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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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和辛弃疾是宋代豪放词创作并峙的双峰。他们用大胆的创作思路，将自己的人生豪气注入词中。将豪放词的发展推向了顶峰，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比较他们的豪放词，可以看出一些共同之处，但在豪放风格上又有所区别。现试析如下。
一、辛弃疾的豪放词是对苏轼豪放词的继承和发展

苏轼是豪放词的代表人物，是豪放派的基石。他用词来抒发政治报负，塑造英雄人物，描写祖国的万里江山，并以诗入词，打破了缘情与言志的界限，使词发展成为即可言情，又可言志，亦庄亦谐，庄媚兼有的文体，提高了词的品格。苏轼的词诚如李清照在《词论》中所说，具有“句读不葺之诗”的特点，但“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裁剪以就声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这种做法，突破了词律的束缚，使词更具有表现力，更加灵活。辛弃疾在苏轼的基础上，又将豪放词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促成了宋代词坛豪放与婉约两派分流和双峰并峙的局面，且影响深远，直贯元明清。辛词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是与辛弃疾对豪放词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的。
在词的表现内容上，辛弃疾继承发展了苏词的传统，并超越了苏词。苏词突破了爱情，离别和羁旅的樊笼，以词来书写报国的豪情壮志，农村恬淡的生活和贬居的无限感慨。辛弃疾则更加自觉地开拓创作视野，提高了词的社会功能，特别是集中突出地表现了抗金斗争，并以此作为词的主体。在词中，作者高呼“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千里渥洼种”），要“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高唱“马革裹尸当自誓 ，娥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江水东流”），作者在词中，贯注了对国事的热忱和对抗金的关注。这在词史上，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如果说苏词抒写的爱国情感，只是涓涓细流，那么辛词抒发的爱国热情，则如汪洋大海一般，汹涌澎湃。

二、怀才不遇、壮志难酬是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抒发的共同情感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并且渴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苏轼出生在一个读书人家庭，他的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苏轼从小就立下了奋厉有当世志的远大抱负。所以他读书很刻苦，也很会读书。1056年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一起离开四川到京城应考，一举成名。

其文章得到当时主考官欧阳修的称赞，称赞苏轼是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轼自此一举成名，开始了仕途生涯。
然而苏轼在仕途上并不如意，由于卷入党派纷争，受到排挤，他一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被贬和流放当中度过的。
因此在被贬和流放的时间中，怀才不遇和壮志难酬成为苏轼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情感基调。在他的豪放词中这样的情感随处可见。
辛弃疾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而是具有雄才伟略，可以出将入相的人物。23岁时，即“壮岁锦旗拥万夫，锦谵突骑渡江初”，仅带数十骑，突入五万人的金军大营，活捉叛徒张安国，率军南归而被委任为江阴签判。但此后，或赋闲散居，或沦为下僚，天生英才却无处可用，只好将一腔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寄托于吞吐八荒，独立浩茫，“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诗词中。

三、同为豪放词，但是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还是有区别的
对于“豪放”一词的理解，杨廷芝在《诗品浅解》中是这样说的：“豪者我有可盖乎世，放者物无可羁乎我”。纵观苏轼和辛弃疾的豪放词不难看出，苏轼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放”，即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超脱，能想得开，不为自身的不如意所烦，不被官场的黑暗所累。辛弃疾的豪放词在豪放风格上侧重于“豪”，也就是说他的豪放词在思想情感上比较执着，自始至终都充溢着他心系天下兴亡的壮志豪情，表现了他心中始终坚守着收复国土的夙愿。

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另一个是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下面分别阐述。

1、两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亲苏洵就是大文豪。苏轼考科举，中进士，他一扫五代、宋初词坛的艳曲，改为描写士大夫生活情趣的豪放词，俨然是个“衣冠伟人”。苏轼是个非常达观的文人，几度作官位重，又几度遭贬，但是洒脱乐观的个性依然一样，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辛弃疾生于外族占领区，天生一副英雄的相貌，又智勇双全。辛弃疾自小就决心要为民族雪耻要为大宋恢复中原。他不是科举入仕，年轻时就轰轰烈烈参加起义军反抗金人的统治，南归后做官。但是他所任职都不如何高，且经常调任，这使他没有办法在任上有大的建树和作为。他抱负远大，却无从实施，胸中难免会有股郁结之气，这种不平感只有在他的词中加以表达宣泄。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辛弃疾词不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苏轼词也不可能有辛弃疾词的豪健悲壮，因为苏轼

始终仍然文人，而辛弃疾又是军人。

2、两人的思想结构不同。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主，而兼糅释、道两家。他的人生观比较复杂。有时从老庄的旷达出发，轻视功名；有时又站在儒家立场，批评老庄和佛家。在政治上他更多地表现出儒家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主张以“仁政”治国并且始终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投身政治斗争，在地方官任上，他也始终关心民间疾苦，得到各阶层民众的爱戴。这些都与他坚持儒家思想有关。在生活上，苏轼却更多地采取佛家和道家的处世态度。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上看待人生、看待世间的一切是是非非的关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作为追求心灵解脱的基础。政治上他并不随人俯仰、随波逐流，生活上他则“随缘自适”、随遇而安。佛老思想使他遇事达观、超脱、开阔。无论何时，他都对万事万物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社会人生始终采取执着的态度。他不管遭受多么沉重的打击，面临多么险恶的环境，都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始终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而辛弃疾的思想比较单一，就是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因此当他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有苏轼的旷达与超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