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代泇河开凿及其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略论明代泇河开凿及其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

胡梦飞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221116）

摘要：明代中后期，由于频繁的徐州黄河水患对南北漕运的严重威胁，明代政府决定开挖新运道以达到避黄保运的目的。在开挖的南阳新河、泇河等几条新河中，以泇河的开凿最为重要，对徐州农业生产、城市地位、商品经济、社会秩序等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泇河的开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明清时期徐州城市发展兴衰的转折点。关键词：明代中后期；泇河；徐州；地方社会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61（2010）06－0014－04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Digging of Jia River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Local Place of Xuzhou

HU Meng －f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Tourism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China ）Abstract ：Frequent flooding of the Yellow River in Xuzhou constituted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north －south water transport in the mid －late Ming Dynasty．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of Ming Dynasty decided to dig the new channel to avoid the flood caused by the Yellow River and achieve the transportation security．Of several newly dug rivers ，the Jia River is the most important one which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agriculture ，the city status ，the local economy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Xuzhou．To some extent ，the digging of the Jia River became a turning point in the rise and fall of Xuzhou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Key words ：the mid －late Ming Dynasty ；The Jia River ；Xuzhou ；local society

收稿日期：2010－08－12

基金项目：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10S_019R ）作者简介：胡梦飞（1985－），男，山东临沂人，在读硕士。

0引言

关于徐州段运河在整个运河河道体系中的重

要性，明清史料中多有记载。万历十五年（1587）十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申时行就上奏称徐州段运河：“国家运道，全赖黄河。河从东注，下徐、邳，会淮入海，则运道通；河从北决，徐、淮之流浅阻，则运道塞。此咽喉命脉所关，最为紧要”①

。正统《彭城志》：“徐居南北水陆之要，三洪之险闻于天下。及太宗文皇帝建行在于北京，凡江淮以来之贡赋及四夷之物上于京者，悉由于此，千艘万舸，昼夜罔息”［1］

。研究徐州段运河，对了解整个明清时期运河治理与漕运发展概况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徐州段运河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黄运合

一，黄运关系十分密切。明人王轨在其《处河患恤

民穷以裨治河疏》中说：“运道自南而达北，黄河自西而趋东，非假黄河之支流，则运道浅涩而难行，

但冲决过甚，则运道反被淤塞。利运道者莫大于

黄河，害运道者亦莫大于黄河”［2］，充分反映出黄运两者之间的关系与矛盾。明代前期，由于徐州段运河经常面临乏水问题，所以这一时期明代政

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引黄济运，引用黄河水以保

障运河通行所需的水量，

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以疏理河道、修筑堤坝为主。明代中后期，由于黄河泛滥溃决的重点由河南、

山东下移到徐淮黄运交汇地区，于是有必要采取措施，避开黄河水患的威

胁。开挖新河成为避黄保运的重要手段，在开挖的南阳新河、泇河等几条新河中，以泇河最为重要，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也最为显著。本文将

第19卷第6期淮阴工学院学报Vol．19No．62010年12月Journal of Huaiy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c．2010

在叙述明代泇河开凿过程的同时，分析其对徐州地方社会各方面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1泇河开凿

对现代人来说，泇运河鲜为人知。它是明朝中期的一大水利工程。旧运道走微山湖西，开泇河后，运道移至微山湖东，时称东运河。自明至今史籍记载一直称泇运河。泇河发源于鲁南山区，源头分东、西两支，汇合后至泇口与薛河、彭河南流之水合，下汇沂水，至邳州入黄河，黄河夺泗淮之前为泗水支流。明代泇运河之开，始议于隆庆间总河翁大立，后经傅希挚、舒应龙、刘东星诸河臣，历时30余年至万历三十二年（1604），总河李化龙始开通，由曹时聘完成。

1．1嘉靖、隆庆年间南阳新河的开凿

在泇河开通之前，明代政府已经开挖了南阳新河。嘉靖中期，黄河多次决口，为了避开黄河泛滥溃决对运道的威胁，嘉靖六年（1527），工部侍郎胡世宁提出了在昭阳湖左开一新河的建议。嘉靖七年（1528），时任总理河道御史的盛应期，采纳胡世宁的建议，开挖南阳镇经夏镇至留城的湖东新运河，以避黄河冲淤之害。但朝廷内部意见不一致，工程只进行了四个月，正遇干旱，而湖西泗水运道仍能通漕。嘉靖皇帝令其停工，盛应期要求再延期一个月即可完工，惹怒了嘉靖皇帝，反将盛应期撤职查办。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黄河北徙，决沛县飞云桥，东穿运河入昭阳湖，泛滥而东，平地水达一丈有余，散漫徐沛沙河至二洪，浩渺无际，运道淤塞百余里。第二年春，督理河漕的朱衡决定继续开凿此河，并亲自督工。隆庆元年（1566）五月，南阳新河工程完工，西去旧河三十里，自留城而北，建留城、马家桥、西柳庄、蒋家桥、夏镇、杨庄、珠梅等七闸，全长一百四十余里。南阳新河竣工后不久，大批漕船便由新河北上，显示了很大的优越性。南阳新河开凿后，留城以南仍以黄河为运道，运道仍然无法完全摆脱黄河泛滥的威胁。1．2明代中后期有关泇河开凿的争议明代泇河的开凿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充满了争议和矛盾。隆庆四年（1570）九月，河决邳州，自睢宁至宿迁运道淤一百八十里。总河侍郎翁大立提出开凿泇河的建议，未决而罢。第二年（1571）四月，河复决邳州，八月，工部尚书朱衡请以开泇口河之说下诸臣熟计。不久，隆庆皇帝又命礼科左给事中雒遵往邳州等处查勘河工。隆庆六年二月，雒遵上奏说：“泇口河取道虽捷，施工实难。葛墟岭高出河底六丈余，开凿仅至二丈，硼石中水泉涌出。侯家湾、良城虽有河形，水中多伏石，难凿，纵凿之，湍激不可通漕。且蛤鳗、周柳诸湖，筑堤水中，功费无算。微山、赤山、吕孟等湖虽可筑堤，然须凿葛墟岭以泄正派，开地浜沟以散余波，乃可施工”［3］。他指出，与其烦劳巨费开泇，不如及时修筑堤防保护旧运道。隆庆皇帝命工部尚书朱衡和总河都御史万恭等人覆勘。不久，朱衡上奏开凿泇河有三难，大体意思如雒遵所言，且言现在运河已通，徐、邳间堤高水深，没有必要进行开挖新河的工程。于是，翁大立开凿泇河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

万历三年（1575），总河都御史傅希挚请开泇河。在他的奏疏中，他首先批驳了雒遵、朱衡等人的观点，他说：“泇河之议尝建而中止，谓有三难。而臣遣锥手、步弓、水平、画匠，于三难处核勘。起自上泉河口，开向东南，则起处低洼，下流趋高之难可避也。南经性义村东，则葛墟岭高坚之难可避也。从陡沟河经郭村西之平坦，则良城、侯家湾之伏石可避也。至泇口上下，河渠深浅不一，湖塘联络相因，间有砂礓，无碍挑穵。大较上起泉河口，水所从入也，下至大河口，水所从出也。自西北至东南，长五百三十里，比之黄河近八十里，河渠、河塘十居八九，源头活水，脉络贯通，此天之所以资漕也”［4］。既然开凿泇河有这么多有利条件，他进一步指出：“诚能捐十年治河之费，以成泇河，则黄河无虑壅决，茶城无虑填淤，二洪无虑艰险，运艘无虑漂损，洋山之支河可无开，境山之闸座可无建，徐、吕之洪夫可尽省，马家桥之堤工可中辍。今日不赀之费，他日所省抵有余者也”［5］。

当年三月，事经户、工两部覆议，均认为开凿泇河事关重大，需慎重考虑。遂命工科都给事中侯于赵往会同傅希挚及巡漕御史刘光国进一步勘查确议。六月，侯于赵勘上奏泇河事宜，提出现在开凿泇河时机尚不成熟。户部同意他的意见。他进一步指出当前黄患日益严重，而开凿泇河没有数年不可能完成，因此当以“治河为急，开泇为缓”。万历皇帝虽然下旨切责侯于赵阻挠，但傅希挚开凿新河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毕竟开凿泇河是一项重大水利建设，所关甚重，因而傅希挚这次开泇河的建议也同样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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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泇河开凿的具体经过

万历二十年（1592），总河尚书舒应龙开韩庄以泄湖水，泇河之路始通。至万历二十五年（1597），黄河决黄堌口南徙，徐、吕而下几乎断流。直到这时才开始真正讨论开凿新河的建议，但是当时还是有很多人认为开凿新河非永久之计。万历二十八年（1600），御史佴祺再次请开泇河，这次终于得到了万历皇帝的同意。由总河尚书刘东星负责开凿泇河的工程，但由于新河地段多沙石，工程艰巨，所以直到刘东星病死，工程还没有完工。

万历三十年（1602），工部尚书姚继可言泇河之役宜罢，工程因此而停止不治。不久，总河侍郎李化龙复议开泇河。万历三十二年（1604）正月，工部覆李化龙的奏疏，李化龙在奏疏中说：“开泇有六善，其不疑有二。泇河开而运不借河，河水有无听之，善一。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避三百三十里之黄河，善二。运不借河，则我为政得以熟察机宜而治之，善三。估费二十万金，开河二百六十里，视朱衡新河事半功倍，善四。开河必行召募，春荒役兴，麦熟人散，富民不扰，穷民得以养，善五。粮船过洪，必约春尽，实畏河涨，运入泇河，朝暮无妨，善六。为陵捍患，为民御灾，无疑者一。徐州向苦洪水，泇河既开，则徐民之为鱼者亦少，无疑者二”［6］。万历皇帝认为李化龙的看法非常有道理，开凿泇河的想法也更加坚定，于是命令李化龙等人迅速施工以为久远之计。直到这时，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自直河至李家港二百六十余里，尽避黄河之险”［7］。

后来，李化龙因母丧丁忧，由总河侍郎曹时聘续建才最终使泇河得以完工，曹时聘上疏奏请泇河之功，在其奏疏中，记载了自舒应龙开始，数位河臣开凿泇河的经过。他说：“舒应龙创开韩家庄以泄湖水，而路始通。刘东星大开良城、侯家庄以试行运，而路渐广。李化龙上开李家港，凿都水石，下开直河口，挑田家庄，殚力经营，行运过半，而路始开，故臣得接踵告竣”［8］。曹时聘还上泇河善后六事，建议在新河道沿岸设立浅铺、驿站、巡检司等机构，并规定此后“每年三月开泇河坝，漕运船只由直河口进，九月开召公坝入黄河，粮艘及官民船悉以为准”［9］。通过几代河臣的共同努力，泇河终于开凿完成，南北运道由此大通。

2泇河开凿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影响泇河的开通使得徐州段运河不再借黄行运，避开了徐州二洪之险与黄河水患的威胁，从长远来说省却了大量的河工和治河费用，运道的安全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泇河的开通在保障明清时期国家漕运经济命脉的同时，也对苏北黄运交汇地区的重要城市徐州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2．1泇河的开凿对徐州农业生产的制约明代政府采取的治黄保运措施对徐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可以说是弊大于利。开凿新河是治黄保运措施的重要内容，泇河开通后打乱了徐州地区原有的水系，“齐鲁诸水挟以东南，营、武、沭、沂一时截断。堤闸繁多，而启闭之务殷，东障西塞而川脉乱矣”②。

另外，新河开凿后，新河和原来的黄河运道同时运行，这需要有足够的水量才能保证运道的正常通行，而明代政府对运河水源有着严格的限制，禁止沿岸百姓引水灌溉农田。明代法律文献《问刑条例》记载了管理运河水源的政令法规，对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扬州高宝湖、淮安高家堰、柳浦湾，山东诸泉及河南卫河、运河闸座等盗决、盗引水等行为都有详细的处罚条款。《大明会典》更是规定：“凡盗决山东南旺湖、沛县昭阳湖、蜀山湖、安山积水湖、扬州高宝湖、淮安高家堰、柳浦湾及徐邳上下滨河一带各堤岸并阻绝山东泰山等处泉源，有干漕河禁例，为首之人，发附近卫所，系军，调发边卫充军”［10］。这种做法势必会减少徐州地区的农业灌溉用水，因而对徐州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2．2泇河开通后徐州城市地位的下降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黄运合一，徐州是治黄保运的重点地区，地位特别重要，徐州段运河的治理关系漕运全局。明代中后期，新河尤其是泇河开通后，避开了徐州洪、吕梁洪两处险段，南北漕运不再借徐州段黄河河道行运，运道的安全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治黄工程关注的重点也由徐、邳下移到邳州以下宿迁至淮安清口地段。这样，“泇河开通后的徐州不仅面临城市发展衰退的困境，甚至还会遭到毁城的厄运，徐州的城市地位日益下降”［11］。

天启三年（1623），黄河“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河并淤，吕梁城南隅隐，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12］。天启四年（1624）六月，黄河“决徐州魁山堤，东北灌州城，城中水深一丈三尺，一自南门至云龙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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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安桥入石狗湖，一由旧支河南流至邓二庄，历徒沟东南以达小河，出白洋，仍与黄会。徐民苦淹溺，议集赀迁城。给事中陆文献上徐城不可迁六议。而势不得已，遂迁州治于云龙，河事置不讲矣”［13］。

2．3泇河开通后徐州商品经济的衰落泇河的开凿对改善南北漕运条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泇河的开凿导致的运河改道却对明代徐州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泇河开通前的明代徐州，舟车鳞集，贸易兴旺，大批商船往来频繁，逐渐形成南北物资交流中心。成化年间，李东阳在其《吕梁洪修造记》中记载当时的徐州“使船往来无虚日，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14］。朝鲜人崔溥在其著作《漂海录》中更是称：“江以北，若扬州、淮安，及淮河以北，若徐州、济宁、临清，繁华丰阜，无异江南”［15］。

“泇河开通后的第二年，过徐州段运河北上的漕运船只就减少了三分之二，徐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大的衰退”［16］。万历年间的《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通衢街道数条，人烟尚而稀疏，贸易亦皆冷淡”［17］。明人沈德符在其著作《万历野获编》中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自通泇后，军民二运，俱不复经。商贾散徒，井邑萧条，全不似一都会矣”［18］。

2．4泇河的开凿对徐州社会秩序的冲击运河改道导致徐州当地社会经济衰落，再加上明代政府对徐州的重视程度降低，黄河水灾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徐州及其附近地区自明代中期以后不断发生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社会秩序日益混乱。

据同治本《徐州府志》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浙江民赵占元至徐州谋作乱，徐州及丰沛人多有从者”③。天启二年（1622）九月，发生在山东地区的徐鸿儒起义也波及到徐州，“山东妖贼徐鸿儒等由荆山口至徐营子房山下焚掠居民”④。起义军抢夺商旅财物，焚毁漕运船只，严重危及到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漕粮运输。天启四年（1624），因徐州大水，“迁州治于云龙山，山东徐贼余党焚掠睢宁城邑，盗炽，改参将，设总兵”⑤。明代后期徐州社会秩序的混乱是明代政府改参将为总兵的直接原因，而泇河的开凿则是导致徐州地方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万历野获编》记载泇河开通后的徐州“守御单弱，千里几无行人，一旦草泽奋臂，此地仍为战场矣”［19］。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和王朝鼎革战争，更使徐州及其附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遭到沉重打击，迟迟难以恢复。

3结论

运河河道作为古代社会尤其是明清时期主要的南北交通运输线路，它的改道或变迁必然会对其沿线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泇河的开凿作为明清时期苏北黄运交汇地区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对改善南北漕运条件，维护封建统治具有重要意义，但却对徐州地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徐州城市发展在明代后期至清代晚期发展缓慢甚至陷入停滞或倒退，除了灾害和战乱等原因以外，与泇河的开凿及黄河改道导致徐州交通优势的丧失有着很大关系。直到1911年，随着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修通，使得徐州再次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徐州的社会经济才得以重新获得发展和繁荣。

注释：

①明神宗实录［Z］．北京：北京图书馆影印本，1982．

②（咸丰）邳州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

③④⑤（同治）徐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

志辑（6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参考文献：

［1］张纪成．京杭运河＜江苏＞史料选编［C］．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

［2］陈子龙．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4］［5］［6］［7］［8］［9］［12］［1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0］［14］李东阳，申时行．大明会典［M］．扬州：广陵书社，2007．

［11］李德楠．河道变迁与城市衰落：《明徐州蠲免房租书册》解读［J］．江淮论坛，2008（4）：189－192．

［15］崔溥．漂海录－中国行记［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6］［17］李德楠．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J］．兰州学刊，2007（8）：161－165．

［18］［19］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责任编辑：郑孝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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