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篇目索引

大公报

●政府注意防疫 政府近据外人报告，绥远城所属之萨拉齐地方发现传染疫症，闻已由内务部电绥远蔡都统转饬调查，严防传播，尚未得复。一面并由内务部商同交通部，派京绥铁路局西医驰往丰镇一带调查有无疫气流行之事，俾资防范。云 《大公报》紧要新闻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西报对于疫瘟之警告 京津泰晤士报二十七日北京通信云据萨拉齐十二月二十三日来电，该处附近各村中已发生疫疠矣。报文曰：“此间瘟疫已见附近各村，颇形猖獗，似传播甚速。乞赐援丰，务请电示防止方法。”云云 据记者所知，至昨日止，并未有何举动以防遏此项可畏疾病之进行，此病已经进行至于一百五十英里之遥。今既无法阻止住居传染、地方之民旅行往来，则此疫传拨全国乃意中事，耳目下应行之。第一件事即截断该处与张家口之交通，然以某种原因未能照行，于是此项厉疾将传至张家口，再由张家口遍布于中国之北部，并及于蒙古、满洲焉。欲遏止此种残害人命之疾疠不使蔓延，惟有速行扑灭之一道，且必大举以扑灭之。适用科学上最新之方法，佐以严厉之手段。凡有防止疫疾蔓延所发之规条，有拒不遵守者，须加以重。每一区域已发现疫疾者，即应禁绝出入，所有居民不准前往他处也。 记者尝极力刺探政府所采取之方针如何，顾至今毫无效果，实则以予所知，政府殆未尝有所举动耳。（本报记者按政府已有所举动，具见北京通信）吾人以为距今七年前东三省及中国北部，因疫疾勃发所损人命之众，当足以警醒。当道知此种瘟疫其利害为何如，其传播之速又何如，既明乎。此则一闻瘟疫发现消息，自应迅派专家前赴各该地点，立即施行禁绝往来之法。苟非然者，政府将遭遇一种局面，不得不糜费数百万之金钱，牺牲国家数十万之生灵矣。夫政府接到警报漠然无动，又不迅即实行预防之方法，其结果必致全国起，而令政府负大伤，生灵糜费，国库之责任。今者死亡之数日见增多，若非按照医学（此字不清）理，且持以决心速力者，则此次因疫死亡之人数不久必数倍于中国自共和建设以来，因屡次革命、变乱而伤亡之人数矣。 当局之漠视灾厉，实为犯罪行为。假使此瘟疫延至吾人所引为惴恐之程度，则政府自总统以下均当负其咎责。盖中外人士警报纷至，势局之重要已呈明于官吏之眼前，然而若辈置若无闻，对于今日之大患初不加以注意也。

大公报简介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49年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02年( 壬寅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1966年9月10日停刊。版本包括：泰兴《大公报》、香港《大公报》、天津《大公报》、上海《大公报》，《大公报》一度支持过国民党的内战政策，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出版至今。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道为虚假新闻。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 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因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仁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 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量最高近十万

《申报》《大公报》比较分析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 《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 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许多报刊和报人都积极主张。《申报》也是积极提倡者。在《上海日报之事》中提出，西人“不患人之多言，而特患人之不言，是以博采舆论以见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则行之，其所善者则改之，故每遇可行可止之事，得以抒所见闻，直陈议论。”在《论日本禁止新报》中，严厉批评日本政府禁止新报的错误，指出“自古饰非拒谏之君，每多无好下场者，日本君臣岂不闻之”，日政府限制新闻自由是助纣为虐，“闻其禁止日报之故，日报指其瑕疵吁，亦何其不容人言耶?”在《申报》因报道“杨月楼”事件受到牵连时，感慨道“因一时之时论两不相合，而欲使中国公论之报尽归诸各官私论之言，此行也，不但背于众理，而亦失舆论之公矣!” 申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改变保守方针, 积极促成民主。1931年日军占领东三省以后，《申报》改变了言论不触及时弊的保守态度, 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不抵抗政策;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 主张国民党改变“剿共”的政策等等。 2时评针贬时弊, 副刊健康向上。同样是抗战时期全国民众发出了抗日的呼声, 并各自采取了自发的行动。《申报》则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 对他们的抗日热情予以肯定, 并加以理性的指导。《申报》团结民众鼓舞士气,起到了社会的解压阀和润滑剂的作用, 充分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和专业主义意识。而副刊《自由谈》的革新, 更是让《申报》的杂文一度成为辉煌。改版后的《自由谈》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联系实际贴近生活生动活泼的随笔、杂谈成为主要内容。鲁迅撰写的杂文成为《自由谈》的一面旗帜。 两家报纸经过百年历程秉承的新闻理念，对如今的报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报纸应该时刻谨记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公众和社会负责。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道德建设，报道新闻

大公报

大公报 大公报是迄今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前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 1902年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人注意的大型报纸。主要股东有资本家柴天庞、王郅隆、朱志尧、北京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法国公使鲍渥、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严复等。该报除在政治上持保皇立宪立场外，并带有封建买办色彩。自言敢于揭露和攻击清政府的一些弊政，“替穷苦大众说话”，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英华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1927年以后，《大公报》总体上对国民党持支持态度。“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1936年4月10日上海版发刊。 大公报桂林馆合照二排左4胡政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公报》天津版于7月底停刊，上海版12月13日停刊。《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1941年4月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推选为当年最佳外国报纸，获荣誉奖章。1941年9月6日张季鸾逝世，王芸生接任总编辑，曹谷冰﹑金诚夫﹑徐铸成等领导《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

百年《大公报》 １选题缘起 在中国报业史上，名噪一时的报纸犹如过江之鲫，但能历经百年而不衰，见证中国近现代复杂多变的历史，始终保持其宗旨、风格如一者，唯《大公报》是也，堪称中国报业史上的奇迹。《大公报》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至2012年已整整走过110年的风华。在历史上，这份报纸发挥出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培养了一大批报业人才，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极大贡献。“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①。其历史价值怎样，功过是非如何，早已成为新闻史学者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２《大公报》的历史及现状 从清末的保皇派党派报纸、北洋政府时期的“安福喉舌”、新记公司“四不主义”的资产阶级商业大报以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直至延续在香港出版，《大公报》110年的发展历史可谓中国报业的缩影。《大公报》以“忘我之为大”的“大”字，“无私之为公”的“公”字作为报名，自出版起，即负敢言之名，指摘权贵，激评地方时弊为己任。1926年确定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力图办成“文人论政”的报纸。 《大公报》的百年历史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２.１英敛之时期 1902年，由英敛之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张报纸《大公报》诞生了。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了《大公报序》，宣布“大公”之含义，寄希望于“扩大公无我之怀”。确立办报宗旨为：“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由此，《大公报》确立了自己的言论立场：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英敛之主持《大公报》达十年之久，注意积极宣传改良新思想，新潮流，着力探讨救国救民之道，注重报纸本身的改革和创新。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著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② ２.２王郅隆时期 1916年，王郅隆买下《大公报》，重组人手续办《大公报》，聘请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在这一时期，胡政之对《大公报》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如加强国际新闻报道，普及世界知识，更新版面等。这些举措让《大公报》逐渐摆脱以“论”为主的格调，拓展了《大公报》作为传媒的社会功能，热心传播新思潮，号召知识分子献言献策。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不幸沦为“安福系的机关报”，背离了大多数民众的意愿，令读者对其产生反感。王郅隆时期也成为“是最缺乏民主独立精神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经营管理的低谷，创下发行最低的记录”③。 ２.３新记《大公报》时期 1926年至1945年为新记《大公报》时期。④1926年夏，胡政之、张季鸾、吴鼎昌成立了“大公报社新记公司”，《大公报》进入了它生命中最为辉煌的年代。此时，《大公报》明确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四

香港与内地文化之比较——从传媒谈起

香港与内地文化之比较 ——香港与内地媒体文化对比 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文化联系日益密切。香港电影、流行音乐以及文学作品在内地都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由此也带来香港文化在内地的风靡，而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得不归功于香港媒体的强大的影响力以及港媒与内地媒体越来越频繁的交流与合作。 发展状况： 作为亚太区的资讯中心之一，香港传媒业的发达令人称奇。拥有60多种报纸，平均每4人每天购买1份报；有600多种期刊，每万人阅读1种；有2家广播公司，94%的港人仍保留收听广播的习惯，人均每天收听时间达2小时12分；有5家电视台，人均每日收看电视时间不少于3.7小时。 香港的文字传媒和电子传媒几近与欧美同步发展，如今在诸多方面已赶超欧美，走在世界前列。因此香港媒体对海外辐射能力很强。一些重要报纸如《明报》、《文汇报》、《大公报》在北美、欧洲或者东南亚华人地区发行海外版，以凤凰卫视、TVB为代表的香港电视台也制作了大量的专题和方艺节目销往港外。 内地传媒产业近年来的发展也可谓是风声水起，360多家地面频道，出版期刊9549种，报纸数量接近2000种。但媒体节目、报道的质量还亟需加强，媒体的群众影响力也有待提高。新兴传媒还始终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后还需要大力发展。 报道风格： 港媒报道时多以社会新闻作头条，报道多夸张渲染，语言风格犀利。如今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香港某报纸头版便以“他妈的”表最严厉抗议。以斗大“他妈的”三大字，作为头版标题，配以巨幅照片，质疑和谐号出事后，相关单位态度的草率、轻蔑，体现了港媒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香港作为一个受到西方文化长期浸染的地区，香港人对香港以外的新闻的关注正在衰减。除非有重大国际新闻波及香港人的生活，香港报纸上清一色“港闻”占统治地位的现象很难改变。 香港的记者大多年轻，出道时间不长，但“港记”的敬业精神令人称道，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会追逐官员和名人，他们都会提当下最热点的问题，哪怕提问对象与问题“八杆子打不着”，比如，分管医疗的官员会被追问如何看待“三三四”教育改革。 而内地主流媒体主要以政治新闻、国际国内大事作头条。由于中国大陆的新闻监管较为严格，媒体舆论监督的稿件有时会被主管部门勒令停止刊发，内地媒体也就习惯了报喜不报忧。在同一事件上，相比港媒的批判精神，北京《人民日报》头版却出现“党的恩情比天山高”几个大字，对比之下，相当讽刺。 但内地也不乏一批传统政治报纸之外的新媒体，如南方周末等，在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仍然坚持自己的报道风格，获得了一定的赞誉。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多次于不同场合强调自己对香港媒体的偏爱，甚至将港媒作为鼓励新华社等官方媒体展开舆论监督的例子。他曾感叹说：“内地的报纸上找不到骂我的文章，香港报纸上这类文章就多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针砭自己。批评可以尖锐，这是新闻自由。” 但另一方面，港媒的报道也有一定缺陷。商业化运作、市场导向是香港大多数媒体的准则。香港社会信息透明度高，挖掘独家新闻不易。一些媒体就会“剑走偏锋”，来些“出格”的新闻，包括“八卦”新闻，期望以此吸引读者，导致了一些媒体在市民中的公信力不高。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新记《大公报》人才培养成功之道剖析(一) 摘要《大公报》人才辈出，原因何在？本文从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企业民主制度管理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记《大公报》用人育人的成功秘诀。 关键词大公报人才培养 周恩来曾经多次说过，《大公报》的历史贡献，一是爱国抗战，二是她为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了很多人才。《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为近代108位杰出新闻工作者设立了专门辞条，其中《大公报》人占了13条，包括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王芸生、杨刚、徐铸成、费彝民、范长江、萧干、蒋荫恩、孟秋江、陆诒、彭子冈。名列《中国新闻年鉴》“中国新闻界名人简介”栏中的《大公报》编辑记者有50名之多，是所有中文报纸中最多的。从《大公报》出来的像著名政论家梁厚甫、新闻教育家蒋荫盟、历史学者唐振常、著名报人及武侠小说家金庸、梁羽生等，蜚声于时，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也有较大影响。 “百年大公”可分为三个阶段：1902年晚清文人英敛之天津创刊时期、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新记公司”时期和香港版后五十年。其中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要数胡政之、张季鸾领导下的新记公司的23年，这是新闻学界公认的。人们不禁要问，新记《大公报》旗下群英荟翠，人才辈出，创造了一个辉煌的时代，靠的是什么秘诀？本文仅从《大公报》善于用人培养人的角度，进行一些探讨。 一、知人善任的人才选拔机制 《大公报》人才济济，层出不穷，是其得以事业鼎盛的根本原因。其用人之道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1、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继任总编王芸生，茶叶铺学徒出身，自学成材。1929年，王写文章与《大公报》辩论，引发张季鸾注意。当年夏天，王芸生向张季鸾发出了一封求职信。张季鸾亲自到王的住地方，接他进了报社。陈纪滢出身邮局职员。东北沦陷后，他利用在邮局的工作之便，为报社采写了许多独家新闻。做大公报发行同时兼职当《战线》副刊的编辑。1932年秋，他流落天津起，以邮政工作者的身份客串记者编辑长达十年，成为大公报历史上连续主编一个副刊时间最长的人。范长江是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经常在各报上发表文章被看中的；徐盈、子冈、杜文思是从投稿者中被发现的；还有如当时天津《庸报》总编辑张琴南，北平《晨报》骨干编辑许君远，原法国瓦斯通讯社记者费彝民，燕京大学新闻系助教蒋荫恩，北大助教张佛泉等，都被《大公报》延揽其中。 2、不养圣（剩）人贤（闲）人，用人求精不求多，不称职的立即解聘。 3、不熬年头，不论资排辈，只要干得出色，就立即破格擢升。如徐铸成入社才三年，就由练习记者提拔为驻汉口的正式记者兼办事处主任，月薪也由30元猛增至150元。梁厚甫初当翻译时，月薪才60元，因为突击翻译希特勒的一篇演讲稿，任务完成得好，张季鸾立即下条子，把他的月薪调到100元。① 4、注意保护人才，文章或报道出了问题，当局者怪罪下来，老板一律以“他是我们的人，文章在我们报纸刊载，一概由我负责”抵挡过去，主动承担责任。“王芸生在天津编撰《六十年中国和日本》一书出版后，一举成名。南京国民党外交部聘请王芸生为条约委员，胡政之把袁光中找到他的办公室，为他译电通知金诚夫请外交部打消聘请，不愿将人才外流。”② 5、注意教育和培养。总经理胡政之知人善任，对于每一个记者和编辑的兴趣和能力都很了解．因此他分配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能愉快地胜任。在分配了工作或交给了一项具体的任务之后，他就给予完全的信任，除必要的指导之外，从来不罗嗦。既没有要这样、要那样的框框套套，也没有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清规戒律，完全让你自己在实践中发挥所长，在客观条件许可的条件下自行创造。 老报人曹世锳在回忆录中说：“不怕你有九十九分短处，只要有一分长处我就能用你。就是胡的用人标准。所谓一分长处，就是对《大公报》有一分用处。只要能供给《大公报》所需

《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

《大公报》成功的原因之一——强有力的社评 《大公报》是一份综合性报纸，内容丰富。目前除在香港发行外，还营销中国大陆，发行网遍及全球五大洲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菲律宾马尼拉出版的《大公报》菲律宾版，是菲律宾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此外，《大公报》还有海外版，营销欧美各地。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至今，已拥有106年的历史。其创办人是英敛之。英敛之以“文人论政”为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精神，创办了极具影响力的《大公报》。 《大公报》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并且出版至今。不过是因为它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该尽的职责。 在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方势力的纵横交错。中国国民的言论自由不仅受到但是当权者的压迫，而且也受到的外国侵略者的威胁。社评作为一张报纸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却并非每一张报纸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它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作为以文人论政为宗旨的报纸，《大公报》特别重视对政治的言责，对社会的扶助与匡导。它每天至少有一篇社评，国内外时事无所不评，对公共问题无不有主张。其社评不但时效性强，而且往往对重大新闻作因果辨析和趋势判断，其预见之准确、分析之独到、文笔之犀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读者翻开《大公报》，无不以先读社评为快。吴、胡、张接办《大公报》之初，就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问题，商榷意见，决定主张。它有几个立言的原则：一是“公”，指动机无私，评述问题时竭力将“我”抛开，进行客观的探讨。二是“诚”，指秉持诚意，尽研究之功，谙利害得失之数，而发诚心为国的言论。三是“勇”，指勇于发表，包含“不畏强权”与“不媚时尚”两义。 最典型的例子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报纸都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大公报》却主张“缓抗”。三位报社领导人商定的编辑方针是“明耻教战”四个字。他们认为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但目前双方力量对比甚为悬殊，中国还没有准备好，不宜马上应战。为此，《大公报》曾被人谴责，报纸销路急遽下降。但《大公报》坦言答复读者：“如在个人，匹夫受辱，拔剑而起，挺身而出，生死荣瘁，何足介意。独关国家问题，影响悠久，非尽可以置利害于不顾。”宁肯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势力低头，这不是一般的报纸能做得到的。 但是《大公报》也有被蒙蔽的时候。在1941年5月21日的《大公报》重庆版上，《大公报》渝馆总编辑王芸生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在日军和国民党谣言般的舆论下，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连夜疾书一信致《大公报》负责人，对社评涉及的在山西南部中条山战役中，有损八路军的言论给予澄清。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于5月23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由此引起的“笔墨交锋”，曾经轰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大公报》的言论精神 摘要：《大公报》的成就与其言论自由息息相关。其一，公正公立。按照其创刊时英敛之先生的思想，以“四不方针”为准，《大公报》无畏权贵，保持 着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公正公立。其二，敢言善言。几代报人兢兢业业，有着“公、诚、忠、勇”的品质，不怕失败，不畏强权，不媚时尚，对政府予以监督批评帮助，对大众进行积极的舆论引导。 正文： 自《大公报》创刊至今，已走过一百多年的光阴。在这一百年间，数不计数的大小报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大公报》却能在浮浮沉沉中愈行愈远，这与其言论精神息息相关。 《大公报》言论精神之一：公正公立。早在1902年英敛之创刊之际，将此刊以“公”命名即奠定了这百年大报的言论基础。英敛之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希望《大公报》是一张忘己无私的报纸，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1926年，新记阶段的《大公报》在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针”，即“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不党”指《大公报》完全保持政治独立，不会依附，屈膝于任何一个政党，完全以一个自由公民的方式发表言论；“不卖”指“不以言论做交易”，保持其经济的独立性，不会因为金钱诱惑而丧失言论的自主性，这也是“四不方针”的基础；“不私”强调《大公报》的公共性，为大众服务，做“一切人的喉舌”；“不盲”强调要在报道中保持理性与公正，独立思考，不被一时的潮流所趋冲昏头脑。 在黑暗复杂的年代，在著名报人林白水，邵飘萍相继遇害不久，《大公报》提出“四不”承诺，让读者了解到“确实的消息”，读到“负责任的评论”，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媒体必须独立、自主和中立的理念，可以说是当时民族报业的一抹亮色。事实证明，《大公报》也的确做到了这样的承诺。例如当年国民党执政期间，曾经强迫国统区各类媒体成共产党为“兵匪”，只有《大公报》抗命，坚持称其为“中共”或者“共党”，它承认中国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但不承认其为“兵匪”。虽然不赞成当年苏俄的激进主义，但是《大公报》是第一个派记者到苏联进行实地了解的媒体，向中国大众客观的介绍苏联的建设情况。虽然《大公报》有着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影子，致使其有一定成分的“拥蒋”，但是当国民党有过失有疏忽的时候，《大公报》也会毫不犹豫的站出来批评政府，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幵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大公报》的历史进程 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8月5日，天津沦陷，毅然停刊。 1937年12月13日面对日寇新闻检查的无理要求，主要干部一致表示“不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另觅新址。11月8日，天津事件，停刊搬家。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8月统一思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11日，上海版复刊。12月1日，天津版复刊 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丌投降》（王芸生）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丌投降！ 文人论政概念 “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有清议的

传统，清议指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作为一种“公众”的（实则为士的）舆论形式，自清议产生之后，就成为士发挥政治主动性，干预朝政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成了士群自我监督不内部净化的制度性手段。“论政不参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新记《大公报》报人努力遵循着“论政不参政”而实际上又难逃政治的魔杖。公正客观理性论政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 文人论政具有的特征 “文人论政”的表现形式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王韬张季鸾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文人论政”报刊具有战斗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是其“文人论政”办报思想的具体化，“文人论政”是实现“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文人论政”最后一个高潮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个政治斗争的刊物。

香港各文交所

香港各文交所 一、何谓“文交所”？ “文交所”是“文化产权交易所”和“文化艺术品交易所”的统称。“文交所”从事的创新业务主要是文化艺术品的“份额化”，即以对文化艺术品实物严格的鉴定、评估、托管和保险等程序为前提，发行并上市交易拆分化的、非实物的艺术品份额合约。在交易所上市的文化艺术品包括书画类、雕塑类、瓷器类、工艺类等国家管理部门允许并批准市场流通的文化艺术品。文化艺术品份额合约挂牌交易后，投资人通过持有份额合约分享文化艺术品价值变化带来的收益。 拿艺术品产权交易来说，“文交所”将数件艺术品打包成一个资产包，再将资产包的所有权拆分为若干等份。对于想参与艺术品投资，但无力购买整件艺术品的投资者来说，投资门槛大大降低了。 投资收益并不是艺术品份额化交易的全部意义，提供一种新型市场模式才是更关键的。传统的艺术品交易主要以拍卖、文博展会、文物商店和私下交易为主，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袖中交易”。“文交所”的成立为文化艺术品的供需提供了一个沟通的平台。 二、香港各文交所概况 目前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文交所共有十余家，包括中国文交所、香港万丰国际、香港九州、香港大公等等。

中国文交所是由广东汇昌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联合香港广汇金融（国际）有限公司、美国艺术收藏协会等国际、国内文化艺术机构和金融企业共同发起成立。目前该所已成功推出了54支文化艺术品权益份额资产包，并且已经形成了一套健全、高效的上市流程和完善的交易机制，但是该所也存在着巨大的虚拟交易问题。中国文交所由虚拟资金操控盘面，并且占比非常高，这样市场投机非常严重，极易造成市场的崩盘。 香港万丰国际即香港万丰国际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中心，据媒体报道香港万丰国际是由内蒙古科尔沁文交所转过去的，主要以高古玉器为主，并且该交易所网站显示上市的每件艺术品都进行双重把关，都是由国内第三方顶级质量检测鉴定机构中国商业联合会珠宝首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和中国轻工业珠宝首饰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出具鉴定评估证书。但是这些鉴定评估的含金量究竟如何，艺术品本身我们也无从判断好坏了。 香港大公文交所全称为香港大公文化艺术品产权交易所，根据相关信息显示该文交所为真正意义上的香港本土文交所，其开业在香港世贸中心举行，国际及香港本土各界名流均出席开业仪式。并且该文交所与香港《大公报》有着密切关系，在开业、新春聚会等各类场合大公报董事长兼社长均有出席，同样在《大公报》创刊112周年庆典，也邀请了该文交所出席。除了背景深厚，出入金也非常安全，与香港永隆银行和香港招行合作，并且使用港币结算。查看在香港大公上市的艺术品，涨幅良好，上市4只，

19460418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19460418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可耻的大公报社论 （1946年4月18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论 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前昨两天登载了题目叫做《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这是大公报一篇可耻的社论，我们读了，实为大公报惜。 这篇社论，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承认东北的内战令人伤心，承认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没有实行。但是谁不承认东北问题有内政问题？谁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国人民，中外人士，都知道这就是由于马歇尔将军所说的国民党“顽固分子”作祟。大公报不但不敢说出这种浅显的真理，反而借长春战争为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 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至少也有七个月了，在东北进行内战，至少也有五个月了，拿了美国的枪炮，屠杀自己的同胞。今年一月以来，攻营口、攻建昌、攻阜新，攻盘山，攻辽中、攻台安、攻抚顺、攻辽阳、攻铁岭、攻海城、攻鞍山、攻大石桥、攻开原、攻法库、攻昌图、攻本溪湖、攻盖平、攻四平街，攻了那么多地方，破坏了一月十三日与三月二十七日两次停战协议，却一直没有听见大公报对这些罪行说过一句“可耻”，到现在“长春之战”，大公报忽然说这一战是“可耻”的了。对于大公报的社论作者，凡是国民党法西斯反动派打击人民、残害人民、撕毁诺言、发动内战等事情，那怕天大的事，都是不“可耻”的，只有人民对于这种反动派还一还手，那就不得了，那就是“可耻”的了。大公报社论作者如此反对人民，应该是够“可耻”的了吧。 大公报社论作者说：“东北是国家的”。很好，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在前一种国家之下，接收人员“五子登科”，官僚资本大发横财，特务暴行层出不穷，那里发生所谓“胜利灾”，饥民数目超过欧洲三倍，民族工业关门大吉，人民啃着树皮草根。汉口十个妇女中有一个妓女，广州人肉市场便宜到只值十枝香烟。“东北是国家的”，东北难道是这种“国家”的么？全国人民受尽了这种“国家”之苦，难道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国惨痛以后，还应该服服贴贴来受这种“国家”之苦么？中国可以有个好国家，其雏型已见于各解放区，如果政协决议实现，全国就可以慢慢照此雏型建立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真正人民有主权的国家。不说别的，解放区里至少至少没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没有官僚资本，没有特务暴行，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难道东北人民和长春人民一定不许没有这几件一党专政的“国家”的“宝贝”，一定不许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则就算不“是国家的”了么？ 大公报社论最无耻的，就是居然的写出这样一段：“进攻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堆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

大公报在天津

《大公报》在天津 教学目标 1．了解天津早起发行的《益士报》《泰晤士报》《国闻报》等报纸 2．知道《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创始人是英敛之先生 3．知道《大公报》一经创刊就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都颇具影响 4．知道了解《大公报》的办报宗旨 5．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感 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了解天津早起发行的《益士报》《泰晤士报》《国闻报》等报纸，知道《大公报》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创刊，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创始人是英敛之先生，知道《大公报》一经创刊就很快发展成为华北最大的报纸，在全国和海外都颇具影响 2．教学难点：知道了解《大公报》的办报宗旨 教具准备 准备一些《大公报》在天津创办的相关资料和现在在香港的相关资料 教学过程

第一部分，以爸爸看报纸，发现《天津日报》上有几年“百年大公报”这一主题系列征文活动的形式，来引出本课主题。 第二部分，由海爷爷简单介绍部分天津早起发行的报纸。再深入引出《大公报》在天津创刊，是中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一份报纸。 第三部分，通过介绍《大公报》的创刊人、创刊时间、序言、社训以及报纸名称的含义等，了解《大公报》的历史意义及重要影响。 第四部分，通过介绍《大公报》上刊登的国内外消息，知道其准确、及时、真实的报道等，《大公报》还刊登了大量的抗日文章，以唤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第五部分，《大公报》培养和造就了一批献身中国新闻事业的杰出人才。 第六部分，2002年《大公报》迎来了百年华诞，新老报人同聚津门，共叙发扬百年爱国传统。 课后反思：

大公报

《大公报》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至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进行的８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对日抗战问题成为朝野的热点话题，而报纸作为重要的舆论载体也立即作出回应，天津《大公报》与上海《申报》表现尤甚，两报对事变的反应几乎主导了当时的整个舆论界。虽然从整体上看，《申报》对日外交言辞敏感度大于《大公报》，批驳力度亦大于《大公报》，不仅涉及到各个方面且常常连续评论。从语气上看，《申报》的犀利反衬出《大公报》的持重，其痛快淋漓的批驳衬托出《大公报》的迂回含晦。且与《大公报》相比，《申报》被认为关于军事抵抗的态度是积极的。《大公报》初始试图通过少抗议多劝省的做法使日本停止军事行动，而后来则以抗议、批驳、劝省三者交相运用的方法以阻止日军扩大侵略。再后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抗战。不管怎么样，《大公报》强烈的爱国与社会责任感，以及在抗日战争中的积极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大公报》对中日形势的变化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和报道。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大公报》主张抗日﹐并发表了著名记者范长江的西北通讯﹐首次披露了红军长征情况。为

了应变﹐《大公报》开始筹备南方各版﹐《大公报》同人分赴各地办报﹐先后有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最重要的重庆版自1938年12月1日起出版﹐销售额最高近十万份。它坚持抗日立场﹐鼓舞民心士气﹐对抗战起到了一定作用。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大公报》在中日抗战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与贡献。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大公报》针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企图和野心，不断持续地发表文章向日本声明中国虽然目前处于弱势，但是中国人民不可侵犯，倘若日方把中国逼到了一定的绝境，中国将不惜一切奋起反抗，到时日本将为此付出严重代价。早在九一八发生之后的9月26号，张季鸾就在《大公报》上就发表过一篇文章《愿日本国民反省》其中开头一段即表明态度：“中國因此次日軍行動所受財産生命之損失，其重大直不可以數計；而名譽之蹂躪，主權之被侵，其損失尤不可以量衡。雖然，日本獨無所損，無所失乎？夫國際之間，與其辯理論，不如講利益。吾人今願日本國民淸夜一思！如此行動，果爲日本之利？抑爲日本之損？吾人敢言：即此數日之長久占地，砲火揚威，日本所損，恐已不■。倘不速悔禍，仍得意洋洋，以爲此番要根本解决滿蒙，要長期保障占領，冥意孤行，一錯到底；吾恐將來日本之損失，將大於中國幾倍，非一二十年不能恢復，甚至永久不能恢復。抑吾人非危言聳聽以爲快也，事實如此，特一部分日人■不之思耳，試问其故，望日本國民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