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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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分享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新动能

北京青年报常亮

目前，世界经济除了美国风景那边独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尚在探底或在低谷苦苦挣扎。一个最大原因是，拉动经济的传统动力失速后，都在苦苦寻觅新动能。不过，对于经济型与挖掘新动能方向与目标是没有争议的。那就是向创新要经济新动力与新动能。作为创新产物的分享经济自然而然进入了我们视野。

目前，美国的房屋分享Airbnb已经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覆盖34000多个城市，市场估值255亿美元。滴滴打车、优步打车等大家都耳熟能详。然而，分享经济虽然起步很晚，但却发展升级换代很快。已经在向知识分享、技能分享以及服务分享发展。在分享经济模式下，知识、技能快速变现的时代正在形成。最近在闲鱼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显示出分享经济的魅力与潜力。

近日，中国女排主攻手朱婷在闲鱼上发了一段小视频，透露了自己在紧张的训练之余想学习一些新技能，作为交换，她愿意教对方自己的杀手锏绝杀暴扣和王之蔑视，交换条件还有教她学习土耳其语。

像朱婷这样在网上进行技能分享的玩法现在非常流行，如闲鱼上就出现了大量除实物商品之外的求购与分享，包括时间、空间、技能、生活服务等，比如房屋的出租、代遛狗、春节时给大家写对联、教钢琴、女生的手工糕点课等。多位大学学霸在闲鱼上拍卖自己的时间，其中北京大学数学系宋天浩同学的数理化200小时辅导时间被拍出了4万元高价。知识与技能的分享，正在成为分享经济继闲置交易、拼车服务之后又一重要发展趋势。

分享经济是新经济范畴，新的连概念都在争议与完善之中。按照现有仍不完善的概念概括来给分享经济下的定义是，分享经济（SharingEconomy），也被称为点对点经济(Peertopeereconomy)、协作经济、协同消费，是一个建立在人与物质资料分享基础上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这个概念显然对朱婷在闲鱼上的知识分享与技能分享表述的分量不够，而后者恰恰是分享经济的方向与趋势。

分享经济是相对独享经济而言的。传统经济时代是独享的世界，独享才能创造垄断，才能保持稳定的现状，也才能铸就坚固的行业壁垒。以前倡导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独享经济时代一个弊端是往往容易造成垄断，进而束缚行业创新与进步；能够导致资源大量闲置浪费，生产力得

不到最大发展，资源配置达不到最佳状态，最高效境地。

独享经济之所以独享一个历史阶段，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资源能充分利用，配置能够最为高效，一个最大的前提是供给侧与需求侧信息能够畅通，能够无缝对接，能够分分秒秒计算的高效传递。这在独享经济阶段很难实现，主要是没有手段。而在分享经济之下，人们的生活更趋向于简洁化，越来越多的人走到众享行列当中，不仅仅是主动的应用别人的众享成果，更是将自己手中的闲置资源众享给别人。

分享经济是以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期阶段为代表的新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互联网信息传播的高效、透明、对称给资源配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最佳方式。没有新经济就没有分享经济，没有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分享经济就不可能诞生。互联网平台是信息出入口，在云端处理和匹配这些信息。移动互联网是客户和分享经济参与体的信息获取和发出的载体，这就是分享经济的巨大魅力与潜力所在。

分享经济是对生产力的大释放、大推进，必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一股巨大新动能。分享经济在中国的发展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常亮）

2.防色狼需要更多沉默的铁狮

北京青年报堂吉伟德

8月29日凌晨3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三学生康宸玮发了一条朋友圈：努力想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完稿的感觉很开心。康宸玮口中的这个问题，指的是校园性骚扰这一并不鲜见，又几乎无计可施的社会现象。而他刚刚完成的稿件，则是一篇聚焦校园性骚扰的调查报告。这篇一万三千余字的报告，依靠公开途径获得的60个同类案例。而根据这些数据康宸玮绘制了一份北师大色狼分布图。

四个月的时间，一万三千余字的报告，如果不是有心之人，很难制作出如此详尽而又专业的色狼分布图，以作为同学们行动的指南，为校园安保工作提供参考。当然，这份报告之所以能引发

，一方面在于性骚扰作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其严重性还没有得到最大化重视；另一方面在于，对于性骚扰的应对措施还相应滞后，解决性骚扰的干预机制与权利诉求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这种个体的超前与自觉，映衬出安保部门的作为不力。报告取名为沉默的铁狮自有其深意，也是对校园安全甚至公共管理提出的一种诉求。性骚扰是近几年社会上的一个热词,也一直是法律界的一个热词，性骚扰的泛滥和蔓延，特别是男性对女性进行的性骚扰,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不过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以及性质界定的模糊，从认识到行动上，公众对性骚扰的干预和预防机制还相当滞后。尤其是相关法律和标准机制的缺失，更是造成了预防性骚扰体系的不健全。

比如性骚扰如何界定、如何立案和举证、赔偿的标准是什么、用人单位或者相关部门的责任是什么、未能履行责任如何处理等。作为社会综合治理的一部分，防性骚扰需要建立防治的体系，更需要基于公共责任上的主动作为。否则，仅靠民间的

自为和个体的努力，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沉默的铁狮通过一个很小的角度，浓缩了校园性骚扰的区域现实，也把全社会的预防现状得到了真实呈现，以现实映射传导出差距，也为寻求共识和力促改进提供了方向。

基于实际情况说话，外界更期待制作这张

性骚扰地图的主体，不是非专业的学生而是学校的安保部门。虽然在防治的体系中，每个人都应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过其间谁是主体谁是辅助，则有着明确的职责界定。绘制隐患点和防范指南，属于公共管理的一种基础性手段，也是以服务提升管理的理念践行。比如前些年一些城市绘制的西瓜地图，或者是公厕地图，抑或是防地陷地图等，都受到了外界的一致好评，究其原因就在于，以有心的态度办了一件贴心之事，从而让公共责任和公共担当得到了升华。

一方的越俎代庖，也意味着另一方的作为不够。个体有如此的自觉与责任感，既让人感到欣慰，当然也让校园安保部门倍感汗颜。校园安全管理隐患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也随时可能爆发，从而酿成难以挽回的安全事件。做好安全管理工作，隐患胜于明火，责任重于泰山。面对无法根除的校园性骚扰，哪怕多一些防狼分布图之类的责任心，也能够织一张防治的大网，以高压之态让色狼们心存芥蒂，让校园性骚扰相对严重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从而让个体免于伤害的恐惧。（堂吉伟德）

3.更需改变的是过度医疗思维

北京青年报乾羽

曾以中医诊疗为主要治疗手段的中国，因每年人均8瓶的输液体量被外

界称为输液大国。2016年，随着江苏官方在部分医院叫停门诊输液医学行为，山西长治等多地也纷纷跟进，小感冒大输液的畸形医疗状况正在得到改善。

取消门诊挂水的意义存在，但不宜高估。以亲身就诊的经过为例，取消门诊挂水在很多

医院其实只是改为了在急诊挂水——去门诊看病，被告知问题很严重，需要挂水；但因为取消了门诊挂水，所以只能到急诊去挂。看起来在矫正过度医疗的取消门诊挂水，在很多时候，只是让患者多了一个就诊的环节而已。可见，过度医疗并不会因为取消门诊挂水的决定显著改善。而且，话又说回来，如果一种疾病真的需要及时挂水治疗，挂点水又有什么不可呢？难道非要硬扛着，熬到不挂水不行，才叫合理？

其实，挂水只是表象，关键问题是，是否存在过度医疗思维。如果存在过度医疗思维，不在门诊挂水，可以在急诊挂水，不在挂水上体现，可以在其他治疗环节体现。而如果不存在过度医疗思维，挂不挂水就是医生的一种专

业判断——他们认为应该挂就挂，谁叫他们是医生呢？他们认为不应该挂，那就没有必要挂，因为他们是医生。显然，挂水频繁只是过度医疗一个小小的表现侧面，取消门诊挂水也并不能自动矫正、消除过度医疗思维。

这就涉及为何会有过度医疗思维？这个问题，与患者本身也有关系。如今，人们似乎越来越浮躁，不仅期待一夜成名、一夜暴富，连得个病都希望立刻好。而很多疾病是有其周期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感冒，也可能要两天才好。但患者不愿意等，为了让自己快点好，于是就希望下重药，希望直接挂水，这样最省事也最省时间。当然，迎合这种心理的过度医疗的确可以带来效果，即使有些时候所谓的效果只是心理安慰，人们也会觉得是之前的挂水决定让自己提前痊愈了。这种浮躁的心理和急于痊愈的期待，让过度医疗有了市场，至少患者一般不太会抵触，当他们听到这样可以见效更快时。

同时，医患关系的紧张，导致了医生也愿意用过度医疗来规避责任，迎合患者。过度医疗的坏处是，让患者承担了更重的经济负担，承受了更多的检查和治疗，但这些问题医生并不用承担责任；而过度医疗的好处是，避免了诊断可能存在的隐患和疏漏，让患者在更短的时间见到了成效。当医患关系并不融洽，医患之间缺乏足够信任时，患者相信仪器和药品胜于相信医生，医生宁愿让患者做不必要的检查，吃更多的药品，挂更多的水，也不愿日后被患者投诉、找麻烦。结果，过度医疗成为医生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至于患者的付出，有些医生就不考虑了。

当然，过度医疗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医生角色因为医院性质产生的模糊。当医院承担赢利的任务时，这个任务必然分解、传递到医生身上。这就可能让一些医生陷入角色分裂中：是把治愈患者放在首位、还是把科室的赢利放在首位。过度医疗好像中和了这种矛盾：过度医疗既可以把患者治好，也可以实现科室的赢利。问题是，对于患者来说，他们凭什么要成为过度医疗的牺牲品？他们已经是弱者，医生哪来的狠心，让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这不仅仅是医德缺失的问题，它与权力寻租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分析完过度医疗思维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这些原因都还在，过度医疗思维也还在。此时，取消门诊挂水的举措可以让医院和社会更过度医疗，但因为信息不对称，因为根本的症结还在，患者在过

度医疗面前还是缺少足够保护。这就需要对过度医疗思维作更深层的矫正和更彻底的清除：一方面，改变人们的就诊观念，尊重医学规律和医生诊断；另一方面，明确医生的定位和角色，构建更为和谐的医患关系。这两个方面的改进与改革，其实都任重而道远。

4.警惕拆迁挂钩一切的权力逻辑

北京青年报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处理一两个放言拆迁与什么都挂钩的村干部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改变拆迁挂钩一切以及背后的拆迁依赖症。这不仅仅是一道政府职能变的问题，更是一道关于变发展模式、建设法治中国的复杂命题。

近日，一段网上曝光的视频中，一名被称为山东省临沂市郯城李庄镇李庄二村村主任的男子，反复强调学生申请助学金签字要和其家庭拆迁挂钩。郯城县李庄镇政府经调查回应称，

已对视频中的村负责人工作态度不端正给予严肃批评教育。

不拆迁就不给你签字，拆迁跟什么都挂钩……这样的野蛮逻辑，着实让人愤怒。视频曝光后，当地镇政府回应称，涉事女学生周某曾因申请助学金不符合条件被退回，村里不签字是因为该生不符合助学金的申请条件。这个理由同样让人难以理解，因为从视频来看，假如不签字是由于周某不符合条件，那么为何要一再强调不拆迁就不签字呢？难不成只要周某家里同意拆迁了，即便她不符合申请助学金的条件，村里也是可以签

字的吗？

本以为，与拆迁有关的新闻可以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尤其是2011年颁布实施最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后，拆迁可以慢慢走上程序化、法治化之路，拆迁也可以符合和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料，发生在山东临沂的这起拆迁挂钩一切事件，又把公众对于拆迁的想象拉回到现实世界。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个村干部之口，却反映了一些基层政府和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拆迁的最真实理解，以及对拆迁手段的娴熟运用。

在拆迁挂钩一切的逻辑下，很显然的问题是，不管女大学生周某是否符合申请助学金的条件，当地村镇都确实存在拆迁挂钩一切的思维。而且就目前来看，当地还只是将拆迁与签字办事儿进行挂钩，至于还有没有其他刁难、制约村民的挂钩手段和行为，还有待通过进一步的调查给出答案。

无论如何，拆迁挂钩一切背后的权力逻辑都值得警惕。这种霸道而张扬的权力逻辑，本质上暴露出了当下基层治理的一个普遍问题，即在政绩指标的压力下，基层权力正在野蛮扩张。就像新闻中那名女生所说，签字是一回事儿，拆迁是另一回事儿，但村负责人却非要将两者捆绑在一起，完全是一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权力张狂架势。

一些地方基层政府和机构的权力张狂，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公民的权利空间日渐逼仄，而这里所谓的不拆迁就不签字，还仅仅是公民权利被侵害的一个表现，现实中恐怕还远不止于此。比如此前曾有媒体报道，广东一些地方出台规定，公务员本人或亲属不配合拆迁工作，将在考核中被一票否决，将拆迁与个人政绩挂钩；山东某地镇政府规定，不同意拆迁就不给落户，这是将拆迁与落户挂钩……为了达到拆迁的目的，一些基层政府或村组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粗暴而低劣的手段，着实让人厌恶而又恐惧。

为什么会有拆迁挂钩一切的权力逻辑？主要还是因为拆迁工作与一些基层官员的仕途挂了钩，他们把拆迁当作自己的一种政绩，当成自己获得上级肯定的一次机会。当下，拆迁、开发、建设仍然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这是由我国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土地财政决定的。一些地方政府必须在拆迁和土地熟化的基础上出让土地，也就不得不患上严重的拆迁依赖症。拆迁依赖症严重损害了公权力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严重影响了法治中国的建设过程。处理一两个放言拆迁与什么都挂钩的村干部并不难，难的是如何改变拆迁挂钩一切以及背后的拆迁依赖症。这不仅仅是一道政府职能变的问题，更是一道关于变发展模式、建设法治中国的复杂命题。

要破除拆迁挂钩一切的权力逻辑，必须从把拆迁与基层政府和机构的政绩脱钩开始。（北青报特约评论员）

5.天价片酬请明星愿打愿挨也不妥

京华时报

最近一段时间，明星天价片酬现象引发持续：先是媒体报道称电视剧《如懿传》主演周迅和霍建华两人片酬高达1.5亿元，导致制作经费被严重占用；接着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中纪委网站公示一则通告，称将出手遏制天价片酬和明星炫富等问题；最新消息是，不少委员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时提出，应立法限制高价片酬问题。

不太关心娱乐八卦的人，可能不清楚影视明星的片酬高到了何种程度。我们不妨看几个

数字：日韩与好莱坞明星的片酬通常只占电影总预算的20%至30%，而中国当红演员的片酬在电影制作成本中的占比已超50%；在近几年大热的电视真人秀中，某奶爸的片酬为450万元/天，某一线女星的片酬为6万元/分钟……

影视是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行业，大牌明星的片酬动辄以千万元计，从某种程度来说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毕竟，大牌明星粉丝众多，一举一动都很容易成为娱乐头条，相较于普通艺人，大牌明星能给他们参与的影视剧带来更高的曝光度。制作方用天价片酬请明星，虽然压力不小，但基本也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星天价片酬是合理的。事实上，不合理的片酬机制扭曲了影视行业的生态，已影响到文艺的健康发展。一方面，个别明星片酬显著高于导演、编剧和其他演员，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当绝大部分制作经费用于支付明星片酬，故事情节、拍摄水平等方面难免会打折扣。

近几年，我们在电视台和电影院看到的影视剧中，烂剧烂片的比例似乎越来越高。仅在今年暑期，就有多部明星扎堆但粗制滥造的影视剧遭到网友吐槽，收视率和票房也很惨淡。究其原因，制作方重用一些有人气但无演技的明星、将主要经费用于支付明星片酬、注重话题效应却忽视质量提升，可谓罪魁祸首。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态将对天价片酬亮剑，还是专家建议电影产业促进规范明星片酬，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将明星片酬限定在合理区间，不是跟市场经济唱反调，而是为文艺界繁荣、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一些用心拍戏、用心演戏的人能有机会创作出更好的文艺作品。

当然，明星片酬到底应该如何规范才算合理，如何避免损伤文艺工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如何避免文艺创作一管就死，这些都需要更深入的讨论和研究，也需要多听听文艺工的意见。我们乐于看到天价片酬乱象引发全民热议，也乐于看到行业协会、主管部门有更积极的作为，但这种努力不应该是为了应付巡视组或是炫耀权力肌肉，而应该是为了让行业更健康，让文艺更繁荣。（汤嘉琛）

6.被城镇化的锦标赛同样很危险

京华时报井桥夕

记者调查发现，一

些地方层层分解、相互攀比、调整口径，存在人为推高城镇化率的乱象。有些地区在推进户籍改革过程中，同步开展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道，大量农民被城镇化，即便其他城镇化工作都不开展，也能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比如，通过调整统计口径，中部某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2014年的22.7%，提高到2015年的27.6%。如此注水的统计数据，恐怕背离了新型城镇化新的初衷，不利于地区发展的统筹施策，甚至严重影响了城乡协调的水平与质量。

究其原因，直接的诱因户籍制度的改革。有的地方在取消了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差别后，城镇化率统计的主观性大大增强，相应的技术与甄别机制却跟不上，给拍脑袋决策留下了不小的空子。另一方面，个别地方的政绩考核也存在偏差，在剥离了GDP锦标赛后，又把十三五的城镇化率指标层层下压。这种不顾客观实际的做法，只会导致心不甘情不愿的被城镇化。

被城镇化的后果有三:一是城镇摊大饼，无序投资、重复建设会再造出空城鬼城沙漠孤舟来，因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人想进城买房;二是公共服务跑了偏，假设原本预备给100万人口的教育、医疗资源，真正享受的人口可能大大低于此数，而在城乡结合部的人们远水不解近渴;三是部分地区为贪大求全，不排除再次上演洗脚进城的荒诞一幕。

对此，首先要批评的当然是造假者、揠苗助长之辈，这些治理者不懂得经济发展、城镇化的客观规律，试图人为创设规律，反过来必将受到规律的惩罚。当然，他们没准也会恼火:

不是说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吗?怎么连推带拉还是有人不爱进城呢?其实，这涉及到更深层次的话题，确实有的农民拨了算盘觉得不划算，纵然是达到了落户标准，也不愿放弃老家的一亩三分地。

有一位在武汉购房且工作十多年的新市民，不愿意将户口从山东老家农村迁到武汉，他的理由很

朴素:农村土地退出没有收益，还不如继续保留，反正零成本。对这样的观念，霸王硬上弓的政策干预不会有什么正面效果，还可能会遭遇反感、抵制;而采取数字游戏、编造，更于事无补。从根本上讲，仍要尊重人们的自主选择，靠利益的合理补偿来因势利导，让大家放心进城、开心离家。

说到底，城镇化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的要义在于你有情、我有愿，强扭的瓜不会甜。用心把道路交通、教育医疗搞得像模像样，把住房保障、产业配套抓起来、跟上去，同时妥善处置农村土地三权的变更与流，人们的需求才会与城市的供给真正对接起来。（井桥夕）

7.政府违法，问责可以来得更猛些

京华时报王石川

今年6月，哈尔滨刘亚楼旧居、东北民主联军独立团旧址等7处不可移动文物建筑被拆毁。日前，哈尔滨市纪委严肃查处该事件，包括哈尔滨市双城区区长毛臣、副区长高丽馨、副区长刘志成等11人被追责。

事实上，不可移动文物倒在推土机下并不少见，如果不被舆论，往往拆了就拆了。就在8月30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督办案件曝光，披露的4起案件均为不可移动文物被损毁、拆除案。这4起案件有诸多共性，比如均为不可移动文物本体被损毁，均涉嫌刑事犯罪，而且，均为政府破坏文物案。

地方各级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这是文物保护法的明文规定。本是保护者，却成了破坏者，既充满讽刺，又令人沉重。而地方政府破坏文物，显然不是不懂法，而是政绩使然、利益使然。几年前，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刘锡荣曾言，对待文物保护，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党政机关不能随便在文物重地去建什么工程项目，更不能搞什么机关楼堂馆所。己不正焉能正人，这样搞了以后，怎么去做众的榜样。

令人遗憾的是，政府破坏文物并非少数。据国家文物局数据，2012年至2014年，涉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违法案件就有146起，法人违法案件占到71%，其中不少是政府违法，社会影响恶劣。几年前，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曾公开表示，破坏文物主要是法人，每年仅国家文物局接报的法人违法案件就多达数百起。不难想象，法人违法，甚至政府部门违法之下，文物如何善存?那么，对政府违法该如何处理?

前不久，围绕清东陵失盗案以及当前文物安全形势，国家文物局督察司相关负责人接受京华时报采访时直言，清东陵两次被盗暴露出地方政府的文物安全责任意识不强，责任追究不到位等问题。诚如斯言，地方政府敷衍了事，责任追究再不到位，文物保护岂非虚妄之谈?

因此，政府保护文物不力就该严厉问责，这也并非于法无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就要求，建立文物保护责任终身追究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而文物保护法亦有规定，擅自迁移、拆除不可移动文物，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其实都是给地方官员戴上了紧箍，关键是要常念紧箍咒，让追责落到实处，发挥实效。

此番，刘亚楼旧居等7处文物建筑被拆毁事件中，包括双城区行政领导被问责便是个不错的示范。如果所有政府破坏文物案，都能照此处理，文物被毁事件必会大大减少。试问，哪个官员愿冒着乌纱帽被摘的风险无视文物被毁?哪个拆迁负责人敢以身试法拆掉文物?为此，问责风暴不妨来得更猛些，让官员们不敢在文物保护上心猿意马。（王石川）

8.何为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法制日报任进

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全面从严治党,要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大多数,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是少数,而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是极少数。四种形态涉及批评教育、谈话函询、组织处理或组织调整、党纪处分等,并与行政处分、问责、刑事责任等相关联。因此,实践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要从党内法规和法律视角,准确表述相关概念。

咬耳、扯袖、红脸、出汗,如批评教育,主要是指党组织提醒、批评和教育、限期改正等；而谈话函询,主要是指党组织进行的诫勉谈话和函询。诫勉谈话,针对领导干部不构成违纪但造成不良影响,或虽构成违纪但根据有关规定免予党纪处分的问题,由党组织对其进行谈话教育,防止小毛病演变成大问题,其目的在于对领导干部进行教育、提醒、警示,不属于组织处理；针对众反映的领导干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廉政勤政、选人用人等方面的问题,也可用书面形式进行函询。

党纪处分是党组织对违犯党纪的党员追究纪律责任的方式。根据2015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党纪处分从轻到重,依次为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其中,与开除党籍相关的概念是除名或劝退。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2014年《关于做好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的通知》,除名或劝退属于党组织对不合格党员的处置方式,不是党纪处分。

与此相关的概念行政处分是有关机关或组织对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追究纪律责任的方式,对公务员作出的处分。根据公务员法,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作出的处分,根据2012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有警告、记过、降低岗位等级或撤职、开除。党员受到党纪追究,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党组织应向有关机关或组织提出建议。

相关的概念行政处罚是行政主体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人追究行政责任的方式。根据1996年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的种类有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或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或执照和行政拘留等。党员依法受到行政处罚,应追究党纪责任的,党组织可根据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事实、性质和情节,经核实后依规给予党纪处分或组织处理。

组织处理或组织调整都属于职务调整范畴。组织处理,主要是指党组织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涉嫌违犯党纪的党员干部,进行必要的岗位、职务调整的组织措施,主要有责令辞职、免职、降职、停职等；组织调整,则主要针对被认定为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作出,如调离或调整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等。采用组织处理或组织调整的表述,兼顾了不同情节,更为完整准确,为各地区、各部门和各单位结合实际执纪监督问责留下了空间。

相关的概念问责,一是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给国家利益、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恶劣影响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如2009年《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列举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等；二是对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党的领导干部进行,如2016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规定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和党纪处分。

如果党员受到党纪追究,涉嫌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则包括刑法规定的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和附加刑(罚金、没收财产和剥夺政治权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聚焦监督执纪问责,深化标本兼治,创新体制机制,健全法规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多次强调,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必须抓早抓小,防止小错酿成大错、违纪走向违法。因此,针对不同情形,综合运用批评教育、谈话函询、组织处理或组织调整、党纪处分、问责等措施,有利于形成对领导干

部从轻到重、从常态、大多数到少数、再到极少数的监督执纪形态,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更好体现全面从严依规治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执纪监督四种形态的要求。（任进）

9.防范被城镇化应摒弃数字游戏

法制日报张海英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不能靠行政命令、搞运动式,但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层层分解、相互攀比、调整口径,存在人为推高城镇化率数字乱象,影响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持续提高。同时,三权有偿退出渠道不畅等问题,也成为新型城镇化建设阻力(8月31日《经济参考报》)。

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比如让农民自愿进城落户。但几年前多地就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比如用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方式让农民进城,以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而通过撤县设区、撤乡镇设街道的方式导致大量农民被城镇化,则是为了完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

无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比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更有含金量。去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39.9%,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39.9%要变成45%左右有困难,因为农村户口含金量在不断提高,很多农民虽然人在城市,但不愿意在城市落户。

按说,应该加快城市和农村两头改革以打消农民顾虑,一方面,大幅增加城市公共服务供给,吸引农民进城落户；另一方面,加快农村三权改革,让农民放心进城落户。然而,一些地方却投机、走捷径,通过撤×设×来改变统计口径,不管农民愿意不愿意进城落户,把很多农民强行变成城镇户籍居民。

农民被城镇化带来很多问题。某些地方政府不仅压缩了户籍制度改革、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成本与时间成本,而且还能欺上瞒下为自己捞取政绩和声誉。而农民被迫变成城镇居民后,由于没有博弈、选择的机会,相关权益很可能受损。同时,大量农民被城镇化也是一种统计作假,欺骗上级、误导决策。

因此,亟需做实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防范农民被城镇化。怎么做实?怎么防范?最简单的一个办法是,严把撤×设×审批关。撤×设×是作假的基础。县与乡镇必然有农民,改成区或者街道后,农民整体被变为城市户籍居民。所以,应该谨慎审批撤×设×,或者审批时设置严格而科学的条件。

比如,撤×设×必须要征得当地绝大多数居民尤其是农民的同意,因为这关乎农民的权益。再比如,建设新型城镇化有很多指标,中央也提出很多任务要求,应该把这些指标和要求作为审批的重要条件。这样一来,通过撤×设×统计作假的难度就增加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便有望去伪存真。

另一个办法是,把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细化为硬指标。当前户籍城镇人口统计,主要是根据非农业户口数量统计,没有把农民统计在内,从而滋生了农民被城镇化现象。虽然很多地方取消农业与非农户口区别,统一为居民户口,但被城镇化的农民本质上还是农民,新型城镇化水平与质量也没有真正提高。

所以,新型城镇化必须屏弃数字游戏,不能为完成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而作假,不能以户籍人口数量作为评价地方建

设新型城镇化政绩的唯一标尺,而是要把发展水平与质量作为新型城镇化主要考核指标,具体包括城乡统筹、法治建设、民主决策、公共投入、权利保障、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细项。

笔者注意到,很多地方既出台了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考核办法,也出台了新型城镇化工作考核评分细则,但相关考核办法是否科学合理,是否与官帽紧密挂钩,还有待反思。总之,我们需

要真实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数字,杜绝以统计作假的方式玩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数字游戏。（张海英）

10.遭电信诈骗因太穷论调很荒唐

新华每日电讯朱昌俊

如果评选里约奥运会后的舆论热词,电信诈骗肯定榜上有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徐玉玉等多名大学生被骗走学费后,竟有一些人分析认为,徐玉玉等人被骗是因为他们都是农村的贫困生,与城里学生之间存在知识鸿沟,防骗能力较弱。不过,最新发生的清华大学教师被骗千万元的新闻,让那种你被骗是因为你太穷太蠢的论调显得格外荒唐。

最高学府的教师也会被骗,而且被骗的金额不止一万两万,至少说明了一点:被骗与否,与个人财富多寡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我们以前看过不少穷人被骗的新闻,但事实上,富人、知识分子被骗的案例也不少。当电信诈骗越来越隐蔽、科技含量越来越高,没有谁绝对安全,任何人都有可能落入电信诈骗陷阱。

事实上,在一个受骗风险越来越高的社会,将个人遭遇电信诈骗归咎为贫穷和无知,要么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要么是智力上的懒惰。这种对于受害者自身原因的强调,既显得冷漠,也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仅仅倡导普通人提高防骗技能,最终只能治标不治本。同样,这种避重就轻的分析,也削弱了公共部门在防范和惩治电信诈骗方面应该担负的责任。

当前,电信诈骗已越来越普遍,而且呈现出企业化、产业化、大撒网的特征。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接到诈骗信息的人数高

达4.38亿,相当于每3人中就有1人接到过诈骗信息。而据媒体报道,目前在我国从事网络诈骗产业的人数至少有160万人,年产值超过1100亿元。面对这样一张高度专业化和普遍化的诈骗网络,如果仅仅苛求个人提高警惕,无异于缘木求鱼。

电信诈骗精密化和普遍化的背后,是社会治安和秩序维护的向。过去,谈到社会治安,我们的多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秩序与街头暴力。但在信息社会,对于社会安全秩序的冲击更趋精密化与隐蔽化,其中很重要的一种形式就体现为利用技术手段进行诈骗。但目前无论从公共治理,还是从社会观念来看,对这种变的认知与行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滞后。

在很多人看来,电信诈骗只是能骗骗智商低人的小伎俩。所以,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都乐于发那些把骗子骗得想哭的网络段子；当诈骗发生后,一些人习惯于将被骗钱讥讽为受害者交的智商税。这种社会心理,一方面消解了骗术的真正危害和防范难点,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社会对于骗术的预防。

事实上,网上热传的一些所谓的防骗宝典,不过就是信奉不再相信任何陌生人。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能让人放下不必要的戒备,而非设置过高的警惕阈值来抵抗外部风险。要打击电信诈骗乱象,最根本的还是要加强监管。

电信诈骗,本质是信息社会常见的一种犯罪。要从根本上遏制电信诈骗问题,只能依赖于公共防治网络的缜密化。这既包括对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也包括相关预防体系的建设,比如信息安全的保障,安全责任的落实,防骗教育的跟进。从徐玉玉案迅速侦破来看,只要职能部门切实担负其责任,顺着号码和银行账号顺藤摸

瓜,抓获诈骗犯并没有那么难。

面对徐玉玉案这样的悲剧,毫无逻辑地将问题归咎于受害者太穷太蠢,这样的论调堪称舆论糟粕。希望迅速被侦破的徐玉玉案,能让有关部门重视电信诈骗背后的监管漏洞和行政不作为；也希望在这个打击电信诈骗的标志性事件之后,能少一些徐玉玉。（朱昌俊）

11.延迟到账防诈骗只是看起来很美

新华每日电讯晏扬

针对电信诈骗,有全国人大代表曾向中国人民银行和公安部提出建议,对向陌生账户账实施T+1模式,即延迟一天到账,以便受害人发现被骗后及时报警追回钱款。近日,该人大代表再

次向媒体表示,如果T+1模式早日实施,徐玉玉式的悲剧就可避免。(8月31日《南方都市报》) 向陌生账户汇款延迟一天到账,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主意——不管骗子的花招多么高明,哪怕受害人已将钱款汇出,只要在一天时间内醒悟并报案,银行就能采取止付措施,让钱到不了骗子的账户,这样既可为受害人挽回损失,又让骗子白忙活一场,岂不快哉?公安机关也说了,只要能延迟一天到账,警方就能把90%的钱追回来。果能如此,真是善莫大焉。

不过,细加琢磨就会发现,事情可能并非这么简单。延迟到账防诈骗只是看起来很美罢了,其中至少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好。

其一,虽然目前电信诈骗频发,但相比全国各银行每天海量的账户之间正常账,向骗子汇款毕竟只是极小概率事件。如果为防诈骗实行延迟一天到账,很多银行用户都要为这一小概率事件埋单,其代价或成本有些高。虽然T+1模式只适用于向陌生账户汇款,但这里的陌生账户并不是指陌生人的账户(银行系统无法甄别交易双方是否相识),而是指首次汇款的目标账户,譬如你给家人、朋友、商家的银行账户账,只要此前未向该目标账户汇过款,银行系统便自动将其列为陌生账户,实行延迟一天到账。生活中,且不说生意人经常需要即时账,就连上班族、学生也有急需用钱的

时候,很多账都发生在陌生账户之间。为了防范极小概率的诈骗事件而误伤海量的正常账,抬高银行交易成本、市场交易成本、社会生活成本,不仅极不合算,也很难获得民众的支持。

其二,延迟一天到账就能为受害人挽回损失吗?恐怕未免太小瞧骗子了。看上去,延迟一天到账给了受害人足够的醒悟时间,但问题是,只要骗子没收到钱,受害人一般很难醒悟。在很多电信诈骗中,都是因为受害人账之后再也不上骗子,打不通,无回音,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受害人之所以上当受骗,往往是已经对骗子深信不疑,实行延迟一天到账,无非意味着骗子需要多骗受害人一天,这有何难?骗子只要正常接、发忽悠受害人即可。这样的小花招,连我都能想到,成天专门琢磨怎样害人的骗子肯定都能想到。更何况,有些受害人对骗子唯命是从,不惜欺瞒家人和警方,乃至多次向同一诈骗账户汇款,延迟一天到账对他们恐怕毫无作用。

实行延迟到账的建议,初衷很好,用心良苦,但可操作性并不高。遏制电信诈骗,一方面在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严格落实号码实名登记及银行卡实名办理,做好事前防范；另一方面在于公安机关完善立案、侦办机制,加大对电信诈骗的侦办和打击力度,强化事后惩处。这些都是可行的,也是有关部门和单位应该做到的。（晏扬）

12.校规为何屡成笑规

长沙晚报王甄言

随

着网红经济的发展和一大批网络红人的崛起，不少年轻大学生蠢蠢欲动，做起一夜成为papi酱的美梦。在长沙，据记者采访了解，许多在校大学生已投身其中，不少还在观望的学生谈及主播、网红时也都跃跃欲试。（8月31日《长沙晚报》）

这些年，奇葩校规并不少见，比如，沈阳化工大学禁止寝室吃西瓜；兰州理工大学规定学生宿舍床展不许拉帘；中国传媒大学校内天桥23时后禁止男士通行；重庆艺术学校舞蹈系规定，学生长胖一斤罚款50元……一些学校煞有介事地制订校规，但是，这些校规只要一公开，就可能会成为公众眼里的笑规。

校规之所以遭到质疑，有的还遭到学生变相抵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学校少数人拍脑袋决策，既不征求意见，也不听取学生对决策实施后的效果反馈。由于校规缺乏民意支持，一些不合理的甚至违背社会公认常识的规则被确定下来，不仅加大了执行难度，而且，一经公开就成了众矢之的，遭到舆论的集体炮轰。

这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治校理念的落后，是少部分人的权力任性。这就可能导致以学校名义制订的规则违背了社会公认的常识和教育的初衷。由于缺少监督机制，学校少数行政人员把校园当成了自留地。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缺位，纵容了学校少数行政人员拍脑袋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