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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差别

城乡差别

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简称。指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关系上的不同和差异。城乡差别随着社会分工、阶级分化和城市的形成而产生。城市和乡村的分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私有制社会中表现为对立关系,一般集中表现为城市统治阶级和乡村劳动群众之间的对立关系。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私有制社会的城乡对立,加强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但是由于乡村落后于城市的历史原因,两者在生产水平、经济收入、文化水平和生活条件等方面还存在着本质差别。在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实现,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本质差别将日渐消失。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差别影响最深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总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但近年来,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如由垄断产生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城乡二元分割、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这些现象是因为相关制度安排还不完善而产生的,可称之为收入分配领域的“三大差别”,即行业差别、制度性城乡差别、非法非正常收入导致的差别。

行业差别导致的收入差距,城镇居民感受最直接、最明显。近20年,我国行业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成为我国居民整体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电力、金融、通讯等垄断行业的最低收入,也要高于竞争较为充分的纺织、机械等行业的平均收入。这意味着不同劳动者仅仅因为所在的行业不同,收入就可能相差几倍。问题还在于,劳动收入差距仅能解释行业收入差距的较小部分,行业间的利润差距更为突出。一般来说,行业利润差距的来源可分为两类,其中由行业间技术进步与创新水平和速度的差异所导致的行业收入差距,具有合理性和积极意义;而由行业垄断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就不具有合理性,而且长期来看会造成社会福利的重大损失。目前我国的行业利润差距主要源于后者。因此,应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深化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城乡差别导致的收入差距,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最大。在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中,城乡收入差距一直是主要构成部分。2002年以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等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的实施和城乡人口转换对收入差距拉大抑制作用的显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渐趋稳定,但要真正转为下降仍需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我国城乡差距较大、农村经济增长相对较慢、城乡人口转换不畅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而主要症结在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其上附着的各种福利差异。这些制度性因素限制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制约了农村居民收入提高。这种源于制度性安排的城乡差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所论及的城乡差别是不同的。消除这种城乡差别的根本措施,在于加快改革城乡二元分割的不合理制度。

非法非正常收入导致的收入差距最不合理,群众反映更为强烈。客观地讲,非法非正常收入的存在是每个经济转型国家都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对此,需要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来加以克服。这样,才能推动经济发展走上健康稳定的轨道,避免因各种矛盾累积而患上“拉美病”。

可以看出,收入分配领域的“三大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改革不到位、制度安排不合理,与传统的三大差别主要是缘于生产率差别有着本质不同。当前,解决居民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必须着力消除这“三大差别”。

缩小行业收入差别,关键在于抑制部分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其主要途径有:降低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积极引入市场竞争;依据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和福利总额制定适当上限;对垄断利润征收更高比例的税收。

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当务之急是推进户籍制度及相关改革。一是积极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流动和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与不合理限制,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着力改善城市中农民工子女的就学条件;三是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四是贯彻落实中央各种反哺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措施。

消除或取缔非法非正常收入,关键在于继续推进制度改革和体制创新。这包括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进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改革等。

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十二五”时期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民生事业和社会管理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十一五”时期,我国在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指导思想方面,以人为本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公平正义正在成为评价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准,人们对于发展的主观感受越来越受到重视。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覆盖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体系逐步建立,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稳步推进并有望提前完成预期目标。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正成为各级政府转变职能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理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在各地普遍实施,包括广播电视、高等教育等在内的混合公共服务的改革和创新稳步推进。在收入分配方面,相关问题诉诸媒体,研讨于会议,酝酿于政策,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政策呼之欲出。在社会管理方面,社会管理理念不断创新,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不断深化,社会秩序不断得到加强。这些,都为“十二五”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建议》,“十二五”时期要把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为目标,大大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进一步理顺个人、企业和政府的分配关系,加速慈善事业和志愿服务事业的发展,力争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上有更大突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构建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力相协调的和谐关系,真正建立起覆盖全民的社会安全网,保护人民群众的社会权利;以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加速扁平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给人民群众提供更多的便利性,不断扩大基层社会就业;加大社会管理力度,完善社会管理体制,提高各级政府社会管理能力和水平,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管理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更加祥和的生活环境。

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在公共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权威。“十二五”时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三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纳入政策考量。它们分别是:夯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基础,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更大程度上成为中央政府缩小全国范围内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宏观社会政策,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及早解决公平与效益的关系问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其实质来说是财政体系建设问题,这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得到明确的阐述。这个战略思想出台伊始,通过强调服务的均等化来解

放思想,贯彻公平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也非常有意义,目前看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随着公平理念深入人心,在各地区的政策中逐步得到体现后,必须及时考虑均等化的财政体制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各个国家在提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时多强调财政能力或需求均等化。这主要是,即便是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也要通过财政能力均等化来实现。因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提法上更具有战略意义和政治意义。财政能力均等化才具有政策意义和操作意义。不论在何种意义上,财政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手段。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政策和手段放在中央政府在公共领域的宏观调控层次上加以认识。宏观经济调控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这个已经没有疑问。在公共和社会领域,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考虑得还比较少。其实,可以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中央政府在公共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宏观调控政策,作为解决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社会差别等重大问题的手段之一。如何制定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社会差别的宏观公共或社会政策,应当成为“十二五”时期宏观公共或社会政策的突破口。从国际经验来看,各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并不一帆风顺,遇到了不少问题,有些值得我们借鉴,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十二五”时期,要通过进一步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积极发展混合公共服务等来进一步推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和居民延伸,真正实现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使人民群众满意,使全社会满意。

促进就业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要把完善收入分配体制和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为促进“十二五”时期社会公平发展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要在高度关注个体之间、个体与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的同时,高度关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问题。“十二五”时期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进入丰裕阶段面临的新问题。我们需要提升到这样一个层次来认识社会公平发展问题:中国发展失衡由于内部差异巨大而变得较其他国家复杂得多,这也是人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看得不很清楚的地方,加之中国的宏观政策一开始就没有设计好实现这种平衡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即在经济启动初始,没有设计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失衡的解决方案;在经济启动并取得长足发展之后,没有解决好、甚至没有认识到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也需要平衡发展。如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说:“我们在满足自己对私人产品的欲望时毫不吝啬,这几乎是不明智的,而在公共产品方面极端克制,这也很不明智。”明智的办法是把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作为“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国民收入分配不仅发生在企业和个人之间,也发生在区域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要通过政府间的转移支付来弥补,在国际上人们将其称为财政均等化过程。因此,“十二五”时期推进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必须加速财政体制改革。

在完善收入分配体制问题上,要直面深层次问题,不回避发展难题。一是设计体现社会公正的分配方式,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的确需要大智慧。中国应当把改革和完善市场体制和机制作为实现公平与正义目标的基础。二是在这个问题上要首先走出对所有制理解上非私有制即公有制的怪圈,探索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在这一点上,世界各国有关公益产权、社区所有制、员工所有制等等的探索值得我们借鉴。要把对资产占有的设计和探索作为解决当代社会问题的方案和手段。三是要深入研究贫富差距和分配体制问题,必然会碰到诸如所有制、市场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职能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这些都需要认真研究和对待,决不能回避。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

社会保障体系是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人民福祉的基础性工作。“十二五”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中央政府应当更多集中在标准制定和转移支付体制的建设与完善上,通过标准制定确保均等的技术和要求,通过建设和完善转移支付体制确保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通过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促进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趋向更加合理。从更高层次上说,“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的中心工作,应当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为切入点,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来展开。通过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供给来进一步改善民生,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通过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来进一步完善政府间关系、转移支付体制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要在强化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的过程中,以提高基层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为目标设计基层人事体制机制,积极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引导各类人才到基层工作。在推进农村新型社会养老保险过程中,要采取有力措施推进参保登记与缴费和建档管理同步进行;加强金融网点建设,实现养老金及时便利发放;大大提高试点县信息化建设总体水平和新农保业务信息化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年轻人的参保积极性。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要把为全体居民创造一个祥和有序的社会环境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处理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突发期的各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十二五”时期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全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也是衡量党和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要动员社会组织来治理社会。当政府对于一些公共事务失灵或无力治理时,比如当超出政府管辖、政府能力有限或政府没有兴趣去处理一些公共关心的问题时,要发挥治理的独立作用。重视公众利益并不意味着要约束政府。必须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网络管理不要仅仅停留在如何防治网络导致青少年犯罪这样一个层面上。全球互联网系统下的个体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既可以形成虚拟组织,也可以单独成为主体,又可以迅速形成实体社会组织;在扁平的互联网系统中,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获得巨大便利性;跨国界的卫星电视频道造成了跨国界的收视群体,也造成跨国界的文化传播、文化认同。必须在这样一个层面认识“十二五”时期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发生在个体身上,出现了社会学意义上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失灵。用社学家蒂法妮·萨帕塔-曼席拉的话来说就是,“个人的生活的确取决于他(她)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与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利益协调机制、表达和沟通机制。要进一步完善个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这个环境首先是他(她)的家庭、邻里、工作环境,其次才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和谐的社会秩序建设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

在完善社会管理上,要特别重视认同的力量。文化是人类强大的黏合剂,因为交流是文化的本质,只有交流才能培养人们的认同和社区感,产生人们共同的情感和行为,发现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感觉。从原初文化衍生出来的其他因素,也决不能忽视。凝聚共识,建设强大社区,需要用创新的思想和理念去思考问题,以更大的智慧去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当前提高农村人口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探讨

摘要: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自1978年以来,国家在对农村政策和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性调整的基础上,贯彻“优先发展农业,搞活农村经济”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加快农业发展

的措施,迅速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有效政策措施促进包括基层政权组织的精简高效为目标的深化改革,创新经营体制,破除各种压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障碍,理顺城乡、生产流通等各个方面的关系,保证农业专业化规模化商品生产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必须面对近几年矛盾日益尖锐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

关键词:农村人口城乡差距生活质量农民生产积极性基层政权组织农业大国农村政策从实际出发农业专业化经济体制

对城市化与缩小城乡差距的认识

摘要:我国正在致力于构筑一个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要正确处理增长与分享的关系,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否则,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我国近13亿人口中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因此,能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对我国构筑和谐社会至关重要。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让广大人民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认为:一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使社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只有存在着普遍分享时经济增长才等同于发展,否则,就是“有增长无发展”。发展经济学重视大多数人普遍分享的意义,主要源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经济实践: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由于片面追求“自由经济”而忽视了社会的利益均衡和广泛分享,从而导致了近一半人口的贫困化。此后,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有关于广泛分享的问题。拉美国家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也无论是一个国家处在经济繁荣或经济衰退过程时,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被少数人分享,社会财富只被少数人拥有,都将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埋下隐患,并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和巨大的成本。

目前,我国正在致力于构筑一个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更应该汲取拉美国家的教训,不能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要正确处理增长与分享的关系,使经济增长的成果惠及大多数人,否则,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有可能导致社会的失衡甚至出现严重的社会动荡。在我国近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居民住在农村,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左右。因此,能否切实提高农民收入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对我国构筑和谐社会至关重要。但是中国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差悬殊,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相差悬殊,未来农村的土地比现在更少,资源更紧张,而且就农业而言,大半摆脱不了小农经济,农村人口的未来将更加艰难。

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从横向的比较来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尼日利亚等落后国家。从纵向的发展来看,尽管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了快速的提高,但在大多数省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

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抓住这一关键时期从而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距显得尤为重要。我认为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是缩小城乡差距并让广大人民来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举措。

二、我国的历史状况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为重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发展服务的。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推行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可能依靠市场来引导资源配置,因此必须通过计划分配的机制把各种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优先次序进行配置。由此,以资本和劳动为代表的资源或生产要素,既无必要,也不允许根据市场价格信号自由流动。因此20世纪50年代这种发展战略格局确定下来,一系列相关的制度安排把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按照地域、产业、所有制等分类人为地画地为牢,计划之外的生产要素流动都是不合法的。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就业是国民经济发展长期、中期乃至短期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力的配置不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而是人为的安排,更严重的是把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分隔开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口的城乡流动和自由迁移是不受限制的。1949—1957年期间,市镇人口增加的总量中70%—80%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构成的,与当时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情况相类似。然而,为了保证农村中有足够的劳动力生产农产品,同时也为了把城市里享受低价格农产品的人数限制到最少,需要设立一些制度约束城乡人口及劳动力的流动。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定在全国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从此形成了几乎延续至今,阻碍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框架。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基础设施、商业服务等多方面的建设需要雇用大批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成本过高的压力下,招聘工资成本低下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就成了许多企业的最优选择。因为城市并未将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范畴,他们被看作“体制外”的人,其就业形式主要是合同工或者是无任何合同的“工人”,所以其就业属于准就业,而其失业显然也属于准失业(其家乡尚有一块属于他承包的土地)。农民工的大量进城,虽然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但其边缘化的工作方式和生存方式,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城市化。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但与工业化的迅速发展相比,我国城市化仍严重滞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速度相对缓慢,城乡分割的体制还没有冲破。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只不过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吸纳有所增强。原因在于农民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与国家进行“谈判”,究其原因是隐藏在背后的城乡分制的利益之争。

三、应采取的措施

(一)把逐步取消城乡分割体制、加快推进城市化提升为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核心战略,充分认识其重大意义,尽早形成真正到位的基本共识。现行仅覆盖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制约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要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全国统一、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现行城镇居民享受的社会保障扩大覆盖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用人单位使用农村劳动力,必须依法按规定为其缴纳社会保障金。

(二)今后的中国城市化必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推进,并辅之以必要的政府调控和城市规划。不应人为设计和强制推行任何具体的城市化道路,无论是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还是以大城市或中等城市为重点的城市化道路。摈弃体现计划经济思维方式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必须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化的速度快慢、各类城市的规模大小、数量多少、地理布局和城市体系的结构。

(三)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农村集体土地不仅是农民获取收入的主要生产资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农民的社会保障。目前,农民无法从“土地城市化”,即土地产权转让和土地用途变更中得到足够的收入,失地农民缺乏进入城市定居的生活保障或创业资本。要进一步深化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改革,为农民进城开辟创业资本和社会保障资金的渠道。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保障承包方不仅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且拥有承包期间内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处置和得到收益的权利。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改变农村集体土地变更用途要先通过政府征用、使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再有偿转让给开发商的办法。各级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不再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转让中获取中间收入。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承包方可以自行决定转让对象,包括转让所在集体经济组织以外任何组织或个人。

实现我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应当遵循规律,不要人为的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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