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之琳的爱情书写与女性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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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的爱情书写与女性想象

作者：汪云霞

来源：《读书》2014年第01期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中，卞之琳的诗以客观冷静、富含哲理见长，因此被称作新智慧诗或主知诗。他曾被闻一多夸作是不写情诗的诗人，卞氏也坦言：“我在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但事实上，卞之琳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七年间创作并于一九三七年编订成册的《装饰集》却显示出深厚的个人情感色彩。诗人将这本并未单独出版的诗集赠送给“友好中特殊的这一位”、“不平凡的当年同辈女友”——张充和女士。这部诗集中充满大量丰富的爱情描写和女性想象，它一方面是从男性抒情主人公的视角来表现女性，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以女子的口吻展开叙述。相比之下，后者显得更加意味深长。身为男性作者的卞之琳，为何要在情诗中借女性的身份来说话？这是否潜藏着他某种特殊的心理动机？这种女性想象有怎样的艺术特征，它与诗人的现实情感境遇之间有何关联？如果说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双性人格理论不仅揭示了人的男女双性化倾向，还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方向与理想，那么，从这一理论来看，卞之琳的爱情诗歌无疑体现出一定的双性人格特征。无论是代拟体的诗歌形式，还是诗歌的意象与场景、话语方式与情感特质，都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与气质，蕴含了诗人丰富的女性想象与美好的爱情理想。这种女性想象与爱情理想虽然只是对现实中未被满足的愿望的幻想，诗人却借此不仅实现了自我的情感救赎，还创造了一个具有独特艺术魅力与现代精神旨趣的诗歌典范。

双性人格（Androgyny，又译为双性同体，雌雄同体）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雌雄同体不仅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出现在宗教神话和文学艺术等各类文化作品中。现代医学、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等研究表明，人的情感具有两性化倾向，每个人都或隐或显地具有某些异性的特质。正如荣格所言，“不管是在男性还是在女性身上，都伏居着一个异性形象”。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卡罗琳·海布伦曾经考察和分析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学中大量的未被注意到的双性人格现象，认为西方文学中存在一条双性人格的暗流。如酒神狄奥尼修斯，悲剧英雄俄狄浦斯，《圣经》中的亚当，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异性双胞胎，以及现代文学中男女作家笔下的女英雄，无不充满双性人格的隐喻色彩。而布鲁斯伯里团体中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更是双性人格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在伍尔夫看来，超越或男或女的单向性，实现双性人格写作，才是最佳状态。“在脑子里，男女之间一定先要合作然后创作的艺术才能完成。”通过大量的经典作品分析，海布伦指出，男人/女人、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两组不同的概念，男人可能兼具女性气质，女人可能兼具男性气质。双性人格要求人们从僵化的男性与女性的性格特质中解放出来，男性不再拘泥于强壮、主动、理智、积极等性别模式，他可以是温柔的；而女性也不再拘泥于软弱、顺服、感情用事等模式中，她可以是积极主动的。只有当人从性别两极化的羁绊之中解脱出来，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性别角色与行为模式时，男女双性之间才有和解与和谐（Carolyn Heilbrun， Toward a Recognition of Androgyny， New York：Alfred A Knopf， 1973， pp.xi-x）。当然，双性人格不是中性化或无性化，不是消解差异或单向渗透，而是双性间的开放性与对话性，是自由选择的最高完美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