（内部文稿）1991－24 《清政府衰败是辛亥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迟云飞《湖南师大学报》1992－1 《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研究》萧功秦《战略与管理》1993年创刊号。 《慈禧新政评议》刘平《学海》1993－5 《略论清末改革的社会背景》罗大正《齐鲁学刊》1994－4 《关于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几点认识》徐宗勉《近代史研究》1994－4 《论清政府与清末近代化的迟缓》季云飞《学术月刊》1994－3 《改革开放的历史误区－湖北新政运动失败探析》宋亚平《近代史研究》1994－1 《晚清地方势力的发展与清朝中央政府的对策及影响》朱英《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4－4 《辛亥革命：现代化的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马勇《近代史研究》1995－1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朱英《近代史研究》1995－2 《论晚清近代化的制约因素与政府作用》陈今晓《中州学刊》1995－5 《清末政治体制改革刍议》沈振群《江西师大学报》1995－1 《清末新政失败论议》谢俊美《历史教学》1995－11 《清末新政与清朝统治的灭亡》张连起《学习与探索》1995－2
近代史人物评价
李鸿章评论 张煊赫 晚清权臣李鸿章，他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最显赫的封疆大吏。 1898，李鸿章赴欧洲。在俄国接受沙皇贿赂，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中俄密约》是沙俄以不正当手段诱迫清政府签订的彻头彻尾的强盗条约。它的签订，使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于俄国将侵略矛头进一步伸向华北及长江流域，进一步对清政府施加影响，争夺远东霸权，具有重要意义。李鸿章在1901年签定了卖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11月去世。 评论 有人说"李鸿章是个好人．但是生不逢时，被推到了浪尖口，结果被人们骂为汉奸．这实在是千古大冤，西太后才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也有人说"李鸿章在历史上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写的一手好字，是个大才子。死后也没留下什么遗产，可谓也是个清官。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有好有坏，让人感到可惜，中国就是在他那个年代才开始衰败的，所以他也是有责任的. 李鸿章为大清国国计民生近代化所奠基的所有事业，令他身后的国人一直在受益。他是对中国近代化产生了到关重要影响的洋务运动的中坚。李鸿章生逢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张之洞的教育思想 摘要：张之洞(1837～ 1909)中国近代教育家、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他重视兴学育才, 认为“经国以自强为本, 自强以储才为先”, 在40 多年的仕官生涯中, 没有中断过兴学育才的教育活动。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 强调“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 极力提倡学习西学西政、西艺、西史 ,倡办的各级各类学堂多具有资本主义近代学校的一般特点,教学内容增加外国语和天、地、兵、算、声、光、化电等近代科目。他注重师范教育,提出“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 关系至重”。派遣学生及学务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和袁世凯奏请递减科举，张之洞忠于清王朝，却因积极倡导改革传统教育，大力发展新式教育，成为封建教育制度的掘墓人和近代教育制度的奠基人。晚年受命同张百熙、荣庆主持制订了中国第一个正式颁布的近代学制癸卯学制。他倡办新式学校的活动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影响 张之洞是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 ,后起的洋务派领袖。他在1898年著成的《劝学篇》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体系,成为清末教育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对教育的作用与宗旨的看法，随着时局和他的处境不同而有所变化，以保障满清皇朝利益为依归。他早期两任学政十年，教育宗旨是“通经为世用，明道守儒珍”，教育内容是“通经学古之学”，对象是培养少数士子，强调伦常名教，注重品行，不在求富求强，适应世变，此时出版的《輶轩话》和《书目答问》，极少涉及西学，甚至是用来抵制新学的。 中法战争后，张之洞认识到人才比武备更加重要，1885年上《筹议海防要策折》，指出“当时急务首曰储人才”，认为“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把教育局限于纯工具性的作用。及至甲午战争初期，看见日本教育成功之例，稍改看法，把教育的作用由战人战具的关系提高到立学立国的关系来看，《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教育救国的基本思想：“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国势之强由于人，人才之成出于学”。1898年的《劝学篇》，更肯定“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同心》），认识到“自琼森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相信“国之智者，势虽弱，敌不能灭其国；民之智者，国虽危，人不能残其种”（《利益》）。虽然如此，1898年5月所奏的《两湖经心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