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敬言

晋朝思想家，他的“无君论”思想，部分内容保存于葛洪《抱朴子·诘鲍篇》中，他认为古者本无君臣，如“天地之位，二气范物”，“本无尊卑”。当今人民食不充口，表不蔽身，犯上作乱，理所当然，祸乱之源在于“君”。只有破除苛政严刑，繁徭重赋以及所有“隶属役御”关系，踏平这些“陷阱”。推倒“君”的无上尊严，方能“任之自然”，自得其乐。此种“无君”思想虽渊源《庄子》，却在玄学泛滥中放一异采，闪烁着朴素唯物论的光辉。


鲍敬言在《无君论》里，从三个方面详尽阐述了“无君”思想。

首先，鲍敬言认为，君臣不是有史以来就有的，原始社会就没有君臣之别。他说，远古时代，没有君臣上下的区别，没有私心邪念，没有荣辱之分，没有战争祸乱，也没有严刑峻法，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怡然自得，过着平等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理想模式，人类应当重新回到这种“无君”的社会里去。

那么，君君臣臣的社会差别是怎么出现的呢?在这个问题上，鲍敬言认为历代统治阶级宣扬的“君权神授论”，即君主的权力和地位是上天授予的观点，是他们捏造出来的骗人的。他相信，君臣之道的出现，是社会生活中人们弱肉强食，互相欺诈，奴役造成的，与天命神意毫无关系。

其次，鲍敬言强调，君臣之道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是造-类社会一切罪恶和祸乱的根源。为了增强说服力，他列举了许多事实，反复予以论证。

在他看来，君主出现以后，不仅聚敛民财，造成老百姓生活贫困，产生了专门残害良善之人的严厉刑罚，使老百姓在困苦之中备受煎熬，而且带来了攻伐战争。老百姓本来就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过着穷苦的生活，自从有了君主。老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他把君主和其他统治者比作吃鱼的水獭和吃鸟的飞鹰，自己不从事艰苦的劳动，靠掠取别人的劳动果实过着享乐的生活。与君主过着穷奢极侈生活的同时，老百姓为沉重的赋税、徭役折腾得苦不堪言，不仅田里的庄稼无法耕种，粮仓空虚，就连正常的家庭生活、家人安全都无保障。忍无可忍之际，老百姓只得铤而走险，君主遂用残酷的刑罚加以制止，不惜剜心割肉，疯狂肆虐。这还不算，君主为争夺权力财宝、领土城池，经常发动战争，劲管坚甲、利矛厚盾相互攻杀，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漂杵，成千上万的人无辜毙命的人间惨剧！可以说，鲍敬言对君主统治之危害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

最后，鲍敬言断言，即使君主再英明，也不如无君无主。他指出，假如有个君主，能够把巧取豪夺得到的钱财拿

点出来分给众人，把坚兵利甲收藏起来，自己也有所克制，而不过分讲究豪华排场，大家就认为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君主了。其实．君主这样做，只是很可怜的一点让步，就好比强盗少抢一点，就算是善心大发了。这同君主出现以前没有战争、没有剥削现象相比；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的这一认识尤其难能可贵。因为封建文人历来推崇、美化那些所谓英武贤明的君主，以此蛊惑民心，让他们接受君主的统治。鲍敬言能够比较彻底地把包括“贤明”君主在内的所有君主都给予否定，自然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思想贡献。

鲍敬言的《无君论》，就是这样通过描绘没有君主的理想社会模式，说明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揭露了君主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君主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不管君主多么贤明都不例外。鲍敬言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能够不畏强权，不避风险，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反对君主统治和剥削，主张人人平等，消除等级压迫，消除战争动乱的呼声，反映了战乱时代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利益，是一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无君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鲍敬言的“无君”思想不可能是科学的。他对君主的否定和抨击，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着偏颇之处。如看不到不平等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而把它归咎于君主的出现。他不仅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生活在老庄思想盛极一时的晋代，在思想上不能不受其影响，表现在老庄的虚无主义和倒退的历史观被他吸取作为无君论的思想要素，使得他不可能对“君”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总代表的评价。尽管如此，他的《无君论》无疑肃掉了封建君主头上那层神秘的灵光圈，在我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灿烂的一页。


《无君论》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鲍敬言的*和伦理思想。顾名思义，这篇杰作就是围绕“无君”思想展开的。本来，君权神授、君权至上是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思想的核心内容，尊君忠君是当时通行的*准则和道德规范。然而，魏晋时期，由于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政变频仍，战争不断，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百姓怨声载道；特别是经过汉末农民大起义的打击，神圣不可侵犯的王权以及忠君思想遭到了空前的冲击。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提出“无君”思想，力图否定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权的不可动摇性。比如，阮籍就曾愤然指出：“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

…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把盗贼肆虐、天下混乱归罪于“君臣之道”的出现，归罪于君主及其帮凶的统治。鲍敬言的“无君论”，就是在继承前人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在现实条件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比起前人，他的“无君”思想更系统更深刻。


鲍敬言的《无君论》，就是这样通过描绘没有君主的理想社会模式，说明君主不是从来就有的，揭露了君主的出现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从而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没有君主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不管君主多么贤明都不例外。鲍敬言生活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能够不畏强权，不避风险，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反对君主统治和剥削，主张人人平等，消除等级压迫，消除战争动乱的呼声，反映了战乱时代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和现实利益，是一位值得我们后人敬仰的思想家。他的著作《无君论》在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鲍敬言的“无君”思想不可能是科学的。他对君主的否定和抨击，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存在着偏颇之处。如看不到不平等是由私有制造成的，而把它归咎于君主的出现。他不仅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生活在老庄思想盛极一时的晋代，在思想上不能不受其影响，表现在老庄的虚无主义和倒退的历史观被他吸取作为无君论的思想要素，使得他不可能对“君”的出现及其历史意义进行全面的分析，总代表的评价。尽管如此，他的《无君论》无疑肃掉了封建君主头上那层神秘的灵光圈，在我国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灿烂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