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近年来国内城镇化研究述评

城镇化现象是一种普遍的世界趋势，但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城镇化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在西方，城市化是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一种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人口和社会运动。首先，工业城市化是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化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成为城市人口聚集的驱动力。而在北美，私有化是理解20世纪美国城市动力机制的关键，城市发展依赖于几千家私人企业的工资、就业等。［1］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从“反城市化”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到积极推动实施城镇化战略，对城镇化的认识经历了巨大的转变。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异常缓慢，相关数据显示，从建国以来一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是

17．9％。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特

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到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2．6％。城镇化已成

为当代中国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本文主要以近十年来的城镇化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梳

理相关文献，总结中国城镇化研究取得的成就，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展望。同时，我们也可以从学术文献角度，找到一条透视当代中国城镇化发展基线。

一、城镇化的概念

作为一个学术术语的“城镇”概念较早出现在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费孝通先生所谓“小城镇”主要是指介于城与乡中间的社区。自辜胜阻的《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出版后，城镇化概念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及广泛使用。一些学者认为，城镇化是城市化的中国表述，但城镇化又具有不同于城市化的内涵。城市化以工业化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实现载体，以提高人类生活水平为目标；而城镇化则以非农化产业为背景，以小城镇为实现载体，目的是实现非农化、缩小城乡差距。

［2］

但也

有学者认为城市化等同于城镇化，因为“农村人口城镇化、农村经济的非农化、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人居系统集中化等都是城镇化或城市化的表

城镇化发展的中国道路

———近年来国内城镇化研究述评

蒋永甫，谭雪丽

（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南宁530004）

［摘要］近年来，城镇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产生了大量的学

术文献。有关城镇化的研究集中于城镇化的内涵及特征、城镇化动力机制、城镇化模式、城镇化发展道路、城镇化政策等。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发现有关城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并探寻进一步创新的空间。［关键词］

城镇化；国内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13）06-0069-08

收稿日期：2013-10-1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集体产权视角下的农地流转机制主体创新研究”（11YJA810006）

作者简介：蒋永甫（1968－），男，湖南邵东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谭雪丽

（1990－），女，广西贵港人，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2012级硕士研究生。

第35卷第6期

Vol.35No.6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Guangx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13年11月Nov.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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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内容”。［3］总的来说，城镇化或城市化都是由“Urbanization”翻译而来的，从全球范围来看，城市化是一种西方提法，而城镇化则更为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因此本文以城镇化为研究对象。

关于城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界定。辜胜阻（1995）把城镇化定义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镇地区集中的过程，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的一个重要的结构转换。［4］冯更新（2004）认为城镇化就是乡村按照城镇发展的方向，在人口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必须实现思想意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向城镇现代化水平转变。［5］项继权（2011）认为城镇化的实质就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及转型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城镇化的概念通常应该涵盖以下几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城镇化是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生活方式转化的过程，反映为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展、景观和社会以及生活方式的城市环境形成；第二，城镇化是一个过程，是被一系列紧密联系的变化所驱动的过程，这些变化包括经济、人口、政治、文化、科技、环境和社会等的变迁；第三，城镇化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镇化引起土地利用模式的改变、社会生态的改变、建筑环境的改变和城市生活本质的改变。［6］孔凡文、许世卫（2005）认为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应该包括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前者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大等方面；后者主要表现在城镇经济总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完善、科技文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的建立、城镇管理的加强等。［7］总之，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实现市民化的转变，这已成为学界普遍的共识。

二、城镇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指推动农村向城镇转变和发展所需的动力，以及维持和改造这种作用机理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所构成的综合系数。华民（2004）指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国内动力主要源于：环境、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尖锐矛盾；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8］陈柳钦（2005）和吴靖（2007）都认为农业发展和工业化是城市化必不可少的动力因素。褚素萍（2005）认为，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可分为来自农村内部的内在动力和由于外部环境对农村城镇化所形成的外在动力。内在动力包括：农村人地矛盾紧张对农民的内部推力，城乡差距对农民的外部拉力，农民观念转变对农民进城的动力等。而外在动力，即外部环境——

—物质基础、政策环境、农村工业化、制度的变迁等是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9］也有学者运用人力资源理论中的“推－拉”理论，认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由“推力”和“拉力”构成。拉力即是在城市规模聚集效益规律的作用下，形成对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城乡差别的拉大，构成了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走向城市的“推力”。［10］李世泰、孙峰华（2006）分析了农村城镇化的推动因素和阻碍因素，以此来研究其动力机制，并建立动力系统结构模型。其中，非农产业的吸引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机制；农民的利益需求是城镇化的实现机制；制度安排是城市化的推阻机制；农民的排斥力是城镇化的阻力机制。［11］也有学者（辜胜阻、李正友，1998；崔功豪等，1999；朱文明，2003）以制度变迁为分析视角，认为政府是自上而下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因素，自下而上的城镇化则是由政策、资金、社区政府、农民群体和区外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发展推动的。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阳立高、廖进中（2009）运用1983－2006年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相关数据指标，论证了现阶段只有以城市化为龙头才能引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走出当前的困境。［12］崔敏、曹荣林（2010）以河南省淋川县为例研究其在南水北调工程背景下的城镇化动力机制，得出了水库移民、产业支撑、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以及行政力量是主要动力因素。［13］张泰城、张小青（2007）在分析国内外城镇化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部地区的区域特点，探讨了推动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和机制，包括：一是政府推动是城镇化的外部动力；二是农业发展使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动力；三是非农产业的发展是城镇化的核心动力；四是比较利益机制是城镇化的内在动力。［14］

三、城镇化模式的研究

自1980年我国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方针后，关于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小城镇发展模式。自费孝通先生出版了《小城镇大问题》（1994）一书后，学者们开始了对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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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模式的探索。付礼建、罗宏翔（2002）就认为小城镇位于农村之首、城市之尾，与农村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支撑点；又与大中城市关系密切，是大、中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后盾。［15］许经勇（2006）提出要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的问题，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除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外，还应重视发展小城镇。［16］柳思维（1999）从历史角度阐述了中国农村小城镇发展中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以及城市化滞后的问题，论证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必须充分重视农村小城镇的发展。［17］马晓河、胡拥军（2010）在论述新时期中国城镇化总体布局时提出了“未来十年，小城镇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通过试点政策，发展一批经济实力强、发展机制活、联动城乡统筹、吸纳农民就业的特色小城镇”。［18］

大城市发展模式。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农民对大城市的偏好要高于小城镇，这也是大部分学者主张优先大城市发展的原因之一。赵新平、周一星（2002）认为建大城市，走集约化之路是中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为此合理的选择不是严格控制大城市，而是要重点地积极发展大城市，其主要理由是大城市规模效益好于小城镇，综合效益好于小城镇。［19］潘允康（2006）认为大城市模式有利于加速实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发挥城市聚集经济优势、有利于发挥城市集体消费优势，并主张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20］沈悦（2004）在研究了日本的城市化后认为，中国城市化应采纳日本的经验：实施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战略，在城市化过程中，首先应是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先发展，使其在各个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21］

中等城市发展模式。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中等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我国城市体系中处在关键的中间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可以兼有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优点，并易于克服发展大城市引发的不同程度的“现代社会病”，以及解决小城镇发展模式中来自传统农业社会结构的各种阻力及自然条件的限制。［22］冷静（2002）提出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对缓解大城市人口和承载压力及促进小城镇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23］仇保兴（2003）强调我国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是要培育中等城市的核心竞争力。［24］王芝眉（2012）在综合城镇化的ABC模式后，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镇模式即M模式，因为其汲取了大城市高效、小城镇快速的优点，克服了大城市过载、小城市浪费的缺点，规模适中化、发展内涵化、运行节约型、建设环保化，解决了城镇化过程中人与人关系、人地关系等问题，是新生存空间的合理配置方式，更是中国城镇化道路的科学走向。［25］王建（2010）指出中小城市是中国城镇体系的主体，其城市数量占全国设市城市总数的78．63％，其城市人口占全国设市城市总人口的55．31％，其中占73％的中小城市分布在内地。［26］

多元发展模式。近年来，一些学者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城市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镇化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庄晋财（2001）认为我国农村城市化的基本格局是“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发展的协同”［27］，进而构建大、中、小比例恰当和功能协调的城市体系。安虎森、朱妍（2007）根据空间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和市场潜能函数，考察了我国的城市化模式。我国区际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应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城市化道路。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应选择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应选择以大城市和城市群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28］孙久文、李华香（2012）认为在现实条件基础之上，我们需要从区域的角度重新认识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应将研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的网络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多元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结合的城市化和东北地区的品质立市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化发展上。［29］

城市群发展模式。基于当前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要求，部分学者看到了小城镇与大城市等模式的不足，主张加快城市群的推进。在一些学者看来，城市群是一种新型的中国城镇化战略，它是世界城市化趋势在中国合乎逻辑的结果，契合中国“人多地少、资源短缺”的国情，适应可持续城市化发展的要求。［30］曹艳（2010）认为城市群的发展是一种城市结构体系的整体演进，既有利于提升我国城市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因其强大的积聚功能和辐射功能，可以有效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新农村建设。［31］侯永志等（2012）指出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和区域协调发展时期，城市群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2］吴福象、刘志彪（2008）通过对长江三角16个城市的数据分析，发现在长三角城市化群落中，城市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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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城市群对经济增长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新引擎作用。［33］

四、城镇化的道路研究

关于城镇化发展道路，学术界基本形成共识，即在总结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经验的基础上，应遵从中国的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辜胜阻等（2009）学者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34］许毅、刘文（2004）认为我国城市化的合理道路应当是：发展几个区域型特大城市，以此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在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间隙，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建设格局特色的小城镇，使其成为连接各个城市的桥梁并使其成为大城市功能的有益补充，最终形成层次、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城市网络。［35］

有学者认为，城镇化的中国道路或特色主要表现在发展小城镇上。如许经勇（2006）强调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突出表现在和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把小城镇建设放在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失业中考虑。还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要与新“四化”同步，具体路径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二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三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所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四是推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大城市人口膨胀。［36］

中国城镇化必须根据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中部中等经济发展地区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的区域特征，走区域城镇化发展道路。如东部地区形成了城镇化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海模式”等，中部和西部地区显然不同照搬。因此，区域城市化作为中国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赵维良等（2004）认为，区域城市化是通过一定区域内多个城市的深度聚合，构筑大城市群，从而推进区域一体化。［37］刘玉、冯建（2008）从多个方面揭示区域层面上城镇化发展态势，并指出今后的城镇化发展应该多角度构画区域城镇化发展格局，动态分析区域城镇化发展动力。［38］孙久文、李华香（2012）认为在现实条件基础之上，我们需要从区域的角度重新认识城市化模式的选择，应将研究重点放在东部地区的网络城市化、中部地区的多元城市化、西部地区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结合的城市化和东北地区的品质立市的创新驱动型城市化发展上。［39］白志礼等（2009）则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四大经济区域城镇化的特征和趋势，并提出了促进区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之路、制定有区别的城镇化发展策略、构建功能定位明确和特色显著的城镇化体系、推进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40］张燕、卢中华（2012）以鲁东南地区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区域城镇化发端与综合优势和市场需求，经过单元集聚、中心集聚、群化集聚、集聚衰退，形成了“单元集聚－中心集聚－群化集聚”的区域城镇化路径，以及单元集聚、中心集聚或群化集聚的子区域城镇化路径。［41］因此，“在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探索真正和本地区‘地域’相结合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达到既能保护城镇化进程的健康可持续，又能充分体现本地区‘地域’的价值内涵，构建具有特色的城镇空间布局”［42］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新型城镇化成为流行的术语，频频出现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之中，成为国家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学者们纷纷展开了对新型城镇化的研究。王素斋（2013）从五个方面来说明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必然性：一是迎接信息化挑战的必然选择；二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三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条件；四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五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43］倪鹏飞（2013）则指出了新型城镇化的具体路径，包括：一是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道路，推进居民的“迁移俱进”；二是走倾斜平坦的城镇化道路，兼顾空间的“公平效率”；三是走产城互动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经济的“持久繁荣”；四是走绿色发展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生态的“自然优美”；五是走包容增长的城镇化道路，确保社会的“公平正义”；六是走创新驱动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引领未来”；七是走政府引导的城镇化道路，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八是走本土开放的城镇化道路，确保城市的“世界个性”。［44］

五、城镇化的政策研究

城市化政策是政府主导型城市化所依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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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实现机制，是一组共同发挥着资源配置与福利分配功能的“政策集”，既包括经济政策和空间政策，例如特区政策、开发区政策、行政区政策、城市规划政策等等；也包括社会政策，例如户籍政策、人口流动和迁移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拆迁安置政策。［45］叶裕民、黄壬侠（2004）在分析中国流动人口特征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必须建立稳定、公平、开放的城市化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公平的迁徙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公共住宅，改革城市设置标准，建立人口大省基础教育基金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46］对于具体的城镇化政策建议，学者们也多有研究。温铁军等（2013）在分析城镇化的战略意义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国家通过增发国债和调整三农投资重点，集中投资县级城关镇及中心镇的基础建设和公共事业；二是从生态文明视角参考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教训；三是吸取改革初期发展经验，创新城镇化与中小企业相结合的发展机制；四是发展综合性乡村合作社，维护“危机软着陆”的劳动力池；五是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生态化环保型低碳城镇建设。［47］黄仁宗（2002）认为户籍政策是城镇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关政策制定者也将户籍改革视为促进城镇化的政策突破口。［48］马庆斌（2013）认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背景下的城镇化政策应以立足城乡统筹促进农民工举家进城为突破点。具体包括：支持进入城镇与鼓励退出农村的政策并举；培育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综合承载力提升体系；用农村建设用地解决农民工进城住房问题；引导举家进城的农民工在城镇“大杂居，小聚居”；尽快建立社会心理公共干预机制。［49］顾文选（2008）认为将现有的中小城市及重点镇，发展成为未来城镇化人口迁徙落户的基地；从体制、机制层面更多地激励中小城市及小城镇集约合理地使用土地资源，这两方面都应成为未来城镇化政策的重点。［50］张平（2013）认为应以农村城镇化政策创新为切入点，以天津经验为模板，从制定农村城镇化发展规划、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加强政策创新。［51］

六、城镇化的问题、困境与对策研究

关于城镇化发展的问题，学界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镇化速度过快，应加以控制。如周一星（2005）认为城市化水平一年提高0．6—0．8个百分点比较正常，超过0．8个百分点就是高速度的，个别年份达到了1个百分点是有可能的，但是连续多年超过1个百分点是有风险的，连续数年的1．44个百分点是虚假的。作者还指出0．6—0．8个百分点的城市化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世界目前的平均速度。［52］董雅、张郢娴（2012）则认为必须要警惕过度城市化，因为城市化的高速推进迫使人口过量增长，而人口的迅速增加又将会给城市带来各方面的负担和压力。［53］另一种观点则是城镇化发展滞后，应当加快城镇化进程。蔡继明（2009）认为缩小乃至消灭城乡差别的途径，不是建设新农村，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且从我国的现实经济问题出发，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必须在保证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上，将政府的主要力量从新农村建设转移到推进城市化进程上来。［54］

关于城镇化困境，赵荣山等（2002）归结为布局分散、城镇基础设施薄弱、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55］张同升（2009）指出城镇化存在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系尚未进入合理区间、城镇化水平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三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56］王建志、吴作章（2011）把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归纳如下：城镇建设政策替代城镇化政策、城镇化之滞后于工业化、缺乏区际城镇化的协调政策、城乡分割的政策壁垒严重、城镇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不突出、城镇化进程中忽视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城镇的生态环保功能脆弱。［57］周元、孙新章（2012）认为城镇化在飞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过度膨胀，城市病集中爆发，经济增长与宜居性背道而驰；二是城市面貌千篇一律，野蛮拆迁横行，土地型资本运作难以持续；三是进城易，定居难，城乡“二元社会”问题正演变为城市内定居群体与流动群体“二元社会”问题；四是城市间恶性竞争，产业同构，建立分工协作的机制任重道远。［58］赵玉红、陈玉梅（2013）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产业结构升级较慢，对城镇化拉动作用有待提升；城镇化建设融资方式使财政和金融风险增大；城乡二元制度不利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资源短缺与环境破坏给城镇化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等困境。［59］李俊林、张贵（2012）从实证的角度出发，以具体数据来说明我国城镇化的约束瓶颈，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乡居民支出结构不平衡；农村社会事业的消费不足；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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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60］

关于解决城镇化困境的对策，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从避免城市病的角度指出，有两大现实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一是要认真吸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或陷入“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循环；二是必须大力推进城市研究和理论创新，以发现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问题与主要矛盾，力求选择和走出一条低成本、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61］辜胜阻（2013）提出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具体路径：一是城镇化建立在坚实的产业基础之上，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二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发展智慧城市；三是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通过农业现代化满足城镇化多需要的劳动力需求；四是推动沿海产业向中部转移和农民工向流出地的回流，缩小地区差异，缓和特点是城市人口膨胀。［62］党国英（2013）认为城镇化建设应该以实现城乡一体化为重点，具体包括：大力发展私营经济，优化产权结构；强化分权管理，完善国土规划；体现“以人为本”的人口布局施政理念；实行“单一准则”人口登记政策；大幅度增加直辖市，把省级行政区增加至50个左右；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会治理体制。［63］城镇化可以说是一系列公共政策的集合。因此，城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改革，离不开体制机制创新。张占斌（2013）主张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完善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和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改革。［64］周元、孙新章（2012）在反思中国城镇化道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10年推进我国城镇化的对策思路：一是坚持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方针，缓解地域中心城市人口压力；二是创新农村居民点用地管理制度，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有机统一；三是加强城市规划与管理的科学化，全力提升城市品位；四是建立跨区域城市协调机制，破解恶性竞争与产业同构困局；五是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新老“二元”社会问题。

六、研究发现与展望

1．研究发现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城镇化发展将是引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城镇化发展也一直是学界关注重点问题，从近年来发表的大量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的数量来看，城镇化问题无疑是学术资源投入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从研究内容来看，涉及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城镇化的模式、城镇化政策、区域城镇化、城镇化发展道路以及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大大丰富了有关城镇化的知识积累。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逐渐成为城镇化研究的主流趋势。从研究质量来看，城镇化研究的质量越来越高，形成了“过度城镇化”、“半城市化”、“人口城镇化”等非常有用的分析概念。

第一，厘清了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区别，把城镇化放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加以讨论。西方各国的城市化更多地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工业城市化成为西欧城市化的典型形态。当代中国城镇化就是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它更多地关注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

第二，在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方面，学界普遍认为，政府与市场是城镇化的两种动力机制，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市场是最为基础的动力机制，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府机制。在尊重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引入政府力量，才能推动城镇化的快速、健康发展。

第三，在城镇化发展模式，学界仍然存在着广泛的争论。这是因为，我国各地的经济水平各有差异，东部城镇化水平高于中西部地区。发达地区的典型模式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而中西部则缺乏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有关城镇化发展模式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因为，无论是“小城镇模式”还是大城市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是普遍的适用的统一模式。必须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探索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学者们应从实际情况来把握城镇化模式。

第四，关于城镇化发展道路，学者们似乎形成共识，即应遵从中国的国情，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发展道路就是发挥政府在城镇化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同时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征，走区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2．研究展望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城镇化的巨大社会变革，在总结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在今后有关城镇化的相关研究，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把城镇化研究放在城乡一体化的视野下加以研究。在当代中国，讨论农业问题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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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城镇化，同时，城镇化也离不开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就是发展大批农村小城镇，成为大城市和农村的桥梁和纽带。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把农村建成小城镇，既能促进农业产业化，还能减轻一系列由于超越了城市承受能力把农民转移到城市而带来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65］第二，要加强对人的城镇化研究。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和经济的城镇化。在当代中国，人的城镇化主要是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化。因此，城镇化发展必须结合三农问题来统一立论。离开了农村、农民和农业来谈论和设计城镇化，都不免沦为空想。农民市民化是当代中国城镇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目前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六亿，但城市户籍人口才4．5亿。也就是还有1．5亿的人口，虽然人住在城里，但他们在劳动保障、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待遇，城市居民习惯于为他们贴上“农民工”这一标签。这就是“半城市化”现象。因此，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将成为城市化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第三，要加强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变迁的研究。中国乡村文化会否随着农民大量进城所造成的断层而消逝？政府主导下的造城运动会导致农村原有的社会秩序偏离正常轨道吗？这些问题都是伴随城镇化而诞生的，如何处理这些冲突、如何在农转非的过渡期中保存传统村落文化，这都是值得学者们思考的地方。

第四，要加强城镇化进程中相关制度的创新研究。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此不少省市取消了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但是学者们对这一改革方案争议不断。户籍改革不仅是农民进城，还包括依附在户籍上的社保、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问题。农转非意味着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均等化，那么在大城市开放户籍制度是否可行？因此，学者们不但要重视对户籍制度的研究，还要兼顾对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研究，找出一条新型的制度改革创新之路。

第五，要加强对“逆城镇化”现象的重视和研究。由于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以及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返乡就业、创业正成为越来越多外漂农民工的选择，他们无法承受城市的压力而选择离开。此外也有一些城市出现从农村迁移出去的居民要求把户籍再迁回农村的现象，如浙江的台州及义乌等。目前对“逆城镇化”的研究很少，只有不到10篇学术论文。因此，“逆城镇化”的现象值得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六，加强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城镇化离不开资金、土地等资源的支持，一般说来，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和核心，城镇化也是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而实现的。工业的发展依赖于能源资源的支撑，但是很多资源是非可再生的，如土地、水资源等。如千岛湖水质一度下降，长江源头出现沙漠沙化，为环境涵养地的小城镇之路敲响警钟。城镇化天平的另一端是生态、环保，如何把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可能成为城镇化研究的创新空间。

第七，加强对城镇化理论的研究。人口向城市的集聚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人口的聚集而来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的产生。城市日益成为一个“相对巨大的、密集的以及具有不同社会异质性的个体的永久居住地”。因此，城镇化研究要实现从静态描述到理论建构的转变，以实现城镇化研究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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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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