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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文诗意的栖息

语文，表征为各种语言现象，而各种语言现象的背后，是深厚的思想文化。

中学语文教学往往透析各种语言现象，训练如何听说，如何读写，无不围绕语言进行操作。于是，语音、语义、语法、篇章结构、修辞表达、中心思想等等，成为语文课的透析材料。老师要详细分析讲解，学生要牢记在心，考试则画地为牢，如法炮制。这种千文一法、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教学在它功德圆满之后，负面效应愈加显现出来：学生觉得语文课篇篇如此学，毫无新鲜感，自然厌学；老师也有同感，愈发不知如何教，常常慨叹“语文越教越难教，越教越不会教”。

数十年来，语文教育家于漪、钱梦龙、宁鸿彬、魏书生、蔡澄清、洪镇涛等，从实践层面入手，筚路蓝缕，开疆拓土，躬行改革，语文教育教学的局面为之一新。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全国各地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如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蔚为大观。按理说，语文教育教学改革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大功告成，可告慰天下了。殊不知，广大中学生仍然不满意语文课，这原因很重要的一方面恐怕是：语文教育教学的思想并未深入所有新老语文教师的心，化为他们主动求索的思想行为。对此，不少大学里的教材教法教授难辞其咎，没让年轻的语文教师走上讲台之前很好地接受新思想、新观

念；而老教师中仍有大量的经验主义者，教材精熟，乃至倒背如流，可就是不愿意接触和尝试新鲜、有益的新教法。另一方面，我以为是语文课上得普遍缺乏文化意味，包括投身于语文教改的革新派教师在内，一些人太多地在语言层面上做文章，并未充分意识到思想文化在语文课中的重大作用和潜在意义。为此，笔者提出一个命题：语文是文化之树结出的语言之果，文化是语文诗意的栖息地。

其依据说来十分简单：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可事实上，只见语言不见思想的现象，在以单篇课文教学为主要形式的语文课堂上，比比皆是。难怪千篇一律，难怪千人一面！

所幸，问题并不复杂。当教师有意识地在语文课文背后引入相关的思想文化时，情形便为之一新。高中第二册四、五单元，学生学完韩愈的《师说》（初中学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苏洵的《六国论》，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欧阳修的《伶官传序》，苏轼的《石钟山记》，如果就此停留在单篇透析和“怎样学习文言虚词”及了解“词类活用”这

两篇单元知识短文上，那就真是停留在语言层面而“只见树木”了。我力图让学生“也见森林”，切入点是“唐宋八大家简介”。围绕唐宋“古文运动”的史实，不仅介绍唐宋散文在中国散文史上的突出成就，而且以点带面，点击八大家，择其精要，浓墨重彩，调动学生旧有的积累，不时引领学生口诵名篇佳句，整堂课充满了知识含量，洋溢着才情智慧。

譬如介绍柳宗元在山水游记和寓言等体裁方面的开创之功时，朗诵《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介绍寓言《黔之驴》、《郭橐驼传》，学生品之味之，其味无穷。介绍苏轼，我以渲染其作为一个文化巨人的文化艺术成就为重点，陈述他开创豪放词风的丰功伟绩，“气象恢宏”“横放杰出”，朗诵“大江东去”，背诵“明月几时有”；再介绍他写诗可“吞五湖三江”，作文则“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的气概；最后点击他“逸气横霄”、“神完气足”的书画成就，以其“尚意”思想开启北宋一代书风，并直接造就了“北宋四大书家”（苏、黄、米、蔡）。这些内容，学生有所知有所不知，正好温故而知新。有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学生所缺的正是“思想文化”这个支点。借助这个支点，学生可以联系旧知新知，融会贯通，温故知新，开启智慧，心仪人文关怀，涵泳文化底蕴，建构文化品格，形成基于深厚思想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能力。

需要区分的是，语文课单篇教学都免不了有“作者和创作背景”一环的背景知识介绍，这种介绍虽是一堂课的有机成分之一，却远远达不到积累思想文化的深度和广度，仍然是“树木”而非“森林”。以往的单元教学思想并不立足于揭示单元课文思想内容方面的共性，而主要是语言层面上的共性，如体裁、表达形式、语言风格等等，因此虽然涵盖面比单篇课文大，但因其着眼点不同，也难以解决课文的思想文

化归宿问题。文化是语文的诗意栖息地，语文是文化之树结出的语言之果。这个命题从实践层面体现着语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将有可能通过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有意识地加重课文的文化含量和思想内蕴，增强语文课的思想性和文化性，从而体现博大的人文关怀，散发浓郁的思想文化意味，使表层形态的语言形式因其根底之深厚、养分之充足而开花结果，光彩照人，展现出诗意的审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