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译理论中翻译单位的语用学诠释-最新文档
功能翻译理论中翻译单位的语用学诠释
一、翻译单位研究现状
?プ钤缣岢龇?译单位的学者是加拿大语言学家维奈和达贝内，他们认为翻译单位是翻译中无须进一步分割的话语片断[1]。国外关于翻译单位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人物是前苏联的巴尔胡达
罗夫。他认为：翻译单位是指在译文中能够找到对应物的原文单位，但它的组成部分单独地在译文中并没有对应物。换言之，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最低限度)的语言
单位[2]。这定义凸显了现代语言学结构性形式切分法与翻译单位的密切关系，认为翻译单位对应于语言学的音位、词素、词、短语、句子和语篇六个层次的任何一层面。
国内关于翻译单位的研究也不乏其人，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翻译单位的定义研究。这方面受巴尔胡达罗夫的影响较大，从四个方面对翻译单位进行本体研究：语言中词素到句子的结构形式的切分法、篇章结构层面的语言形式结构的切分法、语义学层面的语义确定法、认知与语用的视域研究。代表人物有王德春、罗选民、吕俊、郭建中、司显柱等。第二类是关于翻译单位的应用性研究。代表作品有：江进林的《N元组和翻译单位对英译汉自动评分作用的比较研究》、彭倩倩的《主/述位翻译单位在口译中的应用》、杨榕的《科技与文学语篇英译汉翻译单位实证研究》等。这方面的研究较前一方面相对较少。纵观国内
翻译单位的研究，司显柱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的来说，尽管上述种种研究用了不少新术语，发表了不少新见解，但实际上与传统的、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的表述-语言的各个层次单位，并无太大的不同“[3]。
二、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翻译单位观
?スδ芊?译理论的发展史及翻译类型学都昭示了其以功能作为翻译单位的观点。
《功能派翻译理论历史综述》[4]提出了功能翻译理论发展的四阶段说：萌芽阶段，以赖斯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为标志；理论奠基阶段，以威密尔的目的论标志；发展阶段，以曼塔利的信息传递论为标志；成熟阶段，以诺德的《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为标志。在功能翻译理论体系中，源语文本处于从属地位，只是目标语受众的信息提供者而已。目的论将研究聚焦于各种翻译目的，从而开辟了翻译研究多学科发展的新视角。同时，曼塔利进一步发展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视翻译为一项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复杂活动。诺德的理论核心概念是功能，该理论突破语篇的内部结构，以阔泛的视野考察翻译过程中牵涉的各种因素。他指出“译文的功能并非由分析原文自动得出，而是由跨文化传意的目的所界定的；同时，译者的角色不是要制作与原文等值的译文，?おざ?是要制作能发挥（由策动者的需要决定的）预期功能的译文”[5]。这在本质上提出了从翻译目的与功能上切分翻译单位的观点。
根据原文本与译本之间功能的对应关系，诺德区分了文献性翻译和工具性翻译两大范畴[6]。前者以形成关于交际互动的翻译文献为目标，凸显原作者与源语受众之间以源语文本为中介的交际行为在语言层面的对应功能关系，译本与原文本之间语言功能的对应。后者聚焦于源语与目标语之间语言构成要素的对应功能。译本与源文本之间功能对应的不同层次形成了文献性翻译的四个次范畴：逐字翻译要求再现原文本形位、词汇与句法等层面的句法功能特征；字面翻译用译入语再现原文语义，反映译本与源文本之间的语义对应功能；语文学翻译强调字面翻译和文外解释的结合，折射出译本与原文本之间的语境对应功能；异化翻译侧要求保留原文的文化背景，聚焦于译本与原文本之间的文化功能的对应关系。工具性翻译旨在凸显译本与原文本两者之间情景功能的对应关系，含三个次范畴：等功能翻译适用于经贸、科技、法律等以传递文本信息为主要目的之文本，体现译本与原文本功能全等关系；异功能翻译适用于文学名著的简化版改写、深奥专著的普及化翻译等，侧重于译本与原文本之间功能相似关系；对应功能翻译往往用于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的翻译，反映出译本与原文本功能对应的多元性关系。
功能学派主张译者必须根据翻译发动动者的需要决定译文
预期功能，并据此灵活选择翻译策略。故翻译过程就成了译者依据翻译目的，基于翻译语境形成并传达出具有预期功能的译本。以“目的论”为核心理论的功能派试图突破原语的羁绊，从译者
及译本功能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赋予翻译单位新的涵义，从而给翻译界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三、功能翻译理论中翻译单位的语用学诠释
语用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言语行为理论。在其著作中，奥斯汀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的定义，只是预设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并从中抽象象出三个言语行为层面：说话行为，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7]。本文用施事性词团，语调和词序聚焦描述功能翻译理论中的翻译单位的语用特征。施事性词团是指一种同时具备下列性质的语言单位：具有成句功能、含有施事性意义、以相对固定的顺序形式出现。语调是人们在说话时为表明态度或意图而有声调的高低、升降、强弱所形成的音调模式。词序聚焦指句中词序不仅仅是表达句法功能，更主要的是表达施事功能的细微差别。
?ナ┦滦源释拧⒂锏骱痛市蚓劢谷?者相互联系，互相补充，相互促进，构建了某一语言的施事性功能表达系统。这三者之间的分布比率因语言的不同而完全不同。每种语言都有这三种语用特征，只不过有的语言某一方面的特征较为突出，有的语言在另一方面的语用特点较为明显。在一种语言中行事性词团的使用频率和表达功能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则是聚焦词序占优势。据此，可把语言划分为三种：施事性词团语，语调语和词序聚焦语。施事性词团语就是施事性词团语用特征明显的语言，如德语、日语等。语调语就是语调施事性功能表达中占主导地位
的语言，如英语、汉语、越语、泰语等。词序聚焦语就是词序聚焦在施事性功能表达中占主导地位的语言，如匈牙利语等。为方便起见，我们称语言的这些特征为语用学特征。
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目的及译本与原文本之间功能对应关
系的聚焦，必然要求译者关注语力（施事性言语行为）的传递，否则翻译目的无法实现。对语力或功能的关注就是功能翻译理论对翻译单位切分的首要理念。如日语“わかるかもしれません”，译成汉语就是：可能知道；译成英语就是：It is possible to know sth. 其的“かもしれなぃ”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施事性词团，表达一种猜测的情态意向。这在日语中是不可切分的单位，同时在英汉语都中能找到其对应物。这就合乎“翻译单位就是原语在译语中具备对应物的最小的语言单位”。故这种能传递语力的施事性词团是一个重要的翻译单位。
翻译行为的语用特征聚焦于施事行为层面。这意味着译者对原作的解读和理解方式；意味着译者创造性地挖掘原作的内涵，形成形成译作，传达原作语力；意味着译者在挖掘原作意义的基础上以体现创作环节的语力的方式把原作转换成目标语文本；至少在功能上，译本应能体现出与原作功能相同或相近的语力。对原作语力的无限接近的要求使译者摆脱原作语言的束缚，使翻译策略具有高度的灵活性。这就是目的原则以言语行为方式在语用角度的体现。对语力的功能对等要求必然要突破传统译论中对原文的忠实理念，而代之以适当。故功能翻译理念提出以适当作为
翻译是否得体的评判标准，这既是对传统等值论的继承，更是对传统等值论的扬弃[7]。翻译行为中翻译单位切分的语用特征就是对这个完整言语行为的语力的凸显。对语力的强调的施事行为只是对翻译行为中的特定语用功能的表征而已，与翻译行为作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的三个言语行为的特征并存。翻译环节的语用特征其本质是对翻译行为的语力的凸显。翻译环节作为一个完整的言语行的说话行为特征是指译者对原作的认知方式，表明对原作语言实体性及原作对翻译行为的制约性的承认，是译者在两种语之间所进行的语言转换过程本身；施事行为特征包含译者对原作语言的解读方式和对原作语力的感悟方式，也包含译者对原语文化及目标语文化共通与差异的理解与认知，还包含译者为忠实传送原语语力所做的一切努力，如翻译策略的选择等；取效行为特征是译者基于其对目标语受众的理解而产生的预期理解方式与目标语受众实际接受方式之间的对比程度。翻译单位的这种语用特征意味着对译者提出了两种要求。当原作者预期的理解方式与目标语受众可接受方式一致时，译者在语言层面忠实于原作基本就可保证译作对原作语力的无限接近而确保翻译的顺利实施；当上述两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时，翻译单位对原作语力的忠实传达尤其重要。这时译者就要巧妙地采用一些翻译策略，尽管译本有可能在语言层面完全不忠实于原作，但对语力的传递却是成功的，从而保证整个翻译行为的顺利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