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戴文
第八章
赵戴文已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央政治会议常委和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很受蒋介石的器重。为阻阎冯倒蒋事成，蒋介石速命赵戴文赴晋对阎锡山进行劝阻。
阎锡山反蒋介石反被蒋介石通令缉拿逼离山西，赵戴文劝阎停止倒蒋不成痛心疾首扬言不问时事，但最终还是充当了阎锡山陆海空总司令部和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参议的角色，他也成了倒蒋的成员之一，而他在中央政府担任的监察院长等职也被蒋介石免去。其所以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如此重大转变，这明显说明他对阎锡山的信仰、忠心大大超过了维护蒋介石代表中央的“正统”观念。
阎锡山惊曰:“君来何速！”赵回曰：“共赴国难。不敢不速！”
阎锡山搭日轮驶往日本占领的大连，一住就是八个多月。在这不平凡的八个多月中，赵戴文仍然是起着“总参议”的作用。阎凡遇要事、大事、机密事，首先和赵戴文协商。
阎锡山返晋后，大连有赵戴文负责留守旅寓，静候阎返晋后的局势变化。
赵戴文在大连也非常焦虑。九一八事变发生，赵戴文愁容顿失，并对李冠洋说：“这一下，咱们的司令可稳住了，咱们也准备回去吧。”
赵戴文和阎锡山在大连“共赴患难”的八个多月中，不仅参与总结了倒蒋失败的经验教训，还对山西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审度，为阎顺利飞回山西创造了一个平稳的外部环境。
第九章
赵戴文唯恐阎锡山刚刚就任太原绥晋公署主任，山西舆论就触及中原大战这一政治上很敏感的问题而惹出麻烦，立即命其子赵效复（时任山西日报董事长）“以后停作社论”。可见赵戴文处事之慎重和严谨。
随着阎锡山被中央和蒋介石重新起用，赵戴文也于公元1931年12月，在国民党四大选举中被选为中央执委。同月25日，他再被任命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28日，留在太原辅佐阎锡山整治晋绥军政。在公元1936年6月赵戴文担任山西省主席之前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他随方就圆，上下疏通，终于协理阎锡山改善了山西当局和中央的关系以及与蒋介石之间的宿仇旧怨，确立了阎锡山拥蒋统一的立场。另外，他对山西内部制定和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改革山西政治、强化经济建设和军事实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1934年11月初，蒋介石电阎来会，阎持电熟视无语，赵戴文正言直谏促成蒋介石的这次太原之行，这也可以看出赵戴文洞察世故、忠于职守，是如何深得阎锡山的倚重和蒋介石之信赖。
九一八事变后，阎锡山一反过去的态度，坚持拥蒋统一的立场，力主消弭内忧（包括剿共），奋发自强，进行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以巩固其统治和强化军事力量抵御外悔的方针。这一立场和方针的确立，也充分体现了赵戴文的一贯主张，而且大都是通过阎锡山与其共同精心商研后才付诸于言行的。此外，他们还在山西首先进行了足以促进山西自强的《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的研讨、定型、实施和推广。
这一时期，尤其是公元1936年5月任省主席后，在筹划、指导、组织、运转山西政治、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以及组织发动山西抗战以及组织发动山西抗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第十章
阎锡山因为中原大战失败后，已意识到在中国惟有拥蒋他才能存在，只有蒋介石才能“消弭内忧，统一全国”，反蒋就意味着国家的分裂。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反蒋抗日的呼声与要求也势不可挡。为此，他便想利用庐墓百日的空隙，学习一些贤人的经验，制定一
套足以应付时局变化的方略，他便向赵戴文求教，赵戴文出于对阎锡山的诚信与尊敬，除对阎之所求每日以智仁勇为中心共复函二十二封约三万余字外，还另抄录历代圣贤豪杰的传记、言论三十五篇约八万七千余字以供阎效法。在这长达七十多天互寄函件中，阎有所问，赵必有所答，且多以孔孟之道和佛家之说阐释人情事理，以解其忧。他每写一封信，都要查阅多种古本书刊和亲自抄录。对一位已达六十八岁高龄的老人来说，他整天处于心力交瘁之际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并无一声怨言。他望阎成贤而进“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心情是多么良苦，为善最乐的精神是多么可贵。赵戴文在与阎锡山讨论智仁勇期间，身兼三种重任，可见他对阎凡事都是要“敬授既同，情礼兼到”的。
赵戴文希望阎锡山能不偏不倚地把握天下正道，永远不变地信守这一定理。从他给阎锡山的书信和荐文中，无不体现出他那种“志佛家之所志，行儒家之所行”的人格化了的格言。
第十一章
公元1936年2月20日，红军突破黄河天险东渡抗日到达山西境内之后，阎锡山除命晋绥军一部配合中央军进行阻击外，又在山西各地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凡认为和河西有联系或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各县县长均可实施先斩后奏。白色恐怖笼罩全城，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在这期间，赵戴文虽任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的要职，又是主张公道团副总团长，但却从不参与决策抓捕、枪杀共产党人的事，但也无能进行抵制，而每每遇到有人向他求情，或者被他认为应该支持帮助的人和事，他往往总是尽力相助，甚至人不来求他，他也要主动设法去帮助有难之人。
公元1933年10月，留学德国的中共党员杜任之同志回到上海，接受反帝同盟总部的派遣回到山西策动抗日救亡工作。杜任之留德的同学—刘思慕同志（中共党员并参与第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同陈正飞于1935年5月间突然来到太原，又匆匆离去。在杜任之送走他们的第三天，武汉行营来人拿着刘思慕的照片，就是要抓这个“共产国际”的“间谍分子”，并把杜任之控制住。杜任之给赵戴文老先生写了一封信，说：“刘思慕是我的留德同学，陈正飞是中外语文学会的译作者。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关系。他们来太原，我接待了他们。其他一概不知。请赵戴文老先生对阎老总说清此事。”第二天，便衣便撤走了。
由于赵戴文的仗义执言，不仅保护了一位地下共产党员，第三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的安全，而且也间接地支持和维护了反帝抗日的正义事业。
杜任之还经常将他们的译文、言论向赵戴文递送，也引荐其中一些同志和赵戴文有所接触。他们的言论、主张，均对赵老先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对中共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与同情，有时在客观上甚至是支持。尽管他怀有满腔爱国热忱，但却无力扭转乾坤之力，心中十分痛苦。
赵戴文儒学、佛学功底很深。
第十二章
公元1936年，是山西现代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也是中国抗战前夕令国人瞩目相视之年。阎锡山在日记中写道：“次陇由连（大连）归，深感外患而内部不能团结之危险。”只要阎锡山高举抗日的旗帜，山西广大青年就愿做抗日的先锋，万死不辞。
赵戴文说：“看来，抗日是非提不可了，要把这个道理对总司令讲一讲。”
赵戴文和王若飞、杜任之谈话后，建议阎锡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话题亦起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当时阎锡山的心态非常复杂，他既有继续联蒋反共的想法，也有惧怕蒋介石夺取他
现有政权的顾虑；他已看到了日军咄咄逼人侵占察绥边境的事实，故而也有联共拒蒋抗日，最终他必将难以苟且安身。再加上赵戴文等的规劝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停止抗战”、“一致抗日”的呼声不绝于耳，阎锡山在这种形势下，不联共拒蒋抗日来缓解目前的困境，就不能达到他那“自存与自固”的目的。
阎锡山既不公开提倡“联共抗日”，也绝口不提“防共反共”。
赵戴文于公元1936年5月27日接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除了推行了多项自强救国的具体措施，还特别抓了对各级公务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以达“变见”之效能。
为了营救被捕同志出狱，充实扩大抗日力量，急需将仍关押在山西省第一监狱、太原陆军监狱、山西省反省院以及山西训导院中我党的不少优秀干部和二百多名东征时被俘伤病员和红军小战士救出来参加抗战。经薄一波和阎锡山、赵戴文、梁化之多次交涉，最后决定政治犯不能监狱直接无条件的释放，必须集中到山西训导院稍加“过渡”才可出狱。
山西训导院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兼任院长，他在政治犯进入训导院后的整个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鲜为人知的，应引起历史学家们的重视。所以政治犯进入训导院后所以能顺利地“过渡”出狱，与赵戴文施行“仁政”，联共抗日，使用爱国青年和我党地下党员进行教学、管理都有着很大关系。
牺盟会的酝酿、成立，赵戴文给于了积极支持。在起用薄一波的问题上，是他首先向阎锡山作了推荐。薄一波主持牺盟会、新军工作后，只要在赵的职权范围之内，他总是设法给予方便和鼎力相助。他积极支持牺盟会、薄一波的工作，也就是间接地响应和支持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这是和他一贯提倡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思想所一致的。
赵戴文对促进山西联共抗日大业的实现是积极热情的，他对晋绥两省先于蒋介石中央和中共达成联盟抗日协议是有所贡献的。
第十三章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公元1984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一文中说:“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原是我在太原师范（应是山西省立国民师范）读书时的校友……他知道我是他的学生。曾专门约见我，听取我党的抗日主张，态度比较诚恳。我向他介绍了我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经验，供他们参考。赵戴文当时表示赞成我们的意见，后来果真搞了些‘人民武装自卫队’。太原、临汾沦陷后，有相当一批‘人民武装自卫队’转入我党、我军手中，成为坚持抗战的革命武装力量。”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军在山西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局面是可喜的，也是来之不易的，更是阎锡山、赵戴文等高层领导人乐于联共抗日的结果。
赵戴文对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做甚不务甚”的现象十分痛恨，故而对公务员所犯的贻误罪，力主严加惩处。
经一番努力，各级官吏“做甚不务甚”的情况减少了，贪污腐败之风有所收敛，山西省的财务收入也有所增加，为积累建设资金创造了条件，也激励了各级公正人士对贪官污吏们的斗争勇气。
晋北战争越来越急，阎锡山整日在前方部署指挥作战，赵戴文身为政府首脑又兼任第二战区总参议的重任，坐镇太原，除改革旧制、编制战时法令、迁移工厂、疏散市民、组织民运、防空备战、撤换抗战不力的官吏，委派新生抗日力量充任各级行政长官、安排太原总撤退等各项工作外，还不时地参与一些前方军事的重大决策。此时的赵戴文已是年满七旬的老人，但他还是正天忙碌不停。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军政大事，无一不加支持；凡是利国利民和有利于动员民众抗日等有关政策性的建议、方案，无一不加采纳，并设法尽快争得阎锡山和有关部门的通过，由省政府明令全省军政民遵照执行。
公元1937年11月4日，当太原守军与日军围城部队接火后，阎锡山立即决定第二战区
司令长官部、山西省政府全体人员撤离太原。但赵戴文却认为自己身为省政府主席守土有责，而且也不忍在敌军兵临城下之际把全城父老和太原古城丢弃而独自逃生，故坚决表示：如果日本人占领太原，他就要以身殉职，与太原共存亡。阎锡山派其机要秘书梁化之转语赵戴文说：抗战是全民全面的长期战争，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况你我共事三十年，一向是同主张、共事业的，今日一个走，一个留在省城。这样步调有所不同，在是非上也有所差异，在历史的评价上更会有所分歧。如果你不走，叫我如何自处？赵戴文沉思良久，最后顿脚而语：走！我走！我与长官同步调，不能单独行动！遂于同日（11月4日）泪洒门庭与阎锡山撤出太原。
为了在山西造成数百人的游击战争，为了坚持山西抗日和确保山西当局的军政力量不被日军彻底毁灭，中国共产党以及赵戴文等都希望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和大量组建游击队及抗日武装自卫队配合正规军作战。
赵戴文对巩固发展国共合作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公元1937年7月抗战开始到公元1938年上半年，山西当局和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牺盟会、战动总会、山西新军在协同抗战的整个过程中是配合得比较好的，这对坚持山西以至整个华北抗战，对建立华北敌后根据地诸多有利。仅就赵戴文以及阎锡山本人来说，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凡是由山西省政府名义公布的有关抗战法令的制定，赵戴文尤为尽力。赵戴文由于近几个月的战乱之劳累和军政事务之繁忙，身体极度衰弱。
第十四章
日军要在“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后，想以速战速决的战略结束中日之战的目的已成为不可能。日本特务机关和已叛国投敌的汉奸走狗想方设法寻找、拉拢他们认为可以同流合污的中国军政大员、地方实力派、失意政客，诱其叛国。阎锡山证书他们理想中的猎物之一。“停战议和”之风愈演愈烈，中国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已处在了严重的危机之中。
阎锡山在中国民国史上是一位仅次于蒋介石、汪精卫的军政要人，在华北又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有声望、有政权、有兵权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一面高喊抗战，一面加强反共措施，并和日军秘密和谈。
不过日、阎谈判并不“顺利”，已至成为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时断时续的局面。阎锡山的这种不是“汉奸”的汉奸行为，已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为正义和情理所难容。就连一贯和阎锡山很少发生正面冲突的赵戴文也对阎锡山在山西制造分裂、通敌反共、反牺盟会、发动“十二月事变”等持反对态度。赵戴文的思想深处是不同意阎锡山抑制牺盟会、改编新军、打击进步势力、鼓励反共的做法的，但他又无力左右局势，只好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静观时变。
正当阎锡山紧锣密鼓地部署向决死二纵队、六专署和各地新军及牺盟会组织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赵戴文出于维护山西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和对决死队、牺盟会的同情和支持，对阎锡山向新军发起的武装进攻还是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如进攻牺盟会、新军，势必造成与延安决裂，大有腹背受敌的危险。
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即使去了山西全体抗日军民对他的信任，又遭到了损兵折将的重大损失。赵戴文在“十二月事变”始，就与阎锡山持有不同见解。在与中共代表会谈中，又利用他的影响所及，竭尽全力促成了会谈的圆满成功，使山西以致华北的抗战局面出现了新的生机。“十二月事变”的和平解决，既解除了赵戴文不愿意和共产党交恶以及对山西当局“腹背受敌”的顾虑，也成全了他一贯同情、支持牺盟会、新军抗日救国和微“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奋斗不已的夙愿。但时过不久，阎锡山与山西日军“和谈协定”又层见叠出，一些主张抗战到底的军政人员力劝赵戴文出面阻止阎锡山与日勾搭以致投降日。赵戴文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再也不能为保持与阎锡山几十年来笃行不倦的情谊而屈心抑志了。如不出面阻
阎降日，不仅会使阎屈节辱命而遗臭万年，就连他也无颜上对国家民族、下对为抗日而牺牲的无数将士及桑梓父老。于是，他不顾年老体弱以及激怒阎锡山后可能发生的不测事件，决心要战在广大爱国军民一边，力阻阎锡山叛国降日。在阻阎降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赵戴文所起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也是一般人所不能代替的。赵戴文当时虽属旧政权时期的山西省府主席，但每当不利于抗战事件发生时，他始终能站在广大人民与抗日救国阵营一边仗义执言，甚至不惜冒与阎锡山一别情面、分舟而渡的危险。
第十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