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人团)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

（百人团）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

陆旸蔡防

内容提要人口结构变化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效应影响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人口红利消失将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已经在文献中被证实。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来看，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转变，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非常相似。我们分别对中国1980～2030年和日本1960～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进行了估计，通过对比发现，与日本相似，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将迅速降低。然而，日本在人口红利消失后仍然坚持采用经济刺激计划试图维持之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导致经济泡沫不断膨胀并破裂，对实体经济的破坏可能远不止是“失去的十年”。中国应该借鉴日本的教训，避免采用经济刺激方案，人为推高经济增长率。

关键词人口结构潜在增长率劳动参与率自然失业率

一引言

在Bloom和Williamson（1998）、Williamson（1998）的文献中，人口红利通常被描述成一种特定的人口结构特征，即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比较低时，一个国家将拥有充足的劳动力供给、高投资率和高资本形成率，进而为高速经济增长提供保证。现实经济提供了很多人口红利的证据，例如，1990年之前的日本，其高速经济增长的背后总是离不开人口红利的影响。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些国家也确实经历了“过山车式”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带来的好处最终也因红利的消失导致经济进入长期低增长区间。

在过去的30多年中，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9％～10％的区间。很多研究表明，在高速经济增长背后，人口红利的贡献巨大。然而，人口结构将随时发生变化，中国人口结构的转变进程要快于人们的认识。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15～59岁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逐年递减，同年抚养比开始上升。即使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将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也达到了峰值。实际上，中国在2010～2015年期间的人口结构变化特征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非常相似。然而，日本在人口转变之后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十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忽视了人口因素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并坚持采用经济刺激计划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严重，当泡沫破裂后，其实体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阶段。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为了维持之前的高速经济增长，日本反而付出了更加沉重的代价。

中国正在经历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相似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在2010～201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与日本1990～1995年非常接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总人口还在持续增长，由于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不是人口总量），其潜在增长率也会直接受到影响。通过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口变化特征及其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潜在增长率由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共同决定，人口结构的变化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影响前3个因素。直接效应表现在：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将导致潜在就业减少，进而影响潜在增长率。间接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都是年龄的函数，这就意味着，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并不会是一条平滑的曲线。当其他因素不变时，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的变化会引起潜在就业的变化，最终影响潜在增长率。第二，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影响资本存量，而资本形成率又是人口抚养比的函数。随着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储蓄率会下降，进而资本形成率降低，最终将影响潜在增长率。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影响一个国家的潜在GDP增长率。

有趣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结构的变化不同于日本等其他国家，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首先，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这种人口生育政策决定了新生

人口数量会呈现几何递减趋势，进而在较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少儿抚养比。其次，即使独生子女政策从开始执行时就被认为是一代人的政策，但是无论何时调整现有的独生子女政策，少儿抚养比也都会突然增加。目前受到独生子女政策影响的夫妇已步入60岁的年龄段，人口老龄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事实上，由于受到人口政策的干预，中国的人口结构必然会呈现出非自然的变化趋势，而人口因素又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相连。同时，即使中国从现在开始执行“单独二孩”政策（夫妻双方一人为独生子女，第一胎非多胞胎，即可生第二个孩子），也无法在短期内改变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递减和抚养比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决定了中国虽然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非常相似，但是在相似之外又有明显的不同。

我们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方程内，估计了中国1980～2030年和日本1960～2010年的潜在增长率。与之前的研究相比，我们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模型中我们加入了人力资本变量，增加了估计的准确性。第二，由于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都是年龄和性别的函数，因此，本文在估计潜在增长率时，代入了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估计结果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出“人口结构变化”的间接效应。第三，我们分别选择了中国在1980～2030年和日本在1960～2010年相似但非对应时期内的相关经济变量变动情况，对称的时点分别是：中国的2010年和日本的1990年。第四，由于资本形成率是人口抚养比的函数，因此我们加入了随抚养比变化的“资本形成率”，从而获得了人口因素产生的间接效应。第五，采用郭志刚（2013）“分年龄人口预测”数据以及不同TFR（总和生育率）下的4种人口政策调整方案：低方案（TFR升至1.6）、中方案（TFR升至1.77）、高方案（TFR升至1.94）、晚升高方案（维持现行生育水平至2035年，之后TFR提升至1.94，以后延续下去），我们给出了中国2011～2050年长期的潜在增长率，并比较了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对中国短期和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以及不同的人口调整方案对中国未来人均收入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首先，中国在1980～2030年期间的人口转变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与1960～2010年的日本非常相似。在1990～1995年之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通过直接和间接的途径，人口结构转变导致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日本的潜在GDP增长率从1990年的4.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1％。与日本相似的是，中国在2010～2015年期间，无论是15～64岁还是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下降，人口抚养比上升。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0％，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至4％以下。其次，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的中短期潜在增长率和长期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期内，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意味着将提高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导致资本形成率降低，潜在增长率将下降。然而，随着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将增加，资本形成率的递减趋势将趋于平缓，进而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可以提高长期的潜在增长率。而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人均收入”的影响是缓慢的，会受到人口总量和潜在GDP的共同影响，当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并使TFR维持在1.6的水平时，从长期来看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最高。因此，理论上应该存在一个最优的总和生育率。

二模型

（一）加入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

我们采用生产函数法（production function method，PF）分别估计中国和日本的潜在GDP增长率。在标准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s production function）中，我们加入人力资本变量。①

其中，Y代表实际GDP，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TFP），K代表资本存量，L代表就业数量，h代表人力资本，将等式两边同除以hL得到Y/hL。

此时，加入人力资本水平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Y/hL（之后用y表示）是全要素生产率A 和加入人力资本后的资本劳动比K/hL（之后用k表示）的函数，即y=Akα。两边同时对时间

t求导数，进而可以通过对式（3）进行估计得到资本贡献因子和劳动贡献因子

我们将估计值附加人力资本的资本劳动比增长率（Δk t/k t-1）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Δy t/y t-1）代入式（3），可以得到

即包含残差项εt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采用

HP滤波方法去除随机扰动因素εt，最终估计出历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二）从增长核算方程到潜在增长率

在得到基本模型参数的基础上，估计潜在GDP增长率时需要代入“充分就业”时的就业

数量其中，population15+，t代表第t年中国15岁以上的人口，Tr15+,t为15岁以上人口的趋势劳动参与率（用HP滤波获得）。因此，population15+,t×Tr15+,t就是15岁以上的趋势经济活动人口。NAIRU15+,t为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自然失业率，根据1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趋势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可以计算

出潜在就业量

我们将代入模型，进而可以计算出附加人力资本的平均潜在资本劳动比增长率

和附加人力资本的平均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是第t年的潜在GDP。因此，在已知的情况下，可以推导出潜在增长率。

其中，就是第t年的潜在GDP增长率。从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潜在GDP

增长率受以下4个因素影响：TFP增长率、附加人力资本的资本劳动比增长率、潜在就业增长率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实际上，后3个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虽然TFP增长率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TFP更多地来源于制度因素。如果我们将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称为“人口红利”的话，那么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可以称为“制度红利”。本文在估计2011～205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时，正是假设了“制度红利”不变的情况下，估计单纯的“人口因素”变化对中国潜在增长率带来的

影响。

三数据来源和缺失数据的估计方法

（一）Y和K

日本1960～2010年实际GDP以及中国1980～2010年的实际GDP都来自佩恩表（PWT 8.0）。为了便于对两国经济进行比较，我们选择佩恩表中“2005年美元不变价格”表示的实际GDP和实际资本存量分别作为模型中的Y和K。

由于2011～2030年中国的资本存量是未知的，需要采用“永续盘存法”对缺失的资本存量数据进行补充，计算公式为式（5）：

其中，K t为第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K t-1为第t-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I t为第t年的实际资本形成；δt为第t年的资本折旧率，δt=5％。从公式可以看到，当前的资本存量是由初始资本存量和此后历年的新增资本形成共同决定的。此处的“资本形成”与“投资”的概念不同，因为资本形成是投资过程的结果，它来源于生产量超过当期消费量的“剩余”即“储蓄”，这种生产“剩余”或“储蓄”，通过投资和生产的方式便转化为资本，并进入下一期的生产过程中。从支出法的角度，“资本形成”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转化形式，因此，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理论上在0和100之间，即产出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

每个国家的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占GDP比重）都不相同，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和“习惯”。例如，日本在1960～2010年间的资本形成率从33.18％降到23.25％。即使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70年，其资本形成率也只是接近40％。但中国的资本形成率相对较高，从1980年的35.19％上升到2010年的48.22％（数据来自WDI数据库）。虽然资本形成率在国家之间不可比，但是同一个国家在时间序列上的资本形成率却受到人口抚养比的影响，或者说，资本形成率是人口抚养比的函数。

因此，为了补充2011～2030年中国资本形成率的缺失值，我们首先估计了1980～2010年“调整”后的中国资本形成率（C t：当期的资本形成占前一年GDP的比重）与滞后总抚养

比（D t-1）之间的关系，即C t=62.733-0.399D t-1，根据2011～2030年中国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可以计算出对应时期内的资本形成率。我们看到，资本形成率的变化呈现出非线性的趋势（见图1）。实际上，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储蓄会降低，消费将会增加，理论上中国未来的资本形成率将会略有下降；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由于中国当前的社会保障还不完善，无论从消费“习惯”还是“养老保障”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是高储蓄国家。

（二）15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数量

1960～2010年日本15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数量数据来自《日本统计年鉴》；1980～201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数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而2011～2030年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分年龄人口数据的预测结果来自郭志刚（2013）的估计。郭志刚（2013）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人口学估计方法得到了2011～205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并给出了在4种人口政策调整方案下中国未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这4种人口调整方案分别是：低方案（TFR升至1.6）、中方案（TFR升至1.77）、高方案（TFR升至1.94）、晚升高方案（维持现行生育水平至2035年，之后TFR提升至1.94，以后延续下去）。我们将晚升高方案作为模拟的“基准方案”。采用郭志刚（2013）的人口预测数据，我们就可以直接和间接地计算出其他与人口结构变动相关的变量发展趋势。

（三）劳动参与率和2011～2030年中国缺失值估计

为了估计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需要我们在模型中代入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就业数量。我们知道，潜在就业量=人口数量（15+）×劳动参与率（15+）×（1-自然失业率）。因此，需要估计2011～203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而1960～2010年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和1980～201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等于其经济活动人口除以15岁以上人口数量，数据分别来自《日本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小普查数据，我们分别计算出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最终将两次普查数据结果取平均值作为2011～203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由于劳动参与率是年龄和性别的函数，为了估计2011～2030年中国的劳动参与率，我们将“分年龄和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与2011～203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相乘并加总求和。这种方法暗含的假设是：2011～2030年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动将取决于未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动。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将劳动参与率与人口结构变动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即使2005和2010年中国总体的宏观经济及就业需求不同，在控制年龄和性别特征后，两次普查中的劳动参与率也非常接近。根据这一思路，我们计算2011～2030年中国的经济活动

人口

其中，n代表年龄（16≤n≤95），i代表性别（i=1男性，2女性），population n,i,t为第t年n岁的男性（或女性）人口数量，Part n,i,t为第t年n岁的男性（或女性）劳动参与率，

为第t年男性或女性经济活动人口数量。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口径是16岁以上人口，而日本的统计口径是15岁以上人口。因此按照我们的计算方法，与日本的统计口径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会被低估。

（四）自然失业率及估计方法

在估计潜在增长率时需要用到1980～2010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和1960～2010年日本的自然失业率，进而估计“充分就业”时的就业量。然而，自然失业率是停留在经济学理论中的概念，我们需要通过对“三角模型”（triangle model）进行估计得到中国和日本的自然失业率。其中，1978～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数据来自都阳和陆旸（2011）的估计结果。我们沿用相同的方法估计了1960～2010年日本的不变自然失业率和时变自然失业率。通货

膨胀和调查失业率U来自《日本统计年鉴》。

中国的不变自然失业率约为4.24％，在这个时段中，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自然失业率最高水平是2003年，约为5.42％。此后，自然失业率开始下降，2009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又回落到4.13％。相比之下，在1960～2010年间，日本的不变自然失业率要比中国低得多，仅为1.53％，时变自然失业率更是经历了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趋势。1972年日本的自然失业率达到最低点，约为1.27％。此后自然失业率缓慢上升，到2010年日本的自然失业率为2.63％。日本自然失业率低于中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具有独特的企业内部组织特征，离职和雇佣工人的流动规模在日本非常小。在日本没有临时性解雇，永久性解雇的可能性也很低，更大比例的必要的工人再分配是在企业内部进行的，而不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因此从整个制度框架内减少了“摩擦性失业”。即使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日本的失业率和自然失业率也都是非常低的。

（五）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就业和自然失业率的估计

一些假说试图解释随时间变化的自然失业率，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劳动力市场的人口特征，例如，婴儿潮（baby-boomers）（Weithers和Sullivan，1991）；劳动力市场制度；移民等。这里我们主要考虑人口结构变化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将自然失业率视为人口结构的函数。

由于2011～2030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以及分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失业率不可直接获得，因此为了能够反映出人口结构变动对自然失业率的影响，我们采用了一个替代的办法。首先，我们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别计算了分年龄和性别的失业率；其次，按照分年龄和性别的调查失业率的相同比例分解了自然失业率。这样我们就可以近似获得2010年普查年份上的分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失业率。

根据郭志刚（2013）的人口预测结果，并考虑到自然失业率是年龄和性别的函数这一基本事实，我们计算了2011～2030年中国的潜在就业量其中，n代表年龄（16≤n≤95），i代表性别（i=1男性，2女性）；为第t年n岁男性（或女性）的经济活动人口数量；NAIRU n,i,t为第t年n岁的男性（或女性）自然失业率；为第t年男性或女性的潜在就业人口；为第t年中国总体潜在就业人口。

这个方法考虑了人口结构和性别因素对潜在就业产生的影响。实际上，在已知2011～2030年潜在就业人口和经济活动人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计算出15岁以上人口在2011～

2030年的自然失业率。结果表明，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年轻人口数量的减少，中国的自然失业率会逐渐下降。

（六）人力资本和2011～2030年中国缺失值估计

人力资本数据来自佩恩表（PWT 8.0）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hc。因此，我们可以直接获得1960～2010年日本的人力资本和1980～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数据。但是，我们需要采用相同的方法对2011～2030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数据进行补充。

具体来看，佩恩表（PWT 8.0）提供的人力资本指数是在Barro和Lee（2012）的平均教育年限基础上，根据教育回报率做出的调整。Barro和Lee（2012）分别对世界各国15岁以上分年龄组（每5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进行了估计。我们采用Barro和Lee（2012）估计出的2010年中国分年龄组（每5年）“教育年限”数据，以及郭志刚（2013）对中国分年龄人口的预测数据，估计了2011～2030年中国人力资本的缺失数据。估计方法参考了Barro和Lee（2012）和佩恩表（PWT 8.0），过程如下：

定义不同年龄组中的教育程度占比，用表示在年龄组a中不同教育程度人口的比例，j代表不同的教育程度：j=u代表没有上过学，j=p代表初中教育程度；j=s代表高中教育程度；j=h代表高等教育程度。其中，年龄组包括从a=1（15～19岁）至a=13（75岁以上年龄组）共13组。

假设在第t年第a个年龄组（25岁以上）的不同教育水平占比与t-5时期该年龄组的不同教育水平占比完全相同，即：

其中，年龄组a包括a=3：25～29年龄组，…；a=12：70～74年龄组。这一设定形式适用于那些在t-5时期已经完成学业的人。因此，在25到75岁之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5年前保持不变。在这里的假设是，无论教育水平高低，在每个年龄组中的人口在5年之后的死亡率都相同。但是对于年龄大于75岁和年龄小于25岁的年龄组来说，教育水平在相隔5年后会存在差异。

通常情况下，年龄小于20岁的人口还没有达到最终受教育年限，如果我们假设5年前15～19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与当前20～24岁年龄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同，那么这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随着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25岁以下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在延长，在预测过程中需要通过“入学率”来估计中国未来25岁以下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而75岁以上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会受到新进入该年龄组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例如，如果在2010年35～39岁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比2005年该年龄组的受教育年限更长，那么该年龄组人口在40年之后的2050年将进入75岁以上年龄组，此时75岁以上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5年前（2045年）相比会增加。

在计算不同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时，15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s t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组a人口在15岁以上人口中的占比；表示组a的受教育年限（a=1:15～19年龄组；a=2:20～24年龄组，…；a=13:75岁以上年龄组）。

年龄组a在时间t上的受教育年限可以表示为：

其中，表示年龄组a的教育水平j=p，s（完成学业和未完成学业），Dur表示教育程度的持续时间。

采用Barro和Lee（2012）的数据，在2010年中国分年龄组“教育年限”的基础上，通过上述公式可以估计出2015、2020、2025、2030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5年之间的数据采用平均趋势的方法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佩恩表（PWT 8.0）并没有直接采用Barro 和Lee（2012）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佩恩表强调“如果直接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将导致不同国家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人力资本不可比”，因为受教育年限对人力资本的贡献是边际递减的。

因此，PWT8.0采用了经济学文献中的前沿方法，将第i个国家在第t时期的人力资本hc作为平均受教育年限s的一个函数。

PWT8.0沿用之前的研究结果设定了的形式。根据Psacharopoulos（1994）的工作和Caselli（2005）的讨论，有证据表明“早年的教育回报比之后的教育回报更高（更高的工资）”。这个发现是根据截面国家的明瑟工资方程得到的。因此PWT8.0采用式（12）分段线性函数估计教育回报，教育回报率来自Psacharopoulos（1994）。

通过式（11）和式（12），我们可以将2011～2030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转换成人力资本指标，这个人力资本指标可以在国家之间和同一国家不同时期之间进行比较。

四增长核算方程和潜在增长率

（一）增长核算方程的估计结果

根据增长核算方程的估计方法，并代入中国在1980～2010年以及日本在1960～2010年期间的相关数据，通过对式（3）进行OLS估计，我们得到了中国和日本在这一时期的资

本贡献因子和劳动贡献因子中国在1980～2010年期间的资本贡献因子为0.502，说明从长期来看，中国的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基本相同。然而，日本在过去的50年中，资本贡献率为0.781，明显高于劳动贡献率。

Gollin（2002）提到：要素份额长期保持稳定已经被认为是一个程式化的事实，但是国家之间要素份额却存在着巨大差异。虽然一个国家的资本和劳动贡献因子可能会随时间发生微弱变化，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认为资本和劳动份额保持不变。为了补充2011～2030年中国资本贡献因子和劳动贡献因子的缺失值，我们假设中国2011～2030年的资本贡献率和劳动贡献率相等，系数均为0.5。此外，我们将资本和劳动贡献因子代入式（3）并用HP 滤波的方法将TFP增长率与残差项分离，最终得到中国1980～2010年和日本1960～2010年的TFP增长率。为了补充中国2011～2030年的TFP增长率，我们假定2011～2030年中国的TFP增长率与2010年的水平相同。

（二）潜在增长率：中国1980～2030年与日本1960～2010年

在已知潜在就业L*、人力资本指数hc、资本存量K、TFP增长率、资本贡献率的前提下，通过增长核算方程，我们最终得到196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和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了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分别给出中国和日本在相似而非对应时期内的相关数据（见表2）。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约为10％，这与1960～1990年对应时期的日本经济虽有不同，但却十分相似。日本平均潜在增长率在1960～1970年期间高达11.71％。虽然在1970年之后，日本的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潜在增长率依然在4％～5％之间维持了20年之久。很多学者认为，日本的经济增长在1970年出现第一次迅速下降是由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影响，以及日本第二次“婴儿潮”的推动。英国经济学家刘易斯认为，在城市工业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中，经济会高速增长，而这种转移一旦完成，高速增长就会终止。同时，日本在战后1947～1949年期间迎来了第一次生育高峰期，新增人口激增，第一代婴儿潮在日本被称为“团块世代”。“团块世代”的下一代大都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并给日本带来第二次“婴儿潮”。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少儿抚养比上升（带动总抚养比上升）、劳动参与率下降、储蓄率降低，进而资本形成率降低，由此带来日本潜在增长率第一次“断裂式”的下降。在1970年前后的10年中，潜在增长率减少了将近6个百分点。

然而在1970年前后，日本的人口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依然处于增长趋势。当第一次“婴儿潮”所带动的1970年的第二次“婴儿潮”过后，日本的出生率开始降低，到1977年跌至3％以下，此后日本的生育率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在第二次“婴儿潮”过后，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到1980年左右又再度降低，同时资本形成率上升，看似带动了日本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实际上，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在4％～5％的水平上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

自1977年之后，日本的出生率开始持续下降，1970年前后的第二次“婴儿潮”并没有产生足够的动力带动1990～1995年的第三次“婴儿潮”。同时，在1990～1995年期间，无论是15～59岁还是15～64岁的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均开始下降，同时日本人口老龄化趋势加速。虽然少儿抚养比还在不断降低，但是总抚养比却开始上升，进而资本形成率迅速下降。由于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再次出现了“跳跃式”的下降特征，潜在增长率减少了2.5个百分点。然而，同期实际GDP增长率减少了3个百分点，比其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幅度更加明显。日本政府并没有意识到增长率下降与当时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并且依然坚信经济能够高速增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政府开始推行的经济刺激计划，直接加速了经济泡沫的破裂。

反观中国的情况，由于其人口结构的变化，2011～2015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至7.75％，2016～2020年将进一步降低至6.70％。2020年之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降低到6％以下。对比1990～2010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发现，1990～1995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为1.97％，1996～2000年进一步降低至0.77％，两次下降幅度相差1.2个百分点。我们发现，中国在2011～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与1990～2000年的日本非常相似。

五中国1980～2030年与日本1960～2010年：相同与差异

在1960～2010年期间，日本的潜在增长率经历了两次明显的下降过程。特别是1990年之后，由于日本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开始减少，引起了相关经济指标的相应变化，最终潜在增长率在较低的水平上持续至今。我们发现日本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出现在1995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峰值更是早在1993年就已经出现。中国的情况是，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出现在2013年，而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峰值出现得更早，在2010年。如果我们将日本1990年与中国2010年作为对应时点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和日本在对应时期内的人口结构变化、潜在增长率及相关经济变量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但又

不尽相同。

（一）中国1980～2030年与日本1960～2010年：相同的变化趋势

1.总人口、人口结构和抚养比。我们发现，无论是1990年之后的日本还是2010年之后的中国，人口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但是人口总规模仍然持续上升，并且呈现出相似地变化特征：日本总人口在2007年才开始减少，而根据郭志刚（2013）的预测，中国到2023年总人口的绝对值才开始下降，这进一步说明了人口红利与总人口规模无关。

从人口结构来看，②中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值从2010年开始下降。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没有在1990年就开始下降，但是到1993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出现峰值。如果我们采用通用的以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出现在2013年，日本的峰值出现在1995年（图2）。从总的人口抚养比变化趋势来看，无论是以15～59岁还是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0年都出现了最低值。相应地，日本15～59岁人口抚养比在1989年出现最低值，15～64岁人口抚养比在1993年出现最低值（见图3）。通过对比发现，无论是从人口总量的变化趋势还是从人口结构和抚养比的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在2010～2015年期间的人口变化特征与日本1990～1995年非常接近。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即使总人口还在持续增长，由于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地转变，潜在增长率也会直接受到影响。

2.劳动参与率和经济活动人口。1990年之后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与日本相似。即使我们假定“分年龄”的劳动参与率与2010年水平相同，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中国未来的劳动参与率也会出现递减趋势。此外，由于经济活动人口由15岁以上人口总量及其劳动参与率共同决定，因此我们可以获得经济活动人口的变化趋势。虽然中国的人口结构在2010年就已经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在2016年才能达到峰值，此后经济活动人口绝对数量开始下降。这与日本非常相似，虽然日本的人口结构转变出现在1990～1995年间，但是经济活动人口峰值却出现在1998年。

3.潜在就业。一个国家的潜在就业或“充分就业”时的就业量是由潜在的经济活动人口和自然失业率共同决定的，而潜在就业也是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根据我们的计算，

1980～2030年中国的潜在就业变化趋势出现了先升再降的特点，潜在就业的峰值将出现在

2016年。这种变化趋势与1960～2010年的日本非常相似。20世纪60年代之后，日本的潜在就业一直在增长，但是到了1998年之后潜在就业开始逐年降低。

4.资本形成率。资本形成率是一个国家当年资本形成占当年GDP的比重。根据生命周期理论，资本形成率与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相关，当一个国家的抚养比下降时，消费率降低，储蓄率上升，进而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率上升。简单地说，资本形成就是一个国家放弃当期消费的结果，S=Y-C。在1960～2010年期间，日本的“人口抚养比”经历了两次明显的U型变化：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68年第一次达到最低值，从1969年开始人口抚养比上升。其背后的原因是，由第一代婴儿潮带动的第二代婴儿潮虽然在规模上不及20年前，但却促使日本在1969～1979年之间的少儿抚养比再次上升。这种趋势持续到1979年，随着婴儿潮效应的减弱和少子化的出现，从1980年开始，日本的抚养比又再度降低，这种下降的趋势持续了将近12年，1992年再次达到抚养比最低点。从1993年开始，日本的总抚养比又再度上升。此时，规模有限的第二代婴儿潮并没有引起日本历史上第三次婴儿潮。然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却开始加快，虽然少儿抚养比在下降，但总抚养比却持续上升。伴随着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我们发现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并呈现两次“倒U型”的特征：1960年日本的资本形成率是33.18％，此后资本形成率上升，第一次倒U型的峰值出现在1970年。从1971年起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时资本形成率达到最低点，仅为29.82％。此后，资本形成率又逐渐上升，1991年资本形成率达到峰值，为34.14％，从1992年开始又再度下降，2010年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仅为23.25％。可以看到，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与人口抚养比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

如果我们以15～64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日本人口抚养比出现极值的年份分别是：1968、1979和1992年。资本形成率的极值分别出现在：1970、1983和1991年。在大部分情况下，抚养比的变化在前，资本形成率的变化滞后一些。但是1990年之后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我们以15～59岁作为劳动年龄人口，那么日本人口抚养比出现极值的年份分别是：1968、1981和1989年。也就是说，从1990年开始日本的抚养比上升，1992年开始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下降。有趣的是，恰好这3次抚养比极值出现的年份都比相应的资本形成率极值出现的年份提早两年。从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和资本形成率来看，当人口抚养比上升时，资本形成率开始下降；当人口抚养比下降时，资本形成率就开始上升。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影响并带动了资本形成率的反方向变动。

1980年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少儿抚养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同时老年抚养比又维持了一个稳定或缓慢的增长趋势。因此，在1980～2010年期间，无论是按照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还是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然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显现，老龄化趋势超过了少子化趋势，并使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从2011年开始上升。同时，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未来的人口抚养比还将持续上升。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具有外生的特点，这与日本战后由婴儿潮所带动的抚养比波浪式变动有所不同。在对应时期内，中国的抚养比只呈现了一次U型趋势。这也直接影响了中国的资本形成率。

从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来看，虽然在1993～2000年间，中国的资本形成率不断降低，但是从总体趋势来看，在1980～2010年期间，资本形成率从1980年的35.19％增长到2010年的48.22％。这与日本的情形有所不同，虽然伴随着抚养比的变化，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分别在1970和1991年出现峰值，但是第二个峰值却远低于第一个峰值。区别主要在于：虽然我们可以将日本战后新生人口激增作为一个外生因素，但是在“外生冲击”之后，日本的人口生育率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是由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生因素”引起的；而中国的抚养比变化更多地受到了外生的人口政策影响，从1980年至今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都伴随了人口生育政策约束。因此，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和资本形成率都呈现了缓慢地变化特征，而中

国在对应时期内却呈现出了急剧的变化特征。随着中国总人口抚养比的持续上升，从2010年开始，中国的资本形成率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5.资本劳动比。在对应时期内，中国的资本劳动比（K/L）均低于日本的资本劳动比，在初始阶段，资本劳动比还有加大的趋势。1990年日本的资本劳动比是2010年中国资本劳动比的将近3.34倍。随着中国潜在就业的减少和资本存量的上升，在对应时期内，中国和日本的资本劳动比越来越接近。虽然2010年日本的资本劳动比仍高于2030年中国的资本劳动比，但是两者的差距大大缩小。如果我们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倍乘效应，那么2010年的日本和2030年的中国相比，附加人力资本的资本劳动比（K/hL）将进一步缩小。

6.TFP增长率。由于TFP的变化将受到诸多“外生”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改革和制度创新是TFP增长的主要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人口的变化对TFP增长率的影响相对有限。因此，我们只能假定2011～2030年中国的TFP增长率变化等于2010年的水平。然而，中国在2000～2010年期间的TFP增长率变化趋势与日本在1980～1990年期间非常相似。特别是日本在1985年之后TFP增长率开始下降，而中国在2005年之后的TFP也出现了相同的下降趋势。

7.潜在增长率。人口结构变化主要通过两个主要途径影响潜在增长率：第一，潜在就业。首先，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是影响就业量的关键因素；其次，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又是人口结构的函数。第二，资本存量。人口抚养比与资本形成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人口抚养比变化会带动资本形成率的变化并最终影响资本存量。在增长核算方程内，潜在增长率主要受到资本和劳动增长率的影响，因此人口结构发生变动必然会影响潜在增长率。

日本在1990～1995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人口抚养比上升，资本形成率下降，其直接的结果导致日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潜在增长率迅速下降。实际上从1989年开始，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就有所放缓，1989年潜在增长率比1988年减少了0.24个百分点，1990年进一步减少了0.49个百分点，1991年潜在增长率又下降了0.83个百分点，1992年甚至比1991年又减少了1.22个百分点。潜在GDP增长率大幅下降的现象持续到1995年。此时，日本的潜在GDP增长率已经从1990年的4.5％下降到1995年的不足1.1％。5年内潜在GDP增长率减少了3.4个百分点。

在2010～2015年期间，中国正经历着相似的人口结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减少，抚养比上升，资本形成率下降。而且受到人口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要比日本更加剧烈。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潜在GDP增长率就逐年降低。2015年中国的潜在GDP 增长率将降至7.23％，与2010年相比减少了约3个百分点（见图4）。

（二）中国1980～2030年与日本1960～2010年：存在的差异

1.人力资本水平。人力资本的变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由不变的人力资本（25岁以上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可变的人力资本（15～24岁之间的教育水平）共同决定，同时，还受到边际教育回报率递减的影响。根据Barro和Lee（2012）的测算，中国在1980年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4.75年（人力资本指数为1.84），2010年上升到8.11年（人力资本指数为

2.58）。由于PWT8.0以分段教育回报率计算人力资本指数，当平均教育年限超过8年后，即使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长率持续增加，但是教育回报率也从0.101降到0.068，人力资本指标增长率放缓。我们发现，中国在2011～2030年期间的人力资本将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但是增长率会略有下降，到2030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将达到9.68年（人力资本指数为2.87）。从对应时期来看，虽然中国与日本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相似，但是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要远低于日本的人力资本水平。1990年日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97年（人力资本指数为2.93）。

2.人均收入水平。以2005年不变价格计算，2010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为8579美元，远低于日本在1990年时27 039美元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说，虽然中国经历了与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期相似的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而且在对应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要高于日本，但是由于中国人口总量大，目前仍然处于中等收入水平，这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又有本质的差别。实际上，经济增长率并不是一个国家的终极目标，人均收入水平才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指标。然而，很多国家都重视经济增长率，特别是当一国人均收入水平还未走出中等收入阶段时，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急速下降，该国就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看到，2010年日本的人均GDP为31 437美元（2005年不变价），而2030年中国的人均GDP为27 073美元，虽然中国到2030年时的人均收入水平仍然低于2010年时的日本，但是两者差距在缩小。

3.人口政策的外生因素。虽然中国和日本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相似，但是两者又有本质

差别。日本的人口结构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是由经济发展内生决定的，日本战后人口出生率

激增只是单一的外生冲击，并没有伴随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中国从1980年开始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与日本乃至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结构和抚养比变化更多地受到外生政策的影响。人口生育政策在执行之初就被认为只是一代人的政策，问题的关键是，中国何时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以及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后总和生育率会提高到多少。人口预测被认为是“现实中看得见的未来”。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郭志刚（2013）在几种不同的人口方案下（不同的总和生育率）对中国2011～2050年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变化做出了预测。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出生率发生变化并不能在短期内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新生人口至少需要15年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人口生育政策调整后会直接影响人口抚养比，进而影响资本形成率、资本存量和资本劳动比。因此，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也会受到影响，并在短期和长期内存在差异。

六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对中国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影响

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抚养比和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与20年前的日本如出一辙。但是，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具有外生特征，无论程度大小，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必然导致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和抚养比发生变化，并最终影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又与日本不尽相同。因此，我们以郭志刚（2013）人口预测为基础，沿用之前对“缺失值”的估计方法，分别对4种人口生育政策下（对应不同的TFR）的中国潜在增长率变化趋势做出了估计。这里给出的4种情景分别是，低方案：TFR提高到1.6（对应“分省单独二孩”政策）；中方案：TFR提高到1.77（对应“同时单独二孩”政策）；高方案：TFR提高到1.94（对应“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人口学界比较乐观的估计是，“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最多从之前的1.4提高到1.6～1.77的水平。这正是郭志刚（2013）给出的低方案和中方案。

在理论上，虽然实行“单独二孩”政策的直接政策目标并非是提高经济增长率，但是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却能够从两个途径分别影响中国短期和长期的潜在增长率。首先，在中短期内（15年之内），由于实行“单独二孩”政策，那么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提高，进而少儿抚养比会高于基准情景（基准情景是维持“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直接效应是：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资本形成率和资本存量都要低于基准情景。由于在中短期内，新生人口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只会影响到抚养比而不会影响总体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因此，

理论上“单独二孩”政策只能使潜在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在短期内低于基准情景。其次，

在长期条件下（15年以上），由于新生人口进入了劳动力市场，因此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以及潜在就业量都要高于基准水平，从而有利于提高潜在增长率。然而，在中长期条件下，“单独二孩”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方向取决于两种效应的大小。这两种效应分别是：第一，新生儿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第二，人口抚养比变化对潜在增长率产生的影响（2038年之前为负，2038年之后为正）。值得注意的是，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后，中国的抚养比变化也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图5）。在2038年之前，由于放松人口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与基准情景相比会更高。当“单独二孩”政策所释放的新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后（2030年），人口抚养比增长速度会放缓（抚养比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开始增加）；甚至到2038年之后，与坚持“独生子女”政策相比，施行“单独二孩”政策可以降低人口抚养比。因此，在2038年之后，放松人口生育政策所产生的两种效应都为正。

图6给出了中国在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下未来的资本形成率变化趋势。由于资本形成率是抚养比的函数，因此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所对应的人口抚养比存在差异，进而资本形成率也各不相同。与理论预期相同，与维持独生子女政策这一基准情景相比，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将导致短期内资本形成率低于基准情景。特别是人口生育政策越松（政策所释放的新生儿就越多），短期内少儿抚养比越高，资本形成率就越低，进而总的资本存量会越低。但是，随着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组后，政策所释放的新增人口进入劳动年龄组会使人口抚养比的增速递减，甚至到2038年之后，与维持独生子女政策相比，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将导致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低于基准情景。而且与短期效应完全相反，人口生育政策越松，长期内少儿抚养比越低、资本形成率越高，进而总的资本存量会越高。

在长期条件下，调整人口生育政策会提高资本形成率和资本存量，同时，该政策影响下所释放出的新生儿到2030年就会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将增加劳动力供给并提高潜在就业量。因此，与基准情景相比，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在短期和长期条件下也不相同。根据我们的模拟结果（图7），在2030年以前，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

响为负，2030年之后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将对潜在增长率产生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生育政策越松，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就越大，无论是短期内对潜在增长率的负向影响还是长期内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都是如此。例如，在2030年以前，与“单独二孩”政策相比（TFR=1.6或1.77），“全面放开二孩”政策（TFR=1.94）下的潜在增长率更低，而到2030年之后，“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下的潜在增长率要更高。

从短期来看，虽然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为负，但是我们看到，其影响程度并不大（见表3）。例如，“单独二孩”政策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最多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即使我们乐观地假设“单独二孩”政策可以使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迅速提高到1.77，但是根据王广州（2013）的测算，“单独二孩”政策施行后，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提高0.2。实际上，即便中国从现在开始全面放开二孩，短期内对潜在增长率的负向影响最多也不会超过0.3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放松人口生育政策对潜在增长率的正向影响程度要远超短期内的不利影响，而且正向的影响程度会逐步增大。以“单独二孩”政策为例（假设TFR=1.6），短期内对潜在增长率的不利影响不会超过0.1个百分点，但是到2046～2050年，潜在增长率与基准情景相比会提高0.54个百分点，“全面放开二孩”甚至能使潜在增长率提高将近1个百分点。

实际上，由于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转变，中国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会不断下降，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只能使递减的程度有所减缓，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从表3来看，如果坚持“独生子女政策”，2046～2050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将降低至3.29％，从现在开始施行“单独二孩”政策也只能使潜在增长率提高到接近4％的水平。

日本的人口

日本的人口 1、本的总人口 据国情调查，日本的总人口1920年是5596万；1948年是8000万；1967年突破一亿；1999年为1亿2669万，近80年人口增加约2.3倍。据厚生省推算，日本的人口规模在2007年将达到顶峰的1.2778亿人。 2、日本人口的增长过程 日本从1920年起，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国势调查” 名词解释国势调查（国情普查）：这是由日本总理府实施、发表的有关人口的统计调查，调查对象为全体国民，调查项目有人口的地区分布、年龄结构、劳动力状况、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的实际状况等。战后的国势调查在人口统计方面采取“属地主义”，即只要是在日本国内的常住人口，不问其国籍，均作为调查的对象，但外国的外交官及其家属、外国驻军军人及其家属除外（与“属地主义”相对的是“属人主义”，即只要是本国国民，不论其住在世界什么地方，均作为调查对象）。这里说的“常住人口”是指平常住在特定地区的人，包括临时外出者，除去临时滞留者（“常住人口”一般也是“夜间人口”，即夜间在该地

区居住的人口），为此也可说日本的国势调查采取“常住地主义”。 国势调查每10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以调查实施年10月1日凌晨零时为调查时刻），每5年进行一次简易调查。而在调查实施年之间的人口动向则发表于总务厅统计局的《人口推算月报》与《人口推算资料》。（国情普查），在每两次国势调查的中间（即上次国势调查后的第5年）进行一次简易的调查。根据1920年进行第一次国势调查，当时的日本人口为5596万人，而根据 1995年国势调查的速报，1995年日本人口为 12 557万人。 对实施国势调查以前时代的人口，也有各种推算。据称在旧石器时代后期，日本的人口仅有1.5万人，进入绳文时代增加到15—25万人，1573—1592年期间增至到1800 万人，江户时代增到3 200万人（1721年前后的数字）。明治初年（1872年）日本人口为3481万人，大正元年（1912年）为5057万人。日本人口超过1亿人是在战后的1967年。 日本人口的增长经历了明治维新以前的“多生多死”、明治维新以后至战前的“多生少死”和战后的“少生少死”这样三个阶段。从“多生多死”转为“多生少死”的原因是，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增长，国民的生活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公众卫生条件也有所改善，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与思考 人口年龄结构指一定时点、一定地区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又称人口年龄构成，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人口年龄结构是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自然增长和人口迁移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在高中的课本中，也有关于人口迁移的描述，在世界大战期间的迁移以及工业革命时的迁移。人口迁移会导致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如现在长三角，珠三角就有很多人口迁移过去，我们来南京上学有部分就把户口迁移过来了。这也会引起人口结构的变化。 当人们关注着快速增长的中国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在悄然老化，使我们又面临另一个严峻的挑战：人口老龄化问题。 1953年和1964年第一、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基本属于年轻型，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其是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伴随人口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少儿人口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升高，使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转变加快。到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初步进入成年型，到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人口年龄结构已变为典型的成年型。此后，人口年龄结构继续老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老年型转变。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8811万，占总人口的6.96%，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国家行列。据200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0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3%，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又上升了1.3百分点，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仍在进一步发展。由于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产生了人口年龄金字塔的凸出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凸出的部分也在移动，从未成年到成年，最后到老年。这就造成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的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口转变密切相关。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都是随着人口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逐渐从年轻型、成年型到老年型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是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逐步深化的渐进过程，经历了大约150多年的时间。我国则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进行的，且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经历着更加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比较快的变化，即从相对年轻型人口结构，直接转变为相对老年化的人口结构。 目前，虽然中国已步入老年型社会，但尚处于人口老龄化的早期，未来中国人口类型将从轻度老龄化转变成深度老龄化，进而转化成重度老龄化，银发浪潮将成为21世纪我国主要的人口问题之一。如何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达成双赢的局面，是我们亟待研究思考的问题。而这 需要广大人民的实施。 由于人们的寿命延长而产生老龄化。这是人们生活水平和保健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是民富国强的标志。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如何防止老龄化，而是如何应对由此造成老龄化后所带来的养老金不足和养老服务不足的问题。主要措施是延迟退休和加强养老服务。此外，还需要大量的适合老年人心理、医学等诸多方面的专业护理服务。

(完整版)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影响分析毕业设计

南京邮电大学 毕业论文 题目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 析 专业统计实务 学生姓名孙学涛 班级学号 指导教师黄犚 指导单位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日期：年月日至年月日

毕业设计（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提交的毕业设计（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毕业设计（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成果。对本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并表示了谢意。 论文作者签名：孙学涛 日期：年月日 摘要 随着社会的繁荣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结构问题与社会经济、自然资源分配间的关系日趋明显。中国作为拥有者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人口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些年来，虽然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人口结构的不健康正默默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依据目前中国人口结构的现状分析人口结构中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会很有意义。 本文主要运用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的相关数据资料和有关参考文献，利用统计学的相关知识对搜集的数据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人口结构变化对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加以处理、归纳和分析。 关键词： ABSTRACT

Key words： 目录 第一章绪论 1.1选题背景环境 1.2选题的目的 1.3论文内容与结构安排 第二章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 2.1人口结构的概念 2.2人口结构变化的变量分析 2.2.1人口增长率变化情况分析 2.2.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变化情况分析 2.3经济增长的变量分析 2.3.1人均GDP年增长率的数据分析 第三章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3.1建立分析模型 3.2参数估计 3.3模型统计检验 3.3.1拟合优度检验 3.3.2 F检验

中国人口结构分析

第二章中国人口结构分析 2.1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是指将人口以不同的标准划分而得到的一种结果。构成这些标准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年龄 2.性别 3.人种 4.民族 5.宗教 6.教育程度 7.职业 8.收入 9.家庭人数 人口结构介绍 反映一定地区、一定时点人口总体内部各种不同质的规定性的数量比例关系。又称人口构成。它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地域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一般用百分比表示。 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有性别、年龄、居住地、民族、阶级、文化、婚姻、职业以及宗教信仰等标志，但就其性质特征而言，人口结构类别可归纳为人口自然结构、人口社会结构、人口地域结构 3大类。 人口的自然结构 依据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划分，主要有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人口的自然结构既是人口再生产的必然结果，又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和起点，对人口发展规模和速度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对人口自然结构起制约作用。 人口的社会结构

依据人口的社会特征划分，主要包括阶级结构、民族结构、文化结构、语言结构、宗教结构、婚姻结构、家庭结构、职业结构、部门结构等。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人口社会结构及其变动；人口社会结构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的社会结构对人口再生产有重大的影响，不同的阶级、民族、文化、宗教、婚姻、家庭、职业和部门，其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不同，平均寿命也有相应的差异。 人口的地域结构 依据人口的居住地区划分，主要有人口的自然地理结构、人口的行政区域结构和人口的城乡结构。人口的地域结构状况与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有关，合理的人口地域结构有利于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人口地域结构也是形成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平均寿命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人口结构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历史产物。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互作用下，人口的年龄结构、城乡结构、产业结构、职业结构以及文化结构等，形成了自身的特点和变动的规律性。了解人口结构变动的趋势，对于进行人口预测，制订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制订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理想的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各因素中，年龄和性别是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年龄结构和性别结构。理想的年龄结构应符合“人口低增长和长寿命”二大特征；人口低增长是指年出生人口的低增长（人口出生率在14.0?～16.0?），年出生人口高增长（人口出生率高于16.0?）和负增长（人口出生率低于14.0?）均会使人口结构恶化！理想的性别结构应符合“同年龄的男女性别人数相等或相近”。 由于人口出生率较难控制（特别是进入少子化社会以后更难于实现），人口年龄结构的优化，主要通过抑制或鼓励育龄妇女的生育胎次来实现。要实现代际均衡（零增长），在发达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13胎；在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3胎。要实现代际低增长，在发达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2胎（中产二胎，金领三胎，少数多胎或少胎）；在发展中国家，其总和生育率应达2.3胎～2.5胎（蓝领二胎，中产三胎，少数多胎或少胎）。 理想的人口结构如下图：

从“人口结构变化”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高现象

【新闻背景】 中国已经不再是之前外国投资者蜂拥而至建立工厂的黄金宝地。曾经低廉充足的劳动力如今难以寻觅。多方面的因素导致诸多大企业转而关注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到底怎么了？ 【原创评论】 从“人口结构变化”角度分析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增高现象 By 济南大学高远 一、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两个含义：一是指老年人口相对增多，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二是指社会人口结构呈现老年状态，进入老龄化社会。国际上通常看法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

（以上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通过上述6次人口普查的分析，发现在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到6.96%，而2011年达到8.87%，已经超过国际社会7%的评估标准。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且愈演愈烈。安联集团上一期《人口结构变化报告》的中国专题中显示，目前中国的退休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59岁之间人口）的比例约为19:100，到2050年则会高达64:100。这意味着届时100个劳动力将必须供养64个退休人口。按照中国现行的退休年龄计算，2013年劳动力拐点将会突显，15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进入退休潮，届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人口老龄化提前达到高峰。20世纪后期，为控制人口的急剧增长，国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加快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由于下世纪前半叶人口压力仍然沉重，还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国策，其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提早达到人口老龄化高峰。 第二，在社会经济不太发达状态下进入人口老龄化。先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一些发达国家，目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0美元以上，呈现出"先富后

人口数量及结构预测模型

基于Leslie矩阵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探讨 摘要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始终是关系着我国发展的关键问题,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人口问题也是我国的根本 问题,可是我国目前人口的发展却出现老龄化严重，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不良现象。 在本文中，我们首先针对近几年的人口数据做出了一些简要的分析，特别是自从2002年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至今，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一定的降低，为了考虑其以后的人口发展情况，我们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对未来人口数量和结构进行一定的预测，并评价其合理性。 从种群的方面出发，在种群的Leslie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将整个中国的年龄按阶段分成20组，通过Leslie矩阵建立起他们的相关关系，我们以最近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所得的数据进行研究，通过控制5年内总生育率的倍数来控制每个夫妇所生孩子的个数，通过多次迭代求解，最终可得到：若我国严格采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即每个夫妇仅生一个孩子，则50年后我国的人口将为5亿左右，可见人口老龄化现象的严重。 为了提出新的政策，我们通过改变其倍数关系来改变其人口的结构，我们发现当生育率为原总和生育率的倍数为1.8左右，也即每个夫妇大约生2个孩子时，从人口数量来看，50年后我国的人数将在10亿左右；而从人口的结构来看，男女比例也接近于1，老少比也比较合适。所以，这应该是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接受的结果。关于放宽二胎政策的时间，我们通过探索两个不同总和生育率的相关人口变化情况下，发现在2015年对计划生育进行改变，其改变的内容为：在控制人口数量为10亿情况下，在最近50年里，可以对二胎政策给予一定的放宽。 在模型的检验中，在现行总和生育率与原总和生育率的倍数为1.8时，我们通过增大或减小其值时，其效果都不是往老龄化方向发展就是往人口数量急剧上升的方向发展，所以，

上海常住人口别年龄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上海常住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变化特征分析 上海市统计局 一、人口性别 1、常住人口性别比微升 上海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2301.92万常住人口中，男性1185.49万人，占总人口的51.5 %；女性1116.43万人，占48.5 %；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6.19,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相比，上升0.51。其中，外来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18.7，比“五普”时下降11.27个百分点。 2、婴幼儿性别比上升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0-3岁婴幼儿性别比为113.71 ，比“五普”上升3.23 ，且0-3岁年龄段每岁组的性别比均高于“五普”。其中，外来常住人口0-3岁组婴幼儿性别比为126.13，比常住人口高12.42 ，而户籍常住人口0-3岁组婴幼儿性别比为106.09（见图1）。显然，外来常住人口婴幼儿的性别比偏高，拉升了全市0-3岁组人口的性别比。 图1 上海0-3岁组婴幼儿年龄性别比

3、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下降 “六普”资料显示，2010年上海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性别比为108.41，比“五普”时下降2.06。其中，户籍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为101.43，比“五普”时下降3.96；外来常住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为117.47，比“五普”下降13.31（见图2）。10年来，外省市女性大量流入，拉低了上海的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 图2 上海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 4、老年人口性别比提高 由于老年女性人数高于男性，所以上海老年人口性别比低于100。“六普”资料显示，60岁及以上、65岁及以上和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均高于“五普”，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91.7，比“五普”时提高7.69 ；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85.19，提高5.03；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性别比为65.76，提高6.69（见图3）。

人口结构变化：2030年的世界

人口结构变化：2030年的世界 2030年人口结构变化 戴德梁行最新发布的全球研究报告显示，婴儿潮一代的退休，Z世代踏入职场，以及其他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会对世界各地的房地产租户、投资者及政策制定者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一份以《人口结构变化：2030年的世界》（DEMOGRAPHIC SHIFTS THE WORLD IN 2030）为题的报告中，分析了未来十年，伴随着6.93亿婴儿潮一代达到退休年龄及13亿Z世代加入劳动力大军，世界范围内劳动力将要发生的巨变。由于婴儿潮一代、千禧一代以及Z世代所采取的不同工作和生活方式，以及未来十年随着一代人退出和另一代人加入劳动力市场，世界城市由此受到的改变和影响不容小觑。 对于中国来说，预计未来十年，多座城市将跻身全球最高效生产力行列，但要挑战排名更高的城市，我们仍需不断努力。 未来十年中国城市，将跻身全球生产力最高效的行列 高生产力象限是中国城市所主导的领域，凸显了中国正在历经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十年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中国制造业在价值链中上移，同时保留了不甚复杂的出口产品市场份额。因此，中国城市为企业租户提供了一系列机遇。 此外，政策发展，比如设立经济特区打造了全球经济实力。这有助于抵消人口增长减速，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很多城市将会经历工作人口负增长。在国家层面，预计中国年龄介于20-64岁的劳动人口将会下降3%，等同于流失近3000万的劳动力。因此，提高生产力势在必行。 上海、深圳和广州的发展令人瞩目，充分证明了上述分析情况。然而，它们还需要持续不断地提高人才吸引力和市场透明度，向排名更靠前的城市发起挑战。上海已经成功位列全球外商投资十大城市，然而它是前25座城市中唯一的中国城市，前15座城市中美国拥有4个。如果中国城市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发展并走向成熟，中国城市排名情况将很容易发生变化。 此外，报告还显示，世界表现最佳的城市位于东南亚和印度，这些区域彰显了经济发展和房地产市场的优势。欧洲和北美大部分城市因低生产力或经济及房地产增长市场滞后而排名靠后，它们的发展轨迹需要进一步评估。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结构变化的经济影响 https://www.wendangku.net/doc/1a17803584.html, 2011-05-10 07:49:13 中评社北京5月10日电／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揭示了中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些大的趋势:一、过去十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比上世纪90年代明显放缓;二、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加,但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少儿人口比重降低,老龄化趋势初现;三、全社会受教育程度明显提升,人口素质提高; 四、城镇化进程比预期的快,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接近50%;五、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占的比重增加,内陆欠发达地区的比重下降。 《财经》发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文章分析，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不会因劳动力减少在未来十年大幅放缓？人口结构的变动将如何影响投资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发展？文章如下。

劳动力减少将影响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取决于劳动力供给、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平均在10%左右,这其中有劳动力供给的快速增长,高储蓄率支持的资本存量的扩张,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三个方面的贡献。 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满15周岁不到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9.2亿,比2000年的8.25亿增加了将近1亿人。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近日向媒体透露,根据统计局人口专家的预测,中国未来十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在9亿左右。前几年9亿多一点,后几年9亿少一点。尤其是2013年以后,劳动力资源会逐步下降。也就是说,劳动力供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甚至是负面的因素。 劳动力供给减少拖累经济增长,在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老龄化严重的日本已有先例。 但中国有一些特殊因素,增加了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不确定性。比如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从经济供给的角度看,城镇化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边际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 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6.66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9.68%,比2000年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的前一个十年,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9.86个百分点。 50%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意味着中国的城市化在未来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但未来城镇化率上升的速度可能比过去十年有所放缓,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模型摘要：本文根据中国0-14岁，15-59岁，60岁及以上三个不同阶段人口从 1990年到2010年间的人口所占比例，利用matlab数据拟合，建立线性增长模型，并对202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总数进行预测，得出人口总数为140536万，人口老龄化加剧。 关键字：人口预测年龄结构老龄化 matlab excel 拟合 问题重述 根据中国1990年到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情况（如下表），建立线性模型，并预测202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同时画出拟合效果的图形。 1990年到2010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 表1990到2010年中国人口总数（万） 模型分析 根据所给的数据，我们借助excel首先作出图进行观察分析：（如下图）

模型建立 模型一：线性增长模型。（即为y=ax+b模型） 1、模型假设： 忽略环境对人口的影响，假设人口无限增长，人口增长率是恒变量。 2、模型变量和函数定义： A 人口增长率； x B 初始时刻的人口数量，即：(0) 3、模型建立： 依照上面的假设和定义，我们可以构造如下模型：

这是借助EXCEL相关工具得出的公式，为使结果更一步精确，我们借助

利用MATLAB求得系数a1= —0.0063 b1=12.8012 a2= 0.0037 b2=—6.7409 a3= 0.0026 b3=—5.0677 因此模型为： Y1=—0.0063x+12.8012 Y2=0.0037x—6.7409 Y3= 0.0026 x—5.0677 对比以上两种方法得到的a和b可以看出我们所用的方法误差较小

4、模型结果分析： 从拟合的结果可以看出，老年人口总数和老龄化系数会增加，老龄化程度加剧，建议国家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调整，增加0-14岁人口总数，从而减缓人口老龄化加剧程度，进而优化社会结构，增加人民福利。 参考文献 [1]胡守信，李柏年.基于MATLAB的数学实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 [2]扬启帆，康旭升，等.数学模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5月; [3]于学军.《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时间：2000-4-6，中国人口信息网. 附录: 以下为所用程序部分代码： >> x=[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 y=[0.6373 0.6306 0.6323 0.6355 0.6456 0.6664 0.6691 0.6834 0.6823 0.6867 0.7014]; >> plot(x,y,'g*'); hold on b=polyfit(x,y,2);%进行2次拟合，b是多项式前面的值。就如2次拟合中y=ax+b,a,b的值。yy=polyval(b,x);%得到拟合后y的新值 plot(x,yy,'r-')%画拟合图 ;>> a=polyfit(x,y,1) a = 0.0037 -6.7409 >> x=[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 y=[0.0858 0.0932 0.0976 0.1059 0.1113 0.1046 0.118 0.1236 0.133 0.1401 0.1326]; >> plot(x,y,'g*'); hold on b=polyfit(x,y,2);%进行2次拟合，b是多项式前面的值。就如2次拟合中y=ax+b,a,b的值。yy=polyval(b,x);%得到拟合后y的新值 plot(x,yy,'r-')%画拟合图 ;>> a=polyfit(x,y,1) a = 0.0026 -5.0677 >> x=[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 y=[0.2769 0.276 0.2701 0.2586 0.2431 0.229 0.2129 0.193 0.1847 0.1732 0.166]; >> plot(x,y,'g*'); hold on b=polyfit(x,y,2);%进行2次拟合，b是多项式前面的值。就如2次拟合中y=ax+b,a,b的值。yy=polyval(b,x);%得到拟合后y的新值 plot(x,yy,'r-')%画拟合图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与就业前景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进展中最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相对价格较低的劳动力要素。丰富的人力资源来源于庞大的人口总量,因此２１世纪中国经济的进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人力资源利用水平。 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和失真、以户籍制度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和转型时期 就业政策滞后效应等客观因素,中国人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着大量的扭曲现象,人力资源利用水平和就业效率低下。此外,一方面中国总体人力本钱投资严峻不足,而另一方面在少数行业和局部地区却出现了“教育深化”的现象,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本文从人口转变的背景出发,对中国人力资源、劳动力供给状况及就业效率进行了简略分析,对未来如何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进行了探究性的思考。 一人口转变的历史与现状 １世界人口转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１７世纪中叶至１８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１８世纪中叶至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进入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工业革命的浪潮有力地推动了西方各国改善营养状况,改进社会医疗卫生设施和相关条件,使历史上长期威胁人类社会的高死亡率显著下降,而出生率则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在某些时期内甚至得以提高。这样,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ｇａｐ)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更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１８７０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进入了低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更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１５０-２００年右左。从２０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进入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ｂａｂｙｂｏｏｍｉｎｇ)现象,但人口变更之总格局基本确定。进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销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进展中国家开始熟悉到人口膨胀的严峻性,并相继实施操纵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进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更第二阶段晚期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各国进展不一,办法各异。迄今为止,大部分进展中国家的人口转变尚未完成,现代人口变更新的均衡状态尚未确立。 ２.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变化及其特征 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９０年,中国人口总数由５．８亿增至１１．６亿,年均增长１．８１。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４年,平均每年增长１．５７,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及主要特征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分析及主要特征（一）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成因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年龄组人口在全体人口中的比重。它是过去和当前人口出生、死亡、迁移变动对人口发展的综合作用，也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又是今后人口再生产变动的基础和起点。它不仅对未来人口发展的类型、速度和趋势有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将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全球人口年龄结构的背景 自二战之后，全球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三代式变化，总的来说，规模最大的三个年龄群体是婴儿潮一代，X一代和Y一代。婴儿潮一代是二战后196-1964间出生的，他们是塑造营销环境最强大的力量之一，现在他们大多处于中，壮年，是消费能力最强的一群。X一代是指1965-1976年出生的一代，他们更热衷于消费和广告，同时又十分谨慎，关心环境，他们更关注工作满意感甚于为晋升牺牲个人的幸福和成长。Y一代指1977-1994年出生的一代，也是现今我们大学生所属的一代，年龄分布于青春前期到30岁。他们大多熟悉网络和电脑，热衷时尚，数码产品，是市场的新力军。 （三）人口年龄结构类型 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特征的指标很多，主要有：①老年系数。又称老年人口比重，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②少儿系数。指少年儿童的人数占总人数的百分比。③老少比。指人口中老人与少年儿童人口的百分比。④抚养比。又称负担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百分比。⑤老年抚养比和少年儿童抚养比。指老年人口或少年儿童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根据反映人口年龄结构的一定指标，可将人口区分为 3 种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类型，即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 人口金字塔又称人口性别年龄金字塔，是直观地表示人口性别和年龄结构的横列式条形图，便于说明和分析人口现状、类型和未来发展趋势。其画法是将各年龄男子与妇女人数（或百分比）按"男左女右"分别在纵轴左右画成并列的横的条形，按年龄顺序"下小上老"排列。人口学家常常把人口的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最常用的表示方法是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图。下图是三种类型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的示意图与实际图。 第一种，扩张型，下宽上窄，呈真正的金字塔形。这种类型表明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及对策分析

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及对策分析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国家强有力的计划生育国策，人们的生育观发生的重大的转变。从多子多福到优生优育；从养儿防老到国家养老；从男尊女卑到男女平等……这些观念的转变共同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政治、医疗等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只有正确理解这些问题才能防患于未然，以免对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关键词：人口结构变化影响对策 一、人口结构及变化 人口结构是人口存在和运动的基本形式。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人口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人口结构是指依据人口所具有的各种不同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理的特征，吧人口划分成各组成部分所占比重及其相互关系。正确把握人口结构的科学内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把握： 1、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2、人口结构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内部关系 3、人口结构是一定时点上的人口内部关系 二、人口结构分为自然结构、社会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 （一）当前我国人口自然结构呈现以下几种变化趋势： 1、人口老龄化。 2、性别比较高 （二）社会结构包括阶级结构、产业结构和职业结构、文化结构、民族结构。（三）地域结构表现为行政结构和城乡结构 三、人口结构变化原因 1、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控制人口数量减少青年人口比重 2、逐渐宽松的户籍制度加速人口流动 3、改革开放加快我国城镇化水平 4、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 5、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增加了我国文化结构变化 四、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

1、加快了我国的城镇化水平 2.、减缓我国人口增长速度，降低人口消耗资源量 3、提高我国人口平均素质，保障了人民的生存权 4、为中国乃至世界人口爆炸时间的推迟做出巨大贡献 5、提高了经济生产的人力成本 五、人口结构变化带来一系列问题，只有正确对待并妥善解决才能化不利为力量。 1、认清国情，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国策，忍受人口红利消失的阵痛。 2、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改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 3、实行适当有序的人口流动，防止部分地区的过度老龄化 人口结构变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影响是深远的，只有正确认识才能妥善解决，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做出贡献，避免出现不和谐因素。我国的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其他国家的速度，这就考验我国的应变能力，只有认清国情，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科教兴国战略才能持续有效应对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劳工成本上升的问题。 参考文献：《人口学》重庆大学出版社吴忠观2005年7月第二版 百度网搜狐网

最新秘密数据：2012年中国真正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

2012年中国真正人口数量及年龄结构 1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介绍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马建堂：2012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54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出生人口163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10‰，比上年提高0.17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6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5‰，比上年提高0.0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95‰，比上年提高0.16个千分点。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69395万人，女性人口66009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3（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比上年末下降0.05；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7.70，比上年末下降0.08。 从年龄构成看，60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占总人口的14.3%，比上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12714万人，占总人口的9.4%，比上年末提高0.27个百分点；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93727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2%，比上年末下降0.60个百分点。我建议媒体朋友们关注这个数据。去年中国15-59岁或者15岁以上不满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首次下降，比重继续下降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减少了345万人。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人口711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3万人；乡村人口64222万人，减少1434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2.57%，比上年末提高1.30个百分点。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79亿人，比上年末增加789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6704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84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710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188万人。 今日国家统计局召开发布会公布2012年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称，2012年劳动人口的总量2012年是9.37亿，减少了345万，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相当长时期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马建堂称，感觉跟朋友们发布这么一堆数据，就担心一些很有价值的数据淹没在数据的海洋里。你说是不是我对人口下降这个问题有忧虑，我也不否认。计划生育政策，我作为国家统计局局长来说，不一定很合适说，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些自己的想法。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对人口的控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取得了很了不起的进步。我们用了30年左右时间，人口增长模式就到了一个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少生了一两亿人，对推动我们国家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日本的城市化进程阶段的分析

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分析 一、日本的城市化过程分析 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与日本经济发展紧密相连,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化初始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初)。明治维新前,日本是一个农业国,当时日本城市人口比重不足10%。从1889年到192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仅从10%上升到18%,到1950年也仅为37%。从1889年到1950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的城市化水平年均仅提高0.44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70年代末)。1955年日本经济恢复并超过了战前水平,重新开始了赶超欧美的历程。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推动了日本城市化进程,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1955年日本城市人口比重为56.1%,到1970年城市化水平已达72%。在此期间,日本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由1950年的37%上升到1977年的76%,年均增长近1.5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城市化己经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75年城市人口比重达到75.9%,1980年则为76.2%。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各类城市已有688个, 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1个,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80个,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597个。由于城市人口已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始减缓。1996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仅比20年前高出2个百分点在此期间,很多居民开始从三大都市区向外迁移。日本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走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日本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人口密度是美国的11倍,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短短20多年时间中就达到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发展水平,单位时间内要转移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选择了走以大中城市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下表1描述了1920-1995年间,日本具有50万人口和2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城市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比重。从该表可看出,长期以来日本大中城市人口在总城市人口中占90%以上的比重,日本以大中城市为主体的城市化发展特色鲜明。 第四阶段：饱和阶段。截止2010年，日本第三产业产值已占到总产值的76.3%，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业人数也随之壮大。但是日本整体城市人口的增速开始明显放缓，尤其是大城市的人口已达到饱和，两大城市-东京和大阪的人口均呈现零长。

贵州省人口年龄和受教育性别结构变动分析

【摘要】本文对2000年～2013年贵州省人口性别结构变动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人口性别比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一直偏高。同时，该省还具有低龄年龄组性别比明显高于高龄年龄组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性别比明显下降等特点。针对贵州省人口性别结构的现状及其形成原因，提出应在提高贵州经济发展水平、完善对女性的价值认识上进行重点关注，实现男女就业平衡，实现贵州省和谐健康发展。 【关键词】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组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性别比 一、引言 人口性别结构是指一个地区男女两性人口数量的比例关系，常用性别比来表示。一个地区的人口性别结构是否合理或协调会通过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再生产过程体现出来。由于不同产业和职业对两性劳动力人口的需求存在差别，性别结构还可能通过影响就业结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根据2000～2013年的数据显示，贵州省总人口性别比波动较大，虽总体上呈下降的变化趋势，但较全国数据显示，一直是偏高的（见图1）。而且，经验数据表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总人口的性别比在95～102之间波动（陈卫，宋健，2006）。由此可见，贵州省的人口性别结构是不平衡的。本文拟从贵州省人口性别结构变化为例，厘清其现状、面临的问题及其原因，为正确评估未来“十三五”时期贵州省人口结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路径找出相应的对策。 二、贵州省人口年龄和受教育性别结构现状 根据《贵州省统计年鉴2014》数据显示，2000年，贵州省总人口数为3755.72万人，男性人口数为196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52.4%；女性人口数为1787.7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7.6%；男性人口数超过女性人口数180.2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10.08；2013年，贵州省总人口数为3502.22，男性人口数为1822.5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52.04%；女性人口数为1679.7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7.96%；男性人口数超过女性人口数142.7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8.50。从2000年到2013年，男性人口的比重总体上在减少，女性人口的比重总体上在上升，但男女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化不大，波动较小；2000年到2013年总人口的性别比波动较大，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其人口性别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征：第一，男女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变化较小，但男性人口数仍然超过女性人口数很多。2000年到2013年，男性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在51.49～52.4%之间波动；女性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在47.6～48.51%之间波动。男性人口数超过女性人口数在111.1～180.28万人之间波动。 第二，性别比失衡程度在不同的年份表现有差异。2001～2003年人口性别比变化较平稳；2004年开始，到2009年则波动较大，在106.14到108.19之间波动。 贵州省人口性别比总体偏高，与此同时，还具有分年龄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性别比不断缩小等特点。 （一）低龄年龄组性别比明显高于高龄年龄组性别比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不同年龄组的性别比存在明显的差异，且差异巨大。第五次人口普查，性别比最高的年龄组为15～19岁组，性别比为124.08，性别比最低的年龄组为100岁及以上年龄组，性别比为41.53，最高与最低性别比差异为82.55个百分点；第六次人口普查，性别比最高的年龄组为0～4岁组，性别比为123.94，性别比最低的年龄组为100岁及以上年龄组，性别比为40.85，最高与最低性别比差异为83.09个百分点。从2000年到2010年，0～4岁年龄组性别比显著增加，上升了9.93个百分点，5～14岁和75～99岁年龄组性别比也增加了，由此可以看出，贵州省总人口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0～14岁和75～99岁年龄组的性别比明显偏高造成的。与此同时，15～34岁和50～74岁年龄组性别比在不断下降。联系前文，从2000年到2010年贵州省的总人口性别比整体上是呈下降趋势的，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