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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一)

摘要：“诉的利益”作为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它不仅是当事人起诉权的核心，也是确定法院审理范围的基础。由于受到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范围呈现出鲜明的扩大趋势。在此前提下，深入研究并发展“诉的利益”理论，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诉的利益；行政诉讼；诉权“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是西方一句著名的法谚，权利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并非仅仅停留在人们的理想与追求之中，而是有赖于司法救济程序的有力保障。但是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政治、文化状况、法律政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或限制，司法程序的启动不是无条件的，并非任意主体以任意名义的起诉都能被受理，于是诉的利益这一概念就作为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被提出来。一、“诉的利益”的性质分析“诉的利益”作为程序法意义上的范畴，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因而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

（一）“诉的利益”的定位——诉权的要件

行政诉讼引入诉的利益理论，是因为行政诉讼中同样存在判断什么样的起诉是适格之诉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是必须承认，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①]而法院审判权范围的确定取决于三个要素：法院的受案范围、适格的起诉人、恰当的起诉时机。其中，起诉时机从被诉行政行为的成熟程度方面对审理范围进行限制，受案范围针对于被起诉行政行为自身的可诉性，而适格的起诉资格则是从主体因素进行限制。判断起诉人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就是起诉人对于诉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通过“诉的利益”来保证起诉人与案件审理有一定的关联性。

在程序法中，诉的利益“是原告所主张的利益(原告认为这种利益存在而做出主张)面临危险和不安时，为了去除这些危险和不安而诉诸于法的手段即诉讼,从而谋求判决的利益及必要，这种利益由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时才得以产生”②]。因此，诉的利益是当事人在起诉时的自我主张，至于该利益能否得到认可，则取决于审判机关的判断。对于诉的利益审查愈严、限制愈多，当事人所主张的利益被认可的范围就愈小，滥用诉权的现象就能被很好地避免，行政效率便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与之相反，对诉的利益审查愈宽、限制愈少，则逾多的主张可能被纳入审判程序，当事人的诉权则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实现。所以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所以对诉的利益的界定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这一主导思想在行政诉讼起诉资格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二）独立的程序价值

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享有适格的诉的利益，意味着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有启动司法程序进行救济的必要。虽然诉的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不可分，但从性质上讲，诉的利益仍然是程序性的诉讼要件。一方面，行政诉权的性质就是程序权，行政诉权的行使以起诉权为重点，以获得公正审判为理想结果，其内涵当中并不包含胜诉权。原

告能否胜诉，取决于实体主张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从程序法的意义而言，当事人只要认为其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不需要证明实质损害的发生，换句话说，实质损害发生与否并不影响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它只对当事人最终能否胜诉有影响。进一步来讲，当事人享有起诉资格，也仅仅是得到司法救济的机会，其是否享有最终的胜诉权，则要依据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经过严密的庭审程序，考察起诉人的主张是否符合法律要件之后才能确定。因此，查明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行为是否违法，以及判定原被告双方的实体权利义务，都是审判阶段的职能，不应当在案件受理前以审查诉的利益的名义，对原告的实体权利做出判断，从而剥夺公民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

总之，诉的利益是行政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诉讼启动的程序性要件，承认诉的利益独立的程序价值，是对当事人自主性和主体性的尊重。二、“诉的利益”的界定（一）影响“诉的利益”界定的因素

1、权益保护范围的变化

传统的行政法理论产生于自由经济时期，在市场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模式下，人们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即“从何处得到自由”，人们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当政府权力的行使仅限制在保护生命、自由、财产时，公民就名副其实地自由了。”③]此时，政府的职责就是严格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为公民的自由提供保障，其作用无非是一部机器中的“传送带”，立法机关制造出法律，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中加以运用，如果出现问题就送到司法机关去解决。到了19世纪后期，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无力表现尽显无遗，社会矛盾激化，人们需要政府积极行动起来，并且开始追求一种积极自由，即“向……延伸自由”，人们转而相信“个体能够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他们的最大潜能”。④]顺应这一趋势，政府的事务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司法、警察和战争防御的范围，逐渐延伸到包括公共教育、交通、医疗、邮政等在内的社会服务领域。伴随着政府职能由“公共权力”向“公共服务”的转变，法律保护的范围相应的产生了变化，并对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的界定产生重大的影响。

（1）从“自然权利”到“社会权利”的扩大

在古典自然法学“天赋人权”的理念中，生命、财产、自由是个人权利的核心。在以行使“公权力”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模式中，法律对于公民权利的保护着重于“自然权利”，即人的生存权，是一种较为低层次的权利保护，政府在维护公共秩序的过程中只要不主动侵犯私权利，即是安全的。但是当社会发展到政府不仅要保证公民的生存，还要使其生活得更好的时候，公民权利的范围扩展到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权利”。公共事业的提供和社会福利的保障成为了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与之相对应的是公民享受这些服务的权利，就业权、环境权等新型权利被纳入了法律保护的范围，法律对于权利的保障已经不限于人的自然属性，转而强调为个人充分发展物质、智力和精神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意味着承载着权利救济功能的诉讼制度必须与之相适应，因此，调整诉的利益的范围，将社会权利的保护融入诉的利益的范围，是落实上述权利的具体体现。

（2）从“法定权利”到“法律保护的利益”扩大

由于早期行政行为的作用范围有限，当时与之相应的传统行政诉讼理论认为，“法院的功能在于遏制，司法审查的指向在于把行政机关禁锢于国会所颁发的指令范围之内”。⑤]因而法院受理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很有限，起诉人只有在行政行为侵害其“法定权利”，也即该权利受到宪法或法律明文保护的情况下，才能请求司法救济。随后政府角色的转变，对传统行政诉讼模式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一方面，在行政行为已经“无孔不入”的情形下，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接触范围扩大，对公民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给付行政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政府行为不再是针对具体相对人做出，而是提供给社会大众。“法定权利”标准将大量的相关利益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此时的行政诉讼进入了“法律保护的利益”时代，对于消费者、竞争者等行政行为直接相对人之外的相关利益人的保护得到

了理论与实践的认可。这种变化使得行政诉讼中有关诉的利益的界定标准从传统的“法定权利”扩大到“法律保护的利益”。

2、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协调

行政诉讼的功能之一，就是控制行政违法行为，约束行政权力的滥用，因此在奉行三权分立与制衡的国家，行政诉讼向来被当作司法权制衡行政权的主要形式，是保障三权平衡制约的重要一环。但是由于权力制衡具有显著的相互性这一特点，因此每项国家权力都不得不为避免自己遭到其他权力的责难而谨慎行使自己的制约权，司法机关也不例外。

一方面，行政诉讼不仅成本高昂，而且必然造成行政行为的延迟与不确定，这在某种程度上与行政权力行使过程中对效率和信赖的追求相矛盾，倘若对诉的利益不加限制，则当事人很可能仅仅因为情绪上的不满而对与自己没有利益牵涉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不仅是对诉权的滥用，更会造成行政效率低下，司法资源浪费的后果。因此，通过运用诉的利益作为判断权衡的技术手段，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涉限定于必要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另一方面，如果对原告诉的利益审查过严，拒绝相关人的起诉，那么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它意味着政府的非法行为可能无法受到挑战，意味着公共行政的标准可能无法得以维持，也意味着法律原则不能发展”⑥]。因此，合理界定诉的利益关系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关系的平衡与协调，是司法机关理智运用审判权的体现。

3、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人们之所以为诉讼程序的启动设置“诉的利益”这样一道门槛，是因为“只具有法律关系还不足以顺利地提起诉讼,为了起诉就必须使具体关系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诉讼权利被要求达到需要运用判断解决的程度”⑦]。这种状态在行政诉讼领域中体现为，原告不仅要证明其利益受到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该利益还必须具有予以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所谓必要性，主要包含两个含义：一是当事人的请求必须能够适用法律解决，现实社会中总有一些事项是不适合由法律解决的。例如纯粹的政治性行为，国防、外交、经济政策、宣布战争等行为都被视为当今政治生活中的敏感领域，与国家的安全稳定息息相关，“从社会的保卫和防御的角度来看，它们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他们不应该被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⑧]。又例如某些专业行为，主要是艺术性或学术性评定行为，行政机关因其办事机构的性质，可以在很多专业领域运用专业资源进行决策，法院因为不具备这样的资质而不能取代行政机关做决定。对于这些被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的行为，只能在行政系统内部寻求救济，而不享有诉的利益。二是穷尽行政救济，即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的救济手段，在行政救济不能达到理想效果的情况下，才能请求司法救济。法律做如此规定，是因为所有救济途径构成的体系可以形成一个金字塔结构，行政诉讼因为其保障最为有力，成本也最为高昂，因而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位置。行政救济优先，不仅有利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改进，也为最终的行政诉讼中法院调查事实、搜集证据减轻了负担，使有限的司法资源更有效地运用。因此，如果起诉人的诉求不符合上述要求，则不具有获得司法救济的必要性。

论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

论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摘要：“诉的利益”作为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它不仅是当事人起诉权的核心，也是确定法院审理范围的基础。由于受到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范围呈现出鲜明的扩大趋势。在此前提下，深入研究并发展“诉的利益”理论，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诉的利益；行政诉讼；诉权 ;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是西方一句著名的法谚，权利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并非仅仅停留在人们的理想与追求之中，而是有赖于司法救济程序的有力保障。但是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政治、文化状况、法律政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或限制，司法程序的启动不是无条件的，并非任意主体以任意名义的起诉都能被受理，于是诉的利益这一概念就作为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被提出来。 ; 一、“诉的利益”的性质分析 ; “诉的利益”作为程序法意义上的范畴，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因而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一）“诉的利益”的定位——诉权的要件

诉的利益作为一个程序意义上的范畴源于民事诉讼，在传统的给付之诉中，争议双方的给付请求权之争本身就体现了利益牵涉，法院当然受理。然而随着确认之诉的出现，任何人都有可能就任何对象申请法院作确认判决，如果不对确认对象做出一定的限制，滥诉现象则不可避免。法院通过对诉的利益的甄别来达到限制确认对象的目的，起诉人必须对诉讼请求享有一定利益才能成为适格当事人，起诉才能被法院受理。因此诉的利益作为起诉资格的判定标准，成为了起诉权的核心要素。行政诉讼引入诉的利益理论，是因为行政诉讼中同样存在判断什么样的起诉是适格之诉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是必须承认，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①]而法院审判权范围的确定取决于三个要素：法院的受案范围、适格的起诉人、恰当的起诉时机。其中，起诉时机从被诉行政行为的成熟程度方面对审理范围进行限制，受案范围针对于被起诉行政行为自身的可诉性，而适格的起诉资格则是从主体因素进行限制。判断起诉人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就是起诉人对于诉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通过“诉的利益”来保证起诉人与案件审理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程序法中，诉的利益“是原告所主张的利益(原告认为这种利益存在而做出主张)面临危险和不安时，为了去除这些危险和不安而诉诸于法的手段即诉讼,从而谋求判决的利益及必要，这种利益由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时才得以产生” [②] 。因此，诉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一)

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一)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行政审判“参照适用”行政规章，这不但是《行政诉讼法》的明确规定，也是当前法学界通行的观点。一般认为这里的“参照适用”是指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对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规章参酌、鉴定之后，决定是否适用。按照这个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如果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符合法律的规章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应当适用该规章，判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如果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原则精神作出的，人民法院就可以不适用该规章，判决撤消原具体行政行为。”①由此可见，基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处于行政审判中的“参照”地位而其作用仅在于：当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在认定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基础上“参照适用”，从而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裁判。这种通说观点，究其实质，只是在行政规章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行政规章被人民法院通过司法审查认定为不符合法律、法规时则会产生诸多问题，使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之法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各种论断均难以自圆其说。下面就有关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及由此推导出的行政规章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所导致产生的诸多法律疑问略作探讨。问题一：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行政规章的适用问题，总是在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依据行政规章作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法院在此情况下，必须作出是否适用作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规章的决定。一般的学术观点总是拘泥于人民法院对是否适用行政规章是否具有完全的自决权，即认为法院在对行政规章进行司法审查后，若行政规章符合法律、法规或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则必须使用该规章，反之则必不得适用该规章。这属于法制观念淡薄时期，人们对法律规定的理解不深刻所产生的问题。而对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所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则少有人论及。这就是究竟该如何认定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做任何形式的条文规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也未对此作出确切的说明。此问题，我们可以从下面两个层面来具体分析。其一，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适格主体是谁？这个问题似乎不难解答。因为依《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可以参照行政规章。这里实施参照行为的主体无疑是人民法院，而且也只能是人民法院。根据通说认为的“参照”即审查行政规章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那么据此即可得出结论：在行政主体依行政规章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诉讼中，认定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唯一适格主体应是受理审理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人民法院。其二，认定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依据的行政规章是否合法有效的标准应是什么？是确认制定行政规章的主体是否适格，是看行政规章所确定的条款内容是否合法，还是考虑行政规章的制定是否有一定的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及其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均未对此作明确的规定。因为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条文规定，故在司法实践中，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来解决了。而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是否适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作出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必将产生扩大司法自由裁量权与缩小具体行政行为稳定性的双重不利后果，对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活动必将产生极大的消极作用，并有司法权干预行政权之嫌。这一问题是由《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司法机关在审理行政纠纷案件时“参照适用”行政规章

浅析我国行政诉讼证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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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its own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 indicated that all uses “the case fact to be clear, the evidence is truly full”the proof standard has not met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work realistic need，In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proof standard's suitable question, we must use clear and the convincing standard are the general standard, the superiority proof standard and the elimination reasonable suspicion proof standard are the supplements，Union concrete administrative action factors and so on type, administrative case's nature and to litigant rights and interests influence's size, determined specifically case's proof standard can guarantee the greatest degree makes the correct judgment, the greatest degree realizes can meet the modern government by law requirement like this fairly with the efficiency, is helpful in realizes judicature's fair， Keywords：Standard of Proof,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multiplication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其分担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其分担内容摘要：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必须承担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其核心问题是举证责任分担。在被告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的原则指导下，应遵循如下三点：第一，被告应负举证责任。这不仅是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而且因为被告在证据的掌握上和拥有上，有相当大的优势，同时为了在行政诉讼过程中，调整原告和被告之间不平衡的法律关系，以利于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原因。第二, 原告只承担初步证明责任，原告提供证据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视为举证权利。第三，在特殊情形下，法院可以依职权调取证据。总之，明确举证责任及其分担的问题，是诉讼双方诉讼地位的均衡的需要，是保护弱者的需要，也是为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公正、及时地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分担、证据、

行政主体（被告）、相对人（原告）行政诉讼中最突出、最有特色的问题，是行政证据的证明责任或举证责任问题。举证责任是证据制度的核心内容，因而它倍受法学界的关注。美国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教授认为：“在实际诉讼中，举证责任问题的实际重要性甚至比大多数律师认识到的还要大。确定举证责任问题常常就是决定谁胜谁负的问题。”因此，本文就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及其分担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举证责任，是指在法律程序中的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罗马法中，后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在我国，过去的立法并未直接使用过这一概念，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出现"举证责任"这一用语。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指的是行政诉讼一方当事人必须承担的、证明案件事实的责任。它可以分为提证责任和说服责任，前者是指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必须为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提供表面上成立的证据，后者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一方当事人必须为案件的特定事实提供具有说服力的证据，否则，即在该事实问题上承担不利的后果。法律设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当行政诉讼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院应当如何作出裁判的问题，即解决这种真伪不明状态引起的不利诉讼结果的归属问题。与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目的相统一，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性质，就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核心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大家知道，在不同法律程序中，举证责任应有不同的分担方式。因而，在确定举证责任分担的内容时，应充分考虑不同法律程序模式的特点。如，在刑事诉讼中，现在就有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即纠问式和抗辩式。在纠问式中，除双方当事人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外，法院也承担着部分举证责任。在抗辩式中，则完全由双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在

论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一)

论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一) 【内容摘要】行政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整个行政诉讼活动的核心。行政诉讼中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审判机关只有严格地运用好证据规则，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才能作出公正的裁判。本论文试从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性入手，将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分为举证规则、取证规则、质证规则、认证规则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在举证规则中，根据法学理论的划分，从举证的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三个方面分项论述，从举证的主体上说明在举证过程中，举证主体应该必须遵守的规则。一般规则概括起来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这种规则在我国的三大诉讼中都有适用，但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又与民事和刑事诉讼又在举证的内容、范围、程度等方面又有所不同。而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是民事和刑事诉讼不具有的规则，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就是“由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经验规则是法官根据社会公众所普遍认知和接受的经验知识及其本身的阅历等，将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合理进行分配。取证规则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从法院、行政机关在取证过程中所应该遵守的规则。人民法院的调查取证是补充式的调查取证，行政机关的调查取证应是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取证。质证规则是法院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的根本保证，未经法庭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人民法院裁判的根据，质证应在法官的主持下，由参加诉讼的各方当事人对证据进行充分的质对、辩驳。认证规则着重从在认证过程中对证据的客观性规则、关联性规则、合法性原则、传来证据采用规则及间接证据采用规则等方面，对认证规则进行论述。【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据规则证据是指直接或间接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客观事实材料。而行政诉讼证据则是指能够证明行政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它是人民法院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并对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等作出正确裁判的根据①。行政诉讼证据是行政诉讼的核心，行政审判的每一道程序都离不开证据，人民法院通过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环节，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将相关法律规范适用于该事实，并作出裁判，从而完成全部诉讼活动。我国现正着力于司法制度的改革，力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就行政诉讼而言，这对行政诉讼证据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善的证据制度，将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像的。同时，为了实现司法公正，要求法官及诉讼参与人必须遵循统一且明确具体的证据规则，以便于查清案件事实，进而实现全部的司法公正。我国行政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合法性、可行性及完整性的指导思想对行政诉讼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作了合理的划分，并规定了一些具体原则。本文试从行政诉讼的举证、取证、质证及认证等几个方面对如何确立系统的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作了论述及探讨。一、行政诉讼举证规则我国行政诉讼法举证规则可分为一般规则、特殊规则及经验规则。（一）一般规则根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行政诉讼举证的一般规则可确定为"谁主张，谁举证"。其理由如下： 1、行政案件立案前，行政相对人应当承担证明其符合一定程序要件的举证责任。否则就不能进入以后的诉讼程序。根据《解释》第27条的规定，原告承担证明起诉符合法定要件的举证责任（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具体来讲，行政相对人起诉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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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内容提要：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在司法实务中是个令人感到棘手的问题。本文首先阐析了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及其价值；进而论证了证据的采信规则，其间归纳了行政主体在实施具体行政行为中所取证据因违法而不予采信的几种主要情形；接着对行政诉讼取证和举证期限的期限问题作了论述，最后提出了被告履行举证责任的标准。希冀本文对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制度的研究能有所裨益。关键词：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证据行政诉讼证据制度与刑事、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主要差别集中表现在举证责任制度上。如何设定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制度，使之成为确定行政诉讼的胜诉和败诉的规则，值得深入探讨。一、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其价值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行政诉讼法采用被告负举证责任说，但规定得过于原则，在审判实践中难以掌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举证责任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采用由被告负举证责任说，兼采合理分担说，即在一般情况下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特定的情况下由原告承担部分举证责任。尽管如此，但仍不够周全，主要是对举证责任的价值未作明确设定。举证责任的价值，主要是指诉讼中的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对胜诉和败诉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此应作明确规定。譬如，法律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对其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承担举证责任，若其拒绝承担举证责任，或所举证据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收集的证据、依据，对此法院如何裁决？仅作出“应当认定该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证据、依据”，这样的司法解释显然不够。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在行政权强大且不甘愿法律束缚其手脚，司法权相对弱小的环境下，如果法律不作明确规定，处于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弱者——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力保护。因此，对于上述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当举证或者所举证据不符合法律规定，

戢太雷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戢太雷:论我国建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来源：主站时间：2005-09-19 10:25 阅读次数：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戢太雷湖北省《行政法制》2004年第二期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大发展和突破，对于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其效果与人们的预期愿望相去甚远。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发展缓慢，收案率低与我国没有建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是密切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条规定：行政案件的审判实行合议制。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可能有以下多种原因：（一）被告的地位特殊，内容特殊。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只能是作为行政主体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在我国通常被认为是仅次于权力机关的一重要国家机关。所以，行政机关被诉至人民法院，并且由法院按照简易程序进行审判，与行政机关的地位有所不符。（二）行政诉讼不健全，基础薄弱，行政审判尚无完整的经验，无暇顾忌简易程序。199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生效实施。法院的各项审理工作还刚刚起步，实践经验尚未成熟。（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相对的难度与复杂性，涉及到诸多法律法规的正确运用，又牵涉到许多的技术性、专业性的问题。行政权是国家的重要权力，其具有广泛性、扩张性等特点。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时，很容易与作为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发生争议。相关的案件一般较为复杂，审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四）社会环境、法官素质的影响。由于行政案件的复杂性等特点，对于法官素质的要求较高，考虑到当时的法官整体的素质较低，如果采用简易程序，更难以保证审判的质量。如上所述，行政诉讼法未规定简易程序，是和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多种原因密切相关的。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这一规定显然与大量的行政纠纷产生于行政机关及时、小额处罚以及法律关于简单明确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有些相对简单的案件，在客观上已经不再要求集合议庭成员的集体智慧，不必要的拖延，反而会使民众的法律信仰减弱，有的案件走过场、公式化的痕迹明显，陪而不审的现象逐渐增多，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所以，笔者从我国建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入手，发表一点粗浅意见，以期抛砖引玉。一、确立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可行性我国确立行政诉讼的简易程序具有可行性：（一）有利于法律的衔接。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大诉讼构成了我国统一完整的诉讼制度。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具有同质性。从三大诉讼法的衔接来看，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中都有简易程序之规定。其中，民事诉讼法早于1982年就已经确定了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1999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设立专章对形势审判的简易程序做了规定，使刑事审判的简易程序日趋完善。从理论和实践来看，无论是民事诉讼法的简易程序还是刑事诉讼法的简易程序，都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司法实践也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立法与基本的制度安排，为增设行政诉讼的简易程序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借鉴。与此相适应，行政诉讼法也应该相应地增加简易程序，以与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协调，达到提高行政诉讼效率的目的。

论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一)

论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一) 摘要：“诉的利益”作为诉讼制度中的重要概念具有独立的程序意义，它不仅是当事人起诉权的核心，也是确定法院审理范围的基础。由于受到社会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中“诉的利益”范围呈现出鲜明的扩大趋势。在此前提下，深入研究并发展“诉的利益”理论，对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诉的利益；行政诉讼；诉权“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即无权利”是西方一句著名的法谚，权利的神圣与不可侵犯并非仅仅停留在人们的理想与追求之中，而是有赖于司法救济程序的有力保障。但是由于受到经济水平、政治、文化状况、法律政策等种种因素的影响或限制，司法程序的启动不是无条件的，并非任意主体以任意名义的起诉都能被受理，于是诉的利益这一概念就作为诉讼程序启动的前提被提出来。一、“诉的利益”的性质分析“诉的利益”作为程序法意义上的范畴，是行政诉讼中的基础性概念，它与当事人行政诉权的行使、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密不可分，因而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一）“诉的利益”的定位——诉权的要件诉的利益作为一个程序意义上的范畴源于民事诉讼，在传统的给付之诉中，争议双方的给付请求权之争本身就体现了利益牵涉，法院当然受理。然而随着确认之诉的出现，任何人都有可能就任何对象申请法院作确认判决，如果不对确认对象做出一定的限制，滥诉现象则不可避免。法院通过对诉的利益的甄别来达到限制确认对象的目的，起诉人必须对诉讼请求享有一定利益才能成为适格当事人，起诉才能被法院受理。因此诉的利益作为起诉资格的判定标准，成为了起诉权的核心要素。行政诉讼引入诉的利益理论，是因为行政诉讼中同样存在判断什么样的起诉是适格之诉的问题。虽然行政诉讼能够为公民利益提供有利的保障，但是必须承认，审判权不是万能的，“法院只对能够审查的行为，由合格的当事人在适当的时候提起的诉讼才能受理”。①]而法院审判权范围的确定取决于三个要素：法院的受案范围、适格的起诉人、恰当的起诉时机。其中，起诉时机从被诉行政行为的成熟程度方面对审理范围进行限制，受案范围针对于被起诉行政行为自身的可诉性，而适格的起诉资格则是从主体因素进行限制。判断起诉人是否适格的重要标准就是起诉人对于诉讼是否具有诉的利益，即法院通过“诉的利益”来保证起诉人与案件审理有一定的关联性。在程序法中，诉的利益“是原告所主张的利益(原告认为这种利益存在而做出主张)面临危险和不安时，为了去除这些危险和不安而诉诸于法的手段即诉讼,从而谋求判决的利益及必要，这种利益由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时才得以产生”②]。因此，诉的利益是当事人在起诉时的自我主张，至于该利益能否得到认可，则取决于审判机关的判断。对于诉的利益审查愈严、限制愈多，当事人所主张的利益被认可的范围就愈小，滥用诉权的现象就能被很好地避免，行政效率便得到了有力的保障；与之相反，对诉的利益审查愈宽、限制愈少，则逾多的主张可能被纳入审判程序，当事人的诉权则可以在最大范围内得到实现。所以行政诉讼中对诉的利益的审查，旨在明确何种私权利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提出质疑，进而避免无意义的诉讼阻碍行政效率的实现。由于诉讼途径是保障公民利益免遭公权力侵害的最后屏障，而诉权是公民利益得到司法救济所必需的程序权，所以对诉的利益的界定应当以当事人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这一主导思想在行政诉讼起诉资格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二）独立的程序价值行政诉讼中，当事人享有适格的诉的利益，意味着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受到了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有启动司法程序进行救济的必要。虽然诉的利益与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密不可分，但从性质上讲，诉的利益仍然是程序性的诉讼要件。一方面，行政诉权的性质就是程序权，行政诉权的行使以起诉权为重点，以获得公正审判为理想结果，其内涵当中并不包含胜诉权。原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一) 内容摘要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尤其当之与特定案件相联系时，出现的情形更为多样和繁复。本文引入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对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进行了必要的区分，明确划分了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所承担的不同的证明责任，并结合有关案例加以分析。此外，文章作者还论述了在行政法领域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文章指出，确立该原则对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及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顺利进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举证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其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这里对原被告双方使用的均为“举证责任”这一概念。而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在举证能力上有较大的差异，如果对其在证据方面的责任不加区分，则表面上的“一视同仁”必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均使用“举证责任”概念，我们认为，英美法中的“证明责任”概念的引入，对于诉讼中证据方面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问题。案件事实问题能否得以查清，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一系列主张是否成立、能否为法院所采纳，以及双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否最终实现，都依赖于相应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即取决于相应证据的证明力与说服力。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收集、提供证据，在庭审中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以及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等活动，构成了诉讼过程的主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事人要想使其诉讼请求得以实现，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其又具有行政诉讼独有的一些特点。什么是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原告方在行政诉讼中承担哪些证明责任？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和阐述。一、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本文中，我们使用的是“证明责任”这样一个概念，而非“举证责任”，那么，什么是“证明责任”，它与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有什么不同呢？2]“证明责任”(burdenofproof)是英美法上的概念，19世纪末的美国证据法学者撒耶在《普通法上的证据法导论》中指出：证明责任共有三层涵义。第一层涵义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双方存在争论的事实主张后所产生的危险责任——如果依其所言所为而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则将败诉”；第二层涵义是：“继续进行争论或者提供证据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存在于案件的开始阶段，而且贯彻于此后的整个审判或辩论的任何阶段”；第三层涵义是：“无论使用这个术语的何种称谓，都较诸其他两层涵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意蕴，而且亦可具体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或者概指整个涵义”。3]而证明责任分层理论的现代学说认为，证明责任这一法律术语具有两层基本涵义。第一层涵义是指当事人在案件结束之际，就一定的事实主张说服陪审员的义务；第二层涵义是指当事人一方向法官举出充分证据，以使相对方当事人作出答辩的义务。这两层涵义合在一起，构成了证明责任概念的全部内容。4]简而言之，证明责任包括两层涵义，一为说服责任，一为举证责任。我国目前在诉讼法领域（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并未对证明责任作如此区分，而是统一使用“举证责任”的概念，当然，这里的“举证责任”并不同于证明责任下的“举证责任”概念，而更多地具有证明责任的意味，即包括了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这里我们之所以要借鉴英美法上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的概念，是因为对证明责任作这样的区分更有利于

行政诉讼目的

行政诉讼目的论文提要：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海洋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都包含一定的立法目的。假如我们把行政诉讼的目的比作一辆汽车，那么行政诉讼的目的相当于这辆汽车的方向盘，它决定行政诉讼制度运行的轨迹。因此，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保证行政诉讼制度正常运行的思想基础。一、目的的哲学内涵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①马克思这段精辟的论述说明了人类有目的的活动与动物的本能行为之间的本质区别。人类在进行实践活动之前，就已经在大脑里预先设想了这个实践活动结束时所取得的结果。这个设想的结果，即是目的。那么，目的是如何产生和实现的？（一）目的是人需要的主观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 ①

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①可见人的主观需要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目的反映人的需要，但需要本身并不是目的。需要相对于目的而言是抽象的，目的需要具体化。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把意识到的自身内在需要同外部环境实现这种需要的可能性结合起来考虑，提出和设定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② （二）目的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实现的目的反映人的需要，而需要总是指向外部环境中的某个对象。这个目的在开始是一种主观的愿望，是一种预想，是一种观念的对象。这个脑海中的观念对象是如何变为现实的存在呢？人在观念中设定目的后，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通过有计划的改变客观现实，使之产生预想中的符合后果，从而使主观的愿望现实化。这种现实不是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人通过对象性的活动来完成。没有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预先存在的观念只能是空想。目的同实践活动的全过程紧密相连。目的是实践活动的起点，也是实践活动的终点，他贯穿于实践活动的全过程。在人的每一项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目的不仅使活动的动机在意识中有指向性地对象化，而且实际的规定着活动的方向。这样，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表现为一个?合目的性?的过程。（三）、目的的实现取决于实践活动的规律性合规律性是指现实的人认识到了自然规律或者社会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79页。 ② 汪辉勇：《论人的需要、目的和理想》，《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三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_法律文书完整篇.doc

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_法律文书「摘要」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是一个既重要又复杂的问题，尤其当之与特定案件相联系时，出现的情形更为多样和繁复。本文引入英美法上的证明责任概念，对说服责任与举证责任进行了必要的区分，明确划分了行政诉讼中原被告双方所承担的不同的证明责任，并结合有关案例加以分析。此外，文章作者还论述了在行政法领域确立案卷排他性原则的必要性及其意义。文章指出，确立该原则对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保护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及保障法院司法审查的顺利进行，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行政诉讼、证明责任、说服责任、举证责任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湛中乐*李凤英[注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第27条规定：“原告对下列事项承担举证责任：（一）证明起诉符合法定条件，但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起诉期限的除外；（二）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证

明其提出申请的事实；（三）在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中，证明其因受被诉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失的事实；（四）其他应当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的事项。”这里对原被告双方使用的均为“举证责任”这一概念。而事实上，原被告双方在举证能力上有较大的差异，如果对其在证据方面的责任不加区分，则表面上的“一视同仁”必然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公平。目前，我国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均使用“举证责任”概念，我们认为，英美法中的“证明责任”概念的引入，对于诉讼中证据方面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诉讼中的证明责任问题，是直接关系到诉讼双方当事人能否胜诉的关键问题。案件事实问题能否得以查清，当事人双方在诉讼中的一系列主张是否成立、能否为法院所采纳，以及双方当事人诉讼请求能否最终实现，都依赖于相应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即取决于相应证据的证明力与说服力。事实上，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收集、提供证据，在庭审中对相关证据进行质证，以及法院对相关证据进行审查、判断等活动，构成了诉讼过程的主要内容。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事人要想使其诉讼请求得以实现，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就必须要有相应的强有力的证据来支撑。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问题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同时，其又具有行政诉讼独有的一些特点。什么是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证明责任应当如何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分配？原告方在行政诉讼中承担哪些证明责任？这些都是令人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围绕以上问题，并结合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和有关案例进行分析和阐述。

行政诉讼法重点法条释义

第七十条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一）主要证据不足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三）违反法定程序的；（与轻微违反法定程序但不影响当事人实际权力的情形不同，此处为严重程序瑕疵）（四）超越职权的；（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的。【释义】本条是关于撤销判决和要求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判决的规定。本条是原法第54条中独立出来的一条，并作了一处重要修改，增加了“明显不当”情形。在修改过程中，对程序违法也作了多次调整，最后采用了折中方案，仍将程序违法作为撤销情形，同时将程序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情形作为确认违法判决的适用情形。撤销判决是行政诉讼中重要的判决形式，其法律后果是行政机关承担败诉责任，依照判决撤销被诉行政行为。判决被诉行政行为撤销的理由是行政行为违法，本条列举了六类违法情形。被诉行政行为只要存在一类违法情形，就应当判决撤销。撤销分为全部撤销和部分撤销，行政行为中部分违法的，应当撤销违法部分，保留正确部分。

一、主要证据不足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应当认定案件事实并有相应的证据证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需要审查被诉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是否属实，证据是否充足。判断证据是否充足，涉及证明标准问题。行政诉讼既要查清事实，又要兼顾行政管理特点和实际情况，其证明标准介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之间，比刑事诉讼中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要低，比民事诉讼中优势证据标准要高，有观点将之归纳为“清楚而有说服力”标准。由于行政诉讼情形很多，特别是被诉行政行为多样化，很难有一个统一的证明标准，因此本条保留了原法中“主要证据不足”的表述。主要证据不足，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导致认定的事实错误或者基本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足这个判断标准有很大包容性，在遵循基本含义的基础上，需要结合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实际情况，作出更为细致的规定，如有关对当事人权益影响较大的处罚、许可等案件，应当遵循更严格的证明标准，有关证券类行政案件，证明标准就没有那么严格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证明标准与二审审查标准、再审条件是一致的。有的意见认为，证据确凿与主要证据不足的逻辑不周延，主要证据充足但次要证据有所欠缺的，并不能称之为证据确凿。这涉及对证据确凿的理解，考虑到主要证据包括证明案件基本事实的证据和其他事实的主要证据，行政行为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就可以认为行政行为的证据确凿。证据确凿是主要证据确实、充分的另一个表述。因此，证据确凿与主要证据不足是可以相对应的。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查清事实是第一步，然后是适用法律、法规。法院审查行政

论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内容摘要： 198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对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存在制度上的缺陷，主要体现在行政审判易受干扰，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小，诉讼主体资格不明确以及行政判决执行难等方面。笔者认为应该从改革审判体制、扩大受案范围、明确诉讼主体资格、加强行政诉讼判决执行等方面来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关键词：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审判体制行政受案范围行政诉讼当事人一、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内容（一）行政诉讼行政诉讼，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监督制度。对于相对人而言，行政诉讼则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这里的“救济”是法律设置的一种机制：国家行政机关已做出某种发生效力的决定之后，相对人可以请求国家机关进一步审查，以撤销违法的决定，恢复或补救被违法决定侵犯的权益。除行政诉讼外，行政救济还包括：申诉、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作为行政相对人，他们有义务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有义务服从国家行政机关合法的管理。但法律制度的设计者总是遵循这样的原则：有义务就有权利，有权利就应有救济。行政诉讼即是旨在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同时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在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或可能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时，为相对人提供及时有效的救济。[1]在国家制度层面上，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一样，同属司法中的诉讼制度。一个国家解决行政纠纷的制度常常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现行行政法律法规规定了行政调解、行政诉讼等制度，但这些都属于行政系统内部的争议解决机制，行政诉讼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其处在行政系统之外，程序更严格，更具权威性。不仅如此，行政诉讼还常常将行政处理、行政复议决定作为直接审查的对象。（二）行政诉讼基本制度行政诉讼基本制度是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具体化，细化于法律规则当中，是整个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制度主要有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制度，确立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级终审制度等。我国在法治原则的基础上于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我国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依法行政开始进入重视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权利的新阶段。对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宪政和法治建设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是我国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没有充分考虑我国的具体法治环境，在长期的实行过程中表现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民主法治的全面发展，行政诉讼的基本制度在某些方面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需要。二、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关于行政审判制度的问题 1、行政干预阻碍司法公正审判当今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问题，既与法官贪赃枉法、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有关，也与法官受到种种干预、法官独立司法的地位缺乏保障有关。如果法官任免和晋升依然掌握在法院手中，法官独立审理案件的地位得不到保障，随时面临去职的危险，那么，出于普通人趋利避害的心理，他当然要选择对自己最

行政诉讼目的要论

行政诉讼目的要论在行政法理论和实务界，行政诉讼目的问题长时间受到忽视。同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相比，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较晚，理论研究基本拘泥于制度的“政策图解”，或曰“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研究”，缺乏应有的理论境界。在片面强调法学研究的实际功用的功利主义视角下，由于目的论很难为司法实践提供直接而具体的指导，往往被视为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论”。因此，有必要阐明行政诉讼目的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正确的目的论可以培植或彰显一种“民告官”的正当性理念。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官本位”的意识形态传统，要在这样的土壤里移植一种“民可以告官，民能告倒官”的行政诉讼制度，更需要培植和彰显关于该制度是合法正当的理念。行政诉讼目的正是用来解决行政诉讼制度建构带给广大民众的困惑的。其次，目的论直接影响行政诉讼制度的设计和解释。目的论起着设计行政诉讼制度总体思路的作用，同时可以解释一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具体而言，不同的行政诉讼目的就会导致不同的行政诉讼审理原则、不同的受案范围、不同的案件管辖规定、不同的诉讼程序设置、不同的当事人制度、不同的诉讼模式和判决方式，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在行政诉讼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一、行政诉讼及其目的：在应然与实然之间（一）行政诉讼目的之学理分析任何法律的制定和颁布都是基于一定的目的，所有的法律条文都是为

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展开，耶林说：“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1正确理解行政诉讼的目的，是把握行政诉讼的本质，保证行政诉讼制度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行政诉讼目的作为国家立法机构在行政诉讼法中直接或间接确立的行政诉讼活动的理想结果，是经过立法者主观选择和判断之后所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立法者在确立行政诉讼目的时可能会考虑一系列具体因素，如人们的法律意识、宪政和法治进程、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社会的文化传统等等，立法者经过全面的衡量，将行政诉讼目的确立或体现于一定的法典之中。不同国家和社会可能在价值取向上有不同的原则和侧重，从而形成不同的行政诉讼目的模式；因此，行政诉讼目的不是普适的，我们谈的是中国式的。行政诉讼目的方面的研究，我国理论界讨论较少，很多学者直接从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目的的研究中“拿来主义”，较为独立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2 1、保护说。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且它唯一的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离开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就不会有行政诉讼。 2、监督说。认为行政诉讼的目的是监督，保护是监督的自然结果。权力分立和人民主权的宪政基础决定了行政诉讼的目的是司法权监督和制约行政权，为实现人民主权也须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行监督；赋予公民行政诉讼诉权的目的在于启动诉讼程序，以达监督的目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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