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
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木
——基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视角
陈水生
摘要：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建构了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传统的公共政策主体主要由体制内的“决策核心圈”组成：中共、人大和政府，这种官僚
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近来出现了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利益集团
的成长壮大并介入和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公共政策模式逐步由官僚垄断的
“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劳动合
同法》的制定过程就体现了中国公共政策制定领域的这种最新变化。
关键词：公共政策；利益集团；单一决策圈；复合决策圈
中图分类号：Ｄ６３—３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０２５７－５８３３（２０１２）０８－００１３．１１
作者简介：陈水生，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一、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构成了西方学者解释利益集团影响公共政策的两大理论基础。在多元主义理论看来，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一旦建立，就可能在政策制定过程的任何阶段试图对决策施加影响，如就立法细节谈判，影响政策执行过程，控制政策结果，等等。因此，利益集团逐渐成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代表特定利益的重要影响力量①。理查德森（Ｊ．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和乔丹（Ａ．Ｇ．Ｊｏｒｄａｎ）的研究表明，英国公共政策是通过政府和组织成政策共同体的压力团体谈判而形成的，从公共问题提出到列入政策议程，再到政策执行的整个政策过程，压力集团都对公共政策施加着影响锄。克仁松（Ｍ．Ｃｒｅｎｓｏｎ）在有关美国空气污染政策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如果普通的社区居民可以具有间接影响力，那就没有理由不承认，美国钢铁公司、通用公司、银行行长或大家族的成员同样具有间接的影响力。”＠
法团主义对利益集团与公共政策的关系也作了非常深入的阐释。施密特（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将法团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３－２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市低收人家庭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机制研究：基于上海、长沙和成都的调查分析”（项目编号：１１ＣＧＬ０９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二五’时期八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项目编号：１０ＺＤ＆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①［英］米切尔?黑尧：《现代国家的政策过程》，赵成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７页。
②Ｊ．Ｊ．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ｌｌ．ａｎｄＡＧ．Ｊｏｒｄａｌｌ．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ｕｎｄ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ｘｆｏｒｄ：Ｍａｒ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１９７９．
③ＭＡ．Ｃｒｅｎｓｏｎ．ＴｈｅＵ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Ａｉｒ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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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描述为一种利益代表系统，这一系统中的构成单位组成有限数量的组织，这些单一的、强制性的和非竞争性的组织实现了层级和功能分化，由国家认可或颁发执照，并获得授权在它们各自领域的交换过程中垄断性地代表有关社会主体的利益，控制着利益集团领导人的选择以及要求和支持的表达①。密尔沃德和弗兰斯科（Ｍｉｌｗａｒｄ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指出，法团主义的利益调和围绕着建立在政府项目基础上的政策部门发生。在这些政策部门中，国家机构在政策规划过程中支持和依靠压力团体②。政府积极促使利益集团参与，推进公共和私人机构的伙伴关系，使其都能提供服务和维护政策的合法性。当政府的公众信任度和自信心下降时，合法化功能变得格外重要⑧。
多元主义认为，社会多元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促成了公共政策的产生；法团主义较多地考虑了不同利益群体与国家之间分享权力的现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决定了公共政策的产出。尽管多元主义和法团主义都是基于国外政治环境提出来的，但其对利益集团介入政策制定过程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政策舞台主要由中共、人大和政府所构成，新的参与者则是近年来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两者的互动促使中国公共政策模式发生了变迁。
二、政策舞台：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基础
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建构了政策舞台，这种制度结构中的核心圈即中国的官僚精英，传统的公共政策大多由官僚精英垄断。加尔东（ＪｏｈａｎＧａｈｕｎｇ）将社会结构分成决策核心层、中心层和边缘层④。核心层指掌握决策权力的人，他们对政策决策起决定性作用；中心层主要包括具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媒体、企业界、学术界等社会精英；边缘层主要指普通大众，虽然数量比较庞大，但他们离政策制定的核心和中心比较远，对政策的影响力比较小。胡伟从享有决策权的大小或参与决策的程度把政府过程结构分为许多层次构成的决策圈。处在决策圈核心的即最直接的政策制定者，在核心圈以外的分别是第二圈决策参与者和第三圈决策影响者。核心圈的主要功能是决定政策，决策参与圈的主要功能是利益综合，决策影响圈的主要功能是利益表达⑤。
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核心圈主要包括中共、人大和政府⑥，这三者构成了中国制度内的“决策核心圈”，其中又以党和政府最为重要⑦。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党政关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党政关系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权力结构、决策过程和政治关系”⑧。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从其实质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从其形式看则由党的政策、人大立法和行政决策三部分构成。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实际上“是指以中国共产党组织为首的所有履行当代中国社会公共权力的组织机构的决策与执行的过程”⑨。
（一）中国共产党及其决策体系
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中核心的、主导的体制化政治结构。中国政府的整个政策过程，从利益表达、综合和政治沟通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等，都与共产党组织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１４①Ｓｃｈｍｉｔｔｅｒ?Ｐ．Ｓｔｉｌｌｔｈｅｃｅｎｔｕｒｙｏｆ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７４．（３６）：ＰＰ．９３—９４．
②ＨＢ．Ｍｉｌｗａｒｄ，ＲＡ．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１９８３．（１Ｉ）：ＰＰ．２７３—
２９３．
③［美］盖伊?彼得斯：《官僚政治》，聂露、李姿姿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９５页。．
④ＪｏｈａｎＧａｈｕ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ａｓ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１９６５．２：ＰＰ．２０６—
２３１．
⑤⑨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２４、１７页。
⑥从中国政治体制来看，尽管军队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构成了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但在公共政策
中，军队力量很少会直接体现，因此本文对军队的影响力不作深入分析，但并不代表着忽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其次，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国不属于国家政权组成机构，其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相对来说也比较“间接”，因此它不构成“核心决策圈”，故本文重点考察政策过程中三股重要的影响力量：中共、人大和政府。
⑦《百县调查：兴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０８页。
⑧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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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陈水生：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
“中国共产党的体系十分庞大，组织相当严整，网络分布极广，这是其能够成为政府过程中枢的结构性因素。”①建国之初，中共党员不足５００万，而截至２００９年底，中共党员达７７９９．５万名；
比上年净增２０６．５万名。中国共产党现有基层组织３７９．２万个，比上年增加７．４万个，其中基层党委１８。３万个，总支部２３．５万个，支部３３７．４万个②。共产党在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种利益群体、各个地方、各个民族、各种社团乃至各民主党派中都有自己的成员，成为代表社会利益层面十分广泛而有得天独厚的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功能的核心党。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相当系统严密。“共产党的整个组织系统从形式上可分为三个子系统，即以块块为基础的地方党组织系统，以条条为基础的国家职能部门党组织和军队党组织系统。”＠中共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在政府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也有所不同。一般说，党组织的层级越高，党的干部素质相对就高，组织机构也越完整，对政府过程的控制力就越强。正如詹姆斯?汤森所言：“在实践上，党直接控制政府过程的程度随级别的不同而有差异。在中央一级，党的精英垄断了决策权，也垄断了执行其决定的国家、党和军队官僚机构中的关键职位。在中等级别，党员在领导职位中的比例足以保证党对政府机关的统治。在基层级别，党员可能构成、也可能不构成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角色属于‘领导核心’的角色，他们必须通过与非党干部和委员会成员的说服性的合作来贯彻党的政策。在最小的初级单位，中共也许只有很少的代表。”④党的中央机关在政策过程中发挥着更为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党的中央组织系统包括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央各部和工作领导小组等。党的中央机构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决策中枢。按照党章规定，党
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但由于全国代表大会每５年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一年召开一次，因此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在政治过程中实际上更为重要。党的总书记是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核心，常委会又是政治局的核心，政治局及其常委会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见表１）。因此，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以及总书记就成了中共事实上的最高领导结构。
表１建国后历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人数
资料来源：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８页；并根据中共十六大、十七大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组成人数制作而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央委员会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策制定者。对于一般性决策，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即可作出，对于带有方针路线性的或战略性的重大决策，通常要召开中央全会加以讨论和通过。中央全会所作出的决策，一般都是经过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事先讨论的，有的政策已经形成。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的重要政策，哪些应当由政治局或常委会制定，哪些应当由中央全会制定，哪些又应当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无明确的规定，甚至也没有形成惯例＠。
①③⑤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８３、８４、９１—９２页。
②党内统计专题新闻发布会，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ｚｈｉｂｏ／２０１００６２８ａ／ｚｈｉｂｏ．ｈｔｍ。
④［美］詹姆斯?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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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
．尽管中共是中国的决策核心，但党的决策要上升为国家法律意志，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合法化程序。“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其基本功能在于使共产党组织的意志合法地转变为国家意志，亦即使共产党组织主导的政府过程在形式上转变为国家政权主导的政府过程而具有合法性。”①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重要的国家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行使立法权、人事任命权以及直接行使重大事项的决定权等，从而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全国人大的职权主要包括立法权和监督权、选举和任免权、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具有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和任免权②。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县、自治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等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地方层次上通过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影响着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制定③。
全国人大下设多个专门委员会承担立法决策工作，这些专门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逐步建立了专门委员会系统。建立委员会的原因在于：一是全国人大的全体会议开得很少，限制了详细讨论和检查相关法案的能力；二是专门委员会可以帮助阐明政策问题，做好前期调研工作以减轻立法负担；三是专门委员会可以调动更多的立法专家来协助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成员履行职责㈤。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⑤是负责立法计划的战略选择和对个别立法起草作技术处理的专门机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方面的组织核心和主要的法律起草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全国人大的立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享有对其他部门立法草案的否决权。它有权建立专门的临时机构监督法律起草工作＠。“由于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人员素质较高，并且和国务院法制局的分工又不是很明显，从而使全国人大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立法控制权。”⑦上述制度安排为利益集团对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立法过程进行游说提供了空间。因为法制工作委员会不但允许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在立法过程中相互角逐，而且还鼓励这种角逐。换言之，法制工作委员会的立法起草和检讨程序第一次在中国的核心层次公开承认多元利益的存在价值。该委员会日益成为“利益分化的多个群体的游说对象，他们要在法制工作委员会中争取弥补他们在上一次立法起草中失去的利益”＠。例如在１９９５年对《大气污染预防与控制法》进行修订时，由于环境保护委员会对煤炭行业的硫污染排放量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成了工业部门和山西等产煤大省集中游说的对象。总之，人民代表大会为社会更广泛的阶层和人民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合法的、结构性的渠道，使共产党组织可以聚合更广泛的社会利益。因此，尽管人大的立法和决策功能目前还只是形式上的，而其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则是实质性的凹。
（三）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的核心领导是国务院全体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即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审计长、秘书长等组成。国务院
１６①⑨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００、１０６页。
②参见１９８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③刘峰、舒绍福：《中外行政决策体制比较》，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９０页。
④⑥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０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０１、９８—９９页。
⑤法制工作委员会最初成立于１９７９年，当初叫法铜委员会，１９８３年全国人大组织法修改时，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法制委员会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⑦⑧ＭｉｃｈａｅｌＷ．Ｄｏｗｄ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ｉ—
ａｎＬａｗ，１１，ｎｏ．１（Ｓｐ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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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陈水生：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
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根据国务院组织法的规定，对国务院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必须经常务会议或全体会议讨论决定，但对这两个机构如何分工没有明确的规定。
从实际运作情况看，国务院全体会议的内容多是国务院领导布置的一个时期的国家重要行政工
作，研讨重大的形势和政策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是讨论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通过由有关部
委起草，但要以国务院的名义提交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规等①。国务院行使的职权主
要有行政立法权、行政提案权、行政决定权、行政领导和管理权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②。
国务院法制办是中央政府立法起草的主要参与者。国务院法制办是协助总理办理法制工作事项的办事机构，其前身是国务院法制局③。国务院法制办和中央政府各部委都有相应的法制机构
起草法律和规章，执行政策和规划。在１９９３年第八届全国人大召开之前，在由国务院发布的法规和全国人大颁布的法律中，大约有８０％是由国务院法制局和各部委的法制机构起草的。例如，
国务院法制局在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３年起草的立法计划中就列出了２０部法律④。而且，尽管宪法规定
立法权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全国人大常委会经常将其立法权授予国务院。在实践中，国
务院又经常将这一权力授予法制局，由法制局来协调各部委法制机构的立法起草工作⑨。可见，
经过层层授权后，国务院法制局（后称法制办）承担了较重的立法起草任务。
中国立法决策在总体上可分为三个层次：（１）宪法和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通过；
（２）行政法规和规章由国务院及其各部门颁布；（３）地方性法规由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人
大制定通过⑥。与此相对应，每个层次的立法起草机构都有自己的专职立法人员，这些专业人员
是对立法的形式和内容具体负责的官方法律起草者，他们构成了中国立法过程的制度内参与者
（见表２）⑦。
表２中国立法过程的制度内参与者
参与者机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起草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厅研究室、专门委员会，尤其是法律委员会和内
部门务司法委员会
国务院的立法起草部门国务院法制局（办）、各部的法制局（办）
省级立法起草部门省级人大和政府
其他立法起草部门社科院、大学、法学会、其他社会群体
综上所述，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度结构主要是党、政和人大之问的权力和角色分工。由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党和政府成为决策过程的关键主体，人大的作用还有待加强。随着中国政治
结构的开放和改革进程的加快，现有决策体制逐渐受外部环境和压力的影响，“决策参与圈”开
始介入政策过程，形成了“决策核心圈”与“决策参与圈”内外互动的新型决策模式，而利益
集团就是其中最为主要的政策参与者。
①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３４页。
②杨光斌：《中国政府与政治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３１页。
③国务院法制办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ｈｉｎａｌａｗ．ｇｏｖ．ｃｎ／ａｎｉｃｌｅ／ｊｇｚｎ／，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访问。
④ＡｎｎＳｅｉｄｍａｎ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Ｂ．Ｓｅｉｄｍａｎ．Ｄｒａｆｔｉｎｇ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ｔｔ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ａｗ，ｖ０１．４４．（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６）．
⑤⑦孙哲：《全国人大制度研究（１９７９—２０００）》，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９、１２７页。
⑥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ｉｕ，ｌａｎＤｏｂｉｎｓｏｎ，ＭａｒｋＦｉｎｄｌａｙ．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Ｃ．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ＬｏｎｇｍａｎＧｒｏｕｐ（ＦａｒＥａｓｔ），１９９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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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陈水生：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
三、利益集团：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新行动者”
利益集团是指为实现和维护特定目标或共同利益，在政治过程中采取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群体，他们利用自身的资源最大限度地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公共政策，以实现团体成员的最大利益。利益集团的典型特征有三：一是具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利益集团即为了追求和实现这种共同利益而存在，但此处的利益不限于物质利益，价值观、权力、威望、影响力等都包含在内。二是必须是组织化的群体，组织化成为测量利益集团力量的重要指标。三是采取集体行动，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利益集团一般会采取一定策略介人政治过程，从而影响政治权力和公共政策。根据利益集团追求的利益内容和组织化程度，可以将中国利益集团分为企业型利益集团、协会型利益集团、机构型利益集团和公众利益集团四大类。
利益集团的产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和一元化的政治体制。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我们一直强调人民内部利益的一致性，不但忽视了人民内部存在利益上的差别和冲突，而且还否认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群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利益分化不仅在理论上成为可能，而且在实践中成为了现实①。现阶段我国利益集团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首先，经济上的原因是利益集团产生和存在的最根本原因；其次，我国的政治制度鼓励和有利于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和社会的发展，使人们为各种政治社会目标和理想而结成团体；第四，政府政策本身促进了利益集团的产生和发展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我国社会利益集团的蒙昧时期。这一时期由于经济的落后，政治的禁锢，利益多元化倾向还不明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社会的利益多元化倾向日趋明显。中国的利益集团从半休眠状态进入了半兴奋状态，从稀少发展到众多，从隐蔽走向显露③。１９８８年３月１５日，党的十三届二中全会的工作报告中肯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当前中国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出现了众多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利益团体已经跨越了潜伏期”④。特别是随着利益机制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这一地位的逐渐确立，我国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社会利益结构不断分化重组，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并壮大，不同利益群体间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利益集团具备了形成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政治条件和制度背景。这些条件的聚合使得我国利益集团的大量形成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趋势⑤。笔者认为，社会内生演进构成了中国利益集团的成长逻辑；利益分化和利益组织化的双向运动构成了中国利益集团的动力机制，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结构从阶级阶层到利益群体再到利益集团的发展演进。
总之，利益集团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利益集团的发展壮大开始影响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并对中国公共政策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四、政策制定模式变迁：从单一决策圈向复合决策圈的转变
西方学者对中国政策制定模式作了非常深入系统的研究。中国政策过程研究需要回答以下三个核心问题：中国的政策过程中的行为主体究竟是精英、官僚组织，还是非正式的“派系”？重大政策经由怎样的途径、程序或规则形成？政策过程有哪些特征，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国外学
１８①詹国彬：《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导向》，《社会》２００３年第１２期。
②夏训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益集团论》，《江西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③朱昌平：《关于利益集团的几个理论问题》，《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④朱光磊：《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２３页。
⑤汪永成、黄卫平、程浩：《社会利益集团政治化趋势与政府能力建设》，《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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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总结了三种决策模式：精英决策模型、派系决策模型和官僚组织决策模型。精英模式的代表学
者有克雷恩（ＤｏｎａｌｄＫｌｅｉｎ）①、鲍大可（ＡＤｏａｋ．Ｂａｒｎｅｔｔ）②、巴克曼（ＤａｖｉｄＢａｃｈｍａｎ）＠和兰普
顿（ＤａｖｉｄＭ．Ｌａｍｐｔｏｎ）④；派系研究的主要学者有安德鲁?纳尔森（ＡｎｄｒｅｗＮａｔｈａｎ）⑨、邹谠
（ＴｓｏｕＴａｎｇ）⑥、裴鲁恂（ＬｕｃｉａｎＰｙｅ）⑦以及迪默（ＬｏｗｅｌｌＤｉｔｔｍｅｒ）⑧。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官僚
组织模式则以李侃如（Ｋｅｎｎｅｔｈ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奥克森伯格（Ｍｉｃｈｅｌ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⑨和谢淑丽（Ｓｕｓａｎ
Ｓｈｉｒｋ）⑩为代表。
在这几种分析模式中，官僚组织模式影响力最大。官僚组织决策模型认为，高层精英与官僚部门通过频繁互动，共同决定了政策的出台。高层精英由副总理以上的权威人物组成，包括核心
领导、革命前辈、全局领导（总理）、部门领导（主管某方面工作的副总理）四个层次约２５—
３５人，其决策机构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等。此外，高层领
导有能力组建专门机构以满足特定政策的需求，例如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或“办公室”，从
而强化高层领导的政策影响和偏好⑩。由于高层精英没有充足的时间、兴趣和知识来管理和负责
所有具体政策，所以多数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关键环节都是由国家层次上的各官僚部门作出的。这
些部委负责对政策进行可行性研究、协调共识、资金分配和资源调控、解释和澄清政策内容并负
责进一步的实施。由于各个部门具有各自的使命、资源、人员和偏好，因而权力相对分散、决策
过程缓慢。出台的政策也相对模糊和笼统，从而在政策执行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权＠。
考察当代中国决策模式需从传统的制度、体制分析模式向过程研究转变。政府过程研究开启了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政府过程以“大政府”为研究对象，主要描述和分析现实政府的实际运
作活动。政府过程包括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活动及其权力结构关系，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操作性
活动和政府活动中较为重大的变化过程⑩。“政府过程作为一种动态研究，主要是把政治生活视
为一连串与政府决策相关的实际行动和运作过程，它更加关注政府的功能活动，而不是静态的结
构关系。”因而政府过程研究要回答以下主要问题：在中国政府活动中，谁控制着最终决策权？
不仅要考察法定决策者是谁，而且要考察实际决策者是谁？谁能够参与决策过程？谁又影响了决
策过程？社会利益是如何输入决策中枢的？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政策制定的法定程序如何，
实际过程又如何？政策又是如何执行的？谁控制着政府执行过程？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影
响政策执行的因素是什么？政策制定与执行是怎样互动的？等等⑩。这些问题实质上囊括了中国
公共政策过程的主要问题，对分析中国政策制定模式及其变迁有重要的启示。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策制定主要掌握在党政官僚精英之手，即“政策大都在体制内循环并产出”。“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都是依据列宁主义、等级原则进行组织的，在统治中心的精英集团
①Ｋｌｅｉｎ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ｅｌｉｔｅｓ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ｉ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ａｌａｐｉｎｏ，ｅｄ．Ｅｌｉ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ｔｔ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２：ＰＰ．６０９—６５６．
②ＢａｒｎｅｔｔＡ．Ｄｏａｋ．Ｃａｄｒｅｓ，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ｏｗｅｒｉ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
③ＢａｃｈｍａｎＤａｖｉｄ．ＣｈｅｎＹｕ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Ｌｏｓ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④ＬａｍｐｔｏｎＤａｖｉｄ．ＰａｔｈｓｔｏＰｏｗｅｒ．ＡｎｎＡｒｂｏ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８６．
⑤ＮａｔｈａｎＡｎｄｒｅｗ．Ａ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ＣＣ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５３（Ｉ９７３），ｐｐ．３３—６６．
⑥ＴｓｏｕＴａｎｇ．Ｐｒｏｌｅｇｏｍｅｎ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Ｃ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ｎｏ．６５（１９７６），ＰＰ，９８—１１４．
⑦ＰｙｅＬｕｃｉａｎ．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Ｏｅｌｇｅｓｃｈｌａｇｅｒ，ＧｕｎｎａｎｄＨａｉｎ，１９８１．
⑧ＤｉｔｔｍｅｒＬｏｗｅｌ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３４，Ｊｕｌｙ１９９５．ｐｐｌ一３４．
⑨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ｎｄ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ｃｈｅ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⑩ＳｈｉｒｋＳｕｓａｎ．Ｌ．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ｏｇｉｃ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ａｎｄＡｎｇｅｌ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⑩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ｎｄ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ｃｈｅ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Ｌｉｅｂｅｒｔｈａｌ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ｎｄＯｋｓｅｎｂｅｒｇＭｉｃｈｅｌ．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Ｌｅａｄｅ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２２．
⑩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⑩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７页。
１９
万方数据
充当政策制定者与改革者，而在较低层次，则是政策的管理者与官员。”①可见，占据政策制定核心圈的是官僚精英，因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与相当平等地分配工资并行的资源稀缺社会里，机会与渠道比工资更为重要。在官员的级别中，特权、机会、稀缺的资源都是依照级别进行分配的”②，那些政治等级较高的官僚精英享有更多参与决策的权力，政策决策圈是相当封闭的，一般人很少有机会参与其中，这种决策体制是与当时中国权力高度集中并且封闭的政治体制紧密相连的。本文将这种由官僚垄断的决策模式称之为“单一决策圈模式”。
随着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自１９７８年开启改革开放的大幕之后，政策过程也逐步发生了变化。“当中国继续进行现代化并成为更复杂的经济体之时，社会状况反映了这种复杂性。中产阶级、信息革命、商务与金融部门的国际化、环境运动，提高与保护自己利益的集团的出现，正迫使中国领导人对其公民更有反应。”㈤此时，无论是领导人还是官僚精英，都必须考虑民众对政策参与的需求，一旦政策制定的参与圈被打破，社会中的各方力量就会想方设法运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影响政策过程。这种影响和变迁是缓慢发生的，其趋势却是不可逆的。特别是经济体制变化以及经济发展进步所带来的多元力量的生长，使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从而促使更多利益群体在经济发展领域公开竞争。为了获取最大化利益，他们学会了在政治和政策过程中展开博弈。政府和官僚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也不能完全垄断政策过程。
许多学者对中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新变化进行了研究。陈玲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主要有三类参与者：政府部门中的技术官僚、党政高层的政治权威以及对决策具有一定影响的社会精英，如科学家、技术专家和企业家。也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特色的决策模式，如“摸着石头过河”的决策模式、集体领导决策模式、一体化民主有限决策模式、权力斗争模式、互动决策模式、部门协调模式等。王绍光从议程设置角度研究了中国政策过程中的新变化。他根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与民众的参与程度区分出六种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并重点讨论了这六种模式在中国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趋势④。竺乾威研究了多方利益相关者对地方政府决策的影响。他以怒江大坝决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的一般特征，并对这一过程涉及的利益冲突与表达、抑制决策者的自利偏好、决策程序以及潜规则等问题加以分析。他认为，市场经济导致的利益分化使得地方政府日益在利益冲突的背景下进行决策，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层面上介入决策⑤。这个案例说明，中国多元化的利益集团涉人政策过程并影响公共政策结果。胡伟分析了当代中国的精英决策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有序性和无序性的有机统一⑥，继而提出“权力精英的内输入”的观点。在他看来，决策过程的利益要求不是由政治体系外部的社会结构输入政治体系（决策中枢），而是由权力精英自身进行利益要求的输入，即“内输入”唧。
问题在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结构变迁和利益分化的加速，不仅使社会利益群体分化并成长为利益集团，而且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各级官僚精英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自身利益倾向。显然，纯粹要求他们为抽象的“人民利益”决策，可能与现实相差甚远。公共选择理论也说明，官僚精英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也会去追求自身利益。因此，利益集团的成长和官僚精英的利益分化，使中国公共政策决策模式逐步由官僚垄断的“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官僚主导、利益集团参与的“复合决策圈模式”转变，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变化。
五、案例：《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圈分析
《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形成了核心决策圈和决策参与圈的决策格局，尽管前者仍然是立
２０①②③［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变化世界中的国家和理论》，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３３５、３３１、３４２页。
④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６年第５期。
⑤竺乾威：《地方政府决策与公众参与——以怒江大坝建设为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⑥⑦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５４—２６５、２８３页。
万方数据
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８期陈水生：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
法决策过程的主导者，但后者也开始影响政策过程。这两大政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表明，中国公共政策模式领域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从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复合决策圈模式的转变。
（一）决策核心圈：《劳动合同法》的制度化决策主体
根据我国的立法决策制度规定，《劳动合同法》制度化的参与主体主要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法制工作委员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国务院及其法制办、相关部委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这些制度化的决策主体主导了《劳动合同法》的酝酿、起草、修改、表决等一系列过程。
这些部门在立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总体来说，国务院及其法制办和相关部委在立法前期发挥着立法调研、起草等重要任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修改和审议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最终通过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完成（见图１）。
他们之间的角色分工由中国政治制度结构和决策体制所决定，即由中国公共政策的“行动舞台”
所建构。就过程来看，他们之间并不存在如上严格的分工，因为在制定过程中，这些制度化决策主体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互动沟通，他们在立法的不同阶段会就相关议题、条款及立法思路进行探讨、辩论及修正。在立法过程中，立法信息相当重要，而不同的立法部门和主体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和情境不同，掌握的信息资源也有差异，这就需要他们就信息交流和共享而展开合作。尽管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决策主体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利益分歧和矛盾，但仍然会有细微的价值和利益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之间在合作的基础上还是会有些不一致，有时甚至是竞争。但不管如何，作为立法过程的制度化主体，他们大多时候是代表国家意志参与立法过程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的立法行为体现出“公共利益”的取向，这种取向与利益集团所体现出来的追求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图１《劳动合同法》的决策核心圈
（二）决策参与圈：《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利益集团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逐利行为的多样性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特征之一，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核心是利益矛盾。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之一，直接关系着劳动者和企业投资者或经营者的利益。从社会利益分配上说，劳动合同也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关于劳动利益分配的协议。《劳动合同法》的任务是平衡双方的利益，将劳资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引向合作，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①。《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劳动基准法和合同法，其处于基础或基石立法的地位，它既是资本与劳动力的联姻结合机制，也是劳动权的实现机制。劳动合同立法关乎亿万劳动者和投资者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劳动关系是否能够顺畅与和谐②。因此，这一立法过程引发的争论、争议与博弈在中国立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①沈同仙：《权利保护和利益平衡——对劳动合同立法中几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中国劳动》２００５年第７期。
②冯彦君：《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应正确处理三大关系》，《当代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１１期。
２ｌ
万方数据
除了制度化的决策核心圈外，还有大量的利益集团参与了这一立法决策过程。这些利益集团主要有以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工会系统、企业利益集团、劳动者以及分别站在劳方或资方立场的专家学者①。全国总工会在这次立法决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主动的作用，把劳动者的声音通过其自身的渠道顺利地表达了出来；而且正是由于其不懈的努力和争取，《劳动合同法》的最终文本较多地偏向了全国总工会的主张和劳动者利益。对资方来说，《劳动合同法》将对其切身利益带来巨大影响，因而他们基于各自利益也形成了行动联盟，其中比较明显的是外资企业利益集团通过其协会和商会上书等手段影响立法过程，内资企业也发挥了一定影响。在《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专家学者也纷纷参与其间，他们基于各自利益、价值和理念的差异，在《劳动合同法》制定、审议和修改过程中提出不同的意见，呈现出针锋相对的“两派”——一部分学者为“劳方”代言，另一部分学者则为“资方”利益说话。因而，《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决策参与圈形成了以全国总工会为代表的劳方利益集团和以外企为代表的企业利益集团（见图２），这两大利益集团在整个立法过程中凭借各自资源进行激烈的博弈，以期通过合适的行为策略来影响政策过程和结果。
《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的决策核心圈和决策参与圈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不断融合互动的双圈。中国公共政策决策体制的缓慢而开放的变化，为决策参与圈的形成和行为提供了政策舞台和制度空间。一方面，决策核心圈继续掌控着决策主导权，但它们也需要考虑来自政策参与圈的需要和压力，并有选择地予以满足和回应，因而在这两圈之间就形成了反馈和互动；另一方面，决策参与圈影响力的大小，既取决于各参与主体自身动力、资源和策略，也会受到参与主体之间的博弈的影响，那些占据优势地位的参与主体和利益集团能更多地影响决策核心圈，从而使政策结果更多地偏向其利益。《劳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和互动（见图３）。
２２
图２《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中的政策参与圈
①由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的特殊性质和地位，它还没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工人的自治性组织，有时候可能代表了政府或
官方的意见，因而人们有时将其看作半政府的组织。即便如此，随着中国劳资矛盾和利益的不断分化和加深，工会的原有性质和功能将逐步“归位”，也就是说它将更多地扮演代表工人利益的组织，它也将在政府、资方和劳方之间获得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正是基于这一种正在发生而且在未来将继续演变的趋势，本文将其视为代表工人利益的协会型利益集团。
万方数据
图３《劳动合同法》制定过程的决策核心圈与决策参与圈的互动
结语
；口ｐ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和利益不断分化，由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特色各异的利益集团。在转型社会，作为“价值权威性分配”
工具的公共政策对整个社会和全体民众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官僚精英在政策过程中仍然扮演着正式的角色，发挥着制度化的功能，但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已开始由官僚垄断向社会开放，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政策制定过程中来，特别是利益集团的力量和影响更不可小觑。利益集团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和要求，寻求接近这些政府机构中的重要决策环节，通过其掌握的资源和通道进行利益表达，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政府和反对党政治家常常向利益集团买好，以获得所需要的新信息，用于有效的政策制定或攻击他们的对手。”①可见，不同利益集团利用其在权力、资源、金钱、关系、影响力等方面的优势，采用各种途径和方式介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以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近年来的典型公共政策案例中可发现，那些影响较大、涉及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基本上都有利益集团介入的影子。随着利益集团越来越多地介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公共政策模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由单一决策圈模式向复合决策圈模式的转变。
（责任编辑：李申）
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ｅｎＳｈｕｉｓｈｅ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ａｌｌｏｗｓｆｏ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ｔｏｉｍｐａｃｔｐｏｌｉｃｙ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ＰＣ，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ｖｅｂｅｃ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ｃａｐａｂｌｅｏｆｉｍｐａ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ｙｔａｋｅ．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ｆｒｏ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ｃｔ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ｍｏｎｏｐｏｌｉｚ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ｔｏ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ｃｔ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ｏｆ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ａ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ａ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ｇｌｅ—Ａｃｔ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ｃ－ｔ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Ｃｉｒｃｌｅ
①［加］迈克尔?豪利特：《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庞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
第９９页。
２３万方数据
中国公共政策模式的变迁——基于利益集团的分析视角
作者：陈水生， Chen Shuisheng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433刊名：
社会科学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12(8)
本文链接：https://www.wendangku.net/doc/274067880.html,/Periodical_shkx201208002.aspx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
我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演变的过程_趋势与建议_基于我国289解读
政策研究我国科技政策向创新政策演变的过程趋势与建议、第二扶持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政策建设的着力点。 , 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也不尽相同政策工具选择需要和国家创新能力 , , 为了推动创新载体的发展政府各部门出、 , 台了《于加快乡镇企业科技进步的意见》关于关《大力发展民营科技企业的若干意见》《关于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意见》关于加速国家高新、、、祸合。在创新能力相对薄弱的前期阶段我国政 , , 府通过实施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技术引进项目是在当时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这样能够有效促进创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步《支持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的决定》等科技和产业政策 , , 新能力提升。随着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以政府 , , , 主导的科技工程和技术引进政策效用边际递减。当创新能力提升到一定阶段企业成为创新体系的主体政府就要开始转向经济环境的营造为企 , , 第三促进科技创新的金融政策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从资金投人方面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制度保障。业创新服务“ 。由此可见创新政策结构的转变是。 , 财政政策突出表现在《技三项经费管科 , 、创新系统和政策体系协同的结果” 和政理条例》《府采购法》的制定金融方面也相继从科技政策单向推进向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同发展的转变还是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匹配演进的结果。“ ” “ 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基本法律包括商业银行法公司法担保法证券法信托法保险法票据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发展 , 战略逐步转变为有较强经济指向的结构性赶超战略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 。 , 三我国创新政策演变趋势分析“ , 通过 , 一年我国创新政策历史演变的“ “ 依靠” 、“ 面向成为一段” 经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我国创新政策呈现从科技政策单向推” “ ” 时间内政府创新政策目标的核心” , 。年南巡讲“ 话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进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阶段 , , 进向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协同的发展趋势这种转变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从创新政策的, “ ” 出年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 台科技体制改革驶人快
第四章公共决策体制
第四章公共决策体制 主要内容 公共决策体制概述 公共决策体制类型 现代行政决策方式 我国公共决策体制 第一节公共决策体制概述 一、公共决策体制的构成 公共决策体制是决策权力的分配、决策的程序、规则和方式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决策权力、决策程序、决策规则和方式。 科学合理的决策体制为公共决策职能的实现提供有力的组织保证 和制度保证。 二、公共决策体制的结构 根据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不同： 纵向结构：各级决策组织之间构成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主从关系。层级越高，权限越大，法律效率越大。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呈反比关系。发展趋势是纵向分权。 横向结构：同级政策组织之间，构成平等合作与协作关系。主要有指挥、参谋、执行、监督等部门。发展趋势是横向决策、执行相对分离。 三、公共决策权力 1、决策权力及其种类
决策权力是指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对他人的控制力、制约力和影响力，是公共决策体制中的基本要素之一。 决策权力使用的手段：说服、威胁、交换、使用权威。 决策权力的运行和作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策权力角逐的中心问题是利益（物质、意识形态），利益是权力的原动力。 2、利益影响着公共权力的各个层次，在决策权力中表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公共决策权力的产生和维护以利益关系为基础； 其次，公共决策权力的运行实质上就是各种利益相互博弈的过程； 最后，公共决策体制因利益关系的改变而变化。 3、决策权力可以分为正式的决策权力和非正式的决策权力。 4、中西方公共决策权力的分配及运作 公共决策权力的分配制度是公共决策体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最高决策权力的归属，最高决策权意味着权威和服从，构成了决策体制的基本框架。 1）西方公共决策权力的分配及运作 其分配和运作因体制差异而形式各异，议会、政府、总统等在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实质权力。 西方公共决策权力的分配突出体现在拥有非正式的或非权威的决策权力的政党上，其宪法没有赋予政党甚至执政党具有强制力的政策决定的合法权力，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政党更多的是作为各种特定利益的经纪人而非倡导者存在。 2）我国公共决策权力的分配和运作 执政党处在国家权力体系的最高层次，掌握最高领导权、决策权。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 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 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 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的。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成果： 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 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 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 外交目标: 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 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 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 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述 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故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与公民参与
公共决策的公共性与公民参与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公民参与公共决策要受到公共决策体制、决策渠道、决策法制、决策意识等因素的制约。因此必须积极采取措施，化解制约因素，扩大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从而促进公共决策的有效执行。 公共决策是指公共决策者对公共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合理化而进行的决策活动。其实质是对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对社会价值的重新分配、有效分配、合理分配、公平分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参与公共事务、影响和推动包括政治系统中的各种决策的活动和行为。党的十七大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是党对“推动什么样的政治参与，怎样推动政治参与”这一时代命题的科学回答，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从某种义上讲，对切身利益的密切关注是公众参与公共决策最直接的动因。然而，在现实中，公众参与公共决策不是仅有参与的愿望和要求就可以实现的，而是必须依托于一定的政治制度，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必须积极寻求对策设计，化解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 一、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随着社会经济和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已日益成为一种普遍而重要的政治现象，不断扩大和完善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推进我国公共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具有重要意义。（一）公民参与有助于公共决策的发现和确认公共决策过程最关键、最重要的一步是决策问题的发现和确认，在这一过程中，公民的广泛参与是实现决策最关键的因素。保证获取政策问题确认时所必需的充分、准确的信息。社会公众参与可以改善大多数决策者只能了解到数量有限的信息和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传递过程中被“改变”的情况。具体有两方面的表现：（1）社会公众直接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最了解情况，传达的信息最全面、最真实；（2）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直接与决策者交流，从而为政府或决策者提取信息提供了一条捷径。某一社会问题要成为政策问题，首先得进入公众议程，而后进入正式议程，最后才形成政策问题。公众参与决策过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可以将进入公众议程的社会问题尽快提交政府使之成为正式议程，这是政策问题确认的关键。在公众广泛意见之后政府达成的有效协议能够更有效的适应公共政策制定的需要，从而满足人们实际生活的需要。（二）公民参与决策过程有助于推动政策的顺利执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对于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度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社会公众参与扩大了决策资源的提取范围，增强了政治体系的利益整合功能，因此公共政策能够反映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能更好地协调社会各种利益关系，从而增加社会公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从社会心理方面来说，公众参与决策满足了社会公众参政议政的心理需要，增强了他们的政治功效感、影响感和尊严感等。社会公众参与决策，可以使公共政策更易于被社会公众接受和认同。这种认同感进而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减少政府推进政策执行的成本投入。社会公众参与决策对于提高政策执行效力，也是功不可没。公众参与使社会公众对政策合法性确认不疑，对政府的信任感大大提高，从而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推动政策的执行，大大提高了政策的执行效力。（三）公民参与有利于实现决策体系的合法性基础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是政治统治依据的传统或公认的准则，而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支持。在一定意义上，公众参与是以公众对现存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基本认同为前提的，本质上就是公众通过合法的参与途径向决策体系表达自身利益要求以影响政策体系的公共政策过程。在参与过程中，公众已经在一定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同意和认可了政策体系的权威，并且直接显示出了公众的政策倾向，而这种政策倾向则是政策体系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显然，如果没有公众的参与，就没有公众对政策体系及其政策方案的同意与认可，合法的政策体系也就不复存在了，这就是政策体系合法性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发展确认了公众在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增强了公众的利益意识和参与意识，从而增强对政策体系的认同感，增强政策体系权威的合法性。二、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阻碍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也积极推动公民在公共决策参与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公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公民参与体制保证不健全 公民的有效参与公共决策需要具体参与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只有在制度和程序上同时有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有效进行。中国虽然已经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参与制度，但是公民参与方面的制度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和走向
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的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大片”政策，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的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建
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的简要评价: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的。两个拳头出击”。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的成果：1、18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我国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当代大学生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
当代大学生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 摘要：进入新时期,国际格局发生沧海桑田之多重变化。中国和平崛起,革旧寻新，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国在大战略视角下展开外交 战略的新布局，给世人展现出清新而强有力的外交新貌。当代大学生作为日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如何理解、如何全面理解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什么是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当代大学生的理解、当代大学生如何更加全面的理解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关键词：当代大学生中国外交战略布局大战略 一、中国外交战略的基本涵义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实力积累,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 世界第二,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服务贸易第三大进口国和第四大出口国,从而为拓展外交空间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需要研究如 何扮演大国角色,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实现有效的相互转化,构筑稳定的国际环境,进而实现国家利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外交既要有延续性,又要开拓新思路。十八大以来, 新一届政府更加强 调外交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外交工作更加精细, 外交活动所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更加复杂。［1］因此,在理论层面上强 化对中国外交战略布局的认知是十分必要的。 1、“大战略”及“中国大战略”的概念定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狭隘的战略观念不能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人们对战略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进入20世纪20年代,随着科技和现代工业的发展,军队日益机械化,战争的前方和后方联系日 益紧密,战略家对战争的思考在空间和范畴上更加扩大,战略研究开 始进入经济、政治等领域, 大战略的概念应运而生。“大战略”来源 已不可考, 但最早系统阐述的学者是利德尔·哈特,他将大战略定义 为“协调和集中国家的全部资源用于实现由国家政策规定的在战争中
演变的中国养老政策
12 CHINA-TODAY FORUM 演变的中国养老政策 李双利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 要】信息时代是经济社会的延续，也给法律带来了一些值得深讨的新问题。这首先表现在养老理念由道德观念向法制观念的强制化转变；以及社会媒体的单一舆论向多元化媒体舆论的转变；最后养老政策从利益衡量论向关联性理论发展。 【关键词】养老政策 演变 体制 养老政策是调整养老的社会综合化的政策，由私人养老向社会养老的多元化养老发展。不过，从近代到现代，养老政策也存在着一定时期一定特色的不同变化。 一、“私人或家庭”养老方式的退出 中国养老政策体制的演变，基本可以分成三个阶段：1984年10月以前的私人或家庭养老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单位或社会多元保障阶段；1995年3月以后的“私人加单位与社会统筹相结合”阶段。在中国的养老政策的发展中，私人或者家庭毫无质疑的成为了养老绝对的主要力量。在还不是信息时代的岁月中，由于我国的社会构造结构主要有家庭为单位构成，因此家庭或者私人便是养老的主力军，它们以传统所说的养儿防老，这便是一种传统的私人养老观念。 在1950年以后，城市化与工业化大大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推动了养老政策的各种变化，社会体制的逐渐改变也影响着养老观念的变化。当然，经济现代化的出线，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私人或者家庭养老向着单位养老和集体、社会多元化养老发展。比如中国的新时代伊始变出现了家庭保姆、劳工这种交易方式的多元化养老方式。这种“单位、私人加上社会的”的养老的方式，从1950年一直到1980年大体而言是相对有效的。1980年的中期开始，中国的养老效果有所下降，并导致了养老政策或者是社会养老方式的进一步演变。其中导致养老政策的演变的原因又是多方面的。这些方面中，包括了年老的人数的增加，家庭的人数规模有所下降；而更加关系经济的一方面则是，国民经济的大力发展，使国家的经济在促进养老政策方面反而相应的有所降低，对养老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没有跟上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些经济发展、企业变化。也大大促使了养老政策迫在眉睫的变化情形。国家先后在不同地方各种试点开展了“以支定收，略有节余”。1991年6月，经过了以上的各种试点运行养老新政策，中央制定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于是便开始了新一轮的重点集中于市级和县级两个层次的广泛养老改革工作，相应的这一改革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为这一政策是立足于国情，并随国情的变化而变化的，建立在相应的中国经济之上的。从资金的筹集方面，体现了私人、家庭、以及单位和社会的全方面结合。使之成为多方位的力量支持养老政策的新的演变。这次养老政策的演变是积极主动的，敢于在原有的基础上突破创新，并结合了中国的国情，因此使这次养老政策的演变取得了相得益彰的好成绩和好效果。 二、“单位或社会多元保障”养老模式的渐变 我国在1995年开始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改革的试点。在1995年3月，我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明确提出了改革方向是实行私人、单位与社会统筹养老多种方式多层养老渠道的有机结合，还提出了实行私人、单位与社会统筹养老方法两个具体实施办法，并淳于各地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选择性合理试点。因为不同部门对养老政策有不同的见解，我国于1995年3月的变革同时给出了两套不同的具体操作方法，并准许了地方可以自由选择甚至适当修改。 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农村的养老政策的建设要以农村家庭假设加上社区的支持和国家最大的宏观调控支持相结合，成为名符其实的全方位、多元化的农村养老政策体系。这也缩短了城乡养老的差距。我国在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颁布。从1993年到2005年间一系列变革措施下，中国养老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成，制度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三、“私人加单位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完善 社会统筹养老政策性保险制度的三大层次是企业支持养老保险，私人商业养老保险，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在2005年前后，中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已从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职工，扩展到了其他所有制企业职工，惠及中国12%的人口；并且在2000年作为养老储备的全国社保基金也得到了相应的扩大，在2005年10月底，总资产约有1921亿元人民币，而在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农村养老保险改革方面也以试点的形式铺开。在我国，由企业等社会力量支持养老政策，支持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大到小，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演变，中国的养老政策、养老体系得到了根本性的变革，并且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演变。但总的国情要求养老政策需要更多的得到推进。 无论如何，在现今的世界里，鲜有像中国这样能用短短30年的时间使养老政策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使中国的养老政策在异常艰难的岁月里，演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利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结语 综上所述，信息时代的到来在养老政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加强信息管理，有助于养老政策得到更好地完善，提高养老的水平和质量，使养老政策在信息时代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壮大。 参考文献： [1]尚晓援.从国家福利到多元福利:南京市和兰州市社会福利服务的案例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1（4）.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107，427. [3]王东进.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发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294.
当代中国外交-笔记
中美 2.简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答：（1）第一阶段，新中国建立初期50年代，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政治上孤立的策略 （2）第二阶段：60年代中美关系时好时坏。美国对中国采取武力威胁和拉拢的双面政策，妄图使中国倒向自己一边。而中国站在中立立场上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对美国的进攻都予以坚决的反击。 （3）第三阶段：70、80年代，79年中美建交，握手言和。 （4）第四阶段：90年代至今，中美互利和互相竞争，在许多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3.简述中美建交的背景及其过程及其影响。 1）背景：美国方面：①70s中国国际地位提高，②“遏止和孤立”政策失败，③陷入越战泥潭；中国方面：①苏联陈兵中国北方边境，②有利于改善中国地位，③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统一 2）过程：①乒乓外交：毛泽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②1971年7月8日，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秘密访华。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同基辛格进行了会谈揭开中美建交序幕。③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签订了《上海公报》，奠定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基础。④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交。 3）影响：①结束了长期的对话，开始了两国关系的新阶段。 ②提高了两国的战略地位，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大的意义。 ③有利于两国的经济、贸易、科技、文化、金融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发展。④中国处于美苏之间的关键性制衡地位，使中国战略地位空前提高。⑤尼克松访华，促使西方国家同中国建交，形成中国外交史上第三次建交高潮。 简述中美关系中的三个联合公报； 答：（1）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华。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于1972年2月28日在上海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国宣布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并于年内撤走驻台美军，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即“断交、废约、撤军”）。 （3）1982年8月17日，两国政府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承诺“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建交以来近几年的水平，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 中国对美政策的演变 第一，联美反苏的“一条线”政策（1971-1982）。 第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政策（1982-1989）。 第三，“韬光养晦”政策（1989-2000）。 邓小平提出战略策略：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
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演变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博士、副研究员 王 艳Ξ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北京100038) 摘 要:本文分析了美国二战后科技政策的演变过程,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文章介绍了每个阶段美国的科技政策及其背景、研究开发的技术重点、研究开发经费情况、与科技发展有关的重大计划、与科技政策有关的相关法律。重点介绍了美国现政府的科技政策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最后,文章还就美国科技政策及其演变过程对我国的启示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美国 科技政策 启示 美国目前是全世界的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其经济和军事的发展,都同其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美国的科学技术政策对美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分析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的特点,可以对我国的科学技术政策的调整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 1 美国科学技术政策的演变 随着世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美国的科技政策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求。二战后,美国科技政策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五个阶段,但为了强调美国现政府的科技政策,本文还重点介绍了克林顿政府的科技政策。 111 二战后(1945-50年代) 在这个时期,政府一方面支持基础研究,于1950年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一方面大力加强国防技术发展,同时增加联邦政府的科技使命。联邦政府采用合同方式外包科研任务,直接和执行任务的各种科技力量打交道,加强了政府对大学、企业界和其他科研机构的影响。同时,美国从其他国家大量引进人才,对美国科技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国家安全是政府关注的焦点。从1945-1957年,国防研究开发支出占整个联邦研究开发经费的80-90%。大量的国防研究使得美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而且,部分国防研究成果若干年后得到了商业应用,如在民用航空、先进材料、计算和通信等领域中的应用。医学从50年代开始也成为美国重点研究领域之一。 112 冷战(50年代末-60年代) 1957年,前苏联发射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从此,竞争空间优势就开始成为美国科学技术的重要使命。国防研究开发开始让位于以空间计划为优先的民用研究开发。1960年以后,在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和国防技术开发的同时,联邦政府意识到民用技术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开始对民用技术进行大幅度投入。 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航空航天法,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 AS A)。在整个60年代,为了实施肯尼迪总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联邦政府在资金、人力和资源方面全面投入,于1969年实现了人类登月计划。1957-1967年间,联邦研究开发经费急剧增加,增长了4倍。 在这一时期,美国联邦政府还在加强科研管理方面作出了努力。将原隶属于国防动员局的科学咨询委员会改组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还成立了联邦科学技术委员会,以协调科研管理。不少有关的部门也设立了部长级科学官员,来统筹领导本部门的科研工作。同时,联邦政府还加强了科学教育和国际科技交流。 总的来说,在这一时期,美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迅速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背后也隐藏了大量问题。首先,绝大部分资源和经费都用于空间科学和国防研究,忽视了大量潜在的社会问题;科学分工过细使得一些科学家只能从事专业面很窄的工作;科技发展还存在规模性、地区性不平衡。这些问题在下一阶段的衰退期更加突出。 113 研究开发后退期(70年代) 前一阶段忽视的社会问题,在这一时期更加突出,如能源短缺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公共卫生问题、犯罪问题等日益严重。而且,越战造成的财政赤字,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迫使联邦政府大量削减国防、空间研究经费,引起大量科技人员失业。同时,高校的科研经费也得不到保障,理工学科不再吃香, Ξ王艳(W ANG Y an,1967.6～),女,四川泸州人。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199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获工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发展战略、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及可持续发展等软科学研究。参加了国家科技部S-863发展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计算机模拟模型、中国中西部电信发展需求预测、信息技术前沿与发展动态、我国科技若干重点领域发展动态等研究。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 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 （背景原因：1980年9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确立了20世纪末将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奋斗目标，而这样的奋斗目标又是同人均1000美元的追求相联系的。1980年9月, 《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说课讲解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 史概述
中国人口政策演变历史概述人口政策，从其狭义的角度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资源的、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这种态度，或者鼓励生育，以促进人口增长，或者限制生育，以减缓人口增长。在限制生育中，政府还要规定具体的限制要求，这种要求，往往与我们所追求的人口总量目标相联系。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的演变历史，大体上可划分为3大阶段为鼓励生育阶段、生育政策酝酿转变（含反复）阶段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一、阶段时期 ㈠、鼓励生育政策阶段：1949-1953,鼓励生育政策 ㈡、政策转变酝酿阶段：1954~1959年：政策转变酝酿，上层思想反复。 ㈢、实施限制生育政策阶段： 1960~1970年：实施限制生育政策，但没有全面开展。 1971~1979年：全面推行“晚、稀、少”政策（相当于“二胎化”）。 1980~1984年：生育政策紧缩，全面推行“一胎化”政策。 1984~1991年：在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但在城市继续实行“一胎化”政策。 1991年至今：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
揭示生育政策演变的历程，是为了运用科学历史主义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评价过去，以史为鉴，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免蹈覆辙，指导未来。一句话，就是为未来中国生育政策的继续完善与发展服务。 1、“晚、稀、少”政策创造了生育率下降奇迹的第一个十年。 从1970年到1979年的整个70年代，全国城乡推行的“晚、稀、少”政策，允许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数是最多两个。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指出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一般城市人口增长率要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农村要降到千分之十五以下。1973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生育汇报会上，提出计划生育要实行“晚、稀、少”。“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此后在各地的宣传中出现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可以说，七十年代的计划生育相当于“二胎化”。由于其“从紧”，紧的合情，“从严”，严的有理有度，所以经过宣传教育与热忱服务，易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普遍理解与拥护。加之，适宜的奖罚措施，使“早、密、多”传统落后的生育模式，时过不久便初步形成了“晚、稀、少”式的生育控制模式，最终跻身到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 2、紧缩政策导致生育率大幅反弹与完善政策抑制反弹的第二个十年。 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超常地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 1980年至1984年初推行的紧缩政策，不仅导致了生育水平急剧回升，而且还使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提前一年多于1986年到来。可见，80年代是紧缩政策酿成欲速则不达之果，是导致人口控制能力大幅滑坡，与完善政策尽最大努力抑制滑坡的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