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依陈寅恪先生的看法，史学与经学这两种不同的学问，竟是根本对立的。首先是学问路径上的对立。盖史学因

“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故可以求真，且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的论述”；而经学因

“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只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或“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次是治学目标上的对立。在陈寅恪先生看来，“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是治史者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治史者所应追求的目标；而“经学一途”，本身既缺乏“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的可能性，治其学者则贪图“声誉既易致，利禄亦随之”。一种学问，学者若视之为博取“声誉”、“利禄”的工具，则这种学问本身即失去了意义；凡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固不耻也。据此，王永兴先生认为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是非常正确的。

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之盛，无如汉朝和清朝。班固作《汉书》，对汉代经师亦有如此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汉书·儒林传》）班固之鄙

薄汉代经学，与陈寅恪先生鄙薄清代经学如出一辙。宜其同为史家，非偶然也。

论者或谓陈寅恪深得清代考据之旨。王永兴先生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说：“时下研究者多称赞寅恪先生擅长考据之学，这当然是对的；并学习他的精密考据方法，取得治史成绩，这当然也是可称赞的。但这还不是陈寅恪史学。寅恪先生从来不放过小问题的考证解决，但他更看重有关历史上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大问题的考证解决；即或是研究小问题，也要归到有关民族国家大问题上来。”显然，在先生看来，陈寅恪先生的考据有很高的史学立意；考据是史家功夫，而非史学本身。

二、“宋贤著史之规模”的精义所在

对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王永兴先生有多方面的总结；对陈寅恪先生继承宋贤，并在此基础上之创获，王永兴先生多有发明。王永兴先生说：“陈寅恪先生史学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学术传统之中，植根于华夏民族优良的史学传统之中，特别是宋贤史学。”特其师承有自，深通陈寅恪先生治史之旨，皆能具体入微。“宋贤史学，今古罕匹。”“中国史学，莫盛于宋。”此皆陈寅恪先生所言。但是，要真正理解陈寅恪先生史学渊源，还须深入理解陈寅恪先生的史学思想。先生引陈寅恪先

生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所言：“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今日史学之真谛……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具功力，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至大。”先生指出：“所谓‘吾国学术风气转移’即由清代不振之史学向‘宋贤著述之规模’的转变，陈援庵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者，即因为其‘庶几宋贤著述之规模’也。”先生认为，所谓“宋贤著述之规模

”，最根本的就是两条：

一是“求真实，供鉴戒”。如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就是“供鉴戒”；“研精极虑，穷竭所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抉择幽隐，校计毫厘”，“参考群书，评其同异，俾归一途”，就是“求真实”。亦如欧阳修所言：“自君臣善恶功过与百事之废置可以垂劝戒示后世者，皆得直书而不隐。”先生说：“求真实、供鉴戒的主要内容为‘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之大事，其目的则是使国

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

即此，则可知所谓“求真实、供鉴戒”，不仅是在一时一事的史实上求真，更在于在一长时段的历史中求一“贯通”之理，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只有这样，才堪称是“宋贤著史之规模”。

一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宋贤史学思想有极深的渊源。其一方面固然是鄙视“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而另一方面则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如欧阳修所说：“予始得于韩也，当其沉没弃废之时，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时好而取势力，于是就而学之……故予之仕于进不为喜，退不为惧者，盖其志先定而所学者宜也。”其撰著《新五代史》，斥冯道“事四姓十君”，“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如司马光斥冯道“臣而不忠，虽云其智，安所用哉”，而盛赞张巡抗击安禄山，为“明君臣之大分，识天下之大义”。凡此，都与提倡“贬斥势力，尊崇气节”有关，也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有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以“始得于韩”

一语，来表明自己学术思想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赠蒋秉南序》中，则强调“欧阳永叔少读韩昌黎文”。先生引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中“呵诋释迦，申明夷夏大防”，“以谏迎佛骨表得罪，当时后世莫不重其品节”等语，谓陈寅恪先生的用意，即在于赞扬韩愈之“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精神，并赞扬欧阳修及宋代新儒家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先生又引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所言：“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以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总而言之：“独立之精神，包括个人独立、民族独立两方面，就个人而言，‘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为独立，此气节问题；民族独立，寅恪先生概括为‘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然则，所谓“宋贤著史之规模”，亦为一种气象闳阔的人格与精神境界。

综合上述二者，王永兴先生指出：“‘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先生说：“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

‘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

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先生又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即不忘本来民族之独立。先生之言乃有所为而发。不以本民族之独立为出发点，吸收输入外来的思想习俗，致使本民族或民族历史的一段时期或一部分地区失去民族之独立性，因而改变历史性质以及历史面貌，非鲜见之史实也。因此，先生‘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史学思想，即民族学术独立及民族独立之思想。”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三、长编考异和神游冥想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及渊源，王永兴先生举以

“长编考异之法”、“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总汇贯通之法”和“时间、地理、人事之法”。其中最重要者，为长编考异之法和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

陈寅恪先生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盛赞杨树达先生的“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合，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乃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先生引此而认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首先要了解长编考异之法

”；司马光撰著《资治通鉴》，李焘撰著《续资治通鉴长编》，陈寅恪先生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制度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使用的都是长编考异之法。先生指出：“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可分为三个层次：（1）修丛目，即广搜群籍也；（2）在此基础上，比较异同，有所取舍，修长编；（3）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撰著成文。”对于前两个层次，先生均有具体的分析和总结。如丛目编撰的方法，先是设

“事目”，其下依年月集注大量史料，而后由诸多“事目”集结为“丛目”，取材则“过多不害”；长编编撰的方法，则是在丛目的基础上，“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

”，“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

”。这两个层次，即所谓“长编考异”。而先生所谓第三个层次，按我的理解，即所谓“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关于长编考异之法，以及陈寅恪先生对这一治史方法的推崇，王永兴先生举证甚详。但更为重要的是，先生具体阐明了陈寅恪先生“发展宋贤长编考异之法”。先生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使用长编考异方法的目的上，“从探讨个性真实以求借鉴，发展为向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

着眼，使用此法求得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之真实，求得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教训”。这里所谓“更广阔、更深远的目标”，就是“从多数个性真实总括而得”的历史的“通性真实”。而所谓的

“教训”，亦即“借鉴的引申”，

“不仅限于道德上的善善恶恶、乱臣贼子惧，也不仅限于供皇帝或官吏资治，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关系到华夏文化的生死存亡”。其如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吸收外来之学”与“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就是一个“通性真实”的问题。此其一。在用之于长编考异的材料上，陈寅恪先生于诗歌、佛道典籍、医籍、历算、考古资料、域外资料无所不取，“广泛超出宋贤”。此其二。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

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

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先生认为，这三个方面，在陈寅恪先生的著述中均有体现，而“不论所取为何种材料，寅恪先生皆以长编考异之法一之，寅恪先生这种多重考证、尽可能广、精、深地取材，正是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宋贤长编考异史学方法的发展。

”

陈寅恪先生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如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先生引此，而以陈寅恪先生关于宇文泰苏绰制订关中本位政策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对“宇文泰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的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洞察宇文泰苏绰等人之思想性格及心理状态，故能神游冥想并理解同情宇文泰苏绰不得不创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之苦心孤诣。此即‘神游冥想’之‘真了解’也。”先生还以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终的论述为例，具体而宏观地把握了陈寅恪先生“太宗赋予魏征的责任仅在于‘接洽山东豪杰监视山东贵族及关陇集团，以供分合操纵诸政治社会势力之妙用。苟征之行动逾越此种赋予之限度，则必启太宗之疑忌

’”这一问题，指出：“寅恪先生神游冥想，真了解当时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复杂关系以

及太宗之对策”，“故能在千余年之后，发其覆而求得历史之真实”。即先生所举之两例，可知“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必须是在更闳阔的历史视野下，在相关的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陈寅恪先生若非对于关陇、山东和江左历史的全面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宇文泰苏绰确立关陇文化本位政策的苦心孤诣；若非对关陇及山东文武三大势力所构成的复杂关系的把握，又如何能“神游冥想”唐太宗对魏征“恩礼不终”的莫测心思。

先生又以陈寅恪先生批评清代史学家王鸣盛为例。王鸣盛指责《晋书·王导传》“殊多溢美”，“其实乃无一事”。陈寅恪先生说：“南人与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县神州免于全部陆沉，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决定。王导之功业即在勘破此重要关键，执行笼络吴地士族之政策。”因举王导笼络吴人的种种“屈尊”细节，而推见“导之苦心”。王先生说：“王导不惜屈尊而为之，唯寅恪先生知之，因先生神游冥想，与王导处于同一境界，同情王导，真了解王导的种种言行，一言以蔽之，求得王导之真实，故称之为民族大功臣……而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他不能如寅恪先生运用神游冥想真了解之法也。”王鸣盛既不能

“通识魏晋南北朝之政策军事文化形势”，故只能就《王导传》而论王导，故于《王导传》所言之“用意与对象”，自不能像陈寅恪先生那样“神游冥想”，而对王导的历史功绩有一个“真了解

”。先生批评王鸣盛“致误如此，与史识有关，也与他的治史方法有关”。据我的理解，先生这里所谓的“治史方法”，并非仅指“神游冥想”。陈寅恪先生有《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逐条引述有关李德裕贬死的时间、地理、人事等材料，以证王鸣盛对《旧唐书》宣宗大中三年九月制之失读。先生说：“丛目考异是修长编的基础，在每一事目下汇集所有有关史料。李德裕贬死这一大事应为一事目，其下汇集史料中自应包括唐宣宗大中三年九月贬潮州司马李德裕制，可不致误……王鸣盛氏之误非偶然也。”即此可知，“长编考异之法”应为求真最基本的方法。

四、义宁陈氏以忠义学术传家

在论及陈寅恪史学时，王永兴先生还特别注意到“寅恪先生重气节的史学思想和他的家世密切关联”。

陈寅恪先生的曾祖陈琢如，真正是位笃行君子。母亲体弱多病，陈琢如“究心医家言”，“遂以

能医名”；“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无倦色”，则谓“无功德于乡里，而推吾母之施以及人，亦吾所以自尽也”。天下“乱机牙孽，隐伏潜滋”，陈琢如则“求思所以消弭之术，欲因以识天下奇士”。大病将终，陈琢如仍“手录李二曲《答人问学书》”，“复书‘成德起自穷困，败身多因得志’二语付宝箴”。陈宝箴的母亲李太夫人，亦深明大义。陈宝箴为兴修水利，“蠲俸入万金，犹不足以告太夫人。太夫人喜曰：‘是地方久远之利，未宜以难自阻计。即吾日食所需，节缩以给用，累少为多，功幸完。’”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以吏能、廉洁、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因日寇占领北平，竟绝食绝药而弃世。先生历述义宁陈氏之家忠义气节之史实，而谓“寅恪自幼生长在如此重气节忠义之家，当然要成长为重气节忠义之人

”，“义宁陈氏忠义之家为其史学的另一渊源也是自然的”。

陈寅恪先生自谓：“老同涑水迂叟之迂。”先生引郭嵩焘《奉送陈右铭之官河北》“收功楹栋远，谁解诵《迂书》”之诗句，谓陈寅恪此处用典，亦深受其祖父的影响。《迂书》即司马光《释迂》一文。在此文中，司马光以种树“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

而伐之，则足以为栋”为喻，谓“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因以“其道闳大而不能狭，其志邃奥而不能迩也，其言崇高而不能卑也”释“迂”。陈氏祖孙二人，皆以司马光所谓的“迂

”自况，此亦可见其学术传承亦有得自家教者。先生说：“涑水迂叟之言，代表宋代史学之《资治通鉴》乃二十年夜以继日而筑成之史学大厦，至于以‘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所构成之清代史学，其非‘收功楹栋远’，则不言可以自明矣。”先生又引吴宓语：“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寅恪自谓少未勤学，盖实成于家学，渊孕有自。”

义宁陈氏，以忠义传家，亦以学术传家。从来讲论陈寅恪先生之学者，于其家世影响，未有如王永兴先生这样具体而深入者。鞠养之爱，慈训之恩，从来是最具有潜移默化的情感力量的。

《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写就于1997年8月。先生撰著此书，除了讲明陈寅恪先生史学的宋贤史学渊源，以及对宋贤史学的发展，还就陈寅恪先生的论著与论文的学术特点和史学贡献，作了大量具体、深入而精到的论述。先生阐明陈寅恪先生的史学，其用意是非常深远的。我以为，学术的传承，既是治学方法的传承与发展，也是治学精神的传承

与发扬光大；先生撰著《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即希望有助于将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和治史精神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

文汇报2009年7月12日第八版

陈寅恪诗词

1.甲午元旦题曾农髯丈所画齐眉绥福红梅图 花枝含笑画犹存，偕老浑忘岁月奔。 红烛高烧人并照，绿云低覆镜回温。 新妆几换孤山面，浅笔终留倩女魂。 珍重玳梁香雪影，他生同认旧巢痕。 2.甲午春朱叟自杭州寄示观新排长生殿传奇诗因 一抹红墙隔死生，皕年悲恨总难平。 我近负得盲翁鼓，说尽人间未了情。 3.钱受之东山诗集末附甲申元日诗云“衰残敢负 兴亡江左自伤情，远志终惭小草名。 谁为谢公转一语，东山妓即是苍生。 4.贫女 绮罗高价等珠玑，白叠虽廉限敢违。 幸有阿婆花布被，挑灯裁作入时衣。 5.追忆游挪威诗北海舟中 孤怀入海弥难说，水鸟舟人共此游。 束地巨环迎北小，拍天万水尽南流。 斜阳大月中宵见，（Midnight Sun为挪威奇景。 ）故国新声一笑休。 （舟人共唱波兰新曲。 ）忽忆江南黄篾舫，几时归去作遨游。 6.追忆游挪威诗易卜生墓 清游十日饱冰霜，来吊词人暖肺肠。 东海何期通寤寐，北欧今始有文章。 疏星冷月全天趣，白雪沧波缀国妆。 （挪威女郎多衣绣衣一袭，所谓国妆是也。 余取以喻易卜生作品。 ）平淡恢奇同一笑，大槌碑下对斜阳。 （墓碑上刻有大槌一具。） 7. 无题 乱眼繁枝照梦痕，寻芳西出忆都门。 金犊旧游迷紫陌，玉龙哀曲怨黄昏。 花光坐恼乡关思，烛烬能温儿女魂。 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

8.春日独游玉泉静明园 犹记红墙出柳根，十年重到亦无存。 园林故国春芜早，景物空山夕照昏。 回首平生终负气，此身未死已销魂。 （徐骑省南唐后主挽词：此身虽未死，寂寞已销魂。）人间不会孤游意，归去含凄自闭门。 9.挽王静安先生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 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 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 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10.戊辰中秋夕渤海舟中作 天风吹月到孤舟，哀乐无端托此游。 影底河山频换世，愁中节物易惊秋。 初升紫塞云将合，照彻沧波海不流。 解识阴晴圆缺意，有人雾鬓独登楼。 11.阅报戏作二绝 弦箭文章苦未休，权门奔走喘吴牛。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 12.吴氏园海棠 无风无雨送残春，一角园林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看花犹是去年人。 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 闻道通明同换劫，绿章谁省泪沾襟。 13.残春 无端来此送残春，一角湖楼独怆神。 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花犹忆去年人。 过江愍度饥难救，弃世君平俗更亲。 解识蛮山留我意，赤榴如火绿榕新。 14.残春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 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 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关于陈寅恪的故事

关于陈寅恪的故事 陈寅恪的一生可以说是铸造了多少的名誉，便承受了多少的磨难，他这一辈子时刻以 家族为荣，背负了家族与民族的使命，在其父亲的影响下，辗转于德国、瑞士，后又去了 法国、美国，游学13年，将中西方文化融会贯通，精通22种语言，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 能多的掌握广泛的学识。 陈寅恪出身名门，其父陈三立不同其他传统官宦之家相继没落的结局，一改家族官宦 性质，专注于诗词创作，成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且思想先进，不令其儿子走考取功名 之路，而是在陈寅恪13岁时便将其与兄长一同送出国，前往日本深造。 早年的日本留学经历，使得自小便打下坚实旧学传统思想基础的陈寅恪接触了完全相 反的西学文化，这无疑是一次打破陈规、焕然一新的尝试。之后陈寅恪因病归国，考入复 旦公堂，这是一所新式学堂，陈寅恪为今后出国游学做准备，在此掌握了德语、法语两门 语言，毕业之后，陈寅恪凭借复旦公堂的文凭前往欧洲。 父亲陈三立前往港口相送，对其殷殷嘱咐，将救国图强的大任寄予陈寅恪的肩上，这 是陈氏一族两代父辈的心愿。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北平陷入被攻克的危机，陈三立已85岁高龄，体力羸弱 的他在也回不到曾经在上海“一二八”抗战时的热血沸腾，老人家选择了绝食，以报效祖国，五天后，陈三立在家国忧患中去世。陈寅恪在为父亲守灵期间，立志为民族大业而治学。 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盛名的学者之一，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 语言学家、诗人等多个文学身份于一身，更有知名学者赞誉其学问，近三百年来仅其一人，可见才学博古通今，实为集大成者。 1890年，陈寅恪出生于湖南长沙，出身名门，其祖父陈宝箴曾担任过湖南巡抚，而他的父亲陈三立则是清末四公子之一，家学渊源，因此陈寅恪自小就大号了深厚的国学底子，且眼界扩及东西洋。1902年，陈寅恪留学日本，后因足疾辍学回国，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之后又先后到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留学，在其深厚的国学基础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其见解多得推崇。回国后的陈寅恪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 山大学等大学任教。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与唐筼结婚，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两人育有三个女儿，一生相濡以沫。陈寅恪的代表作品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等等。但在期间，陈寅恪遭到了残酷的折磨，而令其最伤心的是，他珍 藏多年的诗文稿、书籍多被洗劫。1969年，陈寅恪在广州去世，同年，其夫人也离开了人世。

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

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及答案》的内容，具体内容：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现代文阅读题在高考语文考试中十分重要，为了帮助同学们练习语文阅读能力，下面我为大家带来高考现代文阅读练习试题，欢迎大家阅读练习。高考现代文阅读原文 1.在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2.陈寅恪晚年，在病榻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3.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 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4.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5.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6.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7.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8.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9.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10.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第一讲笔记 作者：杨联升附图 引言 据「中央日报」副刊报导，史学大师义宁陈寅恪先生于五十八年十一月病逝广州。（以前传说陈先生曾被红卫兵殴打，未知确否。）先生生前自谓「生为帝国之民，死作共产之鬼」，今竟不幸言中，眞令人欲哭无泪。然盲目衰翁，早一日升达天界，卽等于早一日脱离苦境。敬慕先生者，惟有虔心祝祷，共祈冥福；尊事先生者，惟有更图精晋，光大师门。联升在清华经济系，曾选修先生所授隋唐史，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亦蒙先生指导。在「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民廿六）印布之拙稿「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卽是其中之一章。至于论文主旨，则与陶希圣先生及鞠清远兄之著述，大体相同，故未发表。联升于陈先生隋唐史课前，每得在教员休息室侍谈，课后往往步送先生回寓，亦尝造寓晋谒。七七事变后，曾到北平城内先生府上参拜太老师散原老人之灵柩，此为联升在国内晋谒先生之末一次。来美留学之后，曾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与周一良兄（当时青年学人中最有希望传先生衣钵者）同随赵元任先生夫妇，到纽约卜汝克临二十六号码头停泊之轮舟中，探望先生。时先生双目几己全部失明，看人视物，仅辨轮廓。因网膜脱落，在英经其国手名医，用手术治疗无效。（先生曾膺牛津大学中文讲座之聘，实未就职，但借此

前往就医。）置舟回国，道出纽约，原拟再试医疗，后闻美国名医，亦无良策，遂决定不登岸。是日午后约三时半，先生在舱内初闻韵卿师母、元任先生呼唤之声，顿然悲哽。但旋即恢复镇定，谈话近一小时。对一良与联升近况，垂询甚详。时二人皆已在哈佛先后完成博士学业，卽将回国任教。一良到燕大，联升到北大，并各兼史语所副研究员。先生又询及联升之内兄缪钺、彦威，云曾数度通信。又云，回国后拟在南京定居。此为联升在国外拜谒先生惟一之一次，亦为毕生最末之一次。当时胡适之先生已接受北大校长之任命，方在纽约准备回国，本拟一同登舟探视，临时以故未克前往。一九五六年，联升撰「老君音诵诫经校释──略论南北朝时代的道教清整运动」一文，在史语所集刊第二十八本印布，为胡适之先生祝寿。曾托人将单印本设法转呈先生，闻已收到，并传语嘉勉。联升所学伤于芜杂，虽曾列先生讲席，至多勉强升堂，绝不敢称入室。顷于悲痛之余，忽然检得当年（约在民廿四）在清华园听先生讲隋唐史笔记二册。因录其第一讲大略，以为记念。追忆学恩，倍增哀痛。 五十九年二月记于美之康桥。 隋唐史第一讲笔记大略 应读及应参考之书： 甲：通鉴隋唐纪，通典。（宜先读）

关于陈寅恪的精神及治学思想

反刍 清华大学王观堂（王国维）纪念碑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半个多世纪前为陈垣《燉煌劫余录》作的序：“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的批语中谈到中国文化的现代性:窃疑中国自今日后,即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等于玄奘的唯识论,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的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2000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 王靜安先生既歿，羅雪堂先生刊其遺書四集。後五年，先生之門人趙斐雲教授，複采輯編校其前後已刊未刊之作，共為若干卷，刊行於世。先生之弟哲安教授，命寅恪為之序。寅恪雖不足以知先生之學，亦嘗讀先生之書，故受命不辭。謹以所見質正於天下後世之同讀先生之書者。 自昔大師鉅子，其關係於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繼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然詳繹遺書，其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寶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相互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說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類之著作，其學術性質固有異同，所用方法亦不盡符會，要皆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著以軌則。吾國他日文史考據之學，範圍縱廣，途徑縱多，恐亦無以遠出三類之外。此先生之書所以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也。 今先生之書，流布于世，世人大抵能稱道其學，獨于其平生之志事，頗多不能解，因而有是非之論。寅恪以謂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然則先生之志事，多為世人所不解，因而有是非之論者，又何足怪耶？嘗綜攬吾國三十年來，人世之巨變至異，等量而齊觀之，誠莊生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則彼此終古未由共喻，以其互局於一時間一地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了解之同情)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陈寅恪 ……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 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 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 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 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 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 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 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 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所谓真了解者， 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 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 表一种之同情，

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 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 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 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 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 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 由此之故， 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 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 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 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 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 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 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 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 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 ……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 然真伪者， 不过相对问题， 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 如某种伪材料， 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 固不可也。 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 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 则变为一真材料矣。 中国古代史之材料， 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刘克敌） | [<<][>>] 内容提要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 关键词陈寅恪知识分子中国文化 一 1927年王国维自沉后，陈寅恪在撰写的一系列纪念性诗文中多次提及屈原。也许作如此类比并不恰当，但显然陈寅恪所强调的是他们内在的一致，即都是基于对现实的绝望和信念的破灭，至于导致他们自之具体直接的原因，陈寅恪认为是不必过分看重的。在希腊神话中也有一个俄底浦斯被放逐的故事，后人据此写成同名悲剧，其直面人生的冷酷与命运的无常使它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以至俄底浦斯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母题而被经久不衰的研究。相比之下，我们对于屈原和王国维又写过什么?不错，曾经有过一部关于屈原的现代话剧，但剧中的屈原却是一个被人为拨高和庸俗实用化的所谓进步文人，那不是历史上的屈原，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屈原。 相对于俄底浦斯对冷酷命运的一次次反抗，屈原虽然也有过“世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却并未真正清醒到去追问一切的程度，对于造成其悲剧的，他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忠君思想的深刻烙印妨碍了他对自我独立价值的确认和思考，惟有发几句牢骚而已，屈原始终没有想通和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是什么人?在那个时代他的位置如果不在宫迁又能在哪里?也即除了忠君之外，一旦不被信任，他还有何中可做?他回答不出，只有自杀。王国维也许找到了答案，但这答案却更使他恐惧绝望，于是他甘愿去殉那正在衰亡的文化。不能说他们的死没有价值，但死并不能解决问题，这也是历代中国文人始终无法摆脱又无法彻底解决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该如何为自身定位?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似乎只有这样几条出路：为王师、为王臣和为王之阶下囚，当然还有在条：为隐士。然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怎能真正地“隐”下去?说到底，文人之为文人，其使命不应体现于从文而体现于从政?为何在中国少有一心从文拒绝从政的文人?为何纵有极少数专心于创作与学术者，却又难保其身心的安宁?至于那些归隐者，其作品为何又多有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气息” 正是王国维之死，把中国知识分子的定位与命运问题，把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时期如何安身立命并进而有所贡献于人类的重大问题，最直接地呈现在陈寅恪面前。王国维的选择是治学，陈寅恪本也已如此，但王氏之自杀却迫使陈寅恪意识到，即使个人想安于书斋，现实却未必会给你机会。不过，又不能简单地步王国维之后尘，王国维的临终遗嘱已经赋予陈寅恪更艰难的使命，他有责任也有能力对这一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王国维之后的文人寻找摆脱绝望、重新确立人生信念的坐标。其最重要一点，即他明确提出了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思想自由这一原则：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趔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李劼《王国维、陈寅恪的文艺复兴意味》阅读练习及答案解析

现代文阅读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美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缺乏独立性，源自传统诗学追随儒家的政治功利主义和伦理实用主义。代表作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以治国平天下式的雄心壮志，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诗学体系。开篇《原道》一章，便确立了“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的道统原则。这种道统诗学上承曹丕《典论?论文》所主张的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即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下开文以载道之先河。唐代，韩愈提出“文以明道”；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宋儒周敦颐明确“文以载道”宗旨，都不过是《文心雕龙》顺理成章的延伸。由此可见，王国维和陈寅恪之于中国诗学缺乏独立的美学原则的感慨，洞见到了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非功利、非实用的审美传统始终阙如。 正是这种阙如，导致中国的诗学传统和文学传统总是无法进入精神层面，仅止于世俗的功用，越来越滑入俗世的纷争，功利的得失。“诗言志”沦为诗人得意或失意的渲泄；评话衍生出的小说，或聚焦于庙堂纷争的计谋较量如《三国演义》，或忘情于江湖造反的草莽传说如《水浒传》；更不用说《隋唐演义》《封神演义》之类的演义小说，既没有《山海经》神话中的阳刚，也没有《诗经》三百篇中的清纯。人的尊严，悲悯的情怀，君子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底线，在这类文学中被小不忍则乱大谋、无毒不丈夫的厚黑原则取代，这种审美趣味造就一代又一代的草莽，制作出一个比一个暴虐的帝王，进而滋生出民族诸多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诡计崇拜、暴力崇拜、权力崇拜等等。 在这样的美学背景下，《红楼梦》的问世是一场审美革命：从容推出女性崇拜、悲悯崇拜、拒绝功名崇拜。《红楼梦》的问世使这个民族的审美趣味，不再纠缠于生存博弈而具有纯粹精神的存在意味，从而在美学上回归《山海经》式的混沌和《诗经》国风所具的清纯，达成名副其实的文艺复兴。王国维指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因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正如《红楼梦》写出悲剧本身已经具有美学革命的意味，王国维指出《红楼梦》的悲剧品质，中国诗学的眼界由此被打开，其意义绝对不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从坚船利炮渐渐地知道了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他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陈寅恪史学思想的精义 程念祺 王永兴先生指出，陈寅恪先生“‘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其根柢亦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吸收外来之学，要有自由之思想；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应有独立精神。可见‘吸收’与‘不忘’两方面正是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体现”。此为先生论述陈寅恪先生史学思想的精义所在。 王永兴先生去世了。父亲生前不多的几个老友，均情同手足，如今大多已不在人世。十多年前，我读过王永兴伯伯写的《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印象深刻。现在，为了纪念他，我又重读此书。这对于逝者，应该是最好的纪念。 以下，是我学习《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的几点认识。 一、陈寅恪史学与清代考据之学的根本区别 作为陈寅恪先生的高足，王永兴先生在《陈寅恪先生史

学述略稿》中，首揭“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这一问题。 先生引用陈寅恪先生对清代史学的评价：“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后退休之时，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之具。当时史学地位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至史学之不振也。”由此即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寅恪先生的史学，与清代的史学并无渊源关系。 那么，陈寅恪先生对清代经学的看法又如何呢？王永兴先生认为，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断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缺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断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缺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责。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以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

陈寅恪简介

陈寅恪简介 篇一：陈寅恪简介 永不熄灭的学术之光 抗战胜利了，双目失明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新回到清华园，这时他57岁。失去了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他将如何度过后半生的学术生涯？ 1948年，国民党准备退踞台湾，动员了很多学者离开大陆。陈寅恪对腐败的国民党极度失望，拒绝去台湾。岭南大学的校长、教育家陈序经邀请陈寅恪到广州任教，因为他仰慕陈寅恪很久了，也因为他一直想把岭南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办成一流的高等学府。就这样，陈寅恪在南国找到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南国校园很美，一年四季树木常青，但是陈寅恪看不见，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5年。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一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他晚年的照片，目光如炬。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前，有一条白色的水泥小路。这是陈寅恪到岭南后，当时的中共中南局最高首长陶铸亲自嘱咐为他修建的，以方便陈寅恪在工作之余散步。这条路，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里著名的“陈寅恪小道”。

陈寅恪是倔强的。眼睛瞎了，对他是一种怎样的毁灭，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 当他被人搀扶着回到清华园时，校长梅贻琦曾劝他休养一段时间。陈寅恪回答：“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学生们回忆，陈先生说这话时，脸上虽是笑着，但让他们感受到的神情，却是严肃而坚决的。 一个瞎子被聘为教授，为大学生授课，在世界上实在是绝无仅有。清华为陈寅恪配了三个助手来协助他的教学和研究。这三个助手都是他当年的学生。其中汪篯是他最喜欢的一个。陈美延回忆道：“我父亲喜欢的人是有一个标准的，一定要数学好，思维逻辑要清楚。汪篯先生的数学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可以无话不谈。” 陈寅恪对助手说：“人家研究理科，是分秒不差的，我的文史研究，是年、月、日不差的。”事实上，如同自然科学一样，陈寅恪的研究往往是一个精确推导的过程。而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陈寅恪在游学年代所接受的追求精确性和彻底性的德国学术传统。 陈寅恪是以古代书院的精神授课的，师生之间以学问道义相期。后来成为陈寅恪助手的胡守为，清晰地记得这样一堂课：那天他是唯一的学生。当他来到陈宅时，陈寅恪正在工作。在他来后，先生挪步到楼上，下楼时，竟郑重地换了一身装束：长袍。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的胡守为说：“这件事对我的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口述撰写《论再生缘》

陈寅恪经典语录

陈寅恪经典语录 【篇一：陈寅恪经典语录】 共收录25个陈寅恪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寅恪经典语录/陈寅恪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寅 恪名言名句可以了解陈寅恪的文字风格。如果您也有私藏的陈寅恪经典语录或喜欢的陈寅恪的句子，欢 迎出来与我们共享。 【篇二：陈寅恪经典语录】 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国学 大师陈寅恪——经典语录2016-06-12 06:38,抑更在可论者，中国之 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 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 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其原因固甚不易推论，然有一点可以确言，即对偶之文，往往隔为两截，中间思想脉络不能贯通。若为长篇，或非长篇，而一篇之中事理复杂者，其缺点最易显著，骈文之 不及散文，最大原因即在于是。吾国昔日善属文者，常思用古文之法，作骈俪之文。但此种理想能具体实现者，端系乎其人之思想灵活，不为对偶韵律所束缚。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 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若就六朝长篇骈 俪之文言之，当以瘐子山哀江南赋为第一。若就赵宋四六之文言之，当以汪彦章代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浮溪集一三)为第一。 《论再生缘》 寅恪四十年前常读希腊梵文诸史诗原文，颇怪其文体与弹词不异。 然当时尚不免拘于俗见，复未能取再生缘之书，以供参证，故噤不 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亦不顾当世及后来通 人之讪笑也。 《论再生缘》——陈寅恪名言 吾国昔时社会惑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谬说，加士大夫之家，亦不 多教女子以文字。今观端生、长生姊女未，俱以才华文学著闻当世，则句山家教之力也。句山所谓“娴文事，享富贵”者，长生庶几近之。至若端生，则竟不幸如世论所谓“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 往福薄”。 《论再生缘》 文人薄命，才女亦然。 《论再生缘》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

陈寅恪先生早期学术历程探究 辽河油田第一高级中学2009级6班 常亮赵一璇赵丁荻赵赫范强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中国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学者。陈三立子，陈宝箴孙。早年留学欧美，先后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和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回国后历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对中国中古史、宗教史、西域各民族史、古代语言学、敦煌学、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史学方法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1.2研究背景 陈寅恪先生为当今鸿儒，陈学的研究向来是学者的关注所在。本探究旨在还原陈先生早期的学术历程，尽量清理其早年为人论学的大体思路，为当代学生对我国文化的认识提

供较良好的土壤与背景。正所谓“清华同学，薪火相传”。 谨以此探究献给有志于中国文化事业的青年学子。 1.3探究目的 鉴于近阶段普通民众对于国故的追捧和热爱，并时值陈寅恪先生诞辰120周年，谨以此报告献给所有热爱景仰陈寅恪先生的普通读者。 1.4研究方法 1.4.1资料筛选法：对大量的资料进行整理与分析择优而录。 1.4.2著作考证法：回归原始资料，直接从被研究者的著作入手。 1.4.3综合比较法：与其他同时期人物的历程进行对比参考。 1.4.4实地考察法：利用假期等课余时间自行前往清华园进行实地调研。 1.4.5小组讨论法：以个人为单位进行任务分配，然后综合建议，形成文字。 2.研究过程 2.1对小组中各人分配好各自的任务 2.2筛选整理并分析资料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课外阅读】陈寅恪《论韩愈》 陈寅恪一贯坚持发扬中国文化的主张，他的文化理想简练地表达在二十年代为王国维纪念碑写的铭文中，其中有：“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他又申述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的看法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向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他还说：“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 五十年代初，郭沫若邀请他到北京担任科学院中古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他不同意时兴的“先有马列主义的观点，再研究学术”的办法，提出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自由主张。在与劝说他赴任者的谈话中，他提到自己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我的碑已经流传出去，不会湮没。”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向陈寅恪约稿时，他在第一、二期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论李唐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另一篇就是《论韩愈》。可见，他肯定和赞美韩愈，除了对中华文化复兴和延续寄托希望之外，还有上述的现实原因：他反对举国尽是八股洋腔，生吞活剥马列主义术语。 陈寅恪当然会注意到郭沫若其时的种种言行。但他没有批评韩愈的人品而影射郭沫若——韩愈的人品的确有无法遮掩的瑕疵——他的着眼点在韩愈的历史贡献，而不是斤斤于文人细行。 陈寅恪从六个方面赞颂韩愈在唐代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贡献。 第一，建立道统，证明传授之渊源；第二，直指人伦，扫除章句之繁琐；第三，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第四，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第五，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效用；第六，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第一点，韩愈《原道》一文追溯道统，并有自配孟子之意，历来攻击者颇多。但陈寅恪

高考作文素材人物篇——陈寅恪

陈寅恪，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其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人物评价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学人品格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

陈寅恪 《读莺莺传》

读《莺莺传》 陈寅恪 《太平广记》四八八杂传记类载有元稹《莺莺传》，即世称为《会真记》者也。《会真记》之名由于传中张生所赋及元稹所续之《会真诗》。其实“会真”一名词，亦当时习用之语。今《道藏·夜字号》有唐元和十年进士洪州施肩吾（字希圣）《西山群仙会真记》五卷，李竦所编。（又有《会真集》五卷，超然子王志昌撰。）姚鼐以为书中引海蟾子刘操，而操乃辽燕山人，故其书当是金元间道流依托为之者。（见所撰《四库书目提要》。）鄙意则谓其书本非肩吾自编，其中杂有后人依托之处，固不足怪，但其书实无甚可观，因亦不欲多论。兹所欲言者，仅为“会真”之名究是何义一端而已。庄子称关尹老聃为博大真人，（《天下篇》语。）后来因有真诰真经诸名。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缘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荡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其例不遑悉举，即就《全唐诗》一八所收施肩吾诗言之，如《及第后夜访月仙子》云： 自喜寻幽夜，新当及第年。 还将天上桂，来访月中仙。 及《赠仙子》云： 欲令雪貌带红芳。更取金瓶泄玉浆。 凤管鹤声来未足，懒眠秋月忆萧郎。 即是一例。而唐代进士贡举与倡伎之密切关系，观孙棨《北理志》及韩偓《香奁集》之类，又可证知。（《致尧自序中》“大盗入关”之语，实指黄巢破长安而言，非谓朱全忠也。震均所编之年谱殊误，寅恪别有辩证，兹不赘论。）然则仙（女性）字在唐代美文学中之涵义及“会真”二字之界说，既得确定，于是《莺莺传》中之莺莺，究为当时社会中何等人物，及微之所以敢作此文自序之主旨，与夫后人所持解释之妄谬，皆可因以一一考实辨明矣。 赵德麟《侯鲭录》五载王性之《辨<莺莺传>事略》云： 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而。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可验决为微之无疑。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原注云：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跋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寅恪案: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然微之之所以更为张姓，则殊不易解。《新唐书》一二五张说传云： （武）后尝问，诸儒言氏族皆本炎黄之裔，则上古乃无百姓乎？ 武后之语颇为幽默。夫后世氏族之托始于黄帝者亦多矣。元氏之易为张氏，若仅以同出黄帝之故，则可改之姓甚众，不知微之何以必有取于张氏也。故王性之说不可通，无俟详辨。鄙意微之文中男女主人之姓氏，皆仍用前人著述之旧惯。此为会真之事，故袭取微之以前最流行之“会真”类小说，即张文成《游仙窟》中男女主人之旧称。如后来戏曲中王魁梅香，小说张千李万之比。此本古今文学中之常例也。夫《游仙窟》之作者张文成，自谓奉使河源，与积石山窟得遇崔十娘等。其故事之演成，实取材于博望侯旧事，故文成不可改易其真姓。且《游仙窟》之书，乃直述本身事实之作。如： 下官答曰，前被宾贡，已入甲科。后属搜扬，又蒙高第。奉勅授关内道小县尉。（寅恪案，即指宁州襄乐尉而言。） 等语，即是其例。但崔十娘等则非真姓，而其所以假托为崔者，盖由崔氏为北朝隋唐之第一

名人成长励志的经典小故事

名人成长励志的经典小故事 单田芳很早就出名了。那还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他年纪轻轻的，就住上了小洋楼，骑上了凤凰牌自行车——这车可不亚于当今的 小汽车，平日也总是趾高气扬的。这很遭人嫉妒。“*”一来，他可就 倒了大霉，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下放到农村被管制劳动。 一天，单田芳来到村前的小河边，他向着河水对自己“吼了一嗓子”：“单田芳，你有今天，活该!”这个吼，似乎让他吼上了瘾。 1979年，单田芳被平反，时年44岁的他重新回到了阔别10年的三尺书台。很快，单田芳坐进了鞍山市广播电台的录音棚。接着，他 从东北拥书入关，接二连三地推出了长篇评书《明英烈》《三国演义》《白眉大侠》《水浒传》《三侠五义》等，能够说当时整个中国无不 为他嬉笑怒骂的东北方言所折服。当时他还是单位的一位负责人。 他想自己能够吃上一碗安稳饭了。就在他又有些洋洋得意时，单 田芳对自己又“吼了一嗓子”：“不可安于现状，要砸烂自己的‘铁 饭碗’，去做一名文化个体户!” 这年单田芳50岁，他办了提前退休手续，开始挑旗单干。此时，单田芳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三侠剑》等评书作品后，于1993年，他的近代历史评书《百年风云》又在各个电台热播。这种钱 也没有少挣，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爱干啥就干啥的日子让他感到无比 惬意。 正在他心满意得之际，单田芳又对自己“吼了一嗓子”：“你不 要总想着待在鞍山老家自在，要移师北京，去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在一次活动中，正好有供职于《北京青年报》的肖建陆对他说：“单老，您老的书迷数以亿计，不如我们合作成立一家文化艺术传播 公司，包装您的评书作品，绝对市场广阔!”肖建陆的话正合单田芳的 心意。1995年夏天，北京市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营业。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阅读答案

陈寅恪：为学术的一生 柳青 当年，清华上下都叫他陈寅恪（que）先生，然而，在不少字典里并没有这样的读音。有人请教他：为什么大家都叫你寅恪（que），你却不予纠正呢？陈先生笑着反问道：有这个必要吗？，他更希望人们了解他的学问及其价值，他的整个生命是和学术连在一起的。他在国难、家恨和个人的不 幸中，为学问付出了一生。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三位是当时大名鼎鼎的人物，其一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另有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梁启超，以及哈佛大学归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四人中陈寅恪最晚到校，且尚未出名，他一无大部头的著作，二无博士学位。只因梁启超一句，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便接到了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离开故国时，他一心向西学，当他重回故土，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游历西方的岁月里，陈寅恪意识到中学必要介入世界学术大潮流，否则将无法和西学对话，甚至不能解释自我，他明确主张中国学术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1937年抗战爆发，陈寅恪短短时间内同时承受了丧父和右眼失明的痛苦。女儿回忆，父亲放弃了右眼视网膜手术，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因为他只想尽快离开沦陷区。 离开北平前，陈寅恪把他的藏书寄往将要去的长沙，当书到长沙，就悉数被毁于战火。藏书被毁，他随身携带的常用书籍，亦在绕道去昆明的路上，大量被盗。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将主要依靠记忆了。 就在这样几乎没有参考书籍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两部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在四川李庄时，傅斯年为照顾陈寅恪，让邓广铭住他楼下，说陈先生若有事跺地板，你就马上跑去。每次邓广铭跑上楼看，陈寅恪都是躺在床上呻吟，说自己的身体快不行了，快坚持不住了，但是他说，我不写完这两稿，我不死。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篇《元白诗笺证稿》完成了。就在这天早上，他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他在成都的医院做了眼科手术，手术没有成功。半年后二战结束，牛津大学请他赴伦敦治疗眼疾，数月奔波，他的双目还是没能复明。 57岁的陈寅恪由人搀扶着重回清华园，他已失去学者治学读书第一需要的双眼。没有人可以了解，失明对于陈寅恪是一种怎样的毁灭，因为倔强的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泄漏内心的痛楚。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过去陈寅恪上课讲到深处，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盲后，永远睁大着眼睛讲课，目光如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