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2013年第8期
红旗文稿2013年第8期
本期目录
·本期重点推荐
·解读美国的民主观和民主制度杨润广
[本期关注]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笔谈）
·文风问题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贺绍俊
·文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学术体制的问题孟繁华
·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导致浮躁的文风王能宪
·文风的一大问题是对西方话语缺少批判意识陈瑜
·改进文风的前提是恢复文化自信祝东力
·文风反映价值标准卢燕娟
·有朴实的思想才有朴实的文风王磊
·微博等公共领域的言说方式值得探究赵志勇
·如何做是解决文风问题的关键李云雷
[政治]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李韬林经纬[经济]
·“国进民退”争论中应反思的几个问题马淮
[文化]
·当代中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追求郭广银
[红旗讲坛]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面对的新课题闫玉清
[党建]
·从组织发展到作用发挥张海翔
——高校党建科学化的实践探索
[调查研究]
·把脉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蒋宏宾许益军王秀良——对江苏部分党员干部的调研与思考
[国际]
·中国变富，美国会受益吗？王文
——与约瑟夫·奈的“争执”
[金沙滩]
·如何实现我们的“中国梦”杨莘
[一问一答]
·什么是TTIP？若英
[文摘]
·“胡鞍钢：中国人有着怎样的‘世界梦’”等8则
本期重点推荐
《解读美国的民主观和民主制度》作者：杨润广
美国宣称美式民主代表着文明之光，具有普世价值，并以武力在世界各地
推广，俨然民主的卫道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美国制度在设计之初，是以共和制为其滥觞，极力防范和戒备民主的。美国的分权与制衡实际上是对人民权
力的分解，让人民主权原则徒有形式。建国200多年，美国一直拒斥民主，只是在人民压力下才不得不有所让步。如果民主被认为是神圣的制度，美国自身
的行为和民主实践就是反面的证明。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笔谈）作者：贺绍俊等
文风不仅是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当前，不良文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健康发展。“本期关注”发表9篇文章，集中讨论当前学术界的文风问题，对其中存在的症候——“洋八股”、“华而不实”、“大而空”等进行了批判性审视。
《“国进民退”争论中应反思的几个问题》作者：马淮
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不绝于耳。“国进民退”不仅关系到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作者认为，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国企和私企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荣的关系。“国进民退”是一个故意造出来的伪命题。国企要脱离舆论困境，必须进一步深
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而私企要进一步快速发展，必须苦练内功，努力弥补自身不足。
《中国变富，美国会受益吗？——与约瑟夫·奈的“争执”》约瑟夫·奈：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王文通过与约瑟夫·奈的对话，讨论了美国是否衰落问题。约瑟夫·奈认为，美国相对实力有所衰落，但绝对实力并没有衰落。美国在冷战后过于骄傲，以至于迷失了方向。世界并不需要一个霸权式美国，美国应该学会与其他国家合
作解决问题。美国如果过于担心中国，鲁莽行事，可能会引发冲突。美国应该学会从中国的崛起中获益。
解读美国的民主观和民主制度
美国高扬民主的旗帜，热衷于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制度，宣称美国民主代表着文明理想，有着普世价值，试图按自己的意志和国家战略建立所谓的民主世界，貌似美国是民主制度的卫道士。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直到建国近200年的时候，
美国才停止拒斥民主制度，上个世纪60年代才完成了公民权制度的构建。如果民主被认为是神圣的制度，美国自身的行为和民主实践就是反面的证明。
一、共和与民主的矛盾
美国的宪政制度充满矛盾，历经200年共和与民主之争，直接民主制与代议民主制之争，今天美国的政治制度虽然仍然有着影响力，但是出现了政治和理论困境。
（一）美国的宪法制度不是民主制。美国建国时，出于对民主可能产生下层民众决策导致资本权力失控的担心，设计了各种保护少数人（富人）权力的法律制度，实行了避免多数统治的共和制，而不是代议制民主制，更不是直接民主制。美国当代更多地把共和制称为民主制，是想让民众觉得美国的制度就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制，以偷换概念的方法使民众感到自己在管理国家。美国坚持宣传民主制，避谈共和制，是有政治目的的。民主制度的定义被混淆，导致了两个世纪的关于民主制度内涵的论争。
（二）美国政府不热衷于推行民主。美国联邦政府建立后，没有认真落实《独立宣言》宣称的价值理想，没有积极推进民主制度建设。联邦宪法中规定了议会、总统、最高法院等权力，却没有公民权利的内容。在声称“人民主权”的国家，宪法中只字未提人民的权利，不是疏忽和失误，而是统治阶层有意拒斥推行自由理念和民主制度。美国不积极兑现《独立宣言》，在民众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下，美国才被迫出台了《权利法案》。美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没有按照“人生而平等”的准则废除奴隶制和种族歧视制度，也没有改变妇女的从属地位。宪法完全把黑人奴隶和印第安人排斥在外，不仅不给予他们民主权利，甚至把种族歧视规定写进了宪法。严重的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经过民众流血斗争才得以解决。直到1920年美国女性才获得了投票权，美国黑人经过了无数代人的奋斗与抗争，20世纪60年代才争得了参加投票选举的权利。
（三）美国式民主不重视真正的平等。宣称拥有平等权利的美国，历史上从来不认真对待平等问题。美国式民主，在相当长历史时期，有权参加投票的只是那些有资产和纳税的有钱人，只占人口的1/10。美国财产占有严重不平等，财富的垄断导致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造成不同阶层之间的鸿沟。据美国政府的统计，当前占美国总人口5%的最富的人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50%以上，而占总人口1%的最富的人占美国财富总量的38%，占总人口80%的一般家庭的财富只占美国财富总量的17%。经济上的不平等导致政治、教育、卫生等社会各个方面的不平等。社会矛盾冲突剥去了民主的假象，“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者抗议社会的不公，发出了“在美国，1%的富人拥有着财富，99%的人为国家纳税，却没有人真正代表我们”的呼声。实际上，美国对社会平等和人民主权的神圣原则始终不重视，美国社会严重不平等的现实剥去了民主制度的粉饰。
（四）美国式民主制保护的是资本利益。当代美国，政治统治主要是通过各种利益团体妥协而得以实现，美国制定联邦宪法，强调防止为少数人的不法利益所左右，但现实的美国是利益集团和金权政治所主导，私人的利益集团实际上左右着社会，民主正在越来越丢掉了人民主权的掩饰，美国的民主社会，对私人的利益集团的操控采取承认和保护的态度，现代的民主制与资本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资本政治。
（五）美国民主规避不了腐败问题。美国民主制社会形成了大的政党和“利
益集团”，全部政治过程就是各种利益团体之间在政治上讨价还价，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对于国家政策施加影响，政治交易充满了腐败。美国式民主历程充斥着腐败，用钱贿赂选举的代表、新闻媒体和记者，政府和金钱操纵选举等现象比比皆是。美国从政治到资本市场上丑闻层出不穷，社会上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横行，道德丑闻和政治领导人丑闻不断，美国现实社会同宣称的社会理想完全不同。
（六）美国热衷对外推行民主制度。二战后美国开始高调宣扬民主，把民主说成是社会理想，对外积极推广民主制度。美国以自由选举为幌子，宣传只要实行民主制度就能解决不发达和社会动荡问题，把国家不发达的原因都归咎于不民主，全力在世界上推广民主制度，甚至不惜运用武力推翻合法政权。但是，将民主引入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是社会混乱，经济停滞，道德沦丧。美国对全世界输出民主，但却实行双重标准，无视民主的宗旨和国际法，动辄使用武力，在世界上引起了混乱和恐怖主义。美国起劲向其他国家实行民主，而不是创造条件真正实现宣称的“主权在民”的本国民主制度，说明了美国式民主的利己性、强权性的实质。
二、自由与民主的矛盾
建国初期，美国共和主义占了上风，共和主义思想，价值观中同时包含了自由、民主等思想元素，实践中则把自由和民主价值当作工具，将其融入共和制中。
共和制思想强调政治权力的公共属性，共和政体奉行的政治原则不是民主制的人人平等，而是等级平等制度，严格从政治角度界定平等，坚持不涉及任何财富分配的均等权利。美国建国时崇尚罗马共和国的制度模式，吸纳了古罗马的共和制思想，但由于建国时美国受到自由主义和民主理念的强大影响，美国共和主义与自由、民主等思想进行了长期博弈。为调和与自由、民主价值的矛盾，美国诉诸于法治与宪政，确立了宪政和法律的神圣地位，认为宪政民主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但是宪政与自由、民主有着巨大的逻辑矛盾，在信奉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度里，把宪政放在超越一切的神圣地位，难以找到政治上的合法性根据。
自由主义是由理性主义抽象、从概念中推理出的价值观，抽象的个人权利是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出发点，反对任何超越抽象个人权利的政府权力权威，反对建立强大的国家和国家秩序。自由主义在美国政治实践中并不成功，被认为只能发生无休无止的冲突和纷争，妨碍政府推进公共福祉和治国安邦。共和政治约束了绝对自由的理念和行为，自由主义被迫适应共和制度建设的制度形势，形成了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美国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不是强调人民参与和决定，而是重在通过选出代表参与民主决策，通过竞争性政党选举等机制获取权力。自由主义的民主论强调为了保护个人权利，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建立国家，以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他人侵犯，认为国家权力是个人自由主权的延伸，同时自由主义民主坚持个人自由的价值，国家制度只是保护个人自由的体制。美国在宪政制度实践中，关注自由和民主的矛盾，但体制实验证明自由主义在政治体制中不可行，建设一个强大国家需要权力权威使之有效运行，共和主义把权威和秩序视为实现自由的前提，在政治实践中约束和统辖自由主义。共和价值观制约了绝对自由的理念，置换了自由主义“不受约束”的内涵，把自由主义纳入到共和主义的体系中。美国共和自由观引导了自由主义的重大转向，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基础和理论的神圣。
近几十年美国开始强调共和与代议制民主是相通的，不顾共和与民主价值理念、目标和制度构架性质的不同，宣称美国就是民主制度，实际上想表明美国坚持的是人民主权原则，是一切权力皆来自人民，政府代表人民的意愿。但是，民主政治应该体现在国家在重大决策上，通过制度体现人民的愿望，仅仅是公民选举领导人的制度，失却了人民参与决策的民主实质，选民又难以有效地控制政治领域实际执行过程，民主政治在美国并没有真正的实践。
三、美国民主制度的本质：为富人的民主
美国建国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面临着制度实践中的困境，不断调整着制度形式，进行了制度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调适，形成了复杂的制度构架和多元价值理念的制度。今天复杂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已经难以从实际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形式来认知，需要探索美国制度的内生机制和深层动因。
（一）民主制度的历史探析。美国长期不热衷于民主制，现今却积极宣扬民主制，弄清这一矛盾的态度，需要清楚历史上真正民主制度。民主作为国家政治制度，首先出现在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普遍的说法是，由公元前6世纪梭伦奠基，经由克里斯特尼的改革，在伯里克利时代趋于成熟，而实际上民主制度是在伯里克利时代才实现的。但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几乎没有“复制”雅典式的民主制的例证。美国对雅典民主制有着实用主义的态度。一方面憎恶真正的民主制，攻击雅典民主制是“暴民统治”，是对少数人（富人）的侵犯。早期美国统治者认为“民主是一个最坏的字眼”，认为人民统治或政府遵从大多数人的意愿的民主是一件坏事，是“对于个人自由和文明生活的优雅质量都是有致命危害的。”这是针对代议制民主说的。另一方面在需要证明代议制民主的正当性和利用民主价值观的神圣性征服世界时，美国就称为民主制度起始于伟大的雅典民主制度，试图把现今选举式的少数人统治制度与雅典的民主制度相联结，证明美国等国家实行的是“主权在民”的民主制度，由此美国有了强制其他国家实行民主的道义权威。美国对真正民主制度的矛盾态度说明了其对民主制度内在的政治动机。
(二）美国共和主义宪政制度解读。美国在建国时期按照共和政治理念设计了政体，排斥民主制度，即使是对代议制民主也持反对的态度，始终把美国政府称为“共和政府”，而不是今天美国标榜的“民主政府”。独立战争后美国各州掀起了民主浪潮，社会下层积极参政，平民主义威胁到了各州富人绅士们的财产权，为此统治者欲通过制定新宪法来解除民主对财产的威胁，将民众排除在政治体制之外。美国“宪法之父”汉米尔顿和麦迪逊认为，制定美国宪法的目的是用来“阻止民主的冒失表现”，美国宪法遵循的原则是“应该这样组成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为此美国在各州进行共和政体的实验。由于美国《独立宣言》宣称的民主和自由理念超越共和主义成了政治倾向，各州制定宪法、组建新政府，民众积极地参与，代表民意的议会居于支配性地位，增强了民众的力量。由此，富人绅士们认为威胁其利益、动摇其统治，公开诋毁辱骂和抹黑民主政治和人民大众。亚当斯称，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权，即让他们在立法机构中起支配作用或占优势，……他们就会通过表决剥夺你们的财产。现实情况是各州民众选举的权力（州议会）取代了政府的职能，导致各地政府的无政府状况，造成国家几近分崩离析，共和政体实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为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以保证财产的安全，美国以不合法理的方式通过制定新宪法，设计了一个防止人民民主的制度准则，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地制约各州“疯狂的民主”。缺少足够权威的中央政府是共和国的致命弱点，政
府的权力都由自由民选的立法机构掌握，无异于“一种选举的专制主义”，这就清楚表明了自由和民主与共和制度有着难以逾越的矛盾。在制宪会议上，美国的精英们强烈抨击了民主和民意的影响，认为“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门之士，多数派包括人民大众……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的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阻止多数阶级的骚动。”由此抽去民主的实质，只保留民主的形式，让民主沦为一种对财产无害的形式民主。在形式民主的基础上美国设计了保持国家强大，避免多数统治，避免少数人（富人）的权利受到侵害，避免比重小的群体面临集体强制的制度。限制民主就是在权力结构中贯彻分立与制衡的原则，让人民主权原则徒有其表，削弱代表民意的议会的权力，以分权原则分割立法权。由此国会被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同众议院相比，由州议会选出的参议院代表难以与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情感”，多数的意志首先在立法机关内部就遭到了阻挠和制约。亚当斯强调“要建立一个使富人的自由和财产感到安全的参议院，以反对穷人占多数的众议院的侵占。”以参议院制衡表达民意的众议院，否定了民主机制在共和政体中的支配地位。美国对行政权制衡，总统的选举是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产生，这样总统也与人民没有直接的联系。总统被赋予了与议会完全独立和有权威的行政权力，以政府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保障少数人的权益，实际上美国总统是稍受限制的君主和专制独裁者，当反对派以“美国的新政体已经带上浓厚的君主制色彩”进行批评时，美国宪政设计者强调“优良政体的真正检验标准应视其能否有助于治国安邦”。共和制同时设计了有最大国家权威的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对民主的限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高院取消违宪法律的行动”。最高法院不受命于民意立法机构，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任命，由此法官们与人民群众失去了任何联系，如果处于多数的穷人触犯了少数富人的既得利益，法院就会站在少数既得利益者一边宣布多数制定的法律因违宪而无效，实际上是将司法贵族的意志置于人民的意志之上。通常人们都认为三权分立、权力制衡是反对专制、限制政府权力和维护民主的体现，实际上统治者认为危险主要来自人民和民主，确定宪政原则是用来对付人民和民主的。权力制衡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反动，认为“分权原则是业已设计出来的对民主制最有效的限制。”制宪者们的巧妙意图就是将整个权力分散到几个不同的部门中，权力相互牵制，使其不能达到危害少数富人的目的，这就是美国权力的分立与制衡的内在原因。美国权力分立和制衡实际上是对人民权力的分解，是对至高无上的人民的意志的制衡，这就是“美国宪法对古今民主典型的宝贵改进”，这样的共和制度被认为是有利于美国繁荣的形式，是有利于美国制度长久延续的。
（三）平等思想的美国式的解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平等的口号获得普遍赞扬，美国《独立宣言》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平等成为强大的思想力量。“人生而平等”，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平等，民主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民主制度真正实行的前提是适当的财富分配，确保所有公民获得有效地实现其基本权利的必需的手段。美国建国时的平等观念意味着身份平等、政治权利平等和财产平等。建国时期美国社会财富相对平等，但建国后随着经济加快发展，下层民众的经济境况恶化，两极分化等经济不平等的现象加剧，民主制度失掉了经济基础。由此美国开始了积极构建保护资产者的共和政体，开始了在经济不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共和政体的尝试，重新构建了以财产不平等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公平的经济社会需要公平的政治制度机制来促成，但是美国式资本社会不存在私人和社会利益一致的原则，民主制度也是建
立在权利不平等基础上的，市场在自由运作的时候，选择的必然是效率，保证了效率却失去了公平原则。美国社会始终不是按平等的原则进行管理。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处于高度的贫富不均状态，有名无实的民主政治体制未能代表多数人的经济利益。民主拒斥经济平等，对经济秩序不平等听之任之。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少数人过着富裕奢华的生活，而不幸的工人却处于贫困中，没有福利救济，没有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缺乏安全感和从事有意义工作的机会。但是平等的必然要求表现为当不平等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开始发挥作用，抑制不平等的加剧，使得社会朝着较为平等的方向推进。“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证明美国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过去3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成果惠及了富人，中低收入家庭经济难以改善。美国式的民主并没有给世界提供能实现经济平等的实践模式。
（四）美国宪政法律制度的解读。美国把法律推升到神圣的地位，把国家权威通过法律神圣化，强调这是保证实现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看似尊重法律，但实际上与自由价值观是相背离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仅仅赋予法律制止影响他人自由的权力，但美国法律完全成了最高权力的神圣体系，由此破坏了自由价值观的核心原则。实际上美国法律制度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法官自由裁定权、法律程序否定法律正义、模糊的法律领域等为富人和统治者提供了合法保护。西方国家存在着大陆法和普通法两大法系，美国法律实行的是普通法制度。美国法律长期没有系统成文的刑事诉讼法，直到1945年才制订了《联邦刑事诉讼规则》，与大陆法系国家相比缺乏明确性和严谨性。美国法律实行判例制度，法律解释灵活，法官对先例原则和制定的法律都享有司法解释的神圣权力，造成法律含义的极大伸缩性，为保护富人提供了法律空间。美国法律强调程序规则，要求在诉讼中以程序标准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禁止获得影响程序的真实法律事实。美国法律坚持陪审团制度，认为通过民众行使裁判权，可以保障宪政制度和法治目标，似乎是将民主渗透到法律中。美国实行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不符合程序标准的证据在庭审前就由被告方予以排除，法院常常以证据违法推翻被告人有罪的法定理由。法律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保障公民不受犯罪侵害的权利，程序应该服务和保障实体正义，片面强调程序公正，往往是颠覆案情真相，放纵涉嫌罪犯，并不能保障法律的正义和公平，程序绝对化损害了实体正义和法律价值。美国实行大陪审团制度，但是陪审员往往被检察机关或者辩护律师利用，陪审团审判为法官和律师宣传提供了途径，案件的结果受到影响，陪审团“无理否决权”的合理性遭到了广泛质疑，出现对大陪审制重大缺陷的反思，但是大陪审团制度被认为有掩饰民主制度的作用，长时间得以保留。美国法律活动依赖于律师，判例法的缺陷使得法官和律师形成利益集团。名人和富人请名律师，辩护最终以程序性取胜，普通民众不具备请名律师的能力，也就不能享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法律形成了与平民对立的贵族阶层。美国法院常常做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牺牲受害人的利益，放纵了部分犯罪，最典型性的是“辛普森杀妻案”。1994年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杀妻案，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因为程序问题证据不被采用，在两项一级谋杀罪的指控中被宣告无罪，辛普森竟逃脱了法律制裁。犯罪分子在犯下重罪之后仍可能因为程序逃脱法律追究，所谓公正的审判结果却制造出了冤案，程序至上却牺牲了正义，强调人人平等的美国法律发生了异变。美国法律的所谓尊重罪犯的权利，看似在维护人权，但却失掉社会正义和道德价值判断，无异于在放纵犯罪，实际上是为有钱人提供了法律保护。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文风问题（笔谈）
编者按：文风问题不仅是一个人的语言风格问题，而且与文化、民族、国家的未来密切相关。当前，不良文风已经严重阻碍了学术研究和思想理论的健康发展。本期关注集中讨论了当前学术界的文风问题，对其中存在的症候——“洋八股”、“华而不实”、“大而空”等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
文风问题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
◎ 贺绍俊
跟风是我们社会的一个顽疾，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风上。今天我们谈文风，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一个跟风的事情。
首先，不要把文风当成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来对待，以为从形式上改变就可以了。文风问题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表现，其实背后所反映的是思想贫乏的问题，只是这种思想的贫乏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了。反过来，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又会遏制思想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体现在文风上就是党八股、学八股。党八股、学八股遏制了思想的创新，一些很有思想活力的学者，就因为陷入到这种文风的陷阱中，思想也慢慢被腐蚀。党八股、学八股是当前日益僵化的学术体制种下的果实。生活在这样一种学术体制下，就不得不变得学八股起来，因为不这样做，就得不到相应的利益，例如，在大学里，如果不发表这样的论文就不能评职称，这是很切实的利益问题，是生存问题。但是从主观来反省的话，我们为什么很轻易地跟着这样一种文风走、跟着这种学八股走呢？是因为我们缺乏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思想，思想贫乏，只能用形式主义的东西掩盖。所以在讨论文风问题时，要反省主观上的原因。文风问题揭示出我们的学术缺乏生机勃勃的思想，真正有活力的思想是任何一种八股都阻止不住的。纠正文风一定不要纠缠于形式，特别不要止于形式。说到底，假如真的有思想的话，形式不过是一个载体而已；假如没思想，就会被形式所统领。应该说，学术界不少人是相当喜欢学八股的，因为有了学八股，没有思想，或者说不必去费劲地思想，仍能在现在的学术体制下活得相当滋润。
还必须强调，文风问题是一个常态问题，会不断出现。旧的文风问题解决了，慢慢地又会滋长出新的文风问题。因为我们是用文字写文章，而文字是规范语言的一种工具，它将语言规范化，规范的语言才能流传得更久远和广泛，才有利于交流。但文字在规范语言的过程中又会逐渐走向模式化，变成八股的东西。当健康的文风逐渐蜕变成八股式的文风，就会贻害学术，遏制思想，这时候当然要批判和否定这种文风，但不能因为反对这种文风就把过去所有文章一概否定。革命的方式往往就是这种结果。这是有教训的。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一种革命的方式，当然这种革命方式是当时社会形势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当时封建文化势力太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不得不采用革命的方式。但即使如此，仍然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中，完全是以决绝的态度对待文言文，这样一来，文言文的精华转移到白话文中的渠道就中断了，这是很大的遗憾。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文风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学术体制的问题
◎ 孟繁华
文风问题由来已久。毛泽东对文风问题讲得比较多，主要是在上世纪40年代前后。其背景应该和王明有关，这些从第三国际回来的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具体情况不怎么了解，回来之后乱讲话。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的文风并不完全接受。知识分子当时的痛苦、迷茫、个人主义，讲个性、婚姻自由等，在毛泽东看来，老百姓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因此认为，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文风、思想方式都要转变。怎么实现这个转变？就是走向民间。后来，知识分子到了民间之后，情感方式、话语方式都发生了转变，有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样一些作品，把整个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全部转变了过来。那个时候的文学艺术，对实现民族的全员动员所起到的作用，今天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
当前文风问题的形成，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现在培养的硕士、博士越来越多，但规定要求硕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一篇文章、博士研究生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文章才有资格开题。这是恶化文风的学术体制上的误导。现在的学术杂志很多，每年发表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大多是学术垃圾，包括最重要的学术杂志，专业的、真正有价值的、能够提出一些看法的、并且阅读时让人感到赏心悦目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所）
缺乏独立的思考和思想导致浮躁的文风
◎ 王能宪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礼义之邦考辩》，是为去年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召开的“中华文化21世纪国际论坛”第七次国际会议提交的一篇论文。这个文章谈什么呢？就是“礼义之邦”很多人用错了，写成了“礼仪之邦”。古籍中没有一处使用“礼仪之邦”的。“义”和“仪”天壤之别，但多年来就这样莫名其妙地错着。到百度查，输入“礼义之邦”，莫名其妙地跳出一行字：“你要查的是不是礼仪之邦”。而且“礼义之邦”这个词条下面大概是70万条检索项，其中大部分是“礼仪之邦”。而输入“礼仪之邦”，检索项高达600多万项。可以说，全社会几乎都把这个东西弄错了，从学者的学术论著到报刊网络，各种媒体都写成了“礼仪之邦”。我在很多场合提出过这个问题，有一次在全国政协一个座谈会上我也就这一问题做了发言。当时北大的金开诚老师也在场，我曾提出这个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认为“礼仪之邦”肯定是错的。在墨尔本的会上，我简单把我文章的观点说了说，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华文化研究会许嘉璐会长说，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也认为我的考证是对的。为什么想到这个文章呢？我想这就是一个学风和文风的问题。导致这样一种浮躁的文风，就是缺乏独立的思考、独立的思想。连想都不去想，就这么你错我错，大家跟着错。这样一个词语的误用，也是一个时代风气的折射。
文风的问题，与党风、政风、学风、会风乃至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一些领导干部，离开稿子就讲不了话，这里面也有一个文风、学风的问题。现在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是博士，但不愿自己去独立思考，去写稿子。因此，党中
央重视文风问题，有很深刻、很重要的意义。
什么样的文风是好的文风？第一点就是实事求是，讲真话。假话肯定是大家所讨厌的，套话、空话没有意义。第二点就是独立思考，有真知灼见，人云亦云的东西也是大家所讨厌的。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
文风的一大问题是对西方话语缺少批判意识
◎ 陈瑜
文风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个人话语风格和信仰的体现。邓正来有一本书，其中一篇文章和文风、学术意识有关，那篇文章对现在法学界学术话语大批量复制西方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和长久以来我们所持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很大关联。我们习惯以西方的定义来把握我们的现实，把西方社会及其话语当成一种理想引进和信奉，其实也为别人的话语霸权扮演了共谋角色。这一切都源于我们对西方范式缺少批判意识。
对西方的模仿渗透到我们学术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音乐研究方面，我们想和西方学者对话，想通过对话获得西方的经验，从而借鉴他们的方法，同时也希望把我们的一些成就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识我们。只不过，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互相的输出是不平衡的，大部分学者在积极使用西方的观念方法，但是我们能提供给西方学界什么样的借鉴？或者说如何让他们来更多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国的音乐文化？这方面是有缺失的。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所觉察和警醒。特别是当我们已经发现，西方学者对我们的问题并不像我们之前想象的那么了解，他们的理论不一定适合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抓住机遇，凸现中国自己的声音。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
改进文风的前提是恢复文化自信
◎ 祝东力
文风问题，是横跨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政治史的一个问题，而且周期性不断地出现。比如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也是白话文运动，胡适、陈独秀都很尖锐地提出过文风问题；然后是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一直到今天，中央最近提出的八项规定，其中有两条都直接和文风有关，像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等。这个话题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上周期性地出现，特别是在我们党内，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的党，一个由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的党，我们很难设想美国共和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能这样尖锐地提出改进文风的问题。
文风问题非常重要，可另一方面，又很少有人研究。我们查阅资料，在期刊杂志上，标题中包含“文风”的文章，粗略估算，80%是研究古典文学的，比如说晚唐政治与文风，15%是讲新闻行业的文风问题，还有5%谈论的是其他内容，真正从理论上深入讨论文风问题的几乎没有。这么一个横跨面广泛、周期性出现的重要问题，我们恰恰缺少研究，这也反应了我们学术界在文风、学风上确实有严重的问题。
什么是文风？粗略地下一个定义，就是行文的一种作风。文风不是风格，
因为风格无所谓优劣，风格是“二十四品”，雄浑、淡泊都是风格，无所谓高下，但作风有高下优劣。从历史上讲，五四白话文运动第一次正面提出文风问题，像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文学八事，第一个“需言之有物”，第二个“不模仿古人”，第四个“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讲文风问题。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大清亡了，科举制也早废了，原来承载文言的社会群体，也就是士大夫阶层已经消失了，这时候文言成了一种语言僵尸，但是它在书面语言领域仍然占据霸主地位，这不正常。而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已经换代，从士大夫阶层转换成留学生群体，以他们为主体形成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上一定要变革。但是，这个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知识分子群体，在白话取代文言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就是洋八股，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里特别强调“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一方面，他是针对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也是针对第三国际的洋教条对中国革命的干扰。毛泽东第一次谈文风问题，是在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六届六中全会主要针对王明，王明回国对抗战工作形成了很大干扰。所以，当时的文风问题也是和党的领导权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从延安整风开始，奠定了一种新的文体，可以叫做毛泽东文体。多年前《读书》杂志上刊登过龚育之写的一篇文章《毛与胡适》，说胡适讲过，共产党里面写白话文最好的就是毛泽东。我们今天读毛选，那些文章还是那么生动活泼、酣畅淋漓。这一文体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按李泽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里的说法，至少三代：从抗战初期登上历史舞台的“三八式的一代”，到四五十年代“解放的一代”，再到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一代”，都深受毛泽东文体的影响。但是，这种文体经过几十年发展演变，也出现了程式化、泡沫化的现象，最极端的表现就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特点是以势压人、盛气凌人，重立场、重结论，轻事实、轻逻辑。这种文风到“文革”后期已经让大家深恶痛绝，所以“文革”结束后的文风呈现出一股清新之气。但是，80年代后期，文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乃至人文学科领域，又开始出现一种新的洋八股，一直持续到今天。一些著名的、影响大的学者，往往也是洋八股习气严重。其中的原因，主要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失败，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信严重丧失。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其实心目当中总是或隐或显有一个范文、一个样板，而一些学者心目中好文章的范本多半是欧洲学者、美国学者。洋八股的根源是洋教条，洋教条的根源是文化自信的丧失。所以，要改进我们的文风，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恢复我们的文化自信。
经常看到内地一些电视台的娱乐节目主持人用闽南腔说话，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认为这样才够范儿，如果用本地的口语主持时尚娱乐节目，似乎会非常搞笑。学术领域也一样，为什么要洋腔洋调呢？就是因为似乎那样才是学术，特别是因为谈论的问题是从欧美照抄照搬过来的，言说的对象也是所谓国际学术界。似乎纯正的汉语就不是学术。许多当代艺术作品，根本没什么思想、创意，但一定要弄得神秘莫测，让大家看不懂，这就是《反对党八股》里说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文风反映价值标准
◎ 卢燕娟
文风问题包含一个深层问题：它是一个民族在某个时代选择什么样的价值标准来建构自己的文化知识谱系。
具体到近一百年的中国现代历史，文风问题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始终存在着，我们一直在处理，但一直没处理好，这个关系就是西方文明价值体系和中国本土生活经验的关系。比如说延安整风，当时有一个很切实的需要，就是要摆脱不接中国地气的苏共的遥控，把问题的关注点放在中国本土的经验中，放在中国自己的问题上。由此需要重建一套知识文化的价值谱系，把曾经具有一种先验的优越地位的、西方的、苏联的、洋的东西，放在一个相对次级的地位，把中国本土的问题放到价值的更高级地位。进一步，在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本土问题中，又提出了要为中国的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把政治上一直处于无权、经济上一直处于被剥削的人们的问题放到一个更高级的地位，其实这就是一个整体利益格局的重构，影响并呈现为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价值的重建。
今天的文风问题，可以回溯到80年代，在空间坐标上，又把西方的、洋的重新确立成一个更高级的文化标准。而且在时间的纵向坐标上，确立了一个进化论式的价值观：时间上越往后的越是先进的。这也导致我们一度把学术论文等以写的让广大人民看不懂为好，以充斥各种各样的时髦理论词汇为好。因此，文风问题不仅是个人趣味或者个人评判的问题，还是社会关系怎么去重构的问题。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有朴实的思想才有朴实的文风
◎ 王磊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再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的文化其实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自信又开始瓦解。
今天的文风是学风的体现，而今天的学风又是当代文化界、文艺界以及知识界思想状况的一个反映。我们今天的思想状况，学术、学科体制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是新时期以来重新向欧美看、与西方“接轨”的结果。这种文化上的不自信、言必谈西方的思想状况，直接导致学风和文风上的一些不良现象。比如追求学术论文在形式、方法和概念上的“华丽”；过分强调所谓学术规范，且规范的标准是清一色的欧美标准；这就致使“学院八股”、“洋八股”盛行，也导致从学院体制中学习出来的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们迷失在学术八股中，没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和问题意识。今天谈学风问题对年轻的学者非常有意义。提给年轻学者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怎样面对现实生活以及现实的文艺、文化现象中出现的一些真问题，以及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一种思想观念是冲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去的，那么这种思想意识、思想观念一定是朴实的，假如我们用朴实的思想观念去做文章、去论证问题，那么文风一定也是朴实的。能不能发现问题，能不能抛开那些华丽的概念和形式去考察和解决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微博等公共领域的言说方式值得探究
◎ 赵志勇
说到文风问题，我反而感觉现在的文风跟上世纪90年代比已经好很多了。其所以有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我经常看微博的缘故，像微博那样的东西写的都挺清楚的。90年代我们的文风是很糟糕的。我印象最深的，上研究生时开学第一天去见导师，导师的第一句话就说：这三年不要读中国人写的书。后来三年，读的绝大多数是那种翻译腔的文章。当时不光我自己，身边的很多同学也一样，大家之所以去读某本书，不是因为那本书和那个理论对自己的生活构成什么相关性，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读。我们去深造求学，但我们并不确定自己所思考的这些问题、所读的这些书，跟个人的生活经验、跟自己生活的世界有什么关系。现在的年轻人比那时候要强，一些年轻学生有非常强的自觉意识，自我认知比较清晰。今天如果一个老师在课堂上跟学生讲言不及义的话，学生大概会直接把这个老师的课删除掉。从这个角度看，我对当下的文风问题较为乐观。
从微博普及之后，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里大家言说的方式值得探究。微博上，大家说话都特别直接，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直接表达意见。以往我们的社会没有提供这样可以不加掩饰地表达自我的平台。可能中国人都比较含蓄，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少会直接地表达否定他人的负面意见。但微博上不一样，如果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会直接告诉你：你写的都是垃圾。因此微博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的阅读经验。
（作者单位：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
如何做是解决文风问题的关键
◎ 李云雷
文风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用各种理论写不同的论文，但我们怎么能写出自己的论文？真正触动你的，自己最想写的，跟你的生命有关系的学术，才是最重要的。对于个人来说，不论是搞学术还是写文学作品，最独特的才是最重要的。通过自己的眼光发现新的问题，通过跟别人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社会经验提出新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有自己的分析、自己的思考，新的文风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磨炼出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引进了各种理论，从尼采、萨特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但是这些理论没经历跟中国问题结合的过程，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失职”。许多知识分子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发言对象是精英知识分子，不用像50—70年代那样与大众对话。还有一个原因是，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学院体制慢慢建立、逐渐强化，学院化的生产造成了现在的很多问题。
对我们现在来说，反思文风问题不只是反思现状，也不只是反思别人，主要是解决我们该如何做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
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着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彼此割裂、相互对立起来的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
历史时期；另一种观点则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关系，澄清错误观点，正本清源、凝聚共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遭遇了不少挫折。“文革”结束时，人民群众生活依然贫困。这种状况距离社会主义的理想相去甚远。与此同时，我国周边的东亚“四小龙”已经开始实现经济起飞，世界经济、科技快速发展，我国发展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那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基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认真反思，我们党及时把工作重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毅然决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广泛深刻、波澜壮阔的巨大变革，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使社会主义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改革开放实现了我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的大幅跃升。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GDP由3645亿增长到47.21万亿，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作为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超大经济体，保持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统计，从1978到2011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21810元，实际增长9.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农村贫困人口大大减少。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得到根本改变。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兴利除弊中自我完善和发展。30多年来，我们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均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民意气风发，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充满活力，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这一切都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果我们党当初没有果断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在牢牢把握正确方向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就可能面临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的严重危机。
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改革开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没有这些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经验，改革开放也很难顺利推进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我们实行的改革开放，也是在一定基础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改革开放，这个基础和条件就是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积累的思想、物质、制度基础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
新中国刚成立时，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建设环境极度恶劣。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千疮百孔的国民经济，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经过20多年的艰苦奋斗，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53—1978 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速度6.5%，这也是个不低的发展速度。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敌对势力对我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起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国防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和安全环境。这一时期我们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和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学龄儿童入学率从解放前的20%增至1976年的97.1%，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增加到68岁，在发展中国家中几乎处于最高水平，这些都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有人把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归结为亦步亦趋地效仿“苏联模式”，从而割裂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除对资本家的改造和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政策外，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党更是察觉到苏联模式的局限，开始独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这一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成果，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意义。比如，毛泽东同志多次号召全党破除对苏联的迷信，主张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强调“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我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这些打破极端僵化的苏联计划体制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邓小平同志还说过：“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5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鉴于苏共的腐化蜕变，我们党特别强调社会平等和党的纯洁性，尽管存在种种偏差，但客观上看，这种扁平化的、不存在强大“分利集团”的社会结构减少了后来改革开放的阻力。
不可否认，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中，也发生了种种“左”的偏差，包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甚至“文化大革命”这
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尽管如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这段历史时期还是“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7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当然，这些挫折和失误也为后来的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在客观上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即极“左”的那一套是行不通的，促使全党全国同心同德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同时，我们要注意把这些错误实践本身，同老一辈革命家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良好愿望，同捍卫社会平等和正义、保持党和政权永不变质的动机区分开来。
总之，对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
三、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两者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
应当承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混淆这种差别，就看不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哪里。但这两个历史时期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后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和发展。
首先，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这些正确主张包括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我们党本来已经得出了这些被后来的实践证明为正确的结论，但由于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加之上世纪60年代以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过于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估计，把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作为头等大事，导致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改革开放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对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中提出的正确思想的贯彻、深化和发展。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不仅如此，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还有着共同的本质特征，这就是两者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回顾历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实践探索，无论世情、国情、党情如何变化，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坚持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变；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变。应当看
到，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及时总结、调整。但是这其中变的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变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坚持和追求。
那种以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质疑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并借此反对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这种错误观点的滋生，主要是基于当前贫富差距明显以及党内外存在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等社会现实。它的根本错误在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看不到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从而因噎废食、有失公允。但这种错误观点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需要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消极腐败等问题引起高度警醒，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摆上更为重要的议程，用对官僚主义、消极腐败和奢靡享乐等不良作风的不懈斗争和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只要我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切实捍卫社会公平正义，早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种错误观点自然就会逐渐失去市场。
那种以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的错误观点，把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妖魔化，把我们党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挫折与失误无限放大，对这一时期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否定中国革命史和新中国历史，否定毛泽东同志。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持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立场的人，其根本目的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他们虽然肯定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福祉，但却竭力把改革开放定义为往西方“普世价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不是真正的改革开放。这是对改革开放的曲解，它迎合了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正如邓小平同志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是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只要中国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要西强我弱的国际总体格局尚未得到根本扭转，这种错误观点就不会自动销声匿迹，对此我们要有清醒认识。
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归根结底是一脉相承的，统一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给予我们的根本启示。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必须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并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邓小平同志说过，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在于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立场、有方向、有原则的改革开放，其基本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不论怎么改革、如何开放，都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绝不能邯郸学步、亦步亦趋，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是改不改，而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朝哪个方向改，有些不能改的，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我们要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既以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赋予四项基本原则新的时代内涵，排除各种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要我们自觉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够实现。
“国进民退”争论中应反思的几个问题
近年来，关于“国进民退”的争论不绝于耳。由于“国进民退”不仅关系到企业所有权结构的变化，它还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一问题关系中国改革的发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对争论背后潜存的问题进行认真梳理。
一、国企、民企，是否只能互斗而不能共荣？
“国进民退”，与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时出现的“国退民进”虽然提法相反，却遵循着同样一条逻辑，即国企与民企是对手关系、对抗关系，彼此之间只能此消彼长、你存我亡，一方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另一方的衰退，二者之间不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般来说，民企是指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投资的企业，即私营企业。“国进民退”谈的，也就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国有经济比重上升，私营经济比重下降的问题。那么，国企与私企之间果真是绝对对立关系吗？一方的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衰退为代价吗？
首先，仅从中国经济总体结构进行技术性判断，如果中国经济只存在国企和私企，那么无论二者数量如何变化，在比例关系上的确会出现一方增多则另一方相对减少的态势。但是，在中国当前资本结构中，除了国有资产、私有资本外，还存在数量庞大的由外资企业所代表的国际资本。各种形式相互交杂，使我国经济矛盾错综复杂，不仅存在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的矛盾，还存在着国有资产和国际垄断资本、私有资本与国际资本等矛盾。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在数量关系上既可以此消彼长，也完全可以共同增加，或者共同减少。
其次，从国企与私企的历史关系来说，二者也从来不是你存我亡的关系。如果将改革开放后每十年划分一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是民企寄生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最初资本积累的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私企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性质，在政策上还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支持，它们中的大部分主要以个体工商户和乡镇企业的形式存在。为了克服发展初期技术、管理水平低，资金量有限的问题，私营企业大力模仿国有企业，并在产、供、销、
技术、人员等各个方面与国有企业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获得国有企业的极大帮助。如果没有国有企业这一庞大的体制内因素，中国的私营企业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国有经济在这一时期进行了最大规模的调整，无论在用工模式、存在领域，还是在治理机制、运行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对这一时期国企与私企的关系，很多学者喜欢使用“国退民进”来形容。但“国退民进”的说法固然表现出私企已经具有了与国有企业竞争的实力，但这一时期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的减少，并非私营企业的挤压造成的，而是国有经济自身调整，进行战略性重组和结构性调整的结果，不能把“国退”的原因视为“民进”。改革开放后的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后，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加入WTO后开放力度进一步加大和改革深化的时期。其间，国企控制着关系国家安全、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其余领域则有各种资本竞相争夺。由于国企规模大、融资能力强、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抗风险能力高，私企运行机制更加市场化、主业明晰、成本较低、强调资本运作、船小好调头，在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时期，私企发展令人瞩目；经济处于下行运行阶段时，国企则由于自身特点以及兼任稳定经济的重任，发展相对较好。总体而论，国企和私企在这一阶段既相互竞争，同时又在与其他资本形式的竞争过程中广泛存在着合作、互助、互补的关系，它们都是中国经济的中流砥柱，共同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再次，从国企与私企的现期发展来看，二者具有诸多的共同利益。国企和私企的良性发展都需要共同的外部环境，如稳定的国民经济秩序、继续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法制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创新型的教育科研支持、独立自主的国家主权能力、和平的国际政治环境等，这些无论对于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是基本的运行前提和保障。国企和私企任何一方对这些因素的促动都会同时带动另一方的发展，形成共同进步的格局。此外，国有资产和私有资本都是中国公民拥有的资本，是捍卫国家经济主权的重要资本形式。
由上可见，国企和私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并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荣的关系。“国进民退”是一个故意造出来的伪命题，它人为制造了国企与私企的矛盾。
二、国企要脱离舆论困境，必须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可以说，对于国有资产有可能由于管理体制的不完善被侵吞，是中国劳动者最为担心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全体劳动者是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劳动者依据其劳动力所有权，拥有对其劳动创造价值的全部而非部分所有权，这是公有制区别于私有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国有资产形成的来源。但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国有资产不可能分解到每个劳动者手中，而必须进行劳动者的联合生产，这就需要模仿股份制，由股东成立股东代表大会控制董事会，建立间接管理企业经营的委托代理关系，形成“全体劳动者个人所有—国家机构占有—企业经营”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2002年，为了更好地管理国有经济运行，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国家进行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在企业层面加强公司制建设的同时，在占有权层面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专门管理国有资产。国资委的成立对于整合原本分散在不同行政部门中的国有资产管理权具有重大意义，结束了之前“九龙治水”，部门之间相互掣肘、相互推诿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的整体战略发展和增值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政府直属特设机
构，国资委依然只能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能，它并非国有资产所有者，也没能解决全体劳动者难以管理和控制国有资产占有权机构的问题。
国有经济发展，要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必须落实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这就要求进一步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形成民主的政治机制，解决所有权控制国有资产占有机构的问题。民主是落实劳动者对国有资产的所有者权益的必要保证，如果缺乏民主政治，掌控“领导权”的人会有这样几种：一是真正能够主动、自觉地代表劳动群众利益，并具有行使“领导权”、使企业健康发展能力的人；二是虽能代表劳动群众利益，但不具备行使“领导权”的能力，从而不能使企业健康发展的人；三是虽有行使“领导权”的能力，但不能代表劳动者利益的人；四是有行使和掌控“领导权”的能力，但以权谋私甚至将某个人或家族的利益视为国有企业目的和根据的人。国有企业的巩固和发展，显然只有由第一种人来掌控“领导权”才有可能。而只有由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以民主法制来选举和控制，才能保证第一种人行使国有企业的占有权、监督权、管理权，保证全体劳动者对国有资产享有充分可排他的处分权能和收益权能。
因此，民主政治实际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实现机制。只有以民主机制建设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解决当前所有权主体和占有权行使机构这一主要矛盾，使国有经济能够按照劳动者的意志运行和分配，国有经济才能获得所有者的普遍支持。
三、私企要进一步快速发展，必须苦练内功，弥补不足
在“国进民退”争论中，关于私企，存在着两个认识误区。
第一个误区：有些学者为了论证国有企业的扩张是“与民争利”，借“私企”也被称为“民企”，将私企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企业形式，提出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私企具有凌驾于国企之上的合理性。
这种说法并无依据。私企，实质是私人所有企业，它在中国被称为私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初期特殊的历史条件造成的。私有企业被称为私营企业、民营企业，从所有制关系上说，就是中国的私有资本企业，代表了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私企既不能因为叫做“私营企业”就被认定是私人仅仅掌握经营权的公有制企业，也不能因为叫做“民营企业”而被当做人民的资产，具有优越于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质。
当前，中国在所有权上体现全体劳动者权益的只有国有企业。中国劳动者的地位起伏与国有经济的兴衰直接相关，国有经济也因为是全体劳动者所有的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内容。如果说国有企业“与民争利”，那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不完善、所有权没有落实的结果，要“为民争利”，必须通过国有经济的自身改革来完成，而绝不能将其当做国企与私企同根相煎的借口。
私企发展至今，已经与国有企业一样，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生产力层面，私企和国企共同适应了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长。在生产关系层面，二者也都享有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和合法地位。私企的合理性已经入宪，取得了和公有制企业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二者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有序竞争，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主权的独立和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