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时钟理论

“投资时钟”是一种将经济周期与资产和行业轮动联系起来的方法。它将经济周期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衰退、复苏、过热和滞胀。每个阶段都对应着表现超过大市的某一特定资产类别：债券、股票、大宗商品和现金。
在衰退阶段，经济增长停滞，超额的生产能力和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驱使通胀率更低，企业赢利微弱并且实际收益率下降。中央银行削减短期利率以刺激经济，导致收益率曲线急剧下行。此时，债券是最佳选择。
在复苏阶段，舒缓的政策起了作用，GDP增长率加速，并处于潜能之上。然而，通胀率继续下降，因为空置的生产能力还未耗尽，周期性的生产能力扩充也变得强劲。企业盈利大幅上升、债券的收益率仍处于低位，但中央银行仍保持宽松政策。这个阶段是股权投资者的“黄金时期”，股票是最佳选择。
在过热阶段，企业生产能力增长减慢，开始面临产能约束，通胀抬头。中央银行加息以求将经济拉回到可持续的增长路径上来，此时的GDP增长率仍坚定地处于潜能之上。收益率曲线上行并变得平缓，债券的表现非常糟糕，股票的投资回报率取决于强劲的利润增长与估值评级不断下降的权衡比较。此时，大宗商品是最佳选择。
在滞涨阶段，GDP的增长率降到潜能之下，但通胀率却继续上升，通常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归于石油危机。产量下滑，企业为保持盈利而提高产品价格，导致工资—价格螺旋式上涨。只有等通胀过了顶峰，中央银行才能放松货币，这就限制了债券市场的回暖步伐。此时，企业盈利恶化，股票表现非常糟糕，现金是最佳选择。
都被判刑5年。囚徒困境的“困境”在于如果甲乙二人都保持沉默，
则都只被判刑一年，显然比两人都坦白的结果要好。

两名囚犯都作出招供的选择，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都是最佳的，即
最符合他们个体理性的选择。照博弈论的说法，这是惟一的纳什均衡
点。除了这个均衡点，A与B的任何一人单方面改变选择，他只会得
到更加不经济的结果。而在其它的结果中，比如两人都不坦白的情况
下，都有一人可以通过单方面改变选择，来减少自己的刑期。可是两
人经过一番理性计算后，却选择了一个使自己陷入不利的结局。

其实“囚徒困境”不允许囚犯A和B进行沟通的假设，与实际生
活中大部分情况的现实是有差异的。比如，在爱情博弈中，很多恋人
会经常花前月下、彻夜厮守；在企业的价格战中，企业之间也会多有
沟通，价格；即使是二十世纪下半世纪的美苏军备竞赛中，两个超级
大国也会经常进行外交交谈，及时交换信息。

笔者不妨将

条件放宽，允许囚犯A和B在审讯室李一起单独呆上
10分钟，然后再决定是否坦白。很明显，双方交流的主旨就是建立


攻守同盟，克服自利心理，甚至可能订立一个口头协议，要求双方都
不去坦白。然后，双方再单独被提审。我们不妨设想，囚犯A的心理，
他一定会认为，如果囚犯B遵守约定的话，则自己坦白就可获得自由；
如果囚犯B告密的话，若不坦白就会被终生囚禁。事实上，囚犯A的
策略并没有因为简单的沟通或协议而摆脱两难境地。

恋人们在恋爱中的海誓山盟，最终还是分手；企业之间相互沟通
信誓旦旦，价格战仍然会爆发；美苏两国经常会晤，甚至签订核不扩
散条约，但军费一年高过一年。这些现象都反映了上面所说明的问题。

在本节所举的囚徒困境的游戏规则，能够让狡猾的罪犯招供，得
到应有的惩罚，固然不是坏事。然而，我们不妨假设囚徒A和B都是
完全清白的大大的具有理性的良民，这个博弈的纳什均衡并不会因为
他们的清白而改变。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加上对身体的残害，完全会
造成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在中国历史上，这种事情并不是多么稀有
的个案。

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囚徒困境模型动摇了传统社会学、经济学理
论基础，这是经济学的重大革命。

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民财富的性质和
原因的研究》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求他自己的私利时，
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果。” 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利
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
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增长。即自利会带来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