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针。这是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深入研究和探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关系，促进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文明，都需要相应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就总体而言，文明要求社会对自身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协调，以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达到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和谐。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创造出来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法律与道德，因此，只有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系统，从而保证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

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而法律只能规定人们不许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

社会功能互补。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是两种不同属性的行为规范，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尽管两者手段不一，但其功能却相互补充。道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和诱导，其实现方式主要依靠舆论督促、内心修养和习惯驱使，因而道德在社会职业和家庭生活中影响广泛而深远。但道德也有局限性，它对严重危害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只能谴责而不能制裁。而法律则不然，它明文规定什么可以为、什么不可以为，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既有引导、推动作用，更有惩戒、防范作用。但法律并非万能，其设定的“中人”(即一般人)标准不同于道德倡导的“圣人”标准，因此对虽“缺德”而不犯法的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在现代社会中，法律的他律约束作用与道德的自律教化作用只有相互补充和密切配合，才能达到建设社会文明的良好效果。

二、社会规范调控体系中的法律与道德

社会规范调控体系或系统，是指在一定的国家、地区、领域内存在的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社会规范而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体。系统整体性理论告诉我们，处于某一系统的单一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系统之中，而是与其他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系统整体的良性运行和发展，离不开各个要素的协调运行和发展。在社会规范体系中，法律与道德作为两种重要的调整手段，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通过不同机制对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不同的影响和作用。为了治国安邦，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我们必须坚持两手抓，既抓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又抓道德建设，坚持精神文明。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及系统论的方法，反对片面夸大或缩小任何一方作用的论调，反对将两者割裂对立或混为一谈的观点，对法制建设、道德建设以及两者的协调发展作出科学的思考。

法制建设与“法律万能论”。历史和经验表明，法令行则国治国兴，法令弛则国乱国衰。保持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宁，最根本、最靠得住的措施是实行法治。这是因为，法律最具稳定性、连续性，不会因领导人的变动而变动，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变化而变化；法律最具统一性和唯一性，规范明确，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法律最具权威性，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党的主张、国家的意志。依法治国的这些特性是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因此，在实现国家职能、管理国家事务与社会事务、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法制的主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必须注意的是，强调依法治国，并非将其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采取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态度。法制建设需要接纳道德的要求，寻求道德的支持，依靠道德的辅佐。我们强调法律至上，但并非主张法律万能，忽视道德建设。应该看到，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整个社会调控体系对法律过分强调，导致道德等其他社会控制力量的削弱，出现了过度依赖法律的“社会法律化”现象和道德冷漠的“吉诺维斯“综合症”，从而造成西方国家一边是高度的法律化，另一边却是道德沦丧的结局。对此，我们应引以为戒。

道德建设与“泛道德主义”。如同法制在治国方式中的地位一样，道德对于精神文明有着同等的重要意义。精神文明的核心是思想道德，这就是说，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同时，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道德建设在精神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

其他范畴无法取代的。从“国治”的意义上看，法治是治国的根本方式，但德治也是治国的一个条件。所谓为政不得不用道德，不以德即乱，道德教化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就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来说，法律离开道德就可能变成恶法，法治离开道德就可能失去必要的社会条件。但是，在强调道德上述作用的同时，还必须正确把握法治实践中的道德定位。在立法中，应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方式使某些道德规范法律化。法律对道德规范的确认和转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我们切不可将其泛化，滑向立法伦理主义，将一切道德规范法律化，从而导致法律对良心、思想的恐怖统治；在司法判决中，由于立法已对道德予以充分考虑、筛选和吸纳，就应当避免道德标准对司法判决的介入，不能用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或是兼采双重标准。司法活动中的泛道德主义，将对严格依法办事、正确处理法律纠纷带来负面影响。

“德治”、“法治”之争与法律、道德协调发展。作为治国方略的法律与道德，究竟是“以德去刑”，抑或是“不务德而务法”，或者是“法德轮换”以至“法德合流”，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引起长期的争鸣。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偏重“德治”，强调“德主刑辅”。孔子认为“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希望通过“德治”、“礼教”去掉刑杀”，达到“无讼”的境地。法家倚重“法治”，主张“以法为本”。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强调两者协调发展，在现阶段并不是意味着法律与道德等量齐观，同步发展。其理由是：第一，解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突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和腐败问题，主要凭借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道德教育，一个是法律。但法律具有主导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第二，法制变革与道德观念更新，在由计划经济向甲杨经济转轨时期，表现为两种不同速率的发展过程。前者可以由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和社会资源，根据规划加快速度予以推进；而后者虽可设定目标但教化过程是渐进的，使新的道德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和人们的共同认识，有待于更长时期的努力。由于他律与自律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能齐头并进而保持同步。在这种情况下，两者的协调发展应是指法律与道德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从一定意义上说，即是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三、依法治国的道德基础

系统理论表明，各个孤立要素性能和功能的总和并不能反映系统的整体性能，换言之，系统的整体性质和功能只存在于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根据这一要求，组成社会规范系统的要素即法律与道德，不仅应考虑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而且要着眼相互间的关联与配合。法律道德化在哲学意义上即表达了社会规范的最佳结构及各个要素之间的协调配合状态。依法治国是依照既定法制治理国家与社会，使国家成为法治国家，使社会成为法治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精神文明状态，从观念形态和行为规范来说，道德是人们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和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基础。一句话，道德是法制建设的精神支柱。这即是法律道德化的实质意义所在。

立法活动的道德指引。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必须是反映人民意愿和社会发展

客观规律的法，是合乎理性、正义、公平观念的法。要制定这样的法，从参加人员、制定过程到内容都必须以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为指导，并将某一部分道德规范变成法律规范。具体说来，道德在立法活动中的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道德是立法内容的重要渊源。在立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道德因素和道德标准，以适当形式将道德的根本原则、主导内容法律化。现实的法律与道德在调控范围上多有交叉，就是因为立法认同或吸收了许多道德规范。可以认为，法中有德，法律作为国家制定的行为规则，不能不反映社会普遍遵守的价值取向，并将一些道德原则具体化，从而使得法律具有相应的道德意蕴。第二，道德是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任何法律规范都包括有立法者关于善与恶、是与非的价值判断，反映立法者允许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的价值取向。立法决不能违背正义观念、公共利益和其他道德基本原则，否则即是恶法、坏法。这种法律不仅难以实施，而且会使立法者失信于民，使法律权威受到破坏。可见，不道德的法律己失去其存在的本来价值。

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保证。执法活动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环节。法律的正确贯彻和公平的实现，不但要求法律规范实现“合法性”与“合道德性”的统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主体的道德能力，即执法者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执法质量的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般认为，执法主体具体适用法律规范的行为，代表了正义、公平、秩序的道德观。执法者在其执法活动中道德水平低下，其后果较之执法者法律水平不高要严重得多，它直接影响执法机关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因此，执法主体需要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具有可行的道德能力保证，才能够在履行法律职务过程中忠于职守、唯法是从，刚直不阿、廉洁公正；才能不惧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避免徇私枉法、贪赃弄法。必须看到，这种道德能力的获得和提高，并不是法律职业本身所赋予的，而是依靠执法主体对职业道德要求发自内心的体验和认识，形成强烈的正义感、责任心和气节来维系的。

守法心态的道德制约。依法治国的直接目的是法的实现。法的实现是法律规范在人们行为中的具体落实。法律所具有的一体遵行的效力，表现为权利被行使、义务被履行、禁令被遵守、责任被承担。法律要实现这种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必须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自觉信仰与普遍遵从。一般而言，社会成员道德水准越高，守法意识就越强；法律的效益就越见明显。守法是一种道德义务，大多数社会成员并不仅仅是因为法律的强制力而守法，在许多情况下是由于他们的道德习惯而守法。健康的守法心态，是社会道德要求在人们心理上的反映和积淀，其实质内容主要是对法律遵守的义务感和对违反法律的羞耻心。质言之，法律可以利用其威慑力量迫使人们就范或对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但无法保证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是守法者，只有道德上的知耻才是守法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法律“治标不治本、治端不治始”，需要通过道德弥补其不足。可见，守法的自律心态，是法律他律性目标实现的基础。

四、道德教化的法律保障

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社会规范系统要求法律与道德诸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合理结构，其中包括它们相互间一定的比例、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结合方式等。道德法律化即是通过这种结构的合理化，以实现规范系统的功能优化。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的问题。在当前情况下，道德建设应做到教育与管理有机结合，强化道德行为的训练，规范人们的道德行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是适当引入硬约束机制，重建现代道德文明和伦理

精神，这是在当前道德评价失范、价值取向紊乱、道德教育扭曲变形、道德生活不甚理想的状况下，强化道德风气、树立道德精神的疗救之途。所谓硬约束机制，即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和社会资源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通过法律的手段提高社会机构和社会成员行为的道德水准。概言之，法律是道德建设的权力支柱。这也是道德法律化的真正含意。

法律的规范一强化作用。通过立法手段可以选择和推动一定道德规范的普及，即以法律规范形式确认和吸收某些道德标准，使之成为法律标准，从而推进法律目标的实现。这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我国宪法规定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民商法确认交易活动中诚实信用的道德原则，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教师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青少年权益保障法)中得以反映，若干职业道德准则、市民行为规范被赋予行规、民规的法律意义，等等，无一不是道德规范法律化的具体表现。作为法律化的道德，既包括实体性内容，即对社会倡导的主体道德行为、现阶段容许的道德行为和社会责罚的非道德行为作了分层次规定；也包括程序性内容，即对非规范行为设定了惩罚性措施及实施机关。这样，通过法律对其倡导或禁止某些行为的宣示，有助于产生社会共识，形成新的道德标准。

法律的监督一保障作用。道德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法律环境。法律既能扬善，又、能惩恶，即通过监督保障机制保护文明道德行为，禁止直至惩罚不文明道德行为。首先，法律辈以国家的名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它不仅反映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价值取向，而且为人们提供了识别是与非、好与坏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法律激励人们履行法律义务、担负胎责任，是他们同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行为和坏人坏事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其次，法律酗国家强制力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制裁，使违法犯罪分子在认罪服法时进行思想改造，洗心覆面，重新做人；使道德不稳定分子在法律强制时受到教育和震慑，悬崖勒马，弃旧图新。这对牙净化社会风气，维护道德环境无疑是有力的保障。

法律的识别一批判作用。法律对道德的作用，不仅表现为对新道德的强化与保障，而月谅表现为对旧道德的抵制与批判。中国是一个有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出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一套庞大而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在这种伦理精神中，不乏作为中国．传统文明价值的合理内核，存在着体现东方人文性格的传统美德。但勿庸置疑，以往的伦理道德在现代社会中也具有消极的影响：宗法家庭伦理的倾斜导致对个人权利自由的压制，人伦道德精神的偏差导致人们民主、法制观念的淡漠，道德规范的固有弹性导致整个社会生活的效率低下。加强法制建设，既是对道德文明固有缺憾的弥补，又是批判继承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手段。这即是说，法律能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对传统道德的精华和糟粕作出明确的辨别，尤其对那些腐朽的、落后的、反动的成份予以剔除。法律所具有的内在批判能力和推动社会进步的机制，总是一头连着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一头连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可以说，法律在道德建设中表现了继承批判传统与促进文明发展的统一。

法律的教化一推动作用。法律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推进器。从法的精神看，可以运用权利本位、契约自由、社会公平、效率居先的现代法精神去培育和教化人们，从而形成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规范，最终使人们将法律精神的意志、规则、知识、价值等融化于自己的思想品质道德观念和日常行为之中，在他律的范围内把自己塑造为自律、自觉、自在、自为的人。从法的功用看，它通过自身的规范、协调、指引、教育、惩戒等社会功

能，促进道德规范行为的养成、道德意识的觉醒，最终达到道德理想的实现。这个过程即是从他律走向自律的过程。法律的上述作用具体表现为：法律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它鲜明地昭示真善美是法律所肯定的，假恶丑是法律所否定的，从而使社会成员明确行为标准，加强自律行为的引导；法律具有公开的惩罚性，它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制裁违反法律(也是严重违反道德)的行为，能对整个社会产生警示作用；法律具有巨大的权威性，它包含有社会道德的起码要求，常常构成民族素质、信念的标尺和依托。同时它又具有一体遵行的效力，成为维系一个民族道德水准的最后保障。

“道德问题法律化”是一种软暴力

备受关注的《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近日出炉，这是南宁市首次就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立法。其中明确：拒绝给老幼病残孕让座，经劝阻仍不改正的，驾驶员、乘务员可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务。“拒绝提供服务是不是就要赶下车？”意见稿一出，立即引来广泛争议，有支持者认为，公交立法是进步，该规定能规范、塑造乘客文明乘车行为。(9月27日《人民日报》) 拒给老幼让座将被赶下车，立这样明显不正当的法，以违法的方式对付不文明的行为，竟还有不少支持者，让人看到了法治建设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这么多年来，“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观念的传播，并没有遏制住一些地方政府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的亢奋冲动，他们无比迷恋立法，解决一个社会问题遇到麻烦，就立刻相应地立一个法去寻找法律的强制，而不管这问题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法律具有强制性，他们迷恋立法，迷恋的其实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迷恋“强制”。而迷恋“强制”实际上迷恋的是权力，闲不住的权力之手总想强制干预每一个问题，而不给市场自治和道德自律留下空间。 拒给老幼病残孕让座，是道德问题，而“把人赶下车”，则是法律问题。驾驶员是无权因为不让座而将乘客赶下车的，乘客买了票，就与营运公司形成了法律关系，营运公司就要为乘客提供服务，将乘客送到目的地，怎么能轻易中止合同把乘客赶下车呢？公共汽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而不是哪个人的私人财产，没有人有权将一个拒让座的人赶走。 这种粗暴的思维，与媒体常报道的“将小偷示众”、“将嫌犯游街”行为在逻辑上并无两样，都是以道德的理由去反法律，将小偷示众者都觉得小偷太可恶了，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去羞辱他。不让座的人太可恶了，所以也可以通过“赶他下车”来传播文明。传播文明应该以文明的方式，而不能以不文明、反法律的方式去对付不文明行为。不让座只是道德上的错，而赶人下车则是法律上的错。 比政府习惯将“道德问题法律化”的冲动更可怕的是，这种行为有强大的民意基础，民间很多人支持政府这么做，动辄呼吁权力出手，呼吁立法惩罚不道德行为。所以，我们常看到小偷被示众时，不仅无人制止，甚至有人围着被示众的小偷打。嫌犯被游街时，会有很多人拍手称快。民间非理性、情绪化、反法律的思维，与官方热衷权力出手的习惯一拍即合，形成可怕的暴力。 所以迷恋“道德问题的法律化”，很大一个原因是相关部门缺乏德治的耐心，没有耐心从道德上去化解，而是信赖权力的强制效率。道德

道德法律化的法理思考

道德法律化的法理思考 从古至今道德和法律是相互贯穿不可分割的，道德法律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正确认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并在其详知的基础上了解其转化方式，并能预见转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此带动社会向前发展。但近年来，见危不救、常回家看看等道德失范案件的出现，在法学界引起了一场新论战。 一、道德法律化的含义 道德：在一定社会物质条件下以善恶为标准，通过特定环境中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来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以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保护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是统治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工具。 道德与法律都是调节人们思想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调控手段。两则虽存在不同但在特定时期又相互交叉和渗透。二者属于上层建筑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联系表现在：1.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第一，道德是法律的底线法律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一个国家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道德，那么这部法律便是不良之法。第二，道德对法律有补充和保障作用。现实生活中法律触及不到的地方很多，

此时道德就对那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方面起到了补充作用。第三，道德束缚是人民自觉守法的前提，守法者道德观念提高，法律意识就会增强，这对我国建立法治国家有着积极作用。2.道德与法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为人们所不容违反道德的行为。凡是法律倡导的行为，也是人们所遵守维护社会稳定的良好道德行为。 所谓道德法律化，目前理论界通行的认为是：国家从法律(即伦理)的角度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通过立法程序以法律化，用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的法律活动。二、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的关系 道德法律化是将人类社会所具有的道德理念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良法之制产生并存在的过程。法律道德化，是使法律转化为更高的道德观念的过程，也是法律能够被被统治阶级严格遵守甚至信仰的过程。因此，由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是人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1]。道德法律化与法律道德化两者之间的关系：第一，道德法律化侧重于立法过程，法律道德化则更倾向于守法过程。法律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简单的说，法律就是道德的进化形式，所以道德法律化强调的是如何将道德转化为法律的立法过程。而法律道德化是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容易的接受法律的过程，是将法律根植于人们心中的过程，因此是守法的过程。第二，

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化 ——关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协调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吴汉东 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方针。这是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战略决策。深入研究和探讨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相互关系，促进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互动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任何时代和社会的文明，都需要相应的行为规范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就总体而言，文明要求社会对自身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行自觉的协调，以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达到各种社会关系的有序与和谐。人类历史发展至今所创造出来的行为规范主要是法律与道德，因此，只有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才能形成完整的社会规范系统和调控手段系统，从而保证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道德法律化的必要性 ————读《范忠信：国民冷漠、怠责与怯懦的法律治疗》有感 范忠信老师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阐述分析了欧美刑法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对我国国民的道德建设提出一些建议。文章向大家介绍不少西方各国刑法在公民道德层面的要求，对于西方国家尽可能多地将道德纳入法律，强制要求国民遵守在我国普遍认为是“道德义务”的规定的现象，范老师持积极态度，肯定了此做法的作用，并针对我国越来越严重的全民冷漠提出国家加强“道德法律化”的建议。 说到如今中国的冷感社会，我不免想起2011年震惊全国的“小悦悦事件”。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言论，有的指责肇事司机，有的痛斥那18个漠不关心的路人。小悦悦事件，已经逐渐发酵为一场对人性冷漠、道德沦丧的大讨论，那18个路人身上折射出来的不正是现在社会普遍存在的漠视现象吗？网络上对路人的批评声此起彼伏，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很少看到网上的正义之士，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成为“路人”。我国自古以来宣扬“惩恶扬善”，而对“置之不理”仅限于道德上的约束。国家法律规定惩治犯罪，奖励善人，却并没有提出关于不作为的处理方法，因此，人们在选择时，往往会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维。立法的空白，导致人们专注于对“责任”坚守，却忘了“义务”的履行。 因此，对于见死不救，道义上的批判固然不可少，但要想加快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良好规范的建立，则不仅仅仰赖于道德的建构，法律上强制性的约束有时候能起到更直接有效的作用。 奇怪的是，还有人的关注点放在救起小悦悦的老婆婆身上，说她借机“发了一笔横财”，“炒作”博出名。这种看法意外地得到许多人的认同，甚至有人声讨老婆婆的“虚情假意”，认为她不配得到那笔奖励。我突然想到百年前的鲁迅先生，发现他的伟大，不仅在于文学方面的造诣，更是因为他将社会看得如此透彻。小时候读不懂鲁迅的小说，长大之后，才会看得透鲁迅笔下的中国人，他小说里的社会，人们冷漠自私，而心存善念的人像黑暗中的亮光，耀眼却易被吞噬。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的冷漠的围观精神，同时看别人永远都是从最坏的动机来看，往往从诛心的角度去衡量一个人——居心叵测，别有用心，不可告人的目的凡此种种，所以中国群体里面充满了各种阴谋、诡计、嫉妒、仇恨的毒素。在这种环境下，救人的人反倒成了不该的人，那十八个路人似乎才是正常人的表现。这种畸形的社会里，谁还会愿意去成为见义勇为的好人? 在小悦悦事件发生的五年前，另一件事情也曾引起社会上极高程度的关注，这就是彭宇案。法官糊涂的判决严重打击了人们做好事的积极性，而老人的诬陷更让人们对帮助弱势群体产生一种恐慌，认为自己的善意会被不轨之人利用，好事变坏事，帮人却害己。这种恐慌在后来“扶人反被讹”的连续发生后愈演愈烈。“扶不扶”、“扶不起”使更人多不愿意“冒险”去做好事。在这些事件中，人性的善良被恶人践踏，越来越多人不得不隐藏自己避免被人利用。有时候，人性的沦丧会导致更多人性的灭失，我们无法避免，这是莫大的悲哀。 可是即便如此，谁在受难时不希望有人能伸手帮扶一把？谁愿意在无助时迎上的是众人冷酷的眼神？谁都不想生活在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谁都需要真情的温暖，但是多数人都不敢去做同社会现象做斗争的人。因此，国家是否考虑要为大家完善一下法律机制，在法律上给予保障，将一些道德规范法律化，使人们勇于突破障碍，奉献爱心呢？ 固然有些人认为，将道德提高到法律层面，未免显得道德太过虚假。千古以来道德本就是作为精神上的力量存在，体现一个人的素养。而法律是为了国家统治存在的手段，如果将道德纳入法律中，会使道德失去原有意义。实际上，道德的底线就是不犯罪，但现如今的社会，如果没有法律的威吓，有多少人能够不犯罪，能够守住道德底线？ 文章中有提到，道德法律化的目的是“逼使民众‘行善若性然’，使这些道德要求‘藏于官则为法，施于国则成俗’，使国民习惯成自然地养成对国家对社会对同类的责任感。”这不正是法制社会的理想方向吗？虽然在我们国家民主思想尚未成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仍在发展，道德法律化也许道路曲折，但相信只要国家坚持，国民坚持，道德法律化一定会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到很大积极的作用。

试析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强制张富利

2013年 Vol.28 No.2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其它收稿日期：2013-01-06 作者简介：张富利（1980-），男，河北玉田县人，从事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向的研究。 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偶然或是必然，也是同样古老而又争论不衰的问题。这个让无数哲人与法学家争辩无数思索无限的奇妙问题，便随着社会价值的不断转换与游戏规则的不断健全而被人们逐渐关注理解。在成文法发达之后，法律才逐渐从道德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与其有质的不同的社会规范。 一、法律与道德的微妙关系 英国法学家哈特认为任何法律均会受到一定社会传统道德的影响，也会受到少数人超过流行道德水平道德的影响。法与道德的本质区别便是“他律”与“自律”的区别，法与道德的其他差别都是在这一本质区别衍生出来的。[1] 根据古希腊罗马人对道德的阐述，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荣与辱、公正与偏私等的观念以及遇着些观念相适应的，由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维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原始人在漫长的共同生活中，无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诸如爱心、同情、诚实、公平以及权利、义务、秩序、正义等情感品质和风俗习惯。这些人类所特有的最宝贵的情感习惯，无论在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一切人类普遍尊崇的行为准则，是人类大厦的永恒支柱。正是由于这种高尚的情感习惯，这群半人半兽的怪物才能有效地维持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保障了种族的进化与繁衍。因而，道德相对主义者的虚假本质暴露无遗[2]。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即实然法与应然法的关系。道德是人类早期文明的表现形式，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就存在着一定的道德，而法律的产生则晚得多。道德的自发形成，相对于法律的“人定”色彩而言，其自然色彩更浓烈，在高度伦理化的法律体系里，二者的范围是无法界定的，二者的适用范围表现为两个相交的圆。道德维系归根到底依赖于个体的内心信念，法律只能管束人的外表行为。 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是，动物要靠爪牙搏斗而生存，而人类则要靠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而生存。人之所以是主宰世界的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是理性的动物，有意志的自由，它能够思考是与非、善与恶、正义与邪恶、荣誉与耻辱的价值观念问题，形成自己的结论，并升为自己的意志，形成个人的准则约束个体的行动。因而，“道德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法律、宗教、团体规章主要是制度形式的上层建筑。”[3] 道德主要指示人的内心信念，而法律主要指示人的外部行为。当然，道德也会对人的外部行为提出不同程度的要求，属于低层次的道德，如尊重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直接要求付诸行为。而量刑时对犯意的考察，契约要求诚实信用原则表明，法律也要规范行为的内在方面。一个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善的，不能根据他是否作出了善的行为，而是根据他是否有发自 内心的善念。如果内心善念本善，即便因为外在障碍未能相应的作为，也可以免除道德上的责难。因此，道德对人的要求比法律更高，合乎道德的行为可能是法律所不支持的，如大义灭亲、义愤杀人，因为现代社会公权力国家化；不合乎到道德的行为却可能根本不违法。 但某些道德上正当的利益法律却不予保护，例如：取得实效，公然占有他人的财产达一定期限取得所有权。诉讼时效规定权利超过一定期限不行使而消灭。这种权益的取得与丧失均与道德不符。法律对此种正当利益不予保护，但可能会使财产人身关系稳定，对制度建构的意义深远。 二、道德的法律强制 立法推进道德，但是立法推进道德却有限度。立法者不能追求“绝对善”。追求“绝对善”的立法必然走向立法者意愿的反面——恶。法律推进道德到什么界限为止？英国的莫尔说：“人类之所以有望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某种任何分子的行为自由地进行干涉，唯一上的目的就是自我防卫，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需对社会负责”。[4]实际上，对损害他人的非道德行为无疑将予以禁止，对于未损害他人的非道德行为的限制应当慎重，起码具备：产生坏结果、伤害公众的道德情感其中之一。否则，“在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时代，以一部分人的道德去约束整个群体本身就是缺德！”[5]这位部分人超前的道德要求留下空间，味道的进化提供机遇，也是现代民主，宽容少数的要求。 何时公民可以解除守法的道德义务，实际上便是历来众说纷芸的两种观点：哲理法学的“恶法非法”与分析法学的“恶法亦法”。哲理法学的理由是：如果邪恶的法律也能成为法律，国家权力将被野心勃勃的政客玩弄于鼓掌之间，市民社会的自治也会因此丧失殆尽。分析法学主张突出法律与应然法律的分野，其分歧的重要原因在于前者将公平、正义、理性之类的观念为历史的、相对的、因人而异的，而分析法学却将这些观念视为永恒的、绝对的、客观的。 现代社会中，即使个别立法不公正，公民也必须遵守，因为不遵守法律会使整个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如果以个别立法不正义为理由来规避制裁，那么所有将承担法律责任的人都将可以以此为借口来反对法律制裁。相反，如果不遵守那就是虽然暂时获得了个体的、局部的、相对公正的利益，却是以牺牲法律长远整体的利益和环境为代价。但公民守法的道德义务并非一成不变，当法律不公正到一定程度，即法律严重地侵犯公民正当自由和权利时，公民守法的道德义务变成了反抗的权力。这种反抗权力是非暴力的，因为暴力将使国家、社会付出惨重代价，并且不能借口某一种法律不公正而反抗所有法律，所反 试析法律的道德化与道德的法律强制 张富利 （重庆大学 重庆 400044） 摘　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法最初源于道德，但在后来的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法逐渐与道德分离，不再是纯粹的道德规范。当道德律条对于人类的共同生存相当重要时，这些道德律条就有必要上升为法，有必要靠国家强制力迫使人们遵守它。 关键词：法律；道德；应然；强制 中图分类号：DF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757（2013）02-0195-02

浅议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结合

郑州大学自考本科毕业论文 专业法学 姓名李亚强 准考证号010********* 论文题目浅议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结合 2010年3月1日 注：准考证号、姓名要规范填写并准确无误

目录 一、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4) (一)现实中的矛盾 (4)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4) 1.法治的尴尬。 (4) 2.道德化的法律。 (4) 3.法追求的品质。 (5) 二、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6) (一)道德的含义：道德是由道与德两个并列的词组成。 (6)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7) 三、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7) （一）道德和法律区别的主要表现。 (7) 1.产生的条件不同。 (7) 2.表现形式不同。 (7)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 (8) 4.作用机制不同。 (8) 5.内容不同。 (8)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 (8)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8)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 充。 (9)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 (9) 四、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10) （一）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10) （二）道德的法律化 (11) （三）法律的道德化 (11) （四）寻找“白色的乌鸦” (12) 参考文献 (13)

浅议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及其结合 内容摘要：法律和道德犹如两条交织向前的线，时紧时疏，在 人类的发展史上摩擦出耀眼的火花。本文从法律和道德在现实中的矛盾出发和带给我们的启示出发，继而分析法律与道德的学理含义，辨析法律与道德的辩证关系，最终阐述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结合，为法律和道德的发展寻求正确的方向。 关键词：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冲突结合

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道德法律化及其局限性 摘要：道德和法律一直以来是很难处理的关系，道德能否法律化，怎样的道德能够被法律化，这些都是谈论的话题。本文通过解释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共性，指出了道德法律化问题提出都的背景，阐述了什么是道德法律化以及到道德法律化过程中的局限。 关键词：道德；法律；道德法律化； 我国现在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法治的建设过程中不断地完善法律法规是法制社会建设成功的前提，在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中，道德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不能一味的强调法律的“严”，同时也该有道德的“善”，两者共同作用建立“良法”。但是，不是所有的道德都可以上升为法律，道德法律化由一定的局限性。 一．道德与法律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法律和道德的联系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看。首先，从纵向方面来看，两者有着同样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且同为经济服务，都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但都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并必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服务，法律与道德同统治阶级的联系决定着它们的社会阶级本质和服务方向必然是共同的，因而它们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必然是一致的。 从横向方面来看，是指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横的联系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指二者互相渗透。法贯穿着道德精神，它的许许多多的规范是根据道德原则或规范制定的，而道德的许多内容又是从法律中吸取的。第二种是指二者互相制约。道德通过对法的某些规定的公正性和公正程度的评价，促使法的废、改、立，使其符合统治阶级（或人民）的利益，保持法的伦理方向。法则通过立法和司法，促使某些道德规范的完善和道德的发展，制约不道德行为不得越出法律许可的范围。如人人都应见义勇为，但不得义愤杀人；公民在遭受不法侵害时，可以正当防卫，但不应超过一定限度。第三种是二者互相保障。实施过程中相互凭借，道德是人们应当遵守的，不具有强制性；法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带有强制性。在社会功能方面相互补充，把人们的行为纳入一定的秩序范围。既然法和道德的社会本质和服务方向是一致的，那么，从实质上讲，凡是违反法的行为，同时也是（或可能是）违反道德的行为；凡是违反道德的行为，也是（或可能是）违反法的要求的行为，尽管不一定必须直接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所以，人们说，法是道德的政治支柱，道德是法的精神支柱。 当然，法律与道德的联系在不同的角度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从具体的实践和事实方面来看，法律与道德的联系首先表现为道德是良法与恶法的评判标尺。一个社会的法律是良法还是恶法的性质判定,不是来自其自身,就像标尺不能度量自己一样,它来自社会的道德价值标准,即良法不能违背社会的基本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法律的性质是道德圈定的。其次表现为法律的原则和规范直接来自道德,即社会已有的道德思想、规则影响法律的理念乃至直接上升为法律原则。虽然在具体的价值要求上,法律与道德具有等次的区别,但二者的基本价值要求具有吻合性乃至某种程度上的同一,从而导致法律直接来源于道德的现象。人类最早的一些法律,其内容是把当时社会人们公认的一些道德准则、盛行

浅谈道德泛法律化和法律泛道德化

浅谈道德泛法律化和法律泛道德化 [摘要]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一直是法哲学无法解释清楚的问题。法律是依托权利而存在的，法律是权利和义务的结合体，有着强制力和约束力。道德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都要遵守，但是它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文章首先介绍了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的概念，然后揭示了两者的法哲学倾向，同时确定法治这一社会基础。 [关键词]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法哲学；德治思想 道德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底线，也是一个社会人们共同价值观的体现，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其存在的时间很长，是规范社会行为的基础。法律是为了让人们的行为更加规范，明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定一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 一、概念解析 道德法律化简单说就是某一个国家将自己的传统或某一道德理念、道德原则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其法律效力，在立法过程中也会对原有的道德观念进行一定的补充，使其更加规范、更加合理。道德法律化有很多解释方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同时道德法律化也有很多的内涵，这里总结为两点：道德被国家所认可，并上升为国家的法律；道德成为法律后，道德的价值就成为法律价值，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这不能把道德法律化简单认为是立法过程，它只是要经历这一步，但道德渐变为法律不只是立法的过程，道德变成法律还包含了执行法律、遵守法律以及司法过程，不单单是立法。法律道德化是基于人们强烈的法律观念，要求社会成员正确认识权利和义务，合理利用权力，严格履行义务，在人人守法的基础上，通过时间的催化，让法律变成人们日常自觉遵守的道德。但是要注意，法律就是法律，它仍然具有法律效力。法律道德化也不能简单认为是执行法律，它还包含了司法过程和立法过程。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同时包含法律执行和一个司法程序，某种角度说它们是统一的，在法哲学领域它们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向，用辩证法看，它们是一个问题的全部周延，是统一的。可以这样认识这个问题，道德法律化就把道德变成法律，其中心思想就是道德就是法律；法律道德化，同样被简单认为是法律就是应该遵守的道德，其中心思想就是法律就是道德。无论是道德法律化还是法律道德化它们都在表达法律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法律的中心思想。所以说它们是统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向，是辩证统一的。它们都在模糊法律和道德界限，法律被逐渐道德化，成为可有可无的形式，道德进化为法律，除了具有传统的观念约束外，开始具有法律约束力，这也是道德观念发展的必然。我们的分析都是基于法哲学，法哲学是以整个法律体系而言的，并不是针对某一条法律的，它通过抽象的分析揭示法律现象的本质。可能法哲学的某些观点会超乎我们的预想，出现一些颠覆性的结论，但它还是在揭示法律的本质，法律在将来会不会消失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预想的结论。 二、法哲学角度的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 道德和法律自古就有，从历史的角度看，不同国家的道德观念相差很多，但是在法律层面上，对同一问题多数国家有相似的观点。随着经济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法律观点将更趋于统一化，但是道德观念却是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历史所留下的，各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差异很大。同时，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也是基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来说的，无论是道德的约束力还是法律

道德法律化, 法律道德化的法哲学批判

收稿日期:2008212223 作者简介:1.刘朝帅(19772),男,山东莒南人,新疆喀什师范学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法制教育。 2.张崇刚(19652),男,新疆阿克苏人,喀什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8卷　第2期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Vol.8No.22009年04月J OURNAL OF HUA IB EI PROFESSIONAL AND TECHN ICAL COLL EGE Apr.2009 ?综合论坛?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法哲学批判 刘朝帅,张崇刚 (新疆喀什师范学院法政系,新疆喀什　844006) 摘要: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这个“化”字就是道德和法律之间的界限已经模糊或者区别已经消失,甚至于趋同。在我们这个伦理民族的国家里,在封建统治长达二千年的中国,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的中国,这是很危险的。这种“化”不无可能走入另一个极端———道德就是法律,用道德去规范本应由法律去规范的人的行为,甚至于去规范人的思想,把思想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这种泛道德化法哲学倾向应引起注意。 关键词: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法哲学倾向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8275(2009)022*******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法学、伦理学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而,很多文章谈到了他们之间的可行性、必要性、差异、好处,甚至“化”的步骤、途径等。但我在这里专门指出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法哲学倾向,及在我们这样国家里这样做的危险,以便更好的领会贯彻依法治国思想。 一、概念的厘清 道德法律化的概念有多种,内涵不一,外延自然多样。普遍认为,道德法律化是指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国家的意志、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现代化。这个概念包涵两层意思:一是某些道德规范被国家上升为法律规范;二是某些道德的价值也就是法律的价值。所谓的法律道德化是指将法律变成人人自觉遵守的道德的一部分,形成法律至上观念,培养人们的正确的权利义务意识,以及用道德原则指导法律实践。 有人认为道德法律化是立法过程,将道德转化为法律;法律道德化是执法过程。我不敢苟同。因为将道德立成法律后自然包含要执行法律,遵守法律,和一个司法过程。表面上看法律道德化是执法过程,实质上包含着司法过程,立法过程。这表明这两个概念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法哲学倾向上是一致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问题的全部周延,是辨证统一的。 再者,我们进一步抽象。道德法律化意味着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 法律道德化意味着法律就是道德,道德就是法律。这样道德与法律的界限消失,法律泛道德化了,法律虚无了,道德深入法律范围了。道德就是法律,就可以用道德治理国家,用道德治人了,甚至是人治人了。变成人治社会,就完全脱离了法治的轨道,与依法治国思想相背离。 法哲学是以整体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用哲学方法去对法律现象进行抽象分析,他揭示的是法律现象背后的本质,或者说法哲学就是探究法律本质规律的及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还有人认为法哲学就是法理学,哲学化的法理学。文正帮教授认为:法哲学的特定研究对象,即法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法哲学是关于法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体系。 二、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法哲学倾向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这种法律现象有其深厚的社会原因、历史原因和经济原因。人们注意到了法律、道德的区别,注意到了道德、法律的好处,而没有觉察到道德与法律的局限性和法哲学倾向。 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是在社会上急需法律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及人与人的关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未完全建立,法律制度未完全健全的情况下,把一些道德规范而不是全部道德规范立成法律规范供人们遵守。或者说有些法律在执法、守法、司法的过程中强制力不够,或者有些法律根本没有规定强制措施,因此转向寻求用道德去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直接社会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对道德、法律的近视的原因。立法是一项极其耗费精力的工程,不是短期内完成的,需要充分论证。所以,有些人急功近利,把一些早就存在的部分道德规范通过程序,上升为法律。并且收效不错,于是加大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的速度与进程。 由于法律调整内容的重大性,全国统一性,这些决定了法律调控成本的巨大性,因此法律对一些较小利益纠纷是不适合的,虽然有一些为了一元钱的事闹上了法庭,最终, ? 611?

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

（1）见义勇为奖奖金的设立是否会损害道德纯粹性？ 我认为不会， 第一，见义勇为奖的设立就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尊严，进而维护道德的纯粹性。见义勇为奖的设立，体现了社会对见义勇为行为的尊重和鼓励。见义勇为奖的设立能够减轻给见义勇为者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道德沦丧现象的发生，但并不会影响道德行为本身的纯粹性，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是出于内心正义感和道德感的感召，而不是由外界给予的金钱、名誉等奖励决定的，见义勇为的核心在于一个“义”字，而不是“利”字，外在社会给予的精神和物质补助，不一定就能驱动人们付出巨大的代价帮助别人，利益驱动的作用是有限的。 第二，也许有人会说，见义勇为是一种道德义务，应该是无偿的，设立见义勇为奖会损害它的纯粹性，但实际上，见义勇为并不是一种道德义务，而是一种超道德的行为，见义勇为的行为也并不应该是无偿的。否定性的道德义务要求不能做出有损他人利益的事情，不能伤害他人，肯定性的道德义务要求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在无需付出太大的代价时要帮助他人。但见义勇为已经超出了道德义务的范围，道德权利的主体不能要求别人必须不顾个人安危来帮助自己，甚至以损害生命权作为代价，见义勇为的对象往往是陌生人，在血缘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之外，道德权利的主体不能要求他人以危害生命权为代价来帮助自己，这不是他人应该承担的道德义务，也并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将道德义务与超道德行为相混淆，要求人们必须履行，那么就会使人对原本属于超道德的行为连同道德义务产生反感。 第三，见义勇为奖不但不会损害道德的纯粹性，还有助于形成好的道德风尚，见义勇为奖的设立，避免了“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也能在社会上形成一个正向的激励作用。如果见义勇为到不到补偿，那么人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见义勇为变得冷漠，甚至对见义勇为的行为进行嘲讽。 （2）道德能否制度化、法律化？ 我认为道德能够制度化、法律化。 第一，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道德行为的规范性来源于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而法律是通过外在力量实现的他律。但二者之间有着相互重叠的内容，一般来说，法律所禁止的内容，也是道德所禁止的。法律所允许的内容，也是道德所提倡的。许多基本的道德要求，也可以在法律中找到依据。 第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许多人的道德观念逐渐淡薄，道德自律正在逐渐失去效力，将相对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制度化能够对社会群体起到监督、规范的作用，能够一定程度上减轻道德失范的现象。长期来看，道德的规范化能够提高公众的道德修养，实现法律的道德化，使社会群体重新树立道德信仰。 第三，当今社会，法律仅仅是对道德底线做出了规范，而道德所约束的行为更加广泛，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是社会群体所提倡的，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人却要承担后果，道德上提倡的却是法律上不保护的，这反映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步，也就是说，法律明显滞后了，当信念、社会舆论对道德行为给当事人带来的负面后果无济于事时，那么，法律将是维护道德行为的重要途径。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双重视角下的诚实信用

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双重视角下的诚实信用 作者：卢长龙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9年第01期 [摘要]诚实信用最初是作为一种道德规则，但随着社会的变迁它被上升为法律规范(即道德法律化)，成为对全体社会成员的硬性要求，具有了法律的强制力。但因此不能否定它作为道德规范方面的作用，相反要把对诚实信用法律规范的遵守内化为一种道德义务，以道德义务对待法律义务(即法律道德化)，正确把握诚实信用的这两种属性，对构筑和谐社会，实现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诚实信用 [作者简介]卢长龙，汕头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助教，硕士，广东汕头，515078 [中图分类号]B82-0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23(2009)01-0162-0003 一、诚实信用从道德规范向法律规范的嬗变(道德的法律化) (一)诚信原则是法律化的道德原则，具有道德性 据《BLACK?S LAW DICTIONARY》解释，诚信即：是或怀有善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或欺诈。在这里，善良、诚实、忠诚都是道德的概念。在我国，诚信一词作为法律术语是由德文转译的。德文中的Treu und Glanben来源于古代德国的誓约。在古代德国常以In Treu(于诚实)，MitTreu(于诚实)，Bei Treu(依诚实)，Unter Treu(在诚实名义下)来强制交易对方作誓。很明显，这些誓言都带有道德含义。 中国自古以来就把诚信当作一种伦理化的信用观。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到孔子的“言忠信，行笃敬”，再到刘勰的：“信者，行之道”，到朱熹的“诚是自然的实，信是人做的实”，都表明，在中国古代儒家的信用观大都指言而有信、忠诚老实这样一些具有深刻道德意义的个人品质。 (二)诚信原则法律化之理由 法律吸收道德观念即所谓的道德的法律化，它指的是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主要侧重于立法过程。道德上升为法律时，它就成为一种对全社会的硬性要求，道德因此而得到强化和强制实施，对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须的道德正义原则，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

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

从道德法律化到法律道德化 本文旨在探讨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法律秩序的形成来自于道德的法律化，然而并非所有的道德都需要法律化，将道德法律化的途径也是需要严格控制的;从动态上观察，道德与法律存在着相互转化的趋势，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也将促使法律道德化，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将一些原本属于法学法律调整的道德问题重新交回道德进行调控，既能在发展中保证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也能维持社会应有的道德观念。 一、道德法律化 (一)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转变的原因 其一，牺牲统一的道德观是社会进步的选择，多元社会观念的形成意味着传统观念逐渐瓦解、多元化道德观逐渐形成，即道德观念的分裂使得法律不得不产生。 其二，法律是伴随着道德分裂、人口流动和社会分层与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社会利益的不断分化，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突出，此时如果不依靠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来调整社会秩序，社会则会在不断激化的矛盾中消失。

其三，法律的确定性，法律的可预测和引导的功能，使得生活在社会中人们获得了一种确定的秩序。在这种变迁中，旧的制度渐渐跟不上社会的需要，法律逐渐从中摆脱道德和人们的主观意识的束缚，而成为科学完备、逻辑清晰的确定化体系。 其四，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在不变的环境中，习惯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是容易形成的，但个人并不能意识到自己是独立存在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自我意识的强化，个体挣脱了自己和群体联系的纽带，人们开始处于变化中，这种变化带来了不安定和自我防护，于是便需要法律这种更有效的保障来维护。 (二)道德法律化——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转化的方式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不是对道德直接进行吸纳的，而是通过从道德到法理再到法律的转化。伦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需要将其体现的客观性提炼出来，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确定性、可衡量的标准，且这些标准需要符合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并不是所有的道德伦理都能并都需要转化成法律的，道德秩序向法律秩序的转变不仅不意味着道德的瓦解和消失，反而更是道德形式不断多元化的表现。 现实中道德向法律的转变有着直接转化和间接转化两种方式。道德向法律直接转化一般表现在法律原则中，法律原则可以用来弥补法

礼法传统下的“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

礼法传统下的“法律道德化与道德法律化” ——读韩公释奴有感 潮州大吴泥塑作品《韩公释奴》曾获中国民间工艺美术“乡土奖”展评奖项，近日有幸目睹该作品，赞叹其生动真切、鲜艳明快之余，也引发了对作品描述故事的浓厚兴趣。曾楚楠先生《韩愈依法治潮刍议》一文，对韩公释奴事迹作了详细描述：当时潮州没良为奴的现象相当严重，韩愈依据《唐律》卷26《杂律》中规定的“诸妄以良人为奴婢用质债者，各减自相卖罪三等，知情而取者又减一等，仍计庸以偿债宜”的精神，用“计庸折值”的方式予以解决。具体做法是：因债务纠葛等原因被抵押的人质为债主做工，必须计算工钱（计庸），当工钱和债款相当时，人质便须放归。差距太大的，则由官府“以钱赎”。及至人质归还，便以正式的契约文书（赦令）为证，毋使反悔。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但因债务纠葛而没良为奴，甚且“鞭笞役使，至死乃休”则是“乖律文、亏政理”的行径。韩愈以“计庸折值”的方式处理好道德与法律之间的矛盾，的确高明。 中国古代法是什么？多部古籍称古代之法律为“刑”、“法”或“律”，法学者梁治平先生在《“法”辨》一文提出“国家与法所由产生的途径，不仅决定了国家的组织方式，而且也规定了法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梁治平先生据有关古籍考据，古代中国国家产生于氏族征伐战争过程中，氏族未解体，国家政权已早熟；氏族内部亲属关系也直接转化为国家的组织方式,国家与氏族组织融合互渗……。基于此论和有关古代法制史料，中国古代

法具有两个最基本特征：一是国家与法必然是（一氏族对另一氏族）赤裸裸的征服和统治，法被视为君主镇压和统治的工具，即为“王者之政”，而且刑罚之酷烈与繁复超乎寻常。二是在烙上氏族血亲关系印记的国家组织方式下（即为瞿同祖先生所说的“身份社会”），国家与家族、法律与宗族伦常经常是混淆不分的，法也就是刑与礼合流的“礼法”，礼以法为推行工具、法以礼为指导原则——也即是“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二者互为表里。 中国古代法之“礼法传统”包含着“法律工具论”和“法律道德化和道德法律化”两项基因，其对后世影响渗透之深，即令当代诸多立法者、司法者等当局之人也身陷其中、浑然不觉；在21世纪的今天，也随处可找到此痕迹之法学概念和法律条文。 1949年建政以来，对于法的本质，官方正统理论就认定：“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中国的法律是“执政党（或者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法律就是推行“执政党（或者是人民）意志”的工具。官方正统理论对法律的定义就是:为了推行执政党（或者是人民）的意志或某些社会需求，国家可以制定或认可规定了权利和义务的社会规范，用以调节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这一社会规范就是法律（参见沈宗灵先生主编《法理学》）。上述关于法律的概念和理论，与其说是学习引进“嫁接”于苏俄，不如说是中国古代法之“法律工具论”基因种子在适合的土壤里的再次复活。法律一样是推行“意志”的工具，不同的是，古代法是“王者之政”，是君主权力推行其意志的工具；现行的法律是“人民专政”，是“执政党（或者是人民）”推行其意志的工具。法律既然被指导定位为“工具”，那么它的

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_王淑芹

伦理学 ( 哲学动态 2007年第9期) 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法哲学分析 王淑芹 (首都师范大学伦理学与道德教育研究所 北京 100089)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07)09-0016-06 正如约翰 罗尔斯所言:法律与道德的主题提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而道德的法律强制、法律制度的道德基础则是其中的重要问题。[1]在我国,表面上看道德法律化正当性的确证在学界的主流观点中已通论达识,好像无须多论,实则道德法律化的语义含义及其正当性理据,仍有细论之必要。 一 道德法律化疏正 道德法律化 的术语,尽管在学界及日常生活中是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但其内涵仍需廓清。从目前学界流行的主要观点来看,基本是在立法的意义上,将道德法律化理解为把最基本的道德规则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制度。 道德法律化是国家的立法机关借助于一定的立法程序将那些全体公民都应该而且必须做到的基本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的活动。 [2]所谓 道德法律化 ,是指 国家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国家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 [3]。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偏狭之处,未能揭示出道德法律化的全面含义。 道德法律化应包括两种语义含义:一是在法律和道德的渊源关系上,指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源于道德精神和原则,这是法律对道德价值的需要,是一种主动的法律化;二是在道德的推进中因需借助法力的强势而把道德的最基本的准则法制化,这是道德对法律功能的需要,是一种被动的法律化。所以,道德法律化实则是道德与法律相互需要的产物,而不仅仅是道德的单方面需要。 法律对道德的需要有抽象和具体之分:在抽象的意义上,道德是法律价值的重要基础,即法律对道德价值具有天然的需求性。关于 法的价值 或 法律价值 ,沈宗灵先生把其概括为法律促进哪些价值、法律本身有哪些价值和法律根据什么标准来进行价值评价。[4]事实上,无论何种层面的法律价值,都不可能与道德价值无涉。如若对 法律价值 进行归类,可细分为两种:一是法律的目的价值,诸如正义、平等、自由等;另一是法律的工具价值,即秩序、安全、效率等。法律的应然状态是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且目的价值能够统领工具价值。易言之,法律所维护的社会秩序、保障的社会安全以及追求的社会效率,必须合乎正义的道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法律的意义来自道德的赋予,并构成法律运行的宗旨与目的。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其法治思想的论述中,曾专门纠正了盛行于古希腊的 合法即正义 的传统思想,追问了法本身的价值规定,指出: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5]罗马著名法学家塞尔苏斯也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