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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03-09-22

作者简介:李兴华(1938—),男,河北内丘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

2003年第4期回族研究

No.4,2003(总第52期)

Researches on the Hui

(G en ,No.52)

[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

中国名城名镇

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李兴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100875)

编者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兴华研究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显著。近年来,李兴华先生专注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碑刻、匾额的搜集整理,用力甚勤,收获颇丰,尤其在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方面占有丰富的资料,作过深入的研究。本刊拟开辟“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栏目,由李兴华先生供稿,本刊陆续发表,以飨读者。

中图分类号:B96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2-0586(2003)04-0081-05

一、缘起

去年初秋,笔者搜集碑文,又一次来到山东济宁。在东大寺沙彦振、马永才等新老朋友的帮助下,有幸得览了常志美、李延龄之父辑著参订的《识认大略》等几篇重要的汉文碑文,从而萌发了研究济宁伊斯兰教的激情。沙彦振等朋友亦有同样的热情,很快就达成了共同进行这一研究的默契。可怎样入手呢?如果仅仅从济宁一个城市的范围入手,视野似乎窄狭了一些。于是就想到了这个范围相对宽泛的题目,想在这个题目的框架内,将济宁伊斯兰教的研究作为其中的一篇。另外也想使研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或中国伊斯兰教一教,还想多多少少涉及一些与中国伊斯兰教历史难以割舍、大家又十分关心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多多少少涉及一些成为现在文化研究热点的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城市文化形象的塑造,多多少少对一些研究写作

方法作点灵活运用,故写成了这篇名为研究、实只是为研究作铺垫和呐喊的短文,权为正式研究先抛一块砖吧。

二、名城名镇研究的学术价值

1.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传入传播中国

的重点

翻阅中国伊斯兰教史,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无论是传入中国,还是在中国各地传播开来,大都是以名城名镇为重点的。如广州、西安在唐代,泉州、三亚、杭州、扬州、北京、开封、阿图什、喀什、和田在宋辽,定州、大同、济南、昆明、库车在元代,南京、河州、济宁、西宁、同心在明代,乌鲁木齐、兰州、银川、呼和浩特和天津、上海等城市在清代、民国,都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入传播棋局中的重要棋子。对它们专门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大大增加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深度与厚度,使传入传播问题的方方面面都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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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向前推进。

2.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演变的关节

这就是说,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变化过程中的许多起关键作用的环节,也即大的历史事件,大的历史变动,是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名城名镇之中的。如:西安,历史上是大食与唐最早通使之地;有中国清真寺古典建筑的杰出代表———化觉寺;有名义上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王　碑;有明洪武圣旨碑现存;为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中心;是清代西北回民起义仅未直接涉及的大城市。

广州,历史上是伊斯兰教自海路最早传入中国之地;有中国现存始建时间最早的清真寺———怀圣寺;有中国传说最早的伊斯兰教先贤墓———宛葛思墓;有中国实际立名时间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之一———《重建怀圣寺记》碑;为伊斯兰教汉文碑刻现存数目最多的城市。

北京,为元明清全国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有著名的牛街清真寺与东四清真寺;有记载穆斯林聚居著名街区牛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的志书———《冈志》存世;清代是内地鲜有维吾尔穆斯林清真寺的城市;存有清康熙皇帝关于伊斯兰教的圣旨牌;存有1318年《古兰经》手抄本;清末民初是中国伊斯兰教新式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发祥地。

南京,明以来是东南沿海地区穆斯林最为集中的城市之一;有东南沿海地区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净觉寺;原有明御制《至圣百字赞》、明永乐《敕谕》等重要碑刻;为汉文伊斯兰教译著活动的发祥地;有王岱舆、刘智、达浦生等一大批大师级学者和阿洪。

河州,号称“中国的小麦加”;18世纪后成为回族等族系统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为教派和门宦分布最广的一个地区;其清真寺砖雕工艺和穆斯林民间文学国内外闻名。

喀什,中国新疆地区大规模传入伊斯兰教最早的城市;改宗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国伊斯兰文化名著《福乐智慧》的写成地和《突厥语词典》作者的故乡;1255年建马思忽惕耶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所在地;有新疆地区最著名的艾提卡尔清真寺。

阿图什,萨曼王朝王子纳斯尔在新疆地区避难之地;曾建有新疆地区最早的清真寺;萨图克?布格拉汗在这里接受了伊斯兰教,死后也葬于此地。

莎车,叶尔羌汗朝时期的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和卓势力兴盛时期为黑山派的势力中心。

3.名城名镇研究将突显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城市化

虽然我们可以大线条地说明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是通过民族化和地方化两种形式实现的。但认真研究起来,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伊斯兰教史》所表述的是一种将民族化与地方化较大范围结合的一种实现形式,即认为伊斯兰教的中国民族化和地方化最明显地表现为回族等族和维吾尔族等族伊斯兰教两大系统。而笔者撰写的《经堂教育与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学说化》一文,则是从学术思想的层面来说明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的。而今天设定的这个论题,则有说明城市化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之一的意思。

至于伊斯兰教在中国是如何城市化的,在我们具体研究名城时将会有所回答。这里仅列举笔者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时初步体会到的城市化的几个特点,以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特点之一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城市化,从总的趋势看,是沿着先大城市,后中小城市,然后又大城市的顺序。如唐宋主要限于广州、西安、泉州、北京、开封、杭州这些大的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交通要道。到元明才开始在许多中小城市中广泛传播。而到清末民国,又比较快地在诸如石家庄、蚌埠等大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城市中传播发展。特点之二是这种城市化大多是局限于城市的一隅。如北京的牛街,河州的南关。特点之三是城市化多赖于有名望的商人、官员、军人等的支撑。如蒲寿庚兄弟在泉州,阿老丁在杭州,普哈丁在扬州,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马麒在西宁。

三、名城名镇研究的现实意义

1.名城名镇研究将有利于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有建筑、经书、碑刻、牌匾、译著、文献、谱牒、札付、语言、文字、书法、音乐、歌谣、杂志、刻版、砖雕、良风美俗等多种类型。这些类型,毋庸置疑,在三中全会之后,在各级政府、伊协和各地穆斯林的关心、支持下,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但也毋庸讳言,一部分相当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仍遭到损害和冷遇。这种情况在一部分名城名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尤为让人心寒。如:

河北定州城西的定州清真寺,为我国北方的著名清真寺之一。其砖结构无梁殿和殿内米合拉布艺术装饰,大殿前的元至正八年(1348年)立碑,都是全国伊斯兰教中之最。可有关地方人士却不顾包括

阿洪赵志华和笔者在内的众多教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对,紧贴大殿后墙盖起了一座大大损害寺貌、与宗教毫无关系的高层建筑。

江苏镇江剪子巷清真寺,按建筑学家刘致平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中的说法,其大殿为五座勾连搭硬山屋顶做成,但仅面阔三间,因此形成大殿特别窄长的形状,为国内其他建筑所少见。另外,寺内现还存在的明万历四十八年立《古润礼拜寺记》,乃教外著名人士进士李一阳与教内著名人士赐进士马之麒合作撰书的一篇著名碑文。然而就是这座寺,现大殿已成一破烂的大棚,听说已面临改作他用的悲惨命运;就是这篇碑文的刻石,数年前由夏容光老先生辛辛苦苦辨识出来的为数已很少的文字,在风雨的继续剥蚀下,又有一些失去了文字的面容。

明时为山西大同右卫的右玉老城寺。寺的原建筑按马惠真为笔者所画的回忆草图,当是山西境内一座有相当规模的清真古寺,不愧在明代与大同清真大寺一起构成了大同地区清真寺的东西左右两翼。其明正德八年(1513年)刻立《太祖皇帝百字御赞碑》,显示此寺在麻贵父亲麻禄嘉靖中(1537—1551年)担任大同参将前几十年,即有一定的规模,所以刻立了百字赞碑以示寺的地位和对明开国之君的尊崇。此碑据笔者调查,乃国内现存刻立时间最早的百字赞碑。然而这座寺早已变成住家,而百字赞碑早已成为住家屋门前的铺石,字迹已近完全剥落,很快就会完全失去历史文化价值。

受破坏和冷遇的情况还有不少,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也不想怪这怪那,只期望大家都往前看,想方设法改变这种状况。名城名镇研究当是改变这种状况的一个有效办法。因为它以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存量较多、品位较高的名城名镇为研究对象,当会突显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引起更多教内外人士的注意,树立起保护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的意识。

2.名城名镇研究将有利于中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多元形象的塑造

中国伊斯兰教的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包括现存的和仅存遗址的,都同时也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一个城市很难只有一种文化积淀;另一方面是因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往往是依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优势完成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较佳融合。可在笔者于北京西单图书大厦见到的千余种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书籍(主要是中国旅游类)中,有相当一部分欠缺文化多元这一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特点。它们不是忽略了这样一种历史文化,就是忽略了那样一种历史文化。最为突出的就是忽略伊斯兰历史文化。为说明问题,笔者原来想列举几本,但考虑再三,还是删去了。因为这主要不怪这些图书的编著者,他们又不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者。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的研究者,现在又为数不多,他们在“大规模的伊斯兰文化研究活动一时难于展开”(白寿彝语)的情势下,又能提供给社会多少比较系统的伊斯兰历史文化知识呢?所以一些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伊斯兰历史文化的内容得不到应有的彰显,文化多元的特色得不到充分的表现,就不足为怪了。

可这种情况,起码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和开发这一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为中国意义上的名城,已经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强调政治意义,改革开放初期的强调经济意义、开放意义(特区),转变成了现在的既注意经济发展意义、科技教育意义,又注意历史文化意义。而在历史文化意义中,也开始从注意一种向注意多种转变。这应该说是为开展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的研究,又提供了一个大好的契机。这时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系统研究,使中国意义上的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更具有厚重的文化魅力。

3.名城名镇研究有利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逐步稳妥转型

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国伊斯兰教也要转型,这是无疑的。不然,它就不可能与时俱进,不可能现代化,不可能进一步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条件的限制,中国伊斯兰教的转型又必须是十分稳妥渐进式地进行,又必须要加大力气来做其他宗教转型不必大做或只需少做的许多准备工作。如尽力发掘更多历史文化资源,尽力总结更多的经验教训,尽力消解教内部分人对转型的疑虑,尽力减轻社会上部分人对伊斯兰教的误解,提高教内外的文物保护意识,促进伊斯兰历史文化名胜的对外开放,进行传统材料的取舍筛选,发挥蕴含在历史文化中的变革动力,等等。而这些在名城名镇研究中都会有一定的研究和回答。具体地说来就是:

(1)名城名镇研究以伊斯兰历史文化资源相对丰厚的地方为切入点,从纵横多个方面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发掘,当会发现不少对转型有利用价值的

传统文化资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资料欠缺、经过近20余年的努力仍然难于与佛道教传统文化相比的被动局面。

(2)名城名镇研究通过一方面总结历史上伊斯兰教同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经验教训,一方面总结近些年伊斯兰教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试验摸索,当为转型提供较多的历史借鉴和现实示范,以使转型过程尽量稳妥,少走弯路。

(3)名城名镇研究将用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几次转型的历史事实说明,现在所提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转型,只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具体表现形式的转变,只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总进程中的一种阶段性变化。它既不会改变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也不会舍弃伊斯兰历史文化的资源部分,既不会西化、汉化,也不会发生所谓的“世俗化”。这样,就会有利于消解教内一部分人对转型的疑虑。

(4)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使中国伊斯兰教集中从历史文化的层面,城市的角度,有重点的,更有内容的突显出来。这伴随着中国社会文明程度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就会大大减轻社会上部分人认为中国伊斯兰教缺乏文化品位的误解。

(5)名城名镇研究将使名城名镇的著名清真寺和先贤墓地等宗教活动场所在传统功能之外,同时具有名胜古迹和旅游欣赏等开发利用功能。这样就会大大提高教内外对这些名胜的文物保护意识。

(6)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促进名城名镇中著名伊斯兰教名胜的有条件逐步对外开放。这将有助于逐步改变“历史虽久人不知,文物虽优外无名”和外人“慕名而来,被拒而去”这种在过去社会氛围下形成的状态。

(7)名城名镇研究将在历史文化的分类分析中,自然而然地进行转型。区别哪些内容应该保护继承发扬,哪些内容需要修正补充充实,又有哪些内容必须舍弃,这就等于为如何实施转型作了一定的材料准备,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为转型提供了部分答案。

(8)名城名镇研究将会使蕴含在中国伊斯兰历史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大大发挥出来。这对中国伊斯兰教的顺利转型是至关重要的。设想一下,若是没有像爱国爱教、劝人行善、宽以待人、追求知识、鼓励清廉这样一些优良传统,时代再要求,外力再推动,社会再希望,也是没有内在的动力去推进这种文化的转型的。

四、名城名镇研究的方法取向

名城名镇研究并不准备采用什么新的研究方法,只不过设想中的研究一城又不完全限于一城,讲史又不完全是讲史,谈文化又不单纯是谈文化的体裁,又使笔者不得不把设想中的研究方法或写作方法作一个交代,以免给读者阅读具体的名城名镇研究成果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名城名镇研究的方法取向具体说来就是:

以“点”为主,适当兼顾“线”与“面”。这就是说,名城名镇研究虽然从目前设想来看,是选择一个一个的“点”(名城名镇)进行研究。但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线”和“面”的一定说明。如研究西安,就不能完全离开对丝绸之路一线的叙述,就不能完全不谈它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总格局(面)中的地位与作用。

以历史叙述为主,适当兼顾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探讨。历史并不单纯是历史本身,还应同时涉及历史的意义和价值,命运和未来。这不仅可以增加历史叙述的深度和厚度,而且可以增加历史叙述的魅力。名城名镇研究亦准备采取此种取向,设想在叙述名城名镇历史文化全貌之外,也兼顾伊斯兰教在中国城市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伊斯兰教的转型等理论问题和一些现状问题的研究。

主要研究文化层面,但亦涉及广义伊斯兰教的其他有关内容。这就是说,名城名镇研究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想搭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车,来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城市。所以这里的伊斯兰教和这里的历史文化,都取它们的广义。

集中研究伊斯兰教,但亦适当涉及一些其他宗教或其他历史文化形式。显然,这与前一部分所说的名城名镇研究的第二项现实意义有关。

编写主要采取史的体裁,但亦兼顾志(地方志)、集(资料汇集)的一些特点。这就是说,此研究的最终成果,主要想写成史的形式。但亦可以作为某某城的伊斯兰教志或某某城的伊斯兰教资料汇集来用。

五、说明

有几点需要作些说明:

第一,作为本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名城,仅限于中国伊斯兰教这一特定范围,绝没有把它作为某一城市历史文化统一定位的意思。

第二,作为本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名城,是就全国范围的伊斯兰教而言的。至于各省自治区、各地级市等范围内名城(如安徽寿县、河南禹州),当不在我们研究之列。至于何谓我们所要研究的名城,我们采用的标准是:至少要有一项历史文化事件具有

全国性影响或具有中国伊斯兰教全局性的意义。但这在学术界显然不会完全看法一致,特别是在名城名镇研究的初期。

第三,研究涉及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只限于现存的。至于已成历史遗迹的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如阿力麻里、黑城,当不在本研究之列。

第四,名城名镇研究只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方化重点研究的一部分。而且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只是历史地理这一特定领域重点研究的一部分。所以对它绝不能过分宣扬,对其他绝不能有所轻视。实际上,无论是对阿力麻里、黑城这些遗迹名城的研究,对一些省市范围内的名城的研究,还是对名镇(如河南开封朱仙镇、甘肃临夏三甲集镇)、名村(如云南通海纳家营、宁夏永宁纳家户、云南个旧沙甸、河南沁阳水南关)、名街(如北京牛街、山西长治回回一条街)等的研究,都会展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历史文化享受。

责任编辑:马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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