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萨缪尔森经济思想

《西方经济思想史》

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浅论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所在院系法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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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日期2012-5-14

浅论萨缪尔森的经济思想

摘要：保罗·A·萨缪尔森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 他所研究的容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主要领域, 且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创新，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萨缪尔森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新古典综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领域做出了诸多贡献，本文就以萨缪尔森的生平与学术成就为主, 介绍其在经济学界的主要学术理论。

关键词：萨缪尔森经济学凯恩思主义新古典综合

萨缪尔森是当代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他在经济学领域中可以说是无处不在，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

一萨缪尔森的生平

保罗·萨缪尔森1915年5月15日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Gary)城的一个波兰犹太移民家庭,其父亲法兰克·萨缪尔森是一名药剂师，1923年其家搬到芝加哥居住。1935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1936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1年获的哈佛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在哈佛就读期间，师从约瑟夫·熊彼特、华西里·列昂惕夫、哥特弗里德·哈伯勒和有“美国的凯恩斯”之称的阿尔文·汉森研究

经济学。1947年获第一届克拉克奖。萨缪尔森担任美国计量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国际经济学会会长和终身荣誉会长，并在一系列政府机构和公司任经济顾问和研究员。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爱因斯坦奖。2009年12月13日，美国经济学泰斗保罗·萨缪尔森十三日在其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逝世，享年九十四岁。

二萨缪尔森与新古典综合

“新古典综合”一词是由该学派最主要的代表萨缪尔森创造出来的。他用该名词来说明自己学派的特色。所谓: “新古典综合”就是把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同以马歇尔为集大成者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加以综合。这种综合的实质, 就是把凯恩斯所倡导的国家干预和新古典学派坚持的自由放任结合起来, 形成一个既强调国家干预又注重发挥

市场机制作用的新的经济理论体系。对于这种综合, 萨缪尔森自己曾声明: “星期一、三、五, 我可以是一名萨伊定律的侍从, 而星期二、四、六, 我却可以是一名凯恩斯分子。”这正表明了“新古典综合”的实质。西方某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此评论道, 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体系有两个“祖师爷”, 一个是马歇尔, 一个是凯恩斯。

萨缪尔森等人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同新古典学派的自由市场机制理论结合起来, 一方面是因为,在理论上, 强调市场自动调节作

用的新古典理论和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理论“这两种观点都太简单化了, 都不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 二者都有合理之处”。因而有加以综合的必要。另一方面, 在实践上, 标准的凯思斯理论在调节资本

主义经济上逐渐失灵, 因而促使他们不得从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寻求出路。

萨缪尔森提出的新古典综合从理论上弥补了总量宏观经济学与传统微观经济学之间的鸿沟，完成了新古典的经济“均衡”理论与凯恩斯的经济“不均衡”论的对接，其最终的目的在于运用凯恩斯所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使资本主义经济免受经济周期和失业的困扰，从而实现微观经济理论所说的资本主义这一美妙的机器正常运行。

新古典综合派是从“混合经济”理论出发, 将国家干预理论与自由市场机制理论综合起来的, 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混合经济”。在这种混合经济中, 只要按照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 通过宏观需求管理弥补了私人有效需求的不足, 充分就业就成为经济现实而不再是一种虚构, 此时, 市场机制就可以发挥自动调节作用。

必须指出, 自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 继承了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衣钵, 因而, 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在其“综合”的理论体系中并非平分秋色的杂烩, 而是以国家干预这只手为主, 以市场机制这只手为辅。

三萨缪尔森的乘数—加速原理

(一)理论产生

针对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

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因而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

萨缪尔森注意到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合为一体，于1939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型，指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二)理论容

乘数-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把投资水平和国民收入变化率联系起来解释国民收入周期波动的一种理论，是最具影响的生经济周期理论。

乘数一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提出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引起经济周期的因素是总需求，在总需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投资。这种理论正是把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结合起来说明投资如何自发地引起周期性经济波动。经济学家认为，经济中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波动其根源正在于乘数原理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

乘数-加速数理论是萨缪尔森在西方宏观经济学领域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塞缪尔森对国民收入理论的一个较大贡献。1939年，萨缪尔森在导师汉森的指导下，在不考虑微观基础的前提下，将乘数理论与加速数理论综合起来，提出了经济周期波动的的数学模型，使经济周期的分析进一步的系统化。萨缪尔森得出结论，乘数与加速数相

互作用会造成经济的周期运动，即使乘数和加速数保持不变，只要存在加数原理，经济也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总的来说，萨缪尔森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的西方经济理论研的视野，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萨缪尔森的税收思想

萨缪尔森认为当代西方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政府的经济作用正在增长。政府在现代混合经济中，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和直接地调节经济生活三个方面在起着重大的调节作用。财政税收是政府调节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萨缪尔森的主要税收思想有：

（1）税收原则。萨缪尔森认为当前有代表性的赋税原则有两大类：①利益原则。他认为一个公平的赋税应使每一个纳税者的贡献同其从公共服务中获得的利益相一致；②牺牲原则（再分配原则）。他认为人们应按理想的“牺牲”方式交税，使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做到“公平合理”。所谓“公平合理”是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解释，即再增加1元钱给一个人带来的满足是递减的，那么向百万富翁征收1元钱的税款，把它给予中等收入或低收入的人时，所增加的效用应比减去的多。不同的个人效用加在一起形成社会总效用，通过赋税可以使社会效用达到最大化。

（2）税收作用。萨缪尔森指出，赋税是政府购买公有物品的资金来源，也是改变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他还强调财政政策对付萧条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特殊性 摘要：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以其鸿篇巨制《史记》名彰千古。但长期以来，关于司马迁及《史记》研究多集中在他的生平、家世、交游、字词考证、思想精神等史学方面和文学方面。而关于他的经济思想研究较少。本文拟以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为主，兼顾《平淮书》、《河渠书》，主要论述他的超越时代的、特殊的经济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独特经济思想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经济思想家，他瑰丽奇特的经济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平淮书》和《河渠书》三篇著述中，尤以《货殖列传》为主，笔者就其独特的经济思想，归纳如下： 一、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 西汉时期，自从汉武帝听从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家思想一直占官方统治地位。儒家在民众求利言富方面。先圣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富与贵，于我如浮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一部《论语》“子

罕言利。”不言利，或者认为一个人财富的多寡在于“天”，在于“命”，忽视了作为自然人后天的努力和奋斗，很明显有宿命论的倾向。孟子则曰“仁义而已，何必言利”，也采用回避的态度。儒家对于“利”的这种观点，在当时士人当中影响深远。但司马迁却不然，他主张民富，认为求利乃人之天性。是人性中的自然表现。他从人的自然本能出发，认为人人都有“趋吉好利”的本性。社会上人的一切活动，其目的就是在追求“利”，也就是追求物质财富。他在《货殖列传》中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并进一步深刻的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没有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所掩蔽，而是独立思考，勇敢的揭去了统治阶级长期蒙蔽于百性头上“仁义”的面纱，肯定了普通民众求富的合理性，并举子贡富而使孔子名扬天下的事例，表述了自己在“民之求利”方面独到的见解，认为致富求利，是合乎人性的“道之所符”、“自然之验”。而正是这种“求利”思想，推动着个人及社会的向前发展。他的思想，表现了他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社会观。比西方亚当?斯密“经济人”的思想提出早了1800多年。 二、社会分工思想 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充分认识到了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他把西汉当时的社会分

从《史记》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1

从《史记》中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摘要：《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在笔下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司马迁将其主张的政治思想融入其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明自己对统治者的执政理念的看法。本文将从“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主张顺民之俗，颂扬无为政治”“反对分裂割据，颂扬秦汉统一”“认同天人感应，肯定人事作用”四个方面来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政治思想 司马迁在我国古代是最有创造天才的历史家、文学家和思想家。他有着坚强的毅力、崇高的人格和卓越的史才，所以在两千多年前就“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融汇百家学说、各种知识于一编，将各种文化典籍整理编撰为一部历史著作，即纪传体《史记》。《史记》是一部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见识超群的历史巨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和历史哲学，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是伟大中华人格的凝聚，是一部“百科全书”，是民族文化的浓缩。司马迁在《史记》上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辅助，他将自己的政治思想融入了自己的心血《史记》。纵观《史记》，我们可以体会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基本倾向是倡导儒家的“仁政”为本，辅以道家的“无为”为表的统一体，同时对于阴阳、名、法、墨各家也兼收其长，扬弃其短。这在《论六家要指》中有着明晰的阐述。司马迁的政治思想的形成，不仅仅是融合儒、道及诸子百家的思想资料，而且更主要地是总结历史经验“自古志镜”提出的。所以，司马迁的政治思想属于经世致用型，而不是思辨理论型，他既不是儒家，又不是道家，而是升华历史经验自成一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崇尚德治，反对暴政 在司马迁笔下，“德治”与“暴政”是相互对立的，作者的褒贬倾向特别鲜明。在《太史公自序》中将古圣先贤禹、汤、文、武称颂为德治之君，说夏禹“德流苗裔”，周文王“德盛西伯”；而对于夏桀、殷纣、周幽王、周厉王，以及秦始皇、秦二世这些君王，贬抑为“暴”。司马迁用这一政治观念模式总结历史经验。在《夏本纪》中，他表述“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在《殷本纪》中表述：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女，……百姓怨望而诸侯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而周文王“修德行善”，诸侯多叛周而往归西伯。古代“虞夏之兴”，“汤武之王”，因修刃行义，“德洽百姓”；而桀、纣、幽、厉之亡，则是因暴虐不仁。中古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这里所说的本，就是仁义之本。近世楚亡汉兴，也因“子羽暴虐，汉行功德”。汉兴百年之间，“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着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所以司马迁明确地宣称，他写作《汉兴以来诸侯王表》的目的，就是“臣迁谨记高祖以来至太初诸侯，谱其下益损之时，令后世得览。形势虽强，要之以仁义为本”。 司马迁崇尚德治，反对暴政，但并不排斥“法治”，而只是认为“刑法”不是治政的根本，不能带来太平，更不应酷烈。循吏、酷吏两传序论对照极为鲜明。《循吏列传·序》：“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酷吏列传·序》：“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很显然，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政治的目的。“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这才是目的。为政之道，是以“德治”导致天下太平。 “德治”是儒家政治的根本。“德治”也就是“仁政”，出发点虽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具体内容却是轻徭薄赋，主张节制对人民的剥削，缓和阶级矛盾。这一政治理论基础是“民惟邦本，本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现在《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之中，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座丰碑，其灵魂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他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强调商业流通天下物资、货币从而促进工农业生产发展的作用。他敢于在史书中为商人立传，总结致富之术，还首创经济史传。更可贵的是，他还敢于反对正统的义利观，在理论上为商人正名，这便是宣传欲望动力说和素封论。他非但不认为逐利求富是耻辱的、非正义的，反而认为这是所有人的共性。他引用俗谚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他看来，那些“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的达官显贵，“守信死节，隐居岩穴”的清雅之士，陷阵却敌的军士，攻剽椎埋的少年，走死如骛的侠士，不择老少的歌伎，“饰冠剑，连车骑”的游闲公子，不避猛兽的猎者，博戏驰逐的赌徒，舞文弄法的吏士，以及医农工商等等百工之人，无不是为了追求财富而忙忙碌碌。“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各行各业的分工，物之贵贱，在司马迁看来，这些经济上的一切现象都是在人欲的推动下自然形成的，是符合“道”、“自然”的规律而运动的。用他的话说就是：“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本来，社会经济结构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在政策上，不应该有人为的偏重，应该顺应道、顺应自然，即司马迁说的“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能提出这一点该是多么可贵啊！假若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期能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而不是施加过多的人为的粗暴干预，那么，中国的经济也不会要今天进行这样艰难的改革。当然，“因之”并不是放任自流，并不是说政府不该管经济，而是必须顺应之，道所兴者，介之；道所衰者，亦不加之。农工虞乃生产之本，但如果没有商之流通，则将裹足不前；所以司马迁看重商业，并不是他个人有所人为的侧重，而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从这一点不能不说司马迁具有一般人所没有的远见卓识。 司马迁的素封论更是了不起的思想，虽然它不完全是经济思想，但它是司马迁为商人辩护、鼓励百姓从商致富的思想，而且历来被后世正统文人所诋毁，更显其难能可贵，故略一叙述。他引用《管子》“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得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总第１６４期第１１期学术交流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ｖ．，２００７ 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６４Ｎｏ．１１ 《史记》的礼治思想探析 陈纪然８，孙树勇６ （哈尔滨师范大学ａ．人文学院．ｂ．德育教研室，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要］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礼的历史即是中华民族心灵的文化史。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礼的阐述，在中国礼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从 社会功能、情感因素、历史沿革三个本质方面来看《史记》的礼治思想，虽然带有等级社会的印痕， 但同时也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史记》倡言的礼，虽然因强调礼的社会规范功能而表现出浓厚的封 建伦理政治色彩，但同时也具有人文精神；《史记》言礼，虽然强调礼有损益，但也重视对礼的坚守。 “缘人情而制礼”是司马迁的重要礼学观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却多有忽略。探析《史记》的礼治思 想体系对人性和人情的关注，有益于准确把握《史记》礼治思想的精华。 ［关键词］《史记》；礼；礼治 ［中图分类号］Ｋ０３［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８２８４（２００７）１１—０１６７—０３ 《史记》是良史所记，其特点是真。《史记》作为信史，终极目标不止于真，而是由真及善。司马迁认为《春秋》记事不载空言，“其实皆以为善”，只不过人们“为之不知其义”。（《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则《春秋》而撰，《史记》的义理也是“以为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善是德的核心，德在礼的范畴，有德者守礼，守礼即是有德。“以为善”既是《史记》倡言礼的核心，也是目标。 了解《史记》的礼治思想，《礼书》、《乐书》两篇是极为重要的资料。我们知道，《礼书》、《乐书》主要录自《荀子》的《礼论》、《乐论》，这是不是司马迁自录呢？以《索隐》、《正义》为代表的褚遂良补录说和以日?泷ＪＩＩ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为代表的除去序的部分为后人妄增说，是对这个问题的否定性回答，但这两说的共有弊端是没有坚实的证据。也有人认为，《礼书》、《乐书》是司马迁自录。我们同意这种观点。清?郭嵩焘《史记札记》卷三认为，《礼书》既有“太史公草创之文”，也有取苟子书以足之的文字，“史公于此，有深意焉”。《乐书》的情况与此相类。取他书以为己篇，是《史记》述史的特征，也是古代书籍编撰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后人理解其书会产生很大困难，录于他书的文字体现什么样的“深意”？这很不好回答。因为在录于他书的文字基础上，所作的讨论显得似是而非。因此，应该把“太史公日”为标志的《礼书》、《乐书》的序赞作为了解《史记》礼治思想的最明确的资料。 一、礼是规范 礼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对礼治的明确认识很早就被总结出来。最具代表性的是《左传》之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实际上这道出了礼的本质，即规范社会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本质上，《史记》的礼治思想与《左传》相承。司马迁认为，“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礼书》），人类社会看似纷繁无序，但必然有其规范存在。司马迁在此基础上强调礼的社会规范作用。“故绳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规矩者，方圆之至也；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书》）“礼”和“绳”、“衡”、“规矩”并举，目的在于说明礼对“人道”（人的实践、活动）的规范。这个比喻来自于《礼记?经解》“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一句，但有所发展。《乐书》太史公日“淫佚生于无礼”，《史记》多篇都用到“无礼”、“失礼”等语，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项目（ＳＭ２００６—１７）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纪然（１９７５一），男，黑龙江青冈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１６７?　万方数据

司马迁 思想

略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政治思想 摘要：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不论在我国的史学遗产中还是文学遗产中, 都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史记》进行研究时, 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司马迁思想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们从思想上研究《史记》的出发点。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政治思想；史记 一、经济思想 司马迁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是比较复杂的，是一个充满阶级矛盾的时代，也是西汉从鼎盛逐渐走向衰微的时代。司马迁从事著作时，西汉的经济经过“文景之治”达到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对外贸易的发展，以及经济市场的扩大是汉武帝初年经济繁荣的标志。然而从经济繁荣中得到利益的只是那些占着统治地位的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豪大贾们, 至于广大农民所得到的却是沉重的赋役、豪强的侵凌、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因此, 在“盛世”之下, 农民破产, 卖妻窝子的现象屡屡发生。汉武帝好大喜功, 连年对外用兵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出现了海内虚耗, 户口减半”的局面。因此汉武帝末年广大劳动人民愈来愈陷于贫困,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 农民暴动、起义事件时有发生。作为历史学家的司马迁, 他的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就从思想上给他打上了充满矛盾的时代烙印。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①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一条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 司马迁认为, 在各种行业中, 经商是致富的捷径。“夫用贫求富, 农不如工, 工不如商。”②这体现了司马迁经济思想中的重商观念。他指出，商业的性质决定了经商容易致富。其主要思想表现在几个方面：一、商业营运, 实际上是资本运动, 商品经济与资本永远是相辅而行的。商品流通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都是一资本为依托，没有充足的资本作媒介，商品流通是不可能的。二、商业利润主要是来自商品价格的差额。三、商业主要是为富有阶级服务, 故商人也主要是从财富所有者的丰盈荷包中来赚取高额利润的。③ 《平准书》、《货殖列传》记载了历史上和西汉以来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各种经济措施的评价,体现了他的财富观念。司马迁在叙述历史时, 把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联系起来, 并注意到经济变化对政治以及历史的作用和影响。在记述秦的发展变化时, 也很注意经济的盛衰与政治成败的联系。当时, 司马迁已经认识到, 经济利益是人类社会各项活动的根本所在。因此, 他认为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是正当的、合理的。司马迁得出的结论是: “富者,人之情性, 所不学而俱欲者也”。④既然逐利求富是人之性情, 社会上各种人物都是围绕物质利益而奔波忙碌。所以, 他又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把人们追逐经济利益的遮羞布彻底撕下来, 鼓励人们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他把剥削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的人性,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的经济思想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35534360.html, 从班固对司马迁的批判窥探两汉社会思潮变化 作者：董家旭 来源：《学习与科普》2019年第16期 摘要：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可谓是汉朝史学，乃至中国史学领域的双子星座，马班并列，《史》《汉》并举已是公论。然而，对于相同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价，班固却与司马迁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这集中体现于班固对司马迁及《史记》所作的论断：“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面对这样的批判，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司马迁和班固两人同为汉朝史官，且年代相距也并不是甚为久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两人的思想倾向表现出如此的差异呢？本文将就此问题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渊源；儒术。 一、马班的家学渊源 司马迁出生于史学世家，父司马谈对其影响深远。司马谈是汉初黄老学派的代表人物，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历法，在其所著的《论六家要旨》中，创造性地将先秦诸子思想归纳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对其进行了比较客观、辩证的评论。在六家中，司马谈独钟情于道家，在他看来，“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与此同时，司马谈又特别强调各派的融会贯通，认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只要对各家学说进行适当的取舍，都可以为政治服务。司马谈所表现出的道家思想倾向，及辩证的融会贯通的治学视角，对司马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生活在司马迁之后百余年的班固，出身于世代书香的官宦家庭，其父名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儒学大师。班彪所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年的动荡时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方割据势力乘机而起，班彪著《王命论》，救时难，为刘秀寻找建国的理论依据。在《王命论》中，班彪从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汉王朝存在的合理性，王权天授，汉再受命等儒家思想贯穿《王命论》始终，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王命论》深刻地影响了班固的史学思想和学术生涯。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全文照录了《王命论》，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的正宗思想。班彪晚年潜心研究史籍，现行《汉书》中的《元帝纪》、《成帝纪》即为班彪原作。班彪从儒家思想出发，批判司马迁“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议论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弊伤道”，班固受其父影响，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判司马迁“是非颇缪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父子二人在言语用词上稍有差异，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深层剖析 李倩（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来，对司马迁在史学上的辉煌成就，史学界已作过深入研究。但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迄今为止，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笔者认为，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平准书》、《河渠书》列入八书，并为古代的经济思想家和大工商业者专辟《货殖列传》，这就为中国的史学创造了必须记载经济活动的范例。翦伯赞曾高度评价司马迁“以锐利的眼光，注视着社会经济方面，而写成其有名的《货殖列传》”。限于篇幅，本文不拟对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作全面的论述，仅选取几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环节加以考察，以申述笔者的意见。 一、对商业都会经济的描述 司马迁对汉帝国日丽中天时期的经济繁荣无比关注，武帝时期，其物质文明堪称当时世界之最，从他对当时大小不等、繁华不一的商业都会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长安：长安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长安城内有东西两市，皆规模宏大，货赂山积，“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可知市内交易十分兴旺。司马迁《货殖列传》载：“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及秦文、（孝）［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孝）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武）［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①洛阳：洛阳在西汉为陪都，在东汉为首都，扼关中与山东交通之咽喉，地位十分重要，故其繁华程度不下于西京长安。据《货殖列传》载：“洛阳东贾齐、鲁，南贾梁、楚”。②而“周人既纤，而师史尤甚，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洛阳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贫人学事富家，相矜以久贾，数过邑不入门。设任此等，故师史能致七千万。”③ 临淄：临淄原为齐国的都城，在战国时即已是一个工商业集中的大都会，人口达七万户，且殷实富有。据苏秦对齐王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语虽夸张，但可知临淄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大都会，到汉时仍盛况如前，人口又增加到十万户，市租千金，是长安之外五都中最繁华的一都。据《货殖列传》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中具五民。”④《史记·三王世家》载：“王夫人者，赵人也，与卫夫人并幸武帝，而生子闳。闳且立为王时，其母病，武帝自临问之，曰：‘子当为王，欲安所置之？’王夫人曰：‘陛下在，妾又何等可言者。’帝曰：‘虽然，意所欲，欲于何所王之﹖’王夫人曰：‘愿置之雒阳。’武帝曰：‘雒阳有武库敖仓，天下冲厄，汉国之大都也。先帝以来，无子王于雒阳者。去雒阳，余尽可。’王夫人不应。武帝曰：‘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齐东负海而城郭大，古时独临淄中十万户，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王夫人以手击头，谢曰：‘幸甚’。”⑤ 宛：宛即南阳，是汉、江、淮之间的交通孔道，又是铁的产地，冶铁工业非常发达，是工商业荟萃的中心。《货殖列传》载：“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受汉、江、淮。宛，亦一都会也。俗杂好事，业多

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兰台世界2012·3月下旬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一反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一、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数量庞大，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的安危密切相关，这也自然成为封建社会历代政权统治者的首要任务。由于统治者往往极其片面地认为只有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才能更好地促使农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重农抑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一项基本国策。但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先秦时期仍然出现了诸如陶朱公、白圭、吕不韦这样富甲天下的大商人。西汉初建时，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社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物资极度短缺。在这种形势下，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将清净无为的黄老思想作为国策，大力推行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得到了汉初几代君主的注重和贯彻执行，使汉初的经济迅速恢复与发展，并很快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空前盛世。这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稳定、政策的相对宽松、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交通及运输业的发达，西汉前期商业空前繁荣。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甚至富比天子，并出现了一些诸如长安、洛阳等商业大都会，对外贸易也日趋频繁。至汉武帝即位时，西汉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司马迁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汉武帝即位后。在此期间，汉武帝几次出兵讨伐匈奴，付出了沉重人力与物力代价后，最终大获全胜，换取了边疆地区稳定。汉武帝还先后灭卫氏朝鲜设立辽东四郡、定西南夷建武都五郡、平西羌设护羌校尉、平南越设南海九郡。这些战争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的版图，从政治上看都可以称为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但同时，从史学家和经济的角度，司马迁敏锐地发觉，由于汉武帝长期的穷兵黩武，西汉几代君主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几乎消耗殆尽；战争导致人口锐减，西汉在经济和社会稳定上开始出现危机。司马迁据此希望汉武帝放弃过度征讨，继续推行汉初休养生息、精兵简政的政策。为了挽救财政危机、弥补国库空虚，汉武帝自公元前119年开始陆续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政策，包括改革币制、严禁民间私铸；增设算缗和告缗；均输平准；盐铁专卖等。应该说，这些措施增加了国家收入，改善了当时的国家财政状况。但一些措施明显增加了工商业者的负担，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一些措施则与民争财、夺民之利，对于民间私营工商业是严重的扼杀。司马迁对此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并将自己的经济见解和思想撰写成书，希望能为执政者借鉴。因此在《史记》八书之一的《平准书》中，司马迁对西汉建国至汉武帝期间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状况演变进行了详细描述。在对汉初七十年经济政策持肯定态度的同时，也对汉武帝内修外攘和好大喜功进行了全面否定。同时，司马迁还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作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对长期的经济发展不利，对社会经济秩序更是极大的破坏[1] 111 。事实上，西汉的衰落，在汉武帝后期便已经初现端倪，以致汉武 帝晚年时不得不颁布了一份轮台诏，深陈既往之悔，并表示以后国家重心应当以安定生产为主，政事应当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可见司马迁对于汉武帝经济政策的批判是一语中的、切中时弊的。 二、司马迁经济管理理论及方法 除了《平准书》，司马迁的经济管理思想还主要体现在《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主要记述了春秋以来社会经济状况、各种经济措施以及著名商人的事迹。《货殖列传》为商人立传，开史家之先河，同时也是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集中体现的重要篇章。司马迁在这篇作品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以及经济与政治、军事、法律、道德等方面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发展生产、富国富民的经济理论，并在一些重大的经济学问题上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看法。 1.富利论。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是富利论。他通过对于亘古以来大量史实的研究，认为追求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是人类的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认为，无论是贤人、廉吏、赌徒、渔夫、高士、游侠或是妓女，他们奔波忙碌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得想要的某种利益。而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源自对于现实状况的不满足，围绕着追求更高的物质利益而展开 的。正是由于这种不满足，才会促使人们想方设法地改善自己的生存生活条件，才会促使人们开动脑筋进行发明创造，最终才会促使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因此，司马迁对于人类追逐财富和更高物质生活的天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2.善因论。在富利论的基础上，司马迁提出了著名的善因论的经济管理思想，即“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他认为，对于经济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因之，就是顺其自然。国家不要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应遵行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 满足人们的求富欲望，放手由人民自由发展生产和市场经济，以实现富国富民的目的。其次为利道之，就是因势利导，即通过经济调整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适度有效的引导和调控。再次教诲之，就是用礼义、道德等思想来对经济发展进行约束。又次整齐之，即对经济发展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强制规范。传统的重农抑商，并对商业发展采取诸多的限制措施就属于整齐之的范围。最次为与之争，即汉武帝时期实施的一系列与民争利的财政经济政策。国家官办商业并以此获利的经济政策，在增加工商业者税收负担的同时也严重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汉初七十年来形成的安定繁荣的商业局面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而《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是其中非常具 有特色的篇章。司马迁在这两篇文章中开辟了记载经济史之先河，在经济管理思想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 司马迁《平准书》《货殖列传》经济思想司马迁经济管理思想述略 □ 西安工业大学赵伟 摘要关键词档案解读 DANG'ANJIEDU 50

司马迁的思想

司马迁的思想 进步历史观 ●唐代的刘知己在谈到一个杰出的历史家应具备的条件时，提出了史学`史才`史识三项。 学，就是学问，指的是占有材料；才，就是才气，主要表现于写文章；识，就是见识，指分析鉴别的能力，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 ●一：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十分重视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并努力寻 找`发现其发展进化的规律，也就是如司马迁自己说的“通古今之变”。 ●《货殖列传>：“《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 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六国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 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始终，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平淮书> ●改变钱法，卖官爵，卖复徒法，官卖政策，强制征商等. ●宋代的黄震：“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 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淮之置，则海内萧条，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以平淮名书。” ●明代的茅坤说：“《平淮》一书，太史公只叙武帝兴利，而其精神融会处，真见穷兵黩武， 酷吏兴作。败俗愤事，坏法乱纪，俱与兴利相为参伍，相为根柢。故错综纵横，摹写曲尽。” ●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司马迁把这种连贯地`整体地研究问题的方法，运用到了民族问题 的研究领域。

历史观之民族观 ●他主张各民族平等友好，反对互相残杀侵略。这种进步的民族观是前所未有的。 ●〈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秦本 纪〉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越世家〉：“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 ●〈匈奴列传〉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司马迁对汉武帝以贪欲扩张为目的不断对边疆兄弟民族发动战争十分不满。 ●在西南夷`大宛`朝鲜等列传中，揭露了汉朝统治者所以发动这些战争的肮脏目的，批判 了他们所采取的那种卑劣的手段，赞扬了这些被侵扰`被掠夺的兄弟民族所进行的坚决抗争。同时也列述了这些不义战争给汉族人民带来的痛苦。 进步历史观 ●司马迁重视经济，重视分析经济问题对社会问题的决定作用。 ●《货殖列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吃 用钱）虞不出则财篑少，财篑少则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能与，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 襁之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于廊庙，论议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 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从_货殖列传_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2)

收稿日期:2001-12-24 作者简介:陶家柳(1963-　),男,江西波阳人,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档案学、教育学。 从《货殖列传》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陶家柳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江西南昌330027 ) 摘　要:《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史书,第一次把经济方面的史料收入历史书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阐明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对于当今制订经济政策、发展经济,仍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关键词:司马迁;经济思想;《货殖列传》 中图分类号:K 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237(2002)04-0072-05 司马迁作为史学家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但是他还可以说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一点就不是广为人知的,他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传世杰作《史记?货殖列传》一章内,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涉及经济问题的专门著作,开史书记载经济活动的先河。自此以后,历代史学家写史书时,都专门辟有《食货志》一章,记载当朝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政策,为后世研究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从这点来说,司马迁足以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的《平准书》也稍微涉及了一点,这里我们存而不论,本文仅就《货殖列传》谈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一、人类求富合理论 物质财富本来是人们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可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很长一段时间内,财富二字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人们的唾弃,如孔子提出“罕言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最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却最被人厌弃,看起来很滑稽,其实,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采取的一种愚民政策, 因为如果人们“安贫乐道”,不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就不会犯上作乱,统治阶级的宝座就稳如泰山。 司马迁和这些人唱了一曲反调,他明确提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求富是人的本性,天生就具有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 皆为利往”。 [1] (P 3256) 不光是穷人求富,富人也希望更 富,“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宝之君,尚犹患贫,而况编户之民乎!”因此求富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而是正正当当,符合事物之理的。 在肯定了求富的合理性后,司马迁还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社会芸芸众生求富图: 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于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堆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尔。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契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 第22卷第4期2002年8月 上饶师范学院学报JOURNA L OF SH ANG RAO NORM A L CO LLEGE V ol.22,N o.4 Aug.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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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刘少奇经济思想研究 司马迁经济思想研究 毛泽东抗战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探析 藏族传统经济思想研究初探 张闻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研究（1956-1966年） 陈独秀经济思想探索 《盐铁论》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20世纪50年代陈云经济思想研究 马克思经济全球化思想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价值研究 樊纲经济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及当代价值 江泽民发展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研究 孟子的经济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陈云经济思想及现实意义研究 《管子》编排体例新探 列宁经济正义思想及其对当代中国价值 先秦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当代经济伦理建构 论西方产业经济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及对策研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非公有制经济思想及其比较研究白居易经济思想研究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与深圳经济特区 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及其实现 中国近代产业经济思想研究 邓小平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苏轼的经济思想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研究 休谟的经济正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冯馨瑶 （贵州大学科技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贵州贵阳 550004） 摘要：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关键词：《史记》；《汉书》；精神倾向；比较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1）08-0129-02 《史记》与《汉书》同为中国历史上成就很高的史传散文著作，体例、篇幅、艺术技巧都开创我国史传散文的先河。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传承之处，但也有很多的不同点。《史记》作者司马迁与《汉书》作者班固思想的综合性比较复杂，本文从文学研究中作者精神研究的角度，对《史记》《汉书》所彰显的作者的精神倾向加以比较分析。 一、《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 司马迁写作《史记》虽以继孔子修《春秋》自许，但思想上并不囿于《春秋》。先秦思想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秦朝法家思想统治的腐败，西汉儒、道思想交替实践的得失，促使司马迁必须批判继承并发展先秦诸子思想，在《史记》中彰显浓郁的儒道互补色彩。 首先，《史记》发挥《春秋》宗旨，维护国家统一。 《春秋》为鲁史而奉周正朔，书必称“王正月”，宗旨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老子》的理想境界是“小国寡民”，迁以为“与耳食无异”。比如十二本纪逐代相接，体现统一原则；批判秦朝暴政，《六国年表》序称颂秦朝统一的成功；又如其中对汉初韩信、彭越、陈等人的谋反、惠帝时的诸吕作乱、景帝时的吴、楚七国之乱、武帝时的淮南、衡山诸王谋反以及四夷诸藩的反复无定等，均予以谴责。 其次，《史记》中继承黄老思想，倡导无为而治 《鲁周公世家》中指出：“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在《齐太公世家》中又云：“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又在《管晏列传》中强调：“论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善因祸面显福，转败而为功。知与之为取，政之宝也。” 至于班固《汉书》，基本上坚持了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则。因为班固自小受正统儒家教育，后又浸于当时儒学盛风，其思虑言行，恐怕很难脱离这个氛围。他在撰作《汉书》时就指出：“综其行事，傍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在《艺文志》中也表达了对儒家的推崇之意；“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然而班固对道家的态度，在《艺文志》中，一面肯定道家的“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但也针对其短处指出“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与《论六家要旨》中只论道家之长，迥然不同。至于《论古今人表》，则列仲尼于上上，入子思、孟子于上中，而将老子置于中上，其扬儒抑道的态度益发明显。 二、《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 《史记》篇目中的《报任安书》对《史记》的撰作动机与目的有所说明：“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关系和古今之变，是作者司马迁作此书时所要洞察的重要课题。这种思想贯穿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各体之中，但较为直接表现首举十表与八书。 如《三世列表》反映夏殷周三代间变化，《秦楚之际月表》表现秦楚之际“号令三嬗”之情况，《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则呈现诸侯王递变盛衰的情况等等。至于八书，《太史公自序》已云：“礼乐捐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其究通变之意已很

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

简谈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启示本文从网络收集而来，上传到平台为了帮到更多的人，如果您需要使用本文档，请点击下载按钮下载本文档（有偿下载），另外祝您生活愉快，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近代以前，他的经管思想因其强烈的超前性而未被历朝历代接受倡行，以致到了近代有识之士曾为此而感慨万分。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司马迁卓越的经管思想终于引起国人重视，出现了不少阐述其“法自然”理论的文章。然而，从司马迁经管思想的核心“善因论”入手，将其理论与现实结合研究的似尚不多。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司马迁“善因论”思想及现实意义略作阐发，以期能对我国的经济社会管理产生启示作用。 “善因论”思想的产生与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保证经济正常运行、社会和谐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中国自国家产生，先贤先哲们就在思考，但直到先秦时期也无法达成共识，以致出现见仁见智径渭分明的尖锐对立。管子和孔子重视“富民经济。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

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孔子和管子一样主张富国必先富民，他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I=I荀子主张:“富国裕民，上卜俱富。”认为“卜贫则上贫，卜富则上富。商靴则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认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国之道，务在弱民。究竟应该如何认识类似的重要关系?司马迁没有自从，而是认真研究前人观点并对比考察。从历史看，先贤的思想主张都曾程度不同在某一时段产生过影响发生过作用，但都没有收到长期之效。事实证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只有认识它掌握它顺应它，才能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健康进步，否则就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此，司马迁独辟蹊径，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思想理论。 首先，他仔细研究经济管理的目标，从发展国民经济与增值财货的角度看待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不把他们看成尖锐对立的两极，而看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不单纯从培植税源着眼，而是从国家社会个人以及各项各业的全面发展考量问题。在他看来，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家和百姓的关系，使社会各个方面各得其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经济社会的管理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其次，对人性本质作深刻分析构建自己的理论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