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时期文献

元朝时期文献（1271-1368）

文本文献

1、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伊利汗国的诸王阿巴哈汗（Abaqa khan）、阿鲁浑汗（ArGun khan）、合赞汗（Qazan khan）、完者都汗（+ljeyitu khan）等于1267（或1279），1289，1290，1302，1305年分别致罗马教皇和法国国王的外交信函，这五份蒙文信函今分别收藏于梵蒂冈档案馆和法国档案馆。

2、《亚历山大传奇》（Sulqarnai-yin tu G uji），吐鲁番出土蒙古文残篇13叶，被认定为十四世纪初从波斯文译成蒙文。今收藏于德国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图书馆。

3、蒙汉文对译《孝经》（takimda G u nom），大德十一年（1307）木刻版。今原件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4、吐鲁番发现的蒙文文书

从新疆吐鲁番发现的蒙文文献是在德国人几次远征吐鲁番考察过程中获得的。这些文献是于1902-1914年间由德国柏林民族博物馆以及后来的普鲁士科学院吐鲁番委员会先后组织了四次考察队派往新疆吐鲁番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所得的蒙文文献。通过四次挖掘共获得105张蒙文文稿，其中大部分是元明时期的文书之类。自从艾里希·海涅什（Erich Haenisch）1959年发表了《柏林吐鲁番文集》（Berliner Turfansammlung）中的大部分蒙文文献影印件以来其中的许多残页被欧美各国和蒙古国的蒙古学家们研究整理过。其中1993年蒙古国的策仁索德纳木（D.Cerensodnom）和德国的陶贝（M.Taube）合作刊行的《柏林吐鲁番文集中的蒙文文献》成为最新的，最完整的研究著作。

从吐鲁番发现的文本文献除了《亚历山大传奇》以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吐鲁番文献中的统治中亚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1221-1508)的后裔秃忽鲁帖木儿（TuGluGtemUr, 1346-1363, 中亚文献中出现的蒙古斯坦（Mogolstan）的第一代汗）于1352年给河中三个地域长官们的一份令旨（Uge, 共9行字）；于1348或1360年派往大臣也先到高昌地区办理公务的令旨（共16行）；于1353年派遣孛罗海牙（Boladqay-a）为首的使臣等到某地接纳使臣所需物品的令旨（共12行子）以及秃忽鲁帖木儿之子亦里牙火者（Ilasqoja, 1363-1370在位）于1369下达篾儿乞惕将军的有关豁免民户赋税的圣旨（jarli G，共20行）；还有给印度斯坦使臣的羊年圣旨（共17行）；察合台汗国第14代汗怯别（Kebeg., 1318-1326）于1326年颁发黑色印章的解救赔款令旨（共10行）；第21代汗也孙帖木儿汗（1338-1339在位）给驿站的圣旨（共14行）等文书都是盖有红色印章或黑色印章的完整的畏兀体蒙文官方文书，1这些文书对研究河中地区察合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等方面都有一定意义的重要资料。

石刻文献

元代所遗留的石刻文献很多。其中主要的有：

1、《张氏先茔碑》（zhang ying soi-yin uridus-yu G antulajrla G - iyarbayiGuldaGsan bi taS），全称为《大元敕赐故荣禄大夫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

1 D. Cerensodnom, M. Taube , Die Mongoloca der Berlin Turfansammlung .

AkademieV erlag ,Berlin ,1993, Txt: 68, 70,71,72,73.74.76 .

政事柱国追封蓟国公张氏茔碑》，1335年立碑。发现地点在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北80公里处的国公坟之地。

2、《竹温台公神道碑》（daruGacijegUntei-yin yabuGuluGsansayidUiles-iuqaGulquibiitaS）, 全称为《敕赐诸色人匠都总管达鲁花赤竹温台公神道碑》，1338年立碑。发现地点在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镇南三公里处。

3、《云南王藏经碑》（Un namungGanjuur nom-idelgegUlkU –yin kUsiyenbicig）,亦称阿鲁王碑,1340年立碑。今存于云南省昆明市西郊玉案山筇竹寺内。

4、《兴元阁碑》，1346年立碑。残碑。十九世纪末俄国拉德洛夫（Radloff）探险队在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遗址上发现。今存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该碑作为证明大蒙古国古都哈剌和林城建城历史的重要资料受到学界关注。

5、《岭北省右承郎中总管收粮记》，亦称《哈剌和林Ⅱ号碑铭》1348年立碑。关于本碑的存在，自上述拉德洛夫探险队于1892-1899年出版其成果《古代蒙古遗址地图》，发表其拓影后才被学界所知。2发现地点在大蒙古国旧都哈剌和林遗址上。据报道碑铭阳面留存22行汉文，5行蒙文，碑铭阴面留存4行蒙文字，有汉文，由于磨损几乎不能读。主要内容为元代岭北省右丞郎中总管收粮记录，残碑，今存于蒙古国南杭爱省额尔德尼召庙内。最早弄清此碑的汉文内容的是李文田撰《和林金石录》（1897），其中只著录了碑阳的汉文。碑阳的5行蒙文和碑阴的4行蒙文由日本国松川节于1997年彻底解读并发表。3

6、《西宁王忻都碑》，全称为《元敕赐西宁王忻都公神道碑》（yekeMong G ululus-tur jrlaG-iyar Si ningongIndu-da bayi G uld aGsanbiitas）, 1362年立碑。发现地点在今甘肃省武威县西北高碑沟。

7、《应理州重修廨（xie）用碑铭记》， 1348年立碑。碑文为汉文15行，其后加刻了两行蒙文，约有23个词。根据蒙文学界也称呼该碑为《宁夏达鲁花赤甘州海牙碑》，发现地点在今宁夏省中卫县。4（廨：古代称官吏办事的地方）

8、八思巴字石刻：元一代八思巴字石刻文献中官方文献占据绝大多数，其次是印章、牌符等。文本文献极少。

官方文献主要有,忽必烈皇帝牛年（1277∽1289）圣旨3份、忽必烈皇帝龙年（1280∽1292）、完者笃皇帝牛年（1301）圣旨、完者笃皇帝马年（1306）圣旨、普颜笃皇帝虎年（1314）圣旨4份、完者笃皇帝南化寺圣旨2份（因碑尾残缺而无法确认立碑年代）、普颜笃皇帝马年（1318）圣旨、格坚皇帝猪年（1323）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猪年（1335）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鼠年（1336）圣旨（天玉宫圣旨碑）、妥欢帖睦尔皇帝成都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兔年（1351）圣旨、妥欢帖睦尔皇帝猴年（1368）圣旨、答己皇太后猴年（1320）懿旨、答己皇太后鸡年（1321）懿旨、安西王忙哥剌鼠年（1276）令旨、皇太子安西王令旨碑文末三行字、小薛大王兔年（1303）令旨、海山怀宁王蛇年（1305）令旨、帝师公哥

2W. Radloff, Atlas der AltertUmer der Mongolei. 1892-1899,plate.XLV,fig.1-2. St. Peterburg；

3松川节：《哈剌和林出土的1348年汉蒙合璧碑文》，《内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第12辑（1997），第83-89页。

4F. W. Cle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48. HJAS, vol. 27,№1-2,1967,pp. 76-102. 除此而外，在本《石刻文献》石刻文献中标号的1）—5）的石刻文献的主要研究者为美国学者柯立夫教授，其研究成果均发表在美国《哈佛亚洲研究年鉴》（Harvart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 略称HJAS）1950(13)、1951（14）、1964-1965(17) 、1952（）

罗古思监藏班藏卜鸡年（1321）法旨等。对这些石刻文献国内外学者大都都进行过研究和发表。八思巴字蒙文碑铭由照那斯图先生汇集刊行。（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0年，1991年）此外用八思巴字书写汉语的碑铭也有二十多种，北京大学文研所所藏24种碑拓已由罗常培、蔡美彪二先生编著增订本刊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宗教经典

蒙元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曾是多种民族、多种语言文字、多种宗教、多种文化汇合的古代文明传播的重要时代。本文仅就在蒙元时期影响较大的蒙古文所译的佛经文献翻译活动的历史过程；从汉文、梵文、藏文译成上述语言文字的佛教文献以及这些文字之间互译的佛教经典；代表性翻译家的生平及其贡献；佛经翻译活动对语言接触、民族接触和各民族文化交流以及促进民族团结的作用等为主要内容略加论述。

据我们所知道的文献反映，蒙古人正式信奉佛教以前似乎没有佛经翻译的举措。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显示，蒙古人的佛经翻译是从忽必烈时代开始，并与其“国师”，后被尊为“帝师”八思巴有密切关系。

1、关于《彰所知论》蒙文版及相关问题

元代，八思巴有一名著，书名为《彰所知论》（藏文为shesbyarabtugsalba）,学界对此书的成书年代及藏、汉、蒙文版本问题至今有不同说法。过去有的学者认为“现在不存西藏语或蒙古语的原书，只传中译本。”经王启龙先生的努力，发现了其藏文原版完整地保存在德格木刻板《萨迦全集》（saskyavibkavvbum）pa函中。在这一重要发现的基础上，经他专题研究，对《彰所知论》的藏文原文的写作年代目前可以定论，即“《彰所知论》藏文版中明确说明，八思巴在戊寅年（sa pho stag gi lo, 阳土虎年，1278）于萨迦寺写成此论的”1。同时王启龙还指出了其汉译本成书于1306年以前。至于《彰所知论》的蒙文译本，在学术界至今仍然是个迷，王启龙根据德国蒙古学家海西希（Walther Heissig）教授于1959年在德国威斯巴登出版的《蒙古人的家谱与宗教历史文献》（Die Familien- und Kirchengeschichtsschreibung der Mongolen）一书的说法，认为“蒙文本时间更晚”，“至于蒙文本是译自藏文原文还是汉译文，尚须考证”。2

海西希以前俄国的蒙古学家科瓦列夫斯基首次提出，17世纪蒙古著名佛学翻译家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一部著作即《必用之全义经》（ciqulakereglekUitegUsudq-a neretUsasdir, 也有人译成“本义必用经”）是八思巴喇嘛所著《彰所知论》的译本或改写本。3我们，尤其看到王启龙先生发表的藏文原文后认为，蒙文《必用之全义经》是一部完全独立的著作，而不是八思巴喇嘛《彰所知论》的译本。只要将蒙文《必用之全义经》同《彰所知论》略加对比，便不难看出这一点。锡埒图·固什·绰尔济在其著作中概未提及八思巴喇嘛的著作，绝非偶然。他在《必用之全义经》的“拔语”中指出，作者是“应克穆齐克兀惕（部族）之善胜菩萨为首，明慧者希绕曾格二人以无垢虔诚之心再三请求译之此着，据前圣者之神圣教诲与犹如冉冉上升的太阳般照耀之诸种经典之含意进行详实对勘后，名为满洲什礼·固什·锡埒图·绰尔济者，为犹如太阳般弘扬顶

1王启龙：《八思巴生平与“彰所之论”对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39页. 2见王启龙上引书，第225-226页。

3 O.M. Kovalevskii ,Buddiiskayakosmologiya. Kazan ,1837, p. 13 .

圣释迦牟尼之教，实为撰写而成。”5需要指出的是，海西希等人所利用和发表的抄本的“拔语”与笔者所看到的几种抄本以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竹笔抄本之间差别很大，据我们的观察，海西希所利用的抄本，无论其内容，还是从版本学角度而言，可以说是一部较劣质的抄本，不足凭据。

就内容和结构而言，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这部著作则与八思巴喇嘛的著作完全不同。据藏文原文，八思巴喇嘛的著作是由五个部分：器世界品、情世界品、道法品、果法品和无为法品组成的。而锡埒图·固什·绰尔济的著作可分为四个部分：佛陀生平及其佛教学说、三界（欲界、色界、无色杰）、印藏蒙王统世系、佛陀学说中需要知道的要义。

这样我们首先肯定了国内外现在流传的蒙文《必用之全义经》不是八思巴喇嘛《彰所知论》的译本。那么《彰所知论》有否蒙文译本？若有，何时翻译成蒙文？我们该回答这个问题了。据我们新近发现，《彰所知论》实有其蒙文译本，今馆藏于俄国圣彼德堡国立大学图书馆，书名为《彰所知论》（MedegdegUn-ibelgetey-egeyigUlUgciner-e-tUSasdir）, 版式：36. 8ⅹ9.5cm,共1-52a页，每页28-29行字，竹笔抄本。该抄本大约是清代1720—1730年间所抄，6但我们根据抄本的句型结构、语言修辞和词法特征以及保持回鹘文书写形式和回鹘式佛教名词术语的多次出现等情况来看具有元代蒙文译经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此抄本的译文属《彰所知论》的元代蒙译本无疑。

2、搠思吉斡节儿、希饶僧格等人的的佛经翻译

在元一代译师中搠思吉斡节儿以通多种语言，精通佛教典籍著称。蒙文史籍几乎都说他翻译了“经、咒二部的大部分”（即显密二教）。据《元史》，说他是“西僧”，被封为“国师”,累经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为元代回鹘文语法的修善，佛教经学、佛教文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至今为蒙古人士所称道。流传至今的有蒙文译名为《Budisungnarunyabudal-du oruquineret USastir》（《入菩萨行论》）,八世纪印度佛学家寂天著，相当的汉译本题名《菩提行经》(宗朝天息灾译)。据印度文化国际学院出版的《百藏丛书》（第230卷）收入的竹笔写本的“拔语”，我们确认此经是搠思吉斡节儿于1305年由梵文译为蒙文。1312年奉仁宗之命，他又撰写了《入菩萨行论释》，在大都百塔寺刊行一千部，“嘉惠众人”。这部著作原版已经失传。1902年德国远东考察队从吐鲁番发现了该书的最后12页，从此人们知晓此经文长达167页。学界认为，这是迄今所发现的蒙古文佛经中最早的珍贵的木刻版本。

搠思吉斡节儿还用藏文撰写了《十二行赞》（arbanquyarjokiyang G ui），但原藏文本至今未发现，由元代译师希饶僧格于泰定年间所译原本的蒙文本流传。7据《十二行赞》蒙文译本，其内容来源为古印度最伟大的佛教诗人马鸣（ASvaghosa）的《佛所行赞》（Buddhacarita, 佛陀的生平）。《十二行赞》以诗文体和叙述体相结合的形式描述了将佛陀一生经历的十二件大事，即离开天堂；入胎；降生；少年嬉戏；受用妃眷；出离俗家；苦行；趋金刚座；调伏魔道；成正等觉；转妙法轮；入大涅盘。此外，流传至今的搠思吉斡节儿的蒙译佛经还有：《圣妙吉祥真实名经》（QutuG-tumanjusri-yin nere-yiUnen-iyerUgUlemU）, 据蒙

5蒙文《必用之全义经》，第77rv页，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竹笔写本。

6V. L. Uspensky, PrinceY unli (1697-1738), Tokyo, 1997, p.31.

7N..Poppe, The Twelve Deeds of Buddha. AsiatischeForschungen. Bd.23, 1967；V. L. Uspensky, Catalogue of the Mongolian Manuscripts and Xylographs in the S T. PetersburgStateUniversity Library. Tokyo, 1999, p. 255, No. 18.

译“拔语”，此经是根据在西藏佛教史上享有崇高荣誉，被后人尊称为“洛钦”（lo chen）的大译师仁钦桑布（rinchenbzangpo, 958-1055）的藏文译本转译而成，书中内容相当于元代智能（prajna）所译《圣妙吉祥真实名经》大致一样。现存有回鹘蒙文竹笔写本，其书写风格而言非元代抄本，本人认为北元时期传抄本。搠思吉斡节儿的这部译经，国内仅存一部，今珍藏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8

我们从柏林所藏“吐鲁番蒙古文献”中也发现了搠思吉斡节儿撰写的《玛哈噶拉神颂》的三片残页，19段4行优美的诗文。证明搠思吉斡节儿不仅是译经师而且也是在蒙文佛经文学中一位才华出众的佛教赞颂诗家。2

关于译师希饶僧格的生平，史载不详。只有成书于清初的《蒙古源流》等蒙文史籍记述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1328）时写道：“甘麻剌之子也孙铁木儿皇帝……甲子年三十二岁即皇位，令萨思迦·布尼耶·巴答喇嘛和蒙古的译师希饶僧格二人翻译了从前未曾翻译过的经卷。”3从蒙文史籍记载知道，他是一位蒙古的高僧，大约生活在十三世纪末十四世纪初。流传至今的佛经翻译作品除了上述搠思吉斡节儿的《十二行赞》而外还有几部。

一是，《圣五主尊大乘经》（QutuG-tu Pa`carak2q kemekUtabunsakiyanneretUyekekOlgensudur），这是一部在蒙古地区广为流传的佛教经典，从十四世纪开始到十九世纪为止曾先后三次从藏文被译为蒙文，其中最早的译本无疑是出于十四世纪蒙古译师希饶僧格之手。然而过去一度，按照广泛流传的看法，高僧搠思吉斡节儿在元武宗（1307-1311）时首次被译成蒙文。这个见解于早在1962年遭到了匈牙利学者李盖提（L.Ligeti）的很有理由的反对，正确指出这部佛经的译者，亦即十四世纪蒙古译师希饶僧格，而不是搠思吉斡节儿。后来1970年在第二届国际蒙古学家会议上德国的夏嘉思（K. Sagaster）又进一步证实了李盖提的见解，成为定论。4

《圣五主尊大乘经》属大乘佛教经典，由五篇经文组合的总称。其原藏文均在藏文大藏经“十万怛特罗部”中，这五篇经文相当于汉文大藏经中的《守护大千国土经》（三卷，「宋」施护译，）、《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三卷，「唐」不空译）、《大随求陀罗尼》（一卷，「宋」慈贤译）、《大寒林圣难拿陀罗尼经》（一卷，「宋」法天译），1还有一部经的蒙文译文为yekeniGucatarni-yidaGanbariGcisudur , 是译自藏文大藏经“十万怛特罗部”中的gsangsngagschenporjessuvjinpavimdo（大密咒随持经），2然而与其内容相应的经文不见于汉文大藏经。这五篇经文收入蒙文大藏经《甘珠尔》，并在其“拔文”中明确写道：“此圣五主尊法宝于大都（今北京）由也先帖木儿者提议，释僧希饶僧格自藏文译成蒙古文。”3

8《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页，No. 00006.

2Dlantaicerencodnom und Manfred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Berlin, Akad. V erl. , Berlin, 1993. Text 29-32.

3E.Haenisch (ed.), SaGangSecen, Qad-un UndUsUnerdeni-yin tobci. EineUrga- Handschrift des mongolischenGeschichtswerks von SecenSagang (alias Sanangsecen), Berlin, 1955, p. 45v.

4K. $agaster, Had @os-kyivod-zer die Pa`carak2q ins MongolischeUbersetzt?.第二届蒙古学家会议文集，乌兰巴托，1971，第85叶。

1上述四篇经文见，童玮篇《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中华书局，1997年，第3160、1073、672、594等号；亦见鎌田茂雄，河村孝照等编《大藏经全解说大事典》，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平成10年，第0999、0982、2242（1153）、1392等号。

2黄显明编译《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87A页。

3蒙古文《甘珠尔》，康熙木刻版，第14函，第6篇，第211页。

另一个是，《金光明最胜王经》（QutuG-tudegedUaltangerel-tUerketUsudur-nuGud-un qaGanneretUyekekOlgensudur，蒙古人简称《Altangerel，金光明经》），原本用梵文写成，后来被译成汉文、藏文、畏吾儿文、蒙古文、托忒文、满文及日文。公元703年，唐代高僧义净译成汉文，看来汉文译本最早。4

蒙古文《金光明经》有三种蒙古文异译本，全都被收入蒙文《甘珠尔》。三种异译本中有一种本子含10函29章（三种本中篇幅居中，故学界简称中本），它不仅收入《甘珠尔》，且有单行本流传。据该本的“拔语”, 元泰定帝也孙铁木儿（1323-1328）时蒙古译师释僧希饶僧格据藏文本和畏吾儿文本译成蒙文。

3、从吐鲁番发现的元代蒙文佛教经卷残篇

经研究家门的努力从上述吐鲁番文献中也发现了近十部重要的蒙元时期蒙文和八思巴文佛教文献的木刻版和手抄本残片，这些残片对研究蒙元时期蒙古人的佛经翻译活动及佛教著作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些珍贵文献的最初发表和研究者是德国著名东方学家E.海涅什（E.Haenishi）。他于1954，1959年先后编辑出版的《柏林收藏的吐鲁番蒙文文献》5（下简称H本）的影印件当时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奠基意义。从此使世界蒙古学界才看到了这些珍贵的资料，并将其中的许多残页得到不少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在这些学者中我们应该提到的有：F.Weller, F.W. Cleaves, N. Poppe, P. Aalto, E. Bosson, L. Ligeti, W. Hessig, H. Franke, M. Weiers, G, Kara(Qaradorji), Ch. DamdinsUrUng, Ch. Altangerel, D. Serensodnom, M. Taube等。就今天的研究水平来看，上述学者们的许多工作已堪称完善。其中，蒙元时期佛教文献的研究成为具有科学性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而引起研究蒙元佛教研究者们的极大关注。尤其应该提出的是，于1993年蒙古国的D. Cerensodnom和德国的M .Taube二位先生合作编着的《柏林收藏的吐鲁番蒙文文献》6（下简称CT本,）已经成为吐鲁番出土蒙元蒙文佛教文献研究的精品著作。

我们现知的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期的每一件写本、印本，不管其内容，还是保存情况如何，都能为我们提供前人未知的事实，极为珍贵。从现已发表的吐鲁番蒙文文献看，至少有下列佛教典籍被译成蒙古文，后被收入《甘珠尔》经：1，入菩萨行论释：详见本节2）；CT本, Nr.10-21（第75-95页）。.

2，普贤菩萨行愿赞：蒙文为QutuGtusayinyabudal-un IrUger-UnQaGan, 木刻版三页残片，15行，每行5-6个字；H本，TⅡ662 , TⅡ 607 ,T M8 ; C T本, Nr.22-24; 收入蒙文《甘珠尔》108函第250r-254r ；汉文相当于童玮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下简称TW本）2502。详论见乔吉《蒙古佛教史—元朝时期（1271-136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59-364页。（下简称乔吉）

3、圣妙吉祥真实名经：蒙文为ManjuSri -yin UnemlekUiner-e-yiUnekerOgUleci,

木刻本四页残片，每页4-5个字；H本, T M40; CT本,Nr 25 ; 收入蒙文《甘

4见《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第1794；《大正新修大藏经》，第0665；《大藏经全解说大事典》，0665。

5Erich Haenisch,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Ⅰ: EinbuddhistischesDruckfragmentvomJahre 1312,Berlin 1954.;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Ⅱ: MongolischeTexte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in Faksimile , Berlin 1959.

6 D. Serencodnom und M. Taube, Die Mongolica der Berliner Turfansammlung, Berlin :Akad.

V erl. 1993.

珠尔》第1函，1-16r ; 汉文相当于TW本2982. 详论见乔吉，第361-364。

4、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蒙文为IlajutegUsnOgcigsen eke bilig-Un

cinadukijaGar-a kUrUgsenjirUken , 木刻版四页残片，每行2-3个字；H本，TM 38; CT本, 26 ；收入蒙文《甘珠尔》12函44r-45v ; 汉文相当于TW 本1068,1069,1070. 详论见乔吉，第364-366。

5，妙法莲花经：蒙文为caGanlingqu-a neretUdegedUnomyekekOlgensudur , 手抄本2页残片，第1页19行字，第2页存5行，每行5-6个字; H本，22(A18) ;

CT本, Nr.27, Nr.28 ; 收入蒙文《甘珠尔》66函1-234r ; 汉文相当于TW 本2222 .

6, 玛哈噶拉神颂 : 见本文2）；H本，TM 3 D130, TM 6 D130 , TM 2 D 130 ；

CT本, Nr. 29-32. ; 详论见乔吉，312-316。

7，般若波罗蜜多经: 蒙文为belgebilig-Un baramid (belgebilig-Un

cinadukijaGar-a kUrUgsen) , 木刻版四页残片，共20行，每行4-5各字；H 本，TM 1 D 130; CT本, Nr.33,

收入蒙文《甘珠尔》第47函；汉文相当于TW本546之卷172-181。

8，壹百业：蒙文为JaGunUile-tU , 仅获木刻版一页，共29行，每行4-5个字；

H本，T Ⅱ D 159, CT本, Nr.43 ; 收入蒙文《甘珠尔》89函第1-417r ; 汉文相当于TW本474, 3704. 详论见乔吉，第371-372。

以上所举吐鲁番出土的蒙文佛经佛经是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基本情况。

4、.元代翻译蒙文佛经的畏兀儿学者

安藏（Anzang ,？-1293）：关于安藏，有不少学者研究。《元史》作安藏札牙答思，畏兀儿别石八里人，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他是在元代完成的佛教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佛教经录-《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编写工作中担任译语的证义。此外，回鹘学学者们也从吐鲁番发现的回鹘文四十华严（《大方广佛华严经》）回鹘文译本是安藏根据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AriGBOke, ?-1266）之命，将其从汉文译之。译成回鹘文的时间为大蒙古国第四代汗蒙哥九年（1259）七月至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七月间。1

安藏还从藏文将蜜藏经典《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译成汉文和蒙文。汉文译文收录于汉文大藏经。2蒙文為Erdenitara-yin qorinnigenMaGtal 收录在1431年刊行的四体合璧本。9除此之外，又据藏文将其译为回鹘文。

安藏除了佛经翻译之外，还以佛教内容为题材，也创造了一些佛教赞颂诗歌。与安藏同代元官员和文人程钜夫（1249-1318）在《秦过文靖公神道碑》中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10据元史记载，“其家遗书，得歌、诗、偈、赞、颂、杂文数十卷”，在他去世后元世祖下诏“命刻锌传世。”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作品大部失传，我们今天所能知道的仅为少数几件。其中从敦煌发现的《赞十种善行》和吐鲁番发现的《普贤行愿赞》。11

迦鲁纳答思（karunadaS？—1312）：畏兀儿北庭都护府人，通梵、藏、蒙、回鹘言音，解显蜜教。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他的蒙文译作。

1Johan 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Silk road studies I, Brepols, 1997,pp.Nr. 23, 35.

2《大正新修大藏經》，卷20-1108A.

9W. Heissig, Zweimutmaβlich mongolischeYUan-Ubersetzungen und ihrNachdruck von 1431. ZAS 10 (1976) : 7-115,(pp.10-11).

10程钜夫：《秦过文靖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九。

11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第221-226页。

元代还有一位翻译蒙文佛经大师即畏兀儿人必兰纳识里（PranaSri,?—1332），《元史·释老传》有其事迹。北庭感木鲁国人（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历世祖、成宗、仁宗三朝。精通蒙、汉、梵、藏、畏兀儿语言文字，贯通三藏。据上述汉籍记载，“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梵文）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磐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藏文）则有不思议禅观经，皆行于世。”据上引文可见必兰纳识里是元代一位博学多才，熟知西域多种语言的佛经翻译家。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经文的各种版本的流传情况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现在我们仅知道他从梵文将龙树所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译成回鹘文。同时我们也清楚的知道收录在蒙文《甘珠尔》经（第92函，第382v）《北斗七星经》（蒙文：DoluGanebUgenneretUodunsudur）,是必兰纳识里从回鹘文译成蒙文后，于天历元年（1328）年在大都刊行两千部，嘉惠众人。12阿邻帖木儿（AlintemUr）：畏兀儿人，祖籍唆里米（今新疆拜城县以东），成吉思汗西征时移居别失八里以东的独山城。其祖辈为蒙元旧臣，关于他的生平及翻译生涯,《元史》专有记载而外在仁宗、泰定、文宗本纪中都有相关记载。说他累迁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仁宗时奉诏译《贞观政要》、《大学衍义》译成蒙文。此外，至顺元年（1330），因修《经世大典》久无成功之故，命将蒙文所记典章为汉语。元代时阿邻帖木儿以“翻译诸经，记录故实”13而著称，是为一代文才。据蒙文《甘珠尔》（第92函，第382v）记载，他将《北斗七星经》译成蒙文，并刊行一千部，嘉惠众人。译文的年代大概是1313年。

佛说天地八阳神咒经：回鹘文简称s?kisyUkm?kyaruq , 据说该经在汉地佛教中并不流传，正规的大藏经多未收录。然而，有趣的是，该经却是迄今所知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一种经典。据学者们分析其各种残卷中北京藏本的刻板地点在元代杭州，可见此经在回鹘中流行的时间不断。14该经的蒙文译文译自汉文，并收录在蒙文《甘珠尔》(第24函，第291r-301r ) 的同时其它抄本和刊本也很多。这也许是与畏兀儿译经们的影响有所关系吧

布尼雅希里（PunyaSri）：元代著名译经师，畏兀儿人。译自藏文经典多部。蒙文文献记载他在元朝泰定帝时代与“蒙古的译师希饶僧格二人翻译了从前未曾翻译过的经卷。”此外，他还从藏文翻译过的《观世音菩萨成就法》及西藏佛教著名蜜宗典籍《转轮王曼荼罗》等蜜宗经典是他的代表性译著。

我们从上述这些畏兀儿高僧及其翻译佛教经典活动中清楚地看到，在蒙元时期，他们除回鹘文而外也通晓蒙、汉、藏、梵文等诸文字，从而加倍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大汗和诸王的供奉者的同时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在翰林院中任学士、承旨等。他们对蒙元佛教、蒙古族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原和西域文化的密切联系起了重要作用。

12乔吉：《蒙古佛教史—元朝时期（1271-1368）》，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9-271页。

13《元史·哈剌亦哈赤北鲁（Qaraighac iBuiruq）传》, 卷124，第3046-3048页。

14Johan Elverskog, Uygur Buddhist Literature .；Nr. 55. ; 见杨富学书，第79-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