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十大挑战

陈志刚：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十大挑战

原文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内容提要】：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十大挑战。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求

党培养全球眼光，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促进了腐败

的跨国化，使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情况。新一轮的自由化思潮和

歪曲党的历史的虚无主义之风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地位提出了

重大挑战。社会阶层的分化对党整合各阶层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公民社会的发展，给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了新挑战。网络化、信息化

的快速发展要求党的建设开拓新思路。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对提

高党员质量提出了新要求。党员流动性的增加使党的组织建设和思

想建设面临着新挑战。非公业主党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给党的干部

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课题。反腐败斗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面临着更

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必须深入把握这些新变化新挑战，不断提高

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关键词】：

世情、国情；党情；变化；党的建设；十大挑战新世纪新阶段，

无论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因此，党的十

七届四中全会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根据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重

大问题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在建党90周年之际，深刻思考新

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挑战，对于深入贯彻这些重要部署，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新世纪新阶段世情的新变化及对党的建设

的挑战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

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金融危

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出现新态势，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

方面仍占优势，综合国力竞争和各种力量较量更趋激烈，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增多，给我国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①]就党的建

设来说，世界形势的变化至少提出了两个新挑战。第一，经济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求党培养全球眼光，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

局的能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各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的事件可能影响世界，世界发生的事件也可能影响中国，内与

外的界限在一些领域中日渐模糊。由于生产因素的流动超越国界，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和配置；由于中国加入WTO，与国际惯例和规则进一步对接，这就使得我国政府对经济活

动的宏观调控的难度增大，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自主权将无形中缩小。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动，“创造了跨越国界的新型的跨国阶

级联盟”，“促进了资本家群体跨国化”[②]，不但跨国公司对我国

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增强，而且中国也被纳入全球运行的经济周期

之中，使得哪些与中国具有密切经济联系得国家在经济上的波动、危机会对中国引发联动效应。这就需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关注国内国际事件的密切联系，统筹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既要

充分考虑国内问题的国际影响，也要充分考虑国际事务对国内可能

产生的影响。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越有地位，处理国内的事情就越顺；

同样，我们处理国内的事情越好，我们在国际关系中就越有地位，我们的国际形象就越好。

世界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多，要求执政党不断提高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进入新世纪，人类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以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为主要标志

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在高科技的新起点上，我国经济面临着

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能否把握住这个机遇，积极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努力在科技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关系

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另一方面，世界的发展并不平衡，不公正不合

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不仅传统的安全因素没有

减少，由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问题引发的争端和冲突此起彼伏，而且，恐怖主义、贫困、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

趋突出，这就要求执政党要妥善应对和正确处理各种风险，努力为

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国内环境，从而牢牢把握发展的机遇。2008年以来爆发的美国的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很大的

影响，使整个欧洲陷入危机之中。这个危机虽然波及中国，但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凭借社会主义的优势，中国很快地走出了危机的

阴影，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备受世界

瞩目，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布

了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和美国的金融霸主

地位，加速了美国的衰落，使国际力量的对比出现了有利于中国发

展的新变化，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更大的机遇，使更多的党员干部

坚定了社会主义的信念。但是，美国决不会甘心自己的衰落，也不

愿意看到中国的崛起，它必然会想方设法干扰中国的发展，我们对

此应该有高度的警惕，要沉着应对。近年来发生的西藏拉萨“3.14”

打砸抢烧暴力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1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

事件，以及近期美国策划的系列军事演习，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告诫我国，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新审视我国以往的一些涉

外经济政策，否则，盲目地“接轨”、照搬新自由主义教条只能误

入歧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主权的形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要求执政党在调整治理方式的同时，仍然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摆在突出的位置。由于全球化的发展，“主权泛化

或弱化理论被进一步强化。一些学者认为，国家主权概念失去有效性，“大的跨国公司已经有效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管辖和权限。于是，这个长达几个世纪的辩证法似乎已走向尽头：国家已被击败而

公司现在正统治着地球！”[③]因此，西方一些国家试图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取代现行的国家主权原则，大力推行“新

干涉主义”政策。事实上，民族国家主权确实由于全球化而出现了

变化，“但是与其简单地说它侵蚀或削弱了国家权力，还不如说它

改造和重新配置了国家权力”[④]。实际上，“今天，民族—国家

仍然是政治斗争惟一的具体领域和框架”[⑤]，民族国家仍是当今

国际活动的最主要的主体。国家主权对于维护着该国公民的安全仍

然起着重要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新世纪之初就人权问题所说，“人权领域内的对话和合作，必须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基础上开展，这是保护和促进人权事业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国界，人们分别在各自的国家中生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就是每个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最高利益。没有主权，也就谈不上人权。”[⑥]所以，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密切联系，我们一方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加强在人权、汇率、气候、能源、环境等问题上的对话协商，要有新的治理方式，另一方面仍然要把国家主权摆在首要位置，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以加强合作交流为幌子而对我国实行西化、分化图谋，也要坚决反对一些国家在人权、汇率、气候、能源、环境问题上粗暴干涉我国内政。第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腐败的跨国化，使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着新情况。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跨国化的腐败行为日益增多。一方面，近年来一些腐败犯

罪分子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纷纷携款潜逃国外。由于我国与世界很多国家都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使得一些跨国性腐败大案要案难以深入调查，腐败分子逍遥法外，大量资金外流。为了切实打击腐败分子外逃，有效防止腐败分子的资金外逃行为，追回赃款，减少损失，不但必须建立对大额资金外流有效监控的预警机制和金融信息共享制度，而且必须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另一方面，一些跨国公司为了争夺中国市场份额，攫取巨额利润，不惜采取贿赂手段。据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调查，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趋势，中国在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最近几年，在沃尔玛、朗讯、大摩、IBM、西门子等财富巨头身上发生的商业贿赂事件一定程度上暴露了跨国公司的本来面目。[⑦] 二、国情的新变化及对党的建设的挑战新世纪新阶段，虽然从整体上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我国发展呈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至少在四个方面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挑战。第一，新一轮的自由化思潮和歪曲党的历史的虚无主义之风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执政地位提出了重大挑战。加入WTO以后，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逐步形成，公有制经济成分大幅度减少，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认为这是在走私有化道路，再次活跃起来。他们在经济上鼓吹新自由主义，无视国有企业通过委托代理后所取得的骄人成绩，毫无根据地指责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晰、效率低下、把持垄断地位，要求彻底走私有化道路，把剩余的公有经济成分完全消灭而后快；他们在政治上鼓吹“三权分立”、“多党制”、“军队国家化”、“军队中立化”，要求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歪曲党的伟大、

光荣历史，妖魔化伟大领袖毛泽东；他们在思想文化上鼓吹普适价值，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些思潮也渗透到党内，甚至为一些党员干部所接受。《共产党宣言》曾把共产党的理论归结为一句话，即“否定私有制”。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不需要共产党掌权的，也不可能允许共产党长期执政。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保障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前提。鼓吹新自由主义教条、“三权分立”、“普适价值”，歪曲党的历史，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是为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歧途。因此，对于新一轮的自由化思潮的险恶用心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对于歪曲党的历史的虚无主义之风必须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并肃清其恶劣影响。第二，社会阶层和利益的分化对党整合、协调各方利益提出了更高要求。随着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和利益分配的多元化，社会阶层出现了分化，人们对经济利益更加关注，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利益矛盾更加明显，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矛盾，并且变得更加复杂多样。综合起来看，当前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显性化、冲突群体化、博弈政治化、异质化、解决复杂化的特点。[⑧]社会矛盾的复杂多样，以及利益的分化，对党凝聚各阶层共识，整合、协调各方利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社会蓝皮书》指出，从1993年到2003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不仅如此，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课题组的调查表明，当前人们普遍认为“穷人和富人”与“干部与群众”是差异最大、最容易产生矛盾的两个群体。而且城乡居民认为，“10年来获得的

好处最多”的群体，排在前三位的群体是：国家干部（68.8%）、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60.4%）和私营企业老板（52.3%）；而排在最后三位的群体则是：农民工（6.7%）、工人（6.8%）和农民（16%）。[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当前干群利益、党群关系的矛盾，我们要吸取苏联共产党的惨痛教训，警惕党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⑩]党只有切实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让广大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第三，公民社会的发展，给党的执政方式带来了新挑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松动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公民社会日渐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了实质性的变化。

[11]据2010年2月3日国家民政部发布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止200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接近42.5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进，人民群众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的利益诉求会不断增多，参与社会事务的热情会进一步高涨，这必将有力地带动我国公民社会得更快发展。”[12]公民

社会的发展挤占了党的传统空间，改变了党政“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多元共治的权力格局，并在一些领域替代了政党功能，对人

民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要求党既不能简单地把公民社会

视为消极的异己力量而试图严格控制甚至阻止，也不能无视正视公

民社会的发展而放任自流，改变“全能党”的思维，改变过去那种

行政指令式管理模式，树立起与公民社会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理念，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向宏观管理，从行政主导

转向法治主导，努力使其与党形成合作互补、良性互动的关系，积

极推进党的群众工作。第四，网络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要求

党的建设开拓新思路，调整治理策略和治理方式。据统计，截止2010年3月底，中国网民达到 4.04亿人；截止2010年上半年，全国移

动电话用户突破8亿户。当前，网络成为人们进行学习、交流、组

织的一个重要平台。从信息量到观点数量，互联网都无可争议地压

倒了传统媒体，已经成为社会舆论最重要的发源地，并影响着政府

的决策和一些社会事件的发展方向。信息网络的发展使人民群众了

解政治、表达诉求、行使权利变得更加便捷，民主渠道显著拓宽，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大为提高，而且必将引起社会的组织化发生巨大

的变革。因此，党的各级干部应该尽快适应这一快速变化的需要，调整治理策略和治理方式，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的能力，切实推进党的各项建设。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

指出：“现在信息网络化程度越来越高，对党的建设提出挑战，也

带来机遇。全会提出要办好党建网站、建立全国党员信息库、推进

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一体

化建设、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

机制，等等，目的就是要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高党建工作效率。各级干部要学习和熟悉信息网络，善于运用信

息网络，提高运用信息网络进行引导和管理能力。”[13] 三、党

情的新变化及对党的建设的挑战新世纪新阶段，党按照“坚持标准、保证质量、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积极发展党员，党

员在数量和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有四个特点。首先，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覆盖面宽，发展速度加快。根据中央组织

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新世纪以来，每年新发展党员都超过二百万，十六大以来党员发展数量更是逐年递增（参见表1）。党组织的覆盖

面日渐宽广，2009年党的基层组织数量达到379.2万个；在全国277万户企业中，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64.4万户，其中64.2万

户建立了党组织，占

99.6%；在全国57万个事业单位中，47.1万个建立了党组织，占具

备建立党组织条件事业单位总数的98.1%。表1：新世纪新阶段

全国发展党员情况

时间全国党员总数（万名）当年发展党员数量（万名）比上年

净增（万名）增幅（%）2000 6451.7 206.8 129.6 2.0 2001 6574.9 -- 123.2 1.9 2002 6694.1 209.6 119.2 1.8 2003 6823.2 223.5 129.1 1.9 2004 6960.3 241.8 137.1 2.0 2005 7080 247.5 119.7 1.7 2006 7239.1 263.5 159.1 2.0 2007 7415.3 278.2 176.2

2.4 2008 759

3.1 280.7 177.8 2.4 2009 7799.5 297.1 206.4 2.7 其次，年轻党员、女党员、大专以上党员和少数民族党员比例持续上升，结构趋于优化。近年来，党适应信息化时代和民主建设的需要，注重在高知识群体、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发展党员，使具有高学历、高技术职称的党员和女党员、少数民族党员比例持续上升（参见表2）。截至2009年底，35岁以下的党员约占1/4，女性党员人数超过1/5，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超过1/3，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占 2.1%。表2：2002-2009年全国党员中的性别、年龄、学历、民族变化情况时间党的基层组织数量（万）35岁以下党员（万名）/占比女党员（万名）/占比大专以上学历（万名）/ 占比少数民族党员（万名）/占比2002年-- 1488.2/ 22.2% 1191.8/17.8% 1619/2

4.2% 423.1/6.3% 2003年34

5.1 1529.7/22.4% 1235.3/18.1% 1753.5/25.7% 432.2/

6.3% 2004年34

7.7 1580.9/22.7% 1295.6/1

8.6% 1900.2/27.3% 441.4/6.3%再次，党员的社会阶层出现分化，流动性强，非公企业党员人数快速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为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指出，这些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也应该吸收到党内来，从而打破了1989年以来对于非公企业主不能够入党的规定。据统计，2002年全国非公有制单位职工共有党员149万名。2003年，对发展非公企业业主和技术管理人员入党进行了试点，共吸收226名私营企业主入党。此后，非公企业党员人数快速上升，2006年达到286.3万人，2008年达到358.2万名。截至2009年底，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员达到384.1万人，占全国党员比例的 4.9%。最后，从职业构成来说，工人、农民党员比例下降，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成为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的群体。改革开放以来，工人和农民党员比例趋于下降，干部党员比例平稳上升。党员中工人所占比例，1980年达到最高值18.9%，此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时仅为8.9%。而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党员所占比例在2009年则达到31.2%，首次超过党员中农民所占比例（30.8%），成为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的群体（见表3）。表3：全国党员的职业构成情况统计年份全国党员总数(万名) 工人、农牧渔民占比工人占比农牧渔民占比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占比非公企业职工占比2000 6451.7 4

9.09% -- -- 30.97% -- 2003 6823.2 44.1% 11.6% 32.5% 29.30% -- 2006 7239.1 42.8% 11.1% 31.7% 28.9% 4.00% 2008 7593.1 40.8% 9.7% 31.1% 30.4% 4.7% 2009 7799.5 39.7% 8.9% 30.8% 31.2% 4.9%

党员数量结构的变化一方面适应了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反映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给党的建设提出

了一些新课题新挑战。第一，党员队伍的不断壮大，对提高党员质量，维护思想的纯洁性提出了新要求。有大量的新生力量加入党，当然是好事，说明了我们党的影响力扩大了，但也增加了教育管理的难度。江泽民同志2000年在十五届中央纪委第四次会议上曾指出：“现在我们党已经有6000多万党员，这么大的一支队伍，要管理好不容易。如果放松管理，肯定会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我在1989年６月就提出，共产党的力量和作用，主要不在于党员的数量，而在于党员的素质。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但如果数量过大，不能保持统一的品质，就会影响到质量。我们党的队伍，也有个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党员队伍过于庞大，必然会增加管理上的难度。”1[14]由于党员来源多元、职业各异、贫富分化，以及一些投机分子加入党内，客观上使得党员的思想状态、认知感受、价值认同变得更加复杂，整合党员思想认同的难度加大。而且，要管理好这样一个相当于中等国家人口数量的巨型政党，其难度不亚于管理一个国家。如何按照建立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创新学习方式和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第二，党员流动性的增加使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面临着新挑战。这些年来，通过把支部建立在楼宇、行业、产业、协会、项目上，在加强流动党员的管理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但是，对于那些长期在国外学习生活的党员如何加以管理，现在仍然缺少明确的规定。当前，党员的信息管理从总体上说还不适应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需要，数据库的建设有待加强。第三，非公业主党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给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出了新课题。据全国第八次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显示，非公业主党员参与政治的热情一般都比较高，担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是私营企业主参与政治的最主要方式。根据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中担任各级这两类职务的总计有2101 人，占受访企业主的51.1%。在受访的1372 名党员私营企业主中，担任各级党代表的达到28.3%，其中，省级党代表和全国党代表分别有15 人和7 人，占党员企业主总数的0.016%。这次抽样调查还发现，有205 名中共党员企业主进入了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机构，占受访党员企业主总数的14.9%，其中担任省级党委委员的有4 人。有61 人担任了县乡两级政府副职领导。担任人大主任、副主任和常委的分别有9、7、162 人。2[15]然而，2000 年 3 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联合下发的文件明确规定，私营企业主不得担任党政机关领导职务。这种亦官亦商、官商一体的现象也没有法律和政策依据。因此，对于其结果和影响如何，还要加以研究和探讨。此外，反腐败斗争呈现出一些新特点，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形势和挑战。新世纪以来，党中央把反腐败斗争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予以高度重视，实现了从注重惩治向注重预防的转变，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把制度防腐放在突出位置，推动制度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颁布实施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从而使反腐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把反腐倡廉从“工作”提升到“建设”的高度，

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总体布局，并明确提出了“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新要求和一系列反腐倡廉的新举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积极推进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毋庸置疑，新世纪以来，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新的明显成效，但与此同时，反腐倡廉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不容乐观。当前，腐败现象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表现出一些新问题，腐败的表现形式越来越趋向于隐蔽化、期权化、复杂化，一些重点领域的腐败问题仍然易发多发，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的监督仍然是薄弱环节。世界各国正反两方面的反腐倡廉的经验教训表明，能否有效地建立起权力制约和制衡机制，决定着反腐防腐的关键。如何切实推行被众多国家证明对反腐败行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如何从体制内和体制外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这将是今后影响党的兴衰成败而必须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综上所述，新世纪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十大挑战。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针，深入研究世情、国情、党情所带来的新变化新情况，深入把握变化中的有利因素，化挑战为机遇，坚持不懈地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而使我们党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②] [美]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64页。[③]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06. [④] [英]戴维·赫尔德：《全球盟约——华盛顿共识与社会民主》，周军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第8页。[⑤] [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⑥]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页。[⑦]《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呈上升趋势》，《中国青年报》2009年8月3日。[⑧] 靳江好、王郅强主编：《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8-102页。[⑨] 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200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⑩] 在苏联解体之前，1990年6月《西伯利亚报》曾针对“苏共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进行民意调查，当人们被问及“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时，回答代表苏共党员的人占调查人数的11%，回答代表全体人民的只占7%，回答代表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的均为2%，而回答代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85%，还有13%的人则回答为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团”。参见王长江：《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11] 王长江主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12] 王长江主编：《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第76

页。[13] 胡锦涛：《努力开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新局面》，

（中），《求是》2010年第1期。[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0-1121页。[15]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分析综合报告(摘要)》，《中华工商时报》2009 年 3 月26 日第 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