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个人感想
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科目考查卷
“西安事变”之个人感想
中国历史长河中，有许许多多的事变。所谓事变，从字义上看是事物发生的变化，一般则指突然发生的重大的政治、军事性变故①。中国古代史上，有唐太宗李世民的玄武门事变登王位，宋太祖赵匡胤的陈桥驿兵变龙袍加身。进入中国近现代，我们看到的是“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西安事变”、“皖南事变”等等。纵观这些事变，有的是争夺封建社会的权力顶峰—皇位；有的是对受到不公平对待或对现状的不满；有的是反动派的阴谋的表现；有的是一个国家遭受到外敌侵略的开始。。。。。。而有一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变，而这个事变不是争夺最高权力、也不是要发动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更不是为了个人的阴谋，而是要捍卫民族的尊严。这就是当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或称双十二事变。这场逼蒋抗日的事变之后，中国停止了内战，中国开始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开始高涨。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的态度
1931年9月18日，长期对华实行扩张政策的日本侵略者将炸毁南满铁路的责任推给中国，并以此为借口令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事发之后，张学良的东北军因受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绝大部分主力一路撤退，避免与日军交战，导致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东三省，并建立了伪满洲国。
东三省的丢失给中华民族蒙上了巨大的耻辱，使东北人民活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毫无尊严可言，时不时发生的暴力镇压事件使人民深受灾难。这也许就是后来二战结束后国际法庭上盟军检察官所说的，“没有比发动战争更严重的罪行”。如果说东北人民所受的灾难是令人心寒的，那么我觉得国民政府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是令人极其愤懑且可耻的。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全民族共同抗日这段期间，蒋介石罔顾民族大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执意要先剿灭要求共同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当日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经营其政权并对全中国虎视眈眈时，蒋介石没有让东北军去保卫生长、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而是让日本侵略者肆意地去践踏、屠戮。他把东北军调到大西北去进攻共产党，要在外敌入侵家园时，先把自己的同胞打死再去抵抗外敌。周恩来在当时曾比喻说：“一个家里有两兄弟正在闹矛盾，有一天强盗来了，其中一个兄弟先要把另外一个兄弟打死，才去对抗强盗。而强盗在两兄弟打斗的时候绝对不会无动于衷。”②这句恰当的比喻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国共两党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在共产党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要合作抗日时，蒋介石为了自身利益还是没有改变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并要求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时任17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加速“剿匪”。蒋介石的态度定是为全国人民所反对的，在后来也同样遭到了张、杨的反对，在蒋的固执下，“兵谏”的发动是逼不得已的。
二将决心齐抗日
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移,进入川西地区。蒋介石命十七路军进攻红四方面军。但杨虎城却在杜斌丞的建议下,派武志平同红四方面军
联络,于6月达成了秘密协定:“(一)以巴山为界,双方互不侵犯；(二)配合打胡宗南；
(三)红军可设交通线,十七路军可提供一些物资。” 所以，早在1933年6月，杨虎城的17路军就与红军第四方面军暗地达成了互不侵犯的协议。在这年，杨虎城向蒋介石表明过要求抗日的态度，蒋介石不但要求其专心“剿匪”，还对其起了疑心。杨虎城将军也因此逐渐不满于蒋介石。
1935年，蒋介石任命于西安组成以张学良为首的“剿匪”总司令部，大批东北军入陕、甘两省。因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军没有了后方基地，所以行军过程携带了大批妻儿老小。近20万的军队加上家属一下涌进了原本就很贫瘠的陕、甘两地，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都形成很大冲击。一段时间，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纠纷不断，而且还发生在戏院、饭馆等公众场所，双方除动手互殴甚至开枪。东北沦陷后，东北军上层官员将家属一般都安置在平津等一些大城市甚至租界里，而下层军官只能带着千里迢迢逃难过来的家眷随部队流动。因此，军人强占民房与当地居民引起的纠纷也是很多。蒋介石不但不帮助解决因为东北军调入引起的问题与矛盾，他认为张、杨两部不团结，相互牵制便于他操控。从这里我看到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的确工于心计，诡计多端。要是单论政治权术，蒋应该是高手中的高手，但是这应该也是后来败走的主要原因之一。张学良到陕西时，职位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降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总司令”，地位日下。从其个性看，蒋将九一八不抵抗的帽子长期让张一人独戴，张是不会甘心的。张、蒋之间蕴藏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抗日问题上，两支部队官兵都有共同的要求；部队都处在被蒋介石排挤、削弱的地位上，两军有合作的前提与基础。两支部队团结起来推动抗日是可能的。④就是这样，张、杨二人由于共同的遭遇和深明的民族大义从原来的互相排挤到意愿共同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决心共同抗日。
这里不得不说的是张、杨二人有共同的遭遇，但是也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感。认清楚形势后，二人都希望能共同抵抗外敌，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
西安事变
1936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已共同打算要求蒋介石抗日，实在不行就实行“兵谏”。当张、杨再次上书蒋介石遭拒绝时，两人已经无可奈何了，决定武力抓捕蒋介石。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令其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抓捕蒋。经过与蒋介石门卫的激战后，孙铭九控制了蒋介石的居所，前往后山抓获了狼狈不堪的蒋介石。这就是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随后东北军和17路军又囚禁了陈诚、卫立煌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这时，事变的发生已经牵扯到了多方的利益了。一是当时蒋介石的家人宋子文、宋美龄等，一是想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另外则是中共了。所以事变发生后宋子文和宋美龄都前往南京与张、杨谈判，何应钦则扬言要讨伐张、杨，炮轰西安，意图炸死蒋介石，中共当即意识到了失态和平解决的重大意义。一开始，杨虎城为首的一派主张杀死蒋介石，然后重组国民政府。而张学良与蒋平时是称兄道弟，二人的恩恩怨怨难以说清。张学良本人只是想逼蒋抗日。而对于当时杀蒋介石与否，毛主席曾说过：“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日本占领全中国岂不更容易了？”⑤的确，若是当时杀了蒋，中国各派集团肯定立刻分割，阎锡山、冯玉祥等等无法服从于除蒋介石外的任何一人，势必为了争夺利益而使中国重新陷于四分五裂的状况。也只有蒋介石能号令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倘若蒋介石死了，
日本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轻而易举地占领全中国，那么共产党的努力恐怕要持续一段极其长的时间才可以驱逐日寇，那么整个世界历史恐怕因此要做一个十分重大的改写。所以，西安事变后，中共派出了能言善辩的周恩来前往西安商讨和平解决事变的事宜。
一开始，蒋介石由于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拒绝张、杨提出的主张。后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劝蒋接受张、杨的主张，加上中共的努力，最终蒋介石接受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最后，两位民族英雄，张少帅被软禁、杨虎城将军一家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但是他们二位为中华民族利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永远被铭记于心。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有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一个历史人物，例如张学良，他从开始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没有抵抗，将东三省抛弃了，现在普遍认为是蒋介石的手谕。但张后来在多种场合说到是自己下的命令，与蒋介石无关。即使是这样，我认为他也是出于东北军利益考虑，因为当时蒋介石忙于内战，根本不会理会东三省发生的事，就算张学良拼死抵抗至东北军全军覆灭，估计蒋介石也不会派出一个援兵。所以，张学良只有留住东北军这个资本再待日后与蒋谈判。后来张学良被扣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东北军又受到了蒋介石的冷眼，被派去“剿匪”，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也是张学良执意要求蒋介石抗日的原因之一。假若张的处境很好，东北军也受到公正的待遇，张学良会不会因民族大义发动“西安事变”或许又要另当别论了。无论如何，历史无法假设，也无需从这么多的角度去考虑。事实就是张学良少帅与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使国共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这就是我对整个“西安事变”的个人看法。我认为它是一次很特殊的、很感人的事变。也由衷地敬佩少帅与杨虎城将军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无私。
参考文献：
①出自百度百科名词解释②摘自《西安事变》③摘自《杨虎城大传》④摘自《杨虎城大传》⑤出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
其他参考《少帅与蒋介石》、张学良《口述历史》、《孙铭九回忆捉蒋介石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