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申遗热”的“冷”思考》

关于中国“申遗热”的“冷”思考

近些年，中国掀起一股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潮。

由于中国腹地甚广，加上历史悠久，所以遗产数目也较多。自1987年首次成功申报起，差不多每次申报均有复数入选世界遗产的纪录。由于世界遗产所带来的庞大经济利益和荣誉，造成各地争相推选及申报世界遗产，形成了一股热潮。

“申遗热”便是对“申报世界遗产热潮”的简称。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85年11月22日加入《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行列以来，截至2009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审核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共有38项（包括自然遗产7项，文化遗产27项，双重遗产4项）。在数量上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意大利（44项，含跨国项目）和西班牙（41项，含跨国项目）。

现时中国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类别最齐全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其中首都北京拥有6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最多的城市。而苏州是至今唯一承办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中国城市（2004年，第28届）。

根据世界遗产定义和标准来衡量中国拥有的世界遗产资源，比起其他国家，中国应该是世界遗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在自然条件方面，中国的疆域面积大，几乎与欧洲相当，这是遗

产资源丰富的一个客观条件；中国地形复杂，地球发展过程中在中国留下许多有价值的地质遗址，这是构成自然遗产资源丰富的又一重要因素；中国气候多样，垂直气候带和纬度气候带多样并存；地形复杂和气候多样相结合，客观上又为生物多样性存在创造了条件，产生了许多特殊珍稀动植物和濒危动植物栖息地。

在历史文化方面，中国拥有世界上并不多见的五千年连续发展之文明史，为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和多样创造了条件；同时，中国存在五十六个民族是文化多样性的又一重要条件。

某些国家可能在上述某些方面超过中国，但世界上同时具备上述这些条件的唯独我们国家，所以中国的世界遗产资源应该是世界上最丰富的。

而面对日趋严重的遗产隐患，不少专家忧心忡忡：当一些地方争抢申报世界遗产时，是否还记得“申遗”的真正目的？

让人类共有的财富得到全世界关注和保护，是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

上世纪末，当鲜为人知的平遥、丽江古镇，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声名鹊起时，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才知晓，打上世界遗产的标签，可以有如此巨大的旅游品牌效应和社会效益。

这是一组常常被专家提及的数据：2000年，山西平遥的国内游客、门票收入、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申遗前的1996年的6.3倍、7.5倍和6.2倍。

世界遗产被称为“地球的名片”，是所在国家的荣誉和自豪，花

十几个亿拿到6个地的遗产品牌，在国内申遗史上花费算比较小的。国内外的遗产地发展道路表明，申遗成功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难以估量，除旅游经济发展之外，品牌提升、美誉度提升、环境改善所带来的其他项目投资，外围城市和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等，会得到更大的收益。不少中国的名胜因被冠上世界遗产之名而吸引了四方八面而来的大量旅客及商机，但却由于对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加上旅游的过份开发及人为破坏，造成一些对古迹及自然风貌的不良影响。

谈起“申遗热”，世界遗产研究专家、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表示，要积极支持和引导。在他看来，我国的资源丰富多样，29个入选太少。他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一脉相承，自然景观丰富多样，可列入名录的名胜古迹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世界遗产既是古代文明史的见证，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我们不要限制申报，但必须明白一点，申报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还是拿去开发赚钱？”

实践表明，仅仅强调“申遗”成功的保护义务，虽然可以高屋建瓴地对商业开发大加斥责，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陷入尴尬。

武当山遇真宫主殿被焚，乐山大佛旁塑建“巴米扬大佛”……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些地方重开发轻保护，滥盖楼堂馆所，乱搭电梯索道，大建人造景观，严重破坏了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除了留下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带走记忆什么都不带走。”这句在环保人士中间流行的话，点中了当前某些遗产地保护的堪忧状

态。

屹立于岷江之畔的都江堰，其遗产保护工作本来是令专家引以为豪的，圈内甚至有“要学就学都江堰”的话。政府几年前拿出1.4亿元大力整治拆除周围现代建筑，迁出居民。自“申遗”成功后，这里一直都在走合理保护与利用的路子，去年城市还在不停地整改，“功能分区”得到有效强化。然而，“都江堰再建新坝”的消息还是打破了曾经的美好。

“都江堰的价值，不仅仅是几百万亩良田，更是2250多年来人与自然的和谐救治方案。这样一个‘国宝’工程，却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要在上游遗产核心区几百米处建个杨柳湖大坝，真是荒唐之极。以往有些部门把遗产地看作谋利工具，如今又出现了在遗产地随意规划的破坏性开发。这种与都江堰治水理念完全相反的做法，哪里是在履行保护义务呢？”言及此事谢凝高教授忧心不已。

重庆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成为吸引世界各地游客的“吸客石”，去年门票收入已达2000余万元。原本可以在几年内偿还“申遗”的1800万元贷款，可由于当地县域经济不发达，每年还得从景区的门票中提取部分作为财政收入，提取比例从往年的35%提高到45%，遗产地陷入负债近三千万元的境地。

专家强调，当前遗产保护的问题突出表现在管理者的认识错位上。一是功能错位，世界遗产的功能主要是文化精神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二是性质错位，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旅游资源；三是空间开发错位，在保护区内搞经济开发、旅游开发。

我国已有“长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始皇陵”等14处世界遗产受联合国监测，有的已处于“病危”境地。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文化遗产保护专员十分忧心，“以损坏或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去‘变现’经济效益，长此下去，很可能无法通过联合国六年一次的检查，而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中国丹霞”在巴西利亚举行的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数量增加到40处，其中，文化遗产28处、自然遗产8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

随着丹霞山申遗成功，中国“申遗热”再次掀起新一轮高潮。也许中国式申遗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只是“丹霞山申遗成功”让公众慢慢窥视出申遗、旅游资源、门票涨价间的微妙联系。一开始，我们申遗只是单纯的为了获得世界认可。中国地缘辽阔，那么多秀美自然景观藏在深山老林，不为人知，实在可惜。获得“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封号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融入世界的一道重要程序。然而现在，“中国式申遗”更多是为了商业利益、无限度开发、旅游人数增加带动的GDP增长。

数据统计，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规模排名全球第三。目前中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各类遗产一国一年只能申报一个，国内多数项目都在“排队”静候，这意味着，要完成所有项目申报需要上百年的时间。如此庞大的“申遗大军”听起来有点耸

人听闻，用“申遗热”“申遗浪潮”这样的词语也不能完全形容，简直创造了一个“申遗奇迹”！

同时，景区申遗成功的背后是投入了巨额资金。“中国丹霞”申遗牵头的湖南崀山所处的新宁县就为这次申遗花了4亿多元，而其2008年的财政收入才刚刚突破2亿元。“中国丹霞”六地共为申遗花费十几亿元。

人们不禁会问，用十几个亿申遗到底值不值？如果申遗成功后，门票可以立即涨价，可以带动地方的旅游经济，那么我看申遗真的很值，而且相关部门可以赚的盘满钵满。

申遗背后的利益驱动，是这场申遗运动的根源。申遗动辄牵动十几个亿的资金，数目巨大，可最后埋单的仍然是公众，这更是一种劳民伤财的做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惯性思维。这是一种可以无限复制的模式，而且屡试不爽。资料显示，平遥古城1997年申遗成功，旅游门票收入从1997年的125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75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从1250万元增加到2008年的6.7亿元，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0.96%增长到2008年的13.91%。而云南丽江1997年申遗成功，三年后旅游综合收入就达到13.44亿元。申遗后就涨价，成为国内一些景区惯常的做法，但习以为常并不代表就是合理的，把世界遗产当做提款机、摇钱树，只能证明我们的目光太短浅。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后，游客数量猛增，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和文物见光过度，许多壁画出现变色剥落现象。申遗成功的短短几十年间，莫高窟遭受的人为

损坏超过了过去千余年的自然侵蚀。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刻？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难以维持长久，最终会付出惨痛代价。而遗产的文化价值不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反而会因为过度开发而受到破坏。被利益化的遗产不再凸显文化价值，而仅仅是一个用来营利的商品。中国式申遗背后，涌动的是个别地方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这种心理造就了地方对待遗产的开发保护完全是功利性的。短视的、盲目的、狭隘的政绩观、利益观，使遗产陷入重开发、轻保护的恶性循环中。

何时我们才能认识到“世界文化遗产”的真正内涵？它不是商品，不是某一地方换取经济利益的专属品，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只有不再将“申遗”看成是搞旅游开发，不再偏信所谓申遗的“投入—产出”模式，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