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理论与美籍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_母女对话_

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Ｎｏ．７作家杂志借鉴与比较

摘要

汤亭亭和谭恩美是两位致力于母女关系文学创作的重要女作家。本文章则试图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把这两位女作家的代表力作《女战士》和《喜福会》置于美国华裔母系文学的大框架中，以“母女关系”为切入点来对比两个文本之间的“他性”与“同一性”，从而对这一主题——

—母女关系所折射出来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新的诠释。

关键词：互文性同一性他性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识码：Ａ邹虹

巴赫金理论与美籍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母女对话”

一“母女对话”的定义

作为美国文学不容忽视的有机力

量，华裔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勃勃生机。

而华裔女作家因其“人数、作品的质量

和数量均超过男作家”，对华裔文学作

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她们对母女关

系高度关注，并经常把母女关系置于

文学创作的主体位置。为此，本文旨在

以美国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母女关系

为切入点，并借助巴赫金的“对话理

论”来探讨母女关系所折射的社会文

化背景。本文将选取两位致力于母女

关系文学创作的重要女作家的作品：

汤亭亭的《女战士》与谭恩美的《喜福

会》。

在本文中，“母女对话”将赋予两

层含义：根据苏联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哈伊尔?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一指的是两个不同文本之间的“母女关系”的“对话”；二是指文本框架内的“母女对话”。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林玉玲与黄秀玲两位前辈勾画出了华裔母系文学传统的脉络外，中国大陆的石平萍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美国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母女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诠释。而其他大部分文章主要是从跨文化的视角分别对《女战士》和《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进行了解读。本文则试图通过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把这两个经典文本置于美国华裔母系文学的大框架中，对“母女关系”进行新的诠释。

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与美籍华裔女作家作品中的“母女关系”的互文性

巴赫金是２０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生前几乎默默无名。但自从６０年代在西方被发

现以来，他的思想对人文学科的各个

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众多的思

想和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结构

主义、符号学派等，都从他那里取得了

为己所用的思想资源。巴赫金的思想

非常复杂深邃，具有开阔的独创性，他

的贡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建立了以

“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二

是在对具体艺术形式的分析和探讨中

集中阐述了一系列理论，如对话理论、

复调理论等。

１、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思想与互文

性理论

互文性是一种在结构主义和后结

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文本理论，它通

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

发生的互文关系。互文性这一术语看

似简单，却承载着沉重的理论负荷。早

在１８世纪初，英国作家亚历山大?蒲

柏就曾在维吉尔作品中发现了荷马。

在《批评论》中，蒲柏确信，诗人如能够

善于模仿古典作品，他便能更好地模

仿自然。“用今天的话说，一首诗在模

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

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ｐｒｅ—

ｔｅｘｔ）的模仿”。

著名诗人Ｔ?Ｓ?Ｅｌｉｏｔ也是对互文性

理论有所贡献的先行者。他说：我们称

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称赞往往

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

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

些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

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诗人

和他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调出可

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际呢，假如我

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

们却常常会看到：不仅最好的部分，就

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

力地表明他们不朽的地方。

而对互文性理论产生了直接影响

的是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对话性（ｄｉ－

ａｌｏｇｉｓｍ），又称对话主义，是指话语（包

括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存在两个或两

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

意和反驳、肯定和否定、保留和发挥、

判定和补充、问和答等语言关系。“表

述”是巴赫金对话理论的核心问题。巴

赫金认为，表述具有两种属性。首先是

对话性。在巴赫金看来，表述是为他人

而构建的，“每一个表述都以言语交际

领域的共同点而与其他表述相联系，

并充满他人话语的回声和余音”，“每

一个表述首先应视为是对该领域中此

前表述的应答：它或反驳此前的表述，

或肯定它，或补充它，或依靠它，或以

它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种方式考虑

它”。巴赫金理论这一精辟的论述为本

文以母女关系为参照物，对比、分析

《女战士》与《喜福会》两个经典文本提

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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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女战士》与《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互文性

本文之所以选择这两个文本作为分析对象，一是因为这两个文本不仅在华裔族群内部具有影响力，在主流社会也广受欢迎；其二，这两部作品都高度关注母女关系，并以母女关系为主题展现了当时复杂的现实生活，这也切合本文的研究主旨；最后，这两个文本分别出版于７０、８０年代，而两位作家又分属两代人，这有利于本文对两个文本的“母女关系”的互文性作出比较和分析。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我们可以看出任何艺术作品都必然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对过去和现在互文本发生作用。“词语（或文本）是众多词语（或文本）的交汇，人们至少可以从中读出另一个词语（文本）来”。同样，《喜福会》与《女战士》虽然分别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与８０年代的两部以母女关系为主题的经典文本，但如果我们以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为出发点来考察这两个文本的主题——

—母女关系，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互文性是以“同一性”与“他性”而呈现的。

就“同一性”而言，《女战士》与《喜福会》这两部经典小说都是通过承载着历史、文化以及政治话语的母女关系，再现了华裔美国人（尤其是女性）是如何探寻文化身份的。在《女战士》这本自传体小说中，汤亭亭通过母女关系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艰难探索。它是一个华裔女性以叙述者的角度去剖析自己的华裔身份形成的过程。小说的开头，汤亭亭就提出了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华裔美国人，当你试图理解你内心的什么是属于中国的时候，你是如何分辨什么是由于你童年的经历、贫困、疯狂、特殊的家庭背景、为你讲故事的母亲等等对你的影响？你是怎么区分什么是中国的传统？什么又是从电影中获得呢？”一如汤亭亭，谭恩美以她那优美的笔调通过书写四对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隔膜、冲突、融合，表现了华裔女性在寻求与构建文化身份的艰难历程。

而两部经典小说以母女关系作为依托，则使文化身份的探讨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向度，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认同观。后现代理论认为，“文化认同从来都不是一种实现了或者说是完成了的一种自我状态。恰恰相反，认同的形成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形成一种动态

的、应变的、松散的文化认同观”。而

《喜福会》与《女战士》在文化认同观上

则是一脉相承的。它们的文化认同观，

用Ｌｏｗｅ的话说，实际上是呈现“异质

性、间际性（杂合性）和多重性”（ｈｅｔ－

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ｈｙｂｒｉｄｉｔｙ，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ｉｔｙ）。

在《女战士》中，汤亭亭写到，“我

已经学会使我的头脑更加开阔……这

样就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彼此矛盾的

事情（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在解释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这

个词时，汤亭亭说，“是因为在文化上

中国和西方社会是如此的不同。我们

实际上是在地球的相反的两端。但我

又不想这两种文化彼此毁灭。我既不

想抹掉我中国的特质而成为美国人，

也不想拒绝精彩的美国生活。我想两

者都拥有”。而这凸显后现代主义理论

的文化认同观在《喜福会》中也得到了

延续。在这本小说中，蒋玲杜说：“我当

时只是希望我的孩子获得最好的结

合：美国的环境和中国的性格。我怎么

会知道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啊”。而这

一“异质性、间际性、和多重性的”文化

认同观，实际上是由文化边界的不确

定性产生的，这也正是这两部经典小

说的互文性或进行对话所必需的共同

的文化与历史语境。

这种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语境主要

是美国主流文化和华裔族群文化相碰

撞而催生出的边缘空间。华裔妇女便

是这一边缘空间里诞生的边缘人——

—

一方面，由于不同的肤色和外表，他们

并不为西方主流社会所接纳；另一方

面，由于在美国出生，他们并不熟悉自

己祖国的文化。而且，中国文化和传统

与美国现实格格不入。这使他们对自

己母亲的文化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

种文化错位在这两位女性作家的笔下

同是以母女两代人之间的心理隔膜、

感情冲突、恩恩怨怨来表现的。在美国

出生的孩子的眼里，“中国人真是很奇

怪”。而在移民父母辈的眼里，这些美

国出生的华人“出生在白人的世界，受

着白人的教育，一定也像白人一样。”

如果说横向地看两个文本的母女

关系的互文性，我们会在文化认同观

及历史和文化语境上看到更多的“同

一性”，那么纵向地比较和分析这两个

文本的母女关系，则会呈现出更多的

“他性”：汤亭亭是在中国文化的性别

歧视和美国文化的种族歧视的语境下

书写母女关系（华裔女性的文化认同

问题），而谭恩美则是将母女关系（华

裔女性的文化认同问题）置于中美文

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的。

《女战士》里，汤亭亭颇费笔墨地

描写了在唐人街盛行的传统的男尊女

卑中国文化以及唐人街日益腐败的生

活景象。而中国的文化符号（传说和故

事）在汤亭亭的笔下是夸张和变形的。

因此，一些华裔男性批评家如赵健秀

批评汤亭亭在这部小说中，践踏了华

裔文化的纯洁性和严肃性，因而也损

害了华裔在美国的整体形象。那么，透

过《女战士》描写唐人街腐败的生活及

变形的传统中国神话与故事的语言背

后，又折射出怎样的文化语境呢？

《女战士》虽然写于７０年代，但却

跨越了５０—６０年代２０年的历史。如

前所言，我们在对文学作品作出评价

时，须把文本与历史和社会语境联系

起来。因此，笔者将对当时的社会和历

史背景做一个简介。１８８２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排华法案”，中国人成为第一

批禁止进入美国的民族。１９０６年旧金

山的一场地震和大火摧毁了出身档

案。许多早期的中国移民借此机会声

称自己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并让自己的儿子移民到美国。没有儿

子的移民则把这一权利“出售”给自己

的亲戚或族人，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

美国的中国移民被称做“文件儿子”，

他们的假名字被称做“文件名字”。到

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出台了“坦白

法案”。这一法案试图诱使那些借假名

字或“文件名”进入到美国的移民坦白

他们的真实身份。《女战士》就是在这

样的历史语境下书写的。

“对美国人说谎。就说你是旧金山

地震的时候出生的。告诉他们你的出

生证明和你的父母在大火中烧死了”。

“我认识的中国人都隐藏他们的名字。

他们用新名字……”在殖民意识阻隔

的历史语境里，华裔是处在美国主流

社会边缘的丧失话语权的少数民族。

而封闭的唐人街则是早期的中国移民

避开种族歧视的避难所。吉母说：“移

民只有和移民国进行接触和交流，他

才能更好的理解移民国家的文化”。然

而，美国的种族歧视阻断了中国移民

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的途径。他们始

终处于美国社会的边缘。封闭的唐人

街则成为美国领土内的一块“飞地”。

由于不与外界交流，唐人街里的文化

日益腐朽和落后，许多在祖国大陆都

已消失的文化和习俗在唐人街却依然

如故，唐人街依然男尊女卑。在小说

里，作者写到当她和姐姐在曾祖父家

吃饭的时候，曾祖父大叫到：“都是些

老鼠！我要曾孙子”。因此，汤亭亭笔下

的母女关系是以５０年代、６０年代华裔

文化的性别歧视和美国社会的种族歧

视为历史语境的。在这样的语境下，或

确切说，是这样的历史语境造成了《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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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ｒｉｔｅｒ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８Ｎｏ．７作家杂志借鉴与比较

战士》中疏离的母女关系。

在文本中，汤亭亭的母亲——

—勇兰作为中国传统父系文化的传承者，试图通过口述把中国传统神话和故事传递给美国出生的女儿。而少年汤亭亭却是以一个美国年轻女性“自我”的角度，在复述她母亲的故事的过程中，对她那模糊不清的边际文化身份进行重构的。在汤亭亭的眼里，中国传统文化是美国文化中的“他者”，如文本里经常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鬼。

鬼故事是母亲勇兰讲给女儿汤亭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鬼”是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载体。如小说里，花木兰７岁上白虎山学艺，一走１５年，家里人不知死活，于是利用鬼亲的方式为其招魂。应该说，“鬼”这个文化意象在整部小说里是歪曲和变形的。

汤亭亭正是利用文化“误读”策略，通过对“鬼”这个文学符号夸张，变形的描写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里“他者”的形象，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在传递给美国出生的儿女时所面临的文化的缺失。而中国文化的传递者也被汤亭亭“他者化”了。在文本里，“中国声音是刺耳和难听的”，而“英语则是柔和的，就像音乐”。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及母亲“他者化”的同时，汤亭亭和母亲的关系也疏远了。母亲抱怨说汤亭亭只“相信洋鬼子老师的话。而汤亭亭却觉得“中国人很奇怪”。如果以当时的社会背景为参照物的话，少年汤亭亭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意疏远与其说是“自觉”的，不如说是“强迫”的。

与此同时，在６０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反战与民权运动引发了美国社会中各种力量的冲突。如果说汤亭亭是在殖民意识阻隔的历史语境里书写《女战士》，那么谭恩美则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多元文化运动全面展开的８０年代为历史语境书写《喜福会》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的交流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较之前有了质的不同。这也就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融合和渗透、移植和冲突、接受与排斥等。这也为多元文化运动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土壤。多元文化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讲是６０年代反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的继续，它是以一种转移性的话语——

—“多元文化”回应了尖锐的社会种族矛盾。它是以“文化”替代“种族”，从而把会导致激烈的社会分裂的种族问题搁置到了一边。

在美国这个最大的移民国家里，

虽然“大熔炉”式的民族同化思想已被

扔进了历史，美国复杂民族构成之间

依然有着难以言说和清除的壁垒，华

裔是西方人眼里的东方。在这样的语

境下，谭恩美通过传统形象学中的“自

我”与“他者”相互转换，来表现二元对

立的母女关系，或者确切说是有着对

立价值的两个符指——

—中国传统文化

与美国文化。在文本中，这种二元对立

关系是通过话语层面，即母女对话表

现的。

杨国枢在１９８１年的文章中，将中

国的传统模式称为“社会取向”，而另

一端的西方则是“个人取向”。杨国枢

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儒家思想重

视人际关系的影响，人们在决定自己

行为时，最基本的倾向是与外部期待

或社会规范相一致，而不是与内部愿

望或个人利益相一致。相比之下，西方

人在决定自己的行为时，更多地考虑

了自己的标准。作为整个故事的主线，

《喜福会》的母女冲突实际上反映的是

以强调个体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价

值观与以集体主义为中心的中国传统

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反映了在

美国出生的美籍华人的双重身份所带

来的“双重意识”（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ｎｅｓｓ），以及其处于“世界之间”（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ｒｌｄｓ）的困境。他们作为文化“边际

人”，一方面接受美国的教育，一方面

又接受从祖先那里传承下来的中国传

统。然而，年轻的华裔对中国缺少亲身

的体验，没有父母对中国的那种依恋。

事实上他们越来越把自己首先看成是

美国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因此，他们

更乐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

在作品中，精美还是小孩时就觉

得，除了皮肤了颜色不能改变以外，她

根本就与华裔没有丝毫关系。而她母

亲素云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希望

精美成为“孝顺和听话的女儿”。为了

把女儿培养成材，素云每个星期要为

数家打扫卫生，才能支付女儿学钢琴

的费用。她希望精美学钢琴，增加一门

才艺，而精美为了摆脱母亲对她的“控

制”和追求“个体的自由”，却拒绝再学

习钢琴。“我不必听任她的摆布。我不

是她的奴隶，何况这里也不是中国”。

在这里，中国移民母亲与美国出生的

女儿之间的冲突，是在全球化的大背

景下，中国传统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

与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冲突。

总之，谭恩美的《喜福会》在主题

及艺术魅力上可谓是汤亭亭的《女战

士》的延伸与继续。在这两部小说中，

母亲是中国文化传统的载体，是连接

过去与现在的桥梁。而女儿在与母亲

的冲突中，也实现了她们正确对待文

化冲突的态度。但由于不同的书写语

境，母女关系在这两部小说中又呈现

出不同的风貌。巴赫金说，语言、文本、

话语、表述、理解、涵义都无不处在交

往、开放的对话之中。现代的文学与过

去的文学，现代的作家与过去的作家，

作家、读者与人物，都无不生存于对话

之中。这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或

“对话关系”，对美国主流社会了解华

人群体，特别是华人女性，无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注：本文为２００６年云南省教育厅

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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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虹，女，１９７３—，湖南

怀化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华美文

学，工作单位：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研究

生公共外语部。

０５１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

狂欢化理论是巴赫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学术界把巴赫金的学术活动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早期的文学研究和晚年的文化研究，并把狂欢化理论视为一种文化研究，但是，这个理论最初是他在研究长篇小说话语时提出来的，而且又由于文学和文化的不可割裂的关系。狂欢化理论对于文学创作与批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从“狂欢”这一术语出发，去阐释一下狂欢的新内涵。 对于“狂欢”这一术语，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洪晓先生的《狂欢正解——狂欢理解综议》一文中，总结和评价了目前的六种主要理解:娱乐说、非理性的激动情绪状态的理解、宣泄说、后现代说、颠覆说、自由说,并认为狂欢的内核是一种个体的生命自由。洪先生认为，狂欢最核心的特质是自由,而这种自由是一种生命的自由,它通过顺应人的本能欲望来突破外界束缚,激发起人的生命潜能和生命欲求来超越现实的必然有限性,让生命得以自由驰骋,给予生命绚丽多姿的演绎。面对理性的过度发达,伦理理性、工具理性和科技理性等对人的丰富性、复杂性、能动性等的扼杀,它大声疾呼着感性的解放和满足,力图恢复人的完整性,用具体的、温馨的世俗情感对抗着冷冰冰、机械的理性机器;它敢于颠覆和打破权威的光环,让个体得到独立和自由,极大地激活了人的生命和个体意识;它不让生命受到任何的压抑,人们在其怀抱中可以尽情宣泄;也不让生命有任何的苦难阴影笼罩,倡导快乐原则,让人感受到 人的本质力量的张扬;面对异化的、残酷的现实,营造了一个“人化”的乌托邦世界,让人的各种愿望得到满足,让人的真性情得到尽情挥洒,让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因为其对现实的批判和弥补,所以颠覆性和抗争就成了其最显著的特点。但其最终指向是个体的生命自由,饱含着浓浓的人文主义关怀。狂欢的作用就在于维持理性与非理性、本我与自我之间的平衡,以促进人性的和谐全面发展为己任,价值指向是真善美。 但我认为，所谓的狂欢，本质上是一种无奈的独白。文明的进步可能给人带来新的自由，也可能带来新的束缚。在人类各种文明高度发达，政治秩序及经济秩序格外完善，现代大机器生产的今天，人被强烈地异化和疏离，彼此的交流异变和隔离，是每个人成为“孤独者”。然而，人是感情的动物，没有交流是不可想象。面对社会，我们的自主意识被剥夺，我们都是小人物，没有言说的权力（即使有，也是鹦鹉学舌式的言说）；面对他人，相互信任的基础已被世俗和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a11151775.html,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 作者：李颜伟李笑 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4年第08期 【摘要】本文用俄国文化符号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美国女作家埃伦·格拉斯哥的长篇小说《生命之轮》失败的爱情故事。认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未能最终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双方对话意识的缺失；双方在“所见之外”方面的障碍以及女主人公“独特自我感”的不足乃是导致恋爱失败的两大对话性因素。 【关键词】对话意识；缺少；所见之外；独特自我感；恋爱失败 美国女作家埃伦·格拉斯哥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史上的一位先驱，出版于1906年的长篇小说《生命之轮》便是她所创作的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青年女诗人 劳拉对生活的追求及其与出版商男友坎佩尔之间失败的爱情故事。从俄国文化符号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看，劳拉与坎佩尔之所以未能最终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他们之间对话意识的缺失和对话情境的无法建立。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作为俄国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对话不仅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是文学艺术的普遍现象。” [1] 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性既包括外在言语行为又包括内在心理意识。因此，文本中的人物对话除了直接引语，也包括自语、眼神、肢体动作、心理活动等同样需要或预设外界给予一定应答的“潜对话”形式。[2]就交际模式研究而言，语境、发话人、话语、受话人等基本因素均应在考虑之列。可见，对小说的对话研究不能仅限于解读引号之内的人物交谈，文本中的对话情景以及对话人的性格特征、对话意识与对话内容等也都值得关注。 对话意识的存在是建立积极的对话情境，保障对话成功实现的重要环节。巴赫金认为对话意识包括“所见之外”和“独特自我感”。[3]换言之，对话人应该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话语并且相应地做出一些改变，并且要对自我的独立性和与众不同性充满自信。 二、《生命之轮》的失败爱情 《生命之轮》主要讲述了青年女诗人劳拉对生活的追求及其与出版商男友坎佩尔之间失败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走在美国工商业发展最前沿的大都市纽约。新工业革命使“美国社会从底层到上层，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社会习俗，甚至连美国人自身的生存方式都发了根本性的变化。” [4]其男女主角之间巨大的背景差异似乎注定了这场恋爱的有始无终。

翻译_一种_双声_的对话_解析道格拉斯_罗宾逊的翻译对话理论_王莉娜

2009年6月 第25卷　第3期 外国语文 F o r e i g n L a n g u a g e a n d L i t e r a t u r e J u n e,2009 V o l.25　N o.3 翻译:一种“双声”的对话 ———解析道格拉斯·罗宾逊的翻译对话理论 王莉娜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上海　200433) 提　要: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从翻译个体的主体性出发,把翻译看作是在译者、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展开的一场穿越时空、跨越语言文化障碍的“双声”对话,揭示了现实翻译活动的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追溯了罗宾逊的翻译对话理论形成的渊源,对该理论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分析评判,指出这种对话理论对目前翻译研究的借鉴意义及其内在局限性,以期促进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对话、中西方翻译学者之间的对话。 关键词:翻译身体学;双声;翻译伦理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09)03-0110-06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s a D o u b l e-V o i c e dD i a l o g u e: A nA n a l y s i s o f D o u g l a s R o b i n s o n's D i a l o g i c s W A N GL i-n a A b s t r a c t:S t a r t i n g f r o mt h e s t a n d p o i n t o f t h e s u b j e c t i v i t y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t r a n s l a t o r,A m e r i c a n t r a n s l a t i o nt h e o r i s t D o u g l a s R o b i n s o nr e g a r d s t r a n s l a t i n g a s a d o u b l e-v o i c e dd i a l o g u e a m o n g t h e S Lw r i t e r,t h e t r a n s l a t o r a n d t h e T Lr e a d e r a c r o s s t i m e a n d s p a c e o v e r c o m i n g l i n g u i s t i c a n d c u l t u r a l b a r r i e r s t o r e v e a l t h e d y n a m i c s,c o m p l e x i t y a n d d i v e r s i t y o f r e a l-l i f e t r a n s l a t i o n a c t i v i t i e s.T h i s t h e s i s t r a c e s t h e o r i g i n s o f R o b i s o n's T r a n s l a t i o nD i a l o g i c s,a n a l y z e s i t s m a i np r o p o s i t i o n s a n dp o i n t s o u t i t s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f o r c u r r e n t t r a n s l a t i o n s t u d i e s a n di t s i n h e r e n t l i m i t a t i o n s i n a n a t t e m p t t o p r o m o t e t h e d i a l o g u e b e t w e e nt r a n s l a-t i o n t h e o r y a n dt r a n s l a t i o n p r a c t i c e a n d t h e d i a l o g u e b e t w e e nC h i n e s e a n d We s t e r n t r a n s l a t i o ns c h o l a r s. K e yw o r d s:s o m a t i c s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d o u b l e-v o i c e;t r a n s l a t i o n e t h i c s 1.引论 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在其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这似乎已经是翻译界达成的一致共识。但是在这一“共识”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系列尚待探讨解决的问题:这一交际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谁参与了这一交际活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一交际活动受到哪些因素或力量的支配?这些因素或力量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这一交际活动的?针对这些问题,语言学派、功能学派和文化学派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语言学派认为,翻译是通过语言转换而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译者是原文作者的传声筒和代言人,对原文先进行解码再重新编码成另一种语言,把原文作者的意图忠实准确地传达给译文读者。功能学派认为,翻译是由委托人或发起人授权的一种目的性的跨文化交际行为,译者根据翻译目的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达到特定的预期功能。文化学派则把翻译置于宏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将翻译视为一次文化交流事件,译者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因素的支配下对原文进行操纵和改写。这三个流派分别集中于对“对等”、“功能”和“规范”等抽象概念的研究上,片面强调外部因素对译者翻译活动的制约,而忽视了译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崇尚理性、摈弃感性,重视对翻译过程中客观因素的研究,轻视对主观因素的研究,是西方翻译理论的一贯特点。然而美国翻译理论家罗宾逊(D o u g l a s R o b i n s o n)却另辟蹊径,把译者的主观感受和个人体验作为翻译研究的出发点。罗宾逊从译者个体的主体性出发,将翻译视为在译者和原文作者以及译者和译文读者之间同时展开的一场“双声”的对话,并运用“翻译身体学理论”(t h e s o m a t i c s o f t r a n s l a t i o n)、巴赫金“对话理论”(d i a l o g i s m)、伯克的戏剧主义(d r a m a t i s m)和修辞理论(r h e t o r i c),在其著作《译者登场》(T h e T r a n s l a t o r's T u r n)和《施事性语言学:以言行事的讲话和翻译》(P e r f o r m a t i v e L i n g u i s t i c s:S p e a k i n g a n d T r a n s l a t i n g a s D o i n gT h i n g s 110

对话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影响(1)

简述“对话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影响 摘要：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合作学习需要引入对话理念。阅读教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加深学生的文化底蕴，提升学生的文化品味和审美情趣。而对话具有内在的未完成性与自由开放性，要求教学中的交流与对话，其最终的目的不是说服与压制，而是在不断汇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意义。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平等对话，才能使积重难返的阅读教学重获生机与魅力，才能切实有效的提高学生的审美鉴赏力，达到促进学生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对话理论、语文阅读教学 一、语文阅读教学现状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半壁河山，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重要手段。新课程标准对“阅读”是这样进行阐述的：“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不可以把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自行的阅读实践。应该让学生们在主动和积极的思维当中去加深理解并亲身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的熏陶，让学生们获得思想的启迪，享受审美所带来的乐趣。”[1]加强语文阅读教学，是当前语文教学大纲和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与学生学习的需要。 然而实际的课堂教学中，出现的“灌输式”和“习题式”课堂教学模式却让语文阅读教学走入一种尴尬的境遇。教师以“教”代“读”。阅读教学观念陈旧落后，教学中“教”的太多，学生阅读的太少，因而造成学生的文化积淀太浅，缺乏语文功底。学生阅读量少。除课本外，学生很少接触到课外阅读，《中学生必读名著篇目》形同虚设。更为明显的是有些教师过于强调分数第一的功利性，将所要教学的课文，按照考试阅读模式训练学生，要求学生熟记难写的字词，背诵有关的文学常识及名言佳句，作一点理解性的归纳，教学的八股使学生缺乏阅读兴趣，难以和文本对话及情感交流，缺少思维碰撞和审美情趣。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让语文阅读教学逐渐走出这种误区呢？ 二、对话理论是什么 对话理论这一思想最早的提出者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他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地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无处不在，广泛而深入，“……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语、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而且，“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2]引导对话从哲学理论向教育和教育观转变的，首推当代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弗莱雷认为，传统的教育是“储存式的教育”。“学生是保管人，教师是储户。教师不是去交流，而是发表公报，让学生耐心地接受、记忆和重复储存材料”，“归根结底，在这种（最多是）误导的制度下，倒是人们自己因为缺乏创造力，缺乏改革精神，缺乏知识而被淘汰出局”。而在对话教育的理念下，教育要“成为一种颠覆性的力量”——即“在学习读和写的过程中，那些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并开始批判性地看待自己的社会处境的人，常常会主动采取行动，去改造那个剥夺了他们参与机会的社会”，通过这种教育，“每个人又重新赢得了说出自己的话，也即命名世界的权利”。教育就是要促使人觉醒，让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价值，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无论一个人有多么无知，也不论一个人被‘沉默文化’淹没得有多深，他都可以通过与别人的对话接触来批判性地看待这个世界”，最终改造世界，追求更完善的人性，创造一个更容易使人爱的世界。[3] 传统的教育过程里，学生只被要求去记忆教师所讲的东西时，其结果是认识行为被降低为只是传递现存的知识，教师只是传递知识的专家。这种知识是僵死的知识体，缺乏与学生的现实活生生的联系。长期以往，学习将成为一件灌输式的令人疲倦的杂务。而在对话式教育中，知识不是一种给定的或完成的东西，它始终要求人类变革性活动的动态的认识过程。对话需要沟通与交流，引用弗莱雷的话语，“认识的对象放在认识主体之间的桌子上面，他

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巴赫金文化诗学的哲学层面

关键字：文化诗学狂欢世界感受巴赫金在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拉伯雷的怪诞现实主义同民间狂欢化文化深刻的内在联系时，特别强调民众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对这两位作家创作的影响，并且把这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把它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什么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这种世界感受主要的哲学蕴含是什么？这种世界感受对于所谓高级的思想精神领域有什么冲击？这是我们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也是巴赫金文化诗学哲学层面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一．作为世界观的狂欢式世界感受 1．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根据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巴赫金在研究狂欢化文化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认为人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阶级社会生活中，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的生活，一种是狂欢式的生活，而这两种不同的生活必然产生两种不同的世界感受，也就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他把狂欢节中所产生的民众的世界感受明确当作一种民众的世界观来看待，并拿它同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相对立。巴赫金在谈到中世纪的狂欢节和狂欢化文化时，指出中世纪晚期欧洲各大城市（如罗马、拿波里、威尼斯、巴黎、里昂、纽伦堡、科隆等），每年合计起来有大约三个月（有时更多些）的时间，过着全面的狂欢节的生活。他说：“不妨说（当然是在一定前提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他特别强调，“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1] 首先，巴赫金提出了存在两种生活的概念。一种是所谓日常的生活、正规的生活、常规的生活。这种生活的特点一是服从于官方和教会严格的等级和秩序，服从于权力和权威；二是充满教条、崇敬、虔诚和恐惧，是十分严肃的；三是相对稳定和长久的。另一种生活是所谓狂欢式的生活，即狂欢节的生活。巴赫金把这种生活称之为第二种生活，他说：“狂欢式的生活，是脱离了常轨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翻了个的生活’，是‘反面的生活’。”[2] 在狂欢节中，人人都生活在狂欢式的生活当中，按照狂欢节的规律生活。这种狂欢式生活的特点一是取消日常生活的等级、权力和禁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是随便和亲昵的，不管你是国王还是平民，是长辈还是晚辈，彼此不分高低贵贱；二是摆脱了等级制度带来的虔诚、严肃和恐惧，过着自由、欢乐的生活，处处充满狂欢节的笑声，人人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三是相对多变和比较短暂，狂欢节虽好，但总不能天天狂欢，人们过后还得回到日常生活中去。日常的生活和狂欢式的生活贯穿于人类历史长河之中，特别是阶级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这两种生活都得到认可，它构成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不过，在不同历史时期，它们之间的界限的严格程度是不同的。这两种生活在中世纪是有严格界限的，而在古希腊罗马，特别是在希腊，则没有中世纪那种严格的界限。文艺复兴时期是狂欢生活的顶峰，自17世纪起民间狂欢生活便趋于没落。其次，巴赫金指出由于两种生活所产生的两种世界感受和两种世界观是相互排斥和相互对抗的。常规生活严格的等级和秩序所造成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是官方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它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不平等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不自由的，把现实世界和现存秩序看成是凝固的、不变的，把官方的权威看成是绝对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狂欢式的生活所造成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则完全相反，它把人与人的关系看成是平等对话的关系，把人看成是自由的，把现实世界和现存秩序看成是可以变化的，它对一切僵化的教条提出挑战。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对官方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很强的摧毁力量。巴赫金指出，“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是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是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3] 在中世纪，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对官方和教会的世界观提出挑战，对官方和教会的权威充满不敬。在文艺复兴时期，“狂欢节的潮流可以说是打破了许多壁垒而闯入了常规生活常

试析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及其核心概念_话语_

中国俄语教学(季刊)1999年第1期(总第80期) 试析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及其核心 概念“话语”(слово) 凌建侯　中国人民大学 一、引言 巴赫金(М.М.Б.Бахтин,1895—1975)是本世纪一位极具影响的思想家。自60年代他的学术思想被介绍到法国开始,西方学界对他及其思想的研究热情始终有增无减。特别是80年代初,美国也掀起了“巴赫金热”,其声势远远超过巴黎。不仅有人为他著书立传,而且两年一度的“巴赫金学国际研讨会”已渡过8个生日,成立了“国际巴赫金学研究协会”,在白俄罗斯和英国定期出版巴赫金学专刊《Диалог?Карнавал?Хронотоп》与《Dialogue》。至此,巴赫金学已成为一门显学,人们把它称作“特殊的人文科学”,将他本人归入下个千年思想家的行列。 勿庸置疑,巴赫金思想在本世纪最后25年里,已被推到了人文领域学术研究的中心。 二、对话精神贯穿巴赫金整个学术遗产 1)提起巴赫金的思想,了解者都说博大精深,因为他涉足哲学、美学、文艺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而且常常寥寥数语,却能引人深思、启人心智。说有“点铁成金”①之效是最恰当不过的了。正因为巴赫金视野广博,又观点新颖,所以各人文学科的学者们对之都有亲切之感,从其不同的理论中获得启发。这一点,中外学界早已有了共识。 但巴赫金思想的过人之处,我们觉得并非仅用“博大精深”所能涵盖。古今中外学问大而博者有之,观点见解颖异独到者有之,他们的思想并不全能“走运”,被人们称作“某某学”而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赫金是一部人文领域的“理论百科全书”。然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对人的启迪毕竟有限,就象弗雷泽(Frazer)在《金枝)中为我们提供的那样。他的魅力恰恰在于给人类学的研究拓宽了方法思路。巴赫金同样如此。他的著作读来震撼人心,因为他“意味着智慧而不是知识”②,意味着人文研究的对话主义视角与方法,而不仅是一整套的术语以及一些精辟的结论。 2)在最早的一篇长文《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立足个人本位主义与个人直接面向社会的欧洲传统思想,且又有较大突破,主要表现在用动态的历史眼光看待个人,并在其身上引出道义责任,即赋予每个人的生活以道德的含义。这里的道德不是普遍遵行的规范。道德的普遍性只在于形式,即“我”有义务和责任积极地承认自己实有的(дан2ный)唯一性,从而实现设定的(заданный)自我,“我”的生命因此不断获得完成。巴赫金认为,个人的生活是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起 35① ②白春仁:《巴赫金———求索对话思维》,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 钱中文在“巴赫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此会于1998年5月11—14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召开)上论及巴赫金符号理论时强调说,“巴赫金对符号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他阐述符号思想出语并不多,但点铁成金;见解独到而深刻,给你启发,给你思考的余地。”

对话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影响张福源 134324

对话理论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影响 张福源134324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阅读教学是语文中的“重头戏”，语文教学的任务主要通过阅读教学来完成。当前，新课改虽已在全国深入开展，但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应试教育的影响，阅读教学依然固守一些程式化的模式。无论是不厌其烦地分析课，还是滔滔不绝的讲读课，或是热热闹闹的合作学习课，都是在老师安排的固有模式下进行，这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就没有得到发挥，也就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本文拟提出用比较法阅读教学，以期为当前的阅读教学注入活力。 在对话理念视野下来关照这段对语文课程性质与地位的描述，使得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语文”。它是一种最重要的工具——用来改造世界的工具,语文教育便是让学生掌握这个工具，并具备反思与行动的责任和能力，成为主体进入历史进程，去改造世界，而不是总在世界的边缘徘徊;它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而有活力，语文教育不是被动接受这一文化，而应不断发展这一文化。具体到语文阅读教学，其本质就应该是培养了解、发展文化，掌握、使用工具，认识、改造世界的主体。 语文素养的提高，关键在于阅读与写作水平的能力。所以阅读教学不能局限在，对语文知识的积累，新课标理念下的语文教学跳出了解释词语、分析段落层次、概括中心意思的窠臼，但更多的一线教师又流于你一言，我一语的所谓“个性化”感悟，失去了对文本的整体认知，也就失去了文本给读者的引领作用和示范意义。“从教科书编写的角度说，健康向上的思想内容与恰当有效的写作手法也正是选择课文的重要取向，因此，语文教学应当注意引导学生从课文阅读中感悟写作知识"可以说，写作本没有固定章法，但从写作角度去理解课文，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写作的基本知识，体会写作的基本技法，是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比较读解章法的过程正是转化表达能力的过程，这样也就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作文能力的提高。 一篇内容是阅读教学的核心，通过对话可以让学生的主体地位得到突显。语文能力的提高，语文素养的形成都要通过对课文内容的解读来建构。把学生学习的知识综合起来，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来加强对新知识的理解、认知，从而在别人思路中学习借鉴合理的成份，锻炼自己的思维，避免呆板和繁锁的思维，求得自己的思考途径，用以提高学习效率。在教学《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时，我先将其与假设的文题《记梁任公先生》在选材上比较，让学生自己为《记梁任公先生》构思立意，然后给此两文列一个简单的提纲。学生提纲如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景仰先生，幸运地聆听先生的演讲，一次演讲，终生难忘。 演讲稿整齐美观，既写办事认真，又衬下文演讲生动。

狂欢理论

狂欢理论 1、狂欢理论的概述 巴赫金“狂欢”理论的前提是两种世界、两种生活的划分。 第一世界是官方的、严肃的、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平民大众则过着常规的、谨小慎微的日常生活，对权威、权力、真理、教条、死亡充满屈从、崇敬与恐惧。 第二世界（第二生活）则是狂欢广场式生活，是在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起的完全“颠倒的世界”，这是平民大众的世界，打破了阶级、财产、门第、职位、等级、年龄、身份的区分与界限, “国王”也被打翻在地,小丑加冕成“王”，人们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尽情狂欢，对一切神圣物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逻辑予以颠倒、亵渎、嘲弄、戏耍、贬低、歪曲与戏仿。 而一切非平民阶层要想在第二世界生活，只有放弃在第一世界的一切权力、身份、地位,才能够为第二世界所容纳。这是“成为民众暂时进入全民共享、自由、平等和富足的乌托邦王国的第二种生活形式”，“是暂时通向乌托邦世界之路”。 2、狂欢理论表现在电视综艺节目中 （1）全民性：充分体现了电视节目的平民视角 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狂欢节不是由某一个特权阶级来组织的，是民间性的活动，是真正的全民广场节日的象征与体现，在狂欢节期间，所有人都是参与者，中心场地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包罗万象的、所有人都参与的亲昵的交际。 这一点与电视综艺节目关联起来看，表现为平民的视角 巴赫金特别指出，在狂欢的活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演员和观众的分工，所有的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在表演，又观赏别人的演出。 而在2004年之前的以前的表演类综艺节目运作模式即“明星+表演”。明星是节目的当然主角，明星的舞台表演是构成节目的主要内容，而各个不相干的节目之间的串联则由主持人来完成。传播学意义上与传者具有互动功能的受众，在这里也成为一个纯粹的“看客”或“他者”。这显然并不符合狂欢理论中全民参与的观点，所以这样的节目形式虽然一开始取得成功，但也渐渐使得观众产生审美疲劳，观众开始需要一种能使自身融入进去的综艺节目形式。 而2004年在中国开始兴起的真人选秀节目为受众提供了消解权威性的途径，把电视节目关注普通人的趋势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真人秀节目对于参赛选手仅仅有性别和年龄上的限制，没有其他门槛：如《快乐女声》、《梦想中国》只要求选手年满18周岁，《加油！好男儿》仅面向男性参赛者。镜头面对的是普通大众，不问出处、不问专业水平，每个人都有“秀”一把的机会。因为参与者是普通人，和受众没什么区别，受众的身份被认同，拉近了距离，他们更愿意看下去。其次，去留由观众决定，评委无法左右最终的结果。观众通过短信、电话、网络等投票系统被赋予了表决权。“喜欢谁就把谁留下”，受众用自己的行动来决定选手的去留，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积极的参与感提升了观众观看电视节目时的心理体验，赋予了普通观众的话语权。 （2）仪式性：通过对节目参演者和观众的“加冕、脱冕”获得娱乐效果 狂欢节有一定的仪式和礼仪。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节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还存着换装礼仪，即人们化妆，戴上面具，暂时地、象征性地实现自己改变地位和命运，拥有财富、权力、自由的美梦 这种仪式性的“加冕”“脱冕”同样表现在电视综艺节目中 在真人选秀节目兴起之前的表演类综艺节目中以明星和主持人作为绝对的舞台主角，传统表演美学和播音美学决定了表演类综艺节目的整体面貌与审美形态，“舞台”和“话筒”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 本文用俄国文化符号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解析美国女作家埃伦·格拉斯哥的长篇小说《生命之轮》失败的爱情故事。认为作品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未能最终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双方对话意识的缺失；双方在“所见之外”方面的障碍以及女主人公“独特自我感”的不足乃是导致恋爱失败的两大对话性因素。 标签：对话意识；缺少；所见之外；独特自我感；恋爱失败 美国女作家埃伦·格拉斯哥是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史上的一位先驱，出版于1906年的长篇小说《生命之轮》便是她所创作的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主要讲述了青年女诗人劳拉对生活的追求及其与出版商男友坎佩尔之间失败的爱情故事。从俄国文化符号学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看，劳拉与坎佩尔之所以未能最终走到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结于他们之间对话意识的缺失和对话情境的无法建立。 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 作为俄国文化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显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他认为对话不仅是人类生活的普遍现象，“也是文学艺术的普遍现象。” [1] 巴赫金理论的对话性既包括外在言语行为又包括内在心理意识。因此，文本中的人物对话除了直接引语，也包括自语、眼神、肢体动作、心理活动等同样需要或预设外界给予一定应答的“潜对话”形式。[2]就交际模式研究而言，语境、发话人、话语、受话人等基本因素均应在考虑之列。可见，对小说的对话研究不能仅限于解读引号之内的人物交谈，文本中的对话情景以及对话人的性格特征、对话意识与对话内容等也都值得关注。 对话意识的存在是建立积极的对话情境，保障对话成功实现的重要环节。巴赫金认为对话意识包括“所见之外”和“独特自我感”。[3]换言之，对话人应该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心态去聆听对方的话语并且相应地做出一些改变，并且要对自我的独立性和与众不同性充满自信。 二、《生命之轮》的失败爱情 《生命之轮》主要讲述了青年女诗人劳拉对生活的追求及其与出版商男友坎佩尔之间失败的爱情故事。 故事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走在美国工商业发展最前沿的大都市纽约。新工业革命使“美国社会从底层到上层，从经济到政治，从思想文化到社会习俗，甚至连美国人自身的生存方式都发了根本性的变化。” [4]其男女主角之间巨大的

对话理论与语文教育

对话理论与语文教育 郑国民黄显涵 一、对话理论兴起的背景 大多数人认为，最早提出对话概念的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但是，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对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以及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还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话既是当时学者的一种思维方法，同时也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的主要方式。自从巴赫金探讨对话性之后，对话，这个具有多元价值指向的词语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开始活跃于人文主义者的视野之中。哈贝马斯在他的“交往理论”中把对话更多地视为一种方法论，认为对话是达成现代交往最为合理、最为有效的一条途经。一些教育研究者提出要以对话为基础，促使教育的方法、程序和价值发生变革。 巴赫金认为，人类只有依托语言或话语才能生存、思考与交流。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一切莫不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归结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

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语、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人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 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中，理解是对话得以发生的关键要素，理解又是受教育者形成关于自身知识和生活智慧的基础。因此，只有在理解的前提下，个体才能走向他人，走向意义的不断生成，使具有真正意义的对话关系拥有构建的平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对话无法脱离语言这个领域，但是对话关系又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一种特殊关系。因此，现代人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局限对处于不同时期、地域的文本或观点进行对话，不断丰富个体体验，那么人类的优秀文化就可以得到传承，同时也使得人类获得更加完满的教育目的成为可能。 二、对话理论对语文教育的启示 传统的语文教育由于受工具理性思潮的影响，片面强调语文的工具属性，追求知识本位，使单一的知性分析代替了综合的感受。语文教育存在的诸多痼疾、弊端，促使人们寻找解决语文教育问题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不能说对话理论是针对语文教育问题的灵丹妙药，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

狂欢化的《仲夏夜之梦》

狂欢化的《仲夏夜之梦》 《仲夏夜之梦》是威廉?莎士比亚青春时代最后一部也是最为成熟的喜剧作品，同时也是威廉?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喜剧之一。整部戏剧情调轻松，总的来说就是一个"乱点鸳鸯谱"的故事。剧中穿插了小闹剧当作笑料，即众工匠为婚礼所排的"风马牛不相及"的喜剧以及排戏经过。传统评论者认为, 这部戏剧所包含的，只是纯净的快乐，仿佛是一部戏剧的狂欢，中间也掠过一丝爱情所固有的烦恼，但亦是加以欢乐化、喜剧化的。人们认为作品中无拘无束的喜剧氛围蕴含着青年莎士比亚对于人类和世界的早期理想。但在巴赫金看来，这即是一种狂欢精神。巴赫金认为文艺复兴是意识、世界观和文学的直接狂欢化，而莎士比亚是这一时期狂欢化文学的典范之一。巴赫金认为莎士比亚作品不仅具有很多外在的狂欢化特征，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即莎士比亚相信人们可以从现有秩序中解脱出来，体现了一种新的，进步的认识世界和人类的方法。本文将探讨《仲夏夜之梦》具有的狂欢化特征，指出该剧对旧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重审，颠覆了既有秩序，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乌托邦般的狂欢世界，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人类关系。 一、巴赫金与莎士比亚

在他的论著中，巴赫金曾经多次提及莎士比亚。他认为，在许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狂欢节的种种形式、象征、感受世界的方式被不断吸收到多种文学体裁中去，变成它们的构成因素，成为文学发展中一个确定的强大的支脉，对17、18、19世纪的欧洲文学来说，狂欢化的一个基本来源，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首先是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在《拉伯雷及他的世界中》，巴赫金更是做了进一步阐述： 对于拉伯雷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探讨莎剧中的本质的 狂欢特征。……首先，这种“相信人类可以从现有秩序中解脱出来”的思想决定了莎士比亚大无畏的，温和（而非尖刻）的现实主义及非教条主义。…… 评论界已有不少学者对于莎剧的狂欢特征做过研究，但都倾向于将理论要点与作品一一对照，不免显得牵强。巴伯和弗莱对于莎士比亚喜剧的研究也给了我们很多启示，使我们认识到莎士比亚的喜剧作品所蕴涵的社会意义与内涵。莎士比亚喜剧不仅具有狂欢化特征，而且其中所描述的乌托邦世界更是对等级制社会的颠覆。 二、外在的狂欢化特征

(完整版)对话式教学

对话式教学 在西方对话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形式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时代，即苏格拉底的方法，又称作“产婆术”。所谓"苏格拉底方法"，是指在与学生谈话的过程中，并不直截了当地把学生所应知道的知识告诉他，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方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逐步引导学生自己最后得出正确答案的方法。后来他学生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及其所创立的逍遥学派又称亚里士多德学派继承和发展了这种教学方式。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的吕克昂建立了一所学院，该处有一小树林和许多可供散步的林荫道，亚里士多德喜欢在这林荫道上和学生散步、讲课和讨论学问，所以被称为逍遥学派。而中国将对话作为一种教学方式最早见于孔子。比如《论语》就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间言行的书，在《论语》中的很多章节都记录孔子运用对话的方式进行教学的过程。比如我们高中所学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这篇课文就是一次典型的对话式教学。然而后来我们都知道欧洲进入到了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时代。而中国则进入到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强调是对权威的绝对服从，这种服从当然也包括学生对教师权威的服从。所以这种基于师生平等的对话式教学还没有走向成熟便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 到了近现代最早提出对话概念的则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巴赫金认为：“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所谓对话，是指一种民主平等的、坦率真诚的、主客体之间互为主体的言语交流活动，对话的各方相对独立，各自保持彼此的自尊。换言之，对话是一种民主、平等、坦率、真诚的有声或者无声的信息交流，是教育者为深刻把握文本的言语、情感、内蕴而组织的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师生与文本之间的一种多元交流活动，它从一开始就与民主、平等、坦诚、倾听等相伴而生。而将对话式教学完善成一种成熟的教学理论的则是著名的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 弗莱雷被誉为“拉丁美洲的杜威”，他是“近半个世纪之内世界上最重要的教育家”，是“自赫尔巴特、杜威以来，教育理论史上‘第三次革命’的开创者和实施者”。1994—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主办的国际刊物《教育展望》以四期特刊的形式，介绍了从孔子、亚里斯多德到当代的100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教育家，弗莱雷是其中四位在世的教育家之一，被誉为“活着时就成为传奇”的人物。由于他开发的扫盲工作使他最初作为成人教育家闻名于世，他的关于批判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来自扫盲工作。最后，他的批判的研究路径大大地越出了成人教育领域。他专注于教育在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正是由于他在扫盲的过程中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特别是在经历了动荡复杂的流亡生活之后，看到了社会的种种不公与不平等而表现了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同情。从而寄希望于教育改变这种现状。

对话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对话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语文课堂上如何真正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的主体 作用，实现双向交流，提高学习效率，广大同仁一直在孜孜探求着；对话理论在教学中的适时引入，表现为一种全新教育理念的教学方式，强化了师生的平等关系，强化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如果能让对话精神飞扬在语文课堂中，语文课堂会更充满活力，教学效果会更加优化。那么，语文教学的本质与对话理论在哪些方面契合呢？对话教学的氛围是怎 样的？对话教学的形态有哪些呢？下面我们从以上几个方 面作些探讨。 一、从孔子的一节课看对话教学的本质 对话教学，古亦有之。《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就有很好的描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环坐在孔子周围，孔子向学生问志，但他没有直接让弟子言志，而是先用温和自谦的话打消学生的顾虑，为他们创造一个轻松、亲切、活跃的氛围；孔子一出场，就给人态度和蔼、思想明智、胸襟开阔的印象，确实是一位高明的老师。孔子真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引导学生立志，关心国家政事；当四个学生述志后，他高屋建瓴地将他

们的发言上升到“礼治”，将他们要做的事上升到与治国有关的高度，很有指导意义。尽管当时没有“对话教学”一说，但已充分展现了对话教学的本质。 “对话”，它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谈话；二是指双方或多方之间的接触或会谈。对话在这里实际上被理解为与单个人的独白相对应的一种言语形式，属于纯粹的语言学现象。广义的对话，也可以不直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发生在人与人的精神产品，亦即人与各种文本之间。这种对话并不以口头语言的交流为特征，而是通过人对文本的理解和批判展开。在此意义上，今人可以与古人对话，一个人可以与客观存在对话，但他极可能永不会熟识的人进行对话。孔子和他的学生对话，我们通过《论语》和孔子及他的弟子们对话。 “对话”具体到教学实践，指对话教学，其特点可以概括为：对话教学不是简单的交流，而是平等的沟通；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内容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接纳，而是精神的共享；不是简单的言说，而是生动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协商，而是真理的显现。对话教学是一个挑战传统教育的字眼：知识观从“固化独白”走向“关系活态”；课程观从“意义聚合”走向“精神互动”；教学观从“文化传承”走向“文化对话”；师生观从“接受培育”走向“平等交往”。

试析喜剧影片与狂欢化理论(一)

试析喜剧影片与狂欢化理论(一) 论文关键词:巴赫金狂欢化超越 论文摘要: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兵体分析喜别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彩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别屯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喜剧电影与汪欢节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有些喜剧影片，如卓别林的谐剧、王朔的侃剧、陈佩斯的闹剧，影视研究者的定位显得有些勉强。这些作品难以用传统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来加以鉴定，而引进大众狂欢化理论、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进行探寻，恐怕有助于对此类影视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狂欢化理论首先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它既是对16世纪法国医生拉伯雷创作的《巨入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狂欢化理论来自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入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狂欢节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和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满足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甚至是一种纵欲主义。根据汪欢节的这些特征，巴赫金建立了狂欢化理论。在狂欢化理论中，文明与戏i},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