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的悲剧人物

论《史记》的悲剧人物

摘要

《史记》是一部由司马迁撰写的历史名著，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授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以生动的社会各阶层历史人物为撰写对象，尤其是悲剧人物，个性鲜明，可以说《史记》是一个悲剧故事集，其悲剧任务以屈原、李广、伍子胥等为代表。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悲剧人物极为推崇，反映了他思想中进步因素已达到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稀有高度。本文就《史记》中悲剧人物突出的艺术特色加以探讨，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以达到更深层次了解作者的世界观和哲学观，分析司马迁的悲剧精神。

关键字：《史记》；悲剧人物；艺术特色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 发布时间:2012-11-21 来源:应届毕业生求职网 以下是一篇关于浅谈《史记》中的悲剧人物特色的古代文学毕业论文，欢迎浏览！ 摘要：本文将《史记》中的悲剧人物形象分为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并就其不同特征进行了评析，同时对司马迁刻画悲剧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了归纳，以期在阅读中给予学生提纲挈领的指导。 关键词：《史记》悲剧特色形象刻画 悲剧“构成了历史必然的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美学传统将悲剧划分为性格悲剧与命运悲剧。所谓性格悲剧是指主人公的强烈个性姿态与客观环境相对抗，导致其理想愿望不能实现或者挫败。命运悲剧则侧重于突出与人相对立的一种不可理解和不可抗拒的力量。而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能够对现实问题进行扎扎实实的描写，直接揭露社会矛盾，充分展现人物的悲剧命运，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因此而形成了社会悲剧类型。《史记》的创作便融合了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两大类型的特色。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史记》的悲剧人物形象分类 司马迁笔下的悲剧形象可分为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两大类，能够充分体现其性格悲剧的有两类形象：（1）一些在历史上抒写辉煌功业的人物，他们将自己的事业推向了顶峰，却因为自身性格上的缺陷而导致了最终的失败。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声威显赫，笑傲群雄。一待霸业已定，便觉忠言逆耳，大用奸佞小人，至“桓公病，五公子各树党争立。及桓公座，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六十切日，尸虫出于户”。这种结局不可谓不惨！（2）一些信念忠诚，坚守节操，为了实现或不负于自己的道德规范不惜以身而恤的人物。屈原忠贞爱国，义薄云天，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两次放逐，为世所不容，因此发出了哀呼：“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世间的混沌污浊，世人皆醉而自己独醒，无人能理解他的内心，自己又不能改变志向而从俗，因而死亡是唯一可行之途。屈原的内心独白有着强烈的痛苦与无奈，更有着高贵的不向命运妥协的人格。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 《史记》叙事简明生动非常得吸引人，因此它被誉为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那你知道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仆从救赵王韩广率军到了燕地，沒想到一到了燕就自立为燕王，说：“武臣能自立为王，我为什么就不能?”于是，赵王武臣与张耳、陈余率军向北攻打燕国的边境。一次，赵王在空闲的时候外出游玩，不料却被燕军捉住。燕国的把他囚禁起来，提出要求，让他分给自己赵国的一半土地，才可以将他释放，赵国使者频频前往交涉，燕总是将他们杀掉，并坚决要求割地才放人，弄得张耳、陈余实在没有办法。 赵军中有一名足智多谋的伙夫，他得知此事以后，对同一个帐篷中的伙伴们说：“如果要我替赵国去燕国游说，不久我就会与赵王同车而归。”伙伴们都笑话他说：“我国的使者去了十几批，刚一到达便被杀掉。你凭借什么去营救大王啊?”这位仆从没有说什么，只是笑了笑。不久，他暗地里跑到了燕军的营中。燕接见了他。他问燕：“您知道我此行的目的吗?”燕说：“你不过是想要救你的大王罢了。”仆从又问道：“您知道张耳、陈余是怎样的人吗?”燕回答说：“他们是当世的贤人。”仆从接着问道：“您知道他们的内心是怎样想的吗?”

燕回答说：“与你的想法是一样的。”这时，仆从突然笑了起来。燕被弄糊涂了。 于是，仆从解释说：“还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想法。武臣、张耳、陈余，他们几个人只是挥舞了几下马鞭，便占领了赵地的几十座城池，他们各自心里都想称王。在这个乱世里，难道会有人愿意终身做个臣子吗?臣子与君王两者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他们考虑到当时的大势刚定，还不敢三分天下、各自为王，便权且按照年纪的大小，先拥立武臣为王，以此来维系赵地的民心。现在，赵地的百姓已经归附了他们，于是，这两个人也想要裂地称王，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现在，把赵王囚禁了起来，这两个人表面上要营救赵王，实际上是想要借您的手来杀掉他。如此，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分裂赵地，而各自称王了。一个赵国就可以轻易地来攻打燕国，那么，如果是两位贤王互相提挈，再打着声讨杀害先王罪人的旗号，燕国的灭亡恐怕就指日可待了。”燕听过这番话以后，认为有道理，便下令释放了赵王。这位仆从亲自驾着车护送赵王回国。 3个史记的人物和故事：张耳的后裔张敖虽然没有参与谋逆，但是毕竟是自己手下人干的，脱不了干系，更何况刘邦当时正削尖了脑袋消灭异姓王，所以被释放以后，被降封为宣平侯。这还是因为他娶了鲁元公主的缘故，否则下场比韩信、彭越等人好不了多少!当时，刘邦十分惋惜贯高的死，又听说张敖为王的时候，十几个宾客，不避危难，自甘为奴，跟随张敖，十分赞赏他们的忠诚，于是凡是作为家奴跟随张敖进京的，都做了诸侯王的相国或者是各郡的郡守。到了惠

论古希腊的悲剧精神

纵观中国传统的文学作品，大团圆式的优美结构充满了读者的视野，无论是包公戏中的善恶、忠奸分明，还是戏剧中的窦蛾恨终得雪怨总得偿，都充斥着农耕文明下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式的因果循环和“善恶有报”的理想和期待，尽管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已经出现了对人生进行思考的悲剧意识的萌芽，但总体上还是被包裹在“大团圆”的外壳之下。在西方悲剧理论真正渗入中国的创作之后，真正有意识的悲剧创作才成为可能，若干具有悲剧性宏大结构和巨大魅力的文学作品才开始走进人们的阅读视野。与此同时一些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开始呈现出了它们独特的由痛到快，先痛后快的巨大吸引力，使得人们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不再囿于特定文学视角，而更多的渗透了美学理论，从而达到对具体的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深层解读。 一、古希腊悲剧精神形成溯源 对于古希腊式悲剧精神的诞生根源和产生土壤，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渊源去探寻。古希腊人生活在海洋流域，浩淼无边的茫茫大海中“没有彼岸”和看不到彼岸，或者说无法回归的渔猎生活的现实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海洋文明。在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历史条件下，古希腊人创造了悲剧历史发展中的三种悲剧类型：由于无法挽回和无法改变的神定的因素或者主体的“小过失造成大悲剧”的命运悲剧、由于人物自身性格原因导致的不可避免的“性格决定命运”的性格悲剧、以及由于人本身的降生是无来由的和人的生存环境是人所无法选择的所造成的生存悲剧。悲剧最早来自于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的祭祀活动，而酒神崇拜涉及到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出生，死亡。再生。这本身就是人类渴求生存，抗拒死亡的意志表现。是人类对于生存状态的抗争，是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价值肯定和终极关怀。这种悲剧精神渗透在古希腊人的文学创作中，由此出现了众多的悲剧作家。这些悲剧作家以他们的悲剧意识和人性关怀创作了一系列隽永深刻的悲剧作品，尤其以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为代表。悲剧的本质是矛盾冲突，没有了矛盾冲突。悲剧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古希腊悲剧通常表现出一种抗争，如普罗米修斯对神旨的违逆、俄狄浦斯对命运的抗争、美狄亚对丈夫的报复等。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悲剧是令人同情和怜悯的，但由于他的斗争是朝向一种正义的目标，显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不可战胜还要义无反顾的英雄气概，这就成了悲剧人物最终必然走向悲壮命运的悲剧美的来源。这种精神上的胜利和战斗的过程远远超越了结果，是永恒的人类精神的映射。正是在与这种类似主宰着整个人类的力量的斗争中，人的主体性的力量才被发挥到了极致，人们才在悲剧人物的身上发现了自己所蕴藏的全部能量。因此在欣赏悲剧性文学作品的时候，人们在产生恐惧、悲伤等强烈的痛感的同时，更会感到怜悯和同情，如此强烈又复杂情绪强烈地刺激着欣赏者的感官，使读者悲伤之后得到更强的顿悟和重获新生的愉悦之感。 对古希腊悲剧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亚里士多德曾以《俄底浦斯王》来佐证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过失说”，俄底浦斯王无论如何的正直善良，关爱自己的国民，都无法逃脱先天的神定的命运，由于无心的过失而导致了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的巨大悲剧性。黑格尔也用《安提格涅》来辅助他对悲剧性质的解释——“冲突说”和“永恒正义说”，代表亲情的安提格涅和代表国法的克瑞翁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冲突，具有合理性的双方在矛盾斗争的过程中暴露了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于是必然遭到毁灭或者两败俱伤的命运，进而造成了巨大的悲剧性冲突。黑格尔提出的“冲突说”成为了黑格尔对于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并促使悲剧理论进一步的系统化和完善化，进而逐渐形成了真正的近代悲剧的理论形态。而到了现代，恩格斯和马克思对悲剧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批评了他对《封，济金根》的结论，认为济金根的悲剧是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冲突而造成的。恩格斯的悲剧理论在现代悲剧理论中极具代表性，它广泛

《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文献综述

《<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述了项羽戎马一生最后却惨遭失败的悲剧命运，两千多年来人们依旧谈论着这个悲剧英雄，众多学者认为，项羽的失败多归于他的悲剧性格。其性格中的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令他在与刘邦的抗争中处于劣势，最终灭亡。拟总众多学者的观点，力求将《史记》中项羽的悲剧性格研究系统化地呈现出来，对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依据。 关键字：史记；项羽；性格悲剧；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 项羽是秦末反秦起义中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他领导起义军摧毁了秦军主力，为彻底推翻秦王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他最终归于失败。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进行了详细的记载：项羽破釜沉舟，“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设鸿门宴、“项王军壁垓下”、“自刎而死”【1】。两千年以来众多读者无不为项羽的失败惋惜，认为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却因为其凶狠残暴、有勇无谋、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而导致了他最后失败的悲剧结局。本文着重从历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入手，对《史记》中项羽性格悲剧研究进行简要回顾及综述，力求在综述的过程中加深对项羽性格悲剧的了解，希望为今后深化这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依据。 一、凶狠残暴 对于项羽的凶狠残暴，最直观的要数《史记》中项羽周身之人对其的评价。如《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评价项羽“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1】同时，司马迁亦在《史记·项羽本纪》中直面揭露了项羽的凶残：“烧夷齐城廓宫室，皆田荣降卒……询齐至北海，多所残灭”【1】二人皆认为项羽每到一处地方，就活埋投降的士兵，焚烧房屋，抢夺妇孺，所到之处，皆成了民不聊生的地狱，怨声载道。 明代杨维桢把项羽比作夏商两代暴君桀纣，痛斥其残暴行径，认为“迹其慓悍滑贼之性，嗜杀和嗜食”，“此真天下之桀也”。杨维桢在《史记评林》中说道：“《孟子》云：‘为天下驱民者，桀与纣也’。籍亦为汉驱者耳，其能与汉争天下哉？迹其慓悍滑贼之性，嗜杀和嗜食……残灭襄城，杀秦降王子婴，斩韩王成，王陵母，甚至于杀义帝，此真天下之桀也。”【2】在《史记评林》中，凌稚隆也提出“项王非特暴虐不得人心”，认为项羽凶残暴虐，让人恐惧厌恶而不得人心。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的卷一中也曾提出“项羽之暴也，沛公之明”，认为项羽以凶狠残暴让人服从，凶名在外；而刘邦却擅攻心计，以德服人，是谓开明，而得人心。【3】清朝郑板桥也曾有这样一首诗来评价项羽的“夜坑秦卒”的残暴之举“新安何苦坑秦卒,霸上焉能杀汉王。”【4】 在现今，很多学者在认同项羽的英雄形象的同时，指出了其性格的残暴之处。沈薇在《项羽兵败的性格原因》中说道：“项羽失败的原因都绕不开他性格暴戾、烧杀掳掠以致失去民心的这一面。”【5】认为项羽是打着诛暴秦的旗帜起兵的，结果却是他自己在重蹈秦始皇的覆辙，用一种暴行代替另一种暴行，大量的屠杀行为使他大失民心与军心。【5】张桂英在《太史公笔下的项羽》中指出“项羽似乎是为了应验“无毒不丈夫”这句话,在整个反秦斗争中,他表现得极为残暴。”【6】并列举了三个事件作为证据：一是活埋襄城守城军民；二是汗水之战后，在新安城南活埋了二十多万秦军投降的士兵；三是在平叛田荣叛乱时，把田荣手下投降的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表

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及事件 旧、新石器时代： 前100万年前后：正值古史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 前10万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伏羲时代。 前7千年前后：正值传说中的神农时代。 前2700年前后：传说轩辕战炎帝，败蚩尤，而后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前2700年前后：传说史官仓颉造文字。 前2100年前后：传说大禹治水，禹之子启得帝位，开始 “家天下“。 夏、商、西周： 前1900年前后：太康失国，后羿代夏。 前1600年前后：自契到汤八迁，居于毫。 前1300年前后：盘庾迁殷。 前1100年前后：周文王被拘于羑，演周易，成六十四卦。 前1046年：牧野之战，武王克商。 前841年；国人暴动，逐厉王，周召共和。 春秋战国： 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称东周。 前679年：齐桓公称霸。 前498年：孔子在鲁国遭冷遇后，周游列国。 前494年：吴越之战，越败，越王勾践向吴称臣。 前445年：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 前382年：吴起为楚令伊，变法，楚强。 前350年：商鞅颁布第二次变法令，开阡陌封疆。 前339-前278年：屈原作《离骚》、《天问》、《九歌》。 前307年：赵武灵王进行军事变革，胡服骑射。 前270年：魏人范雎入秦为客卿，献“远交近攻”之策。 秦： 前221年：秦灭齐，天下统一，秦王嬴政定称号为“皇帝”，称“始皇帝”。前210年：秦始皇死，其子胡亥即位，是为二世。 前209年：成胜、吴广起义反秦。 前207年：巨鹿之战项羽大败秦军，刘邦入关中，秦亡。 西汉： 前202年：楚汉之争以项羽兵败自杀告终，刘邦即位，是为汉高祖。 前186年：张良卒。 前150年前后：董仲书强调天人感应学说。 前138-前126年：张骞出使西域。 前119年前后：汉武帝颁布新的耕作方法——代田法。 前90年：司马迁卒，其所著《史记》名垂青史。 西汉末年：“再受命”之说风靡一时，公元8年王莽代汉。 东汉： 25年：刘秀称帝，是为光武帝。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悲剧精神新考 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中国知识分子也习惯于把灾难喜剧化，甚至将之改造为甜蜜的记忆。现在，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 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另觅他途。 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同上）此话大有深意：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方有可能是悲剧；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可能更切题。事实上，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 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主人公必须能够独立完成“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成为自己生活的舵手（“他们的幸福与否取决于自己的行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悲剧人物为自己负责的重要方式是在公开场合表达思想（主要是其抉择）：思想指能够得体地、恰如其分地表述见解的能力；在演说中，此乃政治和修辞艺术的功用。昔日的诗人让人物像政治家似地发表议论，今天的诗人则让人物像修辞学家似地讲话。性格展示抉择的性质，因此，一番话如果根本不表示说话人的取舍，是不能表现性格的。

史记人物分析

《史记》是一部史学名著，又是一部文学名著。前面介绍先秦历史著作时，我们说这些历史著作中包涵着或多或少的文学因素、文学成分；而对于《史记》，这样说是远远不够的。 因为《史记》的写作，具有文学方面的动机，所以这一部史书本身，就兼有文学的性质。 司马迁本人，是有着浪漫的诗人气质的。从《报任安书》和《史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富于同情心、感情强烈而容易冲动的性格特点。他由李陵事件而遇祸，也是一场性格的悲剧。因为无论从私交还是从官职来说，他都不负有为李陵辩护的义务。西汉末的扬雄说：“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也是看到了司马迁浪漫的诗人气质。 《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写作的目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不仅意味着总结历史、记载史实，而且也意味着通过大量历史人物（其中有许多是作者同时代的人物）的活动，形象地反映和推究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类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困境。这些也正是文学的根本目的。只不过《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在虚构方面受到较多的限制。 《史记》还具有抒发情怀的目的。《报任安书》中，把《周易》、《诗经》、 《离骚》等等，归结为“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由此提出了“发愤著书”之说。这种说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于他所列举的古人著述的实情，但完全符合于《史记》的实情。《史记》在叙述历史人物事迹的同时，处处渗透了作者自身的人生感受，内心的痛苦和郁闷，这就是我们千年之下读《史记》仍不能不为之感动的关键。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后者也正是从这一点着眼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史记》使用了大量的文学手段，达到了很高的文学成就。以下，我们从它的叙事艺术、人物形象塑造艺术和语言艺术三方面加以介绍。该说明，《史记》的核心部分——本纪、世家、列传，基本上由人物传记构成，它既有很强的故事性、戏剧性，又通过这些故事来塑造人物形象。所以，所谓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本来是无法一分为二的。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先从总体上分析《史记》叙事的方式和艺术特点，然后再分析它如何塑造人物。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 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先秦史家的主要兴趣，还在于首尾完整地记述历史事件，并通过这些事件来表达政治和伦理评判，其叙事态度主要是史学性的。司马迁则除了记述历史事件以外，具有更强烈的要努力再现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场景和人物活动的意识；除了政治和伦理评判以外，具 有更强烈的从多方面反映人类生活的意识。所以他的叙事态度，有很明显的文学性。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

悲剧英雄的内心独白 ——读司马迁《报任安书》陆精康 (一)什么是人生的悲剧？“悲剧是人底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死亡”，“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⑴“百世奇人悬日月，千秋孤愤诉晨昏。”⑵读司马迁《报任安书》，激荡心灵而挥之难去的，首先是这种“伟大的痛苦”、悲情的人生。 人生旅途有种种屈辱和不幸。司马迁那个时代，“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然而，这种种耻辱比起宫刑，算得了什么！“最下腐刑，极矣！”⑶一个“最”字，一个“极”字，将人生的悲剧命运推向了极致！ “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⑷受宫刑六年之后，司马迁“泪洒书函”回复故友任安之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煌煌巨著《史记》已在磨难中草成。他以“大质亏缺”“身残处秽”为代价，成就了“功追尼父”的千秋伟业，在民族文化史上构筑了一尊悲剧英雄高高耸立的雕像，令后人高山仰止。而我们从《报任安书》中读到的，则是这位悲剧英雄饱含血泪的内心独白，其间浸透着崇高绚丽的悲剧精神。 (二)奇耻大辱——司马迁清晰记起天汉四年（前97）密不透风的蚕室中刻骨铭心的一幕。那是在修撰国史的中途。罪囚司马迁接受了这一生命的重新选择，也开始了人生的一大转捩。 “诟莫大于宫刑。”“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丧气”，何况司马迁这样的慷慨之士！卫国的雍渠、秦国的景监、本朝的赵谈……君子不耻。这些故事，司马迁是太熟稔了——这更是作为史家的司马迁的不幸。 传统理念是：“士可杀不可侮。”不甘受辱视死如归是一种可歌可泣的壮举。司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71352299.html, 浅谈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作者：刘璐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11期 摘要：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由于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因此，中国式悲剧作品的悲剧精神有了许多的争议和不足。在与西方悲剧作品对比中，我准备从“大团圆结局”“道德完美的悲剧人物”以及“过分的虚幻的外力寄托”三方面浅析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关键词：中国悲剧；桎梏；完美结局；绝对对立；外力；元杂剧 作者简介：刘璐（1993.1-），女，山东省潍坊人，大学本科学历，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1级，汉语言文学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1 “肯定生命的最高艺术，即悲剧。” ①哲学家尼采给了悲剧艺术高度的评价。而命运是悲剧意象世界的意蕴的核心。中国古典悲剧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凝结，处处体现着对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和批判。当然，以西方特别是古希腊的悲剧作为评判悲剧的立足点和评判的圭臬是不合适的。毕竟梵高画不出《富春山居图》，而兵马俑中也不会有断臂的维纳斯。然而，中国古代的悲剧作品，由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教育的掣肘，在我看来有了些许不足。所以想借几篇知名的作品，来分析一下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 一、掩盖丑陋，否极泰来的完美结局 邵曾祺认为，中国有一种类型的悲剧，是在“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后，挂上一条欢乐的尾巴。②邵先生所指的这条欢乐的尾巴就是中国的悲剧故事经常带有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皆大欢喜的完美结局是中国人民在儒家道德思想教化下衍生的产物。受伦理道德约束，我们的先人不愿意承认痛苦和灾难的不合理性。 中国元杂剧的主人公总要在结尾来个悲转喜，苦转甜，如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所言：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那些情侣一定会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些潦倒穷困的书生最终会金榜题名，这些结局，冲淡了悲剧振聋发聩的力量，一味地“好好好好好”，更撕开了我们软弱不愿正视命运冲突奴性的面具，体现了中国悲剧精神的桎梏。《窦娥冤》中窦娥行刑前血溅白练、六月风雪，亢旱三年三桩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誓愿竟然借天神之手得以成真。更不论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将元稹《莺莺传》的悲剧性结尾大逆转，张生的变心另娶变成了与莺莺白头偕老，恩爱一生。但这种用理想的，虚幻的人为或鬼神干预的方式结束悲剧，不愿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论司马迁《史记》的崇高美(一) 小序 旧式的《史记》研究，总是侧重于史实考订、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方面，建国以后，以郭沫若、陈直、候外庐、程金造、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代表，开《史记》研究的新先河。时至今日，中青年学者又相继成长，研究气氛之活跃，实非一般史记研究可以比拟。他们对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政治观、经济观、社会伦理观、学术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艺术手法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成绩显著。《史记》研究正在发展成为一门体系完整的新学科：“史记学”。但是，问题还是存在的，主要的表现，正象张大可同志所说的：“大多是传统的伦题，缺乏新的开拓。 ⑴也就是说，对《史记》的研究，在面上还是狭窄的。《史记》涉及了哲学、政治、经济、文学、美学、天文、地理、人才、伦理道德甚至医学等方面，几乎囊括了当时人类思想、活动的全部内容，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所以，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伦题，从新的角度去进行研究，是当前《史记》研究中面临着的重大课题。 司马迁的美学思想是汉代三大学美学派别（以《淮南鸿烈》为代表的美学；以董仲舒、扬雄为代表的美学）中最能体现西汉时代特色的美学。但是，他并没有提出一整套系统的美学理论，他的美学观点全都体现在《史记》里面（《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王安书》以及《艺文类聚》卷三十的《悲士不遇赋》当然也有所体现）所以，对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研究，就成为史记学中的重大课题之一了。 有意识、有深入地研究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最早的应推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先生，见之于一才四六年出版的专着《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把他的文章称之为”奇而韵“。 接下来的是李泽厚，在他主编的《中国美学史》中说：“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同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自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韩兆琦在《司马迁的审美观》一文中说：司马迁的审美观“最主要的这就是他分外喜爱悲剧英雄，喜爱那些对于当时社会、对于权势者、对于严重的恶劣环境敢于批判、敢于抗争的特立独行的人物。”⑵他们的论点尽管表述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共同的，那就是司马迁《史记》的美学是属于崇高美的范畴的。 每个人都有这样一种感受：当你看到山明水秀、波平浪静、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时，你就会感到轻松、愉快、心旷神怡；可是，当你面对着狂风暴雨倾下奔腾咆啸的长江黄河，面对着陡削的悬崖，飞流直泻的瀑布时，你将会是另一种感觉：热血沸腾、惊心动魄，你会浑身充满着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这就是两种不同形态的美给我们的两种不同感受。前者在美学上称之为“优美”，后者称之为“崇高”（也叫做“壮美”、“伟大”。中国传统上则称之为“阳刚之美”。）崇高美的特点是：美处于主客体的矛盾激化中，它具有一股强劲的力量，不可阻遇的宏大气势，表现出粗犷、激荡、刚健、雄伟的特征，给人以惊心动魄的审美感受。在社会生活中，往往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激烈矛盾冲突，表现为人们的追求、奋斗与挫折、困难之面的巨大磨擦，在矛盾激化中显示出英雄的坚强性格和人的本质力量。 司马迁的《史记》正是一部由崇高美贯穿始终的巨著，不管是那众多的历史人物，还是纷繁的历史场面；也不管是他那独特的文章风格，还是写作时的立意，都饱含着一股力量。 力拔山兮气盖世——《史记》之人物 以浓墨来表现人，表现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那种百折不挠的意志，是《史记》的最大特点。晋文公流亡十九年而复国之志未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以求东山再起；韩信忍胯之辱，发愤追求；陈涉身为佣耕者却有鸿鹄之志；苏秦在椎剌股中苦学；屈原被放遂，仍有兴国之心……这些人物，身处逆境而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刻意进取。那奋发、图强的力量深藏在他的灵

史记人物及事件介绍

史记有关人物及事件介绍

孙膑为军师，运用“围魏救赵”战法（见桂陵之战），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回救，以解韩围。这次战役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诱其就范，使战局始终居于主动地位。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设伏歼敌的着名战例。 田忌（生卒年不详）。妫姓，田氏（亦作陈氏），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州南），故又称徐州子期。战国初期齐国名将。田忌以田齐宗族的身份作齐将，他很赏识孙膑的军事韬略，向齐威王举荐孙膑，威王任孙膑为军师。在一次赛马时，孙膑向田忌提出了以下马对上马，以上马对中马，以中马对下马的田忌赛马法。公元前354年，发生桂陵之战，魏国攻打赵国，齐国派兵相助，田忌为司令，孙膑为参谋，结果孙膑以“围魏救赵”的兵法大胜。公元前341年，发生马陵之战，魏国攻打韩国，齐国派兵相助，仍由田忌为司令，孙膑为参谋，孙膑仍进军魏都大梁，用“减灶之计”，让魏军大将庞涓轻敌深入，结果庞涓被杀，齐国大胜。同年，被齐相邹忌用反间计陷害，田忌无法澄清于事，则逃亡楚国。 井陉之战 公元前204年爆发的井陉之战，是楚汉战争中汉大将韩信指挥的，在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一带对赵军的一次出奇制胜的进攻作战。在这次战役中，韩信以不到3万的劣势兵力，背水列阵，奇袭赵营，一举歼灭号称20万的赵军，阵斩赵军主将陈余，活捉赵王歇，灭亡了项羽分封的赵国，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李广汉族，陇西成纪（今天水市秦安县）人，中国西汉时期的名将。汉文帝十四年（前166）从军击匈奴因功为中郎。景帝时，先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武帝即位，召为中央宫卫尉。元光六年（前129），任骁骑将军，领万余骑出雁门（今山西右玉南）击匈奴，因众寡悬殊负伤被俘。匈奴兵将其置卧于两马间，李广佯死，于途中趁隙跃起，奔马返回。后任右北平郡（治平刚县，今内蒙古宁城西南）太守。匈奴畏服，称之为飞将军，数年不敢来犯。元狩四年，漠北之战中，李广任前将军，因迷失道路，未能参战，愤愧自杀。 荆轲，字次非，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后游历到燕国，被称为“荆卿”（或荆叔），随之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荐给太子丹，拜为上卿。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与田光密谋，决定派荆轲入秦行刺秦王。荆轲献计太子丹，拟以秦国叛将樊於期之头及燕督亢（今河北涿县、易县、固安一带，是一块肥沃的土地）地图进献秦王，相机行刺。太子丹不忍杀樊於期(fánwūjī)，荆轲只好

中国悲剧精神论

寇鹏程：中国悲剧精神论 一、 中国悲剧精神？但是，首先，中国有悲剧吗？自从本世纪初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人没有真正的悲剧开始，此后又有一大批学者诸如蔡元培、朱光潜、胡适、鲁迅、刘半农等人都批评中国悲剧的不彻底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由于这些人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很多人不加分析地接受了他们的观点，使得“中国无悲剧说”广为流传，很多人提起中国的悲剧也立即就会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感觉，甚至对中国悲剧产生了一种轻视之情。中国究竟有没有悲剧也成了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到现在也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 鲁迅：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简单化。最早提中国没有悲剧的有影响的人要算王国维了，当初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说，中国的戏曲、小说都是乐天的，“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所以，他认为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悲剧，真正的悲剧只有《红楼梦》与《桃花扇》。可以说这是中国无悲剧说最早的滥觞了。但是，我们注意到王国维对中国悲剧做这样的评判完全是根椐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来判定的，王氏与叔本华一样把艺术看作解脱人生永恒苦痛的避难所，认为真正的悲剧就应该是弃绝人生、放弃生命的，他的悲剧理论完全是叔本华理论的汉语版。悲剧在这儿成了悲观的意思。所以王国维说“故吾国文学中，其具厌世解脱之精神者，仅有《桃花扇》与《红楼梦》耳。”王国维把具有“厌世解脱”精神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把符合叔本华的理论的悲剧看作是真正的悲剧，并由此作出结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这种评判标准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不足以此为据的。 我们再来看五四时期一批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也纷纷声讨中国的悲剧，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比如蔡元培《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中说：“西人重视悲剧，而我国则竟尚喜剧。如旧剧中述男女之情，大抵其先必受种种挫折，或男子远离，女子被难，一旦衣锦荣归，复相团聚，此等情节，千篇一律。”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曲改良》中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只是一个美满的团圆。” 鲁迅先生也认为中国实在少真正悲剧，指出“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统统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欺骗------ 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 朱光潜先生也在他的《悲剧心理学》中说：“事实上，戏剧在中国几乎就是喜剧的同义词，中国的剧作家总是喜欢善得善报，恶得恶报的大团圆结尾……” 我们看蔡元培、胡适、鲁迅、朱光潜等人，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他们的看法本身确实也有一定的道理，因此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们关于中国悲剧的看法。但我们应知道这批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中国悲剧“团圆主义”的批评实际上都是把悲剧看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此来批判中国旧的文化传统，以此作为反封建的一个武器，以此来宣传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有其历史性价值，但他们的主要目的都不是就悲剧本身而探讨悲剧的，借批判悲剧进行启蒙和革命的工作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在当时整个时代都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大规模声讨的浪潮中，悲剧被有些简单地批判得体无完肤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他们是以势反悲而不是以理反悲，以反传统之形势、大势来反对悲剧，而不是以学理来反对悲剧。 胡适：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 中国的悲剧确实很多都以悲开始，但最后都以“大团圆”的乐结束，有《红楼梦》之悲则必有《红楼后梦》之喜，有《琵琶记》之分就必有《青衫泪》之合，生不能成连理，死后也要成鸳鸯、变蝴蝶。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大团圆”的结局就是人们诟病中国悲剧，说中国无悲剧的主要原因。那么这样说来中国无悲剧就是因为这些悲剧的结尾是“大团圆”了，如果让这些悲剧的结尾都换成剧中人物各分东西，各自死去的“大分散”，这些悲剧就是真正的悲剧了，或者说只要是“大团圆”结局就不是真正的悲剧了，那么这样说来一部悲剧是不是真正

史记人物及事件介绍

史记有关人物及事件介绍 程婴（？—约前583）春秋时晋国义士，千百年来为世人称颂。相传他是古少梁邑（今陕西韩城西少梁附近程庄）人，为晋卿赵盾及其子赵朔的友人。晋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贾杀赵，灭其族，朔客公孙杵臼与之谋，婴抱赵氏真孤匿养山中，而故意告发令诸将杀死杵臼及冒充孩儿，后景公听韩厥言，立赵氏后，诛屠岸贾，婴则自杀以报杵臼。 郅都，生卒年不详，西汉时期河东郡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人。汉文帝时任郎官， 为文帝侍从。汉景帝时先后任济南郡太守、中尉、雁门郡太守。郅都为官忠于职守，公正清廉，对内不畏强暴，敢于对抗豪强权贵；对外积极抵御外侮，使匈奴闻风丧胆。后人对他评价很高，把他与战国时期赵国的廉颇、赵奢等名将并列，被誉为“战克之将，国之爪牙”。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鲁仲连（约前305年～前245年）战国时名士。亦称鲁连。今茌平人。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迫于压力，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以利害说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7年后(前250年)，燕将攻占齐国的聊城。齐派田单收复聊城却久攻不下，双方损兵折将，死伤严重。鲁仲连闻之赶来，写了一封义正辞严的书信，射入城中，燕将读后，忧虑、惧怕，遂拔剑自刎，于是齐军轻而易举攻下聊城。赵、齐诸国大臣皆欲奏上为其封官嘉赏。他一一推辞，退而隐居。《汉书·艺文志》载有《鲁仲连子》14篇，今佚，仅有清朝马国翰辑本。 鲁仲连，又名鲁仲连子，鲁连子，鲁仲子和鲁连，是战国末年齐国稷下学派后期代表人物，著名的平民思想家、辩论家和卓越的社会活动家。鲁仲连的生卒年月不见史籍，据钱穆先生推算是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5年。鲁仲连的籍贯亦不可考，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仅记为“齐人”。据后人考证，鲁仲连是今天聊城市茌平县冯屯镇望鲁店人。根据《史记》《战国策》《太平御览》等史籍中关于鲁仲连事迹记载综合考察，鲁仲连一生的活动轨迹大致是这样的：生于聊城，学于临淄，隐居于今桓台、高青锦秋湖附近，游于赵，死于今高青县高城镇。甘罗（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人，战国时代著名大臣甘茂之孙，从小聪明过人，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小小年纪拜入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做其才客。后为秦立功，被秦王拜为上卿。在洞庭湖地区至原楚国地域很多地区民间都有很多甘罗神像，逢每月初一十五，人们顶礼膜拜，以求地域安宁；在这些地区，人们遇到疑难杂症，都会请甘罗的神灵显灵治病，都会药到病除或得到明确的指点。甘罗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

《史记》悲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精神解读 主讲人：曾尚兰 教学目的：1，通过对《史记》这部史学、文学著作的介绍使学员了解走近《史记》，引起学员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兴趣与关注； 2，通过分析《史记》悲剧人物形象及其内在精神，使学员产生共鸣，并从这些人物身上获得一些人生、为官、 做人方面的启示。 教学重点：第三、四部分，通过对悲剧人物形象的分析揭示其内在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教学难点：1，在对悲剧人物形象分析时，如何使课堂有趣味性、故事性； 2、如何深入浅出地揭示悲剧人物的精神意蕴及其对现实 的启示，使学员易于理解、能学有所得。 教学方法：讲授法、情境设置法、提问法、多媒体教学法 教学过程： 导语：《史记》是中国历史上一部伟大的史学、文学著作，二十四史之首。《史记》记载了许多人物，其中有一类，他们的人生遭受了许多挫折、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他们或人生理想不能实现，或被逼走向生命尽头。这样一类人物，尽管他们命运坎坷，但是他们在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抗争的精神却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他们也因此流芳

千古。这到底是怎样一群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人生，感受他们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一、《史记》及其作者介绍 （一）司马迁生平事迹 1、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是汉代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汉武帝时任郎中、太史令、中书令。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 2、人生经历：少年受业、壮年游历、晚年获罪 司马迁的人生大概可分为三个阶段。《史记·太史公传》中记载：“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在史官家庭中长大，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他的广泛阅读和遍布南北的游历，既为他写史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也使他在读书与壮游过程中萌发了写史的念头。父亲的临终嘱托更使得修史成为司马迁的神圣使命。所以，司马迁修史的最初目的与其父亲的宏愿是一样的：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写史的动因，之所以修史，为的是给西汉及前代历史作总结，颂扬圣君贤臣的德行功绩，是润色鸿业、歌功颂德的自觉行动。但是晚年的李陵之祸改变了他的人生。 李陵之祸：公元前98 年，李广的孙子李陵随贰师将军李广利

浅析《史记》中的悲剧精神

浅析《史记》中的悲剧精神 摘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首部，它既是一部气势磅礴、内容宏富的历史著作，又是一部具有浓郁的悲剧气氛、深刻的悲剧意识、博大的悲剧精神的文学巨著。书中的这些悲剧意识、悲剧精神、悲剧人物，使这部巨著更具有震撼力，而司马迁独特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念形成《史记》的悲剧精神，使《史记》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崇高美、悲壮美。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悲剧精神 一．司马迁的个人经历对其悲剧精神的影响 1.从司马迁的思想组成上来看：司马谈生活在由文景二帝到武帝的过渡时期，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文景时代的思想，即黄老道家思想。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在他著名的《论六家要旨》中，他对上古学术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进行了总结，创造性地把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比较客观地对其加以评论，指出其优劣长短，在这六家之中他独钟情于道家。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对司马迁颇有启示和濡染，以至道家思想在他的世界观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被贯彻到了他后来的史学活动之中。道家思想中对个人生命的珍惜，使司马迁认为人的生命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对生命的珍视，使司马迁分外不忍对于生命的摧残，更加反对随便的抛弃生命。 2.司马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所以，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将他列入世家。所以，在《史记》中也处处可见他以儒家道德标准来减否人物的痕迹，例如，司马迁认为商鞍、吴起、晃错等人虽然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强盛，但是以儒家道德来看，他们又是刻薄寡恩，从而自取灭亡的。儒家思想中的入世情怀，包含了对人生和人世的关怀与热爱，这就造就了司马迁对历史人物深沉的理解和同情，这也使《史记》的悲剧性分外强烈。 3.同时，这与父亲司马谈的要求也不无关系。元封元年（前110 年）司马谈垂危，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而司马迁的人生以“李陵之祸”为界，分为了两个阶段。他青年时期的游历和他奉使西南以及跟随汉武帝出巡，都使他真切的接触到了现实的自然地理和社会人文环境，开阔了他的眼界，并使他的思想中产生了一种浪漫的情怀，充满了建功立业的热情。在遭受了“李陵之祸”以后，司马迁形成了他的“发愤著书”说。在遭到人生的沉重打击后，他忍辱苟活，发愤著书，希望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为自己洗雪耻辱，以文章使自己名传后世，实现自己对儒家“三不朽”人生理想的追求。司马迁深刻的悲剧意识则由于“李陵之祸”而最终形成。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悲剧意识，使得司马迁从生活的苦痛磨难中体验到更深层次的悲剧意识，并以写作表达对命运悲剧和历史悲剧的反抗与悲枪。 二．《史记》中悲剧精神的体现及这些人物的特点。 1.众多的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记中写了大量的悲剧人物。据统计，《史记》全书所塑造的大大小小的悲剧人物形象达120多个，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悲剧性的人物当中，有的虽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气节，但由于种种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