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峰——哲学与人生

王德峰：哲学与人生

1、人类学问三大类，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人文学科或人文学问（humanities）。人文是学科，不是科学，哲学、宗教、文学、艺术都属人文。史学，有人认为是社会科学，但须知进入史学的研究不仅仅为史料的占有和囤积，中国的太史公有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大气磅礴，将文史哲贯通。究天人之际是哲学思考，通古今之变是体味民族的历史命运，成一家之言是绸缪未来。

2、改革开放三十年，第一阶段最关注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第二阶段，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社会科学倍受关注，其中的显学是经济学，金融学则又是显学中之显学，当然这门学科其实是有那么一点邪恶的。第三阶段，中国民众开始关注人文，一个明显的标志是百家讲坛，从史学到国学，始终在人文的范围内，收视率如此之高，发人深省。说明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科学不能解决一切，经济也不能决定一切，它突出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人对于幸福感和人生意义缺失的痛苦。

3、哲学属于人文学科中最基础的一门。人文学科中的宗教学、文艺学、史学等等无不需要具备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素养。哲学是最古老的学科，今天则几乎是最边缘化的学科。复旦有很多同学喜欢哲学，但他们喜欢的是与哲学恋爱，不喜欢与哲学结婚，哲学系发生的转专业从来是“走出去”，绝少有“走进来”。

4、哲学是爱智慧。智慧不等同于知识。什么是知识，比较容易界定；什么是智慧，则很难言说。很多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智慧，很多智者未必有知识。

5、人生在世，难免坎坷、磨难。当你走到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需要作出关系命运的抉择之时，你是不是考虑坐在书桌前，拿出一张白纸，作出精确的理性算计，权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利弊，最终做出决定？这恐怕很难。因为这种抉择绝不是对我们头脑理性的考验，而是对我们心灵力量的考验。

6、我们今天是崇尚科学的。今天科学的一个普遍特征是数学化。一个物理事实，当它能够被用数学来做出规定和描述时，才是科学的。社会科学也在向往着这种科学化。其中最引为自豪的当属经济学，试图以数学模型对现实经济运转作出模拟并给出判断，从而自认为是社会科学中最接近自然科学的一门从而也是其中科学程度最高的一门。这种习惯，来源于一个最古老的哲学思想，即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本源是数的思想，认为宇宙就是数的和谐、是数的八音盒。中国人从来不把宇宙看成数的，中国以阴阳五行来解读，因而中国式的科学也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农学、医学建立在这种哲学思想基础上。

7、智慧从哪里来？从思想中来。思想从来都是旧的，没有什么进步。新的叫做思潮，叫做观

点，叫做意见。思想要旧到什么程度？公元前五世纪，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希腊和古代以色列，贡献出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一批犹太教先知，是所谓轴心时代。后来人类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路怎么发展，但凡遭遇危机，总是返回到轴心时代所创造的四种文化境界中的一种去寻找出路。

8、为什么他们有智慧，我们就不能有智慧了？难道必须是古非今不可？我只能带有迷信色彩地说，他们的确是开了天眼了。在那个人类文明和知识积累还极其微弱的时候，他们俯仰天地之间，突然爆发出如此之多的伟大思想，这是一个奇迹。今天的我们，知识太多了，聪明太多了，智慧没有了。为学日增，为道日损，损之又损。小时候，遇到一块石头绊倒你的脚，你想办法搬开石头，或者给这块石头做上标记，或者避开它，这是经验和知识，是可以学的。长大了，你失恋，很痛苦，希望到图书馆找寻一本帮助你从这种痛苦状态中解脱出来的恋爱指南，你找不到，这不是知识能够解决的。

9、怎样找智慧？靠科学行不行？前几年***在中国大陆风行，复旦大学好多博士生都在练。党委同志们很揪心很头疼，发动思想政治工作者们二十四小时盯梢，随时做思想工作。据调查，其中的理工科学生占绝大多数。他们是科学工作者，但是被这样一个组织玩弄于股掌之间。科学不能带来智慧。

10、有人说，智慧来自人生的阅历。有些道理，关在房间里是不可能有智慧的。但你也要知道，这只是必要条件，并非充分条件。一个人垂垂老矣，须发皆白，饱经沧桑，你以为他必定是有智慧之人，他给你讲了许多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着实惊心动魄，都是他漫长生活阅历中的片段，但当你要求他提供给你几条智慧，他讲不出来。似乎是越讲越神秘了。佛家认为，人离开今世的时候只有两样东西可以带走，一个是所造的业，一个是所积的智慧。这种可以进行代际转移的智慧，叫做宿慧。基督教教父哲学家圣奥古斯丁则把智慧解释为上帝给我们的圣恩，这是神的恩典。凡此种种，都只能越说越神秘。佛学中国化的奠基人慧能和尚是一个文盲，他只有很短的人生阅历，也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也就是砍柴卖柴，年纪轻轻，却能顿悟，有大智慧。

11、怎么获得智慧？读书。不是读那些考证的书。要读人文典籍。读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史学。要读人生这部大书，还要读人文典籍，在两者间来回穿梭。特别要读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人类文化遗产。中国人是幸运的，我们有孔子、老子，你也可以读西方经典。你可以不是一个基督徒，但你应该读一读圣经，那里面有很多智慧。试举一例，原罪。原罪是什么罪？给我们什么启示？原罪是偷吃了知识之树的果实，他遭到的惩罚是被赶出伊甸园。因为伊甸园里还有另外一棵生命之树。假如亚当同时吃了知识之树和生命之树的果实，人类的命运又会是怎样呢？那就将达到不朽之境。知识是理性的产物，理性能够突破有限性，达到

无限性，但个体的生命在根本上却是有限的。人类往往因为自己有理性而遗忘了其根本的有限性，失去了必要的谦卑态度。而谦卑是信仰的前提。科学理性是如此狂妄地确信自己改造自然的能力，忘记了自己卑贱和渺小的出身。彻底的无神论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最可怕的，因为他无所敬畏。

12、读万卷书，不是读那么多科学书；行万里路，只要你是在思索你的人生，那么也就是在行路。

13、执政党也讲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源泉。那么进一步追问，创新的源泉又是什么？经典的马列教科书贻害匪浅，感性上升到理性，理性的提升再回归实践去检验。这种讲法遗忘了一个比理性更高的能力：性灵。这是一个中国概念，诗歌里面有性灵派，公安派就是性灵派。它是一种感悟、体认、体悟。它既不是感性，也不是理性。

14、创新需要突破旧的认识框架的强大想象力。普朗克花了11年时间试图把量子力学同牛顿经典力学统一起来，他失败了，尽管他已经很成功。爱因斯坦成功了。爱因斯坦去世前，一位记者问他对人生最遗憾最留恋的是什么？他说的是，我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了，而没有说我再也完不成统一场论了。这是爱因斯坦的性灵，自然科学家的性灵。哲学、宗教、艺术就更离不开。

15、如何判断你自己的性灵有多大？你可能智商低一些，但可能很有智慧。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是一个笨人。在我小的时候，上数学课，老师讲到第三个知识点时，我还在思考第一个知识点，老师看到我在发呆，点名叫我回答关于第三个知识点的问题，我答不出，旁边的同学都争先恐后替我回答，老师立刻露出鄙夷的神情，“瓦晓得侬想撒么子”。但是，期末考试，我的数学成绩从来都是班里数一数二的。我需要时间来思考根本问题。关于数学的这一体验在一次与复旦数学系主任共同举行的讲座上得到了共鸣。这位数学系主任说他不喜欢做数学题，他更喜欢看题、看习题集。看到绝妙处眉飞色舞连声叫好，而看到那些缺乏想象空间、没有技术含量和大范围纵深的的题目就迅速跳过。思考，有时比盲目的实践来得更为重要。

16、对性灵的测量本身就是错的，因为它不可测。但是我还是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试验方法。你可以听音乐，记住，不是听流行歌曲，而是古典音乐，而且必须是无标题音乐。一般的音乐都有一个标题，它会给你一种暗示，比如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幻想序曲》，你看到这个标题，自然就开始将自己的思维置于恋爱的场景中，倘若你再看过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更加便利了。但是这“想象”并不来自于你自身的性灵的激发，而是沉淀为一种固化了、可以随时调阅的经验模式与知识存量。如果在音乐厅中，当乐队在起劲儿地演奏无标题音乐，而你百无聊赖不得要领，仰头望着天花板的吊灯盼望着快点结束，那么的性灵就很低了。假

如你心灵中的某一心弦突然从模糊的状态中得到一种被拨动之感，你开始相信自己听懂了这个作品。你不是把这个作品看作一个被观察的、有待于主体认知的客体，而是深深地被卷入其中，从把握不定的模糊达到逐渐的澄明，那么你就有理由相信，你是有创造力的，你在特定领域一定是有创造力的。

17、哲学是什么？借用冯友兰的人生四境界说。第一是自然境界，婴儿的赤子之心；第二是功利境界，趋利避害，此时需要科学知识，需要建立各种制度、规范、规则；第三是道德境界，需要在功利计算与争斗的基础上建立正义标准；第四是天地境界。常人都处于第二种和第三种境界，无外乎功利得失、爱爱恨恨、善善恶恶。

18、山是一种客观事实。事实被赋予了意义，就具有了境界。地质学家从山中看出地质年代，赋予它地质学的境界；史学家从山中看出历史事件的延续，赋予它史学的境界；画家从山中看到了自然景观的审美意象，赋予它美的境界；两个小孩子看到山上有几棵树，摘了果子吃，回到家中仍对其念念不舍，这是小孩子赋予它的境界。

19、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在于人的境界。动物吃饭为了果腹，人吃饭时还吃出了法国大餐、广东菜等等不同的文化品味。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如果把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变成一种无止境的果腹——不生产就活不下去，那么这叫做老板；如果他把企业办得有滋有味，即使经济不景气，企业吃得少了，但能够吃出味道来，能够确立企业对民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来，这就是企业家的境界。

20、我们今天的文化属性还是中国的吗？我们的年轻一代，都是世界公民，还具有中国人的特征吗？我曾经扪心自问，我这样一个沉浸西方哲学多年、并且对其中的许多学派推崇备至的人，还具有中国人的特征吗？我的答案非常肯定。我只设想了一个简单的场景，在头脑中做一个理想实验，立见分晓。假设我的儿子今年高考，距离一所高校的录取分数线差两分，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不是责怪我儿子没有努力，抑或是默认事实？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找人。再假象，如果要报考的那所大学的招办主任正好是我从小一起穿开裆裤长大的好哥们，我一个电话打过去，他肯定立刻明白我的意图。再假象，两个礼拜后，哥们来电话，感到不妙，他说破格录取的权力上升到副校长了，语气中充满了歉疚。这样一个场景，如果他第一次接电话时假装听不懂，那么我一定是遇到外国人了，是中国人就听的懂，就一定能够想得到我的意图，我们平时都是这样思维和生活的。西方人就不是这样。我再讲一个真实的事情，在我担任分管外事的副系主任时，曾经陪同一位外国访问学者逛上海外滩。在一个十字路口，他问我站在斑马线边的那位是不是警察（那是交通协管员），怎么翻译呢，我只好说他是警察的助手。老外诧异地问他在这里做什么？我回答说他是维持交通秩序的。交通秩序还需要维持吗？难道上海的老百姓看不懂红绿灯吗？当然看得懂。那为什么还要维持？我说，这是

一个哲学问题。

21、很多状况，被归结为制度问题，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答案。复旦的社会学者调查今日的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被西化。设计了十个关于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AB代表西方，CD代表中国。我跟他们讲，一定90%以上是西化的。结果证实了我的判断。可不可信呢？难说。22、中国的司法改革，一直在推进。那些高校里的法学研究者们，多年来也致力于推动西方经典著作的译介和传播。但只要我们留意一份报纸就够了，报刊文摘，他的编辑似乎非常乐于搜集很多现实问题，我总能从中看到许多越来越背离法治的八卦新闻。我们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近了还是渐行渐远呢？法治社会的前提，是独立人格。独立人格来自哪里？一百多年了，我们不断引进西方先进制度，中国仍一如其旧。

23、五四运动真正把注意力聚焦在启蒙两个字上。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在复旦读了四年的哲学本科，当时自认为比邓小平想得还要久远，因为我认为拨乱反正的根本在于独立人格的培养，在于新的启蒙。当时王元化先生发表了一篇《呼唤一场新的启蒙运动》，看来“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当我毕业离开复旦后，有一件事，从根本上动摇了我的信念，就是迁户口，把落在复旦的集体户口迁回街道。在那个票证年代，没有户口能直接影响你的粮票、布票，还有于我而言最重要的烟票。同一个户籍警，我去找了三次，屡屡碰壁。有一天遇到一个中学同学，我跟他讲了这件事，他问，那户籍警抽烟么？我说好像是抽的。他说抽烟就好办了啊。你送两条大前门给他（那时的大前门可是很不错的）不就解决了吗？我说，我为什么要送烟给他？中国人国民性一直有奴性啊，我们要改造啊，要启蒙啊，我这样做不又是对他俯首称臣卑躬屈膝，奴性不是又强化了吗？我们要新的启蒙运动啊！说得我同学一愣一愣的，末了，送我一句，真没想到你大学四年是白上了。送，还是不送？这是个问题。送，我将没有独立人格；不送，我将没有粮票。还是送吧，我还要生存，还要吃饭抽烟啊。但是我也不能太失了知识分子的身份，我不会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直接递给他，于是把烟放在我确信他的视线可及的地方，我看到他的面部表情明显松弛了很多，我知道他看到了，他笑纳了，笑了，然后也就纳了。只用了不到一刻钟，我跑了三次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

24、当我拿着万分珍贵的户口迁移证明走出派出所的那一刻，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四年学哲学的信念动摇了。我说要启迪民知、要新启蒙，然而我自己又做了一次奴才还启迪别人吗？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的奴性恐怕不是娘胎里带来的。因为当独立人格和生存发生冲突的时候，恐怕生存是第一位。我们的奴性来自哪里？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让我们做奴才低头的乃是那个“屋檐”，所谓“屋檐”就是那个不好的制度。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又回到了究竟是制度改造是根本，还是国民性改造是根本，制度与国民性两者到底是谁决定谁的问题。

25、制度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向前拱卒，累积的改善也已蔚为大观，国民性依然如故，用新制度玩老游戏，给资本主义的制度赋予了新的玩法。在这个老问题上，我终于被逼到了真正的哲学问题中去。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国民性格，因为中国的制度如此；中国之所以制度如此，是因为中国人性格如此——两方面都可以说。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果，制度和国民性相互作用。1982年的暑假我非常痛苦，至今记忆犹新。我想我四年的哲学白学了。究竟是哲学毫无疑义、于事无补，还是我王德峰悟性太差、学不了哲学？西方有漫长的哲学史，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说，他们都是一派胡言吗？我不敢这样相信。我宁愿相信第二个观点。黑格尔的一本哲学书——《小逻辑》偶然地启迪了我，有这样一句话：“倘若我们对两个事物关系的理解达到了相互作用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根本还没有进入概念，而只是站在概念的门槛上。”制度和国民性究竟有什么关系？我发现他们相互作用。达到了相互作用的理解还没进入概念——还站在概念的门槛上。那么概念是什么？——“倘若我们去考察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和斯巴达人的性格两者之间关系的话，我们一方面可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性格因为他们的风俗制度如此，但我们也可以倒过来说，斯巴达人之所以如此这般的风俗制度因为他们的性格如此，倘若我们只是这样的理解，我们会发现这两者是相互决定的，但是其实我们在这种理解上，我们既没有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也没有真正理解斯巴达人的风俗制度，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来自一个共同的、更根本的，那就是斯巴达精神，而精神是需要用概念去把握的。”

26、我读到这里心中恍然大悟。突然也就想起了中国的《周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这个概念不只是杯子之类的器皿，还可以指一个民族的典章制度。那么“形而

上者”就是不可被直接经验到、被感知到的，那叫道。所以黑格尔启发了我，使我突然领悟了《周易》这句话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也就是说我四年来思考制度和国民性格两者关系的时候，我思考来思考去，始终停留在器的层面。典章制度是器，国民性格也是器。精神才和道有关。斯巴达的文化精神，就是斯巴达人对道的领会。倘若我们研究中国的问题，研究中国的制度，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我们最终要研究到中国人对道的领会。

27、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我四年学哲学根本没进入过哲学。我是把哲学当作一门科学在学习，因为我在拿哲学的命题来讨论器本身。哲学不是论器的学问，哲学是论道的学问。“道可道，非常道。”哲学专门去言说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尽管说不出来道是什么，但还是坚持说，说了几千年之久。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是论道的，欧洲人从古希腊开始论道，中国人从先秦的时候开始论道，都有几千年的历史。因为不可言说，你说的和我说的会不一样，彼此就争论起来，那叫百家争鸣。先秦诸子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古希腊的各种哲学学派也在做这样的事情。

28、西方人如何论道？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姑且不讨论古希腊，就讲近代的。讲一个学说——康德哲学。我现在拿起一块手表给大家看，然后说：“这是我王德峰的私有财产，”大家全都能理解。你们理解我这句话的原因或者根据、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我走进这个教室的时候，大家分明看见了这块手表戴在我左手的手腕上呢？不是这个缘故。我的手腕无法占有这块手表，手表是一种物，手腕是另一种物，此物无法占有彼物。那么那个王德峰是什么呢？是超感觉的东西，超越感性的，不可被感知的，但是它真实，真实到什么程度？能够占有这块手表。这样的东西用英语叫person。这个person的真正含义叫人格。所以占有这块手表的不是被称为王德峰的身体的，而是被称为王德峰的人格的，人格当然超感觉，它不在这个感性世界里。康德哲学怎么说它呢？用一个词，叫noumena。Noumena在新英汉词典中的解释叫本体，和现象对立。我们在学哲学的时候，一想到现象、本体这些非常抽象的范畴，总觉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它们在说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有所指，而所指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指到我们每一个人了。作为你的身体来说，你是phenomena，作为你是私有财产的主体来说，你就是noumena。这样一种存在哲学上被讨论了，就是被论道了。一个重要的结果产生了——倘若你侵犯我王德峰的这块手表，就是侵犯我的私有财产，你其实在侵犯什么？人格。所以西方人有那句话了，叫“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假如我王德峰死了，死前立下遗嘱，将我的这块手表遗赠给某人，那么你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既然他王德峰的肉体已经灰飞烟灭，我们就不需要顾忌什么，大家一起抢吧。另一种，虽然他王德峰的肉体不在了，但是他的人格是独立的、不朽的，我们需要尊重他的意志，应当按照他的愿望把手表交给某人。所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精神前提——私有财产和人格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康德的哲学讨论的是让社会世界成为可能的基础，这就是论道。因为这个社会世界的根据如此。我们才应该根据这个根据来建立社会制度，那就是器。西方人相信这个世界可以区分为两个世界，一个是可以直接感知到的感性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超感觉的，用康德的话叫本体界或智思界。

29、中国人如何论道？以孔子作例子。比方说我们来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假如英国某一个汉学家对中国的学问尤其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感兴趣，那他一定要研究孔子，读孔子的书，有一本非读不可——《论语》。假定这个英国的汉学家打开《论语》来看，他读着读着，困惑就来了——虽然他发现仁是孔子整个学说的核心概念，但是他后来发现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说了不同的话。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呢？汉学家跟我讲，“哲学应当有严格的范畴推演，逻辑推理，最后要一个明确的结论，但是我看孔子的《论语》里就没有什么概念、判断、推理、范畴的演绎，这算不算哲学？”我马上反问他：“为什么哲学非做出你们那个形态呢？”他说：“那么我这样一个人怎么能理解你们中国的哲学呢？”我说：“就请你念其中的一段，慢慢

地体会。”这一段是这样的，宰予有一天问他的老师孔子：“按照周礼的话，父母亲如果去世，我们要服丧三年。三年时间是不是太长了？能不能短一点？”孔子反问道：“假如你父母亲去世后，你服丧一年就吃得好，穿得好，你心安还是不安啊？”宰予回答说“我心安”。“今女安，则为之！”宰予刚走，孔子就忍不住说：“予之不仁也！”我们继续虚构。那个英国汉学家过了一阵子来找我了，他说：“原来孔子在《论语》中虽然在不同的场合关于什么是仁有不同的说法，但其实有一个共同的主线贯穿其中。原来仁与不仁的区分，标准不在头脑的思考里，在心安还是不安里。而心安和不安是什么呢？是生命情感。所以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孔子讲的哲学的真理，是从生命情感里讲出来的。所以我得出一个结论，苏格拉底的善肯定是概念，而且最高的概念叫理念；但孔子的仁根本不是理念。是什么？生命情感。”西方人相信什么？他们相信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只可能在理性当中找到。中国人在做哲学的时候也要寻找普遍真理，所以它叫哲学。但是中国人寻找普遍真理不在理性中找，也根本没区分感性和理性，而是直接在感性中找，在我们的生命感受中找，从生命情感当中阐发普遍真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路数。

30、中国哲学典籍，很难和文学彻底区分开。我们读中国人文典籍，其实是每个人都在读自己的生命感受。我们已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生活过一段时间了，但我们的生命体验是片段式的、散乱的、不成体系的，而当我们阅读经典的时候能够被引入一种体悟的境界，开启你的性灵。中国的各家各派都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提升你的境界。儒家是道德境界，道家是天地境界，佛家是解脱境界，分别帮助你有德性、得自在、得解脱。中国思想的起源、中国哲学的起源在先秦，起点上就不对感性世界、理性世界，没有完成纯粹精神和纯粹肉体间的分离，也就不能形成独立人格。

31、中国人和西方人都相信人是有灵魂的，但对这个灵魂在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的归宿、走向以及对此的因应方式不同。你问一个西方人为什么要有信仰、要虔诚、要行善，你图的是啥？他的回答是，图的是将来死后上天国。你在问上天国干啥？他说上天国和上帝在一起。和上帝在一起干啥？获得心灵的宁静，达到毫无干扰的沉思状态。中国人就难以理解了，这也太寂寞了吧？西方人则认为沉思是最大的幸福，灵魂最大的干扰就来自于肉体的欲望。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实用的、实在的。这辈子反正没有什么希望了，多行善事，求来世投胎到大富大贵之家，能够吃大鱼大肉、一辈子荣华富贵。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至今不大愿意捐献遗体，有一次在校园里一个外国的媒体采访我，问我这是不是受到了儒家“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的观念影响。我说时至今日，这种影响倒不是很大了，否则美容整形的生意也不会这么好。症结在，中国人的灵魂和肉体还没有分开。我们能够看到中国人给逝去的亲人们烧各种各样的东西，这不叫“烧”，叫做“送”，烧只是一个途径，因为在中国的观念中，火是阴阳两界的分

界线。通过火的摆渡，阳界中的事物可以进入阴间。所以人的遗体是可以火化的，但却是不能拆分的。假如逝者生前很贫苦，就烧纸钱、烧“美元”、烧面额上亿的“人民币”；逝者生前没有好房子，就烧纸糊的但是非常精致逼真的三层小别墅。我在龙华还看到烧“小汽车”的，我

仔细看了一下牌照，是上海牌照，想得很周到，因为你要是烧了外地牌照，他就上不了高架了。你想想这种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万一他的遗体捐掉了、拆散了，那么在阴间他用什么来穿西装、住别墅、开小汽车？中国人对灵魂的理解仍然是感性的，中国人对来世的展望也是感性的。中国的哲学是没有唯物和唯心的对立的。宋明理学只有那么短暂的一个阶段曾经有过，之前和之后都没有明显的区分和对立。

32、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活着，人自从在某一时点知道了死亡这件事情，明白了所有人最终都将会死亡的，他就产生了一种恐惧、紧张，但同时也就进入了人生意义的追寻之中。动物并不清楚地存在对于死亡的认知和意识。人的有限性迫使其思考意义的问题。假如亚当永远的活在伊甸园中，他可以悠哉悠哉地想很多事情，唯独不会去思考类似人生意义这样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巴以冲突、中东地区的恐怖袭击中有大量的人体炸弹，这种袭击方式意味着，在未曾实现既定目标之前，首先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种药引加以点燃、作为一种工具加以摧毁。中国人也有自杀的，当他发现人生意义的终结时，他也会选择毁灭自己的生命。但一个中国人行将自杀之前的一瞬，想到的却是，家有老母在堂，有幼子嗷嗷待哺。这是最典型的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对于生命意义的理解。正是儒家，告诉了你，你是从哪里来的。让你知道，你不是孙悟空，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使你明白，你的生命与这个社会体系中的其他人结成密切的网络，从而直接影响着他人的生存状态。阿拉伯人没有孔子，所以他们能够作人体炸弹。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为了战胜魔鬼撒旦，你会进行十字军东征。这表明，不同的文化基础，孕育了不同的生命价值观。

33、在中国人看来，如果一个道理来自于纯粹的理性逻辑，完全脱离人的生命情感和体验，那将是不可接受的。情和理要一致。中国人的理性思维是绝对发达的，规则、制度，中国人能够理解，也可以支持，但是他不会把这些等同于真理本身。在公交车上，一个人逃票，售票员要求他补票，车上的其他中国人一定站在售票员一边。如果售票员说要罚他200块钱，站队就会发生变化，绝大多数会认为售票员违背人之常情。有一次来访学的外国学者看到两个人吵架，吵到最后，一个人就指责对方“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老外问，他们在说什么？我怎么翻译呢，why are u so out of reason，你怎么如此出离于理性之外。我知道翻错了，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的真正意指是，你怎么如此违背人之常情而不是违背绝对理性的法则。

34、概念皆象，在概念中理解社会是虚幻的，只能获得知识，不能收获智慧。中国人对智慧的追求，在于寻找安身立命的地方，是为养心。把心养得和天一样大。南宋陆象山是何等的

大气：吾心即是宇宙，宇宙即为吾心。中国人常讲苍天在上。天道和人心是贯通的。

35、什么样的心才是大的？我们再假象一个场景。比如说，有一天，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复旦大学打来电话，说，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得知复旦大学有一个叫王德峰的老师，很有才，想请他到中南海坐一坐，讲一讲。学校通知我几天后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陪同下飞往中南海觐见。我一介布衣能得到如此恩宠，上达天听，这真是皇恩浩荡啊，我激动的连续几天晚上睡不着觉，如果这样，那我的心就很小很小，反之，如果我还能泰然自若，一切如常，等闲视之，我的心就很大很大。我们进一步假想，话说这一天到了中南海了，九大常委在中南海门口迎接，我受宠若惊，与他们一一握手，恰巧握到胡总书记的时候，我内急，想去厕所方便一下，假如这个时候我强作欢颜强撑局面，我的心就很小很小，反之，如果我平静地对总书记说，对不起，我去方便一下，我的心就很大很大。假如我是一个百亿集团的董事长，第二天早上九点钟要和一个重要的客户进行一次涉及金额上百亿的重要谈判，路上堵车，我八点五十五才来到一楼电梯门口，非常着急。正巧这时碰到一个人，就是每天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他拉住我说，王董啊，我上个月的工资少发了一百块，去问领导，领导说他们是按规则办的，让我去找财务，财务也说没有问题，我只能找你了。这个时候，如果你怒不可遏、火冒三丈斥责她，你的心就很小很小。如果你肯花五分钟时间，对她说，我一定叫人去查，给你一个交代，你的心就很大很大。因为你懂得一百块对于她而言的重要性和一百亿对于你的重要性是一样的。你懂得包容万物，既能够包容喜马拉雅山，也能够包容喜马拉雅山脚下的一株小草。

36、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都很西化，但说到底，他们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打着中国文化的深刻烙印。他们主张的是合理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绝不是自私自利，这是值得我们这个民族称道和培植的。你们不同于你们的上一辈人，不同于五零后、六零后，你们已经失去了那种通过在新旧两个制度体系对接的时刻钻空子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机会了，那种时代条件已经消失了，所以你们会更加注重建构一个正义体系中来合理地谋求并保卫自己的个人权利。我相信等你们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37、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资本决定一切这一点其实是很确定的，特别在中国。上帝死了的本质是价值死了。我们陷入到一种进步强制之中，每个人的命运都被纳入这个资本的逻辑链条和体系当中，必须不断地为资本增值作出贡献。这是现代性病症。至于如何变革，减轻并治愈这种病症，我没有药方。但思考这个难题，已经是哲学域中的必然。这个民族已经被她的痛苦逼到了论道的实践中去，论道已经不仅是少数学者的事情，何况中国的学者已经开始失道了，论道也与每个人切身相关，需要全民的参与。中国人的出路不在西方，也不可能倒退回***的文化大革命路线，后退没有出路。中国人国民性的毛病是以

私情代公理，解决的办法不是以公理代私情，而是以公情代私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