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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课外补习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小学生课外补习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研究特工队

一、绪论

纵观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行政、教学与补习已构成了现代学校管理的基本框架,它们三足鼎立、相辅相成。而课外补习则一直是中小学教育中家长、学生、教师乃至教育行政部门都十分关注的问题。成年人似乎普遍认为课外补习对学生学业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促进作用。

课外补习(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有学者将其称为“影子教育”指的是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因其补习内容基本上类似于学校课程。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兴盛于整个90年代,并持续繁荣至今。这一领域的关注者并不局限于教育研究者,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也对课外补习活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大量的研究成果已经或正在被许多国家教育政策的制订者所参考利用。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多个角度去理解课外补习,进而理解中国“影子教育”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学生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参加的培优补差活动,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它将会把我们的教育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本文从国内外对中小学生课外补习研究的概况、研究的内容、研究的结论及评价等方面进行总结,并对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该领域未来的研究趋势。旨在对国内外的课外补习研究做出综合性述评,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一定切实可行的展望和改进。

二、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与启示

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最早是1992年Stevenson和Beeker基于对日本高中生所作的调查,提出了“影子教育” (shadowedueation)的概念,1999年Bray 对课外补习做了系统的研究,并对“影子教育”的概念作出了进一步阐释。而关于应对政策,主要有严厉禁止政策、混合型政策、认知监管政策、自由放任政策、积极鼓励政策等几种类型。有调查表明,世界各国参加课外补习的学生越来越多,一些国家的补习班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突出区域有非洲、中国、越南、日本、韩国等;而在西欧、北美,课外补习也出现了类似情况。

(一)、从补习的地区分布来看,课外补习并不只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它的存在主要受

文化背景、正规学校教育特点以及该地区教育收益率的影响。首先,课外补习主要存在于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儒家文化认为成功更多是靠“努力”取得的,而西欧和北美文化则更强调“能力”的重要性。其次,课外补习主要发生在以选拔性考试为主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些社会中,教学过程更多是以教师为中心,因而不能忍受学习上的后进者。此外,教育经济学家们发现,教育个人收益率更高的地区,课外补习活动愈加兴盛。

(二)、从补习的科目和强度来说,在补习科目上,各国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但语言(尤其是英语)、数学与科学的补习是比较普遍的。究其原因,这三科经常是选拔性考试中的“主科”,对学生成绩影响最大。在补习强度上,研究表明,高年级学生面临考试压力较大,接受补习的可能性和强度高于低年级学生。从补习时间看,一些国家学生每周参加的补习已高达8-12小时,几乎接近于一个半的工作日时间。从补习科目数看,每周补习多门科目已是司空见惯。如在马来西亚,参加补习的学生中每周上1-2门课的占53%,3-4门课的占27%,5-6门课的占19%。

(三)、从补习规模和成本变化来看,近几十年来,课外补习的规模正逐步扩大,家庭的补习支出也正快速上升。例如日本小学级别的补习学校在1976-1993年之间入学率增长了1倍。韩国的家庭补习支出占GDP的比重,1990年为1.2%,1994年为1.8%,1998年已达到2.9%。

(四)、从课外补习的供给与需求来看,从供给方来说,补习基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主流学校教课的老师对自己所教学生进行补习;另一类教师则对补习学生无直接责任。主流学校老师的补习一直遭受广泛的批评。有的教师故意在学校课堂中遗漏大纲内容,引诱学生去参加补习,甚至暗示学生去参加自己的补习。因此,一些国家严厉禁止教师补习自己的学生,但允许补习其他学校学生。对需求方来说,研究结果显示,参加补习的更多是成绩较好的学生。但调查也显示,“好学生”来补习的原因主要是自认为“成绩不太好”,且认为自己是被家长要求来参加“培优”的。这从侧面说明,学生对自己成绩的主观感受以及家长对子女学业的过高期待,是导致补习需求膨胀的重要诱因。从学生来源看,由于城市的竞争氛围更为激烈、补习资源更易获得,城市学生中参加补习的比例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近二十年由于人力资本论的盛行以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原因,国外对课外补习的研究文献比较丰富,并且备受教育学家、经济学家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对于我国而言,自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便具有“考试导向”的性质,课外补习的参与率和教育支出正逐步上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对国外研究加以评述,对我国今后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导向和启示作用。

三、国内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概况

从检索到的资料来看,国内最早提出课外补习概念的是王有升,最早进行课外补习实证研究的是雷万鹏,最早进行课外补习比较研究的是彭湃。对我国课外补习现状的研究和描述,一般是从课外补习的成因、规模、支出、内容、供需、政府政策等方面展开的。

从课外补习原因上看,一般认为其有着深刻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原因。文化原因,主要是指“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等传统观念以及儒家文化的重教传统;教育原因主要有:重选拔的考试升学制度、对以师资为核心的“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等;经济原因,主要是我国家庭经济收入增长带动下的家庭教育投资增长、教师待遇偏低、教育收益率高等;另外,还包括独生子女增多,家长的攀比、从众心理等因素。

从规模上看,研究基本上针对城镇中小学进行,一般认为中小学课外补习的规模总体呈增长趋势,城镇小学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最高,要超过在校生数的三分之二。

从课外补习的支出上看,一般从课外补习支出的分类、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有人将课外补习支出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类。直接成本指家庭为子女接受家教、参加补习班等所支付的学费,文具费用等;间接成本指参加课外补习所产生的时间成本、车费等机会成本。影响课外补习支出的因素,一般认为主要有:地区差异、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类型、学校质量、学习成绩等。关于课外补习支出的发展趋势,一般认为城市家庭的主要教育投资开始向课外补习倾斜;家庭教育支出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课外补习支出上的差异。

从补习科目上看,我国课外补习分成文化和艺术两大类,文化类以语、数、外“三大主科”和物理、化学等理工类科目为主;艺术类以美术、音乐等艺术类科目为主(在我国,很多艺术课程的课外培训,特别是中学生的艺术课培训,带有明显的应试目的,是课外补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补习的供给方上看,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学校;二是在职教师;三是大学生、离退休老教师等非在职教师。学校课外补习的供给方式主要是各种形式的补课;在职教师的课外补习供给形式呈多样化,如一对一辅导、小班上课等;非在职教师主要是提供“家教”。课外补习的需求方是学生和家长。课外补习的目的主要是“培优”和“补差”。

从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来看,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认为课外补习危害了教育公平,增加了学生负担,应该严格禁止;二是社会需求客观存在,应该放开,由市场做主;三是应该有限放开,加强监管,利用财政和法律手段进行控制等。实践过程中,国内的课外补习政策

与态度,有人认为属于“混合型”。对于中小学校举办的奥数班、特长班、实验班等教育部和各地方持明令禁止(虽然是禁而不止)或“报经批准”态度,对在职中小学教师提供的“有偿家教”,各地政策不尽相同,如武汉、温州、济南等地采取了禁止政策;南京、金华等地允许但认为应当加以规范;广州、舟山等地不提倡也没有明文禁止。而对于非在职人员,特别是在校大学生提供的家教,则普遍持积极认可的态度。

2、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国内的相关研究基本上都是从整体上来分析中小学课外补习的成因、课外补习的规模、支出、内容、供需、政府政策等方面展开的,对影响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具体因素的具体作用研究不够,相关研究大都在较浅的层次进行。我们认为只有对影响课外补习的各具体因素做出系统研究,才能对这一现象形成真正的、完整的认识。另外,对于家长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方式对学生课外补习活动影响和作用的研究成果,说明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欠缺。

(1)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欠缺

课外补习的研究方法,采用文献法进行思辨研究的比较多,采用访谈法的也有一些,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却很少。研究所使用的数据、资料等大多来源于已有的资料,而不是研究者独立调查所得。另外,国外关于课外补习的研究起步比国内早,研究成果比国内多,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目前的研究引入国外的经验的却相当少。

(2)对影响课外补习问题形成因素的研究未涉及家长教育观念等重要因素

国内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作为课外补习选择主体的家长和学生的“主观感受”,即从主体评价角度判断课外补习的影响。对课外补习的原因探讨主要围绕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展开,对家庭和个人的观念、需求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而我们认为中国的家庭有着悠久的重教传统,家长的教育行为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家长的教育观念对课外补习现象发生发展的影响也更大,研究课外补习问题,应当大量的去研究家长的教育观念。

(3)基础性理论研究薄弱

课外补习的基础性理论研究主要指对课外补习的概念(特性、目的、对象、内容)、分类、评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术语各说各话,人言人殊。某些观点和结论甚至相互矛盾。比如说“课外补习”这个基本概念,从“Shadoweducation”直译是“影子教育”,有人又称其为“私教育”,有人将传统教育理论中教师进行的课外辅导也称为课外补习,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将课外补习称为“教育补习”。诸如此类的这种现象,将使课外补习的应用型研究和政府课外补习政策的制定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甚至造成误导。

(4)关于课外补习政策建议的分歧

关于课外补习的政策建议,有些研究者认为应该完全禁止,有些认为应该放任不管,有些认为应该适当监管,莫衷一是,相互分歧。这些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都有当地的历史条件根源,但一般都对促进当地教育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环境的作用并不明显。因此,关于课外补习政策建议的探讨应当引起相当的重视。

四、研究趋势与展望

以上对国内教育补习研究的不同方面分别进行了回顾和总结, 下面简要探析其存在的问题, 并对后续研究加以展望。

1、加大课外补习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力度

在课外补习的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的学者大多采用文献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法等,由于各地区和学校的特殊性,仅用这几种方法是相当不够的。最主要的是还深入到一些学校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一些深层次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另外,由于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经验,进行比较研究。

2、注重探讨家长观念等因素对课外补习的影响

在课外补习的原因方面,已有的研究大多从文化环境、教育环境、家庭经济条件等方面展开,对家庭和个人的观念、需求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够。然而,中国自古便有“尊师重教”的传统,这种观念在很多人心中都根深蒂固了,在教育子女方面,家长的观念及教育方式会教大程度的影响课外补习的参与,今后的研究应当加大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采用访谈及问卷调查等形式对家长的教育观念进行一定的考察。

3、加强基础性理论研究

以课外补习的概念为例,我国现对课外补习的基础性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今后的研究应当对已有的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开展实证考察。对于课外补习的概念形成一致性意见,将课外补习的内容可分为与兴趣有关的课外补习和与学业有关的课外补习来进行讨论研究,深度探讨课外补习与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问题。

4、客观分析课外补习的政策建议

对课外补习的政府政策与其教育影响息息相关,因此首先在研究中分期检测和衡量课外补习的质量效果,从而全面看待教育补习的影响, 然后努力通过各种政策的制定、实施来缩小直至消除消极影响, 使其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而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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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20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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