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摘要：信任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我国，由于缺乏有效性承诺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信赖的不确定性乃至不安全性的状况，使得当今中国人深深地感受到信任危机现象的客观存在。研究和回答这种信任危机现象存在的原因，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秩序，就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课题。

正文：信任是人类文明大厦的基石，具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它对人类社会生活而言具有不可或缺性。信任是社会生活最根本的基础，如果没有最起码的信任，我们的生活将寸步难行。信任常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润滑剂，社会组织的粘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以及社会系统的动力。在当前，中国社会以特殊信任为主、普遍信任发育不足的信任结构，以及制度信任尚未确立、社会信任总体存量下降现状已经开始严重影响了社会的良性运转。因此，剖析信任危机现象的成因，找到行之有效的对策，对我们国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我们政治课题小组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一、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

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不言而喻，孤立的个

人行为以自已为手段，而社会行为则以社会和他人为手段。市场经济还应当是一种法制经济，但由于我们正处于特殊的转型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制度的缺位，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等价交换”成为市场经济唯一的支配原则。受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的诱发，单位制假售假，一些经营单位变着花样坑害消费者；熟人间坑蒙拐骗，像被郑也夫称之为“老鼠会”、在中国大陆一度风行的传销靠的就是坑、蒙亲人、朋友和熟人发家的，为了逐利，完全不讲道德，不讲社会功德，不承担社会责任。一个“骗”字，使多少人提心吊胆；一个“假”字，使整个社会为之顾虑重重。久而久之，人们对市场，进而对社会开始缺乏信任感。在越来越浓的怀疑情绪中，人与人的信任感也日益淡薄。

第四，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还非常缺乏。在现代社会中，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健全法制并落实法治，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社会信任才能获得根本性的保证。广义地说，法治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些人将当前的信任危机归咎为所谓的道德滑坡，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法治，道德滑坡就不可能滑那么厉害，退一万步，即使道德水平降到最低点，人们的行为也会因为法治的约束而滑不下来。可以说，法规不健全和法治不落实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假冒伪劣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国目前很多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有关。

二、当代信任危机的三种表现

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

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1、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表现在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另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2、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

3、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

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

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三、重建信任的对策

根据上面的分析，信任的重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1，积极行动，营造全社会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

倡导以“信”为美的社会风气，是信任建立的重要环节。在儒家思想中，“信”是一个重要的道德规范，“诚信”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石，而“信任”他人在儒家思想中则处于次要的地位，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换言之，儒家强调的只是单方的自我守信的义务，而非信任他人，或者双方的信任，这与西方注重强调权利义务对等的传统有着重大的区别。但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注重个体的自我修为，强调守约重诺，要求每个人自己做到“可信”。当然，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并不鼓励他人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盲目地给予信任，对个人倡导的是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重承诺、守信用，视言行一致重于生命的信士和信人。这些都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长河中的源泉活水，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之一。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中注重从我做起，宽以待人，相信最终能够获得他人的信任，在相互信任的循环锁链中，由诚信启动，终至普遍信任的模式在我们用理智构筑普遍信任机制的今天仍然是十分现实的、值得借鉴的可取态度

2，加强各个领域中的制度化建设，健全监督机制。

对产品和服务，要全面推行标准化管理；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要制定行业规范；对管理者和执法者，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规章。而且，这些标准、规范和规章，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让人们知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由过去主要依赖于人的道德自律，转变为主要依赖于客观的制约措施。

监督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内部监督包括自我监督，如生产厂家自己的质量监测，和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外部监督则是指由有公信力而且有控制力的第三者来实行监督。目前，尤其需要加强外部监督。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就可能流于形式。例如，在以前，我国医疗事故的鉴定主要由医院自身来执行，或者由卫生主管部门来负责，由于一些医院及其主管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将本来应该由医院方面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患者，结果引起很强烈的不满。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此做了改革，由法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局外人”与医方一起组成鉴定小组，大大提高了鉴定的公正性。

3，调整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人际信任。在新的条件下，人际信任很难再靠某一方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很多时候也不可能靠传统的人际资源来保证。我们应该树立平等互利的意识，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在新的基础上，增加人际信任的程度。

4，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

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如何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信任心态的转变，更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只有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全社会的信任水平才可能恢复正常。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5C[M]．北京：三联书店，1963．【2】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

【3】孟庆进. 我国当前社会信任危机的成因及对策分析潍坊学院,山东，2008.5

【4】《文化纵横》作者：郑永年黄彦杰2011年05月11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5】李青.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现状思考与路径建构[期刊论文]-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社科院中国社会陷信任危机

社科院报告称64%调查对象认为社会不公平 “社会心态”新观察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心态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同时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2013年1月7日上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北京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这是该所继2011年后第二次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 蓝皮书对2012年中国社会的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社会情绪、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并成为影响每个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俊秀副研究员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王俊秀看来，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态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相当的动态性，又因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撞而表现出相当的复杂性。 半数人对生活现状满意 作为一种发展观，幸福已成为世界各国研究的热门课题，幸福的测度也广受关注。幸福测量最常见的是生活满意度测量。 这次蓝皮书生活满意度采用的是“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数据。该调查委托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电话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51100份。 蓝皮书指出，两次大规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西部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得分最高，东部其次，中部最低；城镇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低于农村居民。不同群体的生活满意度存在差异。 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全静分析认为，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因素涵盖家庭、休闲和生活现状与未来信心等三个方面。第一，家庭方面，无赡养老人负担、收入高、有自有住房的调查对象生活满意度较高。第二，休闲方面，休闲活动较多和休息时间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背后的管理体制根源 摘要:中国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使红十字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 严峻的挑战，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全方位的思考和努力，其中，管理体制的错位是当下红十字会信任危机频现的一个重要根源。虽然红十字会为之已做出诸多重要探索，但距离理顺体制、还原其社团本色、使其公开透明地运行之目标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管理体制 红十字会与联合国、奥委会并称世界三大国际组织。但与联合国、奥委会的妇孺皆知相比，国人对红十字会的认知度相对较低。2011年沸沸扬扬的“郭美美事件”把中国红十字会推上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公众的质疑声浪中，红十字会遭遇到了近年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郭美美事件”挫伤了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慈善组织的公信力，使其募捐救助工作遭遇严重困境，据统计，“郭美美事件”后，6-8月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总额为84亿元，比3-5月的626亿元下降866%。[1] 看已经尘埃落定，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刚刚开始。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对于危机事件中红十字会的现实认知，更多的是出于感性和情绪，而较少有理性的思索和关怀。对于一个饱经历史沧桑，具有国际性特征而又身处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人道救助团体而言，剖析其信任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绝非易事，本文试图从管理体制的视角，对此略作管窥，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红十字会管理体制的严重错位 中国红十字会是国际红十字大家庭中的一员，始建于日俄战争中的1904年，历史悠久，成绩卓著。中国红十字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可见，红十字会本质上是一个社团组织，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民间性，因此红十字会的管理理应体现出社会力量和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监督，在阳光下公开透明地运行。但现实中，这样一个具有久远传承和深厚历史积淀的社团长期存在着管理体制严重错位的问题，而且，这样的问题直至今日仍未得到完满解决。 新中国建立伊始，出于巩固政权和安定社会的需要，政府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林林总总的慈善机构进行了全面整改，其中绝大多数都以“封建组织”、“反动组织”和“宗教性组织”的名义而取缔，红十字会是为数不多的得以继续延承的社会团体，但彼时的红十字会却在特殊的背景下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身份内涵，1950年改组后的红十字会成为“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隶属卫生部，成为其下辖的一个业务机构。[2]会基本上已经迷失了自我。当然，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下，这样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红十字会的社团本性和民间特征并没有在之后的历史演进中 得到逐步的彰显，虽然在主管部门和隶属关系上有所变更，但都是体制内的变化，红十字会基本没有改变政府职能部门的身份界定。

浅析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

浅析中国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读《现代性的后果》有感 摘要：现代社会增强了社会成员的流动性，使社会成员不再像传统社会那样，活动永远局限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同时也使得原本可能毫无关系的若干人发生了联系，那么这些人之间产生信任的基础就与传统社会熟人之间的信任区别开来，也引发了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 本文以吉登斯的《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出发点，首先介绍了吉登斯有关信任的研究。其次，结合本书的内容将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归于两大类：主观方面——社会成员自身的本体性不安全；客观方面——抽象体系入口处的糟糕体验。最后，在建立个人信任、促进代理组织的完善和加强对代理组织的监督三方面尝试性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信任危机抽象体系入口处代理组织 一、信任危机的出现 虽然社会不断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是人与人之间却越来越疏远。我们去农贸市场买菜，担心菜农缺斤短两，因此在农贸市场专门设了公平秤；菜农在收我们钱的时候，尤其是面值较大的钞票总要左看右看就怕收到假币，因此有人专门设有验钞机。这一来一回间，充分表现了彼此间的不信任。现代社会中的信任危机在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往的成本。 信任危机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 信任危机增加了社会管理难度，社会交往成本。在信任缺乏的现代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是受害者：民众输金钱、输感情，政府的信誉、形象受损。建立完善的社会信任体系，不仅仅是法律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立。

中国经济发展论文

中国经济发展 通过十周的学习，这门通识课让我获益不浅，在老师的讲解和同学小组的合作讨论下，我了解并知道了许多有关经济方面的知识，以及东西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在学习中，我重点了解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与前景。在这里我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的了解以及对其背后的不足的一些看法。 一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把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启动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形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于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综合国力也显着增强。 二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开放的世界需要中国必须开放，它符合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规律，它是我们的必然选择。闭关锁国只能导致落后挨打。我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既对所有国家，又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开放。开放不是依赖别人，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社会主义要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和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国外的资金、资源、技术、人才以及作为有益补充的私营经济，都应当而且能够为社会主所利用。政权在人民手中，又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这样做不会损害社会主义，只会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开放市场，引进外资，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市场。邓小平就说道：开放也是改革，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内开放。当中国的经济体制前进一步，就会遇到旧开始朝经营权不断向地方和部门分散，企业经营自主权不段扩大、管理手段更加接近国际通行做法。尤其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获得了迅速发展与转型，通过融入国际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生产体系与价值链创造，中国已经演变为全球的制造与贸易中心，并在2009年成为世界出口与贸易盈余的第一大国。在这一期间，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继续在总体上保持了开放与自由化的趋势，不但履行了中国加入WTO所做的非歧视待遇与市场准入的承诺，而且在实施区域经济与贸易合作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第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持公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及其对策思考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慈善组织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不少影响其自身发展的问题。信任危机无疑是较为严重的问题之一。本文将结合近年来慈善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其信任危机的成因，并以此提出化解危机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慈善组织信任危机成因对策 慈善组织主要是指以从事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非政府组织，具有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自治能力，进行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等功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慈善组织在社会救济、扶贫开发、救灾抢险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对扶危济困，互帮互助精神的弘扬以及社会资本的积累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不断出现的有关中国慈善组织的丑闻事件，如2001年的“中国妈妈” 胡曼莉盗用慈善组织名义谋取私利，“希望工程”善款被人侵吞，2002年山东一民办孤儿院院长董玉阁因诈骗罪锒铛入狱，以及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因“郭美美”引发的相关丑闻等，均使中国慈善组织的信任基石遭受不同程度的冲击。 一、慈善组织信任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慈善组织工作宗旨的要求与其实际中组织行为的差距 慈善组织与私人企业的最大不同是，慈善组织是致力于慈善事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类非政府组织。慈善组织的诚信问题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社会把一部分重要的社会职能——启迪心智、扶危济困、升华灵魂、保护健康和安全托付给了这些组织。而这部分社会职能所包含的意义则深刻地体现在绝大部分慈善组织活动宗旨的内在要求上。因而，慈善组织能否践行组织宗旨，能否履行工作职责将关系着自身形象与信誉的能否维系，乃至组织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而近年来不少借慈善之名、公益之名而行私欲之实等偏离慈善组织使命的行为，无疑在不断地削弱甚至摧毁着慈善组织的信誉基石。 （二）信息不对称加剧社会的不信任 慈善组织的运作与管理，尤其是财务管理若是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就有可能在慈善组织与公众间出现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引发公众的误解与质疑。当谣言飞起，势必引发人们不断地猜测与怀疑，加剧社会对非政府组织的不信任。2011年6月，一个名叫郭美美的女孩打着“中国红十字会”的招牌在网上炫富，尽管事后经多方查证并非其所自称的“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但是，此次事件还是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持续关注与质疑，并导致了中国红十字会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信任危机。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原因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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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现代社会中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形成中的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效应。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奉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因而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便都不是与他人无关的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性行为。不言而喻，孤立的个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对当前中国信任危机的思考 公共事业管理10—8 贾路敏

关于对中国当前信任危机的思考 近期中国接连发生连串事件，揭示出社会信任危机之深重，民众对执政党、对政府、对干部官员极不信任，典型例子是动车追撞事件，政府说话不论真假，完全没人信，而铁道部新闻发言人那句：“反正我信了。”道出政府信用崩塌的现实， 令人惊叹的是社会信任危不只是民众不信政府和执政党，原来极其权威的专家、尚可信任的传媒、当受尊重的医生教师等，都因其劣行蠢举，失去可信感。 更为严重的是，还是社会信任危机，事实已经弥漫到人间，不用说那些公办的慈善机构，诸如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共青团属下的青基会等，一个个卷入丑闻。甚至在街上的普通老人，自己摔倒后，要指控救助他的人撞伤他，法官还判无耻老人得直。由之出现老人在街上病倒、摔倒没人敢扶的奇景。而卫生部跑出来制定《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更为笑谈。 社会危机应该这样看:百姓不信任谁呢，当然是说假话做假事的人，尤其是长期说假话、做假事的人。这种人最集中的地方是政府及企事业单位，是富商，是无良专家和艺人等。为什么他们要骗老百姓，因为只有骗了，他们才能维护、获得自己的利益。群众中流传“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中央只当没看见。”毛泽东说：人民网的眼睛是雪亮的。林肯说：你可以暂时欺骗所有的人，或者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不可能欺骗所有的人。狼来久了，谁还信！百姓不信时，就是他们失去利益之日！！ 普通百姓之间，相互信任吗?由于受大环境的影响，多少有一些人利益至上，确实使利益受损，但这不是主流。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吧，包含那些小商人，不讲诚信的，也没有几个人。因为，无权无势的普通百姓毕竟要靠诚信生活，不诚信成本太高，他们玩不起！所以，诚信流于野！ 为了了解社会信任危机，必须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基础。 一、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一种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政府的非理性投资。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原因分析及其对策 班级：12经贸英语2班学号：12090316 姓名：王婷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诚信已不仅是一种伦理范畴，而是在伦理范畴的基础上，又赋予了法制内涵，实现由道德自律向法律规制的转化，最终筑就诚实守信这一道德准则的法律化。中国当前社会诚信状况令人忧心。国若无信，国何以堪？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如何实现传统诚信的现代化转化，重新确立起人们对现代诚信文化的信仰，进而推动社会诚信体系的真正建立，始终是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对当前社会诚信现状及问题的分析并进一步探讨其原因，提出前加强社会诚信建设的对策建议。【关键词】诚信缺失现状原因对策 一：当前社会诚信的现状及其导致的问题 （一）：现状 为了解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国内专业调查研究机构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至２月１４日，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成都５个大中城市展开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对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状况总体评价较低，仅有4.8%的被访者评价“好”48.7%评价“一般”接近半数46.6%被访者认为社会诚信状况“差”甚至“很差”。对此数据持质疑态度的同时，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反思。诚信缺失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加大社会的运行成本，引发整个社会的信任危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安定。从诚信主体来看，社会诚信主要包括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这三类主体在当前社会的诚信指数均不乐观。当前社会存在着各类诚信问题，政府有的单位制造虚假增长指数者，企业界有的企业制造假冒伪劣产品者，教育领域有的院校学术造假者，等等。有研究者对政府诚信缺失方面进行了归纳，主要体现为有的地方政府或有的部门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暗箱操作、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虚报成绩等。企业诚信缺失主要方面表现在：有的企业任意逃废银行债务，银企之间陷入信用危机；企业之间失信赖账，商业信用日趋萎缩；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会计人员做假账，提供虚假财务报告，发布虚假财务信息，误导投资者和消费者；偷税、漏税、走私、骗汇、骗取出口退税屡禁不止。政府和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作为个体的人

信任危机案例

企业信任危机 从2008年爆出的三鹿奶粉掺加三聚氰胺事件，到近期出现的“瘦肉精”事件以及“染色馒头”事件，一次次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让消费者变成受害者，很多消费者正遭受着所谓品牌食品的“侵蚀”。食品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根本的民生。今年1月，《小康》杂志发布的年度消费者食品安全信心报告显示，半数以上公众对食品“没有安全感”，近期频发的食品质量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拷问着我们：食品安全事件的症结究竟何在？因食品质量引发的事故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中国的食品安全到底怎么了。 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在传统道德氛围里，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然而，在今天却成为一个道德选择难题。从2006年“彭宇案”，到今年“殷红彬案”、“许云鹤案”，这一难题由于执法因素的介入，变得使人更加困惑。不久前，卫生部公布《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专业技术指导也无助于破解社会道德难题。 不是吗？当你打开水龙头，要相信里头流出来的水没有毒；过马路，要相信所有汽车都会在亮红灯的时候停下来；坐高铁、地铁，要相信它不会突然追尾；就是你睡觉，也要相信这屋不是“楼脆脆”；遇事报警，要相信警察不是盗贼的同伙……如果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喝白水也怕有害元素，我们还能吃什么？ 讲小道理，如德国社会学家卢曼所说：“当一个人对世界完全失去信心时，早上甚至会没办法从床上爬起来。”讲大道理，一个缺乏信任的民族没有希望，一个缺乏信任的国家没有未来。大到社会，小到个人，没有信任，便如大海里的船，看不到航行的标识。 医患信任危机 今年9月15日，曾在同仁医院就医的书法家王宝洺，举刀砍向该院耳鼻咽喉科部主任徐文，身中十余刀的徐文肌腱断裂，颅骨、尺骨、胫骨骨折，并大量失血。经全力抢救才脱离生命危险。 据媒体报道，此次血案肇因于一起长达三年的医患纠纷，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的手术失败导致其残疾，之后试图通过各种路径讨要说法，索赔1700多万元。然而因为医患双方所提供病历的真实性问题，三年从未开庭。最后，王宝洺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 同仁医院血案并非偶发孤例，就在一个多月前，东莞市长安医院也发生砍杀医生事件，导致一死一伤。 砍人者卢某年初因面部痉挛到长安医院就诊，医生刘某为其诊治，但病情未见好转。卢某于是辗转到广州、北京等地多家医院就诊，前后共花费3万多元(其中在长安医院花费为136元)，卢某觉得用了3万多元跑了多家医院诊治，病情均未见好转，对医生怀恨在心。

环境与社会发展论文

环境与社会发展 Xxx xxx xxx 摘要： 关键词：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环境规划 1 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1.1环境问题的分类 环境问题是指人类为其自身生存和发展，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各种不利效应。 自然灾害问题（第一环境题） 人为环境问题（第二环境问题）（1）环境污染；（2）生态破坏 1.2环境问题的产生 人口的增加，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导致生态问题开始出现。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导致环境污染的出现。 生态环境的破坏 生态破坏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沙漠化、荒漠化；森林锐减；草场退化、土地退化；湖泊的富营养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生态平衡的破坏往往出自人类的贪欲与无知，过分地向自然索取，或对生态系统的复杂机理知之甚少而贸然采取行动。 2 人口问题 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关系是： 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 指数增长：指在一段时期内，人口 数量以固定百分率增长。 倍增期：表示在固定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一倍所需的时间。其计算公式为： Td=0.7/r 其中：Td —倍增期; r—年增长率 2.1人口发展状况

图一：近200年世界人口增长曲线图 图二：新中国人口的自然变动 表一：近1000年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每年平均人口增长率 由上面的图和表格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1）年龄结构两极分化； （2）城市人口急剧增加；

（3）我国人口发展特点：人口增长速度快、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口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男女性比比偏高、人口分布不均、人口素质有待提高； （4）我国人口发展趋势：自然增长率趋于稳定、死亡率继续下降、农村人口比重大、生育率较高。 2.2人口问题对资源的压力 图三：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 从图表可以看出，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资源的的压力来自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矿产资源等。 2.2.1人口对水资源的压力 我国水资源总量： （1）年降水量约为60000m3相当于全球降水量的5%，居世界第三位； （2）我国多年平均河川径流量为27225×108 m3； （3）多年地下水资源量8288 m3。 以上三项合计，全国水资源总量为28124×108 m3，居世界第六位。然而我国人均水资源量2700 m3，不及世界平均值的1/4。 2.2.2人口对矿产资源的压力

中国的信任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这一点似乎已成为马克斯·韦伯、雷丁和福山等众多西方学者不谋而合的论断。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认为，中国人的不诚实导致了中国人彼此间典型的不信任。雷丁在《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中国人只信任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他们对家人全然信任，对朋友和熟人则建立某种程度的相互依存感，这些体现了中国人浓厚的家族主义文化意识。福山在《信任》中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华人社会里的家族主义文化十分明显：在家族的圈子之外，人与人之间的信赖感变得相当低，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低度信任的社会。他进而认为，一国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该国经济规模大小存有必然联系。中国社会信任度的低下是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化公司转型的必然障碍，并使其时常上演创立、崛起、衰败的三部曲。而与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对比分明的是，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由于存在较高的社会信任度，故而家族企业一般能较为顺利地建立起现代公司制度，并维持很大的规模。西方学者的上述看法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社会在信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但仍然有失偏颇。韦伯的观点之讹误在于，他仅根据以诚实为基础的信任之缺失就简单地认定中国社会中信任度的低下，却对中国以血缘和情感为基础的信任避而不谈。福山对不同类型信任与企业发展及规模的关系之分析颇为深刻，然而，他却与雷丁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都只根据中国人对外人（严格地说，应该是陌生人）不信任这一点就把中国认定为信任度低下的社会。在我们看来，如果将传统中国社会看成是一个血缘、情感和习俗型信任丰富而制度型信任短缺的社会则可能更为准确与中肯。而从经验观察角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着实颇为严重。从这一点来看，韦伯、雷丁和福山等学者的结论是正确的，但他们的论证依据是不恰当的。如果我们的上述判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重新搜寻当下中国社会的信任度低下之原因就成为有待研究的论题。如果从现代性角度加以解析，似能对此做出有一定说服力的诠释。 尽管学界对现代性概念的厘定众说纷纭，但勿庸置疑的是，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而言的，它意味着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制度以及知识体系层面的全方位转型。而现代性的“价值颠覆”特质与反传统的批判色彩必然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与意义系统崩塌的进程。在现代性的冲刷下，以血缘、情感、信仰、道德、习俗为基础的诸种信任日益丧失了自身得以存续的基础，由此引发了曾在中国古代与近代社会乃至当下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血缘型、情感型、信仰型、道德型和习俗型信任之日渐衰微。此时，似乎恰是上述诸种信任向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转变的良机。遗憾的是，当下中国社会信息不对称、法律法规不健全甚而恶法充斥其中等现象并不鲜见，人们的守法观念亦颇为淡薄，这些均表明，以信息与制度为基础的信息型和制度型信任尚未真正形成。概而言之，在既往的多种类型信任逐渐弱化之时，后继的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信任体系却未生成，从而出现转型期的信任真空，这恰是中国社会出现信任危机的根源之一。

什么是社会信任

什么就是社会信任 危机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 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 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 很多事件从表面上瞧, 好像都就是个别事件, 而中国官方与媒体也总就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 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 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瞧, 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就是具有必然性的。 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就是“突发事件”, 只会就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就是“突发事件”,也就就是说它们的发生就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就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也同时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瞧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

她人身上,不知道的只就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以及事件会以什么形式发生,就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就是其她形式。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就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 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 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就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就是理性的,因为它就是人们针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就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与公正,也就不会有社会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成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彻底失败于提供基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信任危机 细细考量信任危机的形成，应当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意识形态原因;第二个是法律机制原因;第三个是社会习俗原因;第四个是宗教信仰原因。 首先，意识形态原因。霍布斯有段名言：“我毫不怀疑，如果‘三角形三内角之和等于正方形的两直角之和’这一说法和任何人的统治权或具有统治权的一些人的利益相冲突的话，这一说法即使不受到争议，也会由于有关的人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把所有几何学书籍通通烧掉的办法，而受到镇压。” 目前，全国每年发生几万起群聚事件，很多都是因为权力部门(政府、警方调查结果)缺乏公信力。一个事件发生之后，如果政府的调查结果有公信力，就不会酿成暴乱事件。正如阿伦特所说：“人们常常发现，长期洗脑造成的最确定结果，是一种特殊的玩世不恭：对任何真理都绝对拒绝相信，不管这个真理有多么可靠的依据。”正因为我们的社会经历过一个人们不能了解基本事实的时期，人们对公权力就丧失了基本的信任，这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其次，法律机制问题。社会对于人们的行为缺乏有效的外部规范力量，对于造假欺骗行为惩罚不力，惩罚机制不完善，使得造假行为的成本比较低，由此导致毒牛奶、地沟油、盗版书泛滥

成灾。在法律机制健全的社会，人们的造假行为会带来倾家荡产的结果，诚信与造假两相比较，人们才会选择诚信。反之，在蝇头小利的利益驱动之下，人们也会去造假，从而彻底丧失了职业操守，也毁掉了社会的信任。 第三，文化习俗问题。由于中国盛行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的区别对待，对于欺骗外人、生人的行为就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这个习俗就是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就像在水中投入一颗石子，水面上泛开一圈一圈的水纹;在中国社会中，每个人都是以自己为核心，血亲，姻亲，朋友，熟人，一圈一圈延伸开去，按离自己距离的远近来划分亲疏。信任只在熟人圈里，对陌生人世界是完全不信任的，并且由此也认为，对陌生人的欺骗行为并不违反行为规范。差序格局揭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熟人社会价值观：只是在熟人圈子里才有信任，对于陌生人是完全没有信任的。 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还有一个著名理论：西方是个人本位的社会，中国是家庭本位的社会(家族本位的社会)，跟差序格局的意思差不多。个人本位的社会是陌生人社会;家族本位社会是熟人社会。前者人的交往运作一定要靠法制，而后者就要靠关系，是人治。法制就要求信任，就会产生相应的制度来保障信任;人治就不会有信任，也没有制度能够有效地保障信任。 第四，宗教信仰问题。这也是中国人在信任问题上缺乏内在规范力量的一个原因。因为中国是一个无神论(或泛神论)的社会。当中国人撒谎或造假时是没有内心痛苦的，因为他知道除了被抓到之外，不会有惩罚，不会下地狱，所以什么都可以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了上帝，岂不什么事都可以做了?

信任危机-素材

信任危机-素材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 近日，有这样一件事在微博和微信中引发热议： 急诊室内，因误食了过量安定的老人已昏迷不醒，医生给患者注射了帮助清醒的药剂，老人有了短暂的清醒。正当医生打算做进一步的处置，给患者抽血以检查血液中的药物含量时，患者家属却不配合，“已经清醒了，干吗还做进一步的化验，是不是想多收点钱啊。”医生耐心解释，可家属们依然不依不饶，坚持医生的行为只是为了牟利，拒绝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就在这时，患者再次昏迷，患者年仅3岁的小孙女哭着喊，谁来救救爷爷，家属们才停止争执，请求医生施救。一阵忙乱过后，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整个急诊室里，人们的心情却轻松不下来。 要求选好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脱离材料内容及含意的

范围作文，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社会信任去哪儿了 急诊室内，因误食了过量安定的老人已昏迷不醒，医生给患者注射了帮助患者清醒过来的药剂，老人有了短暂的清醒。正当医生打算做进一步的处置，给患者抽血以检查血液中的药物含量时，患者家属却不配合起来，“已经清醒了，干嘛还做进一步的化验啊，是不是就想多收点钱啊。”医生耐心解释，“患者的清醒只是暂时的，为确保患者安全，还需做血液中的毒物检查。”可家属们依然不依不饶，坚持医生的行为只是为了牟利，拒绝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就在这时，患者再次昏迷，家属们才停止争执，请求医生施救。一阵忙乱过后，患者脱离了生命危险。可整个急诊室内，所有人的心情却轻松不起来，都不禁在思考一个问题：“这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我们之间，失去了最起码的信任？”

想想看，这个片段之所以能够引发不少人的共鸣，是因为我们几乎所有人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信任困境”。 不能否认，转型期社会所呈现的信任相对缺失的状态，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行为。而这又从一个独特视角折射出当前社会道德所存在的深层次困境，以及转型时期社会管理、社会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首先，社会转型带来了信任模式的断层。其次，“信任困境”也与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无干系。此外，还有专家认为，包含社会文化、价值观及其传播载体，以及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及其执行机构在内的社会运行机制在个别时候的失当也对社会信任机制带来负面影响。 如何重拾信任的信心？如何重建信任的机制？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变迁 ——基于郭兴华老师的讲课内容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实体背景发生 了变化，价值观演变空前活跃，需要建构新的价 值观体系来协调新的社会生活。厘清当代中国社 会价值观演变的基本问题，明析价值观中的“变因”和“常态”，把握主流价值观念的主旨变迁 和价值观改革的历史脉动与逻辑发展顺序，对于 科学认识、调节和化解社会矛盾，学习和贯彻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转型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1.什么是社会转型？ 在研究“十一五”时期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本思路中，提出了“社会转型”的问题。关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个是体制转型，即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社 会结构变动，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 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三是社会形态的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

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2.什么是价值观念？ 价值观念是一种主观意识，它会随客观环境变化而改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成长很有帮助。价值观念是对政治、道德、金钱等事物是否有价值而进行主观判断后，形成的主观看法。一个人的价值观念会不断变化，人接触任何事物都会下意识的运用与之相近的、已有的对某一方面的价值观念对新事物进行评价，然后指导自己的下一步反应。 3.推动社会转型的因素？ （1）生产力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 首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所决定的，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其次，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

什么是社会信任

什么是社会信任 危机 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很多事件表明， 中国社会正在面临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信任危机， 有人已经把此称之为中国社会的“全民不信任运动”。 很多事件从表面上看， 好像都是个别事件， 而中国官方和媒体也总是乐意把它们称之为“突发事件”，但实际上， 从这些年来所发生的那么多、 每每被定义为“突发恶性”的事件来看， 每一个事件发生的背后都是具有必然性的。 如果继续把这样的事件简单地视为是“突发事件”， 只会是自欺欺人。 把它们说成是“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它们的发生是偶然的，没有必然性。这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政治说辞，官方可以推卸责任，也同时可以掩盖制度层面的一些严重缺陷。不过，这种认知或者误知非常有害。如果看不到这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最终只会导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现实生

活中，越来越多的人预感到这类事件的必然性。人们知道会发生这类事情，可以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可以发生在他人身上，不知道的只是，什么时刻会发生，以及事件会以什么形式发生，是个体暴力、集体暴力还是其他形式。 缺乏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 正是对这种情形的高度不确定性，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为一个“自卫”社会。体现在各个层面。在个体层面，人人自卫，谁也不信任谁，互相欺诈，社会的交易成本在急速提高。集体层面，一个村子不信任另一个村子，一个组织不信任另一个组织，一个社会群体不信任另一个社会群体，一个地区的人不信任另一个区域的人。一些地方甚至已经出现依靠筑城墙来求得自我保护。国家层面，政府本来是社会秩序的提供者，但政府本身也在自卫。很多党政官员整天呆在坚固的“城墙”里面，与社会隔绝，但同时恐惧于社会暴力，因此只能依靠暴力机器（例如维稳）来控制社会局面，以免伤害到自己。 各个社会角色的“自卫”是理性的，因为它是人们针对“不安全”环境恐惧的产物。不过，这种理性只能导向最终的不理性，即越来越甚的不安全。 中国社会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是如何产生的？这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因素。但简单地说，可以概括为“社会不公”。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和公正，也就不会有

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

信任危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分析 针对当前出现的市场信任危机事件，本文认为企业的市场信任程度与企业社会责任是正向相关的，同时中国市场企业信任危机事件存在“道德风险”问题，企业短期利益的诱惑和社会监督体制的缺失造成了企业“奖惩不一”的投机动机，也是引起这些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赢得市场信任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要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市场信任，首先要提高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同时要加强商业伦理道德和企业诚信体系的建设，完善监督监管机制，监督和保护企业的市场信任和社会责任。 关键词：信任危机道德风险社会责任 从“大头娃娃”到“肾结石患儿”的“奶粉事件”震惊了整个乳品行业，也震惊了整个食品行业，一些中国乳制品行业的巨头们一夜之间陷入了信任危机的漩涡，类似这样一些由于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重大食品与药品安全事件近几年来连续发生，甚至一些享誉全球的跨国品牌也在进入中国市场后出现质量问题而被曝光者屡见不鲜，如雀巢奶粉碘超标事件，宝洁SK-II被诉含有有害成分，亨氏、肯德基、麦当劳等先后因苏丹红问题被曝光，强生婴儿油和联合利华立顿速溶茶都被指责存在质量问题等等。 在上述这些厂商不负责任的生产和广大消费者深受产品之害的时候，一系列深层次值得全社会思考的问题摆在了面前：企业为什么能在国内市场上屡次出现对社会、对广大消费者不负责任的生产行为而失去市场信誉呢？他们的动机在哪里？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在哪里？ 企业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市场上接连不断的这种产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社会对企业的信任危机问题，有很多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其中Fukuyama(1995)从公司治理的角度考查了中国企业的市场信任问题，认为中国企业之所以无法树立品牌和市场信誉主要因为企业的经营者不能信任非血缘关系的职业经理人，从而造成家族企业的封闭发展和规模难以扩张的局限。张维迎（2001）提出“无恒产者无恒心”，他认为产权不清晰是中国企业无法形成高信誉品牌的关键。但上述两种观点都没有对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社会信誉问题给出解释。 现阶段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企业出现的信任危机在中国不仅是跨企业，而且跨行业也是很普遍的。企业的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市场信

【完整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优势一.选择该主题的原因：（杜祥威） 因为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遏止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确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性转变的战略方针以来，我国虽然已在这方面取得不少成效，但从总体上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增长方式粗放的问题仍很突出，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不仅影响短期的健康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将严重制约长期的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十七大报告从当前的发展实际出发，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两个字的改动，寓意深远，意义重大，针对性和指导性更强，有着深刻内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质就是要求我们采取综合措施，加快形成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一致的发展方式。 二.该主题目前状况综述：（陈裕捷） 首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保证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它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新阶段“三农”工作的新理念、新思路，是对我们党长期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战略思想的继承的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措施，是新世纪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农村的发展展现了美好蓝图，开辟了广阔道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