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江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2
论宋江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江西省万安县进修学校罗强
论文摘要：宋江是《水浒传》中最重要、最复杂，也是刻画得比较真实成功的一个形象，同时又是一个广受争议的形象，宋江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带有多个阶级阶层的特征及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道德标准。他既是草寇，又是忠臣；既是英雄，又是庸才；既是爱国御虏的将领，又是愚忠愚孝的奴才。可以说吏的身份与入世的理想的矛盾，忠与义的冲撞，造就他的身上有的多重性格，也造就了他虚伪狡诈残忍，善于权谋的一面。在命运和性格面前他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
关键词：《水浒传》；入世；小吏；游民意识；忠与义；命运悲剧；性格悲剧；权谋。
宋江是《水浒传》中施耐庵着力塑造的人物，作为封建社会不得志的文人，宋江有着满腔报负却无处施展。他疏财仗义、济弱扶贫、孝亲敬友，这是他性格的温柔敦厚的一面，他孝忠皇帝，讲义气，这是他性格中正统思想的一面，他明处为大家办事，暗处结交江湖大盗，这是他性格中虚伪狡诈的一面，他聚众造反，题诗言志，这是他性格中反叛的一面。所以，在如何看待宋江的问题上，一直有两种观点并存。第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一位优秀的农民领袖。为人仗义疏财，并且忠义有佳。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朝廷的鹰犬，不惜兄弟的性命而为自己的前程铺路……施耐庵通过描写宋江充满矛盾的行为，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重性性格的人物。所以对于宋江的形象，历来众说纷纭。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宋江的形象呢？
一、总述：
宋江到底是怎样一个人，这就需要客观公允的来看待。在宋江身上有着多重性格，他无愧于英雄，然而是一个悲剧式的英雄，他的悲
剧命运既是命运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宋江“自幼攻读经史”，可见其所受的教育为儒家文化的教育。儒家文化中强烈的入世倾向对宋江文化人格的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入世为官很可能成为宋江的人生志向。在招各位英雄上山时，宋江亦多次言道待等朝廷招安以后为国效力、封妻荫子。无论从其所受的思想影响，还是其言行举止，我们均可看到宋江内心中价值认同仍然是主流社会给予的，他有强烈的入世为官之志。但宋江当上的郓城县押司，这不是官，是小吏，而且宋江还知道作为小吏，摆在他面前的社会现实则是：一是他没有办法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二是从仕途的角度讲，宋江不能通过与知县的交好从而获得升向权力中心的机会，他必须另觅他途。由此，吏人身份与入世为官之志构成了冲突，这冲突则构成了宋江仕途上的悲剧。这是他的命运悲剧之一。
入世之志在正常社会条件下的无法实现则让宋江转向其他的阶层寻求自身价值的实现，这些阶层则是身处江湖的游民阶层，或是与其身份同等的社会边缘人。宋江由此便在主流社会与江湖社会之间，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空间中找寻自己的生存之道与理想实现的途径。在郓城县当押司期间，宋江就在处心积虑，潜伏忍受，等待时机成熟，提前做了充分准备。为此他做了另立户籍、密挖窨子、结识好汉三件大事，为宋江发展奠定了两个基础：经验权谋之基础与江湖声望之基础。因为宋江获得了“孝义黑三郎”、“及时雨”的美称，又免除家庭方面的顾忌，更赢得了众多好汉的心。
“吏”的身份让宋江对权力的运作结构有了清醒的熟悉，即对实际支配权进行控制与驾驭。让我们再来看看宋江上梁山前后的所做所为。他选择上梁山的时间，宋江有四次上梁山的机会：一是杀死阎婆惜，避罪出走时；二是避罪归来，带领着一批好汉时；三是押解江州服刑，被晁盖截住时；四是劫法场救下他后。前三次，即使众人苦苦相劝，他都坚决不上梁山，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第一次的情形，宋江杀死阎婆惜，获得重罪，此时，他孓然一人，无权无势，如果上梁山避罪，就是去寻求晁盖的护佑，寄人篱下，壮志难酬，这不是宋江的
生活，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投奔柴进。宋江知道柴进广纳门客，家中一定会聚集着许多好汉，这是结识更多好汉的大好时机。不出所料，他在柴进家结识了武松，他极力拉拢，终于使武松死心塌地地追随他。避罪归来时，他已经拉拢了十余名好汉入伙，这时上梁山应该是很风光体面了，但他还是不想去，凑巧到梁山脚下时，石勇传来家书，告诉他宋太公病危的消息，他急忙捎一封书给晁盖，就乘机脱身了。他这样做有一箭双雕之妙：一是抬高自己在晁盖及其他人心目中的地位，让大家不敢小觑他。在晁盖看来，宋公明果然英雄，带罪之身，竟然还能拉这么多好汉上山；在随行众人看来，公明哥哥果然了得，仅凭一封书信，我们竟然获得了晁盖的厚待。二是觉得此时上梁山还没有绝对的优势，带这点儿兵马上山，与晁盖平分秋色尚且做不到，想要取而代之，更是万万不能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回家被捕后，宁可戴枷到江州受刑，也坚决不上梁山。他知道，凭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声，路途中定然还能网罗一批好汉，不出所料，他一路走去，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等闻风而至。此时，成功立业的念头在他心中蠢蠢欲动，酒后题反诗正是他此时心态的真实写照。题反诗，获斩刑，二十九位好汉救下他，其中已经有二十二位是他的人，在梁山头领之争中，他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这正是他上梁山的绝好时机，他决定上山。《容与堂刻本水浒传》沙弥怀林述语有“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盗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当时若使之为相，虽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观者也”。金圣叹则认定作者“痛恨宋江奸诈”，他也认为“宋江是纯用术数去笼络人”。
上山后，他常常和吴用大谈“替天行道”，“封妻荫子，博取功名”的政治理想，使吴用的心逐步与他接近，后来更是借九天玄女授三卷天书的神话，把吴用与自己关联起来，终于使吴用死心塌地地追随于他。绊脚石搬走了，宋江就全力以赴，对付晁盖。他对付晁盖的方法，可以形象地归纳为“三着”：第一着，控制军权，第二着，收买人心，第三着，灭势。最后，宋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在宋江的调度下，梁山事业蓬勃发展，与宋廷交锋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披靡，朝廷精锐之师或降或败，锐气尽失。如果此时乘势起兵，大宋江山还不唾手可得吗？可他为什么还力主招安呢？这时义与忠的矛盾尖锐的体现出来了。因为他审时度势，分析了当前的处境，知道自己能打败官军的原因是统帅的无能，更知道宋廷的气数未尽，认识到“天命不可违，而且自己从来没有存心反朝廷，革皇帝的命的壮志，只是想替天行道，清君侧，这使他一生志又不得酬，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率领众人走上了谋取功名的招安之路。最后被宋廷毒死。这是他的命运悲剧之二。
这样的结局也符合宋江自称的“呼保义”。因为呼保义这个词实际上讲的是宋江对待国家的态度，对待朝廷的态度，对待皇帝的态度。面对辽国君臣的诱降，许之以高官厚禄，连吴用也动心了，可宋江不为所动，他对吴用说：“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最让我感慨也最体现宋江的忠心的就是为了尽忠到底，弟兄们在这场政治屠杀中伤亡殆尽，甚至在死前毒死了李逵，消除反叛的隐患，以“义”的沦丧为代价来实现“忠”。一句“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的喊出了忠君之心可昭日月，天地可表的一腔热血。
其实，吏的身份与入世的理想的矛盾，义与忠的矛盾，也是导致宋江性格悲剧的关键因素，以下就重点谈一谈宋江的性格，以及由此引发的悲剧。
二、忠与义的冲撞，造就宋江的矛盾性格
莎士比亚说，性格即命运，这在宋江身上有着生动体现。所谓太平盛世，野无遗贤。宋江怀抱利器，希望为朝廷所用，建功立业，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但是现实是无情的，皇帝昏庸，奸佞当道，空怀抱负，报国无门。宋江既非出身豪门，又非官宦子弟，进身无望。走进入仕途的终南捷径，只有等待机会成为像当朝的高俅、蔡京一样的政治暴发户，或者啸聚山林接受朝廷招安，以期封妻荫子。后者只能潜心积攒实力。
为此，家实殷厚的宋江，广泛结交江湖好汉，为人仗义疏财，…….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庄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得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从这里我们知道了宋江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着儒家思想的教育，供职于统治阶级阵营，为人又仗义豪侠，喜好结交江湖好汉。“自幼曾攻经史，”宋江受的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忠孝是其灵魂的核心；另一方面，宋江又生于腐朽黑暗的社会，并受侠义传统影响，侠义又形成其灵魂的另一方面。重侠义使宋江自惹其祸，被逼上梁山；而忠君报国对封建统治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梁山事业。“宋江最大的义举就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对晁盖等人劫生辰纲投奔梁山扯起造反大旗，宋江同情但并不认同，与生俱来的忠君思想与江湖道义发生冲撞，宋江陷于困惑。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忠’和‘义’毕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做出艰难的抉择。”从“义”出发，在客观上同情和支持了梁山起义；从“忠”“孝”出发，他又竭力避免转入起义的旋涡。宋江在思想上、行动上的这种矛盾冲突，正是合乎逻辑地展示了他从自身的基点出发，到走上梁山所必然经历的过程。被迫上梁山后，忠与义的矛盾一直困惑着宋江，使他最终走上妥协，主动接受朝廷招安。
可以说，接受朝廷招安是宋江上梁山之前就已有的想法。宋江骨子里的忠君报国思想决定了宋江只想成就事业引起朝廷震动，为将来接受招安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既是忠也是他的义的体现。他希望梁山好汉都能有比较光明的前途，能够被朝廷重用，报效朝廷。基于这一思想的另一深层原因就在于梁山好汉的构成多为朝廷的中下级官吏，尤其是下层武职官吏，另外还有不少人是曾经为生活所迫占据山林的，而他们所带领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多是流民，这也决定了多数梁山好汉并不真的要造反，他们与朝廷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愫，接受招
安重返朝廷，为朝廷所重用，是他们共同的愿望。宋江选择招安是他对弟兄们的义之所在，也是忠君的体现。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宋江的忠义却换来了悲剧下场。接受招安宋江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显赫爵位，他先后被升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督总管。这些虚渺的爵位让他看到了自己忠君的行为得以认可，心中自然是欣喜万分。然而，这并没有让他名垂青史。一杯毒酒、一道圣旨就将他灰飞烟灭。为了保全自己忠君的虚名，竟在临死前给他最忠实的兄弟李逵下毒。置兄弟于死地，此时“侠义”在“忠君”面前已荡然无存。临终时分，他带着自己忠字的头衔心甘情愿地赴黄泉而去了，换来了一个不可思议而又顺理成章的下场。也许这就是宋江的最真实的写照吧。
再者，义”是封建社会市民阶层十分向往的思想精神。所谓“义”简单地说就是想朋友之所想，急朋友之所急，为朋友两肋插刀。而我们的呼保义宋江是如何义的呢？他为了拉拢卢俊义如入伙，竟然用了近似凶残的手段，弄得本来是小康之的卢俊义一无所有，家破人亡，强行拉他连宋江也不愿意且不甘心做的落草为寇。这是义吗？如果说卢俊义在入伙之前和宋江还没什么关系，算不上什么朋友，那么朱仝却和宋江有生死之交，朱仝对宋江有救命之恩，而宋江对待朱仝就那么朋友了。宋江竟然指使李逵杀死了曾经有恩于朱仝的知府的衙内，陷朱仝于不义之中。义气何在？招安时，他根本不考虑众英雄的痛苦，他们很多的是在官府中无法混下去的角儿，比如林冲被高俅逼得走投无路，与高俅有不共戴天之仇，而他却把高俅捧为上宾，无奈之下，林冲无声无息地瘫痪而死了。呼保义宋江为弟兄们想了吗？
三、吏的身份与入世的理想的矛盾，义与忠的矛盾，造就了他虚伪狡诈残忍，善于权谋，如不这样，他的理想就无法实现。
1、虚伪狡诈
宋江在忠义的面具下，掩盖了人格中的虚伪狡诈残忍。“吏道纯熟”表现出混迹官场为人处事圆滑老道的性格。“明代无名氏《梁山泊一百单八人优劣》一文中论宋江：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见人便哭，自称曰：‘小吏，小吏，’或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学，真强
盗也。然而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无用人也。这从一个方面表现出善于权谋，专一笼络人心的性格特征。于晁盖的矛盾则表现得尤为突出。
晁盖要盘踞梁山，对抗朝廷。宋江要见机招安，忠君报国。由此开始分道扬镳。宋江为实现其理想利用威望架空了晁盖。每当晁盖欲领兵出征时，宋江总是劝阻“哥哥山寨之主，不可轻动。”其用心是把晁盖当成傀儡，自己领兵出征，功劳归自己。久而久之，梁山好汉只知宋江不知晁盖。“……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无路可见，欲将此马前来进与头领，权表我进身之意。”此语正道出宋江在江湖上的地位，且被认定为实际上梁山主人。因此，晁盖不死早晚也会被宋江废掉。晁盖死后“宋江每日领众举哀，无心管理山寨事务”。先使山寨混乱，迫使众人竭力邀请他做第一把交椅。当宋江焚香已罢，权主主位，便开始发号施令。梁山泊寨内，大小头领自从宋公明为寨主，尽皆欢喜人心悦服。说明宋江早已收买了众英雄的心，也早做好了做梁山之主的安排。可见，宋江并非一个一身侠义英雄，仗义背后是狡诈、权术。
2、宋江残忍寡仁。
为收降秦明斩杀秦明一家老小并烧杀无辜百姓；为报私仇将黄文炳活剐食肉兼斩杀满门。李逵是宋江最忠心耿耿的好兄弟，但当宋江听到李母被猛虎吃了后，仍为得了李云、朱富而大喜做筵席庆贺毫无怜悯之心。宋江临死还要拉李逵做陪葬。可见他的狡诈善权术，到了何种程度。
宋江善于弄权，终于导致与晁盖关系破裂。宋江上梁山之后，他的野心开始极度膨胀，故而广施仁义，招揽众兄弟的人心，吸收同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广纳地主阶级，增强自己的政治势力，逐步取代了晁盖的权位，梁山明为晁盖之主，实权已落入宋江之手。照理说，晁盖升天，宋江升职，是顺理成章的事。宋江原本就是“二把手”，一人之下众人之上，地位威望均无人可比。所以晁盖一死，吴用等人便不管什么遗嘱不遗嘱，全都跑来找宋江，“请哥哥为山寨之主”。他们的理由有两条。一是“四海之内，皆闻哥哥大名”；二是“若哥哥不坐时，谁人敢当此位”。其实，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自从宋江上山以
来，梁山的事务，实际上一直是宋江在主持，晁盖不过只是名义上的寨主。因此，晁盖死后，由宋江继位，不但天经地义，而且大得人心。然而晁盖却偏偏不想让宋江当寨主。如果他想让宋江当寨主，根本就不必立什么遗嘱，这寨主之位，自然就是宋江的；而以宋江武艺之稀松平常和根本不可能直接上阵交手厮杀，又岂能捉得史文恭？显然，晁盖这一遗言，已经几乎是公开暗示不肯让位于宋江了。在一定程度上说，权谋是像宋江这样的出身寒微的下层官吏赖以生存、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
宋江为什么会极力主张接受“招安”呢？认真分析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指导思想以及塑造人物宋江的过程之后，我们很容易找到答案。小说《水浒传》中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北宋末年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当时的北宋处在内忧外患时期。一方面，“朝廷不明，天下大乱，天子昏昧，奸臣弄权。”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由于种种遭遇纷纷被逼登上梁山，走上了武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道路。另一方面，北宋疆界不断遭到外族侵扰，民族矛盾加剧。社会上，人们普遍要求联合抗击侵略，反对投降；封建统治者也广泛使用“忠义”为名的各种政策，来缓和内忧外患的危机。施耐庵生活在元末明初，所处的时代恰似北宋末年。在这种形势下，施耐庵在整理梁山好汉故事的基础上创作了小说《水浒传》。他把《水浒传》里的宋江塑造成一个能够带领农民起义队伍接受“招安”去替封建统治者平定内乱和抵御外族侵扰的“忠义”人物，显然是在借宋江之名寄托他“保境安民”的政治理想。从生活轨迹看，宋江最终走上接受“招安”的道路是不奇怪的，因为他出身大地主家庭，从小接受封建正统教育，走上社会之初，事业还比较如意。他后来的遭遇都不是自己的原因，是那些不仁不义的人造成的。所以，宋江只怨贪官，依然对朝廷和皇帝充满希望。一有机会，他就会离开避难的梁山，去实现他的“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理想。然而，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斗争一直是很尖锐的。作者让宋江以悲剧结束一生，是尊重事实的表现，但即使这样，“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理想也是作者的理想，因为在《水浒传》整部小说里，作
者是以歌颂的方式塑造宋江这个人物。作者之所以用歌颂的方式来塑造人物宋江，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替天行道，保境安民”。
综上所述，正因是下层小吏，他对百姓的疾苦有深刻体验，他仗义疏财、富有正义感，私放晁盖即本于兄弟之情，更是对晁盖的义举的赞赏与钦佩。他脚踩两只船，在江湖与朝廷之间摇摆不定，江湖侠士劫富济贫，铲奸扶弱的义行，让他赞赏不已；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的成就心使他留恋于官场。官小位卑，无人赏识，难以施展才华，又让他彷徨困惑。所以说宋江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是由他自身浓郁的“忠义”思想造成的，而浓郁的忠义思想不仅扼杀了宋江自身的生命，而且也扼杀了梁山众英雄的生命。同时宋江形象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他形象地给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如果只反对贪官和昏君，而不摧毁整个的封建制度，便不可能避免政治悲剧的重演，就不能从封建剥削压迫下解放自己。
[参考文献]
①《忠义难两全水火不相容》--余诗携（《湖北教育学院学报》第21卷第6期 2004年11月）
②《宋江的阴谋》--梅方义（《当代矿工》第60期 2001年3月）
③《谈宋江的双重性格特征》--张静（《太原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3期）
④《宋江新论》--史瑞玲（《山东教育学院学报》总第78期2000年）
⑤《宋江的忠与义》--吴小侠《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第21卷第4期 2001年12月
⑥王学泰先生在《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