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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爱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让中国科学界尴尬

李爱珍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让中国科学界尴尬(转载) 07.05.03

2007-07-22 21:53:51| 分类: 科教乱弹 |字号 订阅
刚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李爱珍,1958年复旦大学毕业, 1958-2006年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原上海治金所)任职, 1988年晋升研究员,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先后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国马普学会作访问教授。1985-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治金所半导体材料研究室室主任, 1993年信息功能材料研究室室主任兼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1997-2004年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88-2000年863新材料领域电子、光电子材料专题负责人。2003年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工程科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此奖项。1985年至今先后获国家发明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获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20项; 发表论文230余篇, 三个专著篇章;国家发明专利21个,其中授权6个,受理15个, 获国际发明展银奖1个。



这样一位成果卓著的科学家,竟然不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1411名院士的名单中。李爱珍在国内竞选院士的历程可谓坎坷。她先后参加2001、2005年的科学院增选和2003年的工程院增选(有些网页显示她还可能参加过1999年的科学院增选),居然屡次不中。李研究员现已年过七旬,根据近几年的增选情况来看,以后估计机会更加渺茫。如今却墙内开花墙外香,被学术水平与中国两院不在一个数量级的美国科学院选为院士,这是中国科学界的光荣还是耻辱?一方面,中国的许多院士名不符实,被奚落为和美国一二流大学助理教授同等水平,还有的甚至抄袭剽窃,学术不端;另一方面,真正作出重大贡献、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者们如袁隆平、李爱珍等却屡遭排挤,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些怪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科学体制的病态和科技评价体系的种种弊端。科技界的官老爷们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从朱汉章,袁隆平,李爱珍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说起

文章提交者:杜甫草堂



2000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朱汉章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水稻所袁隆平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7年4月,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李爱珍教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以上三位中国科学家都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成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朱汉章教授是我国小针刀医学的创始人,已经于去年十月在西安讲学途中心脏病突发不幸去世,他永远都

无法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了;

袁隆平教授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当年为了成为工程院院士费尽周折才如愿,但是他始终无法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李爱珍教授,1958年复旦大学毕业, 1958-2006年在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原上海治金所)任职, 1988年晋升研究员, 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 先后到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德国马普学会作访问教授。1985-1993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治金所半导体材料研究室室主任, 1993年信息功能材料研究室室主任兼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1997-2004年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1988-2000年863新材料领域电子、光电子材料专题负责人。2003年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2004年获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工程科学奖,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获此奖项。1985年至今先后获国家发明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奖4项。获中国科学院和上海市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20项; 发表论文230余篇, 三个专著篇章;国家发明专利21个,其中授权6个,受理15个, 获国际发明展银奖1个。这样一位成果卓著的科学家,竟然不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1411名院士的名单中。李爱珍在国内竞选院士的历程可谓坎坷。她先后参加2001、2005年的科学院增选和2003年的工程院增选,居然屡次不中。李研究员现已年过七旬,根据近几年的增选情况来看,以后估计机会更加渺茫。如今却墙内开花墙外香,被学术水平与中国两院不在一个数量级的美国科学院选为院士,这是中国科学界的光荣还是耻辱?一方面,中国的许多院士名不符实,被奚落为和美国一二流大学助理教授同等水平,还有的甚至抄袭剽窃,学术不端;另一方面,真正作出重大贡献、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学者们如袁隆平、李爱珍等却屡遭排挤,得不到应有的荣誉。这些怪现象只能说明中国科学体制的病态和科技评价体系的种种弊端。

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许是上面三位“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一生的梦想,但是他们中间一位已经永远离开人世,另外两位也已经是七、八十岁高龄,中国科学院究竟是哪里比美国科学院牛,可以一再将袁隆平教授,李爱珍教授拒之于中国科学院院士门外?

女院士墙类里开花墙外香的启示(转载

美国当地时间今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所研究员李爱珍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荣誉的中国女科学家。据报道,迄今为止,中国共有11人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爱珍是惟一一位没有国内院士头衔的,她在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一轮评审时就被淘汰,甚至未能进入初步候选人名单……

有人证

实,李爱珍实际上不止一次参加院士评选,最终都没能评上。曾经是李爱珍学生的齐鸣告诉记者,李早在2001年就退休了,但还是坚持每天去实验室。

这样一位在外国人看来都杰出的科学家,在国内院士评选时,连院士候选人名单有没进入,难道一点都不令我们的评委们遗憾吗?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估计也只有在中国这个文人相轻的地方才能出现。这难免让人对中国的人才战略和人才激励机制产生鄙夷。

曾经有过关于“龙虫之间”的感慨:很多人认为自己是一条龙,但在自己现在生活的周围不被认可,毫无作为。然而这条龙一旦离开现有环境,就会变成一条真正的龙!甚至在外面的人看来,龙居然埋没在虫生活的环境里,有点不可理喻。

很多环境就是如此,比如在安徽,有很多的能人,他们在本省单位一点都看不出多能耐,但一旦到了沿海等地,却表现得异常优秀。如关于IT行业研究的刘韧,原来安徽大学毕业后,只是阜阳一位普通的电台记者,后来到了北京,很快成了名人,成了IT业的专家。

还有很多类似的“虫”一旦离开现有土壤,立即就成了“龙”。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觉得还是安徽这块土壤,太不适合人才发展了。很多单位,讲究的就是人际关系。你有再大能耐,没有关系不行,关系不硬不行。你如果业务精湛,业绩突出,但没有上层的关系,你永远得不到重用。这种怪象往往还被一些领导人包装的很好,轻易你还找不到他的破绽!这就是安徽人的“高” 啊!

以小见大,中国的很多领域也是如此。你李爱珍再敬业,成果和科技奖再多,但你不会搞关系,连评委的家你也不认识,估计你就很难被评为院士。还有很多被评为博士的人,作品之外就是关系帮忙!

我曾经认识一个人,他考到外地一个博导的博士生。但同时考取的有8个人,他好象排名第五。但这孩子很会搞关系,成绩下来后,连夜带了辆车,多拉快跑地到了博导家。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他当然地成了博导的三个博士生之一。

李爱珍事件,倒不是美国人故意要戳中国人的痛处,却再次给信奉关系而不信奉“本事”的官员和体制敲响了警钟!

从没当上中科院院士的袁隆平谈起 王华

前不久报纸、电视、网站、广播频繁报导农学家、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隆平的事迹。一个至少帮助养活了4000万人口,获得数十项国际科技奖的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却至今没资格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到底袁隆平哪点不够格呢?

多养活数千万人口
1994年美国一位科学家按照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土地的快速缩减,担忧未来的中国人可能会把

全世界的粮食吃光,21世纪谁来养活中国呢?然而袁隆平的科研成果改变了历史。据统计,中国水稻平均亩产约420公斤,但袁隆平等研制成功的一期杂交水稻亩产510公斤,二期杂交水稻亩产560公斤。自1976年大面积推广以来,中国杂交水稻累计增产约6000亿公斤。随着二期杂交水稻的推广,预计能因此多养活4000万中国人。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不但在中国取得巨大成功,在国际上也获得举世赞叹,从而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杰出发明家”金质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英国的“让克奖”、美国的“拯救世界饥饿奖”、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粮食安全保障奖”、日本的“日经亚洲大奖”等十多项知名国际大奖,在国内也获得中国科技界最高金奖。

比如, 2004年5月总部设在以色列的沃尔夫奖称袁隆平是“现代农业研究史上的科学巨人之一,对世界范围内的粮食生产做出了震撼性的冲击(dramatic impact)。在他的领导下,与众多科研院所和大学的数百位水稻科学家一起,致力于长达十年的合作研究,水稻产量一般都提高了20%,而中国的水稻生产则提高了50%。为了帮助增加世界粮食的供应,他已经与世界范围的科学家分享了他的知识,技术和培植材料。”

2006年4月,袁隆平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评审委员会称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为世界粮食安全作出了杰出贡献,增产的粮食每年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

据了解,现在全世界的水稻种植面积22亿万亩,但平均单产每亩只有250公斤。按照世界粮农组织的统计,如果有2亿万亩推广杂交水稻的话,增产的粮食可多养活10亿人口。

目前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在两亩试验田里已达到亩产900公斤,他希望继续探索有望突破1000公斤。有网友表示,不管是四千万人口,七千万人口,还是十亿人口,总归都是天文数字。佛家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能在全球饥饿问题日益严重的今日为七千万人提供维持生命的口粮,这该是多大的善举,积多大的功德啊!

据今年5月刚出版的新书《不再饥饿--世界的袁隆平》介绍,袁隆平这个中国科技界获得国际科技奖项最高、获得世界科技奖项最多的世界著名科学家, 1995年在经历了湖南省第四次推荐后,才艰难的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而至今这位76岁的老人仍然不能被中国科学院所接纳,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袁隆平有个“禾下乘凉梦”,他希望“天下人都有饱饭吃”。(网络图片)

同样在2007年5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李爱珍女士,在国内更是没有一项院士头衔。71岁的

李爱珍曾表示:“1863年美国国内战争处于高峰之际,林肯总统签署成立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国家科学院在31个学科6个学部共拥有2025名本土院士和387名外籍院士,其中200多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成为这个顶尖群体中的一员,是我一生科研生涯的荣誉,以及与我共同奋斗的群体的荣誉……”

尽管当事人本人对自我荣誉和名分早已看淡,但作为体现国家科技实力和发展方向,汇集国家一流专家的中国科学院,为什么会拒绝袁隆平、李爱珍等人的申请呢?有民众质问说,中科院到底是谁的俱乐部?在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1411多名院士名单中,袁隆平为什么会落选呢?推荐选举评定的依据是什么呢?

“斗士”学部委员

互联网上有不少知情人透露的信息。有人称,原主管中科院生物学部院士评定工作的邹承鲁院士,是阻止袁隆平当选中科院院士的主要责任人。也有人表示,是农学组的人反对袁,从而对袁的讨论从未进入生物学部层面,也有人质疑说,问题的根源还是邹承鲁认为湖南农科院的袁隆平不够资格当选,否则这个埋没人才的评审机制说明了什么?

邹承鲁1948年与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结婚,1951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生化博士学位后回中国,曾参与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1980年担任中科院生物领域的学部委员,2006年11月去世。中科院在其讣告里称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

然而大陆科技界民间流传很多邹承鲁借“反伪科学、反学术腐败”制造的冤假错案。在题为“邹承鲁留下的教训”一文中,作者例举了被邹承鲁以“学术腐败”为名封杀光经典中药“生脉散”的DNA研究,而在2003年萨斯病泛滥时,生脉散救了很多人的命;邹封杀了中国科学家试图从DNA水平向RNA水平转变的研究;并与无业人员方舟子一起称其为“伪科学”,直到2006年10月诺贝尔奖颁给了该领域;邹借方舟子贬低和诋毁袁隆平的科研成果;还有“核酸风波”等等。

民间呼声最高的邹承鲁打假冤案可能就是山东大学的张颖清提出的生物全息理论。张颖清认为,生物体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份都包含有整体的全部信息。比如自然界中存在一片树叶的形状和整棵树的形状一样的情况,中医针灸中在耳朵处扎针却能对身体的其他部份产生作用等。外界称张颖清1985年创立的全息胚学说,为12年后克隆技术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邹承鲁、何祚庥、方舟子却以“伪科学”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张颖清,并取消其科研经费,张最后在2004年病逝。

近来网络上也有很多知情人透露中国科学院评审院士中的腐败行为,由于院士能给所在单位带来巨

大的名誉和实际的好处,很多单位专门拨出巨额公关费去为本单位候选人拉关系拉选票,各类不正之风越演越烈,而各类学霸学痞也相继粉墨登场。相反,像袁隆平、李爱珍那样埋头苦干的人,却被遗忘在角落里了。

工程院士伙同学生剽窃论文 仅获通报处分_星岛环球网(转载)

星岛网讯】曾在中南海为中共高层讲课的公共安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范维澄,被揭发纵容研究生抄袭日本学者的论文,并联名发表。中国工程院调查后认定范维澄“在学术道德和学风方面疏于自律”,决定将事件全院通报,要求全体院士以“此事为鉴,吸取教训”。但学术打假先锋方舟子认为有关处分太轻。

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院士是内地最高学术荣誉。工程院给全体院士的通报称,去年11月,工程院收到有关范维澄等人论文涉嫌抄袭的举报,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与范维澄多次联系。经调查后证实,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陈晓军在2004和2005年以自己及导师范维澄名义发表的三篇论文,“明显抄袭”自日本学者铃木等人的论文及演讲。

通报称,范维澄对于陈晓军的行为未及时纠正,并且在受到剽窃质疑后,未撤回论文或取消自己的署名,“在学术道德和学风方面疏于自律”,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院主席团决定对范维澄在全院通报批评。通报说,范维澄今年3月已向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写了《我对陈晓军等论文事件的反思与检讨》,主席团诚恳地希望他本人“对事件性质和自己的责任进一步提高认识”。

学术打假先锋方舟子最早在创办的“新语丝”网站揭发范维澄抄袭事件。他说,这明显是范维澄“事先参与、事后认可”的剽窃行为,对此“仅仅是通报批评,明显是太轻了。”他又说,范还存在其它学术腐败行为,希望工程院进行调查,如果属实,应剥夺范的院士头衔。

六十四岁的范维澄是湖北人,火灾安全科学与工程专家、曾经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2001年当选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科技大学火灾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公共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以及国内外多个公职。去年3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中向高层讲课。

此外,中国工程院正进行2007年度院士评选工作,负责评选工作的工程院学部工作局表示,近日接获青海等地候选院士举报,有人冒充学部工作局高层,向他们兜售邓小平纪念品骗财。工程院周三在网站发出公告,提醒候选人勿上当。如遇此种情况,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直接与中国工程院联系核实。

工程院学部工作局副局长高先生表示

,他和同事近日先后收到青海等地候选院士来电,指有自称“学部工作局领导”的人士向他们推销“限量纪念品”,包括邓小平的邮票或书籍等。高先生说,以往评选院士期间,亦发生过类似诈骗事件,“我们郑重声明,工程院绝对不会向院士兜售任何物品。”

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设立的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地位仅次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近日公布进入“第二轮评审”的164位院士候选人,包括香港大学微生物专家袁国勇和中文大学机器人技术专家徐扬生。

中国学术失范的原因及实例

一位外籍院士写给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的信

何毓琦

科学时报2006年2月6日

尊敬的宋健博士:

我作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给您写这封信。我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我们26年的

友谊会让您理解我并没有任何恶意和背后的动机,只有发自内心的对中国科技界

美好未来的期望。

自1979年第一次访问中国以来,我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并亲身见证了她在包

括科技在内的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这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每一个中国人都

可以毫无疑问地引以为自豪,全世界的华人也都在分享着这些荣耀。

然而,最近的新闻和我的一些经历告诉我,在中国学术界,学术道德和准则

方面并非都是很好的。

虽然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习惯与西方有所不同,但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若想

在世界舞台上有更出色的表现,就必须遵循各种被广泛接受的行为准则。除了既

有的知识产权和通行的道德标准等一些基本原则外,忽视上述那些准则也将不会

为任何社会所接受。

我并不想用长篇大论来讨论这些有违道德的事件的根源和起因,而只想提出

这些事情在中国发生的两个基本原因。

第一,中国现行的奖励体制过于直接地依赖“学术成就”的数量。从进行评

判的官员的角度来看,这是可以理解的。定量的指标(例如发表论文的数量)与体

育竞技的定量指标(例如你跳得多高)相似,是非常容易判断和令人信服的。而另

一方面,对质量的衡量则是比较深奥的,需要专业知识和深入的理解。但是在学

术工作中,“质量”恰恰才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无法凭字数来评价一首唐诗的

美妙。目前尚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来衡量质量,因此同行评审是一个被普遍接受

和唯一可行的机制。已经过世的罗伯特·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说得好,

“一个人的净价值是他在同行中获得的尊敬的总和”;库兰特研究所的数学家约

翰·弗里茨说得更为坦率:“我活着是为了能从我的

几个数学家朋友那里得到一

些吝啬的钦佩。”当中国开始进入世界科学与工程舞台的前列时,她应该更多地

利用国际同行评审体系来评价中国人的科技贡献。当然,对于更实际的技术贡献,

另一个客观的指标是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和被接受程度。在美国,史蒂夫·乔布

斯(苹果公司创始人和 CEO)和比尔·盖茨(微软公司创始人和首席科学家)都没有

完成大学学业,但均被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这也是他们应得的荣誉。如果中国

为了怕“丢面子”而对请外国非华人科学家帮助评审犹豫不决,那么还有世界各

地的杰出的华裔科学家,他们熟悉中国文化,并且非常热心为中国学者的学术成

就提供客观和义务的评估。

第二,据我所知,在中国,违背学术和道德行为准则所遭受的惩罚很轻,甚

至不受惩罚,仅仅是一句“下不为例”的警告。俗话说:“杀鸡吓猴”。在西方,

对剽窃和其他学术劣行的惩罚是极为严厉的,常常导致当事人失去工作或被剥夺

职业资格。因此,同行的压力和自律常常足够使不良行为降到最低。中国的政府

和学术界领导必须设立严格的纪律。否则,由于上述第一个原因的刺激,以及第

二点的轻微后果,每个人都会有不良行为的动机。这是人类的天性,而不仅限于

中国。长此以往,一个不健康的学术体制将只能导致整个学术界的不良后果和声

誉。这对那些占大多数的遵守规则的学者们是不公平的。在这方面,历史上有一

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就不需要我具体讲了。

在阐述上述问题的时候,我深知“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等古语的含义。从

长远来看,很多这类不良行为可能会自行消失(毕竟,罗马帝国不是一天建立起

来的)。当然,在过去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科技界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人们

同样可以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是,我所担心的是现在正在受教育的新一代科学

家和工程师。如果看到太多没有受到惩罚和约束的行为,他们自己也会被传染。

这样一来,自愈的时间将会更长,中国在世界科技舞台上获得优势地位的时间将

被进一步延迟。

下面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1一位导师指导过多的博士研究生(30~100个)。这可能是另一个学术成就定

量指标的产物。指导如此之多的学生,没有人能够胜任。如果一位教授想积极地

与学生们一起工作,通常最多只能指导五六名博士研究生。

2将一篇论文稍做修改后多次发表。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在年度学术成

绩评价时论文发表数量较多,但不会骗过学术界和同行。这种做法不但使中国



者在国际学术出版界的名誉受损,从长远看,也不会对一个人的学术地位有任何

贡献。

3一稿多投,以增加发表机会。许多刊物对此是明令禁止的。但许多中国作

者还是不时地无视这些规则的存在。

4剽窃。表现为署上本人姓名、不当引用原文以及省略原文出处等不同形式。

作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管理者不会知道其中的差异以及学术监督不力。

5推荐信不保密。西方国家在评选一个职位或奖项的候选人时,通常是由评

选委员会直接要求推荐人提供推荐信并向其承诺保密。但中国的做法却是让候选

人自己收集这些信件提交给评委。即使是在评委直接向推荐人要求提供推荐信的

情况下,也没有保密的承诺。这就使整个过程和最重要的关于学术成绩的质量的

意见(同行评价)在本质上变得既无用处,也失去意义。

6院士的特权和奖励。在多数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当选为院士是一项荣誉,

但仅此而已——没有奖励,不论是金钱的或其他方面的,也没有任何直接源于该

荣誉的社会特权。但是在中国,除了荣誉性称号之外,院士被提升到了不寻常的

高度。事实上,有传言说已经出现了积极的竞选活动甚至公开或暗地的贿赂。这

种学术荣誉与物质利益、特权和权力的直接挂钩进一步导致了上述那些不健康的

动机。

毋庸置疑,中国科技界还知道其他一些体制上的问题并在寻求一些具体的应

对措施。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重要的是,领导层要承担起改进这个体制的任

务。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我一直在说:虽然人们随时都会在中国见到

不合理和不合逻辑的事,但从1979年至今,她在过去26年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史无

前例的。因此,每当我说出我的看法时,我都是怀着满腔热诚和良苦用心的,并

且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希望能够藉此使中国在发展进程

中少走弯路。并且,我还有一点私心,就是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够看到中国屹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我的信念,也是全世界华人的期望。

顺致美好祝愿!

何毓琦

2005年11月27日

(注:何毓琦为两院外籍院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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