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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1998年12月15日，周庆峰为其父周绍友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以下简称如皋人保公司）递交了人寿保险投保单，周庆峰亲笔填写了其中的1至3项，其余则由如皋人保公司经办人员代为填写了“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险金额10000元，保险份数10份，保险期间终身，保险责任1998年12月20 日12时起，缴费方式为年缴，缴费期间20年，保险费916元”字样。周庆峰在投保人处签名，并代周绍友在被保险人处签名，投保单由如皋人保公司收存。

同年12月18日，如皋人保公司经办人员收取了周庆峰缴纳的保险费916元，出具了保险费暂收收据，并向周庆峰签发了（98）1064794号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周庆峰，被保险人周绍友，受益人周庆峰，保险名称为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障项目（给付责任）：身故、高度残疾，保险金额30000元，重大疾病，保险金额20000元；保险期限终身保险责任开始责任1998年12月18日零时起，缴费期间20年，缴费方式年交，保险费916元。在该保险单的“公司提示”栏内注明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约定书共同组成。

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利差返还型）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行拟订，并于1998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备案，该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的第一条规定，“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批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组成”；第四条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行终止”；第二十条释义条款的第一项明确规定“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

2003年10月20日，周绍友被确诊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该病属于保险条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周庆峰遂依保险条款向如皋人保公司索赔，要求按条款规定给付保险金，如皋人保公司于2003年11月19日给付周庆峰了保险金20000元。

周庆峰领取20000元保险金后，认为保险单上关于重大疾病保险金额20000元是基本保额，如皋人保公司没有按保险单、保险条款约定的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40000元保险金，周绍友遂于2004年1月12日向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庆峰缴纳保险金916元，其意思表示应是投保10000元。根据保险法对保险金额的解释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也就是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缴纳的保险金来确定给付保险金额的最高限额，符合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的释义，即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因此周庆峰缴纳保险金916元，其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元，应是无争议的事实。

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利差返还型）关于保险责任的条款规定，当保险公司认可被保险人确诊患重大疾病时，保险人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案中，

如皋人保公司给周绍友的保险单中载明“重大疾病时保险金额为20000元、事故、高度残疾时保险金额为30000元”，周绍友认为这一条款为基本保额，如皋人保公司认为是保险人已根据投保人的基本保额确定了最高给付责任，不存在再另行计算给付保险责任。对此争议，法院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当保险条款有争议时，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应作有利于投保人或受益人的解释，这种解释应从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当事人当初设立合同的意思表示作客观、公正的解释，从保险条款、保险单、保险单等证据材料看，投保的基本保额是10000元，保险单已明确了保险人的给付责任，并不存在争议。产生争议的原因是周绍友对保险条款的理解不当。因此周绍友要求如皋人保公司再给付20000元保险金的诉讼请求，显然于法无据。

至于周绍友认为应以保险单为依据、投保单不能作为证据等理由，原审认为，对案件的事实应全面审查证据、以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来确认事实，不能单方理解，故其所辩，不予采信。据此该院于2004年3月30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驳回了周绍友要求如皋人保公司给付保险金20000元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周绍友不服，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1、原审认定基本保额即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为10000元，严重违背事实，保险单上“保险金额”明确为20000元和30000元，根本没有10000元的字样。投保单只是要约，当保险合同对其实质性内容作出变更后，它已经失效。不能作为合同的组成部分；2、原审用费率倒推基本保额，从而确定被保险人缴纳保险费所应获权利，违反了签订合同遵循的意思自治原则。保险费率是由被上诉人单方制定，并非国家法律、法规，更不是禁止性规定，也不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3、本案不存在权利义务不等的情况，也不违背等价有偿原则。在保险合同中，上诉人处于非专业的弱势地位，应根据《保险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对格式合同中有争议的条款，按照通常的理解并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合同一方的解释；4、保险单中载明的“保险金额”在条款释义中明确解释为基本保额，《保险法》第二十四条中的“保险金额”显然不是讼争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它是一个解释性条款，并不是禁止性规定，应该全面理解，不能断章取义。综上，请求二审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如皋人保公司辩称：保险合同的组成不仅包括保险单，也包括投保单，以及双方在订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其他的书面凭证。一审根据保险单，投保单，费率表，交纳的保险费进行了综合的审查和认定，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与投保单并不矛盾，只是把计算过程省略了，所以基本保额应当是10000元。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保险合同属于含有死亡、疾病、伤残等保险责任在内的综合性人身保险合同，该保险合同有关“重大疾病”保险部分的约定合法有效。上诉人认为，按照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的释义，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所以应当认为保险单上记载的保险金额20000元就是发生了“重大疾病”保险事项时的基本保额。被上诉人则认为，投保单上载明保险金额是10000元，且根据费率表，年交保险费916元所对应的基本保额也是10000元，所以基本保额应是10000元。双方争议的实质在于：对基本保额的解释，应以保险单和保险条款为准？还是以投保单和费率表为准？

首先，对基本保额的解释应以保险条款上专门的释义条款为依据。由保险人制订的释义

条款与其他保险条款一道经过了国家的审批或备案，它反映了保险人制订保险条款时的本意，是合同解释最重要也是最客观的依据。所以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就保险条款的含义发生争执时，人民法院应首先参考保险人制订的释义条款进行解释，尤其是当这种条款解释与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主张不一致时，更应以备案中的释义条款为准。对照本案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第一项的规定，基本保额就是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而不是投保单或其他文件所载明的保险金额，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基本保额应认定为20000元。

其次，根据保险条款第一条以及保险单上的公司提示栏，保险单和投保单都应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当保险合同的条款因表达方式的不同或者纳入合同的时间存有先后之别，而使保险合同内容发生矛盾或相冲突时，即应遵循保险单优先于投保单、暂保单等其他文件的原则来判定当事人缔约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因为投保单的性质属于要约，而保险单的签发意味着承诺，承诺文本要优于要约文本，此其一；其二，保险单属于当事人双方都持有的合同文件，而投保单则由保险人单方持有，单方持有之文件的效力自然不如双方持有的合同文件的效力高。由此，亦应以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20000元来确定基本保额。

费率表是保险人由投保金额出发计算保险费的依据，在保险费与投保金额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一对映的关系，但关键的问题是投保金额是否等同于基本保额？应该说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但它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基本保额与投保金额的不同在于：基本保额是保险合同项下计算不同保险项目之最终保险责任的基本参数，而投保金额不过是当事人约定这一基本参数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基本保额既可以被双方当事人约定为等同于投保金额，也可以被约定为大于或小于投保金额，甚至在同一份保险合同的不同保险项目中可以出现不同的基本保额。本案便是一例：投保金额是10000元，这有投保人签字认可的投保单为证，原审法院其实没有必要用费率表倒推；基本保额根据保险事项的严重程度的大小分别被约定为30000元和20000元，这有保险条款的约定和保险单的记载为凭。作为格式合同提供方的保险公司，在明知投保金额为10000元以及保险条款已将基本保额界定为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的前提下，在保险单上郑重地记载了30000元和20000元。现在发生了纠纷，却主张以数额较小的投保金额代替基本保额计算保险金，如此有违诚信的抗辩理由，实难采信！

如皋人保公司在庭审中曾辩称，保险单上关于保险金额20000元的记载，是已经用基本保额10000元乘以2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保险单只是省略了计算过程和方法。但是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这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法定义务，现在保险单上只有保险人所说的计算结果，不见计算过程和计算方法。恰恰说明保险人当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理应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还有，在保险单上有一个“保险项目（给付责任）”的字样，这并不是在表明保险人的最终给付责任，它应是对保险项目的进一步解释，是说明保险人将来要在哪些项目上承担给付责任的意思，与保险条款的约定不发生矛盾。

至于《保险法》第二十四条对“保险金额”的规定只是一种解释性的法律规范，它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双方当事人可以用约定的方式赋予其新的含义。但无论如何，在同一份保险合同中，同一个名词的含义应当是确定的和唯一的，投保单上的“保险金额”是10000元，保险单上的“保险金额”又变成了30000元和20000元。如此混乱使用同一概念的责任亦应

归咎于格式合同的提供者，而这正是本纠纷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

据此，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6月8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改判如皋人保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周绍友保险金人民币20000元整。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保险公司所应承担的保险金给付责任究竟有多大？是20000？还是40000？但问题的症结却在于对保险合同所约定“基本保额”概念的不同认识和理解。因为，双方当事人对保险条款第四条关于保险责任的约定是没有异议的，即发生了重大疾病保险事项应该按照“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那么“基本保额”到底指的是什么？人民法院应当怎样运用科学的合同解释规则对它作出公平合理的解释？带着这个问题，笔者分析如下：

一、“基本保额”释义

“基本保额”的概念，在我国《保险法》中并无体现，但是按照保险原理，“保额”一词应是保险金额的简称，所以“基本保额”应该就是指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此，本案的争议也就演变成了如何准确界定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

1、“基本保险金额”是否等同于投保金额？

有一种观点认为“基本保险金额”也就是投保金额。在他们看来这似乎应该是个众所周知的基本常识？！起码也应是一个无须证明的定理？！情况果真如此的话，堂堂的保险公司为什么还要花费笔墨在重要至极的保险条款之释义条款的第一条中对“基本保额”作出一个专门的解释呢？这岂不是画蛇添足吗？由此足以推断，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保险合同的“基本保额”，它并不必然等同于投保金额，否则保险公司也就没有必要将已有的不会产生歧义的“投保金额”概念弃之不用而硬要生造出一个所谓的“基本保额”了。笔者认为，基本保额应是保险合同项下计算不同保险项目之最终保险责任的基本参数，至于其具体数额应取决于保险合同缔约双方在签订不同的保险合同时的具体协商和约定。当然，由于保险合同本身属于格式合同、霸王合同，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很难有自由协商的空间，它往往都是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事先拟定好的。那么让我们再来看一下本案中的保险公司对“基本保额”又是怎样事先拟定的呢？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利差返还型）上从来就没有表述基本保额是投保金额的文字，甚至连委婉地说基本保额是投保单上所载明的保险金额的字样都没有。请注意！笔者多方收集到的包括本案中的保险条款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保险条款都无一例外地明确规定：“基本保额是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再请注意！这些保险条款都是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备案了的，换言之它是经过国家的主管行政机关认可了的，属于代表国家的有权解释。在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对之作出相反的有强制力的规定的前提下，它的解释要远胜于毫无依据的猜测和牵强附会的想像。

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认为“基本保额”等同于投保金额是一种通常的理解，但是当双

方当事人刻意对它作出不同于通常理解的特殊解释的情况下，应以哪一种解释为准呢？显然还是以当事人的特殊约定为准。所以说，无论“基本保额”等同于投保金额是不是一种通常的理解，在本案中，“基本保额”都不指向投保金额。

2、“基本保额”的真正含义及词源分析

正如二审民事判决中所阐述的那样，笔者认为，不排除“基本保额”确有被约定等于投保金额数额的可能性，但它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如前所述，“基本保额”与投保金额的不同应在于：“基本保额”是保险合同项下计算不同保险项目之最终保险责任的基本参数，而投保金额不过是当事人约定这一基本参数时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也就是说，“基本保额”既可以被双方当事人约定为等同于投保金额，也可以被约定为大于或小于投保金额，甚至在同一份保险合同的不同保险项目中可以出现不同的“基本保额”，这是极为正常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基本保额”为什么要有别于投保金额呢？这是因为：大凡保险公司在考虑确定这个承担保险责任参数的时候，投保金额尽管是主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保险公司还必须考虑发生保险事故的概率、销售的规模、投资的回报甚至计算的便捷等等。通常情况下，它都是以发生了其中一个保险事项所要承担的最终保险责任为基准确定为“基本保额”，然后将其他保险事项与该保险事项的严重程度相比较，适当增减得出各自的理陪数额。但是，说到底，这些考虑因素都是保险公司内部的测算和机密，不与外人道也。作为被保险人也是根本不可能知晓这一切的。笔者在此作词源分析的目的只是想说明：只要客观上存在“基本保额”不同于投保金额的可能性，那么本案的被保险人就没有理由怀疑保险单上所记载的不同于投保金额的“基本保额”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

二、对“基本保额”的界定——兼谈三大合同解释规则在本案中的运用

1、首先以保险条款上专门的释义条款作为解释“基本保额”的依据。因为保险公司制订的条款解释无疑是当时的人民银行和现在的保监会审批或审查备案的重要依据，也可以说是反映了保险公司制订保险条款的本意，同时是探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最主要的和最客观的途径，所以当保险公司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就保险条款的含义发生争执时，应参考保险公司制订的条款解释，尤其是当这种条款解释与保险公司在诉讼中的主张不一致时，更应以备案中的条款解释为准。现在，本案讼争的保险条款第二十条有明文规定，基本保额就是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而不是投保单或其他文件所载明的保险金额。遍观保险单上关于保险金额的记载从头到尾只有两个数据，一个是20000（重大疾病），一个是30000（身故、高度残疾），这里显然应当取20000这个数据。所以，由文义解释规则出发，基本保额应认定为20000元。

2、根据保险条款第一条的规定，本案中的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批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组成。另外根据保险单上的公司提示，本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约定书共同构成。所以，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保险单和投保单都是合同的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凡是合同内容的组成部分之一，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但是，如果保险合同的条款因表达方式的不同或者纳入合同的时间存有先后之别，而使保险合同内容发生矛盾或相冲突时，应以何种条款为准去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

图？对此，世界各国比较通行的法律规定是遵循“五个优先”的原则，一是书面约定优先于口头约定；二是保险单优先于投保单、暂保单等其他文件；三是特约保险条款优先于基本保险条款；四是后加的保险条款优先于原有的保险条款；五是手写的保险条款优先于印刷的保险条款，打印的保险条款优先于贴上的保险条款，贴上的保险条款优先于保险单上印就的保险条款。这五个原则，由于其科学性和广泛的适用性甚至有成为国际惯例或学说的趋势。对照本案，笔者认为本案应采用保险单优于投保单的原则，之所以保险单要优于投保单，主要是因为投保单属于要约性质，而保险单属于承诺性质，承诺文本当然优于要约文本，这是其一；其二保险单属于当事人双方持有的合同文件，而投保单则由保险人单方持有，单方持有的文件显然不如双方持有的合同文件。所以说，应根据保险单的记载来确定基本保额，而不是根据投保单来确定基本保额。由此，从目的解释规则出发，也应确认保险合同“基本保额”为20000元人民币。

3、退一万步说，即便我们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的解释都属于有一定依据的通常解释，那么根据疑义解释规则，也应作出对提供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所谓疑义解释规则，也叫不利解释规则。是指格式合同的语句有歧义或者模糊时，应采取对拟定合同条款一方或是使用格式合同一方不利的解释。疑义解释规则作为格式合同的特有解释规则，在我国《合同法》第41条、《保险法》第31条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当然，适用疑义解释规则有一定的前提和条件，最主要的是应当首先排除具有一定国家意志的规章性保险条款的适用，本案中的条款既不属于国家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亲自制订的规章性保险条款，也不是虽由保险公司自行制订，但属于继受条款或范本条款性质的准规章性保险条款，它是完全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自行制订的普通格式条款，没有任何国家意志的介入，所以当双方当事人的解释都属于有一定依据的通常解释时，应当严格适用不利解释规则。

三、如实告知义务的违反及其责任承担

保险公司有一个抗辩理由很值得关注，那就是：保险公司认为保险单上关于保险金额20000元的记载，是已经用基本保额10000元乘以2得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保险单只是省略了计算过程和计算方法。但是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这是法律赋予保险人的法定义务，现在保险单上只有保险人所说的计算结果，不见计算过程和计算方法。这不恰恰说明保险人当时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吗？

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法律责任，在保险法上一直是个空白，笔者在此也不想提太多立法建议。但是笔者认为，有两点是人民法院在处理此类过程中必须要加以注意的：一是没有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者应该要承担某种责任；二是如果这种责任的承担令相关责任人毫发无损，相反却令对方蒙受了不白的损失，这是不公平的。以本案为例，即便保险公司当初就是想以投保金额10000元为基本保额，但因其未能尽到将“保险单上所记载的保险金额已是运算后的结果”这一事实对投保人如实说明的义务，使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合理地产生了误认，那么亦应由保险公司承担按合同给付足额保险金的义务。因为投保人是认准了预期受益才购买此类保险的，如果保险公司当时如实告知，投保人也许早就转买其他保险了。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主张，只要是保险公司记错了，那么不管数额多大它都要按错误的记载承担责任。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判决之前应当谨慎地考察一下判决的结果是否明显地显失公正。以本案为例，如果投保人投保了10000元，类似的情况却要得成百上千万的保

险金，那人民法院就应主动予以调整，但不管怎样调整，被保险人的预期可得利益都要适当给予保护才合理。反观本案，投保人年缴916元，缴期20年，合计要缴18320元，发生了重大疾病保险事故，按照保险公司的说法，只给20000元保险金，简直是稳赚不赔！现在按照二审判决，保险公司也不过给40000元。缴18320元的保费，得了白血病，获赔40000元。恕笔者浅陋，实在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公平？！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本案中并不存在错记的事实，一是保险公司没有这么主张，人民法院怎可主动急一方当事人所急？再说了，就算保险公司主张自己记错了，如果单是这一份保险单记错了倒还可信，可事实上保险公司所有的保险单都是这么签发的。难道是所有保险单都记错了不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四、关于保险合同的“诚实信用”与“等价有偿”

诚然，保险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有其自身的对价关系。但是这种对价关系究竟是如何确立的？大数法则与概率论到底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都是十分复杂的专业问题，只有保险公司才心知肚明，作为一般老百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是无法获知的。所以，判断是不是诚实信用的标准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究竟有没有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自己的义务？现在保险合同明明将“基本保额”指向20000元，保险人却予以反悔，这才有违诚信！除非被上诉人有证据显示上诉人早就明知基本保额就是投保金额，而投保金额就是10000元。但是现在保险条款第二十条以及保险单的记载明显不是这样的。

至于保险合同的“等价有偿”，决不能狭义地理解为一对一的等价关系，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合同，只要投保人支付了约定的保险费，尽了义务。保险人也按约定支付保险金，那就是等价有偿。况且在保险合同中，交很少的保费，获得巨额的保险金也不鲜见，这难道不等价有偿吗？当然不是！保险合同与同为金融合同的存款合同乍看很相似，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存款合同中，交存10000元，存单上记载了40000元，法院在查明事实真相，足以认定是错记的情况下，当然只应判银行付10000元本金及相应的利息，因为此类合同追求的是一对一的等价关系；但是保险合同并不是这样，每年交916元，发生了保险事故后可能得20000元，也可能得40000元，甚至得100万，也没有什么可惊诧的，关键是要看合同怎么约定的。因为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它追求的是概率上的等价有偿，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射幸合同的本性就像是天上的大雁，你平时哪怕飞得再自在，再悠闲，再快活，一旦“有幸”被猎人射中了，结果就是死，没什么可商量的。由此可见，本案并不存在任何有违“诚实信用”与“等价有偿”的地方。

最后，无论怎么说，被保险人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责任，而保险公司至少难辞其表达不清之咎。其实，保险公司最怕的是将来还会有其他类似案件的发生，但法院对此也爱莫能助。由此，我国保险业操作不规范的情况可见是多么的严重，这如何能应对国际保险巨头在不久将来的“大举入侵”？痛定思痛，保险公司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要尽早发现并正视自身的缺点和不足，从而不断规范自己的经营行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切实有效地维护和保障我国保险业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

保险合同的解释，是保险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由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

以确定和说明。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保险具有专业性、社会互助性以及保险合同条款的标准化，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和方法不同于一般合同解释，在保险活动或司法实践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客观标准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107 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保险合同条款具有格式化和统一化的特殊性，解释时一般应当适用客观标准，以符合保险行业惯例和社会公益性，而不得适用强调当事人个人利益的主观标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合同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当事人的真实意图首先应当通过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加以确定。也就是根据合同的书面内容进行解释。

二、意图解释原则

保险合同内容含义不明确，解释时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为意图解释，即合同解释应当探求缔约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图，而不拘泥于合同所用文字。合同解释的结果，应当有助于当事人缔约目的的实现”。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应当根据合同目的确定合同的真实意思。

三、普通词意原则

保险合同条款应当通过其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基本、自然、一般和通常的语义加以理解，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是一个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所理解的含义，应当以普通人使用语言文字所理解的含义解释其内容。

四、尊重保险惯例原则

保险合同所用文字，应当按其所具有的通常语义进行解释，但是保险合同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应当按其特有的意义进行解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极强，且日趋国际化，在数百年的长期经营之中，形成了许多为世界各国保险经营者所承认的在国际保险市场上通用的专业术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应当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的真实意思。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尊重保险惯例，对保险业通行的术语，适用保险行业的通用含义来解释，才符合保险合同的本意。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不是泛指“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 ．2 公尺／秒以上的风力。

五、对于冲突约定适用效力优先原则

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相互冲突，为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某些约定的效力优先于另一些约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书面约定优于口头约定。口头证据原则是合同解释中适用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内容是：合同的含义仅限于最终书面合同本身明确表示的内容，法庭永远接受口头证据来解释或说明书面合同条款，但不能用任何口头或书面证据来修改或否认最终书面合同条款。

(2) 保险单上载明的内容优于投保单或者其他有关文件上的内容。

(3) 特约条款优于一般条款，后加条款优于原有条款，旁注附加优于正文附加，手写批注优于打字批注，打字批注优于加贴条款，加贴条款优于基本条款，大写数字优于数码。印刷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因为保单总是先铅印好，然后需要修改时再打印，在最后需要修改又来不及打印时则手写。对于铅印字体和字体的颜色则不给予优先权，因为它们只是为了强调，并不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

(4) 取有效解释。如果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为有效解释，一个为无效解释，应当取有效解释，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因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希望合同发生效力。取有效解释，符合当事人的缔约意图。

(5) 若因保险合同由数份文件构成而发生冲突，则在时间上居后的文件优于时间居前的文件。

六、整体解释原则

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从合同的整体内容考虑，不能孤立地对某一条款作出解释而与合同的基本内容发生冲突。单个词语、条款应当置于合同之中，根据整个合同的意思确认其含义。在同一保险合同中先后出现数次的同一词语，其解释应当保持一致”。由于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强，较之一般合同条款的制订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对保险合同解释时，更应注重条款的前后联系和整体的协调。经过解释之后的保险合同，应前后一致，全文贯通，具有整体性。

七、不利解释原则

不利解释，又称“不利条款起草人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31 条的规定，在立法上确认了保险合同的解释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目前世界各国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均采用此原则。采用不利解释原则，即对保险合同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其原因在于：

(1) 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充分考虑了保险人的自身利益，而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意思，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对于格式合同的适用的解释原则，我国《合同法》第41 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2) 保险合同内容复杂，并且其中有很多普通人不易理解的专业术语。投保人受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制，往往不可能对保险条款予以细致研究。

(3) 保险人因其对保险具有的专业优势，使其对保险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这些原因使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平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避免保险人拟订的保险条款含义模糊，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立法上规定了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原则，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司法救济。但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当是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

一是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保险合同条款所用文字语义不清或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意图不明的情况。当保险合同的语义明晰时，即使当事人对合同内容有争议，也不得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而曲解合同内容。

二是不利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的普通被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它只能适用于普通被保险人。美国司法判决确立了以下原理：如果被保险人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由经验丰富的商人经营，并委托有如同保险公司的顾问水准那样的专业顾问公司，则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基于相同理由，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因其当事人均为专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在我国尚无相关规定，但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国际惯例必将渗透到每个角落。

三是保险条款的拟订主体是保险人，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或备案。根据《保险法》第107 条的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国家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条款完全可以有效规范保险活动并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所以此类条款发生歧义时，应当由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公正的解释，不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而对于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于实行的是备案制，所以发生歧义时，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在解释保险合同时，首先应当适用客观标准原则，按照合同明确的书面内容解释。如果合同内容不明确，语义不清或有歧义，则在合同所使用的语言范围内，适用其他解释原则和方法。各种原则和方法的适用不是孤立的，应当考虑保险合同成立时的各种因素，并同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全面的整体评价，综合运用各种解释原则和方法，将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推断出保险合同的真意，真实地解释保险合同。

第三十一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条文释义】本条是关于保险合同解释的规定。

（一）保险合同解释的含义

保险合同的解释，是指法院或者仲裁机关根据法定原则，对保险合同有关条款的内容和含义作出的阐释和说明。从理论上讲，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就保险法律关系的有关事项作了规定，这是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根据。合同的条款通常应当是具体、明确的，双方当事人一般不会对之发生争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由于订立合同时的疏忽，合同条款中的用语可能含糊不清，或者对某些合同条款理解不同，致使产生争议，发生纠纷。这时就需要通过正确的合同解释，明确合同用语、合同条款的内涵和外延，以正确确定保险合同的内容。本条对保险合同的解释作出规定十分必要。

（二）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

保险合同解释的原则，就是指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对于一般合同的解释问题，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了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者的解释的原则，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了对合同的解释应当尊重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志，符合当事人订立合同的基本目的的要求。本条确定了保险合同解释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原则，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是一致的。保险人从事保险，必须熟悉保险法律、法规和合同条款的真实含义，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保险人在拟定合同条款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使合同条款内容有利于自己的一方，而且保险合同多是格式合同，其条款往往又是保险人事先印就的。在此情况下，投保人往往由于不熟悉保险业务而只是根据保险人就的投保单或者合同条款去考虑是否接受保险人提出的条件，这就使的投保人在订立合同时受到较大的局限性，难以真实地、全面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因此，各国保险立法为使保险合同真正起到保险保障的目的，维护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使用模糊用语，给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带来不利后果，都将保险合同解释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作为一项原则。

（三）保险合同解释的内容

依照本条规定，保险合同解释的机关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对保险合同解释的内容是保险合同中有争议的条款。

保险合同的解释，是保险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由法院和仲裁机构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予以确定和说明。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条款的理解有争议的，应当按照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合同的目的、交易习惯以及诚实信用原则，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因保险具有专业性、社会互助性以及保险合同条款的标准化，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和方法不同于一般合同解释，在保险活动或司法实践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客观标准原则

我国《保险法》第107 条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时，遵循保护社会公众利益和防止不正当竞争的原则。审批的范围和具体办法，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其他保险险种的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备案。”保险合同条款具有格式化和统一化的特殊性，解释时一般应当适用客观标准，以符合保险行业惯例和社会公益性，而不得适用强调当事人个人利益的主

观标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合同解释应当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当事人的真实意图首先应当通过保险合同所使用的词句、合同的有关条款加以确定。也就是根据合同的书面内容进行解释。

二、意图解释原则

保险合同内容含义不明确，解释时应当首先考虑适用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合同解释的一般原则为意图解释，即合同解释应当探求缔约当事人共同的真实意图，而不拘泥于合同所用文字。合同解释的结果，应当有助于当事人缔约目的的实现”。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应当根据合同目的确定合同的真实意思。

三、普通词意原则

保险合同条款应当通过其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基本、自然、一般和通常的语义加以理解，其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的含义，是一个具有通常智力水平的普通人所理解的含义，应当以普通人使用语言文字所理解的含义解释其内容。

四、尊重保险惯例原则

保险合同所用文字，应当按其所具有的通常语义进行解释，但是保险合同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应当按其特有的意义进行解释。保险业务的专业性极强，且日趋国际化，在数百年的长期经营之中，形成了许多为世界各国保险经营者所承认的在国际保险市场上通用的专业术语。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5 条之规定，应当根据交易习惯确定合同的真实意思。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尊重保险惯例，对保险业通行的术语，适用保险行业的通用含义来解释，才符合保险合同的本意。例如，保险危险中的“暴风”，不是泛指“非常大的风”，而是专指17 ．2 公尺／秒以上的风力。

五、对于冲突约定适用效力优先原则

如果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约定相互冲突，为尊重保险合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某些约定的效力优先于另一些约定。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书面约定优于口头约定。口头证据原则是合同解释中适用的一项重要原则，其内容是：合同的含义仅限于最终书面合同本身明确表示的内容，法庭永远接受口头证据来解释或说明书面合同条款，但不能用任何口头或书面证据来修改或否认最终书面合同条款。

(2) 保险单上载明的内容优于投保单或者其他有关文件上的内容。

(3) 特约条款优于一般条款，后加条款优于原有条款，旁注附加优于正文附加，手写批注优于打字批注，打字批注优于加贴条款，加贴条款优于基本条款，大写数字优于数码。印刷的文字被认为是最基本的，因为保单总是先铅印好，然后需要修改时再打印，在最后需要修改又来不及打印时则手写。对于铅印字体和字体的颜色则不给予优先权，因为它们只是为了强调，并不具有法律上的重要意义。

(4) 取有效解释。如果对保险合同条款有两个解释，其中一个为有效解释，一个为无效解释，应当取有效解释，以该条款可能产生某种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而不以该条款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意思理解该条款。因为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是希望合同发生效力。取有效解释，符合当事人的缔约意图。

(5) 若因保险合同由数份文件构成而发生冲突，则在时间上居后的文件优于时间居前的文件。

六、整体解释原则

对保险合同的解释，应当从合同的整体内容考虑，不能孤立地对某一条款作出解释而与合同的基本内容发生冲突。单个词语、条款应当置于合同之中，根据整个合同的意思确认其含义。在同一保险合同中先后出现数次的同一词语，其解释应当保持一致”。由于保险合同条款专业性强，较之一般合同条款的制订有更高的技术要求，对保险合同解释时，更应注重条款的前后联系和整体的协调。经过解释之后的保险合同，应前后一致，全文贯通，具有整体性。

七、不利解释原则

不利解释，又称“不利条款起草人的解释”。我国《保险法》第31 条的规定，在立法上确认了保险合同的解释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时，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目前世界各国在解释保险合同时，均采用此原则。采用不利解释原则，即对保险合同作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其原因在于：

(1) 保险合同是格式合同，其条款是由保险人事先拟订的，充分考虑了保险人的自身利益，而极少反映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意思，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投保人要么全部接受，要么不接受。对于格式合同的适用的解释原则，我国《合同法》第41 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2) 保险合同内容复杂，并且其中有很多普通人不易理解的专业术语。投保人受专业知识和时间的限制，往往不可能对保险条款予以细致研究。

(3) 保险人因其对保险具有的专业优势，使其对保险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被保险人和受益人。

这些原因使被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平衡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与保险人双方的利益，避免保险人拟订的保险条款含义模糊，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利益，立法上规定了不利于保险人解释的原则，给予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司法救济。但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应当是有条件和范围限制的：

一是不利解释原则仅适用于保险合同条款所用文字语义不清或有歧义而致使当事人意图不明的情况。当保险合同的语义明晰时，即使当事人对合同内容有争议，也不得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而曲解合同内容。

二是不利解释原则是为了保护处于弱势的普通被保险人的利益而设立的，它只能适用于普通被保险人。美国司法判决确立了以下原理：如果被保险人不是一个自然人，而是一个规模庞大，且由经验丰富的商人经营，并委托有如同保险公司的顾问水准那样的专业顾问公司，则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基于相同理由，再保险合同的条款发生争议时，因其当事人均为专营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对再保险合同的内容应当具有充分的判断能力，不能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在我国尚无相关规定，但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国际惯例必将渗透到每个角落。

三是保险条款的拟订主体是保险人，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审批或备案。根据《保险法》第107 条的规定，“关系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险险种、依法实行强制保险的险种和新开发的人寿保险险种等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应当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审批。”国家保险监管部门审批的条款完全可以有效规范保险活动并维护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所以此类条款发生歧义时，应当由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作出公正的解释，不应

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而对于其他保险险种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由于实行的是备案制，所以发生歧义时，应当适用不利解释原则。

在解释保险合同时，首先应当适用客观标准原则，按照合同明确的书面内容解释。如果合同内容不明确，语义不清或有歧义，则在合同所使用的语言范围内，适用其他解释原则和方法。各种原则和方法的适用不是孤立的，应当考虑保险合同成立时的各种因素，并同时对保险合同的内容作全面的整体评价，综合运用各种解释原则和方法，将他们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推断出保险合同的真意，真实地解释保险合同。

所谓保险合同的解释, 是指对保险合同内容的含义所进行的说明和阐述。它是在保险合同当事人各方对保险合同的事项存在疑问或产生争执的情况下发生的。通过保险合同的解释达到解决保险纠纷、维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目的。目前，我国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在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存在的问题

保险合同的解释原则缺乏统一性且适用顺序不明。

长期以来,国内的法律条文对保险合同究竟可以适用哪些解释原则尚无明确规定，实务中也存在不统一的现象；同时，在运用过程中，司法部门大多是将很多解释原则罗列出来，没有明确这些原则的使用顺序。另外，如果所有解释原则同时使用，其造成的分歧争议之处，如何解释也没有明确的说法。因此经常出现不同法院对争议问题的结果存在着严重分歧的现象，容易引起人们对司法结果的公平性产生怀疑。

异议解释原则的使用过程中存在漏洞

从《保险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表面意义上看，只要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就保险合同有争议时，法官即可做出维护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判决，这显然违背了立法者维护公平的本意。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缺乏对保险的了解，割裂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相互间的联系，在该原则的使用过程中存在很多不恰当之处。首先，异议解释原则经常被作为第一解释原则被使用。但由于法律上对保险合同其他解释原则的缺位，这就从立法上给人一种错觉,疑义利益解释原则可以优先使用。其次，《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的表述不严密，过于简单化，造成在司法过程中将异议解释原则作为惟一的原则使用，忽略对其他原则的正确使用。最后，异议解释原则被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滥用。该原则是用于保险合同中的条款有争议时的解释原则，但有时法院在处理保险争议问题时，经常用该原则解释非条款上的争议。

保险合同解释原则中缺陷造成的后果

由于保险合同解释原则缺乏统一且适用顺序不明，直接导致了保险合同纠纷司法审判的混乱，造成了保险合同实践判例产生随意性。不同人员，不同法院对同一案件运用不同的解释原则，得到不同的审判结果，很难保证司法的严肃、公正，从而给我国保险合同争议处理时的司法公正性蒙上了阴影。

疑义利益解释原则是在格式合同中,为了保护处于弱者的一方而采用的一种倾斜性解释原则。该原则的不恰当运用，致使保险合同争议处理过分简单化、粗疏化，其对保险业的不利影响必须引起重视。无论是异议解释原则被作为第一解释原则使用、作为惟一的原则使用还是被扩大使用范围甚至滥用，都将直接损害保险人利益，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不利于保护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容易使一些人钻了空子，助长了保险合同投保方的道德风险，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不适用异议解释原则的几种情况

异议解释原则立法的宗旨是为了实现公平原则在保险领域的有效使用，该原则的出现是由于保险条款为典型的格式条款所决定的。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由此可以看出，格式条

解析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上诉人(原审原告)：胡晓红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保险公司”) 1997年9月3日，案外人上海亿嘉亿化妆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嘉亿公司”)与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约定：亿嘉亿公司作为投保人将车牌号为沪A-S4463 的凌志牌UCF10轿车投保，保险金额人民币78万元。投保人除投保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外，还投保了盗、抢险等附加险，保险期限自1997年9月3日中午12时起至1998年9月3日中午12 时止。亿嘉亿公司于当日付清了保险费。同日，胡晓红另与亿嘉亿公司签订了一份车辆挂靠协议，约定：胡晓红购入的凌志牌UCF10轿车挂靠于亿嘉亿公司，若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赔偿款到亿嘉亿公司帐户后，亿嘉亿公司应即时退还给胡晓红等。同年9月28日，该车辆遭窃。1998年3月30日，亿嘉亿公司向平安保险公司书面提出索赔。同年9月20日，亿嘉亿公司向上诉人胡晓红出具一份权益转让证明书，言明：所投保凌志车的索赔权、受益权及诉讼权在亿嘉亿公司主体消亡后由胡晓红承担等。同年11月15日，亿嘉亿公司因未办理1997年度工商年检而被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吊销营业执照。1999年6月3日，平安保险公司出具一份拒赔通知书，载明：被保险人亿嘉亿公司提供的索赔单证中购车发票系伪造，平安公司据此予以拒赔。胡晓红遂诉至法院。

原告胡晓红诉称：其系凌志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其以亿嘉亿公司名义与被告签订一份机动车辆保险单，并缴付了保险费。该车失窃后，原告以亿嘉亿公司名义向被告索赔，因被告以原告购车发票系伪造为由拒赔，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给付车辆保险金78万元。 被告平安保险公司辩称：原告不是其与亿嘉亿公司所订车辆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故原、被告之间无保险法律关系。 法院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亿嘉亿公司与平安保险公司签订的机动车辆保险单依法成立，具有法律效力。鉴于胡晓红不是上述保险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故其持亿嘉亿公司出具的权益转让证明书等向平安保险公司主张保险利益没有法律根据。据此，依照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规定判决：对胡晓红要求平安保险公司给付车辆保险金78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一审判决后，胡晓红不服，上诉称，亿嘉亿公司将其对投保车辆的权益转让给自己，言明在亿嘉亿公司主体消亡后由自己行使失窃车辆索赔权，且上诉人又是该车辆的实际所有权人，其在本案财产保险关系中的地位可参照人身保险合同有关受益人的规定，亿嘉亿公司与上诉人间的权益转让不同于民法通则第九十一条合同权利义务的转让，故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平安保险公司辩称，本案所涉车辆车主系亿嘉亿公司，上诉人不是合同项下的被保险人，且索赔单证中的购车发票系伪造，上诉人违反了保险法有关规定，已构成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亿嘉亿公司和平安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依法有效，应受法律保护。从亿嘉亿公司出具的数份证明及市公安局有关资料，可以认定胡晓红为涉案车辆的实际所有人。胡晓红作为具有保险利益的车辆实际所有人可以直接投保成为被保险人，亦可以经平安保险公司批单后变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分析

【要点提示】 保险合同纠纷中，人民法院对歧义格式条款含义的解释不应排除《合同法》第四十一条的适用。“通常理解”应定义为一般人的理解，法院在确定一般人对格式条款的理解时，应借助于《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的解释原则。 【基本案情】 原告高峰诉称：2004年2月29日，原、被告以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车为保险标的物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一份，约定：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因考虑到本保险合同履行期内国家将实行新的赔偿规则，故双方同时将该保险车辆的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提高到50万元。2005年1月7日，该保险车辆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法院判决，原告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误工费计270928元。原告要求被告赔付，但被告只同意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定的标准支付第三者责任险赔款74513.6元。原告诉请判令被告支付尚余的第三者责任险赔偿款181918元[计算方式：（应付额270928元-自负额1000元）×95%-已付额74513.6元]。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辩称：本案主体缺失，本案所涉合同的被保险人系徐泽峰和高峰，故徐泽峰系本案共同原告；原告未提交其已实际赔付的依据，最终损失金额难以确定；按保险条款约定，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照国家现行交通事故处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的有关约定给予赔偿。本案所涉合同于2004年2月29日签订，保险期限从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止，故合同签订时的交通事故处理的相关法规为《办法》，且双方亦没有在2004年5月1日《解释》实施后变更保险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的人身赔偿审理标准是否适用于未到期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问题的答复》的规定，对于2004年5月1日前签订的并且在该日期前未到期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保险人可按《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履行赔偿。被告无义务承担约定之外的赔偿，现被告已按约理赔，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04年2月29日，原告将其所有的牌号为皖N55851自卸货车，以原告和徐泽峰为投保人向被告投保车辆保险。保险期限为2004年3月1日至2005年2月28日，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50万元。2005年1月7日，原告驾驶该保险车辆在宁波市鄞州区姜山环镇路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案外人死亡。经交警部门认定，本案原告须对该起交通事故承担主要责任。2005年3月18日，死者家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后经法院判决，本案原告应赔偿死者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

(精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 苏高法审委【2011】1号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统一全省法院裁判尺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当前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讨论意见纪要如下： 一、免责条款范围及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关系的界定 第一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责任免除”、“除外责任”及其它有关免赔率、免赔额等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条款，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第二条保险责任范围与免责条款之间的关系不限于包含关系。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以相关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为由要求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保险条款关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具体规定，以确定事故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事故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无需审查事故是否属于免责范围以及相关免责条款的效力；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的，应进一步审查事故是否属于免责条款规定的情形，以及免责条款是否有效。 二、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 第三条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对于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通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保险人对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对免责条款进行提示，且投保人对保险人已履行了符合前款要求的明确说明义务签字或者盖章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保险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但有相反证据证明保险人未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除外。 第四条保险人以其采用在保险单中印制“投保人有核对保险条款义务，超过规定时限未通知则视为投保人无异议”等限时要求投保人阅读的方式，主张已履行对相关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五条下列情形，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可适当减轻但不免除： （一）同一投保人签订二次以上同种类保险合同的；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案例1：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0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00元。直到2006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保险行业的逐步壮大发展，保险市场的逐渐繁荣发达，保险产品消费者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呈逐步上升趋势，我院认真梳理了近四年来审理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分析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一、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 一是数量逐年上升。从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院受理保险纠纷案件65件，其中，2005年8件，2006年17件，2007年25件，2008年上半年15件。二是类型多样。保险纠纷案件类型多样，有五类。财产保险纠纷有28件，比例达％，财产保险纠纷中，机动车辆保险较多，有20件，占财产保险纠纷总数地％；涉及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新型保证保险案件有11件，占％；代位权纠纷案件8件，占％，人身保险案件7件，占％；其他类型案件11件，占％。三是调解率、撤诉率低。近四年来，我院保险纠纷调解案件数量较少，仅有7件，占保险纠纷案件总数的％，2005年至2008上半年，分别是0件、1件、4件、2件。2005年到2008年撤诉案件数量分别为4件、4件、4件、1件，撤诉率分别为50％、％、16％、6%。四是保险公司拖延赔付多，被起诉多，败诉率高。保险公司拖延赔付情况大量存在，大量案件拖延赔付时间都超出一个月；保险公司被起诉多，近四年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被起诉案件数为51件，占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总数的％；保险公司败诉率较高，近四年来均占到了以判决结案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2005年判决4件，保险公司败诉3件，败诉率75%；2006年判决6件，败诉4件，败诉率%，2007年判决13件，败诉10件，败诉率%；2008年上半年判决5件，败诉5件，败诉率100%。 二、成因分析 （一）保险代理人怠于履行告知义务和审查义务，导致保险纠纷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也导致保险公司败诉率高。我国保险行业经营实行保险代理人制度，代理人的佣金直接与其销售的保单数量挂钩，保险代理人受佣金利益的驱动，在销售保单时，一方面片面夸大保单的保障性和分红性，对保单的免责条款轻描淡写，甚至根本不提及保单免责条款的内容；另一方面怠于履行对保险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不审慎衡量保险标的风险，不深入审查投保人信用。这些问题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都会直接引发保险纠纷，导致保险纠纷案件数量大幅上升，保险公司也因保险代理人告知不清和审查不严，而屡遭败诉。 （二）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险公司利用法律模糊之处而拖延赔付多。现行保险法没有系统、明确规定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行业的监管职责，在当前保险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监管机构缺乏必要的调查手段和明确的处罚手段。现行保险法对赔付期限没有具体规定，保险公司拖延赔付情况严重。《保险法》第24条规定，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或收益人达成赔付协议之日起十日内予以赔付。但是保险公司会积极利用其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压低赔付数额，甚至作出拒赔的规定，此时，“达成赔付协议之日起十日内予以赔付”的规定自然无从实施。另

保险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范例

保险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范例民事起诉状 原告：福州甲公司，住所地，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丁，职务：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市分公司，住所地，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职务： 诉讼请求 1、依法确认死者丙为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中的受害人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 2、依法判令被告在本案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原告人民币元(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应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先行赔付); 3、依法判令被告在机动车损失保险的责任限额内赔付原告财产损失共计人民币元; 4、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等费用。 事实和理由 XX年10月10日，A驾驶原告所有的闽xx号中型厢式货车沿国道324线由泉州往莆田方向行驶至国道324福昆线116公里处，与B驾驶的闽xxx号轿车发生交通事故，致使闽xx号货车乘车人丙被该车碾压于右前轮下，抢救无效死

亡(经鉴定，丙系交通事故致创伤性出血休克而死亡);B轻微受伤;两车均在事故中不同程度受损。莆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城厢大队认定A负事故全部责任，死者丙不负事故责任。 因本案交通事故，原告支付了死者丙医疗费元、尸体检验费500元、闽xxx号车司机B医疗费元，向丙家属支付死亡赔偿金12392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丧葬费14352元、误工费XX元、住宿费5000元、交通费500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元。此外，原告还支付了闽xx号货车修复材料费16224元、维修费5500元、吊车拖车费元、车辆鉴定费1500元。 原告于XX年5月15日为闽xx货车向被告分别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简称“交强险”，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2XX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简称“三责险”，责任限额为人民币500000元，不计免赔率)和机动车损失保险(简称“车损险”，责任限额为人民币97000元，不计免赔率)，保险期间为一年。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该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被告依法应当在交强险、三责险和车损险的责任限额内承担赔付责任。但是，保险事故发生至今，被告仍然未能依约在前述三险种的责任限额内向原告支付保险金。无奈，原告只能向贵院提起诉讼，恳请依法判如所请。谢谢! 此致 福州市xx区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三起保险合同纠纷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7日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同时公布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吴某诉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的范围）等三起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帮助审判人员和社会各界群众准确理解适用《解释（二）》，以公平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案例1：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

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0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000元。直到2006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 【要点提示】保险人未在法定期间内解除合同，丧失保险合同解除权。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八条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为由拒绝赔偿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案例1:王某诉某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代签名的法律后果 【要点提示】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亲自签章。保险业务员代为签字,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行为的追认。 《解释（二)》涉及条款:第三条第一款投保人或者投保人的代理人订立保险合同时没有亲自签字或者盖章,而由保险人或者保险人的代理人代为签字或者盖章的,对投保人不生效。但投保人已经交纳保险费的，视为其对代签字或者盖章行为的追认。 【简要案情】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张某与投保人王某是同学关系。在张某向王某推销保险产品时，王某在外地出差，于是王某让张某到自己家中找自己的妻子收取保险费。张某遂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的妻子取得了保险费,并代替王某在投保书上签字。投保书所记载的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均为王某，投保的险种为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限为终生,交纳保险费期限为20年,每年应交纳保险费金额为200０元。王某出差回到北京以后，张某将保险合同及保险费发票交给了王某。此后,王某每年正常交纳保险费，累计交费12０00元。直到200６年,王某、张某关系恶化,王某遂起诉保险公司,以投保书不是自己亲笔签字为由要求退还全部保险费。 【法院判决】法院认为:王某在张某代其签署投保书后,取得了张某转交的保险合同文本及保险费发票,应视为其对张某所实施的代签约行为已经明知。在此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王某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足额交纳各年度保险费的行为,即属于以积极参与合同履行的方式表达了其对于张某代其签约行为的追认。据此,法院认定王某追认了张某代其订立保险合同的行为，判决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案例2:田某、冉某诉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保险合同解除与保险人拒赔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遇到合同纠纷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wendangku.net/doc/2611428089.html,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 意见(试行)的通知 全省各级人民法院、济南铁路运输两级法院：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已于2017年3月2日经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在审判实践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何意见或建议，请及时报告省法院。 二○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 为正确审理保险合同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规定，结合我省

保险合同纠纷审判实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问题 1、保险人虽未出具保险单或者其它保险凭证，但已接受投保单并收取了投保人交纳的保险费的，一般应认定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但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单上或通过其他方式对合同成立、生效另有约定的除外。 保险人未及时处理投保业务导致保险合同未成立的，对由此给被保险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根据过错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保险合同生效后，投保人未按约定交纳保险费，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拖欠保险费为由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但可以扣减欠交的保险费。保险合同约定按已交纳保险费与应交保险费的比例承担保险责任的，依照其约定。 3、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与保险合同生效时间不一致的，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早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合同生效时间为准，保险责任结束时间相应顺延。保险责任开始时间晚于合同生效时间的，以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为准。 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问题

保险合同纠纷和解协议书样本

甲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 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日 保险合同纠纷和解协议书样本 The purpose of the contract is to specify the work that both parties must complete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 limit.

保险合同纠纷和解协议书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律师事务所律师 乙方：__________公司_____________支公司 甲方诉乙方机动车辆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甲乙双方本着自愿公平的原则，经友好协商达成本和解协议，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 乙方确定甲方的机动车辆保险定损额为________元人民币(________________)。因甲方无法提供病历，加扣医疗费用的X%，同时因甲方投保车辆系第二次出险，也须加扣相应金额的X%。最后确定实际赔付金额为__________元人民币(_________________)。乙方在收到甲方符合理赔条件的有关票证之日(全套理赔票证原件已交付乙方)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第二条 甲方在收到上述第一条所述赔款____________元人民币后，2个工作日内，向__________县人民法院撤回起诉。诉讼费用由甲方承担，与乙方无关。

第三条 有关甲方出险车辆的全部残值由乙方收回，甲方保证不得短少，否则扣减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相应的赔付金额。 第四条 本协议签订履行后，甲乙双方无其他争执。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经双方代表签字或盖章后即生效。 甲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_______公司______支公司代理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___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保险合同纠纷解释案例

一般保险合同纠纷案例.doc 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引起的思考.doc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支公司诉李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大连开发区律师）.doc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doc 13).doc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处理.doc 保险合同纠纷十大难题.doc 保险合同纠纷成功案例.doc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特点.doc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保险合同条款的解释）.doc 保险合同纠纷案例分析.doc 保险合同纠纷的最佳解决方式——仲裁.doc 合同纠纷的种类.doc 如何避免保险合同纠纷.doc 如何避免保险合同纠纷（二）.doc 孙某诉XX保险公司厦门分公司人寿保险合同纠纷案.doc 巴拿马浮山航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doc 广州保险合同纠纷解决机制.doc 张某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慈利县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大连开发区律师).doc 张某诉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大连律师).doc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doc 李某与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益阳中心支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上诉案（大连开发区律师）.doc 汽车保险合同纠纷案例.doc 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例.doc 诉讼时效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的适用.doc 谈论保险合同纠纷缘何居高不下.doc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例.doc （2008）慈民二初字第1579号保险合同纠纷.doc

[案情] 1998年12月15日，周庆峰为其父周绍友向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如皋支公司（以下简称如皋人保公司）递交了人寿保险投保单，周庆峰亲笔填写了其中的1至3项，其余则由如皋人保公司经办人员代为填写了“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险金额10000元，保险份数10份，保险期间终身，保险责任1998年12月20 日12时起，缴费方式为年缴，缴费期间20年，保险费916元”字样。周庆峰在投保人处签名，并代周绍友在被保险人处签名，投保单由如皋人保公司收存。 同年12月18日，如皋人保公司经办人员收取了周庆峰缴纳的保险费916元，出具了保险费暂收收据，并向周庆峰签发了（98）1064794号保险单，保险单载明投保人周庆峰，被保险人周绍友，受益人周庆峰，保险名称为重大疾病终身保险，保障项目（给付责任）：身故、高度残疾，保险金额30000元，重大疾病，保险金额20000元；保险期限终身保险责任开始责任1998年12月18日零时起，缴费期间20年，缴费方式年交，保险费916元。在该保险单的“公司提示”栏内注明保险合同由保险单、保险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更改保单申请书、体检报告书及其他约定书共同组成。 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利差返还型）系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中国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行拟订，并于1998年9月22日在中国人民银行保险司备案，该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的第一条规定，“保险合同由保险单及所附条款、声明、批注，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投保单、批单、复效申请书、健康声明和其他书面协议共同组成”；第四条规定，“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后初次发生、并经本公司指定或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重大疾病时，本公司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合同的重大疾病保险金给付责任即行终止”；第二十条释义条款的第一项明确规定“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 2003年10月20日，周绍友被确诊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该病属于保险条款规定的重大疾病。周庆峰遂依保险条款向如皋人保公司索赔，要求按条款规定给付保险金，如皋人保公司于2003年11月19日给付周庆峰了保险金20000元。 周庆峰领取20000元保险金后，认为保险单上关于重大疾病保险金额20000元是基本保额，如皋人保公司没有按保险单、保险条款约定的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40000元保险金，周绍友遂于2004年1月12日向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审判] 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庆峰缴纳保险金916元，其意思表示应是投保10000元。根据保险法对保险金额的解释是指保险人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最高限额，也就是保险人根据投保人缴纳的保险金来确定给付保险金额的最高限额，符合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第二十条的释义，即基本保额是指保险单所载明的保险金额。因此周庆峰缴纳保险金916元，其对应的基本保险金额为10000元，应是无争议的事实。 根据重大疾病终身保险条款（98版利差返还型）关于保险责任的条款规定，当保险公司认可被保险人确诊患重大疾病时，保险人按基本保额的二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金。本案中，

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合同范本

汽车租赁合同纠纷案例 原告：潘某 被告：某汽车租赁公司 案情： 2005年7月12日，潘某与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委托租赁代理合同书》，委托方为潘某，代理人为某汽车租赁公司，承租人为依照汽车租赁合同的约定，合法使用租赁车辆的单位或个人。合同签订当日，潘某与汽车租赁公司办理了汽车租赁代理交接手续，载明车型为帕萨特轿车，牌号为ae3545，代理期限一年，租金标准为每月6500元。图表说明车辆正常完好，齐全有效。 7月14日，租赁公司向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为该车投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由潘某将保险费3110.02元支付给租赁公司。租赁公司接车后安装了gps，安装费用2760元，并将车送修，更换了b5压缩机、干燥瓶、膨胀阀、喇叭、发动机皮带等配件，维修费用共计2880元。潘某将车交给租赁公司一个月期限届满后，租赁公司扣除维修费用2880元、gps安装费用2760元，付给潘某租金860元。 同年8月17日，租赁公司与杨某签订汽车租赁合同，交给杨某ae3545号帕萨特轿车及潘某的机动车行驶证。双方签订的汽车租赁登记及交接表载明，每日限驶里程260公里，每日租金

400元，租赁期限4天。8月21日，杨某驾驶该车行驶在某高速公路33公里+500米处车头冒烟着火。据现场勘查调查询问，认定起火点位于右前轮正上部引擎盖内发动机，结论为火灾原因不明。公安局火灾原因认定书载明：意外原因。潘某要求保险公司赔偿损失未果，遂诉至原审法院。 判决：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潘某损失153000元。案件诉讼费用5941元，由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担。 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国家计划委员会发布的《汽车租赁业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租赁汽车车主必须与汽车租赁经营人名称相一致，不是租赁经营人所属车辆，未办理汽车租赁合法经营手续的车辆，一律不得用于租赁。汽车租赁公司从潘某处租得车辆，用于对外租赁经营，并从中获利，且以《汽车委托租赁代理合同》的形式达成租赁合同，其行为规避了国家对汽车租赁业的特别限制，违反了租赁业管理的法律法规，逃避了运输管理行政部门的监管，扰乱了租赁业市场的正常经营和管理，该合同实际是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因此该合同应属无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租赁公司在承租期间，租赁车辆发生火灾报废，不能返还，应当对潘某予以折价补偿。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例

【基本案情】 原告史某于2004年3月31日将其所有的浙BB4938重型自卸货车向被告前身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慈溪市营销服务部（该营销服务部被批准另成立支公司，于2004年8月20日注销，同月23日成立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慈溪支公司即本案被告，债权债务由被告承接）投保机动车辆险，被保险人为史某，险种有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人财兼有，赔偿限额为200 000元）等，保险期限自2004年4月6日至2005年4月5日。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保险人依据保险车辆驾驶员在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的免赔情形有违反安全装载规定的，增加免赔率20%，负次要责任的绝对免赔率5%，双方还特别约定发生重、特大事故加扣5%免赔率。2004年6月1日8时许，原告投保的浙BB4938重型自卸货车由原告史某雇佣的驾驶员姜阳驾驶，在行使途中发生了与尹辉阳驾驶的正三轮摩托车相撞的交通事故，致第三者尹辉阳死亡。经慈溪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事故责任认定，原告雇佣的驾驶员姜阳负事故的次要责任。事故发生后，被告以原告投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尚未施行，不能按照该两部法律来计算赔偿数额为由，只同意向原告理赔20 000余元。由于被告拒赔原告大部分损失，而原告又经济困难，致第三者的损失无法及时赔付，于是第三者亲属对原告提起诉讼，案经法院调解，原告赔偿死者亲属经济损失共计116 840元（原告按丧葬费10 604元、死亡补偿费285 5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96 955元、交通费2 000元、误工费1 000元、精神损失费20 000元共计416 099元的30%赔偿,部分项目的数额死者家属予以扣减），并承担诉讼费3 050元。2005年1月4日，原告史某向慈溪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被告支付保险赔偿金116 840元及因第三者索赔引起的诉讼费3 050元。庭审中，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被告另行赔偿三轮车损失费1 000元。 被告中华联合财产保险公司慈溪支公司答辩称，对原告史某诉称的有关原告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及原告方在事故中负次要责任，原告向第三者赔偿经济损失116 840元、承担诉讼费3 050元的事实没有异议，但认为原告赔偿第三者的经济损失数额与被告没有直接的关系，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给原告经济损失。对原告增加诉讼请求要求赔偿三轮车损失费无异议，但三轮车损失费1 000元系财产损失的数额，被告应按保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给原告经济损失。根据保险合同约定，被告应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计算赔偿数额，具体的赔偿项目是：三轮车损失费1 000元、丧葬费2 000元、死亡补偿费79 56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33 390元(父亲按10年计算，每年3 180元，由两人负担，计15 900元，女儿按11年计算，每年3 180元，由两人负担，计17 490元)、交通费1 997元、误工费766.8元(按3人每人15天，每天按17.04元计算)，合计118 713.8元；根据保险条款约定，被告按事故责任比例赔偿，扣除免赔率，实际应赔偿的数额是118 713.8×30％×（1-5％-20％-5％）＝24 929.89元。 庭审中，原告对被告提出的免赔率及精神损失费不属赔偿范围无异议，原、被告双方对三轮车损失费1 000元及误工费按三人每人十五天计算无异议，双方均认可交通费 1 997元，但对丧葬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误工费的赔偿计算标准存在分歧意见,被告认为应按照双方签约时的法律法规即当时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计算赔偿数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后，原、被告之间没有变更合同，因此被告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失效，该办法对原、被告仍有效；原告认为应按照事故发生时的法律法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计算赔偿数额。 【法院审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之间签订的保险合同依法有效，双方均应按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依照保险条款第四条约定：“被保险人或其允许的合格驾驶员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发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的直接损毁，依法应当由被保险人支付的赔偿金额，保险人依

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机动车保险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篇一：汽车保险查勘与定损典型案例分析 汽车保险查勘与定损典型案例分析 摘要：随着汽车工业飞速发展，汽车给人们带来种种的方便，同时也带来了重重的不幸。汽车极速增加，导致大量道路交通事故的产生，给人们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带来危害，所以汽车保险应运而生，在汽车保险长时间实施过程中，一些比较典型的保险勘查和定损案例逐渐形成，分析这些案例为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警示和帮助。 关键词：汽车保险保险案例勘查定损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作为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已是人类实现了对移动、自由和身份的渴望，汽车进入家庭已经从梦想变成了现实。 近几年，尤其在大、中型城市中，汽车保有量大幅攀升，拥有一辆私家车已成为一种的常态，甚者，一个家庭中拥有2-3辆汽车不仅仅为了满足于生活需求而是身份的象征。据有关数据显示，截止20XX年，沈阳作为我国中型城市汽车

保有量达到130万辆，比20XX年增长10%，全国机动车总数10年内增长13倍。机动车辆的迅速增加，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薄弱，交通运输管理的滞后，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驾驶员文明驾驶观念性差，导致道路交通不顺，事故频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20XX年道路交通安全数据发布近6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直接财产损失20多亿元。严酷的事实和血的教训，使机动车辆有关的人们认识到汽车保险与理赔的重要性，掌握汽车保险与理赔的基本知识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了解车辆交通事故的处理办法，以及汽车保险查勘与定损对于每一个汽车拥有者、使用者、管理者以及保险理赔工作者都十分重要。 对于汽车保险与理赔的过程是繁重、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事故的现场勘查和定损。现场勘查是证据收集的重要手段，是准确立案、查明原因、认定责任、进行处罚的依据，是保险赔付、案件诉讼的重要依据。车辆定损涉及维修和车主多方面的留意，同时也是保险公司车险理赔中最复杂的环节。勘查和定损的工作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及时、细致、全面、完备的做好此项工作，不容马虎草率。勘查和定损的工作人员还要掌握必要的物价管理知识、汽车结构和性能方面的专业知识和修理专业方面的知识。 以下举例分析汽车事故勘查与定损典型案例，从而表明汽车事故勘查和定损在汽车保险与理赔的过程中最关键的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

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存在的问题及难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保险业在我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与之相适应，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也随之大量涌现，由于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许多法律规定比较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处理保险合同纠纷存在许多问题和难点： 一、人身侵权损害赔偿与保险合同纠纷竞合的处理 目前，在与保险有关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审判实践中普遍存在这种情况：机动车主作为侵权人向保险人就第三者责任险投保的，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侵权人为了获得赔偿起诉要求追加保险人或者法院依职权通知保险人作为被告或第三人参加诉讼，从而直接判决保险人向被侵权人进行赔偿。追加保险人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来直接承担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存在法律冲突，原因在于：侵权损害的法律关系与保险合同的法律关系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适用的法律不同，认定责任的方式不同，保险人向侵权人给付保险金是依据的保险合同约定和保险法的有关规定，而不是按过错责任来确定，侵权损害赔偿则是按行为人的过错责任来确定的。若追加保险人为被告或者第三人，保险人提出既然根据保险合同追加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要求在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一并审理和解决保险合同纠纷，这就偏离了追加保险人的本意，不审理又与追加保险人为当事人在法律适用上采取双重标准而相冲突，但是同意审理又脱离了本诉，且审理起来对于财产损害赔偿的，保险人又享有追偿权，要求向同为当事人的侵权人直接追偿，就应该予以支持，否则显失公正。新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2款“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请求，保险人应当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被保险人怠于请求的，第三者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意味着所有的责任保险，只要是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经被保险人请求或者被保险人怠于行使索赔权的，第三者均有权请求保险公司直接向其支付保险金。其规定的所有侵权案件和责任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均可合并审理，也将使民事诉讼法面临极大的挑战。 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保险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格式条款中，第三者范围是不包括被保险人本人和家庭成员在内的第三者（参见《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2000）》，其关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内容被各保险机构用于格式条款之中）。换句话说，机动车行驶途中因事故致本人或其家庭成员伤亡，保险人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而撞伤亡的其他人却能得到保险人的赔付。同一起事故、同样的生命，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果，违反了社会生产生活中基本的公平、公正原则。实际上，保险条款这种设计存在逻辑错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中的第三者，普遍认识是针对机动车上的人而言的第三者，即在行驶车辆外的所有路人为第三者；而除本人和其家庭成员以外的第三者是针对签订合同双方当事人本人而言的第三者，保险合同格式条款在逻辑上偷换概念，错误的将本人和其家庭成员排除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的第三者之外。现行《保险法》未对该部分加以明确，致使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诉讼中不平等判决结果屡屡发生，面对类似制度设计和衔接上出现的困境，往往使受理案件的法院陷入两难局面。 三、关于投保人“如实告知”和保险人“明确说明”的认定

董文科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因交通事故产生的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 前言：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人类步入了汽车文明时代，汽车成为了人们代步的主要工具。根据《 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统计数据，我国 2014 年底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 15447 万辆，其中，民用轿车数量增长了 16.6%，达 8307 万辆，私人轿车增长 18.4%，达 7590 万辆。全国 2014 年底的机动车驾驶人数量突破历史性的 3 亿人。然而汽车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惨痛的教训。 2014 年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月为 16 万起，死亡人数为约为 34292 人，直接财产损失约 8 亿元。面对触目惊心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数据，机动车驾驶人在安全注意安全驾驶的同时，对关乎切身利益的机动车保险是否也应当重视呢。今天我们盘州法苑讲述的就是因交通事故引发的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下面让我们通过短片来看一个实际案例。 短片内容： 2015 年 2 月的一天，原告何某在沪昆高速从昆明往盘县行驶的途中，与横穿高速公路的行人唐某相撞，造成唐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事后交通警察大队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唐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何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唐某死亡后的第二日，原告何某与唐某的亲属达成了赔偿丧葬费 50000 元的协议，后又经交通警察大队组织调解，原告何某与唐某的亲属达成了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攻击156000 元的赔偿协议。原告因此开支的费用为 206000 元。原告何某赔偿后经济陷入了困境，因其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原告便拿着投保的保险单和支付赔偿款的相关材料找

财产保险合同纠纷管辖

篇一：保险合同纠纷由哪个法院管辖 保险纠纷案件的管辖，民事诉讼法有原则的规定，即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关于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的协议。 保险合同纠纷指投保人与保险人或者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与保险人因保险标的、保险责任和责任免除、保险期间和保险责任开始时间、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费以及支付办法、保险金赔偿或者给付办法、以及违约责任等引起的纠纷。保险标的物，指投保人投保保险的财产，比如某建筑物、某运输工具等。 最高人民法院为了进一步明确涉及运输工具和货物运输的保险纠纷的管辖，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司法解释中第二十五条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浅析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 作者：张文胜 来源：《文化产业》2015年第03期 摘要：因《民事诉讼法》法律条文对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权规定的不明确，导致人身保险合同的受益人向被保险人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后，保险公司以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诉讼适用：“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提出管辖权异议。通过分析，笔者建议：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保险人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关键词：诉讼管辖；人身保险合同；诉讼标的；保险标的物；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3-00-02 保险的主要功能就是转移风险、分摊损失、防灾防损以及融资投资。是人们“踏实与放心”的标志，被保险人一旦出了“险”，经长期、多次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还是不予赔付保险金的情况下，受益人一般依据《保险法》向被保险人住所地的法院提起诉讼。保险公司就会以人的寿命或者身体不是保险合同的“标的物”为由进行抗辩，认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适用：由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一、人身保险合同纠纷的诉讼管辖的现行法律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保险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民诉法解释第25条规定：“因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由被告住所地或者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保险法》第12条第三款规定：“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第四款规定：“财产保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保险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二、学界对“诉讼标的”和“标的物”的不同理解。 “人的寿命和身体”是否能够成为保险合同的“标的物”，在实践中，各地做法不一。原因除了法律条文本身的规定不明确外，还有对“标的”的概念和“标的物”的概念的不同理解。经笔者梳理，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诉讼标的”一词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在日本称为“标的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荣馨认为： 但是无论在德国还是在日本，学者们对“诉讼标的”的概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诉讼标的是当事人之间争议的，请求法院裁判的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对当事人来说，诉讼标的是起诉的原因，因为诉讼的目的就是为了请求法院解决民事纠纷；对法院来说，没有诉讼标的，就没有审理的对象，诉讼就不应成立。所以，诉讼必须有诉讼标的。 保险标的物，即保险对象，是投保人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用所指向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