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的遏制

浅谈刑讯逼供的遏制

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刑讯逼供遏制看守所集中提讯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因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也是不断出现，如河南省商丘赵作海案、湖北省京山佘祥林案、云南省杜培武案等，刑讯逼供严重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形象，造成冤案错案的发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刑讯逼供的最直接的危害是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侵犯了人权。其次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刑讯逼供的行为，不仅违反了职业道德，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而且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执法形象，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威信，易导致被讯问者及其亲友与政府产生对立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破坏了国家的法治形象。再次，容易酿成错案。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导致错案、冤案的主要原因。实践中，有的嫌疑人因刑讯不堪忍受，被迫承认了自己没犯的罪行，结果造成错案、冤案。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我国刑讯逼供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刑讯逼供犯罪成本极低、风险极小、问责极轻、发现极难是刑讯逼供为何长期难以根治的根本原因。

部分侦查人员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应有的法制观念和人权保障意识，特权思想严重，缺少对嫌疑人的尊重也是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之一。

受上级司法机关的压力影响。地方一旦发生影响较大的命案和大要案，迫于公众和舆论的影响，有时上级司法机关不得不给案发地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施加一些压力，有时出于无奈、走捷径和赶时间的需要，一般就离不开刑讯逼供了。

受办案手段、技术落后的影响。由于投入不足，侦查设备不能及时更新，有时犯罪人员智商较高且做案手段比较狡猾，再加上办案对口供的极强依赖性，当难以找到其他证据可证明案件真相时，办案人员往往只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一旦不遂愿，在所难免动用刑讯逼供来达到目的。

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刑讯逼供盛行的另外的原因是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显得非常弱小，力量微薄，关键的相关配套制度跟不上。象没有侦押分离制度，没有录像制度，没有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等！这些相关配套制度的缺失也是刑讯逼供盛行的原因。

三、刑讯逼供的遏制

遏制刑讯逼供，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除了进一步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外，公安机关要增强办案单位的法制意识和责任意识，而且更要强化对司法办案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对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必须依法依规严惩，要极大的提高其犯罪成本，迫使司法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之内来正确行使自己的职权，从而杜绝或减少刑讯逼供。

1、首先各级司法机关，要加大对办案人员的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教育以及侦查业务培训、侦查业务知识的更新。良好的职业素质是办案人员执行和维护法律的基本能力和要求；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办案人员公正执法的必要条件。对办案人员要坚决贯彻“轻口供、重实证”和“疑罪从无、疑证从无”的办案理

念，要坚决摒弃办案“先入为主”和凭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去破案、诉案、判案的不良做法。

2、建立在看守所集中提讯制度。这一制度要求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均在看守所进行，无论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还是未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通过在讯问环节引入羁押场所的介入从而降低刑讯逼供行为的产生。这一制度可以有效杜绝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刑讯逼供行为，因为看守所属公安机关，与检察院分属两个系统，互相在制约上明显。另一方面也可以弱化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刑讯逼供的程度，因为看守所必竟脱离了办案部门的自身办案区域。从现有法律框架的职能分工的角度考虑，此制度的实行具有可行性。

2、实行办案全程跟踪监督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审讯（问），现场必须要有录音、录像监控并全程进行，还要保持其完整性和连续性，录音、录像资料一式两份，交被告方一份留存。正确看待律师介入刑事审讯过程，除国家明令需保密的案件外，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可在场参加审讯（问）。

3、是在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问题上，绝大多数国家实行控方举证的原则，即当被告方提出警察有刑讯逼供时，控方必须举证予以否定，否则该证据则予以排除。因为对于刑讯逼供问题被告往往没有举证的条件。这种举证责任的设定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要加大对刑讯逼供责任人的惩处力度。

5、实行国家赔偿与责任人赔偿共同分担制。因刑讯逼供发生的冤假错案和致人伤亡的，国家支付给受害人或其家属的赔偿金和医疗费，不能由纳税人全额买单，应制定相关法规，由责任人从中承担一定比例的金额，增加刑讯逼供者的犯罪经济成本。

6、上级司法机关不拟对下级司法机关以及办案人员下达命案、大要案必破和限期破获的硬性指令及要求。各级司法机关要给一线的办案人员在精神上、

思想上营造一个相对的办案宽松环境。司法部门办案必须坚持其独立性，不要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而放弃其司法的公正性。

7、加大司法投入，提高侦查水平。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和进步，犯罪人员反侦查的各种手段、办法也在日趋变化多端。为了及时准确地打击各类刑事犯罪活动，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安全，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司法的投入，为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提供查明犯罪所需的物质条件和先进技术装备，从而进一步增加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当侦查技术提高到较高水平时，刑讯逼供的行为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

8、检察机关加强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工作的监督。根据刑诉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对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施行监督。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达到犯罪程度的，还有权追究其刑事责任。在实践中，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效果并不明显。从长远来看，欲改变这种状况应对我国的司法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或者在制度上有突破性改进。目前，检察机关应把法律赋予的监督权充分行使起来，对公安机关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顶住压力，克服困难，认真查处，不应有所顾虑。

总之，刑讯逼供问题，从古到今长期得不到解决，今后一定要加强执法监督，完善立法，提高办案人员的法律素质和执法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和队伍管理，从深层次入手、深化体制改革，为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曹正城《关于遏制刑讯逼供的探讨》

中国法律网《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的法律对策》

李正荣《遏制刑讯逼供的法律思考》

刘德伦《理性分析刑讯逼供建立安全禁止机制》

浅谈法律中的刑讯逼供

[目录] 1、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2、当今为何耍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 3、刑讯有功还是有过的制度分析 4、刑讯逼供行为在实践中难以认定，使这一行为有了存在成长的空间 5、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行为的法律对策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侦查环节出现的一种侵犯人权的不文明现象，在立法上早己被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禁止，但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行为本身却并没有因为《刑事诉讼法》有了禁止的规定而销声匿迹。 [关键词]刑讯逼供、减少刑讯逼供、提讯。 一、刑讯逼供行为存在的主要原因 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偏爱口供，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虽然我国刑诉法明确规定不得轻信口供，还规定判案不要求必须有被告人口供，但是在实践中，侦查人员没有口供不结案，检察人员没有口供不起诉，审判人员没有口供不判案等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大家都知道口供不可靠，办案时过分依赖口供很容易出问题，但是又都千方百计去获取口供，似乎手中没有口供，心里就觉得不踏实。刑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产物，在野蛮的古老法制中，烈火和沸水的考验以及其他琢磨不定的械斗的“神明裁判”就是刑讯的雏形。古老野蛮法的刑讯产生的根源是将人致于烈火中交给神来裁判。而几行年后的今天的刑讯己经有了自己新的意义，其产生的根源也发生了变化。

那么当代刑讯到底根源是什么？笔者想以刑讯本身为基上噗的榆方法向大家揭开其真正的面纱。 前面提到了刑讯的概念，既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口供在刑事诉讼中被称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属于证据的一种。而且是直接的，原始的证据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是因为案件已经发生不能重现，所以其他证据的获得具有很大的困难，激发人的惰性而使用刑讯来获得证明力强的口供。司法机关要口供就是要证据，这里我们推出了第二层的概念——证据。 证据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证明犯罪事实的唯一手段。刑事案件是已经发生而且不可能重现的客观事实，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证实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充分，全面地惧与案情有关的证据，并运用证据，经过正确的推理，判断，查明案件的情况，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离开了证据，要想查明案情，证实犯罪，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所以公安机关要费劲力气来获得证据。不仅如此，证据还是进行刑事诉讼的依据，刑事诉讼的全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谎，就是运用证据的过程。在立案，逮捕，定罪的各个过程中，没有了证据就无法进行下去这里我们有从证据引出了第三层的概念——刑事诉讼。我国的刑事诉讼的要领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活动。从定义中我们就能看出，实际上刑事诉讼是将犯罪与理事责任相连接的纽带，只有通过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才能是国家实现刑罚权，能使一个犯罪分子得到应有的刑罚处罚，使无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护。这里提到了犯罪与刑罚便是我们耍的第四层概念，在一个法制的社会里，一般情况下，犯罪是刑罚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对立主要表现在：犯罪是侵犯法益的行为，而刑罚是保护法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文献综述】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 法学 论刑讯逼供在我国长期存在的原因 （一）国内研究状况及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不断发展，法律体系也随之不断健全起来，法制意识已深入人心。在各种法律事务处理中，都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但是，在现实运用中，我们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2005年的湖北荆州的佘祥林案、2009年的云南晋宁李荞明“躲猫猫”案以及2010年上半年河南翻版的佘祥林案，湖北赵作海案等都被一一证明是冤假错案，也都被事实证明，这些案件都是被刑讯逼供造成的。这些案件的曝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我国的司法部门，尤其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等侵犯嫌疑人权利的事实客观存在。这些案例教训深刻，促人警醒，发人深思。刑讯逼供虽然被法律明确禁止，但仍然时有发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蔓延泛滥的趋势，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其实，刑讯逼供的存在，并不是执法人员不懂法，而是有其历史根源和现实存在的原因。关于刑讯逼供为何能在我国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国内外众多学者及相关专业人士也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 主要文献材料介绍如下： 《“躲猫猫”真相:狱霸打死疑犯》一文于2009年2月28日刊登在长江日报上，阐述了2009年云南晋宁李荞明在狱中离奇死亡被官方定位“躲猫猫死”的背景经过，用血一样的事实告诫刑讯逼供的危害并提出、归纳了规范监狱管理，遏制刑讯逼供的措施。 高铭暄，赵秉志共同编写的《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上）中详细地介绍了刑讯逼供的渊源，包括介绍什么是刑讯逼供，它是怎么产生的，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产生的。高铭暄，赵秉志，在书中给刑讯逼供以定义并指出刑法立法中明确规定杜绝刑讯逼供制度。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一书中共分十九章来介绍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历史，以“信古”而对抗“疑古”，以“道德决定论”而对抗“物质决定论”，以“敬天爱民主义”而对抗“民族虚无主义”，以《易传》之“阴阳消息论”而对抗“进化论”，从中国古代文化分析了刑讯逼供出现的原因。 杨鹤皋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则侧重从法律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的产生和发展，从《唐律》对刑讯要件和限制作出明确和严格规范，刑讯的使用也较前代宽厚。规定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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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严禁刑讯逼供(一) 论文摘要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行为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被新闻媒体公开曝光，因此必须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一定措施禁止刑讯逼供。刑讯逼供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产生刑讯逼供的原因：（1）封建社会流毒的影响。（2）资产阶级国家警察搞刑讯逼供的影响。（3）对刑讯逼供的违法犯罪者处罚不力。（4）办案人员政治和业务素质低，对口供认识偏面。（5）侦查人员数量少，任务重。由于刑事案件多和破案任务重，而政府拨给公安机关的在编人员少，因而侦查人员数量也相应少。（6）目前的侦察水平不够。（7）法律监督不力。（8）侦察人员对口供过分依赖。 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1、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从而形成冤案，放纵了真正的犯罪人；2、刑讯逼供伤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格尊严,使本来有可能如实供述的犯罪嫌疑人不愿供述或虚假供述。3、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4、刑讯逼供严重地侵犯了人权。5、刑讯逼供还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6、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7、刑讯逼供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8、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9、刑讯逼供直接违反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 严禁刑讯的对策：1.加强对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的学习，提高严格执法的思想认识。2.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公安机关领导在预防和禁止刑讯逼供方面的监督。3.不断改革公安人事制度。4.尽快添置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5.提高侦察人员业务素质。6.建立、完善预防刑讯逼供的有关制度。7.接受各方面的监督，严肃查处实施了刑讯逼供的责任人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文规定禁止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得口供。然而，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却长期存在，屡禁不绝，防止刑讯逼供已成了刑事司法领域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难题。刑讯逼供的存在与发展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其出发点是打击犯罪，然而在办案过程中却不断发生异化，最终以制造新的犯罪为终结，给社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伤害。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那么到底什么是刑讯逼供，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原因何在？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取哪些措施？ 一、刑讯逼供概念的界定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该行为严重的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国刑法中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事诉讼法中也列有专条规定。其中，司法工作人员是指：侦查中承办案件的人员，“肉刑”，是指对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进行摧残或伤害，如殴打、夹指、捆绑、吊起、用警棍电击等。“变相肉刑”，是指罚站、罚跑、罚冻、罚晒、罚饿等；“精神折磨”，是指用药剂催眠、不让睡眠、搞车轮战等；“逼取”，是指逼迫和获取。“供认”，是指供述和承认。“严禁刑讯逼供”是指严格禁止采用非法方法获取被追诉者对犯罪事实的供认。 二、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 口供是"刑事被告人就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公、检、法机关所作的口头陈述。 口供在古代有证据之王的说法，受封建社会纠问制及其先入为主、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一些办案人认为只要有刑事被告人的有罪陈述就能断案，所以为了获得口供会采用各种手段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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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讯逼供大全（慎入！） 一、那些“江湖上”的刑讯逼供招式据各地新闻报道，刑讯逼供的方法不可谓不多：罚站法、手拷法、电警棍法、皮带抽打法、剥夺睡眠法、搓衣板法、链法、苍蝇蚊子法、吐痰法、烫烟头法、扣板油法、下身敲打法、辣椒擦眼睛法、“自产自销”法、方凳砸脚法、吊钢丝法、饥饿法、株连法、拳头法、竹片法、椅子法、摇晃法、啤酒扳法、冷冻法、噪音掩盖法、针刺法、钢丝敲打法、“金鸡独立”法、读诗法、威胁法、诱供法……1.老虎凳 铁椅上固定坐姿，时长可达数百小时，不让睡觉，控制大小便，控制进水饮食。使得挨打无处躲，双腿极度肿胀，尾椎受损。2.鸭儿浮水 双手反扣铁窗吊起，身体前倾，脚尖点地，十多天不让睡觉。这使得被讯者手脚麻痹，意识模糊。 3.苏秦背剑 双手在背后上下交叉，用铁链子栓紧后吊起，脚尖刚好着地。4.金鸡独立毛巾蒙双眼，用胶带缠紧，双手背身后拷住。绳子一头栓双腕间手铐链子，另一头悬高吊起，让双脚刚刚点地。被讯者双臂要忍受脱臼般的痛苦。5.烤全羊双手抱住自己小腿并用手铐拷住，用一根木棍从双腿弯中间穿过去，抬起来担在两个桌子之间。被讯者屈膝内侧疼痛

难忍，身体可被随意翻转。6.打表 手铐、脚镣连一起，身体向下弯成90度，站数天甚至数星期。被讯者易脑部充血，意识模糊休克。7.浇冷水 用冷水刺激，不让睡觉休息，开冷空调吹。被讯者被迫保持清醒，易感冒、发烧。8.喷芥末油 用注射器往嫌疑人鼻腔喷射芥末油。辛辣味直冲脑门，让人眼泪鼻涕齐下。 二、刑讯逼供在“江湖上”造的恶1.无法计数的冤假错案长期以来，刑讯逼供作为主要破案手段沿用，重口供，轻证据，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这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刑讯逼供的大量存在已经成了不争的事实。中国每年发生的刑讯逼供案件有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数字。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2.打折扣的司法公信力刑讯逼供一直是中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最受诟病的领域。由于刑讯逼供嫌疑永远不能避免，司法系统的基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同时，冤案的概率也不断上升。三、刑讯逼供何时才能“退出江湖”？（一）推动因素1.立法上的禁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对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的证据收集方法作了禁止性规定；《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暴力取证罪、非法拘禁罪、虐待被监管人罪等罪名，并规定对这类案件要从重处罚。2006年7月，修订后的《最高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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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电杰冤案”浅析我国刑讯逼供防治 【摘要】刑讯逼供就是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追溯其历史，可以到西周时期，中国古代是以刑为主，刑讯逼供成为了主要办案手段，而在历史书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它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今社会。但其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遗毒，还荼毒着如今这个法治社会，并且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本文就是以一个冤案来分析我国刑讯逼供如何防治，文中将从六个方面，针对我国当今缺乏的相关制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关键字】刑讯逼供非法证据律师在场权国家赔偿 【正文】 案例：2002年3月4日，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的一个小山村中发生了一起血案，死者是村民胡电胜的妻子郭瑞英及一双儿女，死者郭瑞英被凶手用刀捅死，一双儿女被凶手掐死，凶手还残忍的将三名死者的眼睛用尖刀刺瞎。3月20日，胡电胜的堂兄胡电杰被叫到了南乐县公安局，被锁定为此案的犯罪嫌疑人。据胡电杰的回忆，案发当天晚上，他正在邻居家打麻将，而且他的母亲也在场，麻将打到深夜便散伙回家睡觉。但在警方的眼里，胡电杰却是本案的重大嫌疑人，理由只有一个，死者家的院墙外有一枚脚印，经过警方的比对，恰好与胡电杰相同。自此，胡电杰遭遇了严酷的刑讯逼供，在连续六天六夜的酷刑下，胡电杰迫不得已在办案人员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的“杀人行为”，并编造了杀人细节。2003年10月15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胡电杰死刑，不立即执行，同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胡电杰倍感冤枉，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04年5月，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下达一审判决，称“鉴于本案确无固定不变的直接证据”，维持原判。2004年12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重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一审判决，裁定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时，警方提交补充侦查笔录，根据胡电杰所供称“作案后先把刀子放在院门南侧的水道眼里”，经勘查发现，水道眼内的一块砖上有放过东西的痕迹。据此，2006年10月24日，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判决，胡电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同时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人经济损失19万余元。胡电杰仍坚持提出上诉。2007年10月16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三次作出终审裁定，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故撤销判决，发回重审。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于2008年9月不公开审理了本案，判决结果依然相同，胡电杰再此被判死缓。2009年8月10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第四次作出裁定，结论与上次无异。第五次审理时，濮阳市人民检察院以“事实、证据有变化”为由，决定撤回起诉。2011年1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终审裁定，准许撤诉。此时，距离胡电杰被抓已近9年。但撤诉不等于无罪，胡电杰离开看守所，是因此案“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的规定，经南乐县公安局决定，对胡电杰采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 案例中，胡电杰收到的四份死刑判决书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震惊，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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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制度的发展日益呈现出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总体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印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津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经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提倡依去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位，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禁而不止，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陨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及限制

与逃逸致死这两种相关行为连结起来分析,肇事是引起抢救被害人义务的先前行为(在法律将这种抢救规定为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这种抢救义务就是法定义务与先前行为义务的竞合),故意不履行这种义务导致被害人死亡时,无论肇事行为本身是否构成犯罪,行为人的责任大小,均可以成立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若只将其作为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在交通肇事行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认定上的困难。就这种情况的立法规定方式,可以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二是规定为特殊的遗弃罪。比较两者,规定为特殊遗弃罪较为合适。一是该种情况主观上为间接故意,且为不作为,其社会危害性比一般的故意杀人罪相对要小,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有可能会处罚过重;二是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只有在造成死亡结果的时候才可以成罪,未造成死亡结果就无法处罚,这就可能轻纵犯罪。若规定为特殊遗弃罪,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在我国,遗弃罪只是对具有抚养义务的人规定的犯罪,其保护客体是公民的受抚养的权利。而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遗弃罪具有更一般的意义,在有义务者的遗弃罪中,不管这种义务的来源如何,只要义务者不履行义务,而使被害人处于危险状态,其行为就构成遗弃罪,若引起死亡结果的发生,则构成结果加重犯。[6]这种立法方式有其合理性,对我国有借鉴价值。最后看第一种情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之后,为了逃避罪责或出于其他动机,发生犯意的转化,并在转化后的犯意的支配下,实施了作为或不作为的杀人行为,直接杀死被害人或将被害人移转至不易发现之处,其行为已经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犯罪构成,可以构成转化犯,直接按故意杀人罪处理比较合适。 通过以上分析再看我国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可以指出以下不足:行为上不分肇事与杀人,罪过上不分故意与过失,刑罚上的罪刑对应关系也难说科学,有必要予以修改。但在立法未作修改之前,仍应按刑法的规定处理,这就有必要尽快由司法机关作出司法解释,将第三罪刑阶段的主观罪过形式解释为兼含间接故意是比较合适的。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国明 论 刑 讯 逼供 的存 在 及 限 制 林 朝 晖 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多发生在公安、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过 程中。刑讯逼供素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刑法规定了专门的罪名,刑诉法也列有专条,然而,现实生活中,刑讯逼供现象又时有发 生,屡禁不止。 一、刑讯逼供的历史及与法的关系 (一)刑讯逼供的成因与历史 要分析刑讯逼供的成因,首先必须承认,刑讯逼供在客观上对侦查犯罪具有一定的价值。我们知道,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时态, 许多犯罪者又十分周密地对真相加以掩盖,使得侦查成为极其艰难的任 务,又因为犯罪者是第一手的、直接的行为人,其口供具有其它证据无 法替代的侦查价值和证据价值。因此,古今中外,口供无一例外地成为 犯罪侦查和审判中最受重视的证据。但是,犯罪人只要不是在犯罪时被 当场抓获,便抱着侥幸心理,能不招则不招,侦查人员则一筹莫展,怎 么办?人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弱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重刑之下, 必有口供。刑讯成为最简单有效的选择。 在很多情况下,通过刑讯的确可以使某些真正的犯罪人说出犯罪真相,或者提供有利于找出犯罪真相的线索,可以大大减少侦查所耗费的 时间、物力、财力。有时候,没有口供甚至完全无法侦破案件,这就是 [6]参见(台湾)林山田: 刑法特论 (下),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96~100页;(日本)前田雅英: 刑法各论讲义 ,东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8页。

论刑讯逼供罪

论刑讯逼供罪 【摘要】在传统文化思想、落后的侦查技术及不健全的制度体系的影响下，我国的刑讯逼供现象屡禁不止，它严重地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机关形象，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因此，通过对其的构成特征、成因及其危害的剖析，探讨刑讯逼供的防治措施，探索出一条遏制刑讯逼供现象并且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来，从而实现综合治理，保障人权，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体系。 【关键词】刑讯逼供原因危害防治 刑讯逼供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常见、危害最为严重的酷刑。它不仅有碍司法公正，极易导致错案，而且严重侵犯人权，危机到公民的合法人身权利和政治权利。及早地遏制刑讯逼供，不仅仅是我国司法制度体系的一种完善，更是对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种保障。 一、刑讯逼供罪的概念与基本特征 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职业心理和习惯的影响，在观念上一些侦查人员仍将犯罪嫌疑人视同罪犯，一旦发现某人有作案嫌疑，心理上即刻就产生了一种对立情绪。在以后的侦查活动中，他们就很难再将其视为一个无罪公民，给予其充分的权利保障，而容易实施一些非法行为使“客观”符合其主观认识，刑讯逼供就往往成为其达到此目的的“有效”方法。 （一）犯罪主体问题 本罪的主体位特殊主体，只有司法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即必须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具体是指公安和国家安全机关的侦察人员、海关缉私警察人员、检察机关的检察人员、审判机关的审判人员和监狱的监管人员。根据“两高”等有关部门所作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果劳教工作干警对被讯问的劳教人员刑讯逼供的，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犯罪主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逼取口供的目的，也有人强调本罪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但一般均认为是否实际逼出口供，供述是否符合事实，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不是为了逼取口供，而是出于其他目的，则不构成本罪。司法实践中有人主张，犯罪动机是“为公”的，就不应以犯罪论处；犯罪动机是“为私”的，才应以犯罪论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其实背离了本罪的立法初衷。设立本罪要保护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有公民的人身权利，又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即使犯罪动机是“为公”，如果采取刑讯逼供的手段，也正是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同样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罪。 （三）犯罪客体问题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也侵犯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此，本罪的客体应当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正常的司法活动。可是对于这一双重客体，何为主要客体，何为次要客体，理论界曾有相反的两种观点。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1]另一种意见认为本罪侵害的主要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 [2] （四）犯罪客观方面问题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司法工作人员借助司法机关的权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

制刑讯逼供的原理与机制研究发布日期：2010-10-27 文章来源：互联网 一、论文的研究背景 酷刑是反人类的罪孽，刑讯逼供是酷刑在现代社会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这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恶俗”与文明的理念和法治的精神格格不入，不断遭到抨击和诟病，反酷刑已然成为全世界共同发出的声音。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连接程序法、实体法与人权法的重要命题，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和国家权力的健康运转，关系到公正审判的实现和司法信仰的确立。为遏制刑讯逼供寻找良方不是一个新命题，但国际和国内的背景使得遏制刑讯逼供的研究具有了新的时代意义。 从国际看，911之后，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巨大压力下，在讯问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时被频频曝光的明目张胆的暴力和血腥令全世界愤慨，也使得刑讯逼供这一国际范围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而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公害”，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携手战斗的行列，纷纷制定或修改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反恐法制与人权保障问题亦在此改变中产生诸多争议，国家安全似乎成为刑讯逼供最为“安全”的一个借口。从国内看，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治理刑讯逼供刻不容缓。（1）司法现实和法治实现的需要。受历史文化、国民性格、法律制度、侦查力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刑讯逼供在中国尤为根深蒂固，成为阻碍中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顽疾。近年来，随着杜培武、佘祥林等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刑讯逼供更是被置于公共舆论的风口浪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在总结导致错杀和可能错杀的案件时发现其中多数存在刑讯逼供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明确将刑讯逼供列为侦查监督工作的重中之重。2009年以来，云南的李荞明、陕西的徐梗荣、江西的李文彦等一系列看守所、审讯室内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接连发生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公安部于2009年4月1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反腐倡廉建设会议，决心以解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非正常死亡和监管场所安全隐患等执法突出问题作为当年的工作重点，推进公安系统的反腐倡廉建设。刑讯逼供的治理显然是此项工作的重中之重。（2）遵守公约和履行缔约国义务的需要。1984年12月联合国通过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我国政府于1986年12月12日签署、1988年9月5日正式批准了该公约，同年11月3日，该公约对我国生效。由于“条约必须信守”原则是国际法的灵魂和基础，公约在效力上具有当然的权威性和合法性，我国理所当然应该履行缔约国的义务，恪守公约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时曝光的由刑讯逼供引发的冤假错案却不断地提醒我们反刑讯之路依然任重而道远。（3）保障人权和刑事诉讼法修正的需要。2004年我国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近年来，党和政府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等治国理念得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响应，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和人权保障事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而被称作“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在1996年修正运行了十余年之后出现了诸多问题，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列入修改日程，建立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机制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下，探究遏制刑讯逼供问题是一个刑诉法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纵观已有的研究资料，国内学者在遏制刑讯逼供方面的专门研究仍然有限。如中文著作方面，陈云生教授的《反酷刑——当代中国的法治和人权保护》和《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两本著作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反刑讯的理论研究不够深入；赵秉志教授的《酷刑遏制论》侧重于对实体酷刑的研究和探讨，而对程序酷刑（刑讯逼供）的遏制和预防机制涉猎较少；夏勇教授主编的《如何根除酷刑》和陈光中教授主编的《沉默权研究》都是论文集，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体系；靳学仁副教授的《刑讯逼供研究》对刑讯逼供的概念、历史、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与认定(初稿)

论“两高”司法解释下“刑讯逼供”的释义 与认定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的“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解释存在分歧，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对“刑讯逼供”的认定设置了过高标准，对“等非法方法”的解释进行了不当限缩，不利于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皆通过司法解释规定，认定“刑讯逼供”须使受害者“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却没有明确判定“疼痛或者痛苦”是否达到“剧烈”程度的标准，应当引入“客观标准”辅助“主观标准”对痛苦的“剧烈性”加以判定，减少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的理解分歧。 [关键词] 司法解释；刑讯逼供；剧烈；特殊标准；客观标准 期刊：法制与社会 作者简介：杨希奇，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263-03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刑讯逼供” 近些年来，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聂树斌案等刑事冤案纷纷浮出水面，不绝如缕，这些案件大多涉及刑讯逼供等非法审讯行为。因此，为有效预防、规制违法审讯行为尤其是刑讯逼供，从源头上杜绝冤假错案，建立并健全一套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已经成为法学学术界和实务界所共同关注的刑事诉讼程序改革重点。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3条只宣示性地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行为，但未明确采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法律后果和责任机制，故不具有实行性和可操作性。与该法配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虽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却又没有设计具体的排除程序，使得在实务操作过程中欲排除非法证据，根本不知“何以下刀”、“从何下刀”。为补缮程序疏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刑讯逼供危害性调查报告 在当前执法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行为屡禁不止,致人重伤、死亡的案件时有发生。近来，随着新闻媒体对司法工作监督力度的加大，特别是随着近几年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和警务公开制度的贯彻，一系列司法机关刑讯逼供、致人伤亡的事件被公开曝光。刑讯逼供如此难以禁绝的根源何在刑讯逼供到底有哪些严重危害为了禁止刑讯逼供，我们又该在立法和实践中采 取哪些措施本文将试图对此进行探讨。 一、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原因 (一)思想原因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存在都是有特定的思想和理念作为基础的。刑讯逼供之所以在实践中久禁不止，就是因为作为其基础的思想和理念还未能得以清除。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长盛不衰的思想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有罪推定的思想影响。封建社会实行纠问式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先入主地推定为有罪，这是刑讯逼供得以产生的思想根源，也是刑讯逼供至今仍然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刑事诉讼中,具体办案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对于有些案件情况的认识和推定在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产生先入为主问题,由此造成误

断、错判。当办案人员在收集不到其他证据可供查明案件真象的时候,往往凭着个人的认识和判断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作出符合自己判断的供述。当其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就会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老实”,并容易不由自主地进行程度不同的刑讯逼供。 再次是由于司法实践中的种种错误认识。这又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刑讯逼供必要论”,认为真正的犯罪分子一旦交待实际情况就会受到刑罚的处罚,因而没有一定的强制力量就无法迫使其交待罪行;二是“刑讯逼供利益论”,认为刑讯逼供虽会造成一定消极后果,如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可能造成冤假错案等,但却有助于迫使犯罪分子交待罪行,有利于侦破丛案、串案。只要没有造成重大人身伤亡,刑讯逼供是利大于弊的;三是“口供论”,认为在目前我国现有侦查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没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刑事侦查将很难进行。 (二)制度原因 相关制度规定不明是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盛行的现实原因。 首先是我国一直不承认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现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基本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原则,其最基本的功能就在于确认:在法院判决生效以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无罪的。既然是无罪的,侦控机关当然无权对其使用暴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1)

浅谈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张娜 【摘要】：刑讯逼供作为一种非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而被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不仅严重侵犯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威信，扰乱了社会秩序。本文从一起刑讯逼供导致的冤例出发，通过阐述刑讯逼供的社会危害性，从历史、立法、职业等因素以及审讯人员自身的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以及就如何通过加强宣传、完善立法、机制、优化职业环境以及提高司法机关人员素质这几方面遏制刑讯逼供发表了粗略的见解。【关键词】：刑讯逼供案例危害原因对策 培根说过：“一个犯罪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一个错误的判决确是污染了水源。”[1]同理，一个没有得到惩治的犯罪行为只会污染水流，而刑讯逼供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却是污染了水源。一个公正廉明的司法机关给民众的信心显然比靠大量存在着刑讯逼供的司法活动所给予的威慑更能够稳定社会。 一、简述及分析 2002年12月5日，商丘市赵作海因涉嫌杀害同村村民赵振晌，被商丘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3年2月13日，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做出裁定，核准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2010年4月30日，赵作海案的关键人，已经死亡十多年的“赵振晌”从外地返回赵楼村，2010年5月8日，经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省决定，宣告赵作海无罪，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5月9日，赵作海被无罪释放，至此，赵作海已整整服刑11年。[2] 赵作海案之所以成为冤假错案，在于案件审讯阶段，审讯人员对其使用了严刑逼供的方式使得赵作海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法律规定的一系列程序下，成为准罪犯，服刑11年。由此引发我们的深思，如果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赵作海死刑立即执行，那么即使案件在十年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赵作海的生命也无法挽回。刑讯逼供一方面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给受害者家庭带来了痛苦；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会引起群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危机，增加罪犯对司法机关的敌对情绪，不利于社会治安的稳定。因此，研究刑讯逼供的原因，制定相应的遏制措施就显得较重要。 二、刑讯逼供的危害 （一）在受审人员权利方面，刑讯逼供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定稿版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HUA system office room 【HUA16H-TTMS2A-HUAS8Q8-HUAH1688】

论刑讯逼供的危害、产生原因及预防对策 钟奕 摘要：回溯历史，刑讯逼供的现象都一直存在，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刑讯逼供都是合法存在的，虽然立法者深知历代治狱之冤滥，概出于酷吏刑讯之肆虐，并对之表示深恶痛绝，但是他们又感到舍此而别无他途，认为“拷囚乃不得己之事”，对之恋恋不舍。因而采取禁一面而开一面的含混态度，如此并不是真正禁止，只不过是期望有所限制而已。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原因，以及许多其他原因。而公安、司法机关应从刑讯逼供的本质原因入手，认清刑讯逼供的危害，提出预防其的相应对策。近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人权、法制等多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使刑讯逼供这一现象，得以有效的改变，正在向着好的方面发展。尤其是去年，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推出，尊重和保障人权越来越被立法者所重视，新增了不少条款以预防和惩罚刑讯逼供现象的产生和实施者。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刑讯逼供将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彻底消逝。 关键词：刑讯逼供危害产生原因预防对策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①或者变相肉刑①，逼取口供的行为。刑讯逼供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的行为。 ①肉刑是指直接作用于认得身体上，摧残人的肉体的拷问或制裁方法。具体方法有两种类型：一是行为人用自己身体的某一部位摧残被害人，如手打、拳击、脚踢、肘撞、膝顶等。详见《刑法学》第二十二章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二十条

论对刑讯逼供的控制与申诉途径

[收稿日期]2003-10-06 [作者简介]屈新(1966-),男,四川人,中国政法大学讲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韩阳(1977-),女,云南昆明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1 论对刑讯逼供的控制与申诉途径 屈　新,韩　阳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摘　要]我国对刑讯逼供没有规定具体的申诉及解决途径,这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不公和 对刑讯逼供控制的不力。应当建立一整套救济制度,为刑讯逼供受害人打开申诉之门。对此,应首先确立被告人提起申诉的权利,并参考国际上对酷刑申诉效果的有关规定,确定申诉的效果。 [关键词]刑讯逼供;申诉的权利;申诉的效果 [中图分类号]D91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314(2004)02-0067-05 刑讯逼供是指在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采取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的方法获取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口供的现象。在强调人权保障的社会,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破坏法治的,在各国的法律中都受到严格禁止。刑讯逼供这种取证方式,以强制手段逼迫一个人作自我归罪,而这种强制手段本身就是一种刑罚,这实质上是对一个刑事责任尚未最终确定的人施加的刑罚,根本违背了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除此之外,刑讯逼供最容易引发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被刑讯人的翻供。口供这一证据种类本身就具有易变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而刑讯逼供无疑加剧了这一特征,大量翻供现象的出现将严重影响程序的安定性。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刑讯逼供合法地存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令禁止刑讯逼供。刑法规定了刑讯逼供罪;刑事诉讼法中则规定了严禁以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此外,有关刑讯逼供的司法解释和公安部为此下发的通知都三令五申地禁止刑讯逼供做法。但是,刑讯逼供并没有走远,它仍然在我们的司法中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只是今天刑讯逼供的表现形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 是一种公开的肉刑,而转为秘密刑或变相刑讯,但其实质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还是以肉刑或变相肉刑的方式逼取被告人口供的做法。因此,有必要更深层次地探讨控制刑讯逼供的方式。 一、刑讯逼供于我国存在的原因分析 虽然我国刑法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刑事诉讼法也禁止非法取证,还有司法解释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我们仍然很难说这些规定对实际的刑讯逼供行为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就制度方面而言,笔者认为,由于缺乏必要的配套制度的支撑,这些法律无形之中成为具文,作用有限。 (一)就刑法中刑讯逼供罪而言,其法定刑与故意伤害 罪一致,为3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其实,刑讯逼供罪的实际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伤害罪,它不仅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也意味着一种有组织的暴力,是国家权力的异化,其结果直接破坏了政府形象和权威,加重对其处罚是完全合理,也是必要的,体现了国家从严治吏的政策导向。在这方面,其他国家如日本、法国都规定了重于普通伤害罪的法定刑。 (二)就刑事诉讼法而言,实体法的规定只是一种“应 然”,没有程序法的配套制度,这种“应然”很难化为现实

论严禁刑讯逼供的重要意义

论严禁刑讯逼供的重要意义 【内容摘要】 “严禁刑讯逼供”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为法律条文，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刑讯逼供的发生。但个别地方的公安、司法机关仍然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一些地方的问题还很严重，这有其发展的历史、社会原因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原因。在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今天，它是维护诉讼公正不可缺少的手段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艰巨任务。 “严禁刑讯逼供”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的刑事政策，也是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随着我国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这一政策被法律化而成为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为了确保其得到实际的遵守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问题是，尽管政策与法律明令禁止刑讯逼供，各级公安、司法部门，尤其是公安机关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加大了专项治理的力度，但是刑讯逼供的现象却屡禁不止，一些地方的问题还是十分严重，这与其复杂的历史、社会原因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原因。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注重人权保障的今天，严禁刑讯逼供，治理刑讯逼供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十分必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严禁刑讯逼供，是维护诉讼公正不可或缺的 《刑诉法》是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程序法，能否做到诉讼公正，关系到案件能否得到正确、及时、公正的处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司法工作者“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程序违法引起的侵权行为时有发生。 （一）、纠正依赖口供的心理，保证司法公证 办案人员在办理刑讯案件的过程中总认为有了口供好破案，能按图索骥收集其他证据；有了口供好定案，有了口供定案才能踏实。因为这种方法简单、省事，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导致部分民警认为刑讯逼供是办案的“绝招”、“捷径”。而现实中的无数事例已反复证明：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总祸根。众所周知的民警冯成军致死大学生一案，便是一例。案发当天，正值冯一人值班，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冯成军带头几名治安员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刚刚毕业两个月的大学生杨某

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应对策略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野蛮到文明不断进化的历程，而反映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正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臻于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其自身的变迁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近现代以来，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呈现文明化、民主化、科学化的世界性趋势。然而就在诉讼文明化日益得到彰显的今天，刑讯逼供这种古老而又野蛮的诉讼手段却在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禁而不绝，尽管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中废止了刑讯逼供，但在各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仍有大量的秘密刑讯和变相刑讯存在。如何通过对刑讯逼供的危害及其现实成因的透析，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已成为各国刑事法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高倡依法治国的现代中国，由于传统司法观念的影响以及现行法律制度某些方面的缺失，刑讯逼供现象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普遍，已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这就使得从理论上探讨、完善刑讯逼供的应对策略在当前的中国显得更为迫切。 一、刑讯逼供的危害 我们之所以从价值层面对刑讯逼供作出否定性评价，是因为刑讯逼供作为一种诉讼手段，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一系列基本价值目标和原则。 （一）刑讯逼供损害正当程序的价值目标 国家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初动机就是为了发现实体真实，即查明案件事实、惩罚犯罪，以正确实现国家刑罚权，维护社会安全，因而实体真实是一切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价值目标。但是任何一项法律制度所追求的都不会是单一的价值目标，而是一个多种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近现代人权思想的产生与发展已深深地影响到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取向，现代国家在设计和运作刑事诉讼制度时，不得不更多地关注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保障。在此基础上，现代刑事诉讼理论提出：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是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双重价值目标。 正当程序作为刑事诉讼制度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其基本的涵义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在追究犯罪、惩罚犯罪的刑事诉追活动中，必须遵循正当、合理的法律程序；其核心理念在于限制国家权力，防止国家司法权力的滥用，保护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根据正当程序观念，刑事诉讼不仅应追求结果的公正，而且应注重过程的公正，即程序正当；它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程序必须最大限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二是程序必须人道。一项刑事诉讼程序即使有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如果它本身在运作过程中有违理性、不人道或有损人的尊严等，那么这样的程序仍然不是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的法律程序本身必须有助于实现理性、人道、尊严等“善”或曰价值。刑讯逼供作为一种极端的诉讼手段，尽管其在某些情形下采用可能会有助于实体真实的发现（但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但这是以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为前提和代价的，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摧残折磨有悖于程序的人道性，不符合正当程序观念的要求。不管刑讯逼供在现实的司法背景下是以秘密刑讯还是以变相刑讯的形式存活，都是对刑事诉讼追求正当程序这一价值目标的极大损害。 （二）刑讯逼供妨害实体真实的发现 可以说，长期以来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禁而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司法官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