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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孟子的论辩术探析

刘越

(上饶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信息学院学号:13020318)

摘要:孟子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善于论辩是《孟子》最突出的艺术特点,其论辩艺术技巧主要有回避术、转换术,求同求、擒纵术,圈套术、包抄术,比附术、诡辩术,追问术、反诘术,铺陈术、排比术等,可谓集先秦论辩艺术之大成。

关键词:《孟子》;论辩艺术;论辩技巧

在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气象万千的文坛上,儒学宗师孟轲以其“好辩”、“善辩”的鲜明特色和卓越辩才称雄一世,并享誉千古。后世流传的《孟子》一书,主要是对其论辩之辞的记录,它与《论语》中孔子只求“辞达”、反对“用佞”(运用口才)、言简意赅的坐而论道大不相同,也与《墨子》中那些逻辑严密、语言质朴、缺乏文采的正面立论显然有别,而是以逞才使气、锋芒毕露、情辞激越的论战辩驳为特点,在论辩中阐明其思想观点,同时也展示了其思想家、雄辩家的风采才华。正因此,有人把《孟子》称为“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和“驳论文体的滥觞。”

[1]

孟子“好辩”,是时代和现实斗争所使然。他生当诸侯争雄、众说蜂起、“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战国中期,为了捍卫儒家道统,推行其政治主张,“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不得不与各种人物进行面对面的论辩。正如孟子所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孟子·滕文公下》,以下只注篇名)更重要的是孟子“善辩”,他辩无不胜,所向披靡,从来没有失败的记录。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十分自信的心理素质,二是蔑视权贵的傲岸风骨,三是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关于前两点,孟子已说得较明白,前人的论说也较详赡。而后一点,孟子未直接说明,前贤虽有不少论述,但多限于论证方法和逻辑思维方面,对其论辩艺术的技巧探讨不够。因此,本文拟从技巧方面对《孟子》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做一些探索、赏析和评论。

论辩以说服、战胜对方为目的,和打仗一样,是讲究战略战术的。《孟子》中的论辩正是如此。而且由于孟子的高超智慧和学者身份,其论辩不论多有锋芒、多么动情甚至多么激烈,总是充满了艺术性,在火药味之外更洋溢着一种艺术趣味,非常讲究论战的艺术技巧。只要我们把书中一篇篇死的文字还原成一幕幕活的情景,就不难发现孟子所运用的一系列论辩艺术技巧。兹就笔者的归纳总结分别论述如下:

一、回避术、转换术

孟子在游说国君和与人论辩时,难免遇到对方提出一些自己不愿回答或难以回答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便采用回避术和转换术。

如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 (《梁惠王上》),记录的是孟子和齐宣王的一场谈话和论辩。一开始是齐宣王发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是要孟子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这两大春秋霸主称霸的事理。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王道”、反对“霸道”的,并且认为“五霸者,

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对齐宣王的这一问题,孟子显然是不愿谈的,他岂能将“罪人”的罪过当功劳宣扬并让齐宣王效尤!那么,孟子此刻该怎么办呢?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很干脆地回避了对方的问题,又迅速转换了话题,这就是所谓回避术和转换术。在这里,孟子是以假装不知进行回避的,所说并非实话。据《论语》所载,孔子与其弟子曾多次谈到齐桓、晋文,一则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二则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以答子路;三则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而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以答子贡(均见《宪问》);且孔子作《春秋》以授弟子,怎么能说仲尼之徒无道其事是以无传呢?在《孟子》中,他自己也多次与人谈及桓、文,如“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公孙丑上》);“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公孙丑下》);“晋之《乘》,楚之《木寿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作为学者,孟子对桓、文之事岂能不知,怎么能说臣未闻之呢?这显然是假话。但是面对齐宣王出的难题,试想,倘若不说这假话,要么违心告之,要么正言拒之,均非良策,相比之下,孟子佯装不知,避而不谈,委婉拒绝,仍不失为明智之举,聪明人也会听出其不愿谈此话题的弦外之音的。如果说这一回避术还不值得特别称道的话,那么他一下子将话题由“霸道”转到“王道”,来了180度的急转弯,而且转得那么突然,大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则无疑令人颔首称道了。这一手很厉害,因这一转,使他摆脱了不利处境,变被动为主动,迅速掌握了主动权。

又如《梁惠王下》中这样一章: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

为也。”

滕文公“事齐”、“事楚”之问,不好回答,故孟子以“是谋非吾所能及也”予以回避,又转而谈了自己的一项建议,即凿池筑城,与民共守云云。朱熹注曰:“国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国。至于民亦为之死守而不去,则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可见孟子是要对方在加强守备的同时,大力推行仁政,“守义而爱民”。[2](P323)这也是很快就将话题转入其政治主张的轨道。再如《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章”中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晋天下莫强焉章”中梁惠王欲向齐、楚报仇雪耻,问“如之何则可”?孟子却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诸如此类,都是成功运用回避、转换之术的范例。

孟子不只在论辩的开端运用回避转换之术,在论辩过程中也常常用到。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王问“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问所谓后必有灾“可得闻与”?孟子都未直接回答,而是避开话头,由他另起话题,反问对方,再转弯摸角地引入原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善于回避和转移话题,是孟子在论辩中惯用的战术,也是聪敏善辩之人为控制局面、驾驭对方、避其锋芒、出其不意、反客为主、转守为攻而擅长运用的一个重要招数。

二、求同术、擒纵术

如前所说,论辩跟打仗一样,用兵之道讲究有张有驰,有擒有纵,欲擒故纵,论辩亦然。孟

子深谙此理,在论辩中很善于运用求同术和擒纵术。所谓“求同”,就是寻求与对方在某一方面的共同点,适当地给予肯定,以靠拢对方,取得对方的信任和好感,为下面的辩异、反驳作准备。求同只是手段,驳异才是目的。所谓“擒纵”就是有纵有擒,先纵后擒,欲擒故纵,从而将对方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者都有以退为进、以屈为伸、以伏为起的特点,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将话题引入“王道”后,随之向齐宣王指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并肯定他可以“保民而王”,齐宣王不知何由,于是孟子便讲述了从胡齿乞那里听到的宣王“以羊易牛”的故事,说明“是心足以王矣”。从“臣闻之胡齿乞曰”可以看出,孟子事先是做了一定的调查了解的,这很有必要。对对方的情况有所了解,心中有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讲完故事后“不识有诸”一问,是明知故问,既是为了让对方证实,更是为了抓住对方,牵着其鼻子走。这就像我们平常所见到的某些能言善辩者说话总是能拿住人一样。接着孟子便就“牛羊”之事进行辨析,施展其求同、擒纵之术:“是心足以王也”——一纵;“百姓皆以王为爱(吝惜、小气)也”——一擒;“臣故知王之不忍也”——又一纵;在齐宣王作了“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的认同和辩解后,孟子又一擒——“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羊何择焉?”这下把齐宣王搞得晕头转向,无法回答,不无尴尬地笑曰:“是诚何心哉?”并无可奈何地承认“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在此情况下,孟子又来了一纵——主动解围,替其辩解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这一精彩辩说,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显示了孟子的聪明,更说到了齐宣王的心上,难怪宣王非常高兴和激动地说:“《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以上论辩,孟子一拉一送,有纵有擒,但总体上还是为了求同靠拢,以纵为主。经过一这回合的谈辩,孟子用自己的聪明智慧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使之不得不心悦诚服,甚至感激含戚,从而达到了预期目的。然而当读到下文“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时,我们又恍然大悟:上述求同靠拢,完全是欲擒故纵!原来孟子胸有成竹,精心策划、成功实施且亲自导演了这一幕求同、擒纵之戏。其战术之高超,令人不禁为之叫绝!

这样的战术的在《孟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运用。如《滕文公下》“陈仲子章”,针对匡章所谓“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之说,孟子先退后进,对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也。……”这也是采用了求同立异、先纵后擒之辩术。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的“求同术”,完全是为驳斥异说、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服务的,与后世某些人为谋取私利讨好巴结权贵不可同日而语。其“擒纵术”也是正大而不诡谲,高明而不卑琐。这都值得我们悉心领会,认真学习。

三、圈套术、包抄术

这里所说的“圈套术”,是指在谈话中预设圈套、暗布陷井、步步诱逼、引人入彀之术。与此相关的“包抄术”,是指侧面迂回、封锁包围、断其后路、套其隐秘之术。二者都类似军事谋略,是《孟子》论辩艺术中最为精彩绝妙的一招。

孟子是善用圈套术的高手。如《梁惠王下》“孟子谓齐宣王”一章: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诒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诒,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是一段简短而精彩的论辩文字。孟子为了启发齐宣王反省图诒,巧设圈套,从小事、闲事问起,先问朋友不尽其责当如何对待,继问官吏不称其职该怎样处理,对方不明其意图,不知是计策,顺话答话,自然以弃绝、罢免作答,这便于不知不觉中钻入孟子的逻辑圈套,且被无形的绳索勒紧锁定。然后孟子就势一推,直奔主题,诘问国家没治理好,意即人君不称其位该怎么办,齐宣王根本无法回答,现出“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狼狈相。在这里,孟子略施小计,就使对方落入网中,一败涂地。

《梁惠王上》“寡人愿安承教”一章,也是这样。梁惠王愿安心受教,孟子便劈头问他:“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梁惠王不假思索地答曰:“无以异也。”因为不管用棍用刀,总归是杀了人,无论问谁也得如是回答。孟子又问:“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梁惠王大概觉得不妙,但按照逻辑推理,也只好回答:’无以异也。”于是孟子乃严正教训对方:“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差不多是指着鼻子骂了,只剩下当头棒喝:这不是和用刀用棍杀人的罪犯一样吗?言虽未到,意已及矣。孟子之所以如此大胆严厉,是因为前边连诱带逼,使对方上了圈套,已承认用政治杀人跟用刀棍杀人无甚区别,这还有何话说?文中虽然未写梁惠王受训斥后的狼狈相,但想来比齐宣王的“顾左右而言他”还要难堪。

《孟子》中这类例子还有许多。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就没有少用圈套。其“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诸问是圈套,“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之问是圈套,上文谈到的以“牛羊”求同、擒纵,又何尝不是一大圈套,只是另有特色罢了。由此可见,孟子在论辩中善设机巧,爱挽环环,常以很简单的问话作为诱饵,诱敌深入,由小到大,由远到近,层层收紧,步步进逼,依靠雄辩的逻辑力量,稳操胜券,轻而易举地击败对方,致之窘地而后快,而且使之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推论中,无力还击,束手就擒。循览再三,反复咀嚼,令人为之击节!

孟子也善用包抄之术。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有这样一个回合:孟子问曰:“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孟子又问:“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 ?”王却笑而不言。对一般人来说,人家不说,只好算了。但孟子有办法,你不说,我也要把你的话掏出来!他故意绕弯子进行多方测度:“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潍是哉?”这一系列问话,和前边的许多问话一样,皆藏答于问,明知故问,答案是给对方规定好的。不同的是,此番目的不在拿人,而在从侧面迂回、包抄、排除,以话套话,等到齐宣王按其规定的答案作出否定回答后,孟子一下子直捣黄龙:“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将其欲称霸天下之野心昭然揭出,使其无所逃遁或狡辩。

这就是“包抄术”的妙用。苏洵在此处批曰:“至此上下之间,呼吸变化,奔腾控御,若捕龙蛇,真文之至也。[3](P12—14)大概已隐约看到了这一特点。这种辩术,直到今天,在教育子弟、审讯庭辩等场合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而孟子,盖即其开山祖师也。

《滕文公下》中孟子与其弟子彭更的一段论辩,值得注意:

(彭更)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孟子)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sì,下同)而食之矣。且子食志

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孟子的这段论辩,既是圈套术,又是包抄术,其包抄又不是从侧面迂回,而是从反面套话,即逻辑上所谓反证法。孟子将其巧妙融合在一起,是很有创造性的。

兵不厌诈,辩不厌谋。在论辩中设圈套,绕弯子,都与智谋有关,因之颇能体现孟子之善辩和论辩艺术之绝妙高超。

四、比附术、诡辩术

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善用比喻确是孟子说理和论辩的一大特色,据统计,《孟子》中的取譬设喻达159处,古人总结的10种比喻方法即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详喻、简喻、引喻、虚喻[4],在《孟子》中都可以找到例证。其脍炙人口者,如“五十步笑百步” (《梁惠王上》) 、“揠苗助长” (《公孙丑上》)、“恶醉而强酒”(《离娄上》)、“弈秋诲弈” (《告子上》)、“杯水车薪” (同上)等等。就论辩艺术而言,这种比喻可称之为“比附术”。它能使抽象事理形象化,使论辩富有机趣,且以修辞与逻辑、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相结合的力量,将论辩引向深入,因而兼有明理与引导的双重功能。

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几经纵擒后指出:“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王问“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就用浅显而夸张的对喻作答:“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技,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接着又引《诗》“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用引喻阐明推恩保民的重要性,启发对方反思权衡。在揭出齐宣王欲称霸天下的“大欲”后,孟子又顺乎拈来一个精隽的类喻:“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这一系列比喻,在论辩中都可称为比附术。运用比附术,既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事理,又发人深思,将论辩一步步引向既定的方向。

再看《公孙丑下》中的一段论辩: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

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

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

之罪也。”他日,见于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

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孟子先用圈套术对付平陆邑宰孔距心,但未能使其知罪。又用比附术,以受人牛羊而为之牧之者作譬,不仅使孔氏知罪,而且以此讽谕齐王,又使齐王知罪,正所谓“一言而齐之君臣举知其罪”。可见其精当的比附术有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再如《告子下》“任人有问屋庐子”一章。任地有人问屋庐子:“礼与食孰重?”答曰:“礼重。”又问:“色与礼孰重?”答曰:“礼重”。进而又问:“以礼食,则饥而死;不以礼食,则得食,必以礼乎?亲迎,则不得妻;不亲迎,则得妻,必亲迎乎?”屋庐子不能回答。第二天去请教他的老师孟子,孟子说:这有什么难回答的,“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金重于羽者,岂谓一钩金与一舆羽之谓哉?取食之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何啻)食重?取色这重者与礼之轻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屋庐子受此启发,茅塞顿开,前往应之曰:“珍(扭)兄之臂而夺之食,则得食;不珍则不得食,则将珍之乎?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则得妻;不搂则不得妻,则将搂之乎?”这譬喻太妙了!真是名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孟子师徒之善用比附,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比附虽妙,但在逻辑推理中,又可以说任何比喻都有其蹩脚的一面。再往前发展一步,即成为诡辩。所谓诡辩,就是用偷换概念做出的似是而非的推论,在对方不易发觉的情况下,能将其折服。孟子也十分擅长此术。

如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孟子拈来“缘木求鱼”这一生动比喻,把齐宣王称霸之欲说得十分荒唐可笑,而且后果还相当可怕。齐王不明其故,孟子又以“邹人与楚人战”作譬,推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其理由是“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这里用的就是诡辩术。试想,孟子以“一服八”来代换和比附“邹敌楚”,但“楚”是个整体,而“八”却并非整体,完全可以各个击破,两个概念并不类同,而孟子则巧妙地偷梁换柱,移花接木,利用人们的思维错觉达到了说服对方的目的。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此章在用圈套术之外,用了一连串的诡辩。另外《梁惠王上》“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公孙丑下》之“以燕伐燕”;《滕文公上》之“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滕文公下》之“攘鸡”等,都是运用诡辩的例子。诡辩虽不宜提倡,但出于良好动机而巧妙运用,也不失为一种艺术。

与诡辩形似实异,孟子还善用变通术。如《公孙丑下》陈臻问孟子:“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于宋,馈七十镒而受;于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于此矣。”孟子说:“皆是也。”在宋时“予将有远行”,人家送点盘缠,我为何不受?在薛时有人想害我,我设兵戒备,人家送点钱相助,我为何不受?至于在齐,则无远行、戒备之事,无事而受赠,就是贪财,哪有君子可以贪财呢?我当然不受。这就是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情况变了,做法也得变,所以都是对的。陈臻认死理,想难

倒孟子,孟子却用变通之术,辩解得头头是道,令人信服。类似的还有同篇的“孟子去齐章”,齐人尹士对孟子“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的行为不理解,很不满意。孟子得知后辩解说:“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至于“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是希望王“改之”而“反予”。这都有道理,并不矛盾。因此尹士闻之曰:“士诚小人也。”关于变通,《离娄上》有一章说得更明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授,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授之以手,权也。”……

这里的“权”,正是权宜、变通之谓。孟子也正是以权变之术来对付淳于髡刁钻古怪的难题的。看来孟子给别人设圈套,别人也给孟了设圈套,但孟子的圈套术使对方挣脱不得,别人的圈套术孟子则能以变通之术挣脱之。孟子不愧为天才的雄辩家!

五、追问术、反诘术

人说孟子善辩、善喻等等,其实孟子还有一善,就是善问。其善辩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善问。当今已有学者指出:“孟子辩论的‘巧’字,最重要体现在一个‘问’字上。”[6](P556)从笔者上文的论述不难看出:其转换话题,善问;其启发引导,善问;其求同靠拢,善问;其先纵后擒,善问;其巧设圈套,善问;其迂回包抄;善问;其比附、诡辩,莫不善问,有提问,有设问,有探问,有责问,有诱问,有套问,有追问,有诘问,有正面问、侧面问、反面问、回头问、重复问、连续问,有藏答于问、明知故问、打比方问、换概念问,假设着问、对比着问,变换各种方式问,……一部《孟子》,真可以说是集问话艺术之大全。只是因为不少精彩、巧妙的问话在上文已结合有关辩术有所论述,这里仅就其论辩艺术中比较重要而又尚未谈及的追问、反诘之术做点阐说。

谈话、论辩中的追问与反诘,是修辞与辩术的结合,运用追问,一问接着一问,能够一气直下,层层推进,寻根问底,穷追猛打,致对方以被动挨打的窘地,无法招架,从而很快将其击败。运用反诘,以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内容,寓答于问,能够加强语气,强调内容,激发感情,增强语势,从而有力地批驳错误观点和言论。反诘常用于句段末尾,由于蓄势于前,往往使对方无言回答,无法抵抗。

请看《滕文公上》“许行章”孟子与农家许行弟子陈相的论辩: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治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

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

“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

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

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

与?……”

对农家的观点,孟子坚决反对,但并未直接批驳。而是顺其话题,从许子吃的、穿的、戴的、用的问起,步步为营,直逼主题,然后反手将其驳倒。和前引许多引人入彀的妙问一样,孟子开

始的问话看似闲冷,但正说李贽所评,其妙处“全在闲冷处着精神”。[6]尤其重要的是,孟子在此一连12问,穷追不舍,语气由缓趋急,内容由浅入深,咄咄逼人,不给对方以喘息之机,直问得陈相理屈词穷,陷入自我否定的矛盾境地。由于前边势已蓄足,时机已到,故“然而”一句反诘便将对方的理论推倒,更问得其哑口无言。为了进一步批驳谬论,申明已说,孟子接着又列举大量事例从正面论述,而在每一段落的末尾,又多以反诘作结,如“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这些反诘,犹如一把把利刃刺向对方,很有力量,而且还体现出孟子理直气盛的心态和傲岸不屈的气质。整篇论辩,洋洋千余言,步骤严密,思路清晰,真是“把定指南针,一杪不曾走失”。[7]而追问、反诘术的运用,则为其增色不少。

又如前引《梁惠王上》“孟子谓齐宣王章”、《梁惠王下》“寡人愿安承教章”、《告子上》“生之谓性章”,都是善用追问、反诘术的范例。众所熟知的“齐桓晋文之事章”,在求同、擒纵、包抄、诡辩的过程中,也没少用追问和反诘,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显而易见,孟子惯于以易于作答的有心之问发问并一再追问,在对方不假思索的无心之答或不得照答中寻找把柄和契机,诱敌入彀,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反戈一击,将其将死,定格在历史的棋盘上。追问术和反诘术这富有技艺性和战斗力的辩术,正是孟子常常配合使用以出奇制胜的拿手好戏。

六、铺陈术、排比术

谈辩中的铺陈、排比,也是辞令和辩术的合成体。运用此术,能增强说话的气势,强化内容的表达,增强鼓动性、说服力和感染力,且有增强语言节奏感和旋律美之作用。战国时代的学者和游说之士,莫不擅长此术,以至形成后世津津乐道的以雄辩滔滔、气势磅礴为特征的战国文风。

孟子当然也是颇擅此术的大师之一。《孟子》261章,除个别短章外,多有语言排偶、气势畅达的特点。尤其在论辩中,孟子为正面阐述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常用铺陈、排比之术,发挥了其独特作用。

这里顺便撷取几例吧。“齐桓晋文”一章在说服齐宣王、使其俯身就范之际,孟子畅言其仁政主张和“王道”理想: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五亩之宅,树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些铺排的话语,挟带着强烈充沛的激情、排山倒海的气势压向对方,势不可挡,极富

鼓动性和感梁力,从而圆满地结束了这次谈辩,取得了彻底胜利。又如《滕文公下》有一章

在批驳了景春以公孙衍、张仪为大丈夫的言论后,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此之谓大丈夫!”这气势强盛、喷薄有力、高亢激越、酣畅淋漓的正面阐述,显然

得力于其铺陈、排比之术。还有“庄暴见孟子章”(《梁惠王下》)为阐明其“与民同乐”的

观点,“许行章” (《滕文公上》)为论证其“劳心治人”之学说等等,都极尽铺陈排比之能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综上所述,善于论辩是《孟子》最大最鲜明的艺术特点,孟子善于回避和转换话题,善于求同靠拢,欲擒故纵,善于巧设圈套,引人入彀,迂回包抄,套其隐秘,善于以小喻大,因势利导,

《孟子》论辩艺术技巧探微

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对问对答辩颇有研究,每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方法和技巧,进退有术,纵控有节,部署合宜,问对得法,充分显示出绝妙高超的论辩艺术。尽管孟子个别地方的比附、诡辩存在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现象,但总的说来,他是战国时代首屈一指、技压群雄的论辩大师,是纵横辩坛、所向无敌的常胜将军,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天才的雄辩家,他留下的论辩艺术遗产,值得我们很好地发掘、继承、学习、借鉴。探究《孟子》的论辩艺术技巧,在今天对于我们宣传科学真理、批判歪理邪说,以至于掌握论辩技巧、指导学生论辩等,也不无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散文的开元者[J].四川师院学报.1980(3).

[2] (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3] (宋)苏洵.苏评孟子,卷一[M].明刊本.

[4] (宋)陈马癸.文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5] 傅道彬.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

[6] (明)李贽.四书评[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79.

[7] 林纾.左孟庄骚精华录[M].民国坊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