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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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与选官直接相连,使学校教育逐渐变成科举的附庸,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 学而优则仕 ,读书做官成了读书人惟一的奋斗目标和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封建社会中,读书只是手段,做官才是目的,学问只是进入官场的敲门砖。 从前我们学八股,大家有句通行话说是敲门砖。门敲开了,自然把砖也抛却再也不会有人和那块砖头发生起恋爱来 [1](P150)。因此他认为传统教育之下读书人整日埋头于训诂词章和程朱理学,醉心于科举考试,盼望猎取功名利禄,不钻研实用知识,不晓得古今政事,消磨才气,浪费了时光,根本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因此他提出要培养人才就必须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故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 [2](P139)。同时,他还具体提出了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

其次,梁启超还指出了洋务教育的不足。他认为洋务派学西方学得还不够,只涉猎其皮毛: 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 [3](P132)他总结了洋务教育的主要病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3](P132)。这种弊端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 然师学不讲,教习乏人,能育才乎?科举不改,聪明之士,皆务习帖括,以取富贵,趋舍异路,能俯就乎? [4](P21)所以洋务教育很难培养国家需要的真正人才,最多只能培养翻译、买办之类的人才, 推其成就之所至,能任象革是(指翻译)之事,已为上才矣。其次者乃适足为洋行买办冈必达(指买办)之用。其有一二卓然成就,达于中外之故,可备国家之任者,必其人之聪明才力,能借他端以自精进,而非此诸馆诸学堂之为功也。 [3](P132)

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务教育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自己的教育宗旨,而且其教育宗旨还随着时事的变迁不断发展完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西贯通的政治人才。他呼吁学习西方应以政学为根本。他认为以往 中国向于西学,仅袭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法,故方言、算学、制造、武备诸馆,颇有所建置,而政治之院曾糜闻焉。 [5](P153)所以他得出结论: 今日学校,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 。因为 政学之成较易,艺学之成较难;政学之用较广,艺学之用较狭。使其国有政才而无艺才也,则行政之人,振兴艺事,直易易耳! 使其国有艺才而无政才也,则绝技虽多,执政者不知所以用之,其终也必为他人所用 。因此,他认为: 今之中国,其习专门之业稍有成就者,固不乏人,独其讲求古今中外治天下之道深知其意者,盖不多见:此所以虽有一二艺才而卒无用也。 [6](P157)梁启超之所以得出教育的宗旨为 以政学为根本 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西方诸国和日本富强之本原正在于此,他称: 泰西诸国,首重政治学院,其为学也。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希腊罗马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其学成者授之以政,此为立国基第一义。 [2](P158)而 日本变法以学校为最先,而日本学校,以政治为最重;采泰西之理法而合之以日本之情形,讲求既熟,授之以政,是以未及十年而兴氵孛焉也。 [1](P154)

至于如何学习政学,梁启超在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 中具体建议: 以 六经 、诸子为经,而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辅之,以求治天下之道;以历朝掌故为纬,而以希腊罗马古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而以各国近政近事辅之,以求治今日之天下所当有事 。这样 数事并举,则学者知今日之制度,何者合于古,何者戾于古;何者当复古,何者当变古。古人制度,何者视今日为善,何者视今日为不善。何者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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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日,何者不可行于今日。西人之制度,何者可行于中国,何者不可行于中国,何者宜缓,何者宜急,条理万端。烛照数计,成竹在胸,遇事不挠。此学若成,则真今日就时之良才也 [3](P154)。

可见,梁启超在戊戌时期把教育宗旨定在了培养通达时务,以治天下为己任的政治革新人才上。这主要是由当时变法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戊戌变法运动是一场以学西方政治制度为宗旨的政治改革运动,所以急需 中西贯通 的政治人才,为此,维新派先后创办了一批学堂,如万木草堂、长沙时务学堂等,志在培养维新人才。梁启超亲任长沙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在讲坛上和批阅学生札记时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鼓吹民权,培养变法的急需人才,效果显著: 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 到了放年假同学回家去,把我们那种 怪论 宣传出去,于是引起很大的反动,为后来戊戌政变时最有力的口实。 [1](P28)戊戌变法失败,给梁启超以很大的教训,他感到只培养少数的政治人才是不够的,因此他把着眼点放在了普通的 民 身上,他把教育的目的从以 政学为主义 改为以 新民 为第一要务。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日期间,他一方面接受并宣传孟德斯鸠、卢梭、穆勒、斯宾赛及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欧美、日本近代思想家的政治、教育思想,另一方面则通过创办 清议报 、 新民丛报 ,撰写 新民说 、 中国积弱溯源论 、 十种德行相反相成义 、 新民议 等文章,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培养现代国民即 新民 。所谓 新民 ,就是用西方近代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来重铸中国国民性。

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内涵有二:一为新民之缘由。在为什么要新民的问题上,梁启超首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得出结论,他认为: 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不效不睹者何也? 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 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 。所以,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免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 [7](P4)。其次,梁启超认为过去 中国有部民而无国民 。那是因为过去 吾国风巍然屹立于大东,环列皆小蛮夷。与他方大国,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视其国为天下 。所以 有可以为天下人之资格,而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 而今天则不同, 今日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若缺此资格,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 ;所以 今日不欲强吾国则已,欲强吾国,则不可不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 。这里的 其长者 就是指 民德、民智、民力 。这是 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 [5](P6)。归根结底,就是要采取各国的道德、思想来建设中国的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二为新民之内容。梁启超心目中的现代国民,就是指具有新道德的新式国民。这样的国民必须具有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能力,并且要具有独立、自尊、合群、尚武等意识。因此,在中国创立和普及国民教育必须以造就具有这些 公德 的现代国民为其宗旨。总之,通过教育培养出 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 [8](P61)。这样的国民才能 自立竞存于优胜劣败之场也 [2](P53)。

教育的宗旨就是为了培养人才,而教育的宗旨又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发展和变化的。梁启超的教育宗旨从戊戌维新时代的培养政治人才而转变为20世纪初年的培养现代国民,说明其教育的着眼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从关注少数 政治人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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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向近代国民教育转变。教育的对象面向更广泛、更普通的人群。那么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也是今天的教育者时时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梁启超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给出了他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培养 现代国民 ,而不仅仅是培养少数的 精英人才 。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具有现实意义。在素质教育已被教育者提到日程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重新提起梁启超的国民教育理论。因为今天的许多家长和教师,仍然把教育当成培养 精英人才 的手段,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精英人才,所以我们的教育着眼点应该放在每一个国民身上,放在提高全体国民素质上,在注重每一个国民的素质教育的前提下,重点培养 特殊人才 和 精英人才 ,只有这样,教育才达到了它的目的。

二、教育之途径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的教育制度,作为教育的根本途径。在梁启超著名的政论文章 变法通议 中,就有数篇论及教育的文章,如 学校总论 、 论科举 、 论师范 、 论幼学 、 论女学 、 学校余论 等,系统地论述了他对学校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儿童教育的诸多看法。这些文章和其稍后所写的 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书 、 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 、 教育政策私议 等文章,形成了他对建立新的教育制度的系统主张。

梁启超主张建立新式学校,重视学校教育,他甚至把学校教育同国家兴亡联系起来。他在 变法通议 学校总论 中分析了西方富强之源,认为 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3](P126-127)。而 开民智 的途径就是设立新式学校, 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 [3](P131)。在这里梁启超把学校作为立国之本,强国之径。

在强调了学校的重要性之后,在1902年的 教育政策私议 中,梁启超又参照日本的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梁启超认为学校教育要按这个程序,循序渐进,不能躐等。关于学校的经费,梁启超批评了政府 今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重其所轻,而轻其所重 的做法[9](P133)。同时参照了英国与法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建议中国 学校经费,皆由本校本镇本区自筹 。 其有公产者,则以公产所入支办之。其无公产或公产不足者,则征学校税,如田亩税、房屋税、营业税、丁口税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别税法,以法律征收之,以为创设学校及维持学校之用 [7](P165)。

梁启超非常重视儿童教育。他认为 春秋万法托于始,几何万象起于点,人生百年,立于幼学 [10](P148)。首先,他强调初等教育阶段要实行义务教育。 今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 [5](P161)。要政府强行推行义务教育: 既以造就国民为目的,则不可不举全国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国通制,及年不学,罪其父母。盖子弟者一国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独私也。然国家学制未定,使民何所适从?故必用此法,先使学校普及,然后教育可以普及 [8](P167)。其次,梁启超还参照西方提出了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主要教授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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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等,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 导之以理,抚之以术 ,使学生易于接受,如演戏法、说鼓词、歌谣等等。同时他还提出要缩短儿童授课时数, 日授学不过三时,使无太劳,致畏难也 [8](P149)。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还对当时儿童教育中盛行的体罚教育提出批评: 今之教者,毁齿执业,鞭笞觥挞,或破头颅,或溃血肉,饥不得食,寒不得息 [11](P124)。他提出必须废止这种教法, 不妄施扑教,使无伤脑气;且养其廉耻也 [8](P149)。

要普及初等教育就需要大量的师资,所以师范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在 变法通议 论师范 一文中,把师范教育作为 群学之基 。并且称 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 [12](P144)。文中梁启超还指出了当时学堂中大量充斥 洋教员 的不利因素和弊端:(1)言语不通。多用 翻译辗转口述,强半失真 ;(2)中西教法不同, 往往有中文一二语可明,而西人衍至数十言者,亦有西人自以为明晓,而华文犹不能解者 。(3) 西人于中土学问,向无所知 ,所以他们所教多重西学,这样必然造成就学者 拔弃本原 ,被其同化的后果。(4)他以军事学堂为例,分析所聘西人教习来自不同国家,平时训练学生操不同种语言,一旦遇战事, 则统率虽大声疾呼,而士卒且罔闻知 ,结果战必失败。梁启超认为聘 洋教习 有如上弊病,反而其 所领薪俸,又恒倍于华人 ,这是不合适的。既然聘用 洋教习 有如此多的不适宜,当然就要办师范教育,培养自己的师资。因此梁启超认为应该在京师及各省府州县广设师范学堂,这样 三年之后,其可以中教习之选者,每县必有一人。 十年之间,奇才异能,遍行省矣 [10](P145)。

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也非常重视。自古以来,在中国是不允许女子与男子接受同等教育的, 女子无才便是德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开始提倡男女平等,注重女子教育。在此期间,梁启超先后著成了 变法通议 论女学 和 倡设女学堂启 ,阐述自己关于女子教育的主张。梁启超首先把 女学 与 强国 联系在一起。他认为, 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13](P87)。 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无业众,智民少,国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 [8](P97)。

梁启超把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 凡国之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 [8](P87-88)。因为在中国 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故男子以犬马奴隶畜之,于是妇人极苦。惟妇人待养而男子不能不养之也,故终岁勤动之所入,不足以赡其妻孥,于是男子亦极苦 [8](P88)。因此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 以自养 。这样既可减轻男子的负担,同时也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且可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 故曰,国何以强?民富斯国强矣。民何以富?使人人足以自养,而不必以一人养数人,斯民富矣 [8](P89)。其二,梁启超认为女子接受教育后,便可以 拓其心胸 ,增长见识,促进家庭和睦。梁启超认为 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 是以海内之大,为人数万万,为户数千万,求其家庭内外相处熙睦,形迹言语,终身无间然者,万不得一焉。而其发端,罔不起于姑嫜姒娣之间,愤时者至谓妇人为尽可杀 [8](P91)。因为女子终日困于家庭,不学习、少见识,所以常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睦,家庭不和, 若夫家庭之间,终日不安,入室则愀,静居斯叹,此其损人灵魂,短人志气 故虽有豪杰倜傥之士,苟终日引而置之床笫、筐箧之侧,更历数岁,则必志量局琐,才气消磨[8](P91)。可见,家庭不和睦会带来诸多消极后果。如果女子们接受了教育,必然 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万国所以强弱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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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其心也,方忧天下悯众生之不暇,而必无余力以计较于家人夫子事也 [8](P90)。可见,女子接受了教育以后,见识广、心胸宽,自然不会终日为家庭琐事计较、烦恼,当然家庭也就会和睦了。其三,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更好地教育儿女。梁启超认为 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 ,因为 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 [8](P91)。因此,梁启超把家教特别是母教作为教育的基础。 故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 [8](P93)。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 进其种 。即 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 [8](P93)。梁启超认为 西人言种族之学者,以胎教为第一义,其思所以自进其种者,不一而足 [8](P92-93)。如: 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以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 [8](P93)。由此类推,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其实,在这里梁启超提出了遗传学和胎教两个概念。

总之,女子接受教育后,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 [14](P325)。为了实践其女子受教育的主张,1897年冬,梁启超与经元善等在上海创设经正女塾(又名中国女学堂),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女学堂,该学堂还发行 女学报 ,鼓吹妇女教育,一时间许多城市都闻风而起,兴办女学,从而开创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

上述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梁启超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教育主张,他提出了遗传和胎教这样两个概念,并认为这取决于母亲的素质,所以,他才特别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他甚至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恐怕是前无古人的;同时,梁启超参仿日本所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也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参考;他的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所以说,梁启超的教育思想丰富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内容,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参 考 文 献]

[1] 梁启超.饮冰室主人自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科举[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3] 梁启超.变法通议 学校总论[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M].罗炳良.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论改书院课程表[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1.

[6]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论浙中学堂课程应提倡实学书[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 民教育出版社,2001.

[7]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8]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M].上海:中华书局,1936.

[9] 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10]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幼学[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1]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

[12]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师范[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文选[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13] 梁启超.变法通议 论女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4] 梁启超.倡设女学堂启[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 版社,2000.

责任编辑:常延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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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论述

近三十年来梁启超教育思想研究概述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匡国济世上施展雄才大略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子女的言传身教。其渊博的学识和健康向上的思想也润泽在子女身上，不仅悉心培育出了三个院士，还缔造出满门才俊的又一个传奇。 不仅如此，这与梁启超先生对近代的教育也有十分独到的见解，并且致力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不仅提出了许多科学的理论，而且付出了许多的努力，为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近十年来学术界对于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下面，笔者就针对学术界对梁启超教育思想的研究进行文献综述。 一、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 对于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可谓颇丰。有许多学者曾经就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做了很深入的研究与思考。如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①、刘先飞的《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②都对梁启超的儿童教育观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以谢毓洁的《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一文为例，作者在文中描写了梁启超对于儿童教育的方法及加强对儿童教育的原因，作者在文中认为：梁启超之所以会对儿童的教育如此关心，是因为他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是国民没有普及文字阅读，而在先进的西方国家，国民文字阅读的普及率远远要高于中国。 同时，梁启超十分重视女性对儿童教育的作用和影响。他认为妇女的知识水平和素养直接影响到儿童蒙养的效果，而蒙养则直接关系到民族的未来与发展。而《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的作者刘先飞则认为梁启超认为要提高儿童蒙养的质量与水平，就必须要改编蒙学之书，并且指出梁启超极力推崇少儿歌谣，在梁启超的心目中，音乐、诗歌是改造国民品质的重要手段，歌谣可以用来塑造刚健雄壮的国民气质。于是，歌谣作为儿童教育的手段而被梁启超所选中。 梁启超强调要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反对对儿童施加暴力，认为那样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而且是对儿童人格的不尊重。谢毓洁的《梁启超 ①谢毓洁，《梁启超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01期 ②刘先飞，《少年新国民：论梁启超的儿童观》，《学术探索》，2011年06期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浅谈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倡设女学堂启》、《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教育与政治》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关键词：近代教育; 国民教育; 教育思想.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写出教育重要性的教育家。在他的“关于教育的永恒原则”中，文章第一次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物、植物、文明与野蛮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觉而有目的性的活动。教育是一项非常重要和复杂的人类活动，它不能没有目的，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物如果没有目的都是可以接受的，而教育也是有目的的[1]。 梁启超在批判传统教育和外交教育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标，并随着时事的变化不断完善教育使命。 在1898年的改革时期，梁启超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中国和西方的政治人才。他呼吁以政治科学为基础学习西方。他认为过去的“在中国西部，皮毛，只有运行时间的技能，以及法律的管理，所以方言、数学、制造、武器都是建立起来的，而宫廷的政治是腐烂的。”于是他总结道:“今天的学校，当涉及到政治时，这就是艺术的教义。”因为政治更容易学，也更难学;政治的使用范围更广，艺术的使用也更狭窄。为了使他的州政府不能够做艺术，行政人员，振兴艺术，直耳!……它不是政府的权力让它公开，但是统治者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它将永远被其他人使用。 梁启超是教育的目标是“以学为根本”的结论，其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富裕的西方国家和日本在这方面，他说:“泰西州，第一个重量级的政治学院，也是它的学习。基于公理公法，古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历史被用来作为建国的第一正义。日本的法学院是第一个，而日本的学校在政治上是最重要的。就日本而言，日本的情况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也不是十年就能完全改变的。 在学习如何学习的过程中，梁启超在《南方隐藏历史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以“形象”为校本，以《公法公理》为补充，以校核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为了使古代人民统治世界;要利用当前形势，寻求当今世界的治理是很重要的。这样，学者们就知道了当今的制度。他是复古的，他是古老的。古人的系统，今天认为是好的，今天不太好。什么是可行的在今天是不可行的。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画像，来自网络） 梁启超教子有方 梁启超共有九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为院士。梁启超教子有方，概括起来，有三个突出特色： 一是给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梁家子女都受到了很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度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为弥补孩子们国学根底不够的不足，梁启超在家中开设国学训练班，还经常给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二是给子女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将这些论述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诲子女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他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他告诉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说：“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处理感情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一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练自己的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_杨晓梅

2004年5月 学 术 交 流 May,2004 总第122期 第5期 Academic E xchange Serial No.122 No.5梁启超的教育思想研究 杨晓梅 (哈尔滨学院历史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6) [摘 要]尽管人们对梁启超的认识和了解不在教育方面,但作为中国近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颇有见地地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主张。他的教育宗 旨随着时世的变迁不断发展,从戊戌维新时期主张培养政治革新人才到20世纪初培养现代 国民,逐渐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到更广泛、更普遍的人群,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特别强调女 子教育的重要性,把女子教育同国家强盛联系在一起,这种主张可谓前无古人;他借鉴日本所 制定的学校教育的四个阶段,为近代学制的颁布提供了重要参考;他关于义务教育和教育经 费的见解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具有开创性。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近代教育史的内 蕴,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完善和国民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教育宗旨 [中图分类号]G40-09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04)05-0166-06梁启超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一代学术宗师,但很少有人把他当做一位教育家来研究。从戊戌变法时期到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发表了 变法通议 、 倡设女学堂启 、 教育政策私议 、 论教育当定宗旨 、 教育与政治 等十几篇教育论文,在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其晚年又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研究院等多所大学任教和讲学,参与教育实践,因此对近代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的发展和实践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说他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不为过。本文从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和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人。 一、教育之宗旨 梁启超一直强调教育应该有正确的目的,可以说他是最先撰文论述教育目的的重要性的教育家。他在 论教育当定宗旨 一文中首先提出教育必须有目的,他认为人与动植物、文明人与野蛮人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活动的有意识、有目的。教育是人类一种非常重要而复杂的活动,不能没有目的,而且这种目的还必须是正确的。他认为任何事情没有宗旨都可以苟且迁就,教育没有宗旨是寸毫不能有成的。 首先,梁启超对封建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抨击。中国的传统教育自从汉武帝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后,始终将儒学及儒家的经典作为学校惟一的教学内容。隋朝实行的科举制,经过唐代的发展,一直沿用到明、清,前后达1300年的时间,这种制度把学校教 [收稿日期]2004-03-18 [作者简介]杨晓梅(1965-),女,四川威远人,哈尔滨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历史学硕士,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166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梁启超的教育改革思想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康有为的弟子，也是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活动的主要骨干和助手。1897年与他人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并任中文总教习，这所学堂以培养知识广博的变法人才为目的，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普通学传授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中外史治格算之粗浅者，专门学从入学后第七个月开始学习，从公法学、格算学和掌故学三个门类中任选一门。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也坚持保皇立场。但民国成立后他在政治上不再追随康有为，晚年主要从事学术活动。梁启超是近代学术最为渊博的学者之一，著述多达七百余万言，重要的有《饮冰室文集》、《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等。 ㈠论培养新式国民 梁启超也像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强调变法是使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改良教育又是变法的关键。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由“力”而趋于“智”，所以他指出：“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针对封建时代只注重培养少数治国精英，对民众则只讲道德教化，乃至实行愚民政策。梁启超提出“开民智”，即普遍提高民众素质，其意义不仅是促进国家富强，而且能促进社会进步。他指出民权来源于民智“昔者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曰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开民智可以说是由专制走向民主的必备条件。开民智的基本途径自然是兴办教育。他说：“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 基于这一思路，梁启超指出：“教育之意义，在养成一种特色之国民。使结团体，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间，不徒为一人之才与智也。”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应具有独立的人格，权利义务并重的思想，有知识、道德和才干，既能自主、自立，又有团体协作精神。这些主张已显然具有反封建的色彩。 ㈡论变科举、兴学校 梁启超对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将八股文取士视为中国锢塞文明之一大根源，结果是“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在当时世界以智慧竞争的形势下，“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闇，岂能立国乎？”只是因为科举是整个传统教育的指挥棒，所以他断言：“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他还提出了变革科举的三种方案：上策是“合科举于学校”，即废除科举制度，使学校毕业生具有相当于科举及第的身分（如小学毕业生相当于秀才，中学毕业生相当于举人，大学毕业生相当于进士）。中策是“多设诸科”，例如明经、明算、明字（中外语言文字）、明法（中外刑律）、绝域（各国公法）、通礼、技艺、学究（师范）、明医、兵法等科目，以选拔各种专门人才。下策是“略变其取士之具”，即在维持现有科目的情况下，加试一些实学知识，使应试

【素材】《最苦与最乐》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北师大)

《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 《最苦与最乐》拓展阅读 巢湖市柘皋中学葛庆国老师 梁启超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人物，但对他的评价却褒贬不一。过去很多人批判他是保皇派和反革命直到近几十年才对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予正确的评价。我对梁启超先生的评价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奇才，并归纳了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十四大贡献。 一、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 梁启超先生最早将西方的民权，民主自由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促使了国人的觉醒，使国人产生了近代化意识。以戊戌变法为界，中国思想此前是封建正统思想，此后是启蒙思想兴起。他将民权思想引进实务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开创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新阶段。他的启蒙思想还影响到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具有国际意义。 二、梁启超先生坚决不妥协地反封建专制，倡导民主宪政，开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和法律制度化的新时代。 三、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宣传家。 梁启超先生把报刊作为宣传思想的阵地，先后创办了《中外纪闻》、《实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闻报》、《大中华》、《申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他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最科学的思想，广受知识分子的欢迎，影响广泛。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财政学和法学等当时先进的学科和学说介绍到中国。 四、梁启超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政治家。

梁启超先生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主将，君主立宪的倡导推动者，革命共和的大力鼓吹者和立宪派领袖。辛亥革命后任进步党党魁，熊希龄主阁时任司法总长兼财政总长。袁世凯称帝，他愤然拒绝重金收买，发表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公开讨袁，与蔡锷等组织护国运动。一战后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极力主张力争国权。他事先探听到日本欲接管山东这一帝国主义图谋，及时将消息传回国内并在报纸上发表，引发了标志中国民主革命转入新阶段的五四运动。 五、梁启超是坚决反帝的旗手。 梁启超组织领导了公车上书反对签定《马关条约》。发表文章《瓜分危言》揭露帝国主义欲瓜分中国的野心。坚决地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六、梁启超是中国杰出的教育家。 由于过去对他主要是大力批判，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没引起国人的重视。他的教育思想主要是：（1）倡导教育救国，提出培养人才是基础的教育救国论。（2）兴办学堂等教育机构，主张废八股，设立京师大学堂和国内各级学堂。他率先引进西方学制和管理制度，制定教育方针。（3）设立图书馆，他先后设法组建了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松坡图书馆，组织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会。（4）实地讲学，早年在东莞办学，后任万木草堂学长，主讲于实务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并为清华题写了“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校训。（5）教育以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主张首先教学生做人，次则传授知识，贯彻“立志，爱国，成才”的教育理念。他的九个儿女中有八个出国留学，又都学成归国，其中三个是院士。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基础。 七、塑造国民精神。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倡导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精神，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首先提出改造国民懦弱性的学者，主张塑造新智新力的新国民，只有这样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八、梁启超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梁启超先生把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都介绍到中国并结合中国实际加以推广。他广泛研究中国历史，指出二十四史只是为帝王作谱牒，提出了新的史观。因此我们可以说梁启超先生是中国旧学的终结者，新时代中西结合新文化的开创者，是划时代的文化人物。 九、首创思想解放，反对儒训。 梁启超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人并不是李大钊，而是梁启超先生。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文章宣传这一学说，李大钊是

梁启超成才之路的教育启示

梁启超成才之路的教育启示 黄秋琳 工商三班 111610301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对于推动历史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本身的成才之路对现代教育具有典型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成才；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启示 一、论梁启超成才的主观因素 梁启超从小便天赋过人，颖慧异常且勤奋好学。他热爱读书，涉猎面极广，而且很有针对性和选择性，绝非泛泛而读。他深许康有为的名言：“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对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和新闻学等等都颇有研究。“他求知欲，创新与极强，学一门爱一门，学一门钻一门，一头扎进去，孜孜不倦，务求有心得，有造诣。”（《梁启超评传》P6）他生平著述极多，涉及各个领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留下了一笔丰硕的文化遗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问的增长往往有赖于阅历的丰富。梁启超年少时，就已博览群书，游历八方，到县城、省会去观光求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但他不甘局限在国内，短短几年间，他便游历了新加坡，澳洲，美洲，考察了多个国外知名城市，并拜会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他还亲眼目睹了明治维新后日本各个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常人难以做到的丰富阅历，锤炼了他的性格，陶冶了他的情操，使之拥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光学理论，而不加以改进和应用，便是纸上谈兵。不同于只知读死书，死读书的孔乙己，梁启超坚持独立思考，善于举一反三，将所学的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从中顿悟并发掘出新的认识和见解。他身体力行，进行了大量专题性历史研究，从西方诸哲和国学大师，尤其是先秦诸子两方面汲取营养，而后借助早期改良派所用的方法，将西学和中国古典文说有机的融为一体。他用西学改造中学，重建新国学，这对于当时思想还未彻底解放的国民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他还综合欧美和日本等国的经验，倡导由政府监督，行政立法，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梁启超之所以取得辉煌的学术成就，得力于他强烈的爱国主义之情、社会责任感和时代感。正是这样的爱国之情时刻激励着他奋发图强，走上政治舞台，为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奔走呼号，寻找新出路。在《少年中国说》中他曾激扬文字：“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中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范围和时间。学生花了大部分时间跟着老师的引导，学习与考试科目相关的书籍。由于考试的标准答案缺乏灵活性，导致学生的答案也摆脱不了课本内容的桎梏，他们创新的机会少之又少，于是他们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的时间随着作业，考试与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作者：新文章来源：《法学家》1997年第5期更新时间：2013年06月07日梁启超先生是我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法学家。他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同时，热情宣传西方的法治思想，并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早在本世纪之初，他就大声疾呼：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实行法治主义；法治必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必须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实行法治要加强中西法律文化交流，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他这些见解，对我们当前的与法制建设和法制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一、必须实行法治主义 梁启超很重视法律在治国中的作用，认为为政必须实行法治。他反复强调：“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自存矣”；“立法之业”，是“立国之大本大原”；“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1〕他首先从法理学上深刻论证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1.法是国家的意志。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是由法的本质与特征决定的。而法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法是国家的意志。他说：“凡人必有意志然后有行为”，“国家之行为何？行政是已。国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2〕他从西方资产阶级抽象的国家观与法律观出发，把国家比作个人，认为个人有个人的意志，国家有国家的意志。法就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国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必须“立法以治天下”。 2.“法者，天下之公器”。这是我国古代思想家早已提出的观点。所谓“法者，天下之公器”，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提倡“刑无等级”、“同罪同罚”；二是强调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法律。梁启超把法说成是“天下之公器”〔3〕，意在阐明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世界上没有无法之国。“有国斯有法，无法斯无国。故言治国而欲废法者，非直迂于事理，亦势之必不可得致者也”，“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微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4〕梁启超把是否实行法治，视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文明之根源有定者何？其法律愈繁备而愈公者，则愈文明；愈简陋而愈私者，则愈野番而已。”〔5〕 3.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梁启超认为，人为了生存，要结成社会。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就是由法律规定的。所谓“以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6〕同样，人在社会中，也要有自由。但自由也应有限度。“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7〕自由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不受约束的自由，不服从法律的自由，对社会的危害，犹如洪水猛兽。因此，侵犯他人自由者，应该受法律的制裁。“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8〕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梁启超的教育思想述论 摘要:面对国势衰落、民族危亡的形势,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梁启超,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倡导教育救国、教育兴国,主张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主张建立近代学校教育制度,高度重视师范教育与女子教育。同时,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一、教育救国、教育兴国 梁启超生活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他带着拯救国家民族危亡的强烈责任感去研究中外民族兴衰史,他发现国家兴亡与民众素质高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他提出了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主张。他多次指出:“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 在《学校总论》中,他指出:“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智恶乎开?开于学!学恶乎立?立于教!” [2]梁启超把“育人才”、“开学校”和“变科举”都看做是“开民智”即提高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主要手段,认为它们是实行维新变法的根本所在。所以,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他就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2]总之,在梁启超看来,只有变法,改科举,兴学校,育人才,才能开民智,使国家富强,摆脱民族危机。 二、废科举、改革封建教育制度;兴学校、建立近代教育制度 梁启超是一名举人,本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同时也遭受过科举制度的磨难,对科举制度的陋习和烦琐的程式有着深刻的感受,亦深刻认识到科举制度与社会发展的矛盾。他指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蔽皆由此。”[2] 因此,他极力主张变革科举,说:“欲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2] 同时,他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他列举八股取士的危害,他说:“科举之试以诗文楷法取士,学非所用,用非所学” [3],梁启超不仅要求改革科举,还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即“合科举于学校”;“多设诸科,与今日帖括一科并行”;“一仍今日取士之法,而略变其取士之具。”[4] 这些主张无一不反映了梁启超废除科举、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主张。在不久之后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这虽不是梁启超个人的行为,但他改革科举制度中作出的贡献,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三、“趋变求新”的教育理论与“新民教育”的教育实践 梁启超在教育理论方面是激进的,是“趋变求新”的,而在他具体教育实践中,主要就是他的“新民教育”。他在《论新民》一文中对“新民”的解释是: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曰,淬历其所本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缺一,时乃无功。”[7]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国民”培养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民”。他认为中国之弱在“人才乏绝”,而“欲振中国,在人才”。但人才必须是“新民”,“新民”必须具有新道德、思想、新精神。 梁启超的教育言论丰富而广泛,绝非短短数千言、寥寥几个条目所能包含的,本文以上述三个层面阐对其教育思想进行了阐述,意在说明梁启超在近代教育转型时期所起的筚路蓝缕的开创作用。从教育实践上看,梁启超或许无法与张謇、蔡元培、陶行知相比,但他在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创和教育理论的建立方面,可谓先行一步,独领风骚。尤其是梁启超突破了洋务教育人才观的思想局限,提出了培养具有近代政治意识和道德品质新国民的教育目标从而把晚清教育改革提高到普及国民教育的高度上,贡献极大,影响深远,亦非他人可比。正如现代学者所誉:“梁启超堪称是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8]。

梁启超之教育方式浅谈

父亲 —浅谈梁启超之家庭教育 梁启超（1873年－1929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从公车上书到维新变法，梁启超先生引领了那个时代的政坛，其与时俱进，远见卓识的身影早已深入人心。然，培养出“一门三院士”的他，同时是一位合格的父亲，其教育方式值得我们探讨和学习。 在生活上，先生无微不至地关爱着孩子。思成车祸的那次，他真是急坏了，守在身旁，呼唤着：“思成，你醒醒，大夫一会儿就到，你不会有事的。不要紧，别害怕。”可是他心里却念叨着：医生怎么还不来？医生快来吧！只要让我孩子活下来，哪怕落下残疾我也认了。有这样悉心照顾的父亲，孩子怎么可能会有事。另外，关于思成和徽因的婚礼，先生对他们的婚事事无巨细，一一操心。他觉得孩子们在国外，可以从美国到加拿大，按西方风俗，在教堂举行仪式，婚后赴欧洲旅游，同时考察国外建筑，然后回国举行国内婚礼。他对孩子的爱既有传统特色，又有现代意识，虽然操办一切，却始终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尊重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是相当难得的，至少在100多年后的今天，其开明程度也是很多家长难以企及的。还有，我们知道在思成和徽因赴美读书期间，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因政而亡，先生的信中溢满温情，足以让孩子重燃希望。他告诫思成：“徽因遭此惨痛，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就要靠你，你要自己镇定着，才能安慰她。……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学业，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孩子……”先生之关怀备至，从儿媳身上可见一斑。 在精神上，先生循循善诱地引导着孩子。徽因和思成毕业在即，国内社会却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两人不知所向时，先生以他的博大和通达排解了孩子们的苦恼：“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它则甚？一面不可骄傲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而于社会总有多少贡献……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若何，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贡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先生可谓精神向导，随缘又不放任，自律又不苛求。 在学业上，他高标准地要求孩子，为了弥补孩子国学根底不足，他每个假期专门为子女授课，为他们讲：“国学源流”，讲“前清一代学术”，讲《孟子》、《墨子》等。思成生病住院疗伤期间，还为其安排了学习计划，“吾欲汝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暗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可益神志，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荀子》颇有训诂难通者，宜读王先谦《荀子集解》。”梁思成后来回忆道：“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对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先生为孩子们的成材提供可能的一切条件。1912年流亡日本多年刚刚回国的梁启超，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建筑艺术。 梁启超，这位合格的父亲，以他无所不在的思想情感力量，潜移默化地引领者梁家下一代的人生道路。在风雨如晦，时局维艰，学术研究难以为继的情势下，梁家后代却薪尽火传，成为不同学科的顶尖人物。 是的，一位伟大的父亲。

浅谈梁启超的新史学

浅论梁启超的新史学 【摘要】：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紧灭亡中国的步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个人是时代的产儿，思想是现实的反映”。伟大的思想家梁启超也不例外。梁启超在西学影响下，本着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宣传进化论，批判旧史学，对传统史学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倡导“新史学”并以“新史学”理论和方法促进中国史学的变革。“新史学”所论述的史学问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在世界史学史上完全有理由占有一席之地。像新史学这样对中国史学影响至广至深，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新史学虽有一些片面性影响，但其所倡导的史学贵在创新、良史当看重哲学、史学对于民族命运至关重要等论点，至今仍有深远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四病二弊民史影响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新史学》一文。梁启超纵观中外社会历史的进步和现状，联系中外社会历史的进程和现状，联系中外史学之差异，乃大声疾呼：“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文章主旨在于批判"旧史学",倡导”新史学”，而其根本目的则在于“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力于此优胜略败之世界。”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主语者，在他那个时代，经历了太多太多的历史：甲午中日战争，中日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失败，八国联军侵华失败等等。在民族危难，国人哀婉之际，，那些站在历史潮流前头、面对民族危机的人们，都在选择民族自强之途。梁启超的新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面世的。 一新史学的历史影响 新史学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从古代史学向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中，新史学占有重要地位。五四时期的史学，正是沿着20世纪出的思想主张，与梁启超提出“除心奴”以求真自由的观念以及新民智、新民德的新民理想，有一定的前后继承关系。五四以后兴起的疑古史学，主要是对中国旧史学较为深层次的批判，受新史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较新史学和旧史学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在内容上，旧史学多偏于政治方面。质言之，就是旧史学眼光，注重朝廷一方面，新史学则注重全部民生。观察点不同，而其作用自迥异也。（2）在历史观上，旧史学主张循环说,新史学则主张进化说。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者，是教人了解现代社会之所以为如此现象，绝不是一朝一夕之故，是由百千万年进化而成。因为要认识现代社会，所以非研究现代历史不为功。研究过去，应用现在，所以期未来之效果。（3）在时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有史时代，以及有史时代中某个时期。新史学眼光，是向有史以前时代去推求，而步步向以后时代去推究。故新史学不能单恃书本，必须借助语言学文字学，而于考古学、人类学尤为且要。（4）在空间上，旧史学眼光往往局限于一部，新史学眼光则扩充范围及全部。旧史学所研究之空间范围小，新史学所研究之范围大。（5）在历史的构成上，旧史学以特殊史迹为个人所造成，新史学谓一切史迹，为人类公共合作而成。（6）在价值论上，旧史学往往囿于成见，偏于一种目的，不能恪尽天职。新史学家居于科学地位，不偏不倚，以阐明正义公道，期人类共趋于太平之

☆梁启超师范教育思想

一、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清末民国初期著名的改良主义者、教育家。曾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讲学任教。梁启超首论师范教育，批判传统教师教学中的流弊，倡行教学革新及新教学方法实践，他的教师思想既带有时代特征，更寓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但梁启超更多的是一位师范教育思想家与理论家，而非一位师范教育实践家。 名师出高徒，梁启超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学生有：蔡锷、秦力山、林锡圭、范源廉、周宏业、唐才质、田邦璇、李炳寰、冯自由、郑贯一、徐志摩、徐中舒、蔡尚思、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鲁迅、毛泽东等一代著名知识分子，无不受梁启超的影响。特别是他倡导文体革命，以流利畅达的文学代替死板僵硬的八股文，开创了近代新文体的时代，对教育界有巨大影响。因此说，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杰出教育家。他的家庭教育也是非常成功的。9个儿女中8个留学异国，个个回国报效，卓有成效，其中有3位院士。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家中是首屈一指的。 二、师范教育： 我国自古重视师资培养。许多教育家都论及师德、师术、师表等为师之道，对教师应具备的道德和学问，以及身教和言教的方式方法，提出过许多严格的要求。但创办师范学校，建立系统的师资培训制度，却是在晚清时期出现的。 现代汉语“师范”一词，系来自日语。古汉语中也有师范这个词，原义是“学习的模范”，名词，如《后汉书?赵壹传》，“学成师范，缙绅归慕”，引申为动词“效法”，如《文心雕龙?才略》，“相如好书，师范屈宋”。宋元以后有了“教师、师傅”义。该词传到日本后，成为日语中的“汉字”，其义大致与古汉语同。 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学习西方设置专门的师资养成机构，名之曰“师范学校”。19世纪70年代，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广注》中将其介绍回中国，后渐流行。

梁启超家风教育故事启示

梁启超家风教育故事启示 历史上，诸如梁启超、曾国藩等很多名人的家风教育为世人所称道，其中，梁启超更是家风教育的成功典范，他在培养子女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对当今的家庭教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梁启超对子女的教育关怀无微不至，虽然与家人聚少离多，但这并没有阻断他与子女间的亲情。梁启超通过书信的方式时刻关心子女的学习与成长状况，从这些书信的内容中不难看出梁启超家庭教育思想主要包括：趣味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寒士家风教育、挫折教育以及培养独立能力五方面的内容。 一、以爱国主义作为家庭教育的永恒主题。在梁启超经历坎坷、世事多变的一生中，爱国之心坚如磐石，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家庭教育中。他认为在子女小时候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培养子女的爱国情怀是教育子女的重中之重。 子女们远在重洋之时，梁启超仍以书信的形式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子女要努力学习，为将来能够报效祖国尽一份力。梁启超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子女们，在其子女身上得到了充分的继承和发扬。在国外完成学业后，他们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回到祖国，将毕生所学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

二、以趣味教育引导子女好学。身为趣味主义的倡导者，梁启超在家庭教育中将趣味作为学习的动力，并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子女。他始终强调趣味学习的重要性，极力反对对于子女未来不负责任的填鸭式、注射式教育。梁启超一直教育子女要为学问而学问，所有的学问都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只有这样，趣味才能够持久，才能够终身不忘。 他曾在其所著的《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开门见山地说道:“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拿什么做根底’?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底’。”由此可见，趣味学习及教育不仅只是梁启超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梁启超的学术追求。在他看来对求知时刻保持兴趣就需要通过趣味教育来实现。 三、将寒士家风作为家庭教育的永远追求。梁启超认为，人在不断的奋斗中，生活条件会越来越好，财富和地位也都会随之而提升。然而优越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环境容易使人丧失斗志变得得意忘形，此时距离失败也就不远了。“磨练人格”是梁启超对传统的“内圣外王”理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家庭教育中强调人格修养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梁启超子女的成就上不难看出，他们对梁启超的人格、思想、以及学术方面都有着相当的继承。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_于阿专

[收稿日期]2011-06-28 [作者简介]于阿专（1986—），女，山东青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民道德教育。 【素质教育研究】 论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于阿专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摘要]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作为近代中国 教育发展的主要奠基人，梁启超认识到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就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为此他提出了改革学校教育制度，倡导创办女子学堂以及“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等教育思想，是近代教育思想史的创举。尽管在某些方面受历史的局限存在瑕疵，但其教育思想作为我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仍为我们当前进行的教育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梁启超；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 40-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806（2011）05-0066-03 一、梁启超的教育思想 近代史，是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色历史”，面对当时封建教育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阻滞以及国家、民族所处的“内忧外患”的窘境，梁启超发出了“今日为中国前途计，莫亟于教育”[1]32的呼喊，倡导通过教育来摆脱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 1.首倡教育当定宗旨 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首先指出，与动物有所不同，人类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而教育作为人类一项极其复杂的活动，没有宗旨是行不通的，“教育无宗旨，则寸毫不能有成”。 [2]53 梁启 超否定了前人所认定的培人才、开民智是教育宗旨的判定。他针对古雅典、斯巴达以及英德日等国家的教育宗旨，对比分析了其存在的优缺点，指出教育宗旨应当因地制宜，结合各个国家国民的特性以及外在的环境因素，同时注重吸纳其他国家的精髓，使国民“备有人格，享有人权”。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这一宗旨展开了全面、具体的阐述：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具有国家思想、权利自由思想，能合群、尚武，且有毅力、自尊等优秀品质的新国民，只有这样的国民才能肩负起国家繁荣富强的重任。而梁启超对教育宗旨的认识在其《教育与政治》一文 中逐步走向了成熟：“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3]，因为个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的，唯有融入团体，恰当地处理好其在社会中的各种角色，接受团体生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的初衷。 2.改革学校教育制度 梁启超在《学校总论》中分析了西方强盛的根源在于强调“以开民智为第一义”[4]9，开民智的关键则在于兴学校，“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19。因此在他看来，当时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成为走向强国之路的根基。八股取士作为中国锢蔽文明的一大根源，使得学校教育演变成为科举制度的附庸，梁启超作为一名举人更是感同身受。由此，他指出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以走上富强道路，废除科举制度成为首要任务，取而代之，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开办新学堂，彻底撕破西方国家侵略中国时“公理公法”的虚伪面具，以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同时，他还主张效仿日本的学制，依据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来的规律，设定相应的教育制度表。在他所设置的学制中，比较突出的一大特点是其提出了“义务教育”的概念，“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入学之义务”[1]36。同时，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真正落实，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Wuxi Institute of Commerc e 2011年10月第11卷第5期 Oct.2011Vol．11No．5 66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可谓新式教育的开山巨匠，而叶圣陶则是苏派教育的先驱领航人，对于二人的教育思想，既有承继趋同的一面，又存在变革差异的一面。本文从下述几个层面对其进行异同辨析：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通过对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必然有益于当下教育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教育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著述丰赡的教育家。自戊戌变法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在教育宗旨、制度、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不仅有体系严谨的理论以资后人研究，其成功的教育实践更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鲜活范本。而作为苏派教育先驱者的叶圣陶，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在其70多年教育实践及研究中，更是形成了一种代表我国现代教育实践发展方向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教育思想体大思精，提出诸多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教育命题，影响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对两位大师关于教育思想的辨析与梳

理，必然有益于现代教育研究及新课程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思想启迪。 一、教育目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意识及自主能力，能够有目的有宗旨地进行活动，宗旨是人类活动特有属性，而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样需要宗旨；对于教育的宗旨，他认为培养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关键，独立人格不仅在品行、智识、体力方面皆完备，更要能享有人权，在政治自由方面具有独立的法人意识。可以说，此时的梁启超倾向于将教育的宗旨定格为：培养社会变革所需的政治人才。 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在教育实践方面，梁启超更是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的有：蔡锷、徐志摩、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而在他所培养的十四个子女中，除了早夭的五位外，其余九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20世纪， 算是极为罕见的。梁启超正是通过自身的实践验证自己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教育宗旨。 关于教育的目的，苏派名师叶圣陶在其教育论述中认为：“教育事业的目标在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①“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