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上半年国际形势特点
20国集团或者廿国集团，又叫G20（the G roup of 20）是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于1999年12月16日在德国柏林成立，属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由八国集团（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加拿大、俄罗斯）和十一个重要新兴工业国家（中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南非、韩国和土耳其）以及欧盟组成。按照惯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列席该组织的会议。廿国集团的GDP总量约占世界的85％，人口约40亿。创立20国集团的建议是美国等西方7个工业化国家的财长们1999年6月在德国科隆提出的，目的是让有关国家就国际经济、货币政策举行非正式对话，以利于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的稳定。20国集团是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非正式对话的一种机制，旨在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有关实质问题的讨论和协商奠定广泛基础，以寻求合作并促进世界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2010年上半年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
2009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变化最大的一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苏，风险犹存；世界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序幕拉开，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突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并存，国际安全形势出现新动向；主要大国和新兴力量抓紧调整内外政策，综合国力竞争更趋激烈；金融危机引发思想领域大反思，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呈现新特点；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一、深刻认识全球经济出现企稳回升迹象，但复苏基础不牢，不排除出现新的动荡和反复
金融危机的负面深层影响继续在全球经济领域显现。受金融危机拖累，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同步陷入衰退，大多数国家经济均遭受不同程度冲击，全球陷入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衰退，2009年成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经济首次出现负增长的一年。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作用下，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好转迹象，主要经济体探底企稳，但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攀高，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峻，以及迪拜及希腊债务危机等都一再表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复苏艰难，风险犹存。主要表现在：在虚拟经济领域，全球金融体系结构性缺陷尚未得到根本性治理，新的监管机制和交易规则尚未建立，美国的金融衍生品仍在继续泛滥，这些金融风险有可能引发新一轮金融动荡；在实体经济领域，美、欧、日经济虽止跌企稳，但不确定因素仍多；在国际贸易领域，受流动性增多、美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大宗商品以及黄金等贵金属的价格快速上涨，发达国家消费疲软，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对国际贸易发展和世界经济复苏都将产生不利影响。总体上看，世界经济好转的基础并不牢固，推动世界经济全面恢复增长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二、深刻认识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国际体系变革深入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使新兴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新的消长变化。美国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被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拖累，软硬实力明显受挫。欧盟、日本困难重重。新兴大国虽受一定冲击，但总体上仍能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凭借后发优势，新兴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新的驱动力和增长点，联合自强意识增强，中俄印、“金砖四国”、发展中五国等合作机制不断发展，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种种弊端，引发国际体系的深刻变革，国际力量消长变化成为国际经济体系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将发达国家5%的份额和3%的投票权转给发展中国家。二十国集团（G20）峰会迅速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平台。发达国家越来越难以垄断国际事务，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越来越离不开新兴大国的参与。
三、深刻认识“后危机时代”国际竞争的态势，把握各大国对外政策走向
为着眼于“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竞争，各大国加紧调整各自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抢抓战略制高点。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主打“变革”旗帜，对美国对外政策进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幅度调整：重视运用“巧实力”修复美国形象，高度重视经济金融外交，积极推动和主办G20金融峰会，要求各国在刺激经济增长方面与美国协调行动，但在美元地位等问题上坚持既有立场；推行全面兼顾的地缘战略，出台从伊拉克撤军计划以及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新战略；进一步巩固跨大西洋关系，“重启”美俄关系，加强美印合作，取悦伊斯兰世界，调整对伊朗和朝鲜姿态。美国外交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际关系中的紧张状态，有利于大国加强沟通协调。但美国战略目标仍是防范遏制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千方百计维护自己一超独霸地位。
俄罗斯对内积极消弭危机影响，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整顿经济秩序，对外致力于加强和改善与各方关系。欧盟推动完成《里斯本条约》批约进程，一体化建设取得新进展，对外积极参与国际议程和国际规则制定。日本民主党首次上台执政，倡导“友爱外交”，倡建“东亚共同体”。总体上看，大国间维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框架，同时利益联系更加紧密，合作、协调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四、深刻认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准确把握国际安全形势与地缘政治的新动向
在传统安全领域，核安全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显著前移，朝鲜再度核试验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伊朗核问题形势逐步升级。“三股势力”活动猖獗，为祸于我国和周边。阿富汗、巴基斯坦安全形势严峻，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美国和北约驻军穷于应对。海洋、极地、外空、网络争夺愈演愈烈。美、俄、英、法等国在削减核武库的同时，纷纷研制和改进战略核武器，以确保核威慑继续有效。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升温，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头号焦点问题。甲型流感发展成全球性“大流感”，公共健康安全问题突出。国际粮价暴涨暴跌，危及粮食安全。世界正进入水资源严重短缺时代，水安全问题彰显。
面对全球性挑战，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应对，“同舟共济”成为各方共识，各国积极沟通协作，多边外交空前活跃。同时，各方也从各自利益出发，展开了复杂激烈的斗争。排放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内部斗争激烈。美欧日竞相抢夺气候变化主导权，实施雄心勃勃的绿色经济计划，推动形成“碳减排”、“碳关税”等规则，谋求抢占新经济先发优势。
五、深刻认识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大国迈进，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
一是大力开展峰会外交，推动国际体系改革进程。中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各类多边峰会，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和地区性问题和挑战，取得显著成果，有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充分展示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
象。二是全力开展经济外交，服务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三是推动中国与其他大国、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整体迈上新台阶。中美关系打破每逢美国总统易人、两国关系就起波折的“怪圈”，双方共同努力建立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不断加强。中国同欧盟机构和欧洲大国的合作得到加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在日本新政府执政后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亚洲地区事务上的合作空间不断扩大。中国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合作深入推进，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协调合作不断加强。四是大力加强安全、公共、人文等领域外交。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中国积极同西方、穆斯林国家和周边国家沟通对话，赢得国际社会广泛理解和支持。中国坚决打击和遏制“藏独”等势力在国际上进行反华分裂活动，就某些国家领导人会见达赖的行为进行严正交涉和斗争。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第62届世界卫生大会等涉台外交问题，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积极势头。
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在吸引全球关注目光的同时，也处于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
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空前复杂、多变，机遇挑战并存。一是金融危机后遗症频仍，我经济发展形势趋于严峻。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涉及我国的贸易摩擦增多。二是全球性挑战直面而来，外交新课题不断增多。既有“绿色新政”、低碳经济、新能源、“无核武世界”等新问题，又有国际体系改革和全球治理等新挑战，既有发展理念和模式之争，又有新经济发展制高点之争。三是周边不稳定因素增加，我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堪忧。我周边热点问题四起，大国纷纷插手，牵动地区安全形势。巴基斯坦、缅甸、朝鲜等局势变数增多，美国将反恐重心转向阿富汗，域外大国染指我南海事务，南海问题解决更趋复杂化。我与西方围绕“软霸权”的斗争和较量趋于长期化，坚决打击“藏独”和“东突”分裂势力、着力维护与穆斯林世界的传统友好关系，是我外交工作的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