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

不得要领的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与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商榷

许平中

时间：2005年02月05日作者：许平中来源：史学评论网

摘要：一些学者把明清江南经济与英国经济进行比较，力图找到近代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欧的原因。但学者们对明清江南经济究竟“是什么”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黄宗智认为江南经济在人口压力下出现了“内卷化”；李伯重认为江南经济存在斯密型增长但未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彭慕兰则干脆认为到1800年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差，英国之所以产生工业革命只是由于英国煤矿离工业区较近并且向新大陆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美国经济学家诺思阐明：社会结构和经济、政治制度，都是经济人在特定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理性选择的结果。西欧气候复杂，产品差异大，各地又有水路通航，适合发展商品市场，市场的发展又带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兴起。本文认为近代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欧，在于二者大不相同的地理条件。中国文明本部东西方向气候相同导致产品基本相同无交换必要，南北方向无通航河流导致有差异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中国农民将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代价，基本产品的交易市场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缺乏市场盈利的刺激，农民也只能够自给自足，导致社会长期停滞于传统状态。明清江南虽然出现了分工协作的手工业生产，但由于市场盈利潜力不大，不能刺激技术创新，所以不可能自发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学者们大都没有搞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所以其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都是不得要领的。

关键词：内卷化斯密型增长地理条件商品市场历史反差不得要领

前些时，我从王家范先生的批评文章“ 《〈大分流〉与中国历史重估》”中了解到，美国学者彭慕兰认为，直到1800年，英国的英格兰与中国的江南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差别不大，只是由于英格兰具有适合开采利用的煤矿以及北美殖民地缓解了人口压力，才使得的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此后东西方才分道扬镳了。

说实话，光从彭慕兰的这一结论我已断言，《大分流》一书并不具有研究价值，如果为了消遣去阅读它，那对我的意志力也将是一次严重的考验。

最近，一位热心的读者给我来信说，他看了关于《大分流》一书的评论，感到彭慕兰关于英国崛起原因的论述，恰好能够证明我“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的历史理论（许平中：《中西历史反差探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8 月出版）。我对这位读者把《大分流》与我的历史思想联系起来颇感吃惊。但仔细想来，彭慕兰所说的英国工业革命的两个关键原因，正好“对应”于我所阐述的“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读者对我的历史理论产生误解，一点也不奇怪。但是这也使我认识到，有必要再向读者强调，在我看来，历史运行的终极“原因”（“条件”）是确定的，都是地理条件和外生变量。所以历史研究的关键任务，不是找到“哪些因素”促进或延缓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阐明这些因素“如何”决定或影响了经济人的选择，从而使他们创造了各自大不相同的社会和历史。

为了说明我与彭慕兰历史研究的方法不同，我不得不浏览了网站上关于《大分流》的介绍和评论，也大致了解了中国学者研究经济史的方法。本文不就学者们提供的具体经济史资料进行评述，只就研究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经济史爱好者。

一、宏观历史问题的提出：近代中国何以“落伍”？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迫使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史家也开始对自己传统社会进行重新检讨。但是实在说来，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学者们并没有搞清中国历史进程何以与西欧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在笔者看来，人们甚至对传统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也没有搞清。19世纪的中国落后于西方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这一落后是由于明清时期才落伍了（而明代之前的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还是从秦汉以来社会就“长期发展缓慢”，甚或传统中国“社会早已停滞”？

许多人以为“缓慢论”、“停滞论”和“落伍论”之间的差别无关紧要，但实际上，这三种观点认识问题的基础并不相同。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是“长期发展缓慢”，那就需要从社会结构形成后社会运行的动力方面去寻找原因；如果认为中国社会“早已停滞”，那就需要从传统社会有没有自我发展的潜力上下工夫研究；但如果认为古代中国有辉煌的成就，只是在明清之际才落伍了，那就只需要在明清时代具有什么特殊因素中探讨落伍的原因。

当许多中国学者尚在思考中国社会落后的状况究竟“是什么”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位“高明”的西方学者李约瑟，他硬是在故纸堆和其它不知道什么资料中发掘出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得出15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的结论。于是问题就简化为：15世纪之后的中国何以不能像西欧那样率先转向现代，却由古代的辉煌转向近代的沉沦，陷于后进挨打的命运呢？中国人把这一问题称为“李约瑟难题”或“李约瑟之谜”。

从了解李约瑟提出的问题时起，就有不少学者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神话颇感怀疑。学过平面几何的人都知道，远在古希腊时代，欧几里德就归纳了几何学的公理体系。就这一体系给人的思想启迪来说，那是中国的所谓四大发明所远远不能比拟的。不少人隐约感到，四大发明也许一点也不值得中国人自豪和骄傲，因为它们都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偶然的发现而已。如果中国从来就不具有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那就无所谓明清时期的“落伍”。近代中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大大落后于西欧，不过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欧大大加快了发展步伐而已。因此，探讨中西历史何以出现如此强烈的反差，不应当致力于研究中国，而应当致力于研究西欧。

其实只要把世界其它地区也纳入我们的视野，就很容易发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出近代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实际上也都是停滞的。只是由于它们距近代文明发源地的西欧较近，受近代文明“冲击”比中国早，有的国家或地区甚至直接被西方文明所统治，这才使它们似乎显得比中国“进步”。从宏观角度看，传统中国社会不管是落伍、缓慢还是停滞，在世界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现象。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向全世界扩张这一伟大的社会运动，世界其它地

区还会普遍停滞于自己的中世纪，中国也还会继续自己的王朝更替和历史循环。认为任何“社会”或“文明”都具有无限发展的潜力，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中国学者很难相信传统中国社会不具有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潜力，所以总想在中国历史中发现能够自发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因素”，于是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被制造（真正是制造）了出来。对于这些“资本主义萌芽”何以没能发展起来，他们则归咎于西方的扩张打乱或“阻碍”了中国的正常发展。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看到，远在资本主义扩张到中国之前，中国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所以近代中国的落后，就不能够归咎于资本主义的扩张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于是一些人力图在中西历史的比较中，找到西欧发展的有利“因素”和中国发展的不利“因素”，用不同因素的作用来解释中西历史的反差。在这些对比研究中，最有价值的也许就是对明清江南经济与同时期英国经济所做的比较。

先是华裔美国学者黄宗智先生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内卷化”理论。这一理论认为，江南的农户家庭虽然通过增加劳动力投入获得了较高总收入，但由于人口压力导致的劳动报酬递减，人均日产量却是下降的，也就是“劳动生产率”下降。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社会虽然有“增长”但却没有发展，出现“无发展的增长”。他把江南经济运行的这一方式称为“内卷化”或“过密化”。

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在其《“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有“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两种，前者是指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后者是指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出现了由分工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也就是出现了斯密型经济成长，但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斯密型经济成长毕竟也是经济成长，黄宗智仅仅因为江南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成长就否定江南的经济发展是讲不通的。

美国学者彭慕兰却认为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并不比英国经济落后。他在2000年出版的《大分流》一书中，通过对英格兰和中国江南社会经济几种重要

因素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1800年前的欧洲经济并非早已具备内在的“决定性优势”，此后当欧洲借助于煤炭以及与新大陆的贸易缓解了土地和能源压力后，它才走上了与中国“分流”的道路。彭慕兰认为，此后“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完全是几种偶然因素的作用”的结果。

下面介绍这几位学者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不同观点。

二、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和李伯重的批评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368—1988年》一书中，提出了解释明清江南经济状况的“内卷化”理论。他认为，明清时期，江南人口压力导致资源紧张，人们只能依靠不断增加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来提高产量。生产要素过分投入的结果是劳动密集化、劳动边际报酬递减、劳动生产率下降。这样，就全年家庭劳动而言，尽管可能有更多的“就业”和收入，但就平日每天的劳动报酬来说却是减少了，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黄宗智用“内卷化”或“过密化”来表示这种增长。黄宗智认为，真正的“发展”意味着通过增加单位劳动的资本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即如18世纪英国农业以及现代机械化农业所展示的情形。但是，明清时期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家庭农场实际上对能够节约劳动的“资本化”与农业规模效益有一种现实的抵制，类似的家庭农场手工业生产也对“原始工业”和现代工业中节约劳动的资本化进行抵制，这就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经济增长。中国当然就不可能发展出近代、现代社会。

李伯重起初对“内卷化”理论评价颇高，后来又转而批评这一理论。黄宗智的理论提出后不久，李伯重就撰写了《过密型增长理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一文，从标题即可看出，他对过密型增长理论（即内卷化理论）颇为推崇。然而几年后，李伯重对江南经济情况产生了新的看法，他在《“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史研究》（标题观点鲜明）一文中，对“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李伯重认为，“内卷化”理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内卷化”理论的理论基础其实依然是“近代经济成长道路是单一”的看法，而近代经济成长的方式至少有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斯密型成长(the Smithian Growth)和技术进步带动的库兹涅茨型成长(the Kuznetzian

Growth)两种形式。两种成长方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明清江南农村经济没有出现库兹涅茨型的经济成长，不排除出现斯密型的经济成长。

其二，提出“内卷化”理论所依据的事实非常薄弱，有的甚至有错误。李伯重原先曾经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与黄宗智的认识一致，所以成为黄宗智理论的重要依据。但李伯重自己后来却认为，“江南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这就与原来对事实的看法大不相同，于是感到“内卷化”的理论基础也成了问题。

其三，“内卷化”理论赖以建立的另一重要基础是人口压力增大，但是对明清江南人口状况的这一论断却很成问题。葛剑雄、李中清、王国斌等人的研究证明，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与西北欧及英国相差不大。何炳棣进行的人口研究证明：在1850—1959年的一百多年中，人口大省江苏的人口仅仅增加了7.5%，考虑到当时隶属于江苏省的上海逐渐兴起，其人口增加也纳入了这一统计数据，可以认为江苏省的实际人口增长率更低；同一时期，浙江人口下降了23.8%，安徽下降了19.3%，江西则下降了31.4%。根据这些资料，明清江南是不是真正存在所谓的人口压力，还是一个远远不能定论的问题。

正当中国人为解答明清江南何以落后于西欧的问题颇费脑汁时，美国学者彭慕兰却提出，18世纪的中国江南不但不落后于英国，甚至比英国倒更有发展优势。让我们来看看彭慕兰的观点。

三、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关于中西比较的观点

在《大分流》一书及其后发表的文章中，彭慕兰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点：

1、彭慕兰认为，“内卷化”是大多数社会共有的现象，不能用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于英国。彭慕兰提出，人口压力导致工资下降的情况是普遍的。18世纪英格兰人均收入的增长相当小，18世纪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候，实际工资（大概）都是下降的。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中国农村居民也像全世界他们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如果说中国江南

出现了一种内卷化现象，那么英国工业大部分行业中的工人也陷入了一种同样程度的内卷化。所以用“内卷化理论”不能说明中国江南的落后。

2、彭慕兰认为，黄宗智关于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表明，“内卷化”理论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黄宗智认为，只有在人们无产化被强制性剥夺了任何其他选择时，才会发生向现代经济的变革，英格兰的圈地运动对英国的近代化发展就具有这样的意义。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不具备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也不可能发展起来。彭慕兰则指出，18世纪英格兰中部地区由圈地运动从农业中“释放”出的劳动者，往往加剧了当地的失业而不是构成新生的工业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内卷化”理论，这应当是造成英格兰“劳动力剩余”或“内卷”的经典案例。但黄宗智一方面把中国江南的人口过剩作为“经济内卷化”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圈地运动造成的剩余人口看作是英国向现代经济变革的动力。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作用的这一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彭慕兰认为，对人口过剩这一现象所起作用的相反解释，说明内卷化理论存在内在矛盾。彭慕兰看到，很多学者的研究都不相信英国的圈地运动对经济发展起了那么大的促进作用。大多数学者认为，“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

《大分流》一书对近代以来中西社会发展进程的反差，做出了自己的解释：18世纪以前，东西方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18世纪末19世纪初，历史来到了一个岔路口，东西方之间开始逐渐背离，分道扬镳，距离越来越大。造成这种背离的主要原因，一是美洲新大陆的开发使英国人口压力缓和，土地制约因素解除，二是英国煤矿距经济区较近，使蒸气为动力的大规模使用成为可能。相比较而言，中国没有类似新大陆这个“意外之财”；中国虽然有不少煤矿，但离核心区江南太远，运输成本昂贵，无法有效利用，于是东西方分道扬镳，彭慕兰把这个过程称之为“大分流”。这样，按照他的看法，英国之所以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主要是一两个偶然因素起作用的结果。

下面我们尝试对学者的观点给予评析。不过在评析之前，有必要先介绍几个相关的原理，它们是：1、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2、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原理。这些原理是笔者根据前辈思想家的

理论归纳出来的，不了解这些原理，就不能很好地认识经济史的许多重要问题。它们并不深奥，也不是笔者的“发现”，但对于一般经济史学者来说却是全新的。它们本可以独立论述成文章，读者也可以在笔者的其他文章中找到相关论述，只是因为它们对理解本文论题的重要性，才直接纳入本文（并占用网站宝贵的版面资源）提请读者批评的。

四、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基本问题

1、技术创新的成本收益原理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那么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认为，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首先应当归结为地理环境的特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把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归结为生产技术的变革或突破，那么生产技术突破有没有原因呢？它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具有必然性？如果是偶然的，为什么中世纪后期西欧出现了那么多技术突破，而中国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中，（对生产关系具有革命意义的）生产技术却几乎没有出现任何重大突破呢？如果技术突破具有某种必然性，那么这种必然性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利益追求是人类行为的永恒动机，人在活动前都要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只有那些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过去往往把生产技术进步看成是象鲁班发明锯子那样是偶然出现的，这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在历史上，偶然性的技术创新也许确实起了很大作用，不过它们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各地陆续出现，正是因为它们不需要多大成本。等到偶然性的发明创造大都被人们掌握，剩下的都是一些依靠偶然性无法突破的发明项目时，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用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座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陆续宣布对发明计时钟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持续到18世纪才由英国的哈里森

获得，他为了研制计时钟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我们可以设想，假如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患疾病死亡，那么计时钟就还会被他的儿子或是其他人发明出来（事实上也正是他的儿子到英国皇家学会据理力争，才使这一发明获得官方承认的），因为高额赏金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成果在出售后因为被人仿制而使发明人所获收益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就不会有人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他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现代经济学称为“搭便车”的利益，所以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进行仿制，于是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

不过，虽然高额赏金能够刺激发明创造活动，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保护发明者利益而给予创造活动经常性刺激的专利制度被欧洲人发明了出来。此后欧洲的许多发明创造都是在专利制度保护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上，如果没有专利制度保护，许多发明创造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预期成本的，因而根本不会有人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没有形成保护发明者利益的制度，所以出现的发明创造大都具有简单和偶然的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早在专利制度形成以前，西欧已经出现了一系列技术突破，所以最早的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由于市场扩张引起的盈利机会对人们刺激和吸引的结果。

2、市场发展与技术创新关系原理

诺思认为，引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商品市场的扩张。大致在11世纪，西欧就形成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换市场。市场盈利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交易活动，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逐渐加入到市场交易中来，到13 世纪时，西欧逐渐形成了辐射范围广阔的大市场。市场扩大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靠近市场地区信息灵通，人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生产，逐步形成了专业化的制造业中心。制造业的专业化刺激了分工。羊毛织品是当时西欧主要的制造品，其制造过程可以分解为许多细小的工序，精细的分工使人们只需要重复简单的操作，简单的操作“将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有限的一些难题上”，促使人们考虑用机械代替手工，用自然力（水力和风力）代

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研制成本大大降低，而创新收益则因产品具有广阔的销路而十分可观，刺激人们致力于技术创新的研制，于是西欧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

因此，市场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是双重的。市场发展既通过刺激生产和劳动分工间接降低了创新成本，又由于可以大量销售产品而直接提高了创新收益。所以，近代以来理论科学和技术创新大都出现在具有发达市场的西欧，决不是偶然的。一句话，市场盈利是刺激技术创新和突破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市场发展造成的纯收益的提高，西欧生产技术的突破是不可想象的。

另一方面，简单技术或偶然的发明创造能否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关键问题也在于这些技术和发明能否利用市场获利。诺思还指出，南欧人早已发明了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在南欧并没有起到重大作用，后来却在欧洲西北部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从而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它们之所以能够在欧洲西北部发生那样的作用，完全是由于那里已经出现了能够使它们获利的市场。按照诺思所说，“由于利用这些技术建造设备需要大量资金，所以只有在大量生产的情况下才是有利可图的”。而要大量生产，当然需要有销售产品的市场。另外，许多中国人知道，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在中国所起作用很小，传到欧洲却对新兴阶级战胜旧制度起了重大作用。同样的技术在不同地区具有如此不同的作用，关键就在于不同的市场环境……

3、市场兴起的地理基础

按照唯物史观，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原因，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由于无法解释技术创新出现的原因，于是历史科学走进了死胡同。不过应当承认，许多学者也看到了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但由于把唯物史观把市场看作是“生产关系”（其中的交换关系）方面的内容，于是市场发展就力图由生产力发展给予解释。但在诺思看来，市场发展是比我们所认识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为基础的层次，市场发展既引起人们“关系”方面的变化，也引起了生产力的提高。如前所述，是市场盈利的刺激使得生产规模扩大，从而既引起了分工的出现，又提高了生产效率（生产力的表现）。这样，诺思就找到了跳出“生产力——生产关系”相互作用怪圈的出路，即市场是二者的共同基

础。这样，只要找到市场发展的基本原理，也就解决了困扰历史学家上百年的大问题。

诺思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阐明，西欧市场兴起的基础条件是优越的地理条件，促使市场兴起的原动力（外生变量）则是人口的自然增长。

直到中世纪前期，西欧大部分地区还是人口稀少的广袤的荒野。但是人口具有自然增长的趋势。中心地区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劳动报酬递减，迫使人口溢出到尚未开垦的边远地区，这就是开发西北欧的所谓“边疆运动”。在新开垦的地区之间以及新老地区之间，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存在差异，导致粮食、牲畜等自然产品的差异，这就引起对交换的需求，于是首先产生了小范围的商品交易市场。广泛的水路运输使得运费低廉，粮食、木材、羊毛、咸鱼、酒类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也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于是广阔的地域都参加到市场交易中来。基本产品的交易使得各地都能够生产自己的优势产品，这就使得普通农民也能够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了劳动收益。边远地区农民收益的提高使得他们有力量消费更多的制造品或奢侈品，这就使制造业的产品增加了销量，销量增加刺激了工业的专业化和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技术的发展和进步。

不过，诺思虽然指出了市场发展对技术创新的刺激作用，但作为“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他强调的是市场发展促使西欧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组织和制度，从而加速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诺思把人口增长作为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动力（按诺思的说法，人口增长是“外生变量”），常常使中国读者感到迷惑：人口的自然增长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国）普遍存在，何以只有在西欧才导致市场的兴起呢？

其实，导致西欧与中国历史进程差异的根本“因素”（笔者对“因素论”颇不以为然，经常说的是“原因”或“条件”。但社会科学还没有公认的术语能够表述这一概念应有的内涵）不是“人口增长”这一原动力不同，而是增长的人口所遇到的客观环境（条件）大不不同。我们从西欧市场发展的过程来分析这写条件。

历史上对人类进步具有重大促进作用的商品贸易不是许多世纪以前就已经

存在的跨大洲、越大洋的丝绸、香料、瓷器、象牙、金银、珠宝等奢侈品的转手交易（在古代运输条件下，只有奢侈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而是南欧、西欧和北欧以低地国家尼德兰为中心的粮食、木材、羊毛、鱼类、酒类等农、林、牧、渔基本产品的贸易。因为只有基本产品的贸易才能够使劳动价值最低的农民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从而有能力购买工业制造品，从而刺激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

从市场发展的原理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发展起来。一方面，“基本”产品产地广泛，各地生产成本差别不大，所以没有交换的必要；另一方面，基本产品大都是低值笨重货物，所以很难承受远距离高额的运输费用。从这两方面看，基本产品的交易只能够在那些小范围内产品差异较大、而大范围内运输费用又较低的地区发展起来。因为产品差异大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明显，运输费用低使得比较利益能够实现。西欧就正好具有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但降水多的地方每年达1300毫米，降水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这就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很大，各地具有明显的比较利益，由于河流密布，并且大都是四季通航，各地比较利益能够实现，所以这里最早产生了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

四大文明古国都坐落在大江大河流域，这些地方地理条件单一，在人们力所能及的空间范围内，基本产品大致都是相同的，根本不可能刺激商品交换的发展，所以它们的生产技术、社会结构就都一直维持在传统状态。在不利于商品市场发展上，中国的条件比其他文明古国更为典型，因为中国的地理条件与西欧几乎正好相反：在文明本部黄河流域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地域内，明显具有产品差异小，且缺乏通航河流的特点。

黄河流域的气温线和降水线都是东西方向，东西方向气候基本相同，这就使得东西方向农作物的品种大致相同，例如夏收作物主要是小麦，而秋粮则主要是菽和粟（近代则是玉米）。如果我们从该地域最西端陕甘交界处一直走到最东端的山东半岛，所到之处，物产几乎都是相同的。在这一近百万平方公里范围内，东西方向上基本产品没有多大差异，各地之间不存在比较利益，不能刺激商品市场的发展。另外，虽说在黄河流域的南北之间，气温和降水的差异使得自然产品

存在差异，例如北部旱地产麦粟，南部水田种水稻，但是南北方向没有通航河道，产品交换只能依赖陆路运输。在古代肩挑背扛牲口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基本产品根本不能承受这样高额的运输费用。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基本物品的交易市场。东西方向上产品的无差异和缺乏南北走向的河流，是两千多年来制约商品经济不能够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了解了地理条件、市场兴起、劳动分工、技术突破、经济增长的内在原理之后，让我们对学者们关于明清江南经济史研究的争论给予简要分析。

五、黄宗智、李伯重、彭慕兰观点评析

在当前的经济改革中，国家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要由原来的“粗放性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所以一般读者熟悉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所谓“粗放性增长”也叫外延式增长，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按比例增加引起的总产量增加，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集约型增长”

也叫内涵式增长，是指在不增加物质生产要素的情况下，依靠改进技术和管理引起的经济产量的增长。在这种增长方式中，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

不过，历史上很少有符合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的情况。大量情况是，某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却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一定时期内总产量也会有所增长。这样的增长（如果可以算得上是增长的话）就既不是“粗放型增长”，也不是“集约型增长”。在这种单一生产要素的增长中，在总产量也随着增加的同时，增加每一单位生产要素所获得的产量增加却越来越少（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到一定程度之后，总产量达到顶峰，此后总产量也开始下降。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的情况就是这样：随着人口的自然增长，某一地区对农业的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土地投入却不变，于是出现劳动报酬递减，黄宗智把这种总量可能提高但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称为“内卷化”。

受马克思理论的束缚，中国学者往往注重于研究“生产力”状况。由于确定生产力发展状况没有明确的标准，于是人们力图用“劳动生产率”来表明“生产力”状况。但是对探讨深层次原因来说，这一转换并不具有多大作用，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是什么，人们至今也没有很好地归纳出来，一般仍然认为主要取

决于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由于把“技术”看成是一个只会提高而不会降低的条件，于是“劳动生产率”也应当是一个只能提高（或者不变）但却不会降低的数值。那么，问题出在那里呢？

笔者以为，学者们对“生产力”和（或）“生产率”的探讨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生产率”和“生产力”并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因为在生产力（按照唯物史观的一般理解，其标志是生产工具）没有变化的情况下，生产率却可以有高有低。所以“生产率”的提高并不完全取决于技术。例如在农业中，即使技术完全不变，（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多地少时也会出现“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人少地多时则出现“劳动生产率”上升。所以，历史上“劳动生产率”（变化）是一个有升有降的波动过程，用它说明“生产力”的情况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其次，“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并不能说明社会发展进步的程度。一般认为，当“劳动生产率”较高时，社会就可以生产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的存在是所谓的“原始积累”的基础，而“原始积累”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但是把原始积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另一条件是“自由劳动力”），本来就是马克思“制造”出来的，它们对研究资本主义的兴起过程并不具有重要作用。因为社会能否发展和进步，关键并不在于有没有剩余产品以及剩余产品的多少，而在于这些剩余产品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具体地说，历史上的社会能否发展进步，不在于按人均劳动产出量计算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而在于当时的产品能否促进交换的发展（交换的也不一定都是“剩余产品”，但都是有差异的“不同产品”）。在古代和近代的中国历史上，由于产品差异小，人们将产品运输到有差异的地区进行交换，比调整产品结构自己直接生产所需产品还要花费更高的代价，所以人们的合理选择就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只能维持自给自足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当人口稀少土地丰裕时期，由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产品，要么会被统治者集中起来修建宏大的国家工程（阿房宫、长城、大运河等）或者发动大规模的战争（汉武帝反击匈奴、隋炀帝征伐高丽、忽必烈进攻日本等），要么就按照马尔萨斯阐明的人口增殖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全部转化为人口，经过一段时期以后又使人口达到饱和状态，“边际收益递减原理”又使得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到只能勉强糊口的程度（黄宗智所说的糊口农业）。这时如果遇到严重天灾，土地

产出根本供养不了饱和人口，就出现大规模的起义和战乱，于是社会就出现新一轮的王朝循环……

最后，研究“劳动生产率”的原因，一点也不比研究生产力概念来得容易。在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中，“生产力”是一个没有经过严格定义而实际上无法界定的概念。“劳动生产率”无疑要比生产力概念便于把握。但是严格说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也是一个由许多原因引起的复杂经济现象，如果探讨其发展的原因，劳动生产率一点也不比生产力来得简单。例如，学者仍然注重技术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解答不了技术发展的原因，所以仍然使研究走进了死胡同。根据我们前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劳动生产率”问题在历史研究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学者们之所以重视劳动生产率问题，实际上是误入歧途。黄宗智、李伯重和彭慕兰无不如此。

黄宗智认为，明清江南经济总量虽然可能有所增长，但人均日产量却是降低的，所以“劳动生产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应当承认，黄先生对江南情况的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从经济学原理说，这一现象正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结果。当然，如果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作用的同时，又有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予以抵消，那么就不会出现收益递减甚或出现收益提高。由于事实上那里并没有出现技术进步，无法抵消由劳动力增加引起的报酬递减，于是就出现“内卷化”现象。很明显，“内卷化”不是明清江南经济停滞的原因，而是经济停滞的表现或是结果。

李伯重对黄宗智的批评，尤其是他对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的区分，暴露出他对经济运行的原理的模糊认识。从经济理论模型看，由分工协作和专业化所带来的斯密型成长，当然和由技术进步带动的库兹涅茨型成长是“并列”的，二者没有逻辑联系。但是两个理论模型没有逻辑联系，不等于它们在历史上真的就没有逻辑联系或必然联系。应当承认，在历史上，不少地区产生过劳动分工，也到来了经济效益，但却没有产生出技术进步（带来的经济增长），所以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似乎完全可以分割开来。但从西欧经济兴起的过程看，如前所述，正是由于在分工（协作）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刺激人们从事技术创新，从而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此后技术突破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换句话说，历史事实表明，只有在斯密型成长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库兹涅茨型经济成

长（资本主义对外扩张后的技术引进当然例外）。可见，斯密型成长和库兹涅茨型成长并不像李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没有必然的联系”。

至于为什么有的地区出现了劳动分工却没有出现技术进步（例如古代雅典），从经济人行为原理分析，则只能是由于那里市场盈利的潜力已经几乎耗尽，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生产效率的刺激不大，结果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没有人再去致力于提高生产技术的研究……

黄宗智认为从劳动生产率看明清江南经济没有增长，而李伯重却认为存在斯密型成长，我们不对这一争论作出评判。但在笔者看来，如果明清江南真像李伯重所说的那样已经出现斯密型成长，但却没能演化出技术进步，那也只是因为市场发展状况的限制，使得从事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预期收益渺茫，结果没有人去从事创新活动。只要有足够的利益刺激，总会有人致力于发明创造活动并取得成果的。但是如果同一项技术发明或创新在西欧市场中能够赚钱而在中国却得不偿失，那就正好说明中国人不从事技术发明是一个理性选择。所以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不是由于什么什么因素的“阻碍”作用，而是由于中国的环境条件缺乏使技术发明获得盈利的空间！

过去，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把技术创新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偶然出现的，所以经济理论都把技术创新作为引起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新制度经济学家”发现并阐明，技术创新是“内生”于西欧经济运行的过程之中的，从而为历史研究开辟了全新的道路。而在西欧经济技术兴起并逐渐向世界各地传播以后，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技术接受地）来说，技术当然就不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但是大量事实已经表明，外生技术在当地究竟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归根到底还是要看当地的市场状况。西欧的纺织技术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也建立了许多纺织工厂，但是“洋布”一直没有将中国农民的手工纺织挤垮，直到1980年代以“的确良”为标志的新型化纤产品普及后，机器纺织才完全取代农村的手工纺线织布。

愚以为，从经济史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看，李伯重和黄宗智关于明清江南经济有没有增长的争论，也是不得要领的。首先，江南地域达几十万平方公里，明清时期的时间跨度有四五百年。由于缺乏完整资料，人们只能用局部的甚至个别的材料来得出结论。而用局部或个别材料得出一般性结论肯定是不可靠的。在如

此广阔地域和如此长时期的跨度内，情况必然是千差万别，相互冲突的理论观点就都可以在其中找出个别“依据”。李伯重原先认为，“江南水稻生产中劳动投入明显增加，亩产量却没有提高”，这一判断的合理推论就应当是劳动报酬递减导致的“内卷化”，所以完全符合黄宗智的理论。但他后来却认为江南出现了“斯密型增长”，“无论在农业方面还是在手工业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步”，于是对黄宗智提出了批评。由于这里的“实质性的进步”没有经过严格定义，所以我们不好判断它是否符合实际。在我们看来，即使李先生后来的认识具有某种客观性，也难以推翻他自己过去的看法。因为现有的明清江南经济史材料既不能严格证明黄宗智的结论，也无法推翻这一结论。从哲学上看，“明清江南”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事物，而如此复杂的事物必然能够为任何相互冲突的见解提供个别事实依据。

李伯重对黄宗智关于江南人口压力的批评，也是完全不得要领的。当然，由于缺乏可靠资料，黄宗智不可能对明清江南的人口压力给予精确计算（不但任何一个时间断面的人口压力难以计算，而且人口压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而只能得出关于人口一般趋势的结论。如果李伯重不同意黄宗智对“人口压力”的判断，能用具体材料直接予以批评或反驳当然最好，技术不能正面反驳，阐明自己不同意这一结论的间接理由也未尝不可。可是，李伯重用1700—1850年间中国人口与西北欧及英国人口的比较以及1850—1959年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人口增长少甚或下降的材料，试图反驳黄宗智关于明清江南人口压力的论断，却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这些材料不但不能反驳黄宗智的观点，相反，却正好证实了黄宗智关于人口压力增大的论断。要证明明清江南人口压力没有“增大”，应当将这一地区前后不同时期的人口数据进行比较，而不是用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比较。即使“1700—1850年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确实与同时期的英国相差不大，也不能否定“明清江南”人口饱和的状况，因为人口密度多大为饱和，在不同地区是相差很大的。而用1850—1959年这一百多年间江南各省人口没有增长甚或下降，虽然不能说明在这一时期中人口压力“增大”，但却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江南已经存在严重的人口压力，因为正是饱和人口的制约导致马尔萨斯抑制的出现，才使得人口在一百多年中没有上升反而下降。如果在此期间江南人口有大幅度上升，那才正好说明在1850年时尚不存在什么人口压力。

笔者以为，李伯重观点和论证的缺陷，在于他在经济史研究中未能够很好地利用微观经济理论，尤其是没能把人口运行的原理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不过从微观经济学原理看，彭慕兰对黄宗智“内卷化”理论的批评，倒有不少正确之处。

首先，彭慕兰充分认识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看到，在一个没有发生急剧技术变革的世界中，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劳动力边际报酬下降的事实。所以黄宗智用“内卷化”来说明中国江南落后确实没有说服力。

其次，彭慕兰批评黄宗智对英国圈地运动的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黄宗智似乎是无条件地接受了马克思的看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靠暴力掠夺实现；另一个是有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英国是通过圈地运动实现的。黄宗智认为，由于中国不存在圈地运动，没有形成“自由劳动力”这一条件，所以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的说法是否正确，那是需要事实和逻辑给予证明的。在经济史研究中，我们不能以经典理论家的“说法”为依据。当然，就圈地运动的作用来说，彭慕兰也没有用“事实和逻辑”给予论证，而是借用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来批评黄宗智，所以也不能认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他的见解无疑比黄宗智要高明，因为他认识到，不是圈地运动造成的“自由劳动力”，而是“市场的刺激”促进了英国的经济增长，他的说法是，“公开的市场机会和只有通过市场才能获得的新消费品的实用性，在刺激效率增长方面可能更为重要”。而根据诺思原理，也确实是市场盈利刺激了经济效率的增长。

不过，虽然彭慕兰认识到市场在西欧经济兴起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他了解或者借用的这一正确思想并没有对他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相反，他却对经济史资料采取了几乎是随意取舍的态度，完全无视18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欧在经济运行方面已经出现的巨大反差，硬说直到1800年，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内生优势，只是由于美洲新大陆的开发和煤矿优越的地理位置使英国产生了工业革命并且领先于世界。

实际上在1800年，（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已经独立并建立美国24年。美国何以要独立？是因为与英国的经济利益产生严重分裂。为什么经济利益会出现分裂？是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所以在1800年时，不但英国，而且它的衍生子国美国也已经发展到很高程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又经过200年后到2000年，美国人彭慕兰用英（美）文在美国出版的著作，却作出了1800年的英国与中国江南经济发展的程度大致相同的结论，真不知道在美国有没有人相信这一论断。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彭慕兰（因他那不着边际论断）在中国却找到了

不少“知音”甚或崇拜者，我们的《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还不惜宝贵的版面登载介绍或评论文章，真不知道权威杂志将把经济史初学者引向何处。不过，这一情况正好表明，中国社会科学还远没有跟上世界社会科学的步伐……

我们可以举出大量路人皆知的间接材料，用以说明1800年的英国已经与中国存在巨大反差。

就在美国独立的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出版了他那名著《国富论》，其中谈到他所参观的扣针厂劳动分工的情况：一个人抽铁丝，另一个人拉直，第三个人截断，第四个人削尖，地五个人磨光顶端以便安装圆头；做圆头要求有三道不同的操作；装圆头是一项专门的业务，把针涂白是另一项；甚至将扣针装进纸盒中也是一门职业。由于这种专业化，每个工人每天生产几千枚针。他得出结论说，如果工人选择分开工作，那他们肯定不能每人每天制造出20枚扣针，或许连一枚也造不出来。从斯密提供的例证可以想见，那时英国工厂中的分工和专业化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之所以出现如此高度的分工，当然是由于市场销量的刺激。1776年是大清乾隆41年，中国还完全处于传统社会之中。而1800年，正好是英国的欧文以股东兼经理身份开始领导他的大棉纺厂的一年，该棉纺厂原有500多人，后来发展到2500人。按照欧文的说法，“这2500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个世纪前还需要60万人才能生产出来”。他问自己：“这2500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60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然后他自己又回答说，“没有这些用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转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1970年12月第1版，P260）。既然1800年左右英国纺织工业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如此高度，我们对彭慕兰的论断又能说点什么呢？用王家范的话说，就是新的“天方夜谭”。

我们还可以举出诺思对西欧经济兴起过程的论证来反驳彭慕兰。诺思指出，“到1700年英国的制度框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工业管制的衰败和行会权力的下降使劳动得以流动和经济活动得以创新，稍后又进一步得到了专利法的鼓励。资本的流动受到合股公司、金首饰商、咖啡馆和英格兰银行的鼓励，它们都降低了资本市场的交易费用；也许最重要的是，国会至上和习惯法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的手里，并为司法

制度保护和鼓励生产性的经济活动提供了重要框架。英国在不利的开端之后到1700年经历了持久的经济增长。它发展了一套包含在习惯法中的有效的所有权。除排除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资源配置的障碍外，英国已开始用专利法来保护知识的私有权了。现在舞台已为产业革命布置就绪。”（诺思：《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P170）

而在1700年到1800年这100年中，英国再没有出现过政治革命，也没有出现过光荣革命，它的政治制度已经进一步演进和完善，就适合于经济发展来说，那是当时的中国政治制度所不可企及的。彭慕兰完全无视这些事实，硬说1800年的英国并不比中国先进，这一耸人听闻的结论只能使严肃的学者感到吃惊。由于《大分流》的这一结论，笔者甚至对彭慕兰的动机产生怀疑：他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还是在无原则地极力宣传自己的主张呢？

有人认为，当前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而彭慕兰的《大分流》一书，就是反对“西方中心论”的一颗重磅炸弹。但是“西方中心论”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并没有人给予严格定义。而如果以西方社会为基础获得的社会科学成果都可以称为“西方中心论”，甚至认为斯密、马克思、韦伯、诺思等人立论的基础都是“西方中心论”（或者都有“西方中心论”倾向），那么笔者以为，这种“西方中心论”还是不反对为好。像《大分流》的作者这样反对“西方中心论”，则只能使这一阵营更加出丑。

据说黄宗智也对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因而得到了学界的称赏。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围绕明清江南经济史的争论就是“反西方中心论”内部的争论。但是笔者以为，如果（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反对“西方中心论”上意见一致，那不是中国学者的幸事，而毋宁说是一种悲哀。因为学者们从事的工作是“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一种必须“主观符合于客观”的活动，所以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科学原理应当是通用的。与世界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背道而驰，对中国绝对没有好处。

当前，既然中国学者中有如此强烈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那就有必要对“西方中心论”给予明确的界定，搞清我们所要反对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具体来说，应当先搞清近代以来世界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中心；如果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中

中国古代经济史的收获与感悟

学习《中国经济史》古代部分的收获和困扰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第一部分：对于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的思考和感悟 （一）、关于导论部分 经济史，顾名思义，即是：研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在不同时期的运行机制和绩效。其中运行机制和绩效主要受国家的政治、文化、社会、哲学、道德以及诸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就可以清晰的反映出中国的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是中国人对于文明的探索史。中国古代很早就出现了“经济学”这个名称，当时的“经济学”是指“经世治物”，它明显区别于现代的经济学。“经世济民”这一影响中国人民数千年的经济理念影响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在中国的经济思想中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世世代代读书人的理想，经济学乃是一门治国平天下的学问。 从经济思想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可将经济思想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简单的经济思想；二、经济学说；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我一直不能够对于我国这么漫长的历史，商品经济也是很久之前（唐代之后）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为什么我国却没有形成“经济学”？通过对于中国经济知识的了解，我认为，大概会有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经济关系都比较简

单；其次，自然经济在生活中地位处于主导，商品经济知识自然经济的附庸；最后，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各个地区、各经济单位之间的交流、联系不密切。因此，经济思想的发展也是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使得中国的经济长期处于经济学形成以前的阶段，经济思想参差不齐，涵盖面宽窄不同的经济学说形式存在；同时，简单的经济思想形式的思想大量存在，所以不能形成单独的科学的经济学。但是，从事实我们知道，我国古代的经济、文化都是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经济研究的范围较广，经济研究的史料的数量也比较多，保存比较完整，中国的经济思想也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我国当代的经济学基本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当人类的历史进入资本主义世纪后才出现的。 我国古代经济思想和当代经济思想也具有很大的差别。古代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当代以商品经济为基础；古代的基本的经济关系是土地关系，当代以资本关系为基础；古代经济研究的目的是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获得地租，当代是为了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获得高额利润。 经济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经济学的方法”、“计量分析”、“区域研究与比较分析方法”（史无定法）之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历史研究最重要的是真实性，“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1]；我们不能胡乱套用模式，将一种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下的模式一成不变的套用到另外一个时空中，这必然使得经济研究的结果和实际不符。就比如东西方经济思想的研究就不同。西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宋以来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变迁 农商社会，是我对宋以降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一种近似概括。农商社会的前身，无疑是建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之上的古代农业社会；农商社会的发展前景，当然应是现代工商社会。亦即农商社会是处在古代农业文明和现代工商业文明之间的一个历史阶段。宋以降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就处在农商社会这个阶段之中。这个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商品经济的再度盛行及其对自然经济的瓦解，而这又是在农村基本的生产方式（小农经营和租佃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前提下发生的变化，于是形成农商并重这样一种与以往不同的世相来。这种商业氛围比较浓烈、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形，尤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最为典型。本文所论即以该地区即狭义江南为重点。 绪论：江南区域社会经济的同质性考察 近二三十年来，区域史研究在国际历史学界方兴未艾，日益成为史学和其他各门类社会科学中的一门“显学”。如果说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在20世纪中叶开创了综合性区域研究的风气，那么美国学者施坚雅 （G.WillamSkinner）1964年发表的《中国农村的集市和社会结构》则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具体实践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施坚雅认为，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是行不通的，应该将中国划分成几个大的区域作分别研究，方能接近历史真相。他在1985年就任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主席时发表的《中国历史的结构》之演说中，秉承其区域史研究的理念，指出中国各大区域各有其自身的发展周期，历史盛衰变化的“长波”在各大区域之间经常是不同步的，例如“东南沿海和华北区域的发展，就毫无同步性可言”。①华北和东南沿海这两个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在中唐以后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以致有人认为“黄河中游区域大约从中唐后期开始，之后的一千年间，大致可以说是已趋停滞，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只是到十八世纪中后期，也就是乾隆中期以后，才看出南方经济也趋于停滞。”[1]（11）此话说得多少有些绝对，如将“停滞”一词换成“发展速率趋缓”，此说大致可以成立。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在于要揭示这两个区域发展速率发生差异的各自不同原因。在我看来，除了黄河流域垦殖过度、生态恶化这个原因之外，中唐以后黄河流域发展速率趋缓的原因主要是止步于商品经济，即仍局限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中；而南方即长江流域在人口日益增加、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了自身的发展速率。清中叶以后，江南发展速率趋缓的主要原因则是止 步于工业企业的兴起。 其实学术界许多前辈对江南和华北两大区域的经济结构与社会形态存在着重大差别这一点均有察觉，并从不同角度揭橥其肇因，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用力为多。桑原骘藏早在1925年就发表了长篇论文《从历史上看南北中国》，[2]（387-480）随后冈崎文夫和池田静夫合著的《江南文化开发史——其历史地理的基础研究》、[3]加藤繁的《从经济史方面看中国北方与南方》、[4] 宫崎市定的《中国经济开发史概要》[5]等论著分别从人口南移的进程、产业结构的变化、社会的商业化倾向，以及科举精英的流动和社会文化的渗透等方面，展示了华北与江南两大区域之间的种种差别。l988年出版的日本著名汉学家斯波义信的《宋

经济史 、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以及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经济史、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与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什么是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及经济思想史。 一、经济史 经济史是以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活动的具体发展演变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横跨历史学与经济学，具有双重属性。它要求我们还原真实的历史。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经济史研究过去的经济实绩。因此学习研究经济史可以为现实经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和教训。要求我们在此基础上对经济活动的发展做出时序性、规律性的阐释。因而经济史分析过去经济发展历程、可以让我们借鉴历史经验来研究经济运行的框架。并在合理的经济框架中解释现今的经济政治体制及带来的实绩。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这样的创新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这样，才能更容易推动理论的创新。所以经济史可以说是经济学的“源”。并且可以为经济学的实证方法提供基础。一部人类经济史，是市场和市场经济产生、发育的历史，是走向市场化和市场化演变的历史。市场化将古代、近代和现代经济相互贯通，从中可以看到经济现代化产生、发展的过程。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再到凯恩斯的通论。如今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枝繁叶茂，几乎覆盖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所有方面。建国后，经济史学界广泛开展了关于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一批经济史研究的骨干，尤其是明清经济史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论著数量成倍增长，伴随着正本清源，回归学术本真，经济史学界对既有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延续与深化，同时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破时限、放归整体，因此，我认为未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经济史作为经济分析的方法之一，不仅能告知历史条件和历史的真实状况，还能借助于历史综合分析的方法推知一些不同于经济学方法的结论。前者对于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偏好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背景知识，后者可以引发经济学家作更深和更全面的思考。总之，经济史不能替代其他研究方法，但也决不是可以忽略的经济分析方法。 一、经济思想史 “经济思想是人类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 某一个时期或某一个地域, 产生某一种的经济环境, 便随着产生某一种特殊的经济思想。换句话说, 就是产生某一种的经济理理论。”经济思想史研究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见解、主张、政策方案，以及它们赖以产生的思想基础和相互之间的影响等，其中不但包括早期人类没有形成系统化的原始观念、见解和主张，也包括以后各个时代产生的比较成型的系统理论化的经济学说。任何文化形式的产生与发展都是时代的产物, 经济思想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总是受到社

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论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 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内容提要】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江南农村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机遇，走上了曲折转型的道路。一方面，由传统的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发展；另一方面，在社会领域上也出现部分近代特征。同时，不同类型的市镇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江南市镇并未超越传统形态，而是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特征。 【正文】 在历史上，“江南”作为一个地理概念，其地域范围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特征，本文所说的“江南”，以长江三角洲为主，兼及部分浙东地区。就农村市镇而言，其在江南地区的广泛兴起始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全面兴盛。但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和外来因素的楔入，江南市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艰难地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本文试对此作一番总体考察与分

析。 一、传统市镇的困境与机遇 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江南地区首当其冲。特别是封建统治的全面崩溃，近代城市和交通的兴起，农村经济的变化，既对该地区的传统市镇形成多方面的冲击，也为其向近代形态的转型提供了各种机遇。 自宋代以来，市镇作为农村经济中心一直被排除在正常的行政序列之外，处于“自由发展”的状态。进入晚清，传统乡里制和保甲制的松弛，使政府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日显困难。在此情况下，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封建统治的瓦解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江南各地普遍建立起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这固然有利于农村市镇摆脱封建束缚，向近代城镇发展，但由于行政力量对市镇经济和社会活动控制的加强，使市镇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先相对于府县城市所具有的较大的自由发展空间与优势，工商税收监管的强化即是其中的一个表现。《民国濮院志》在谈到该镇主要产业丝绸业兴衰的原因时说：“绸业兴衰与捐税轻重亦有关。濮绸本远不如湖绉，故向来捐税轻。清光

江南地区经济的开发(教案)

“青蓝工程”汇报资料（2014—2015第一学期） 组别：初中历史组 青年教师：林丹婷

人教版七年级上册 第19课江南地区的开发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自三国末年至南朝历史发展的大概脉络：包括西晋的兴亡、少数民族的内迁、东晋和十六国的简单概念、前秦和淝水之战、南朝的简单概念。更重要的是通过本课的学习了解这一时期我国江南地区经济开发的状况。 通过本课的学习，提高学生把握历史发展线索的能力。使学生初步认识我国历史上存在的主要经济区域，并培养学生运用这种认识思考相关社会经济问题的能力。 二、过程与方法 通过多媒体展示“淝水之战”中，战争波澜壮阔、瞬息万变的场面，领会战争指挥者的斗智斗勇。并注意引导学生探讨前秦失败的原因，认识到前秦军内部的民族矛盾是导致其失败的主要因素。在“江南地区的开发”教学中，这部分内容高度概括了这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和现象，而不是讲述具体的历史事件，趣味性不强，不太适合初一学生的认知特点。教师要引导学生搞清楚江南开发的条件和原因、主要表现和重点区域、深远影响等问题。 三、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通过对淝水之战史实的学习，使学生感受不畏强暴，用于抗击强敌的精神。通过关于江南开发史实的学习，使学生认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识劳动人民对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 【教学重点】 西晋兴亡以及原因，少数民族的内迁，前秦与淝水之战及其失败原因和教训，江南地区开发等。 【教学难点】 江南地区的开发的条件和原因、主要表现和深远影响等。 【教学方法】 采用讲述法为主，结合提问、讨论等方法，辅以板书或多媒体等现代信息技术。 【课时】1课时

论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经济现象

论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经济现象-学术研究论文 论明清时期“湖广熟，天下足”经济现象 李华欧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出现，是一种经济现象的真实反映，标志着两湖地区凭借粮食生产成为全国经济重地。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有南移的趋势，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经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生产的粮食成为供给天下的粮食来源，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到了明朝中后期，江浙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粮食生产比重下降，湖广地区则由于长期的开发，承接江南地区农业功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湖广熟，天下足”在湖广地区的出现，该地域的土壤水热条件是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发展及种植技术层面的改进是关键因素，也与官府的轻徭薄赋与劝耕等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 关键词：“湖广熟，天下足”；两湖平原；水稻种植；劝课农桑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5）02－０147－05 收稿日期：2015-01-06 作者简介：李华欧（1978-），河南永城人，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明清经济史。 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现象。这一引人注意的现象发生于明清时期，是对当时粮食生产产地与全国粮食大流通的一种普遍认识， 1

其肇始于民间，最终得到官方统治集团的正式认定。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开始有学者研究这一经济现象，至今已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史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的讨论集中在清朝两湖地区粮食生产、贮存、外运，以及漕运运输、商品粮性质界定等方面，其中张国雄先生撰写的关于探讨“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内外条件分析等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见解深刻，但比较侧重于历史地理环境演变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国外则以日本为主要研究阵地，对湖广粮食生产流通的研究滥觞见于岩见宏的短文《湖广熟，天下足》，其后还有加藤繁、藤井宏、安野省三等以此为研究展开论述。主要观点是“湖广熟，天下足”出现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民谚出现的原因在于两湖地区大米产量的提高。 “湖广熟，天下足”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有其出现的历史渊源，下面笔者将从自然与人文社会两个方面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揭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农业发展进程，并引发一些思考，对现代农业社会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一、民谚“湖广熟，天下足”溯源 （一）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 粮食生产在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以种植水稻为主的江南地区经济在全国的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农业通过五代和北宋200余年的持续发展，江南生产的粮食成为供给天下的粮食来源，于是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的民谚。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江浙地区粮食生产比重下降，湖广地区则由于长期的开发，承接江南地区农业功能，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苏湖熟，天下足”说明江南地区农业生产水平是居于全国领先水平的，只是随着经济发展，地狭人稠的人地矛盾显现出来。大规模生产粮食作物显然不能满

中国古代经济史题目

中国古代史 郑国渠 郑国渠是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一项伟大工程，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王赢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其最初基于韩桓王的“疲秦”策略，修建过程中，秦王赢政发现了韩国的意图，要杀郑国。郑国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嬴政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郑国渠修成后，大大改变了关中的农业生产面貌，增加土质肥力，农业迅速发达起来，经济政治效益显著。 西门渠 又称引漳十二渠，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战国初期由西门豹主持兴建，故名。以漳水为源的大型引水灌溉渠系也是中国最早的多首制灌溉工程。史记：“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漳水浑浊多泥沙，通过西门渠可以落淤肥田，提高产量，邺地因富庶起来，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影响深远。 秧马 秧马，旧时汉族农具，流行于长江中下游水稻产区。是种植水稻时，用于插秧和拔秧的工具。何时发明，尚无定论。北宋开始大量使用。其外形似小船，头尾翘起，背面象瓦，供一人骑坐其腹以枣木或榆木制成，背部用揪木或桐木。宋代大诗人苏轼曾撰写诗文，热情为之宣传推广，并安排实物进行示范表演。可提高功效及减轻劳动强度。元代以后，继续不绝，各种式样的秧船，皆从秧马演化而来。 圩田 又称围田，圩田是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利用濒河滩地，湖泊淤地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农田，是一种筑提挡水护田的土地利用方式。作为低洼地区四周筑堤防水的田地。堤上有涵闸，平时闭闸御水，旱时开闸放水入田，因而旱涝无虑。系由汉以前的围淤湖为田发展而来，至唐代已相当发达。圩田对促进唐代农业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圩田能种植高产的水稻，这样更巩固了江南的经济地位，江南的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圩田是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向自然作斗争的重要创造，是农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是圩田的过度开发，也对自然生态平衡造成了破坏。 中国古代仓廪制度发展概况 1）起源：西周的“委积法”设有廪人、仓人、遗人等职专门管理粮食的储备和调节。委积法：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门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2）确立：汉代的常平仓（平粜）时间：汉宣帝五凤五年（前54）实行，史载：“（耿）寿昌（汉宣帝时任大司农中丞）遂白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以利农，贵时减其价而粜，名曰常平仓。”结果：因受到异议，元帝初元五年（前44）废止。意义：保障粮食安全。稳定粮食价格，保障农民收益。提高效益。 3）历代常平仓的发展。王安石的常平新法：以青苗法为核心。明代预备仓的发展：粮食主要来自购买余粟，归地方官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完善。

中国经济史综述

《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文献综述 摘要：中国经济史是经济学这一门学科的历史，它是对经济学的起源、发展历程、发展现状的一个完整记录。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必要学习中国经济史。鉴于中国经济史对于学习经济的重要性，而《中国经济史研究》是关于中国经济史的一本核心期刊，本文将对该期刊的2011年4月期文献进行综述，使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趋势，以此为中国经济史的学者提供一点参考。 关键词：中国经济史；期刊；综述 一．前言 《中国经济史研究》创刊于1986年，季刊。《中国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经济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专业性刊物。该刊物以马列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百家争鸣的方针，刊登有关经济史的理论论著，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及中国现代经济史的论著，中外比较经济史研究论著，中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资料，中外经济史著作的评介，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的报导，并适当刊登中国经济思想史方面的论著等。《中国经济史研究》坚持以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新问题即“四新”原则取舍文章，为学术界新老作者提供发表论文的园地。编辑部加强规范化建设，实行匿名审稿，责任编辑对主编负责制。 《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主要栏目有：“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中外比较经济史”、“国内外中国经济史研究动态”、“经济思想史研究”、“港台经济研究”、“民族经济”、“西部开发”、“理论探讨”、“专题评论”、“学人与学术”、“论著评介”、“青年论坛”、“读史札记”等。 二．《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4月期研究进展 1.对经济史类著作的评介 李肖[1]运用列举法对《建国初期中苏农业科学技术合作研究》做出了评价，赞扬了它填补空白、利用新资料和研究方法、多视角评书的优点，也指出了其在资料引用方面的不足。王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 20世

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一) 从20世纪初至今，中外学者关于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学术史角度全面总结已有的学术成果，指明有待完善之处，彰显今后的研究方向，对于促进明清市镇经济的研究不无裨益。 一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阶段与区域 明清市镇经济研究60余年的学术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开掘阶段（20世纪30-50年代） 从严格意义上讲，经济史家全汉升首开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之先河。他于1934 年发表的《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注：全汉升：《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食货》1934年1卷2期。前此或有学者论及明清市镇，惜笔者未能检索到 确切篇目，有待进一步查寻。），以宋、明、清乃至现代中国庙市为研究对象，认为庙市乃定期市之一种。同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东洋学报》1934年23卷2 期，王兴瑞译，载《食货》1937年5卷1期。本文所评介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耍参考如下学者的论著：[日]山根幸夫文《战后日本明史研究（社会 经济史部分）的动向》，杨品泉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 81年6期；冯年臻：《战后日本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3年6 期；[日]则松彰文《一九八五年日本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回顾与展望》（下）， 艾廉莹译，《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4期；霍巍：《近年日本学者关于中 国古代城市研究述略》，《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8期；[日]山根幸夫 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册，田人隆、黄正建、那向芹、吕宗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 济史研究》1997年2期；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2期；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 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9卷3期，等等。），这是一篇 研究明清市镇经济的力作。加藤繁详细考察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广西七省村镇的定期市，剖析了定期市的开市日期、定期市与附近村落的关系、定期市交易的货物及交易人、定期市与牙行及斗科人役、定期市与课税、定期市的设备及其设立等相关问题。 继全汉升、加藤繁之后，只有少数学者对明清市镇经济有所涉猎（注：参见张次溪《清人竹枝词中之燕都市场与庙会史料》，《正风》1935年1卷8期；任天然《清代以前的市》，《市政评论》1936年4卷11期；庄泽宣、潘凤韶、邱璧光《集的研究》，《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6年3卷3期；[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研究》，《东洋学报》19 53-1954年36卷1-4期；[日]仓持德一郎《四川的场市》，《日本大学史学会研究汇报》19 57年1期；[日] 北村敬直《关于清代的商品市场》，《经济学杂志》1953年28卷3-4期。），致使该学术领域呈现清冷格局。客观而论，这一阶段的学者们虽有筚路蓝缕之

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

精心整理 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 ·秦唐明三朝中央机构的变迁 ·秦：实行三公九卿制（独相） ·唐：实行三省六部，相权一分为三，众多宰相集体议事（众相） ·明：明初，废丞相，权分六部，设内阁（废相） 政治： 明清加强专制主义的措施 明：内阁制度 1. 2.措施： 1600年的宰 a b 朱棣即位后，选拔翰林学士入文渊阁值班，在皇帝授意下参与机务，批答奏章，正式确立内阁制度 c：职责：起草诏敕、票拟批答、咨询顾问、密疏进言等 d：评价：是协助皇帝决策的中央机构； 内阁必须完全遵照皇帝的旨意行事，强化了皇权，不得妄提建议

e：实质：内阁实质上仍皇权的组成部分 3.影响：皇权空前强化，君主专制集权体制趋于极端 清：军机处的设立 1.背景：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严重制约皇权：清初，中央政府仿效明朝制度，设置内阁，作为协助皇帝办理政务的中枢机构。另有源于满足旧俗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成员大多为手握兵权的满足王公贵族。军国大事往往不经内阁而由议政王大臣会 2.过程： 但实际作用有限 同虚设 3. 军机处主要成员由皇帝挑选亲信满汉大臣充任，拟就的诏令，不经内阁直接发往各地，称“廷寄”；直接下达中央各职能部门，称“交片”。百官的奏折也直接送军机处议复 4.实质：是为皇帝出谋划策、辅佐皇帝总揽全国军政事务的中央机构 5.影响： ①精简了行政办事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

②皇权得以空前加强，封建制度日益衰落 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边疆的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1.东北：康熙时，清军通过两次雅克萨之战给俄军以沉重打击，迫使沙俄同意和谈。随后，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此后，这一地区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2. 政 3. 于西藏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4.东南：郑成功于1662年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在台湾的郑氏政权成为割据势力。康熙中期，清朝发兵攻占台湾，设台湾府，将台湾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 ·意义：巩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边防；加强了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有利于台湾地区的开发、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与内地的交流；维护国家的统一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及影响

【内容提要】明清时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是非常密切的，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全国范围的经济发展而言，无论是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果木、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发展和出口贸易的崛起，还是两湖等地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形成，江西过境贸易的繁荣，以及华北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东北地区的开发等等，无不与江南经济密切相关。江南在同各区域的经济交流中，互相开拓市场，共同促进了各地的商品经济活跃，体现了江南区域市场与全国市场密切的互动关系及江南经济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影响。【摘要题】古代经济史研究 【关键词】明清/江南/经济交流/影响明清时期，随着各地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商品流通及对外交流的逐渐增多，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明清江南地区丝、棉专业种植区的出现，商品流通的繁荣，大量工商业市镇的崛起，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等等，与这一总体的社会经济背景密不可分。这也使得江南经济得以和闽粤、湖广及华北、西北、东北等不同地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交流，从而将江南区域市场纳入全国市场体系之中。这一时期，江南与其他区域经济交流的基本格局是，江南地区输出棉花、生丝、丝棉纺织品等农业、手工业品，从其它地区输入粮食、果品、肥料、颜料、木材等农林产品。在这总体经济交流格局大致类似的背后，江南与不同经济区域间的市场联系又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本文通过分析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与其它区域经济交流中所体现的各不相同、而又相对突出的特殊性，进而探讨江南市场与全国市场的互动关系以及江南经济对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一、江南与闽粤地区——建筑于地区分工基础上的经济交流明代，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的趋势。福建及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蚕桑业也有相当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其蚕桑业的发展尚不能满足其丝织业的需求。明时，广东所出的粤缎、粤纱、福建泉州的倭缎、漳州府的漳纱、漳缎等享誉海内外，其所用蚕丝原料则多来自于江南地区。粤纱虽“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蚕丝，方得光华不退色，不沾尘，皱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漳缎“丝则取诸浙西，苎则取之江右，棉则取之上海”（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1050“泉州府风俗考”；光绪《漳州府志》卷四八，纪遗上。）。每年闽粤客商都要在江南地区大量购丝，“（乾隆时）闽省客商赴浙江湖州一带买丝，用银三四十万至四五十万两不等，至于广商买丝银两动至百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两。此外苏杭二处走广商人贩入广省尚不知凡几”（注：陈学文：《湖州府经济史料类纂》，第63页。）。福建地区曾是中国棉花种植推广最早的地区之一，但其所产并不能满足其纺织所需。明清两代，江南地区 “木棉产鹤王市者，尤柔韧而加白，均有大量棉花南运。太仓州鹤王镇所产木棉尤为客商看重。 每朵有朱砂斑一点，离市十里外即无。闽广人贩归，题市必曰‘太仓鹤王镇棉花’”，“每秋航海来贾于市，无虑数十万金，为邑首产”，“远商海舶捆载而去，民以殷富”（注：乾隆《镇洋县志》，卷一，风土，亦见嘉庆《直隶太仓州志》。）。江南地区大量生丝、棉花的输入，推动了闽粤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使其纺织所需有了原料的保证。这里，江南丝、棉等生产资料的南运，已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互补的性质，而是建之于江南及闽粤两地手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水平提高的基础之上。这是明清时期江南与闽粤地区经济交流中的显著特点之一（注：详细数据参阅张海英《明清江南与闽粤地区的经济交流》，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在棉花、生丝等生产资料大量南运的同时，江南地区质地精良的丝棉纺织品等生活资料也大量南运闽粤地区。明清闽粤地区的丝棉纺织品的消费中，有相当部分来自于江南地区。“冬布多至自吴楚，松江之梭布、咸宁之大布，估人络绎而来，与棉花皆为正货”（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上海法华乡所产紫花布“专行闽省，本色者各省行之”（注：民国《法华乡志》卷三，土产。）。江苏太仓州双凤乡所产“赤沙塘布纫而密”，为闽粤商贾竞贩（注：[清]佚名：《双凤乡》（抄本），“土产”，引乾隆《支溪小志》；按今赤沙塘属常熟支塘镇。）。福建连江县直到民国年间的新兴机织布兴起前，百姓衣着用布主要来自江南

中国古代经济史测试题

中国古代经济史测试题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题2分，共80分）。 1.春秋战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影响不包括 A.促使井田制瓦解 B.导致地主阶级兴起 C.强化了周王室的统治 D.引发改革变法的时代风潮 2.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待农而食之，虞（指开发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出之，丁而成之，荫而通之。”并引《周书》的话说：“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以上材料表明司马迁的经济主张是 A.肯定人们的求利活动 B.对农工商业一视同仁 C.以农为本 D.重农轻商 3.下列各项符合史实的是 A.夏朝时期已广泛使用青铜农具 B.青铜制造是夏商和西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 C.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 D.西汉时期，我国人民创造的铸铁柔化处理技术，比欧洲早2000年以上 4.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普遍使用桔槔来灌溉农田 B.秦国修建的都江堰属于交通运输工程 C.三国时，马钧改进了翻车，用于水力冶铁 D.京杭大运河沟通了长江与黄河，便利了南水北调 5.某地发现一座古墓，随葬品有丝织品、景德年间的瓷罐、唐三彩马、活字印刷品、甘薯残渣等，请推断这座古墓的朝代为 A.唐朝 B.宋朝 C.元朝 D.明朝 6.从经济角度看，秦始皇统一中国最大的作用是 A.统一了度量衡 B. 有利于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C.确立了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 D.统一了货币 7.北宋前期统治者认为“富室连田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这表明北宋政府 A.大力抑制土地兼并 B.纵容土地兼并以便于筹集军费 C.准备搜刮百姓以抗辽 D.减轻人民负担，限制大地主的特权 8.唐朝后期，扬州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其主要原因是①地处长江和大运河的交汇处，是南北交通的枢纽②胡商云集，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③受益于经济重心的南移④政治、经济地位超过了当时的长安 A.①② B.①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④ 9.下列有关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A.唐朝中期,政府开始征收茶税 B.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陶瓷生产格局 C.邸店是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 D.城市中住宅区和商业区分开布局 10.右图所示货币最早在市场流通是在 A.唐玄宗开元年间 B.唐太宗贞观年间 C.唐高祖武德年间 D.隋文帝开皇年间 11.明清时期商品流通扩展，国内市场扩大，其原因有①农业手工业发展，投放市场的商品的数量增加②地域分工趋势出现③农产品商品化倾向增长④赋役征收的货币化

中国经济史考试重点

中国经济史考试重点难点 名词解释： 1财政：财政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财政的职能有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及稳定和发展职能。 2自然经济：一家一户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给自足个体小农经济：是最典型的自然经济，它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男耕女织，以织肋耕，不仅能够满足个体家庭维持生存的最低级，最基本的需要，而且也使之与市场的联系降到最低限度 3行商制度：中国政府不直接同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使用行商制度，其业务主要是垄断对外贸易，承销外商进口货物，代购外商所需货物，划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保证交纳外商进出口船钞和货物税，代理政府管束外国商人的行动，传达政府对外商的政令，办理政府与外商的一切交涉事宜 4官督商办：是清政府利用私人资本创办近代民用工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 5废两改元：1932年7月，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币制改革，废除银两制度，实行银远制度 6四行二局：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四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银行，两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 7.经济统制政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以所谓“非常时期＂为由，实行经济统制政策。主要是采取统购统销，专卖，限价等方法 8.南三行：在上海杭州等城市出现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被称为南三行是实力雄厚的银行资本集团 9洋行近代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 10平准中国封建社会运用贵时抛售、贱时收买的方式，以求稳定市场价格的一种经济措施 11资本输出“资本输出”是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对外经济侵略的主要手段。“资本输出”指资本主义国家为获得高额利润用过剩资本向其他国家投资或贷款 12 法币政策：亦称“法币改革”，是国民党政府在1935年实施的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经币制度的币制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统一货币发行权，规定法币准备金，实行白银国有，确定法币对外币的汇率，推行新辅币。 13经营地主：是旧中国农村经济中带有一定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形式，即一些较多土地的地主，用部分土地雇工经营。它与旧式富农的区别是本人不参加劳动，由管家代为经营，其封建性比旧式富农更严重。是由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过渡的一种形式。

[明清,江南,乡村]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明清江南乡村民众的生活与地区差异* 提要江南是一个以太湖为中心的水乡泽国，传统研究中所认为的该地区作为一个整体，在生产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是共同无差別的。但是应该注意，区域内地理环境所存在的细微差异，都会导致民众生活形态的很大不同。本文以乡镇为集中讨论的对象，指出江南传统的大宗生产基本己形成了“蚕桑区”、“稻作区”和“稻棉区”的分异；而且大田劳作、家庭副业、集市贸易、外出经商、岁时节俗、民间信仰，既有着共同点，更有着诸多迥异之处，原因都与太湖周边平原低乡的地理环境差异有关。具体而言，有从西部山地延续下来的低丘，也有东部以“冈身”为界线的“东乡”、“西乡”的分域，更有滨海沙地独特的生活环境；在这些差异本属细小的区域内，乡村民众的生活形态却因此大为不同。 关键词江南乡村地区差异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以来，有关明清两代社会经济的研究十分丰富，讨论的深度与广度也是学界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所不能比拟的。而江南这个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多从市镇经济与商品、市场的角度入手。这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本文要探讨的主题，即明清两代在中国最为富庶地区的民众社会生活及其地区差异。 自明初以降，直到晚清，江南的乡村经历丁许多大的变更。要而言之，一是明清两代的鼎革、嘉靖大倭寇、太平天国战乱等变乱，二是自然灾变如水旱大灾、疫病流行、潮灾等．在环境的每次变迁后，乡村民众的生存形态有何变化，与变迁前的情况有何差异，拟作另文讨论，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是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小区域内民众的社会生活形态．地域上包括了明清两代的苏、松、常、嘉、湖、太五府一州之地。这里正好属于一个完整的太湖水系流域，总体上是水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土壤较为肥沃，十分适于农作。从地形上看，西高东低，西有天目山、茅山延伸下来的低丘和山间小平原，东有南北较长的沿海沙地和分布密集的小河港和湖汊。滨太湖地区和湖中水域，分布着大量的小山和暗山．这是江南地理环境的基本状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本课题研究得到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的资助，特此志谢！ 另一方面，一般对于乡村社会的研究，就“乡村”的概念问题经常是含糊不清，只要是府级以下的，就可视为乡村。本文所言的乡，是指传统社会晚期，紧密系于县级以下基层体系的重要一环。在这个层面上，囊括了全部的市与绝大部分的镇(部分镇是县治所在地， 不当属于乡)，其社会与生活的变迁，可以作为城市最低一级最真实的反映；村，则是散 布于乡野地区最底层的聚落，由于文献之征的充分性远逊于前者，故村落的变迁和发展，往往是从乡(或镇)一级的层面表现出来。在这样一个概念前提下，我们看到，从明代以来，地主和部分退职的官吏和文人隐士多有乡居者，由于其财力较厚、社会关系较广等原因，

中国经济史课后题答案复习资料

第一章古代社会的资源、环境与生产方式 一、试述中国古代资源禀赋与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 资源禀赋包括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两部分。 【土地资源的特点】 优势：我国土壤特征各异，植物品种繁多。能为农业生产提供种类丰富产品。 劣势：（导致传统农业规模小、脆弱） （1）可利用的土地面积小，耕地和人口矛盾突出。 （2）土壤种类繁多，但有良好蓄水性和可耕性的土地较少。 （3）气候条件差，自然灾害频发。 【矿产资源的特点】 我国国土广，矿产资源的总量大、种类多。但是我国矿产资源也存在两个缺陷： 一是富矿少，贫矿多。 二是单一矿少、矿产资源分布不均衡，开发利用不充分，“风水说”观念对矿产资源开采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古代社会，以耕织结构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一直居于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这种生产方式被延续下来、不断强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超稳定结构的基础。 三、试述影响我国古代小农经济形成的主要因素。 1、小农家庭的规模及贫困状况 汉后，小农经济普遍是贫困的五口之家，产品除消费交换外所剩无多，不足应付家庭正常支出外的需求。 2、农业“低投入——产出”的形成 为了维持生存，小农在生活和农业生产投入上都尽量减少开支。 3、农业的高剥削率 历史上赋税绝对值连增，赋税在多数时期一直维持在30%以上的高水平。 4、农桑之外的小农生活依赖 中国古代小农生存状况窘迫，不得不依赖于种桑、饲养畜禽、果菜水果等副业。 第二章中国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 二、分析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缓慢的原因。 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土地所有制结构】 （1）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也是发展最充分、最典型的土地所有制形式。

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_郑卫荣

近十年来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综述 X 郑卫荣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摘 要:明清时期的江南区域,商品经济发达,市镇勃兴,稳居明清全国的经济中心之位。纵观明清两代,江南区域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及海外市场关系密切、互动频繁;江南区域系统内部层次多样、结构复杂;作为区域经济元素的江南市镇经济繁荣、类型迥异。历史的辉煌,加及近年来区域史研究的升温,这双重因素催生了近十年来江南区域经济研究的丰硕成果。笔者将撷取有关研究成果,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略加评述。 关键词:明清;江南;区域经济 第25卷 第4期 2003年8月湖州师范学院学报Journal of Huzhou Teachers College Vol.25 No.4Au g.,2003 中图分类号:G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3)04-0068-04 近年来,区域史研究颇受关注。在众多的研究区域中,江南以其市镇勃兴、商品经济发达聚焦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研究成果蔚为壮观。这里的区域/江南0,包括今天的苏南、浙北,既明清时期的苏、松、常、宁、杭、嘉、湖8府及后来从苏州划出的太仓直隶州。这8府1州不但同属太湖水系,内部生态具有统一性,经济方面联系十分紧密[1]。笔者将在此界定基础上,对近十年来有关江南区域经济的研究状况及动态,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视角作一概述,以抛砖引玉。 一 宏观视角的研究状况。宏观视角,即以江南区域为单位,考察江南与全国其他区域或海外的经济联系。对宏观研究江南区域经济影响较大的是/施坚雅模式0。/施坚雅模式0是一种宏观区域理论和集市体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中心地区学说0[2]。根据这一理论,江南地区是一个具有独特结构功能的实体,它对外与其他区域相联系,对内又担负着作为东南沿海区域中心地的角色。这一双重功能通过经济物资的交流得以实现。孙竟昊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输出、输入功能分别由丝织品和粮食的流动来体现[3]。范金民、夏维中以江南丝绸贸易为媒介,系统考察了明代江南丝绸国内贸易的形式、商品总量后指出,明代江南丝绸贸易的兴盛是由江南丝绸的特有优势、当时社会的时尚和各地的依赖等因素促成 的[4]。赵金鹏肯定明代江南粮布对北部地区的贡献,指出了明代京师及北方政治集团的需求对江南粮布生产的积极影响。但他认为,江南粮布倚靠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加速了自身粮食生产从单一粮食种植到多种经济作物种植、从粮食外销到内销的质的转变,同时也为明朝后的衰弱埋下了伏笔[5]。张海英认为由这种非经济因素造成的经济交流的繁荣具有虚假性,它带来的江南农业、手工业商品化只是/过重田赋的一 种办纳手段0[6]。此外,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江南与江西[7]、两湖[8]、闽粤[9]等地区的经济交流和市场互动, 肯定了江南区域经济的全国中心地位[10](P 172)。在区域比较研究上,张家炎比较了明清长江三角洲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的演变[11];蒋正华探讨了明清江南与河南集镇的异同[12];许檀分别考察了江南、珠江 三角洲、华北平原等六个不同的经济区[13]。 除了探讨江南与全国范围内的区域联系,一些学者的视野扩展到了海外。范金民考察了江南丝绸出口日本的贸易情况[14]。孙竟昊分析了明清经济结构与市场格局的变化,认为江南商品性生产受到了海外市场拓殖的刺激。江南海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是私人海外贸易,具有偶发性和武装性的两个明显特征[3]。唐力行从徽州海商切入,揭示了徽商以江南区域为根据地对外从事/双向经营0,联络明代江南与日本、东南亚等国,促进了江南市镇与海外市场的良性循环系统的形成[15](P 150)。 X 收稿日期:2003-06-06作者简介:郑卫荣(1979-),男,浙江湖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