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拓跋恂的死看北魏政权的汉化
从拓跋恂的死看北魏政权的汉化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历史上虽然以汉族的统治占主导地位，但是也先后出现过许多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要么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要么建立了一个地域性的较小政权，但是他们都无一例外的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中由以南北朝时期的众多少数民族政权较为突出，他们大多是被称为“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的少数民族建立的，虽然在武力上占据了上风，但是与中原地区相比，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汉化”——无论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在当时都成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发展的主流趋势。而拓跋氏的北魏政权堪称积极汉化的典型，孝文帝更是一身致力于此，从迁都洛阳到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改革，甚至亲手处死自己的儿子，都表明了他汉化的坚定决心，虽然拓跋恂的死可以说是拓跋氏家族的悲剧，但从长远利益来看，却是整个北魏政权的福祉，因为这些汉化措施加速了他们的封建化，促进了鲜卑族的发展。
（一）北魏政权迁都洛阳的原因
北魏前期的首都平城，是拓跋氏部族从草原文化过渡到农业文化的象征，所以这座都城的规制，和当时的其他文物典章制度一样，也是“僭稍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1这座都城的构建，除了采用某些中原文化的特质外，同时也保存了许多草原文化的色彩。因此这座都城对于北魏建国百年后，企图将两种不同文化混合后的形态，做一次彻底调整与重组的孝文帝来说，的确是有一种有形的阻碍。
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一开始就执意迁都，而是打算把平城做一番改建，直到他成为一座具中原文化气息的都城。《魏书》卷七《高祖纪下》：
（太和十二年（488）七月）起宣文堂、经武殿。
（闰十月）帝观筑圆丘于南郊。
（十三年七月）立孔子庙于京师。
（十五年四月）经始明堂，改营太庙。
（十月）明堂、太庙成。
（十六年二月）帝移御永乐宫。庚寅，坏太华殿，经始太级。
（十月）太级殿成。
（十七年春正月）帝飨僚于太极殿。
从太和十二年到迁都洛阳的前一年，孝文帝在平城大兴土木，并且在改建的过程中，进行了一连串有关礼仪、祭祀问题的讨论与决定。他似乎有意从有形的建筑工程的拓建，更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转变。他最初的希望，只是利用平城现有的基础，将他转变成一座典型的中国文化式的都城，并没有积极南迁的意念。他之所以匆匆南迁，乃由于北方保守势力对他所做的改革有一种难以排斥的压力。
但选择洛阳作为新都，却完全表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未涉及到现实的问题。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情势分析，邺城似乎比洛阳更适合于作为新都。因为当时中原最富
1《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转引自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
庶的地方在河北，所谓“国之资储，唯借河北2”。从军事战略的价值而言，洛阳太突出，南方除了寿阳之外，再没有其它可供戍守的天险重镇了；而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据此之后，便可控制河北地区。政治方面，邺城也曾是石赵与慕容燕的故都。可是孝文帝最后放弃邺而选择洛阳，完全是为了实现他的文化理想。因为在他眼中邺城曾是石赵和慕容燕的都城，这两个五胡政权的都城，都享国不久，在形势上不佳。他所以离开平城准备南迁，正因为平城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正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比较优越的地方。他最初迁都洛阳的动机也是因为洛阳所表现的文化传统而激发的。
（二）拓跋恂之死
既然孝文帝的迁都是为了更好的实现汉化，那么拓跋恂何以成为迁都的牺牲者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拓跋恂这个孝文帝悉心栽培的接班人——无论是在皇位继承关系上，还是在汉化政策上——偏偏违背他父皇的愿望，成为了反迁都集团的最高代表。《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恂传》：
“太和十七年七月癸丑，立恂为皇太子。及冠恂于庙，高祖临光极东堂，引恂入见……
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
太和十七年，拓跋恂被立为太子，年仅十岁，可是孝文帝对于他的王位继承人却寄很大的希望，希望拓跋恂不仅继承他的王位，同时更能贯彻它的汉化事业，所谓“字汝元道，所寄不轻”的本义也在此。因此孝文帝更期望他的皇子随时“温读经籍今门亲见吾也”，有意把拓跋恂塑造成像他一样倾向汉化的君主，所以对于拓跋恂的教育问题也特别重视。《魏书》卷六十二《李彪传》：
“今诚宜准古立师傅以训导太子，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所谓“太子正则皇家庆”，也正是孝文帝希望之所寄，“正”，是指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的“正”。孝文帝还请当时名重一时的学者来教导拓跋恂，希望在他们的教导下，拓跋恂所沾染草原文化气息，可以洗涤殆尽，蜕变成一个典型中原文化君主。可是关于这方面，却使孝文帝非常失望。《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恂传》：
“恂不好书学，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
所以，拓跋恂虽然在孝文帝苦心的教育下，仍然无法消除他内心所存留的草原文化特质，因此他被北方的保守势力，视为可恢复他们草原文化的象征。他们企图推翻孝文帝的迁都政府，而拥立拓跋恂。
在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北方的保守集团计划把孝文帝诱到北方来，然后他们利用在北方的军事力量，把迁都集团的势力彻底摧毁，于是他们利用太师冯熹之丧，上表要求孝文帝北上奔丧。孝文帝当然知道他们的企图，在他诏书里“令、仆已下可付法官贬之”，表示了他的态度，这是离开保守势力控制的北方以后，第一次对他们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又不希望造成他与北方保守势力的彻底分裂，所以派太子拓跋恂为代表，到代郡吊丧，试图以此来消弭南北的争端。但是他却没想到，把拓跋恂这块“顽石”扔到北方保守势力的中心，那么以前对拓跋恂所实施的文化隔离教育将毁于一旦。他这次赴代，却种下了拓跋氏家庭悲剧的种子。
拓跋恂到代郡后，北方保守势力希望利用拓跋恂这块招牌公开反对孝文帝，所以拓跋恂
从北方回来不久，趁着孝文帝幸嵩岳，他留守金墉的时候，与左右招牧马奔代。《魏书》卷二十二《废太子恂传》：
“高祖幸嵩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们内与左右谋，欲招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高）道悦于禁中……高菹闻之骇惋，外寝其事，乃至汴口而还。引恂数罪，与咸阳王禧等亲杖恂……高祖曰……古人有言，大义灭亲。今恂欲违父背尊，……此小儿今日不灭，乃是国家之大祸，脱待我无后，恐有永嘉之乱……”
从以上的材料分析，拓跋恂这是才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他作出的这种招牧马奔代的行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有计划的行动。孝文帝之所以“闻之骇然”，是因为拓跋恂的行动与北方保守集团是一致的，如果拓跋恂奔代的行动成功，那么就会使北魏有分裂的可能，这种情势发展下去，最后必然形成“永嘉之乱”，草原文化笼罩黄河流域的局面。那么，孝文帝辛勤培植的华化幼苗，将会受到严重摧残。所以孝文帝便忍受着失去亲子的痛苦，毅然处决了拓跋恂。
（三）拓跋恂之死所反映的本质问题
拓跋恂的死其实蕴含了浓厚的政治意味，换句话说，孝文帝忍痛处死自己的儿子兼继承人是出于一定的政治利益的。
首先，拓跋恂是孝文帝亲自选中的皇位继承人，他对拓跋恂的要求不仅限于做一个开明的君主，还必须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中原文化修养且能继承其汉化政策的人。这一点从上面所引用的关于孝文帝对他的教育中可以看出。因此对于孝文帝而言，选定一个崇尚落后的胡文化的继承人，就意味着亲手把江山给毁掉，因为一种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其次，杀拓跋恂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政治效果。拓跋恂是反迁都集团的最高代表，他一直都对学习汉文化抱着抵触的态度，怀念原始的北方草原文化。而那些保守派就很有心机的利用他这张牌来公然与孝文帝作对，以为孝文帝必然因此而妥协，即使不妥协，拓跋恂也是将来既定的皇位继承者，只要拓跋恂一登基，他们就可以畅通无阻的推行其保守政策了。然而孝文帝早已深刻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就毫不犹豫的毁掉了他们手中所谓的“王牌”。
再次，大义灭亲，张显了自己汉化的坚定决心。这无论是对那些保守派还是对普通民众都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让他们认识到，移风易俗、推行汉化是必然趋势，任何人的不能从中阻拦，否则下场将会和拓跋恂一样。
拓跋恂的死就单纯的政治意义而言，是青年与老年两代间，因意识形态的不同所引起的政治岐见的结果。因为，孝文帝的迁都集团是由鲜卑族中新兴的一代和中原士族组成的，他们的政治立场必然与老一辈的保守派相左。就文化意义而言，拓跋恂的死则是因北魏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僭稍华典，胡风国俗，杂相糅乱”的边际状态一次彻底的调整与重组，而引起的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观念不同的冲突所造成的。拓跋恂代表的是草原文化，他们这个集团之所以反对汉化是因为他们认为拓跋氏部族，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地区，完全靠他们那种“马背中，领上生活”3的草原习惯，和他们的战斗方式一致，如果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他们过去强悍善战的性格，也会随着消逝。那么不仅不能统治汉族，反而会被汉族同化。至于迁都，他们认为一旦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中心南迁，黄河流域的气候比较热，拓跋氏部人不服水土，最后的死亡率一定很高。所以他们反对华化，也反对迁都。至于迁都集团，可以说他们是一批被中原文化所深深吸引并为之折服的人，他们认为，武力纵使能使人短暂顺从，
但那也只是表面上的，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唯有文化上的征服才能使人心悦诚服，逐渐向你靠近，并最终相互融为一体，这样的统治才能长治久安。所以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无形斗争，而拓跋恂的死宣告了落后的草原游牧文化的失败。
结语：
纵观历史长河，当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时，强势文化必然处于上风，而他对弱势文化的“兼并”也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弱势文化，他们要么积极的向前者靠拢，取其精华；要么在不自愿的情形下逐渐被同化。而文化攻势也常常是统治者们重要砝码，中国历史上的中原王朝对边疆的少数民族的征服其实质上都是文化上的征服，而非战争等暴力手段，这也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为什么能够在多民族的复杂情形下长期维持稳定与繁荣的原因。
2007年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