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 读书笔记

读《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有感

通读全书，作者林尚立首先清楚地指出所研究的时期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政治，即当代中国政治，其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以及延续至今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政治形态研究来看，至少包含两种政治：一是新民主主义政治；二是社会主义政治。因此，新中国在成立以后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在形态上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我们完全可以把新中国看做是一个前后发展一致的整体，即社会主义政治。本书所研究的中国政治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

作者尝试用“政治形态”这一核心概念来分析和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即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形态特征及其形成、发展和转型的内在逻辑。并且，他不仅列出了前人研究中国的不同的研究方法及成果，还总结了其他人采用“政治形态”这一概念来研究中国政治的片面和不足。他还指出，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其相应的政治形态与其相对应，例如资本主义政治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逐渐成熟和定型的；而此书是从政治形态把握当代中国政治，是一种动态的研究，是从中国对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探索和实践的历史过程来把握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内在特征和运动规律，从而说明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历史运动轨迹的同时，揭示其未来的发展目标、走向与动力。以下是个人对《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的一些浅薄之言。

政治形态，就是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政治过程和政治意识的有机统一，其中政治权力是决定性因素。当政治权力随着决定它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整个政治形态也将发生变化。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当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发展到迫切需要变革它的官方政治形式的时候，旧政权的整个面貌就发生变化。但是，在具体的政治发展中，这种变化往往不是立竿见影的，政治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也同时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结构绝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的相应的改革”，它往往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更有效的作用力量。

政治权力是政治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当政治权力随着决定它的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时，整个政治形态也将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一个真理，即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推动了政治形态的发展。例如，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其根本原因是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受到法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严重阻碍。1789年5月，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召开三级会议，要求解决财政困难，但拒绝了三级代表提出的政治改革要求。此时，封建专制制度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导火线。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到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经历了五年的历程，其势如暴风骤雨，迅

猛异常，体现了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在三次起义中，人民群众都显示出伟大的力量，一再把革命从危机中挽救过来，并推动它进一步向前发展，它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诚然，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并不是紧跟着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发生的相应的变革，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有效地作用力量，即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一起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因此，经济关系的变化推动了法国通过暴力革命而改变了法国原有的政治权力，即推翻了君子专制政权而建立起了资本主义政权，而政治权力是政治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法国的政治形态也不断地发展和改变。

与传统中国以国泰民安为取向的历史演进相比，近代中国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历史演进，自然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不是来自中国的文化，而是来自近代中国的现实。显然，中国的现代化努力虽然不是自发的，但却是内在因素和外围环境一起共同决定的。现代化成了中国文明、社会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与动力，是具有极强目的性的历史选择。

随着时代的进步，近代中国必须摒弃过去落后的“自掘坟墓”的做法，即闭关锁国，而是不断地追求现代化及紧紧地与时代的潮流融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国家间激烈的竞争，从而为中国文明、社会和民族生存和发展创造更有利的环境。其实，实现中国现代化，换而言之，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一.1949年10月前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现代化）；二.1949年10月到1978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三.1978年以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走第一种道路，当时是势所必然，有极大的被迫性和非自觉性，终因资本主义的不可行性及国民党政权的被推翻而告结束；走第二种道路，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虽作调整，但在理论上、体制上受到诸多限制；走第三种道路，实行改革开放，确立市场经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

中国对于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和骄人成绩：首先，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的发展有了稳定的环境和权威的政府，形成现代化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其次，中国在冷战时期利用美苏对峙这一历史条件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个计划和第二个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并且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并发射人造卫星，与此同时，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欧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的力量。第三，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里程碑，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新兴的制造大国。第四，中国把握住了三个小机遇：加入了世贸组织；“9.11”时间后站到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主义的队伍中；在金融危机发生后仍增持美国国债。如今，中国现代化仍然面临着许多重大挑战：例如政权稳定的挑战、共同富裕的问题、产业升级的问题、军事外交的问题、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法制建设及完善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深入地了解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从而找到科学的方法来保证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但是，当中国人从文明的衰败中意识到现代化重要性时。他们从一开始就遇到了强大的现代化发展障碍，这就是近代中国所出现的两大危机:一是国家领导力量严重衰败的危机；二是国家严重分裂的危机。近代中国的这种现实决定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在强而有力的国家领导力量作用下实现国家统一，比建立民主共和国更有意义。

作者指出中国现代化进进程中所遇到的发展障碍就是近代中国所出现的两大危机：即国家领导力量严重衰败危机和国家分裂危机。的确，国家领导人及其团队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决定了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和趋势，明智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团队会毫无疑问的将国家指引上一条迈向现代化的光明大道。例如，毛泽东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翻地反封建的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反之，糊涂和迂腐的国家领导人及其团队会将国家引入一条伸手不见五指的无底深渊。比如，戈尔巴乔夫为

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在国内外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压力下，不断退却，最终背离了社会主义道路，激化了苏联社会的各种矛盾，触发了全面的混乱和危机，导致共产党丧失对国家的领导权，造成社会主义联盟国家的解体。另一方面，我国仍面临着分裂危机，譬如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统一；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藏独势力的参透问题等等。由以上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危机，我们可以明白中国要想真正意义上实现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就必须在强而有力的国家领导作用下实现国家统一，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下的坚持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协商和监督。而建立民主共和国与我国的历史发展和基本国情不相适应，也不能更好地服务我国现代化道路的发展，因此不适用于我国。

既然是一种手段，所以当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国情出发找到另一种既能实现和保证国家统一，又能实现和保证民族自决权有效实现的新的政治形式时，中国共产党就把这种被共产国际视为“过度形式”的联邦制放弃，选择能在包括少数民族区域在内的整个国家实行的国家结构形式，即单一制。但是，这种单一制的提出是以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为前提的。

毫无疑问，联邦制在我国的基本国情的制约下是根本行不通的，由于该制度过于强调以保证民族自决权利为核心目的联邦制的主张，忽视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历史传统，更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容易为地区敌对势力滋生土壤，从而迫害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而以提出民族区域自治为前提的单一制不仅在强调少数民族有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有很好的建树，即强调民族区域自治区的建立，有利于维护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有益于维护少数民族的利益；还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制度的作用和影响；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我们消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构成的影响。当然，单一制在我国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发展空间，而联邦制对我国历史发展来说是一次新尝试，因此，我国选择民族区域自治为前提的单一制是历史的选择。

革命的战争是由革命的阶级来完成的，因而，通过革命战争所赢得的政治权利，应掌握在革命阶级的手中，并由此形成革命阶级的阶级专政。

作者揭示了革命阶级的阶级专政的形成是由于革命阶级通过革命战争所赢得的政治权利，这种政治权利只能够掌握在革命阶级的手中。例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领导阶级除资产阶级领导外，还有新贵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经过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建立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共同执政的君主立宪制。英国揭开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开辟了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因此，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通过革命战争赢得的形成革命阶级的阶级专政的政治权利。再如，美国独立战争是近代早期民族独立运动，是北美人民为挣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求得民族独立与解放而进行的战争。其领导革命的阶级是北方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主阶级。独立战争结束后，以北方的工商业资产阶级与南方的种植园主阶级为主的资产阶级完成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改革。建立相对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最后成为了美国实行阶级统治的唯一候选人。

实现政权巩固的决定因素是这种合法政权本身的能力，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生存抗变能力；二是汲取资源的能力；三是发展社会的能力。在政权的巩固与建设中，这三方面能力的发展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互为条件:强化自我生存能力是前提，提高汲取资源能力是基础，健全社会发展能力是保障。革命后政权体系的巩固和发展就是围绕着提高和增强这三方面能力展开的。

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党，其革命任务必须要实现其政权巩固，而实现政权巩固

的决定因素是这种合法政权本身的能力。其中包括三方面:一是生存抗变能力；二是汲取资

源的能力；三是发展社会的能力。以下是作者总结实现这三方面中国共产党所采取的的措施。

第一、强化生存抗变能力。首先，必须要健全政权体系，使国家政权能够有效的从中央延伸

到地方，并形成比较完整、有效的国家政权体系。其次，争取国际生存空间，在面临帝国主

义势力国际性封锁以及颠覆活动所形成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共产党应团结国际友人，建立国

际统一战线。再而，实行土地改革，实现农民经济解放，因为其是政权建立和巩固其社会基

础的重要因素。最后，强化阶级专政，即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实现对敌人的有效专政。二、

提高汲取资源的能力。首先，没收官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能够为新生政权提供经济资源的国营经济，使这些已有资本能够直接为新生政权服务。其次，统一财政，强化税收，财政是政权活动的基础。统一财政，主要是统一财政收支，重点是统一收入，保证中央财政的需要。第三、发展社会能力。将建全党和国家领导经济、发展社会的能力与巩固国家政权密切联系起来。即党要加强经济基础的同时，还必须兼顾提升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实现政权巩固的过程是一种复杂而又细致的过程，需要党组织通过科学的了解及认识去有条不紊的制定方案和计划以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稳定，而且不能顾此失彼，而是齐头并进的加强和巩固以上所提到的三个重要方面。

暂且不谈这种利益关系调整的道德意义，仅就这种利益调整规律本身而言，基于公有制而形成的这种调整规基明确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基本利益关系，具体来说，就是明确了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基本利益和调整原则。这种利益调整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形态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源。因为，借助这种利益调整规则，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就能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从而有效地履行政治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刘易斯指出由利益而产生的动机是人类取得进步的重要动力，而规范利益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从根本意义上来讲，就是所有制。古代政治家有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性，也是人类取得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古人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们可以追逐自己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在追逐个人利益之时损害了集体、社会乃至国家的利益。因此，为了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党在建国初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是指一种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型科学的社会经济体系。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规划、计划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不确定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的危害。如：重复建设、企业恶性竞争、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生社会经济危机等问题。计划经济是共产主义的经济体系，它的建立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保证。只有实现计划经济这一科学体系，社会经济才能

消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弊端，才能达到社会经济高速、平稳和健康的发展。最终，使得党组织同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利益，使我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国立不断增强，也使社会的发展更加和谐和繁荣。虽然，计划经济体制最终以其高度集权的弊端，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但是，我们也必须科学地看到其合理之处，并且明白无论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组织都是旨在借助利益调整规则，当代中国政治形态能够对社会资源进行有效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分配不均和供求不足的问题，从而通过政治行为为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宪政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人民制定宪法；二是宪法制定制度；三是人民服从宪法；四是政府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宪政在形式上就是民主政治，宪法是宪政的的基础，但不是宪政的前提。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力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态。

我国当前着重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民主政治的形式就是宪政。我国要想实现政治民主化，就必须要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力义务关系。古人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只有一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逐渐建立及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才能使政府和人民都在宪法的规定之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负担应负担的义务，而塑造一种有利于稳固和加强国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形态。而这种政治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就能避免类似因受到领导人的改变和更替或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促使“文化大革命”等政治斗争的出现，从而让国家和社会陷入一种无法可依的混乱秩序之中。宪法在我国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我国民主与法制时代的到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国家管理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通过

修改宪法，我国确立了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法可依，中国的宪政建设已经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主要通过政府指导公民进行民主选举来提升公民的民主意识，然而通过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政府制度，使政治合法性与社会主义民主有机地结合起来。

民主集中制，本质上就是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它所实现的是人民民主。因此，在价值层面上，民主集中制是人民民主的要求；在制度层面上，民主集中制是民主本身的要求。就价值层面而言，从卢梭到马克思都认为，人民民主是一种以全体人民广泛一致的统一意识，即人民主权为基础，以全体人民参与国家事务为形式的一种民主制度。

民主集中制由列宁最早提出，概括地说，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用。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根本的组织原则。它规定了领导和群众、上级和下级、部分和整体、组织和个人的正确关系，是胜利推进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保证。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构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它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机构来说，民主集中制主要表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统一领导和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生活的内在要求，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把坚持党的领导同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客观规律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防止和克服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民主集中制其实就是把本应由

大多数人都享有的民主权利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来实行，虽然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工作的稳定性，但是由其产生的少数人专制不可避免，与古代中央集权制类似。

在马克思看来，实行社会主义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必要前提，而议行合一是实现人民主权的合理形式。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属于人民。这种人民主权的原则，决定了选择“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中国实行“议行合一”反对“三权分立”不是简单的现实政治需要，而是中国社会性质的内在规定。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相对，指国家机关重要工作的决议和执行统一进行的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关间工作关系上的体现。并且，议行合一是针对三权分立二提出的，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革命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公社不应该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这就是说，要把立法的职能和执行法律的职能在选出的人民代表身上结合起来，即议行合一最基本的精神就是要求“把一切政治权力集中于人民代议机关之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人民主权的原则，决定了选择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必然，这是比三权分立更为进步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在马克思的议行合一的思想和理论中，议行合一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方向是：权力集中，职能分化。我认为，这是议行合一较三权分立原则比较进步的地方，对国家权力做必要的划分，不是对权力本身的肢解，而是对国家职能的划分，这种划分更加便于简化和监督国家机构的日常事务，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因此，只要我们对马克思议行合一理论有全面、科学的认识，议行合一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值得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吸取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创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国家机构，就是议行合一的国家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比较符合我国国情的根本制度，它直接反映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体现了我国政治生活的全貌，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的基本形式和途径。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有许多地方不够完善，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大课题。我们可以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中吸取其长处来完善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党政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形态中最重要，但又最难解决的问题。即大多数党的各级领导人进入到各级国家机构中，以国家机构成员的身份通过国家机关来领导国家事务，从而导致了已确立的国家政治体制在这一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即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军事机关的设置，没有与执政党的执政行为相协调，从而使国家体制失去了国家权力主体者的作用，党的领导便逐步脱离于国家体制之外。这样，在我国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就出现了党和国家两个权力系统，党的权力系统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随时可以将国家权力系统的权力集中到自己的手中。从而造成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制度缺陷。

在中国国家制度中，党、政、军是三大权力主体，其相互关系对整个政治形态有决定性的影响。党政关系是中国政治形态中最重要，但又最难解决的问题。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明确表达了党政应该分开的思想，但是在实践上，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党政关系模糊不清长期困扰着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和政治发展。林尚立教授将造成我国党政不分的因素归纳为以下几点：1.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制度建设的历史逻辑。2.不成熟的国家制度与现代化发展对政府领导能力要求之间的矛盾。3.国家政权生存环境的紧张。4.政治传统的作用和影响。我认为这几点因素很准确的阐明了，我国的政党关系问题实际上是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逻辑、内在矛盾和发展方式共同作用所形成的，而并不是由表面的制度缺陷造成。完善的党政关系应该包括：1.要继续坚持党政职能分工的改革；2.要实现党对政府领导的民主化；3要实现政党和政府行为的法制化；4.转变政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5.党政分工的改革要在中央、地方和基层实现不同的改革。我国的党政关系仍然需要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中不断调整和逐步完善。

政治形态制度架构的本质是权力结构，具体体现为横向的权力结构和纵向的权力结构。前面对议行关系、党政军关系的考察属横向的权力结构考察；而这里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察，包括后面对区域自治基层民主的考察，属纵向的权力结构考察。在纵向权力结构中，中央与地方关系对政治形态具有决定性意义，因

为，中央与地方关系决定一个国家的结构形态。

一部国家或王朝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进入21世纪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迫切要求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人类历史上自国家出现以来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植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之中，直接关系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一部国家或王朝史，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历史。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实行层级制管理的国家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进入21世纪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迫切要求进一步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回顾和总结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发展历程，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加强战略研究，探索创新思路，将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和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在当今中国，集体主义既是一种道德原则，也是一种政治原则。无论是作为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还是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体主义，都是中国政治形态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政治的稳定与发展既需要作为道德原则的集体主义对社会生活的调控，也需要作为政治原则的集体主义对政治生活的调控。因此，人们把集体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导价值观。从理论上上来讲，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制度中，社会公共利益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利益的集中体现，因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核心。所以，社会主义社会中，集体主义价值导向的实质，就是要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使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正确统一起来，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集体主义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精神基础。

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集体主义，是主张个人从属于社会，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团、民族、阶级和国家利益的一种思想理论，是一种精神。它的最高标准是一切言论和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集体利益，这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内容。其科学含义在于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要服从集体利益。一切行动和言论以集体为重个人为轻。共产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它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

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的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实现提供了条件，而全体人民也以建立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的道德、共同的纪律作为自己的要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集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它的产生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状况相适应的。集体主义是新时期我国人民的正确价值取向。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关系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因为它正确地解决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再次，它是我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力量源泉。总之，集体主义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价值取向。

无论是现代国家建设理论，还是现代国家建设的实际要求，也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还是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都决定了中国社会要实现这种跨越式的发展，并成功迈向现代化，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领导。因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当地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核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历史必然，而却也是当代中国社会迈向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是，政治权力所具有的深刻影响性，决定了无论是集权还是分权，都不是一项简单的政治行为，它直接受制于集权或分权的主导思想、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三大问题。这三大问题解决不好，集权或分权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可能走向反面。在当代中国，党的集权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好这三大问题，最后走向决对。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党的集权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但是真正促使党的集权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之外，还与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的“不断”的思想。

我觉得，林尚立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病变这一章节中写的特别好，他抓住了政治形态病变的根源——高度集权。政党的强有力，不仅体现在它自身的政治地位、社会影响和支持基础，而且体现在它的领导、执政和社会调控能力。因此，集权往往成为强有力政党领导的基础和表征。在中国，党的集权是现实社会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然而，在当代中国，党的集权由于没有很好地解决好集权或分权的主导思想、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这三大问题，

最后走向绝对。党的集权的形成，既有经济原因，也有1政治的原因，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政策的原因，但是真正促使党的集权从相对走向绝对的，除了上述几点原因之外，还与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的“不断革命”思想。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每一次新的革命所带来的新的发展，都将在更大程度上偏离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和客观规律，从社会主义改造的“小跃进”到1985年的“大跃进”，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清楚地划出了这种偏离“航道”的轨迹，沿着这一轨迹发展，党的集权就必然随着“不断革命”进程的开展而不断被强化，直至走向一种绝对的集权。党的过度集权在使国家制度发生变形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制度发生变形。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病变正是由这双重变形引起的。主要表现在：1.民主集中制失范；2.法律和制度虚置；3党的功能国家化；4.基层政权变形；5.政府间关系政党化；6.单位组织政治化。但是，这几方面的问题也为我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

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发生病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在于高度集权。这种高度集权已经到了足以全面摧毁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重要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地步。民主集中制的严重受损直接导致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病变。由此，重新确立并有效实行民主集中制，就当仁不让的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复原的关键之一。针对过去的集权集中，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放权分权。在传统的政经合一、国家与社会高度一体化的体制背景下，由于政治权力对社会生活形成全方位的控制和作用，所以，权力的高度集中是全面性的。

我觉得在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复原与发展这一章节，民主的成长这个标题极为形象，让人感觉到民主的希望与光辉。高度集权严重摧毁了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重要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的严重受损直接导致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病变，因此，民主化就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形态复原的逻辑起点。针对过去的集全集中，民主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放权分权。邓小平提出要从对政治发展有决定性意义的经济上的放权分权开始，有步骤的、渐进地放权分权。尽管最初的放权是分权是围绕经济民主展开的，但是，由于传统的体制是政经高度统一的体制，所以，经济管理权力的下放或者经济管理权力的扩大，一开始就与政治民

主有密切的关系，其中最关键的是党政关系问题。但是，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放权分权的空间还比较大，而且政治体制本身也开始进行改革，所以，经济民主的发展遇到政治因素的限制还不是特别突出。

然而，由于这种放权分权总体上还是在旧的经济体制内展开，没有根本脱出传统的集权和分权的两难困境，所以，这种放权和分权在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逐渐积累起新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的“诸侯割据”现象日益严重；中央政府的社会调控能力逐渐下降；经济和社会生活受困于新旧双轨体制；权力腐败日益加重。随着这些问题的不断积累，人们对改革提出了深度要求，即要求在经济改革基础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更大的改革空间，并最终形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虽然在此期间依旧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我觉得这种民主化带来的成就也是巨大的。随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80年代以放权分权为动力的改革发展模式，而进入了以制度创新为动力的改革发展模式，90年代的中国政治发展孕育着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