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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脑精华(2011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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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脑精华

外脑精华(20110707)[1]

本期提要

奠定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相互交织的多种失衡问题意味着,金融危机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债务和资产价格的迅速增长导致了住房和金融两行业的过度膨胀。而且,住房市场和金融业的繁荣还掩盖了长期性的财政脆弱问题;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导火索。要解决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过度负债问题,关键是为平衡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牢固的基础,并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为此,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国家需要增加私人储蓄并大力削减财政赤字。近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它们应吸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危机。

6月份美国制造业PMI指数报告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最新发布的《制造业ISM商业报告》显示,2011年6月,制造业PMI为55.3%,比上月的53.5%上升1.8个百分点。根据历史数据推算,55.3%的制造业PMI对应于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5%。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第23个月实现增长,总体经济活动连续第25个月实现增长。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略有上升,就业指数保持了强劲势头。价格指数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价格升势减缓、涨价商品种类减少,但投入品价格上涨仍是多个行业担忧的问题。

暂时性因素令美国经济陷入低迷

近期的经济数据、尤其是商业调查数据证实了2季度美国经济的低迷状态。导致近期美国经济减速的暂时性因素包括日本地震灾难给一些行业造成的供应问题以及能源价格的急剧上涨;随着这些暂时性冲击的消退,下半年美国经济可望出现反弹。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增长仍面临房地产市场疲软和财政巩固等障碍。经济走势的恶化和通胀率的上升增大了美联储的政策操作难度;同时,这意味着下半年的货币政策将维持现状。

☆国际研究机构最新观点☆

海外视角

布鲁金斯学会:亚洲中等收入阶层走向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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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清算银行:奠定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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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供应管理协会:6月份美国制造业PMI指数报告

巴黎银行:暂时性因素令美国经济陷入低迷

翻译出版:国家信息中心中经网责任编辑:高杰王富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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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金斯学会:亚洲中等收入阶层走向成年

提要:如果亚洲经济能够持续增长,那么在20年间将有25亿人跨入世界中等收入阶层的行列。这也是目前亚洲决策者面临的问题:他们能否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亚洲面临的挑战是发达国家没有面临过的。在没有找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之前,亚洲经历着不平等的增长和社会稳定性问题。自信的亚洲正通过选择城市、教育民众、开放服务业、开始创新、定制符合亚洲消费者喜好的产品等方式发展其中等收入阶层。不超过20年,亚洲的中等收入阶层就可能走进成年。

经合组织刚刚庆祝完成立50周年。该组织中许多发达国家最大的成就在于,空前改善了其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从1960年至2010年,经合组织中等收入以上阶层的人口由4亿增至9亿,增加一倍以上。以全球标准衡量,贫困人口基本消失。

亚洲中等收入阶层潜力巨大

亚洲目前拥有同样的潜力。南亚和东亚经济体经济快速增长将近20年,一些亚洲国家增长持续时间更长。许多南亚和东亚经济体已经超过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门槛,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至少以全球标准衡量并不符合。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以家庭消费来定义,而并非是经济收入。当家庭可以负担小型奢侈品是,但他们能够购买手机、汽车、摩托车、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或者拥有住房、能够享受假期和休闲、并能负担孩子教育并提供良好的医疗时,他们可以定义为全球中等收入阶层。一个粗略的定义是家庭人均消费10美元/天。当然中等收入阶层不应包括富人,不应包括那些毫不担心支出,或者商品及服务价格,但能够负担其任何选择的人群。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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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日人均消费为100美元。

根据同样的定义,亚洲目前拥有 5.6亿人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其中2.3亿人生活在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中国台湾等富裕的经济体。其余的人生活在新兴经济体中。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后者人数增长迅猛。在中国,由于劳动力占GDP比例非常低加上家庭支出比例较低,中等收入人口仅为整个人口的12%。以全球标准衡量,印度中等收入人口规模更小,仅为其人口的5%,原因在于印度仍是一个较为贫穷的国家。但是中国和印度中等收入人口增长非常迅猛。如果中国成功的实现工资增速同GDP保持一致的政策,其经济继续以其潜力增长,12年后中国的中等收入人口将占到整个人口的50%。印度中等收入人口增长将更为迅速,因为印度家庭从印度经济增长中受益更多,主要体现在可支配收入方面。

这两个亚洲大国是亚洲中等收入人口规模增长的主要动力,令人兴奋的是许多南亚和东亚国家同样繁荣,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在10到15年间都会成为中等收入阶层占主导的国家。

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那么亚洲的面貌将完全不同。如果亚洲经济能够持续增长,那么在20年间将有25亿人跨入世界中等收入阶层的行列。这也是目前亚洲决策者面临的问题:他们能否找到一条快速发展的道路,即使其主要需求来源的发达国家消费增长缓慢。如果他们成功了,那么在未来20年间,亚洲的中等收入阶层将走向成年。如果他们失败了,数以亿计的亚洲人有可能退回到贫穷状态。

亚洲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面临空前挑战

亚洲应该通过发达国家的经验使自己振作起来。毕竟,他们通过互相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所有国家在激烈竞争环境中不断提升生产率进行专门化生产实现共同扩张。亚洲可以重新调整其国内需求,因为其中等收入人口市场已有5万亿美元的规模。这将很容易满足企业实施规模化经济和生产率的增长。

但目前亚洲面临的挑战是发达国家没有面临过的。在没有找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增长模式之前,亚洲经历着不平等的增长和社会稳定性问题。亚洲经济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必须改变现在的能源模式,远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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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燃料。亚洲经济还面临着其他自然资源的强烈竞争,包括农产品。亚洲必须积累储蓄建立城市及基础设施,同时必须鼓励消费,欧洲在1960年已经高度城市化。亚洲必须处理好越来越多的冲击。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稳定环境中成长,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挂钩以及G7国家有效的合作,使其可以很好的应对全球震荡。尽管亚洲区域合作有所加强,但亚洲缺乏制度框架,避免一个国家的危机蔓延至其他地区。

所有这些仅仅意味着,过去的经济成就并不意味着亚洲将来必定能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阶层的蒸蒸日上。如同所有共同基金,之前的表现并不能保证之后的成功。这一警句对于中等收入国家尤为有效,许多经济体曾经强劲增长,后来都陷入了缓慢增长的泥沼。但是,自信的亚洲正通过选择城市、教育民众、开放服务业、开始创新、定制符合亚洲消费者喜好的产品等方式发展其中等收入阶层。不超过20年,亚洲的中等收入阶层就可能走进成年。

来源、作者:

布鲁金斯学会,2011.6.12

Homi Kha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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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清算银行:奠定可持续增长的新基础

提要:相互交织的多种失衡问题意味着,金融危机前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无法持续的。债务和资产价格的迅速增长导致了住房和金融两行业的过度膨胀。而且,住房市场和金融业的繁荣还掩盖了长期性的财政脆弱问题;如果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可能成为下一次危机的导火索。要解决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的过度负债问题,关键是为平衡的高速经济增长奠定牢固的基础,并建立稳定的金融体系。为此,处于金融危机中心的国家需要增加私人储蓄并大力削减财政赤字。近一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也适用于新兴经济体,它们应吸取教训,避免这样的危机。

金融危机之前,各种失衡问题与许多国家的经济繁荣相伴,这些问题至今也没有消失。危机爆发前,一些国家金融业和建筑业的增长势头大大超前于其他行业,日后的收缩或许在所难免。居民和企业在住房市场繁荣期借入的债务既增大了自身面对冲击时的脆弱性,也会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繁荣时期,许多政府削减了债务,有些国家的债务降幅很大;但回顾起来,当时公共财政状况的改善大多与住房市场繁荣存在直接或间接关系,因而只是暂时的。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至今已接近三年。当时,许多发达国家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剧烈的经济下滑;而今,多数发达国家的总产出才刚刚达到甚至仍然低于危机前的顶点。发达国家复苏进程如此低迷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导致危机的失衡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新兴经济体的总体经济增速大大高于发达国家,但其中一些经济体的失衡问题也在加重。举例来说,近期一些新兴经济体的房价上涨速度与一些发达国家在上一轮住房市场繁荣期的水平不相上下,而且私人部门负债水平也在迅速上升。当然,新兴经济体房价和私人部门负债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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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较低,但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在本世纪初期的情况也是如此。

本文第一部分简略讨论了住房市场繁荣期的经济增长态势和相关的失衡问题。随后三部分依次讨论了行业失衡问题、私人部门负债问题和财政挑战。最后一部分总结了本文对经济政策的意义。

失衡、金融危机与经济增长

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巨大损失涉及众多方面,产出的损失尤为突出。虽然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总产出已经或即将回归危机前的顶点,却远低于危机前增长趋势所指向的水平。要挽回这种损失,经济增速就需要长时间高于趋势增长率,但由于多种原因,这是很难做到的。首先,“大衰退”导致的经济损失(如长期失业导致的人力资本损失)将抑制未来若干年的经济增长。第二,危机前经济高涨的动力来自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失衡,在消除这些失衡的调整过程也会抑制经济增长。

这些失衡的存在还意味着,危机前的经济增速既不适用于评估当前的经济复苏状态,也不适用于指导政策方向。危机前的繁荣期创造的部分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已经失去了当时认为的价值,建筑业和金融业的相当一部分投资可能属于这种情况。潜在总产出是政策讨论中的重要变量,对该指标的度量也应反映出危机前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的影响。这就是说,潜在总产出的估算值必须扣除的危机后的失效产能,才有实用价值。

系统性银行业危机有可能令产出相对于趋势水平遭受持久的、甚至是永久的损失,这一点得到了历史记录的支持。关于金融危机代价的一份最新文献综述显示,危机过后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不足以令总产出回归危机前的增长轨道。换言之,危机期间的产出损失可能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当前困扰发达经济体的难题源于危机前的经济高涨。危机前的若干年间,许多国家的房价大幅上涨,而很多房价涨势最强的国家恰恰是后来遭受打击最重的国家,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都是如此。不过也有例外。法国是一种情况,该国房价涨幅接近西班牙,却避免了重创同类国家的许多金融业问题。德国和日本是另一种情况,其房价总体上完全没有上涨,但危机期间的总产出下滑却是发达国家之中最剧烈的,尽管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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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相当短。

居民贷款和企业贷款的猛增助长了房地产的升值。在所有经历住房市场繁荣的国家中,居民债务-GDP比率都大幅上升,远远超出长期趋势水平。非金融企业也增加了负债,而美国企业部门则是突出的例外。爱尔兰和西班牙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比率升幅尤为突出,新增债务主要用于房地产融资。不过,如果以房地产市场价值为衡量基准,负债水平的增幅就显得小得多了。以西班牙为例,2000-07年间,该国房地产业的债务-总资产比率仅由50%升至63%。

住房和信贷繁荣改变了总产出的行业构成。在房价上涨的所有经济体中,建筑业的相对份额都上升了。举例来说,1997-2007年间,西班牙的建筑业就业-总就业比率由10%升至13%;爱尔兰的增幅更大,由8.5%升至13%;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该指标也都有所上升,但增幅大大小于上述两国。

金融危机之前,与房价攀升相伴的房地产融资强劲增长是推动金融业迅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几乎以所有尺度来衡量,爱尔兰都是金融业增长最快的国家。2002年,爱尔兰的金融机构资产已高达GDP的10倍,到危机前夜进一步增至20倍以上。1997-2007年间,金融中介在爱尔兰GDP中所占的比重由6%增至10%以上。当然,金融业的部分增长来自外资金融机构,它们设在都柏林,与爱尔兰其他经济部门的关系却非常微弱;然而,爱尔兰国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急剧增大。西班牙不同于爱尔兰,并不是离岸金融中心,但该国国内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也出现了迅速膨胀;2000-03年间,西班牙的银行资产-GDP比率稳定在2.6左右,到金融危机前夜已突破了4。

源于信贷和住房市场繁荣的经济加速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建筑业和金融业膨胀最终是不可持续的。这种不可持续性的最初表现是,美国房价在2006年停止上涨,而后开始下跌。信用完全依赖未来房价上涨的借款者是最先违约的群体。随着房价持续下跌,损失开始由次贷部门向优质抵押贷款部门扩散。其他国家的房价见顶晚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违约事件开始增长的时间也晚于美国,而且违约规模总体上也低于美国。然而,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等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不良贷款出现了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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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房地产开放商的不良贷款增势尤为剧烈。

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令行业增长趋势发生了急剧转折。建筑业的收缩速度超过了危机前的增长速度,其原因或许在于未出售住房的庞大积压量。西班牙和爱尔兰建筑业在2007-09年间的收缩速度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在建筑业周期下滑阶段的收缩速度。举例来说,德国建筑业在总就业中所占比重在1995年以8.5%见顶,到2006年以5.5%见底,在10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3个百分点。而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建筑业就业比重在仅仅3年的时间中分别下降了4个和6个百分点。

然而,金融业却没有出现收缩迹象。就行业增加值在总产出中所占比重而言,爱尔兰金融业有所下滑,而西班牙和美国金融业却进一步增长。几乎所有相关国家的金融业资产-GDP比率都继续上升,部分原因在于力度空前的政府支持措施。

发达国家财政收支对比在金融危机期间严重恶化,而危机过后也没有明显改善。旨在挽救金融体系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仅仅是导致赤字急剧增加的原因之一;加上税收下降和衰退之后总体财政支出增加的影响,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达到了和平时期的空前高位。财政状况糟糕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在上一轮经济繁荣期高估了可持续的潜在总产出。信贷高涨所刺激的住房市场繁荣推动了财政收入的增加,但由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在危机爆发后就消失了。虽然一些国家用这部分额外增加的财政收入削减了公债,但也有一些国家将这些额外收入用于增加支出。

建筑业和金融业过度膨胀导致行业失衡

危机之前繁荣期的经济增长严重倾向于日益膨胀的建筑业和金融业,而这两个行业的长期高速扩张可能降低了其他行业的增长速度。当然,由于金融业承担着在经济体系中分配资本的职能,因而其扩张能够刺激总体经济增长。然而,正如任何行业一样,一旦建筑业和金融业的扩张超过了某个界限,就会挤占其他行业的资源。作为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建筑业的扩张会增大其他行业吸引资本的难度;而金融业的过度扩张则有可能增大其他知识密集型行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的难度。

国家间对比表明,建筑业和金融中介行业的繁荣确实伴随着其他行业生产率增速的下降。最突出的例子是西班牙建筑业,2000-07年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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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份额年均上升0.3个百分点,而西班牙其他行业的生产率则是负增长。金融业同样存在这种效应,虽然其程度低于建筑业。不过,金融业这种效应不如建筑业明显的原因恐怕在于,如上所述,金融业本身能刺激经济增长,因而削弱了其负面效应。事实上,更严格的经济计量分析表明,如果扣除金融业配臵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那么金融业扩张阻碍其他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净效应甚至比建筑业更强。

未来,其他行业势必要取代建筑业和金融中介行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哪些行业将承担这种职能是难以判断的,因为过去的经验未必能指示未来的走向。然而,只要政府不运用补贴或其他措施来维持现状、阻碍资源重新配臵,那么建筑业和金融业的停滞就会释放资源,供其它行业使用。

私人部门债务的削减

在住房市场繁荣期(尤其是末期),许多贷款都是基于房价会继续上涨的假设而发放的,但事实证明这项假设是错误的。因而,有理由认为借贷双方将作出反应,根据新现实调整各自的负债水平目标。

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和美国的居民已开始降低债务-收入比率,尽管程度有所不同。美国和英国居民部门削减债务的进展最大,两国的居民债务-可支配收入比率都下降了15个百分点左右,分别降至120%和150%左右。西班牙的居民债务-收入比率在2008-2010年初期间下降了8个百分点,但而后又出现了反弹。爱尔兰的居民债务-收入比率比峰值下降了7个百分点。

根据历史记录来判断,居民部门还会进一步削减债务。几乎所有以信贷-GDP比率上升为先导的系统性银行业危机都会导致该比率的大幅下降。平均而言,私人信贷-GDP比率会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的5年中下降38个百分点,这样的降幅只是略低于危机前的升幅(平均为44个百分点)。

降低居民及其他部门债务-收入比率的方式有四种:1、偿还债务;2、违约、注销或减免债务;3、实际可支配收入上升;4、以通货膨胀降低债务的实际价值。基于现有数据,我们可以把债务-可支配收入比率的下降方式分为三种:还债或违约(两种方式不加区分),实际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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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胀。就不同国家而言,三种方式对于降低负债比率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实际可支配收入在危机期间较为坚挺,在GDP下降的情况下也保持了增长,从而产生了降低负债比率的效应。在爱尔兰和美国(后者程度较轻),还债或违约以及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发挥了降低负债比率的作用,但消费价格在危机爆发后立刻出现了下滑,从而产生了提高负债比率的效应。

削减负债水平的动力来源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爱尔兰和西班牙危机的结构性较强,两国的可支配收入都从2010年开始下降,从而产生了推升负债比率的效应。

作为参照,可以考虑在不削减债务比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会受到怎样的影响。高负债会降低居民和企业对冲击的抗御能力,即使其面对的只是轻度冲击。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五分之一以上负担抵押债务的美国居民称,其抵押债务余额高于住房价值。抵押债务余额超过住房价值的情况在两个人群中尤为常见,一是年轻人,二是繁荣期房价涨幅最大地区的居民;在一些欧洲国家,绝大多数抵押贷款利率都与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挂钩。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虽然目前仍处于极度低位,但迟早会上升,从而加重居民的债务负担。

当然,如果削减债务的速度太快,就可能导致私人消费暴跌。公共政策无法完全应对这种风险。可以做到的是,支持那些能够接替建筑业和居民消费、充当经济复苏发动机的经济部门,推动其增长。

国债与财政巩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违约之后,各国政府债务急剧增加,此前经历了住房市场繁荣的国家的国债增势尤为突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的原因在于税收下降和支出增加的共同影响。

衰退时期财政赤字扩大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财政自动稳定器机制会支持财政支出,这也正是“大衰退”没有成为又一次“大萧条”的原因之一。问题在于,复苏已持续了两年,但财政赤字并没有下降的迹象,而国债水平则继续高涨。当前的大部分财政赤字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财政状况的改善更多地取决于政府发挥的作用。而且,如上所述,如果潜在总产出被高估了,那么周期性财政赤字可能也被高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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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构性赤字居高不下、债务水平迅速攀升的图景与危机前的财政盈余或赤字下滑的情形形成了对照。确实有一些国家利用繁荣时期削减了国债水平。加拿大、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的国债在2000-07年间大幅下降,法国和美国的国债也大体保持稳定。然而,这种有利趋势却掩盖了一些弱点,尤为重要的是,貌似稳健的财政状况实际上依赖建筑业和金融业等少数高涨的经济部门。举例来说,据Suárez估算,在西班牙上一轮经济繁荣的顶点,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可能将该国的财政收入-GDP比率夸大了2.9个百分点。

公共财政状况对金融稳定具有根本意义。举例来说,政府债券估值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其持有机构的信用水平,并减少它们可以用作借款担保的抵押品价值。看起来希腊就出现了这种情况,由于投资者关注其国债重组风险,因而银行业筹资的难度日益增大。但最明显的影响在于,以爱尔兰为例,政府动用巨资支持陷入困境的银行会严重消耗其财力,在财政状况不够强健的情况下,这种影响是无法消化的。

结论

本文的关键结论是,危机前繁荣时期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而且,在此期间累积的失衡问题有可能抑制发达经济体未来若干年间的经济增长。

将来,发达国家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很难恢复到2007年之前的水平。一方面,许多国家积压了大量未售出住房,需要用多年时间来消化。另一方面,2006-07年间的金融业增长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监管不足的影响,因而在未来若干年间是难以再现的。因此,要把握新的经济增长机遇,就需要改变经济的产业结构;反之,支持衰落的行业则有可能损害更有活力的行业。

各国还应采取整顿银行体系秩序的政策,以便未来的高增长行业能获得健康的信贷。这意味着,银行业需要充足的资本,以消化损失和注销不良资产。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的教训表明,未确认的损失会导致资源配臵不当并制造不确定性,从而妨碍经济增长。如果没有外力强制银行注销不良贷款,并收缩资产负债表,它们就有动力选择“常绿化”(evergreen),即发放贷款以支持本应破产的企业。在日本,“常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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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企业重组,减少了健康企业的盈利机会,从而助长了经济停滞。直到1998年,日本对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进行了严格审查、并实施第二轮资产注入之后,该国银行业才恢复了正常放贷。

通过上述举措令经济回归增长轨道能够有力地推进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减债进程。然而,经济增长虽然是减债过程的要素,却不是唯一要素。目前,居民部门已开始用相当一部分收入来偿还债务。

但另一方面,政府债务还在继续攀升。在危机期间及其刚刚结束时,庞大的财政赤字是可取的,因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帮助各国避免了最糟糕的局面。然而,随着经济复苏的推进,保持庞大赤字的危险性就会日渐增大。市场情绪有可能发生急剧变化,因此,如果政府行动迟缓,将来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严厉的紧缩措施。

巩固财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现在必须开始行动。虽然各国的措施将有所不同,但要令人信服,都必须消除财政框架中的根本性弱点。各国政府面临着不同的严重挑战,如日益老龄化的人口、不可持续的高福利和失衡的财政收入来源。许多必要的结构改革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挥降低赤字的作用,因而现在就应该推进这些改革。立法制定改革时间表能够增进改革的可信度并降低财政巩固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如果无法对改革的实施状况进行监测,其可信度就会受损。

然而,财政挑战不仅限于削减赤字和降低负债水平。各国应对税制进行结构改革,以免再次出现信贷繁荣、最终引发又一次危机。现行税制仍然倾向于助长债务积累。一般而言,由于政府税收和支出在未来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不断增大,因此,财政政策导致的扭曲问题将日益严重,即使是不改变财政收入而仅仅是缓解扭曲问题的改革也是有益的。

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财政框架中的重大弱点。尤为重要的是,危机前的预算没有考虑到公共财政对资产价格和信贷繁荣的敏感度。今后,要想避免重蹈覆辙,就需要构造更可信的周期性调整的预算赤字(cyclically adjusted deficits)指标,这种指标要排除的不止是正常经济周期的影响,还要包括资产价格和信贷繁荣的影响。再则,应制定财政规则,以确保对暂时的收入增长进行如实处理,而不是因此而对财政状况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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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期间财政稳定和金融稳定的密切关系突出地表明,财政政策为应对未来的危机(不限于源于金融部门的危机)留出回旋空间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如果政府无需突破借款规模限制即可动用大量资源,就能更迅速、更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

撰写本文之际,许多新兴经济体正经历着高速经济增长、住房市场高涨和私人部门负债水平攀升。举例来说,2006-10年间,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年均信贷增速都超过了20%,达到甚至超过了2002-06年间爱尔兰和西班牙的年均增速。在最近一次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避免了最糟糕的局面。本次危机最重要的教训或许是:预防胜于医治。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够吸取这项教训,将来就有可能避免这样的危机。

来源、作者:

国际清算银行,第81期年报,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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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供应管理协会:6月份美国制造业PMI指数报告

提要: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最新发布的《制造业ISM商业报告》显示,2011年6月,制造业PMI为55.3%,比上月的53.5%上升1.8个百分点。根据历史数据推算,55.3%的制造业PMI对应于实际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5%。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第23个月实现增长,总体经济活动连续第25个月实现增长。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略有上升,就业指数保持了强劲势头。价格指数降至2010年8月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价格升势减缓、涨价商品种类减少,但投入品价格上涨仍是多个行业担忧的问题。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最新发布的《制造业ISM商业报告》显示,2011年6月,美国制造业的经济活动连续第23个月实现扩张,整体经济连续25个月实现增长。

ISM制造业商业调查委员会主席Bradley J. Holcomb指出:本月制造业PMI为55.3%,比上月的53.5%上升1.8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和生产指数都略有上升,就业指数保持了强劲势头,比上月增加1.7个百分点,达到59.9%。价格上涨速度连续第二个月减缓,价格指数下滑8.5个百分点,至68%,降至2010年8月(61.5%)以来的最低点。虽然价格升势减缓、涨价商品种类减少,但投入品价格上涨仍是多个行业担忧的问题。

表1:2011年6月美国制造业概况

外脑精华(2011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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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脑精华(20110707)[1]

PMI。6月份制造业继续增长,本月制造业PMI为55.3%,比上月的53.5%上升1.8个百分点。作为扩散指数,PMI高于50%意味着制造业正在扩张,低于50%意味着制造业正在收缩。

如果一个时期之中的制造业PMI高于42.5%,通常意味着该时期的总体经济活动正在扩张。因此,最新PMI数值意味着,在制造业连续第23个月增长的同时,美国总体经济活动连续第25个月增长。从PMI和总体经济的历史关系推算,1-6月份58.8%的PMI平均值对应于实际 GDP按年率计算增长5.7%,而6月份55.3%的PMI则对应于实际 GDP按年率计算增长4.5%。

表2:最近12个月PM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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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订单指数。6份 ISM新订单指数为51.6%,较上月的51%上升0.6个百分点。这是新订单连续第24个月增长。高于52.1%的新订单指数通常对应于美国普查局(Census Bureau)制造业订单的增长。

表3:6月份新订单指数

外脑精华(20110707)[1]

生产指数。6月份ISM生产指数为54.5%,比上月的54%上升0.5个百分点。这是制造业生产指数连续第25个月高于50%。高于51%的生产指数通常对应于美联储工业生产指标的增长。

表4:6月份生产指数

外脑精华(20110707)[1]

就业指数。6月份ISM就业指数为59.9%,比上月的58.2%上升1.7个百分点,这是就业人数连续第21个月增长。高于50.1%的就业指数通常对应于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制造业就业指标的上升。

表5:6月份就业指数

外脑精华(20110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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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脑精华(20110707)[1]

供应商配送指数。6月份,制造业企业供应商的配送速度有所减缓,供应商配送指数为56.3%,比上月55.7 %上升0.6个百分点,这是供应商配送速度连续第25个月高于50%。高于50%的配送指数表明配送速度下降。

表6:6月份供应商配送指数

外脑精华(20110707)[1]

库存指数。6月份库存指数为54.1%,比上月48.7%上升5.4个百分点。大于42.7%的库存指数通常对应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制造业总体库存指标(以2000年链式美元价格计算)的上升。

表7:6月份库存指数

外脑精华(20110707)[1]

客户库存指数。6月份ISM客户库存指数为47%,较上月的39.5%上升7.5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连续27个月低于50%。这意味着制造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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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认为其客户库存水平过低。

表8:6月份客户库存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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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指数。6月份ISM 价格指数为68%,比上月的76.5%下降8.5个百分点,这是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低于80%,也是连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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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个月高于50%。回复者之中,有48%称其支付的价格高于上月,12%称其支付的价格低于上月,40%称其支付价格与上月持平。高于49.4%的价格指数通常对应于劳工统计局(BLS )制造商价格指数的上涨。

表9:6月份价格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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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压订单指数。6月份ISM 积压订单指数为49%,比上月的50.5%下降1.5个百分点。84%的回复者报告了订单积压情况,其中有24%称其积压订单有所增加,26%有所减少,50%与上月持平。

表10:6月份积压订单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