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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都司卫所与地方史研究综述

内容提要：明代相当一部分卫所具有“实土”性质，这是学界把卫所的研究与地方史地结合起来考察的前提，通过对地方卫所沿革、组织形式、职能和它对于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影响的研究来认识地方社会，在明代卫所的研究中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沿边、沿海都司卫所相比内地而言具有更加鲜明的地理特征，它们的沿革演变直接反映出明代的边防建设、民族政策，甚至国家综合实力的升降。在内地，都司卫所虽然与州县相错，然而它们分别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管理系统，各个卫所都有自己的土地和人口，对于研究明代制度、社会经济乃至清前期地方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州县赋役制度等都有重要的意义，卫所的因素在明清地方史的研究中也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关键词：都司卫所地方史研究综述

学界很早就注意到明代卫所治土辖民的特征，并依据其田土分布特点将之区分为“实土卫所”和“非实土卫所”[1]。在此基础上，顾诚先生提出明代疆土是由两大行政和军事系统管理的观点[2]。而周振鹤先生、郭红等人则先后提出、发展和完善了“军管型政区”的概念[3]。以上看法的提出无不基于明代都司卫所在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西北以及西南地区不仅承担着边防职能，而且在这种组织方式下管理地方，具有某些行政区划的特征。也正是因为明代都司卫所的这种地理特征，使得它在明代乃至清代地方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即试图从地方史的角度对相关卫所及其变迁的研究作一次初步的爬梳。兹以辽东、西北、西南、沿海、内地为序分别叙述之。

一、东北卫所与地方史研究

辽东地区最先受到学界的关注。对于都司卫所沿革的研究，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次形成一个热潮，体现在学界对辽东问题的关注上，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与学术态势有关。“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形势成为全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而明清嬗替，满洲兴起的历史在此前的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已经融入当时的民族主义背景，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激起了学界对东北史地研究的热情。还有，以孟森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东北史地和满洲开国史的研究也为这一时期继续研究东北史地积淀了深厚的学术资源。这样，人们对明代卫所研究的视域最早聚焦在东北地区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早期研究辽东地区卫所的主要都集中在卫所以及都司的沿革考释上。张维华的《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制年代考略》（《禹贡》1934年4月，1卷4期）和《明代辽东卫所建制考略》（《禹贡》1934年6月，1卷7期）、李晋华《明代辽东卫所归附及卫所都司建制沿革》（《禹贡》1934年9月，2卷2期）、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努尔干都司考》（《燕京学报》1947年12月第3期）是较早的专篇论文。

建国以来研究辽东地区的都司卫所的研究不但深化，一方面继续考据卫所的基本沿革情况，另一方面更加侧重于卫所制度的综合研究。同时，注意民族关系，注意把明、女真、朝鲜三边的关系联合起来考察，把制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继续从沿革地理的角度研究辽东地区的卫所，如杨旸《明代亦儿古里卫的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 1期），杨旸、吕昆《明政府对乌苏里江流域及东海滨地区的卫所设置和管辖》（《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1期），陈福林、杨旸《明朝对葛林卫的管辖》（《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徐建竹《明代建州卫新考》（《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和《论建州左卫的建立与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1期），杨旸、傅朗云《明代松花江流域卫所设置考略》（《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3年1期），李鸿彬《简论三万卫》（《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1期）等。徐桂荣、刘正堃《明代辽东都司诸卫辖所考》（《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一文考证出辽东军卫未必辖制5个所，推翻了明代一卫辖五所的一般说法。张世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第2期）对辽东二十五卫的建置作了详细地考证。研究辽东地区军屯、军户等与卫所制度相关的论著逐渐

多了起来。周远廉、谢肇华《明代辽东军户探》（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2期）和《明代辽东军屯制初探》（《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以及王廷元《略论明代辽东军户》，丛佩远《谈明代辽东军户的反抗斗争》（《史学集刊》，1985年3期）、《明代辽东军屯》（《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农经活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1期）等。军事作用以外，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逐渐受到重视，如李三谋《明代辽东都司、卫所的行政职能》（《辽宁师范大雪学报》1989年6期），而张士尊《奴尔干都司职能分析》（《辽宁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4]）则认为奴儿干都司是明初的一个招抚机构，明朝在东北北部地区设置的大量卫所，一般都直接与中央政府发生关系，并不经过奴儿干都司这样的中间环节，这实际上对郑天挺先生《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奴尔干都司》（《史学集刊》1982年第3期）为代表的强调其军政职能的一般看法予以了修正。张大伟《明代辽东都司辖下安乐、自在二州之分析》（《北方文物》1998年第2期）对该都司下辖二州的设置、变迁与行政特点进行了分析。从管理体制上着眼使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如丛佩远《试论明代东北地区管理体制的几个特点》（《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军政管理体制及其变迁》（《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5期）等文。

研究辽东地区都司卫所的专著主要有杨旸等著《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该书是建国以来明代地方卫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详细叙述了奴儿干都司及其属下卫所的建置、沿革和发生、发展直至衰落的历史，涉及明代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诸方面的问题，并且具体论列了明朝中央政府对奴儿干都司及其属下卫所实行“羁縻”统治的主要内容。杨旸的另一专著《明代辽东都司》（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对于辽东都司的建置沿革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专门的论述，尤为重要的是书中对于辽东地区的流人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于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的关系也有专门的论述。

实际上，明代对于辽东地区的治理和管辖正式通过在辽东地区设立都司卫所实现的，因此，关于辽东地区都司卫所的研究是整个明代东北史研究的基础。卫所制度在辽东地区的实现形式、发展过程、影响与作用以及在卫所制度下，辽东地区的民族关系、辽东地区女真各族与明朝中央、朝鲜的关系、辽东各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等方面的研究涉及到东北区域史、边疆史、民族史及社会史等诸多领域，此处不再一一述及。

兀良哈三卫备受重视，这三卫是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是明代设置的带有羁縻性质的军事机构。在日本学者简内亘《兀良哈三卫名称考》（《东洋学报》第4号）的基础上，关文衔《关于明初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求是学刊》1988年第4期）对兀良哈三卫总称、各自名称的由来及其居住范围提出了新的意见。另外，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还有，奥登《蒙古兀良哈部落的变迁》（《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周竞红《论明代兀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女真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2年第4期）、贾敬颜《鞑靼瓦剌兀良哈明朝蒙古人的历史——兼说“都沁·都尔本”一词》（《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93第3期）、程龙《兀良哈三卫南迁气候寒冷说质疑》（《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达力扎布《有关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几个问题》（载氏著《明清蒙古史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文。特木勒《朵颜卫研究：以十六世纪为中心》（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论文，2001年）从各个方面对朵颜卫作了全面的研究。此外，研究朵颜卫的还有胡日查《有关朵颜卫者勒蔑家族史实》（《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奥拉《明末清初的朵颜卫与喀喇沁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第5期）、额德《明代朵颜卫源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3期）、李艳洁《明朝中后期泰宁卫与朵颜卫关系之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特木勒《十六世纪后半叶的朵颜卫》（《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李艳洁《明代泰宁卫地域的变迁》（《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等。不过，对于明代兀良哈三卫以及必里卫、建州等奴尔干地区卫所的相关研究，与其说是卫所研究，毋宁说是民族研究或者民族管理与政策的研究，因其相关研究已相当透辟，兹不一一罗列。

[1] 参见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禹贡》1935年7月第3卷第10期，收入《长水集》；解毓才《明代卫所制度兴衰考》，《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收入包遵彭《明史论丛》第4册，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

[2] 参见《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3] 参见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郭红《明代都司卫所建置研究》，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 2001年博士论文，周振鹤教授指导；郭红、于翠艳《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2004年第4期。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历经几代学者30 余年的艰辛努力，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众多著名民国史研究专家为主体，并有其他相关高校与研究机构学者共同参与撰著的大型《中华民国史》，终于在2011 年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之际全部出版了，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学术盛事。该著总计12卷，16 册，洋洋近800 万言，是迄今为止字数最多、分量最重的中华民国史著作，加上同时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合计字数多达2100 万，无疑是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皇皇12 卷本《中华民国史》从1981 年出版第1 卷，到2011 年12 卷全部一次性出齐，整整历时30 年。前后各卷的重点研究内容以及学术观点的演变，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近30 年来中国大陆近代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发展与深化历程。上世纪80 年代初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值得充分肯定。但无庸讳言，当时的研究视野较为单一，主要是在“革命史”框架内展开的历史述事，档案史料的引用不够丰富，尤其是海外史料的运用较少，学术观点也存在某些偏颇之处。当时的民国史研究，同样也无可避免地存在着类似的缺陷，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历史结果，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国大陆近30 年来的民国史研究，已在许多方面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不少内容透过《中华民国史》即可显而易见。例如国共关系史是民国史研究中不能不涉及的重要内容，以往虽然论著较多，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众口一词，不仅缺乏学术深度，而且评价不够全面客观，明显受到意识形态的响。近10 余年间民国史研究中的这种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对中共党史和国民党史的探讨均日益细化，评价也日趋公允。《中华民国史》对于国共关系的考察和评价，也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尽可能广泛利用各种新资料，结合学界研究的新见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和发展。正如汪朝光先生所言: 该著对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一方面充分肯定两党合作的重要意义，肯定两党面对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紧急时刻，能够毅然抛弃前嫌而携手合作，由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尤其是肯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实施的许多内外政策对于坚持抗战的意义，并肯定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抗日战场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又指出国民党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是放不下垄断政治的私心与架子，对共产党还是有疑虑有担心，从而对共产党的发展有限制甚至有武力遏制，这又不利于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局。类似的新认识，显然更加客观平实，也更符合历史实际。对于蒋介石的研究和评价，近些年来大陆史学界也充分利用新史料进行了新探讨，提出了若干新见解。该著充分吸收和借鉴了这些新成果，对蒋介石做出的评价较诸以往也更为全面和客观，既肯定其当肯定之处，也否定其当否定之所为，从而改变了过往单一否定蒋介石复杂言行的片面趋向，显示了民国史研究日趋全面平实的新特点。上述大陆民国史研究中的这些变化，已经引起了海外以及台湾学术界的关注。香港《星岛日报》发表的《百年辛亥革命两岸寻历史共识》一文中，援引了台湾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黄克武研究员所说的如下一段话: 《中华民国史》不乏具有重大转变的历史解释，如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贡献比较肯定，特别是蒋介石在对日抗战时于国家建构上的成就，而非全盘否定。同时，开始肯定对日抗战的正面战场是国民党军队打的，“这对两岸历史和解作了一个

[总结范本]护士个人综述总结范文3篇

护士个人综述总结范文3篇综述是指就某一时间内，作者针对某一专题，对大量原始研究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和主要观点进行归纳整理、分析提炼而写成的论文。为本次工作做一个总结，护士个人的综述总结范文护士个人综述总结范文篇一：时光荏苒，xx年已经过去了，回首过去的一年，内心不禁感慨万千，这一年里，我做为一名责任护士，在护士长的正确领导下，在科室同事们的关心帮助下，切实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护理服务理念，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为宗旨，以病人满意为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回顾一年来的总体工作，有心酸、有委屈、也有成就：一、深入学习、提升素质，扎实练好基本功加强自身职业观道德观的培育。在工作中我时时刻刻告诉自己要坚持高度负责、热情服务的方针，切实做到病人在与不在一个样，领导在与不在一个样，本着为病人高度负责的心态，加强四自修养，即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发挥做为一名责任护士的主动精神，在自己内心深处用职业道德标准反省、告诫和激励自己，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质。注重护士职业形象，加强自身业务水平。工作中注意文明礼貌服务，坚持文明用语，工作时仪表端庄、着装整洁、发不过肩、不浓妆艳抹、不穿高跟鞋、礼貌待患、态度和蔼、语言规范。业务知识方面，平时坚持学习、注重学习业务基础知识和本科室相关专业知识，如《护士三基三严》、《护理基础知识》等，贯彻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的服务理念，提高了自身素质及应急能力。一年来，在护士长耐心细致的指导和支持帮助下，本人在很多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为明年护师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第1 页共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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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概述(一) 【正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并分别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两书中较为系统地展开和表述的。这一理论提出以后的一百多年间，由于种种原因，长期被忽视，甚至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的“盲点”和“空场”。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经济“一体化”或“全球化”的深入，特别是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对其本民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才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共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或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它不仅是马克思考察分析人类社会、建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础，同时也是他剖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建构未来社会和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论根据。然而，由于我国理论界对这一理论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世界历史范围的涵义及其与民族史、地域史的关系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范畴，它不是各民族历史的简单的总和，它是资本主义建立大工业以来各民族历史相互作用的产物。世界历史是由民族历史构成的统一整体，但它又有不同于民族历史个体运动规律的整体运动规律。因此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具有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第二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因为：世界历史虽存在于今天，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稍后这一观点稍有变化，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但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与历史学学科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范畴含义不同，两者不可混淆。首先，从时间上看，上限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特指16世纪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所形成的历史。而历史学的世界历史，在时间上则包括了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其次，从空间上看，其涵盖范围和意义上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是指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即世界形成了有机整体。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则强调把全球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历史包括在内，即在地域上包括全球。再次，从学科划分的级别上看，层次不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哲学范畴，历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是一个具体历史学科的范畴。第四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多层次含义的范畴，在黑格尔时代，世界历史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在历史学、编纂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它在空间上是指相对于民族史和地域史而言的世界史、全球史。它在时间上是包括人类有史以来的全部历史、总体历史。二是指由维柯以来到黑格尔所完成的哲学精神层面上的世界历史概念。从纯粹思想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又发掘出世界历史的第三层含义：即自18世纪以来，由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而使世界成为统一整体、统一格局的历史。但同时这种观点又认为，当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斥上述两种世界历史观。相反，他的世界历史概念统率了前人的观点，并以前人的理解为基础，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有四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指人类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及其共同基础。二是指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系统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总体。三是专指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四是特指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产生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及其结果。这种观点还特别强调指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范畴这

晚清外交制度研究

分数：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师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课程作业题目：《晚清外交制度研究》年级：2008级专业：历史学姓名：王冰洁学号：20083830120 时间：2010年12月21日

晚清外交制度研究【摘要】外交，是指一国与他国之间的交往。外交制度，是为适应外交形势和规范外交行为而设立的制度，包括外交机构、外交方式、外交礼仪等方面的制度。外交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外交制度的沿革，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1840年，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了封建中国的大门，从此，中国开始了近代意义的外交活动。随后，总理衙门和外务部的设立，使晚清的外交制度逐渐完善化、系统化。晚清的外交，一方面带有屈辱性，但另一方面，也使中国走向了借鉴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道路。【关键词】晚清外交总理衙门外务部【正文】外交制度，简单来说，就是保障一个国家外交活动顺利进行的各种制度。具体来说，包括外交机构、外交使节制度与领事制度、外交官人事制度。中国的近代外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封建统治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也开始被动的处理一些涉外事务。要想了解中国晚清的外交制度，就不得不谈及清朝前期的外交。一、传统外交制度略述 1840年以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始终保持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宗藩”关系，中国传统的涉外制度是“朝贡”和“理藩”制度。统治者“夷夏”观念浓厚，不屑于同属国或朝贡国进行平等的来往，中国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的需要，因而在中国传统的国家机构中，也不需要有专职外交机构，对外事务均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礼部大体上掌理同东部和南部国家的事务，理藩院则大致经办同北部和西部国家的事务。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交往，仅保持着通商关系，没有经常性的政治交往，只在广州一地特设“十三行”来管理对外贸易，特别是和西方的贸易。因此在中央政权的体制中没有专理同这些国家事务的机构，也都划归礼部和理藩院分管。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中国还没有建立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制度，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也没有一批专职的官员，而只有一些分散于各机构的部门，职责也比较混杂，外交在这一时期是无足轻重的。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清政府推行“闭关锁国”和盲目自大的政策，把外国视为“蛮夷之国”、“藩属之邦”，自己则以“天朝上国”自居，这也难怪有人说，当时的中国“无所谓外交，理藩而已”。二、鸦片战争后到总理衙门设立之前的外交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清王朝传统的外交体系受到了致命的冲击。为了应付和西方列强频繁的外交交涉，清政府除了派遣“钦差大臣”去全权处理外交事务外，还专门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此职因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而设立，设置于1844年，，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实际上负责着五处口岸的对外事务，是一个兼有外交权力的职务。同时，西方列强也在五口岸委派领事，建领事馆。五口通商大臣的职位和职责在性质上已与礼部和理藩院不同，其职位同西方国家派往中国总管五口岸的公使相对等。清政府设置这个职位，反映出外交体制改变的端倪，但又说明清政府不甘于失败，内心里的“蛮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把涉外事务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然而，西方列强并不满足于五口通商，在“修约”要求未满足后，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难，以奕为首的留守官员，于1860年设立“抚夷局”，专管对英、法、俄、美等国的外交事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

民国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摘要：《吴鼎昌与贵州》是何长凤先生近年来以贵州为中心的关于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著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集知识性、史料性、学术性为一体，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该著的出版与发行，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如何深入挖掘地方史料的当代价值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关键词：民国史；吴鼎昌；史料；长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史学界思想的大解放，史学研究的成果层出不穷。其中，特别是在民国时期近现代地方史研究领域，各地史学工作者充分发挥占有地方史料的优势，出版了系列有关地方史研究的成果。我们以四川省为例，四川史学工作者就先后编著出版了《四川近代史》、《四川现代史》等有关四川地方史研究的成果。而地处西南的贵州省史学界，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编著出版了《贵州当代史》，让人们对当代贵州的历史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时光流入到21世纪的初期，贵州省史学界更是编著出版了大型的有关贵州历史的丛书——《贵州通史》。《贵州通史》的编辑出版，让人们不仅能够了解到贵州的古代史，同时对贵州的近现代史有了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与了解。贵州自古以来，在世世代代贵州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与努力下，创造了极其丰富的贵州史。这一现状，为贵州乃至全国史学界的专家与学者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天地。贵州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何长凤先生虽然退休多年，但其一直以来退而不休，笔耕不辍，以研究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为乐趣，从而在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出版了多部学术专著。对此，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由其与其他史家联合主编的《贵州当代史》。近年来，何先生先后编著出版了《贵阳文通书局》、《抗战时期贵州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有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学术专著。这些专著出版之后，曾引起史学界与出版界的强烈反响，专家们一致认为，何先生的研究填补了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空白，为推动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作出了宝贵贡献。此后，何先生仍不停歇，依旧致力于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工作。最终，何先生所著《吴鼎昌与贵州》于2010年11 月又一次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出版，可谓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有关吴鼎昌生平研究的重要补充。那么，该书到底有什么特点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史料剖析的全面性洋洋洒洒二十五万余字的《吴鼎昌与贵州》的出版发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吴鼎昌的生平事迹，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民国时期贵州那段特殊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全新的视野。此前，有关吴鼎昌与贵州的历史研究类成果其实并不多见。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主要有何先生所著的《抗战时期吴鼎昌创办贵州企业公司的思想与实践》（发表于《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莫子纲所著《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发表于《抗日战争研究》2006 年第4期）。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某一个方面对吴鼎昌与贵州进行研究。在史料的把握上，难免存在片面性，不利于读者全方位、多角度地来认识与了解吴鼎昌对贵州省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吴鼎昌与贵州》相比之下，在史料的剖析与把握上显然具有全面性。其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方面。读后让读者对吴鼎昌在贵州的政绩有了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与了解。二、人物分析的鲜活性

明清史研究综述只是分享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海关概论

目录绪论第一章海关起源和古代海关机构第一节海关起源第二节我国古代沿海海关第三节古代海关管理的特点第二章中国近代海关第一节鸦片战争的爆发与海关主权的丧失第二节近代海关制度的确立第三节海关税务司制度的性质和历史作用第四节中国人民收回海关主权的斗争第三章现代海关第一节新中国海关的筹建第二节新中国海关的成立第三节新中国海关的运行第四章海关职能第一节政府及政府职能第二节海关与海关职能第三节海关基本任务第四节海关工作方针第五节海关职能拓展第五章海关权力第一节海关权力的概念与特点第二节海关权力的内容与适用第三节海关行使权力的制约第六章海关法制建设第一节海关法制建设概述第二节海关法律体系第七章海关行政管理体制导言：行政管理体制概述第一节中国海关组织机构第二节中国海关领导体制第三节香港、澳门海关第八章海关队伍建设第一节海关干部队伍的组建与管理第二节海关干部教育与培训第三节准军事化纪律部队建设第四节海关职业精神第九章海关国际交流合作第一节中国海关与境外海关的交流合作第二节中国海关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第十章现代海关制度

绪论海关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境监督管理机关，是依据法律，对进出关境的运输工具、货物、行李物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进行监督管理，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的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海关是由国家设立，代表国家专门在进出关境环节对货物、物品或运输工具实施监督管理的行政机关。海关的发展 1、奴隶社会：海关机构和海关制度都是不健全的，海关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奴隶逃亡和外敌入侵，海关机关带有强烈的军事色彩。 2、封建社会：逐步健全海关机关，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封建制度，同时也为满足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消费服务。 3、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周密的进出境管理制度，主要执行保护关税政策，海关成为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有力工具。 4、社会主义社会：新生事物，结合具体情况，不断探索和改进。第一章海关起源和古代海关机构第一节海关起源 ●海关起源的实质是否具备海关本质特征。包括国家机构、国境（边境）、货物与货主及管理职能的性质等基本要素。 ●关于古代关税的征收征收关税始于春秋时期，古籍中出现了许多有关“关市之征”的记录。关市指的是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 ●关于古代海关管理思想的萌芽关市之征关市省征最早主张并实施关市省征政策的是春秋初期齐国的管仲。关市重征战国时期以秦国政治家商鞅为代表，信奉 "法治"的新兴地主阶级以加重关税为经济手段，限制商贸活动，促进封建农业的思想主张及其施政措施。 ●对先秦设关意义的评价先秦设关，虽然制度尚不健全，但已执行类似今天海关的某些任务。在设关地点（境上为关）、重视检查（关讥而不征）、执行禁令（关执禁以讥）、轻税政策（关市省征）、监管进出关境的货物与人员以及和边防、军事机关关系密切等方面，对后代的陆地边关和沿海海关制度均有重大影响，是我国海关机关和海关制度的起源。 ●关于宋辽夏金时期的榷场制度榷场是控制边境贸易、提供经济利益及安边绥远的场所。榷场大多设在边境要地，榷场贸易主要在政府的严格控制和军事协助下进行。

工作年终总结工作概述

工作年终总结工作概述到年底了，好好做;一次总结，是对过去的不足的弥补，对未来的计划，时间匆匆转走，现在的工作已经渐渐变得顺其自然了，这或许应该是一种庆幸，是让人值得留恋的一段经历。下面给大家整理了关于年终总结工作概述，方便大家学习。年终总结工作概述1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作为一名光荣的白衣天使，我特别注重自己的廉洁自律性，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带病坚持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积极参与护理支部建设，发展更多的年轻党员梯队，其中以年轻的骨干为主，使护理支部呈现一派积极向上的朝气和活力。 20__年很快过去了，在过去的一年里，在院领导、护士长及科主任的正确领导下，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临床服务理念，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善于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踏踏实实做好医疗护理工作。在获得病员广泛好评的同时，也得到各级领导、护士长的认可。较好的完成了20__年度的工作任务。具体情况总结如下：

一、思想道德、政治品质方面：能够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通过报纸、杂志、书籍积极学习政治理论;遵纪守法，认真学习法律知识;爱岗敬业，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主动认真的学习护士专业知识，工作态度端正，认真负责。在医疗实践过程中，严格遵守医德规范，规范操作。二、专业知识、工作能力方面：我本着“把工作做的更好”这样一个目标，开拓创新意识，积极圆满的完成了以下本职工作：协助护士长做好病房的管理工作及医疗文书的整理工作。认真接待每一位病人，把每一位病人都当成自己的朋友，亲人，经常换位思考别人的苦处。认真做好医疗文书的书写工作，医疗文书的书写需要认真负责，态度端正、头脑清晰。我认真学习科室文件书写规范，认真书写一般护理记录，危重护理记录及抢救记录。遵守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规章制度，牢记三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三严(严肃的态度、严格的要求、严密的方法)。护理部为了提高每位护士的理论和操作水平，每月进行理论及操作考试，对于自己的工作要高要求严标准。工作态度要端正，“医者父母心”，本人以千方百计解除病人的疾苦为己任。我希望所有的患者都能尽快的康复，于是每次当我进入病房时，我都利用有限的时间不遗余力的鼓励他们，耐心的帮他们了解疾病、建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当看到病人康复时，觉得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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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沧桑厚重——民国文献的价值及馆藏现状作者：张丁，王兆辉， Zhang Ding， Wang Zhaohui 作者单位：重庆图书馆,重庆,400037 刊名：图书与情报英文刊名：LIBRARY AND INFORMATION 年，卷(期)：2011(2) 参考文献(5条) 1.薛其林民国时期学术的主要特色与成就 2004 2.重庆晨报抗战历史档案文献寻访:重庆赴台购回65箱抗战文献 2009 3.张宪文民国历史档案的研究与利用[期刊论文]-民国档案 2000(01) 4.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组馆藏纸质文献酸性和保存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2005 5.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所筹委会;复旦大学历史研究所(民国)大事史料长编 2008 本文读者也读过(10条) 1.阮素雯.RUAN Su-wen试论民国文献损毁的原因[期刊论文]-山西档案2010(6) 2.张丁.王兆辉试论民国文献的数字化建议[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11(1) 3.王玉晶.WANG Yu-jing试论民国文献的保护和修复工作[期刊论文]-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36) 4.邓雪梅.DENG Xue-mei贵州省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现状及对策[期刊论文]-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9,25(5) 5.孙琴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分析研究[期刊论文]-山东图书馆季刊2008(1) 6.翟桂荣.ZHAI Gui-rong河南大学图书馆民国文献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期刊论文]-图书馆论坛2008,28(5) 7.万华英民国文献数字化建设——以重庆图书馆为例[期刊论文]-四川图书馆学报2008(4) 8.张素梅民国文献保护之探研[会议论文]-2006 9.郑春汛民国文献的价值与保护对策研究[期刊论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4) 10.何先进.刘莉.何玉花对馆藏民国书刊文献数字化的探讨[期刊论文]-数字与缩微影像2009(2)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1c10058487.html,/Periodical_tsyqb201102034.aspx

浅谈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及现状教育文档

浅谈《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现实意义及现状一、《世界史》重要的社会功能性我国的历史学传统源远流长,是世界上唯一可以把自己的历史完整地记录几千年而从不间断的国家。中国文化传统从来就重视发挥历史的作用,认为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可以了解过去,二是训诫现实。中国历来把历史学看作具有社会功能的学科之一, 几千年一向如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应该充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他们都强调史学应服务社会。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尼尔?李德民是重视发挥历史学社会功能的代表人物,他在谈到历史教学问题时指出:“从长远看,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方式,也就是说,以对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他强调历史学的任务之一是培养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但在我国最近若干年中,人们对历史的作用看不清楚了,急功近利的经济意识,冲击了历史学的现实意义,“历史有什么用?” 之类的论调,不绝于耳。但历史的功用总是在那里,戏弄历史的人最终会戏弄自己。在学好中国史的同时,我们还应当学好世界史。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要开放,就必须看世界,就应该懂得世界的历史。但学习世界史的意义还不仅于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只从自己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已经远远不够了,中国毕竟是现代化不注意,别国的经验教训能对我们又直接的启示作用,的后起者．

别人的经历,不研究别人的成功失败,无异于澳洲的鸵鸟,把头埋在沙丘里。历史不仅是一种知识,而且是一种智慧。外国历史不仅仅是关于外国的历史知识,而且是世界其他民族积累的智慧的结晶。常有人问:学习历史有什么作用?回答是:历史给人以智慧。因为历史记录的是前人的经历,提供的是前人经历中的经验教训。经验提供的是成功的智慧,教训使后人有可能成功。历史虽然无言,但它却会说话;能够听见历史说话已经很了不起了,而能够听懂历史在说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智慧。听懂历史是一个巨大的才智,但是要想听历史,懂历史,首先就必须学历史,读历史,在历史的知识中聆听历史的教诲。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并不封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时间里融合了许多古代先民,这个过程,就是古代先民相互开放,相互吸收的过程。古代民族的兼收并取,最终铸造了中华民族,奠定了东方最灿烂的古代文明。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伟大的现代化事业之中。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是前所未有的事业,但在整个世界范围内,中国又有许多前车之鉴。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的历史有特别的意义:别国的历史,无论是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是隐含着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这对中国来讲是巨大的无形财富。近数十年中,我们已经把历史的作用太“边缘化”了,外国的历史尤其被忽视。有些人喊总结经验教训,但却放着世界历史上那些最宏大的经验教训不去总结。二、目前《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现状

清代朝贡贸易研究述评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c10058487.html, 清代朝贡贸易研究述评作者：陈佳炜来源：《大东方》2017年第09期摘要：朝贡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与外交往的重要制度，朝贡制度的历史由来已久，从商周时期的“内外服制度”作为朝贡制度的雏形，到了汉代与“蛮夷”民族之间逐步建立起了朝贡关系，唐代走向发展和成熟，而到了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该体系发展到了完全成熟时期。对于明清发展到顶峰的朝贡贸易制度，个人认为，清代朝贡与明代朝贡虽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也不能混为一谈，清代的朝贡制度是对明朝制度的沿袭，但同时我们应看到，清朝统治者在沿袭明朝的朝贡制度时，也有自己突出的特点。因此研究清朝朝贡制度也成为了许多学者研究的重点。对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主要的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从整体上从制度层面进行研究，而另一个是从清朝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朝贡关系进行研究。关键字：清代朝贡朝贡制度研究述评一.在整体上研究朝贡制度的：（1）著作类，李云泉的《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李云泉博士在这本书中阐述了中国古代朝贡制度的起源、发展与转变，其中尤其的着重讲述了明清两代的朝贡制度，以及在朝贡体系下的对外交往与贸易，也给我们研究朝贡制度提供了一个详细又新颖的视角。魏悦的《中国对外贸易思想的发展与演变》中，以中外贸易关系为切入点，提出了朝贡贸易的核心是建立“天朝礼治体系”，以来实现儒家思想中的四方来朝的理想。董俊峰的《中国文化专论》一书中的中的第八章《朝贡制度与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对朝贡制度的建立、发展、完善、鼎盛与衰落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认为朝贡制度体现了了儒家文化的内敛性和中国皇帝的虚荣心，对朝贡制度的观点新颖。（2）论文类，国内的学者伍庆玲的《朝贡贸易制度论》认为朝贡贸易作为维系古代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一种重要方式，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延伸和外交思想的体现。这篇文章联系历史学和国际贸易的相关知识，客观评价了朝贡制度的优点与不足。简军波的《中华朝贡体系：观念结构与功能》，在文中提出了朝贡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面由三个方面构成，分别是儒家思想、天下观和华夷观构成，其功能则是增进对外交流维护周边地区的稳定，最终使得东亚地区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张锋的《解构朝贡体系》这篇文章从提出关于朝贡体系这一范式的基本性问题出发，尝试指出挑战这一范式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从而使得古代东亚国际政治研究能超越朝贡体系的束缚，建立更加完善、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周方银的《朝贡体制的均衡分析》，这篇文章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朝贡制度的内在逻辑机制。论文类的文章还有喻常森的《试论朝贡制度的演变》，这篇文章着重介绍了朝贡制度的演变历程，从秦汉的兴起直到清朝的消亡，并将消亡的原因归结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李云泉的

民国史研究的_倒放电影_倾向

社会科学研究 1999?4 民国史研究的 “倒放电影”倾向罗志田〔摘要〕　“倒放电影”这一研究方式的优点在于结局已知,研究者容易发现一些当时当事人未能注意的事物之重要性;但其副作用则是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既存的民国史研究就有这样的倾向,导致不够“进步”的人与事常受忽视,乏人研究。其实不进步的一面形象模糊,会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若能更多地关注过去研究中“失语”面相并予以“发言权”,民国史的图像会更具“全息性”。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在政治史领域,无形中似更受到近代西方“优胜劣败”这一进化史观的影响(或许也有中国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观念的潜在影响),比较注意研究和论证历史发展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或是接近取胜一方)的人与事,而对失败的一方,则或视而不见,或简单一笔带过。有人曾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综观中外许多既存研究所再现的史实,有时真让人产生“历史是由胜利者创造的”的印象。在史学研究的对象和题目的选择上,这一倾向直接导致不够“新”或“进步”的人与事常常没有什么人研究,同一人物也是其“进步”的一面或其一生中“进步”的一段更能引起研究者的注视。尽管表述的方式有不同,“先进必然战胜落后”是近代以来不断重复的一个重要观念。今日西方后现代史家已提出“进步”本身就是个有倾向性的“现代”概念,因而不一定客观(有趣的是后现代史家基本不认为史学可以“客观”)。这个问题不是简单说得清楚的,本文也暂不置论史学研究是否应注重表彰进步力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进步的对立面的形象模糊及不值一顾,实际上已直接影响到进步力量的清晰和魅力。对于史学研究来说,这种过分关注“进步”人事的取向有时可能造成(未必是有意的)先验的思路,即人物或政治力量的“进步”常有可能转换为其行为或策略的“正确”,结果是研究的结论(或者至少带倾向性的观点)常常产生于研究开始之前。比如,我们常常见到辛亥

工作总结概述怎么写_工作总结范文5篇

工作总结概述怎么写_工作总结范文5篇 a;通过总结，人们可以把零散的、肤浅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系统、深刻的理性认识，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以便改正缺点，吸取经验教训，使今后的工作少走弯路，多出成果。下面给大家整理了关于工作总结概述怎么写，方便大家学习。工作总结概述怎么写1 一年来，党支部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在全所党员职工的共同努力下，紧紧围绕中心、搞好配合、服务群众、促进和谐。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高职工的政治素质和思想水平，扎实有效的开展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为广大职工干事创业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党建工作 1、开展了争创“五好”支部活动：认真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推广“4+2”工作法，继续落实院关于争创“五好”支部活动的意见，坚持各项制度，认真填写党支部工作手册，真实反映党员活动的情景。针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和“讲、树、促教育活动”中党员提出的意见和提议，党支部从自身分析原因，十分认真的查找不足和差距，争取经过实实在在地努力搞好支部工作。 2、坚持了中心组学习制度：支部成员能带头参加院、所组织的职工政治学习，同时还参加院组织的中心组学习。所中心组学习6次，资料包括：科学发展观、创新文化建设、党务知识培训和到兰考焦裕

禄纪念园、桐柏红色廉政文化展馆理解革命教育和廉政教育等。 3、坚持了支委会制度：凡涉及党建、人事、财务及全所发展的重大问题等都要召开支委会进行团体研究，共召开支委会6次，召开班子民主生活会2次。 4、加强了党员队伍建设：继续坚持党员目标管理制度和民主测评制度，增强党员树立自我约束意识，在去年底全所职工对在职党员测评的基础上，今年我们先后组织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本职工作”、“焦裕禄在我身边”、“讲党性修养、做合格党员”等三项活动。经过活动的开展，全所党员的思想觉悟明显提高，先锋模范作用明显增强。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主要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主线，加深对“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理解，继续巩固讲、树、促教育活动取得的成果，大力宣扬表彰“五好”党员，激发全体党员为实现党的宗旨而努力工作的进取性。今年我所常高正同志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5、认真抓好党员发展工作：把入党进取分子的培养工作落到实处，始终做到支部有安排，小组有分工。对确定为入党进取分子的同志，所支部指定支委成员作为培养联络人与其经常联系，及时帮忙。把好发展关，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共有一位预备党员转正，一名科研骨干入党，一名同志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6、加强党务工作的管理：按照省直工委和院党委对建立基层党组织的要求，对党支部的任务及职责、党支部工作有关制度、发展党员、党员管理、党费交纳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一方面让党员进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

南亚次大陆历史研究综述我国对南亚史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印度的东北部地区，并且对印度宗教、史诗研究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出版了众多学术刊物，并定期编印学术资料，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范围也更加广泛，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教育、国际关系等领域，并发表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组建了相关研究机构，使南亚史成为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门重点学科。南亚史研究的成果云南省社科院南亚研究所与北京、上海、四川的相关机构被誉为中国“南亚研究四大基地”，其中云南省社科院因为与南亚交接的地理位置，自然研究成果要比其他地区多而独特。十多年来，这些学者们积极地与南亚的相关机构和专家学者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迄今为止，先后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00余个，出版《中国·南亚书系》等著作30余本，在南亚研究等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我国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除去古籍、期刊、地方志、地图等，剩余中文藏书218万册。我国

在南亚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收藏数量也非常可观。截止2014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总馆收藏近800余万册，包括普通图书263万种、534万册。研究书目主要有季羡林：《季羡林全集：印度历史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刘建等著；《印度文明》，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尚会鹏著：《印度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尼赫鲁著：《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社，1956，(印)R. C. 马宗达等合著；《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林承节；《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赫尔曼·库尔克迪特玛尔·罗特蒙特著，王立新等译；《印度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涂厚善编著；《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1982，D.D 高善必著王树英译；《印度古代文化与文明史纲》，商务印书馆，1998，林承节著；《印度古代史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林承节著；《印度近现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林承节著；《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甘地《印度自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任鸣皋等编；《论甘地》上海社科出版社1987，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美）温蒂·朵呢吉·奥弗莱厄蒂；《印度梦幻世界》，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朱明忠尚会鹏；《印度教：宗教与社会》，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马克斯·韦伯；《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王树英；《印度教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黄宝生译，《薄伽梵歌》吕澂著；《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尚会鹏；《圣雄甘地宗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_霍冉

华中人文论丛第2卷第1期Huazho ng H umanit y Fo rum2011年6月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综述霍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进入民国后,中国的教育开始呈现出不同于晚清时期的繁荣景象,无论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还是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都在民国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致力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分析,以求系统的了解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关键词民国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综述教育史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民国教育史的研究一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大批有关民国教育史的论文和专著。对这一时期民国教育史研究现状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系统的了解当前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从而明确我们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本文试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国教育史的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又因教育史的研究包括多个方面,本篇文章将重点论述民国时期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状况,以期对民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一、学校教育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教育的发展也主要从学校教育的发展表现出来。这一时期,对学校教育的研究的论著相对来说比较集中,学校教育包括很多方面,学者们关注的角度各有不同,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大学方面。余子侠在其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论述了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及其历史意义。认为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虽然给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但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保证教育现代化的正常进行,为落后地区传播了新的文明等等。徐国利则通过对抗日战争时期高校内迁的时间、阶段和数量,高校内迁的路线和方向的论述,力求对有关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说明。许小青则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进行的大学区试验,认为大学区制的设计者本是从学术独立化的角度提出大学区制,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却陷入政治纷扰之中,同时亦集中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央与地方在教育资源分配中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国民政府在建设首都最高学府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境。潘国琪对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政策进行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学校制度的连续性,但同时也是加强国民党思想控制的重要手段。除了以上类型的文章对大学教育进行总体上的把握之外,研究者们还关注到对各个大学本身的研究,伊秀芬在其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一文中,论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南大学,介绍了其辗转办学的艰辛历程、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和发展、以及其在抗战时期的办学特色,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的师生员工克服了战争带来的种种困难,为河南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杨绍军在其西南联大与云南现代高等教育一文中认为,西南联大在昆明驻足8年,对云南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不仅对处于艰难时势中的云南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而且还促使云南师范大学的诞生。王奇生则关注到了国民党与大学的关系,他认为,大学校园既是国共较量的重要舞台,也是国民党内不同派系角逐的场所。也正是由于不同党派知识精英在西南联大的共存和共处,才建构起这座极具包容性的民主堡垒。徐秀丽在其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中充分肯定了1940年代后期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校务管理中教授地位的重要性。教授治校 ,教授不仅参与校务,而且决定校务。这是一种比较完整意义上的教授治校制度。在学校教育中,职业教育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吴玉琦在其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历 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