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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由兴盛而速亡值得深思


隋朝由兴盛而速亡值得深思

汉朝之后,中国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时间的统一外,在大多数时间,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是,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在经济交往、民族文化交流等方面逐步进入了大融合的过程中,国家的统一已经成为当时主要的发展趋势。

杨坚适应了这种趋势,建立了统一的王朝——隋朝。

581年二月甲子日,周静帝禅让,杨坚众望所归地登上皇位。这可能是历史上最为轻松最为顺利的帝王易位,不仅没有流血,而且也没有激烈的意见冲突。隋文帝杨坚是颇有才智的皇帝,他既有仁慈之心,又有政治智慧,不仅完成了统一的大业,还把初立的隋朝建成了较为稳定富裕的国家。在隋文帝的治理下,隋王朝政权稳固,社会安定,户口锐增,垦田速加,积蓄充盈,文化繁荣,兵甲强盛。后人把隋文帝建国之后的大治誉为“开皇之治”。

589年,隋灭了南方的陈朝,统一了全国。同年,琉球王国归降隋朝,突厥可汗也尊杨坚为“圣人可汗”,表示愿为藩属永世归顺。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进行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结束了中国长期混乱的局面,创造了不少的成功经验。

第一,在政治上进行重大的改革。

隋文帝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即设立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尚书省负责执行,尚书省下辖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这样的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在唐代被继承和完善,中书省以中书令二人为长官,门下省以侍中两人为长官,尚书省以尚书令一人为正职长官,以左、右仆射各一人为副职长官。尚书省下辖六部,每部又下辖四司,尚书省共领24司。这一体制奠定了唐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中枢行政机构的基本格局。同时,隋文帝还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并且规定地方官吏一概由中央任免,这一体制大大的巩固了中央集权,比较有效地避免了汉、晋时封王体制易引起诸侯王叛乱的弊病。汉初刘邦封刘姓诸侯王,至景帝时刘姓诸侯反,晋武帝司马炎之后,东晋出现了“八王之乱”,这都是因为诸侯权力太大。隋文帝把州县的人事任命权收归中央,巩固了中央集权。

第二,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一是继续推行和改善均田制。隋朝沿袭了北齐的均田制,并进行了改善。一般农民所受土地,分露田和永业田两种。露田年满六十岁时归还政府,永业田则不归还。丁男(十八岁)受露田八十亩,妇人四十亩,奴婢依丁男受田,一头牛可受田六十亩,限止

四牛。永业田分桑田和麻田两种,每丁受二十亩。此外还有园宅地,农民每三口分给一亩,奴婢五口分给一亩。这种体制虽然也是在保证封建官僚地主占有多数土地的前提下实行的,但毕竟使农民比以前更多更稳定地得到了土地,积极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是隋初富国的最基本的经济措施。

二是整顿赋役与户籍。在推行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沿袭了北朝以来的租调力役制度,十八成丁,开始纳租调服徭役。一夫一妻(丁男一床)岁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先四丈后改为二丈),绵三两或布一端(六丈),麻三斤;单丁和奴婢减半。成丁的男子每年服徭役一个月,至583年,改为二十一岁起服役二十天。590年,规定五十岁以上可以输庸停防(用布帛代替力役)。这样的赋役与前代相比,农民负担相对减轻,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此外,隋朝建立后,及时地整顿人户和查实户口,在首都及直辖县(当时称“畿内”)以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长;四闾为族,设族正。其他辖区(畿外),保以上为里,设里正;里以上为党,设党长,这是比以前优越的人户管理方式。以此相应,对户口实行严查。开皇五年(585年),在全国“大索貌阅”,即按照户籍簿上登记的年龄核对体貌,防止谎报年龄。大业五年(609年),又进行了核查。此后,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派人至乡村,以三百家到五百家组为一团,依据每家资产情况,以定样确定户等及纳税标准,写成簿籍,称为“输籍定样”(或叫“输籍法”)。推行这一方法,既有效地防止逃税,又能更好地防止地方官舞弊。由于采用了对农民有利的田地政策和税收措施,农业得到了发展,人口猛增,耕地扩大,粮食丰收。据官书统计,隋初仅有三百五十九万多户,隋平陈时得五十万户,到606年(大业二年)全国已有八百九十万七千多户。

三是开渠建仓。隋文帝命宇文恺等率众开漕渠,开通了长达三百余里的“广通渠”。此后隋朝又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疏通了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开通了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后来,形成了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的大运河。大运河以余杭、洛阳、涿郡为三点,有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当时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由于河流的贯通,各地的

粮食物资的转运比以前大大的方便了,隋朝在西京大兴城和东京洛阳城以及沿渠各地广设仓库,储存粮食,如洛口仓、含嘉仓等,是非常有名的大仓库。周全的仓库设施,极大地方便了粮食的储备,对人口增长、社会发展、重大军事行动等,都是十分有利的。

四是大力推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积极开展对外贸易。隋的手工业发展较快,造船技术很高,杨素督造的五牙大战船,有楼房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高五十尺,可容八百人。隋的都市商业颇为发达,像作为两京的长安、洛阳,有好几条繁荣的街道,而张掖、南海(广州)、丹阳、江都、宣城、毗陵、吴郡、会稽、余杭、蜀郡(四川成都)等,也有比较成熟的商业市场。隋的对外贸易,在海、陆两方面同时进行,在西北是陆上贸易,在东南是海上贸易,长安和洛阳是当时国际贸易的重要城市。

第三,隋朝在文化教育立法上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具体表现在:

一,收集整理典籍。隋炀帝杨广从在江南任扬州总管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组织编写了一百三十多部书,计一万七千多卷。像《长洲玉镜》四百卷、《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西域图记》三卷等,都非常有名。据说,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设有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还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有人认为,杨广是在收集珍贵藏书上贡献最大的皇帝。

二,兴办学校,典定科举制度。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他恢复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他下诏崇尚孔子和儒学:“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他在大业二年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三,大业三年,隋炀帝颁《大业律》,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后来,《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

大业律》修订的。而《唐律》成了唐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法律“摹本”,也是古代日、韩等国律法的参考文本,由此可见隋法律文本的重要性。

由上可见,隋王朝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创造了辉煌,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说:“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隋文帝被公认为中国古代最有才识和颇有仁义的帝王之一。隋炀帝也曾经是非常出色的帝王,他领兵打仗,屡屡取胜;他爱读书,琴棋诗画皆通,可谓才华横溢,战功卓著,文武全才;他恢复太学,立设科举,整理经典;他兴修大运河,建造东都洛阳城;他剿灭陈国,击败突厥,侵略林邑,驯服契丹,进攻流求,震服伊吾,占领吐谷浑,一统江山,建立天朝威严。隋炀帝的诗文写得很好,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认为“炀帝之才,实高群下”,如他西巡时所作的《饮马长城窟行》,“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成为千古名篇: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可是,也正是他,荒淫无度、奴役民众、持才自傲、管理失策,亲手断送了隋王朝,自己也成了和南唐后主李煜、北宋微宗赵佶一样的亡国昏君。

其实,对于隋炀帝杨广,有的评价是蛮高的,如唐初的名臣魏征赞叹说:“皇帝载诞之初,神光满室,具兴王之表,韫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轩冕。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

再如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评价说:“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

但也有认为杨广的才情影响了他的政治功业,如《剑桥中国隋唐史》说:“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

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今人有对民间评价隋炀帝鸣不平的,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评杨广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隋王朝确实有过种种创举,如创三省六部制,开皇律,设州县两级制,立科举制,施均田制,开大运河,修义仓,建长安、洛阳两城,平南方陈国,威服四方,树天朝威严等等,但毕竟隋在二世,在隋炀帝的手里就灭亡了。为什么有如此创举,曾经是那么富裕的强国,又是由那样一位才华横溢、战功卓著的帝王所统领着的国家,却非常迅速的灭亡呢?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很值得深思的历史问题。

隋的灭亡有许多原因,直接看起来,是隋炀帝继位之后荒淫无度,持才自傲,荒废政事,断送了隋王朝,但实际上有更复杂的原因。

首先,隋炀帝大业年间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打破了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力在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强大势力和影响,而三省五部、郡县两级的人事权归中央、科举制、均田制严格实施、严查户口等,也都是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损害了传统贵族的利益,加剧了杨氏最高统治集团与关陇集团贵族们的矛盾,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

其次,隋征服了南方的陈国等之后,原南朝的豪强们是口服心不服,表面上接受了隋的统治,但一有机会就想挣脱统治,从江淮到岭南地区,这些原是南朝的统治地区,众多原支持南朝的豪强地主,在隋朝建立后,一直是隋朝潜在的异己力量。隋文帝时曾平定了大暴动,但采取的是镇压和妥协结合的方式,很多叛乱头领后来成为了州郡的刺史、县令,其势力并没有被根除,当天下有变,这些潜在势力又立即起兵反隋。在后来南方地区爆发大规模武装反隋的叛乱后,原陈国的故境,后来都反了。

再次,在统治集团内,为争斗权力,历来矛盾重重,当矛盾激化时,最高统治层控制不了,各种势力便拿掉了假面具,露出了真面目。当隋政权的根基严重动摇时,统治阶级内部的三股势力,以李渊、杨玄感为代表的隋朝高官显贵,以萧

铣、沈法兴为代表的南朝残余势力,以刘武周等为代表的地方大族,纷纷群起反隋,他们星离棋布,锋镝鼎沸,隋顷刻间土崩瓦解。

此外,两都大城的建设,大运河的开拓,数量巨大的仓库的修建,对周边各国各少数民族的征战等,征调了数量巨大的民众,奴役太过于严重,隋炀帝时未能像隋文帝时那样款待于民,而是过分地驱使民力,让民众无路可走,可谓是“官逼民反”。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隋建国初的设均田制,开大运河,修义仓等,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隋王朝实际上是很富裕的,可是,隋王朝统治者沾沾自喜地享受着“国富”,大修各种供享乐的建筑,忘记了“民穷”的现实状况,“藏富于国”,供统治者享受,但没有“藏富于民”,民众苦不堪言,这就动摇了隋朝统治的根基,隋朝岂能不亡!

大隋之盛世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当时社会安定,繁荣开放,国泰民安,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户口锐长,垦田速增,积蓄充盈,甲兵强锐,威动殊俗,幅员万里。可是,不久之后,大隋却根基不稳,各地势力举起反旗,统治阶层内乱,其统治大厦就稀里哗啦一下就倒塌了。

历代政治家对隋王朝的灭亡都非常关注,提出了种种经验总结,隋之后,唐初杰出政治家魏征探究隋朝灭亡之因时归纳出一系列沉痛教训:

一、隋炀帝依恃富强的国力,野心膨胀,好大喜功,丢掉了“无为而治”的根本;

二、隋炀帝为人自以为是,骄傲自满,听不进他人的意见,一意孤行;

三、隋炀帝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纵情享乐,忘掉节俭作风,导致举国风气败坏;

四、最高统治集团不行仁政,推广法治;不施德政,而重刑罚;

五、统治者赏罚极为不公,升黜极为不当;

六、统治集团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加重民众徭役,租赋负担过大,导致天下大乱,人不堪命;

七、君臣相蒙,上下相欺,导致政治机制运转失灵,国家政务陷入瘫痪;

八、不重民,不爱民,驱民为犬马,以民为敌,激起民众的极大不满和拼命反抗;

九、隋炀帝行幸无度,放弃关中战略要地,远游扬州,最后死于叛军之手;

十、最高统治者崇佛道、轻教化,矫情施诈,贿赂成风,娇奢淫逸,投机逐利,人情滥赏,大兴土木,靡乱无耻,道德沦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腐蚀瓦解了其政治经济体制。

其实,隋王朝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富民穷”,据《隋书·食货》记载,在隋朝灭亡之前:“百姓废业,屯集城堡,无以自给。然所在仓库,犹大充牣,吏皆惧法,莫肯赈救,由是益困。初皆

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也就是说,隋王朝频临灭亡时,广大民众已极度困难,但国家的仓库却仍然非常殷实,官吏们却因害怕国家的严刑峻法,不敢发粮赈济百姓。起初,民众还能吃树皮、树叶,后来就吃土、吃麦秆,最后只能人吃人了。

历代有一些明智的史学家,都指出了“隋之亡也,民困苦而国未贫”的根本点。隋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国家聚敛巨财,而民众却极为困苦,无以生存。

明清之际的一位学者唐甄也曾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这也即是说,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人民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国家的政权才能巩固。可见,藏富于国,虽富亦穷,必败;藏富于民,是真富,必兴。

隋朝的灭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国虽富而民特穷,粮满仓可民不聊生,有道是“民本君轻”,民无以生存,其统治体制岂能不亡,这一教训,应为后来管理国家者资以为鉴,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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