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剖析

西方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剖析

——一种集体的暂时性“矫枉过正”诉求

王富银

（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210037）

摘要：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所谓“激进”思想，主要有“非渐进式”和“反自然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疑、修正、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笔者看来，激进女权主义思想无非是对长期存在的不理想两性社会主导权分配的一种集体“矫枉过正”诉求，是一种集体无奈、愤懑心理的展示，是一种暂时性“起义”策略，这样可以吸引更多注意力，从而有效缩短女性在社会角色革命中痛苦斗争的时间跨度。当社会发展进步到一种理想化的两性和谐主导权状态的时候，这一策略或将被摈弃，或者到时候今天看似“激进”的某些主张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再也没有了“激进”的标签。

关键词：女权主义；激进思想；集体暂时性“矫枉过正”诉求；和谐两性主导权从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时期玛丽·戈兹发表的女权宣言起，西方女性为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的思潮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从朦胧的女性意识觉醒，到自觉地思考自身第二性的处境；从顺从男权制到寻求两性平等独立；由对单一的社会政治权利的诉求，到对妇女完整个人生活的追求；从两性对立到提倡两性融合○1。

19世纪下半叶至20 世纪初，伴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以个人主义、自由平等为核心的启蒙思想与理性潮流的崛起,以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亚特·米勒等为代表的女权运动活动家及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剥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跻身公共空间的权利,以及只向她们开放私人领域的现实,尖锐地提出了女性参政权、受教育权及就业权等基本人权问题,激起了普遍的社会反响。第二次妇女运动的浪潮源于美国,在20世纪60-70年代达到高潮,其规模涉及了几乎所有发达国家,而在美、英、法三国尤为引人注目。1966年,全美妇女组织在美国成立。这一组织迅速成为西方最大的妇女组织。1979年,在汹涌女权运动的推动下,第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不仅是女权主义运动自身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亦受到当代各种思想的影响。近年来,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如米歇尔·福柯的后结构主义、拉康的心理分析、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以及各种新马克思主义等,帮助人们对客观的文明和文化,主观的自身和主体进行新的认识。这些被统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当代西方思想解构了传统文化,揭示出现存的思维习惯、习俗和道德等被人们约定俗成而当成“常情”的东西其实并不具有“真理性”意义,而是“人为”的。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逐渐和后现代主义相遇、碰撞并相互渗透,催生了理论发展的第三次高潮○2。

一、激进派女权主义思想

激进派女权主义理论是由“新左派”运动中男性激进分子对待女性的傲慢无礼激发的。“先进的”激进分子的态度使得那些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女性深切意识到她们自身的真实处境。这种情况使得一部分女权主义者决心要让她们自己的“特殊”问题和新左派运动所关注的社会公正与和平问题具有同样的意义和合法性。在参与运动和理论反思中,她们逐渐认识到,大男子主义和女性的屈从地位是社会压迫的根源和原型,因此,她们主张女权主义必须成为一切真正变革的基础,否则就是舍本逐末。

激进女权主义的理论主张与实践要求主要通过一些独立的妇女、女性团体或组织的宣言和成员的文章表达出来,起初以纽约和波士顿两地的“运动妇女”为代表。其主要理论主张有: (1)个人的即政治的,男权统治渗透到女性生活的各个角落; (2)父权制、男权制或男性统治

而非资本主义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 (3)女性应当认识到她们是一个处于屈从地位的阶级或等级,并与其他女性团结起来,共同投入对她们的压迫者即男人的战斗; (4)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是有差别的,她们拥有不同的文化与风格,女性风格成为未来社会的基础,人类才有出路。

波士顿妇女运动的主要成员罗克姗娜·邓巴1968年发表的论文“女性解放是社会革命的基础”是较早阐述以上思想的文献。她坚决主张要开创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她认为女性的悲剧不在于“地位低下或势单力薄,而在于一个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社会弊病”。她宣称:女人不同于男人,身为女人就决定了她具有“母性特征”,如擅长照料他人、韧性和协作能力;女性的仁爱本质必须成为新社会的道德基础,“毁灭当前的社会,在女权主义原则之上创建一个新社会”,那样男人就被强迫生活在一个条件完全不同于当今社会的、充满人性的社会中。

波士顿妇女运动的另一位成员登斯摩尔对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关系进行了反思:妇女解放不等于性解放,所谓的性解放实际上是迫使妇女屈从的另一种手法;在登斯摩尔看来,性(以及爱情)被当做奇妙的体验出售,它的作用就像鸦片,使女人不再对其周围的环境进行思考;所以女性不应把性自由作为自身解放的最高目标。

纽约激进派“女权主义”团体在1969年夏天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有一个基本观点:所有压迫形式中最初的模式就是政治上令人压抑的男女角色制度。她们还认为,婚姻是迫害妇女的主要形式,因而她们要求从理论上和实际行动两方面反对婚姻制度。与此相应有一个有意思的规定:该组织中与男人共同生活的成员不得超过1/3。

纽约激进派女权主义组织的宣言“自我的政治”提出: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心理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她们不相信资本主义或任何别的经济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也不相信纯粹的经济革命会消除对女性的压迫;她们认为,男人的“男子气概”是与他以自我压倒女人的自我能力成正比的,通过对女人的征服,他还确证了其力量和自尊。这便是“自我的政治”。

早期激进派女权主义者的主张中,还有“第四世界宣言”(女性文化就是第四世界)应当提及。宣言认为全世界的女人构成了一个被男性“帝国主义”“殖民化了的”社会等级,因此,女人必须组织起来,为女性文化得到解放而组织起来,只有高举女性原则的旗帜,真正人性化的社会才可能出现○3。

此外，她们还提出了具体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女性主义认识论）。

伊夫林·福克斯·凯勒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思想认为“性别的比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把这些比喻看做是好的丈夫（即科学家）在统治着母亲（自然）。”“女性与科学的分离”并非只是女性本身的问题，而更多的在于社会环境加诸其身的有形的、无形的影响力。性别隐喻和性别术语并不是一个语言的偏见，它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西方哲学传统中。她提出动态客观性的概念，她认为动态客观性是“情感与认知经验的相互作用”，不是主观与客观的断绝，而是主观经验的运用，是一种爱的形式，能够促使产生一种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的感觉。“客观性是心理自治的认知对应物”，客观性在传统上与包含着主客分离特征的男性气质相关联，这不仅使女性难以在科学界立足，而且科学本身也被歪曲了。在凯勒看来,科学及其描述性语言都不可能是价值无涉的。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存在着描述和理解中起着重要作用,科学的语言描述和观念叙述都根植于隐喻。这些隐喻提供了观察自然的不同框架,并导致研究领域的观念更新。因此,科学并非是完全的“自然之镜”。与此同时,凯勒也认为语言不能“构造实在”,忽视物质的、非语言的、我们称之为“自然”的那些活动的基础作用是愚蠢的。科学理论既不能理解为自然的“真实反映”,也不能理解为文化的“忠实反映”。由于这两类反映之间是相互干涉相互介入的,凯勒认为或许科学理论可理解为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形式的“足够好的反映”,以此寻求一种足以说明科学描述的功效而又承认它对社会文化的依赖性的非实在论的特殊框架○4。

女性主义这还认为，传统的以倡导价值中立为旨归的科学研究，浸泡着男性中心主义的

偏见，就心理学领域而言，女性主义通过大量的经验主义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主流心理学关于性别差异的研究并没有什么客观的结果，他们只是基于一个隐含的假设：男性作为规范。女性主义心理学不满足于对传统心理学研究议题进行重新解释、修修补补，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希望通过方法论的变革，创建一个关于女性、由女性自己及为女性说话的全新心理科学。在女性主义心理学家看来，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的建构和一种正在进行的过程，社会性别不仅仅代表一种个人的社会身份，还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的文化规范的符号，因此，必须推翻现有心理学研究传统的主流男性话语，建立“以女性为中心”的心理学○5。

此外，作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产物,女权主义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它是以妇女研究为中心的批评,其研究对象包括妇女形象、女性创作和女性阅读等。它要求以一种女性的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全新的解读,对男性文学歪曲妇女形象进行清算。它声讨男性中心传统文化对女性创作的压抑,提倡一种女权主义写作方式。作为一种从政治性的女权运动中诞生的理论,它的政治色彩是有目共睹的。这种政治色彩在不同国家不同理论家那里呈现不同的样态。英美理论家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女权主义同提高妇女觉悟的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凯特·米勒特在《性政治》中对四位男性作家大男子主义的批判,揭露了男性作家凭借其性别意识,在他们的小说这个小天地里,再现着现实世界的性政治,重点揭露了男性中心文学对女性形象的歪曲,抨击传统的“阳物崇拜”,进而从父权制意识的观念中解放出来。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妇女小说家》中提出了女性亚文化的观点,认为:“每一代女作家在某种意义上发现没有自己的历史,不得不重新发现过去,一次又一次地唤醒他们的女性意识。”她写这本书以期“描述从勃朗特时代起到当今的英国小说正的女性文学传统,同时指出这一传统的发展如何相似于任何亚文化群,从而填平奥斯汀峰巅、勃朗特峭壁、艾略特山脉、伍尔夫丘陵这样的文学里程碑之间的空袭和断裂。”肖瓦尔特将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域更加扩大了,从文化角度研究了美国妇女文学。

而法国学者则以语言的变革为目标,以对话语的权力结构的颠覆来完成女权主义者的任务。埃莱娜·西苏提出了“描写躯体”的口号,她认为写作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主体的颠覆性力量,社会变革必然是主体的变革,而语言则是控制着文化和主体思维方式的力量,要推翻父权制控制就要从语言的批判开始。露丝·伊瑞格瑞提出建立一种至今还不存在但十分必要的女性系谱,在这种女性系谱中,妇女之间的联系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联系,妇女不再是对象性的存在。

二、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两种类型

回顾和审视女权主义的历史,伴随着妇女解放运动而诞生和发展的西方女权主义批评有着积极的一面。他对父权社会给予了全面、深刻的批判,使妇女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极大地推动了女性的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活动。它的批评、研究成果也有许多拓展和创新之处,为西方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维模式。寻求女性文学传统,使许多被历史湮没的女作家如艾米利·狄更生和赛珍珠等被重新发掘和认识。但同是女权主义有时也呈现很大的局限性,政治色彩过于浓厚和实践行为太过激烈。加之在策略和实践上的种种偏颇导致了它一度声名险恶,成了“极端主义”和“暴力”的代名词。在2001年的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的20周年学术庆典中,不少学者称激进的、不无偏颇的早期女权主义几经成了不太被社会接受的“强弩之末”。

在笔者看来，种种所谓“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大体可归为两种类型，即“非渐进式”和“反自然式”。所谓“非渐进式过激女性主义思想”是指那些在今天的社会现实存在条件下“看似激进”，但符合理性的、通过全社会甚至全人类共同努力可实现的关于女性社会角色实在的主张，是一种“假性激进女性主义思想”。例如，向单一男权制、父权制的社会存在现实发出最大程度的挑战、进行最大程度的改革，包括从语言、社会角色、学科构成诸多

方面进行最为彻底地，最大可能地完善。也许这一理想社会现实的达成与实现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但它是理性的、可能的，人类所需要的是集体努力和时间投入而已!之所以他们目前仍然被冠以“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名号，是由于暂时的社会发展进步程度不够而在人类的意识中呈现出来的一种充满局限性的假意识。而“反自然式激进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完全非理性的、违背生物进化现实存在的，永远不可达成的纯粹“激进女性主义思想”。譬如说，追求人类的“半机器人”（cyborg, 赛博格，又译电子人）身份，把“性”完全定义成一种男性对女性的迫害，全力提倡女性之间的同性恋！“反自然式激进女性主义思想”是一种“真性激进女性主义思想”，追求在所有领域建立起与现存的传统科学相对应的女性研究学科，是一种从生物学、社会学双重、甚至多重角度对两性之间存在共性现实的否定。是对两性身体现实特性差异的无视，是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体阶级、种族、性心理差异的无视。对异性恋的彻底否定必然破坏人类这一种群继续的生物学基础。

三、对“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的质疑、修正、批评之声

首先宣称女性特有一种独特的认知风格或经验模式,是有问题的。这似乎是预设了女性具有不同于男性的本质特征,而且忽视了女性之间许多重要的差异。其次过于强调女性之间的差异也是有问题的。这个态度易于在女性之中创造神秘的“她者”,因此陷入各种普遍化或“陈词滥调”之中,例如,说所有的黑人都很贫穷,所有阿富汗妇女都是受害者。此外,对于差异的强调会导致这个主张:人们只能代表自己的群体讲话，甚至一个人只能代表自己本人发表任何看法与意见。所以有人建议有效的女性主义认识论,应该承认妇女的经验并非具有特殊的或不可变更的本质。这个经验只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具有历史特殊性,而且可以改变。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确定这些活动在什么条件下变成了有性别差异的,并努力把握女人和男人所共有的人性。关于自由的观念,也应该成为女性主义视角的基础。将女性简化为她们的经验的时候,就是否认她们具有意志力和改变的能力。米兰达·佛瑞克建议为了建立女性主义认识论,有些理想条件必须得到满足:(1)自我一致。关于自我一致的理想与方法论要有开放性的结合。(2)连贯性。观念得受到现实的和理性的程序限制。(3)整体论。承认社会政治发展,即社会政治观、媒体数据和理论等对知识情境的影响。我们知道整体论为边缘群体提供了认识论的许可,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修正主流观点,虽然它的成功取决于政治气候或方法论的开放性。(4)事实与价值的辩证。承认事实和价值处于辩证的关系。理想的认识论应该承认一个体系内的所有信念都是在逻辑上互相依赖的,因为它们的合法取决于它们是否与体系的其余部分保持一致。(5)对经验主义信念的现实描述。我们明白现实是我们的信念体系的支柱,因为它为我们所相信的事物提供了真实的经验上的限制。(6)自我批评的实践。所有这些批评中的隐含的信息是:就新的认识论而言,女性主义认识论只是一种提议,而且并非是惟一的,或最理想、最佳的提议。要求女性主义和其他进步政治应当为建构认识论作贡献,既是在认识论上合法的,也是政治上必须的。也就是说,女性主义认识论是修改认识论的一种提议。事实是我们对大多数女性主义话语仍然采取“不要”而非“应该”的形式,谈论理想的形式和态度阻碍了我们获得突破。我们仍然在等待实际的改变,期待着在主流认识论和科学的有力抵制之中,女性主义者能提出更现实和更有效果的认识论○6。

女权运动面临的挑战是明显的。强调女性因其独特的生理经验而具有独特的经历和感受、因而也有着统一斗争目的观点必然会陷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否认了女性之间由于阶级、种族、文化和族群不同所造成的差别,也会把女性局限于一种作为女权的性别身份范围之内。但过分强调差别和多样性,也会动摇女性主义者把女性从整体上视为一个受压迫阶层的基础。女权主义因此既要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避免建构一种宏大叙事的企图,又要把女权主义的观点置于女性的普遍经历之中,在最大程度上消除性别歧视○7。

在鲍德里亚看来,流行于西方60-70年代的性解放和性革命,或以反抗和解放为名的女权主义,都是建立在性的压抑和解放的基础上,建立在男女两性对立,以及女性反抗男性压迫的

基础之上,一句话,是建立在近代哲学两极对立思维,即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因此,从逻辑上看,女权主义的主张仍是男性与女性两极对立的产物,是与近代哲学主体—客体两极对立思维相一致的,而且也是与近代以来的生产逻辑相一致的。追求女性的解放与追求劳动的解放,表面看似不同,但其实二者都拥有相同的结构逻辑。女性解放理论表面上是合理的,但“对女性来说,性革命的危险性在于,她被封闭在一个结构当中,当这个结构强大的时候,女性遭到了歧视,当这个结构弱化的时候,女性则获得一种可笑的胜利”。所以,无论是从性革命意义出发,还是从女性的解放出发,只要它们所拥有的逻辑,即两性对立的逻辑及其结构相同,那么女性的解放总是一种空谈。

四、“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剖析

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中的所谓“激进”思想，主要有“非渐进式”和“反自然式”两个方面的内容。质疑、修正、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笔者看来，激进女权主义思想无非是对长期存在的不理想两性社会主导权分配的一种集体“矫枉过正”诉求，是一种集体无奈、愤懑心理的展示，是一种暂时性“起义”策略，它可以吸引更多注意力，从而有效缩短女性在社会角色革命中痛苦斗争的时间跨度。当社会发展进步到一种理想化的两性和谐主导权状态的时候，这一策略或将被摈弃，或者到时候今天看似“激进”的某些主张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实践，再也没有了“激进”的标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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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富银，男，1977年生，河南商丘人，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联系方式：139********；南京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编：21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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