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
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
郭康松
皖派考据学是乾嘉考据学的主要流派，是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皖派考据学的学术特点，不仅有助于对徽学学术传统与学术精神的把握。本文主要对乾嘉考据学的皖派与吴派相比较而言更具特色的主要学术特点作初步的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皖派的划分问题
关于清代乾嘉考据学派内部的流派划分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的意见。传统的划分为吴派、皖派之外划分出扬州派，有学者划分惠（栋）、戴（震）和钱（大昕）派三派，有学者按治经与治史两大类分为若干派，有的学者认为乾嘉考据学派是一个整体，其内部不必再作划分，他们认为：乾嘉考据学是同一个学术派别，其学者之间虽然有各自的风格与差异，但考据学者有基本一致的治学宗旨不必再作划分；以吴、皖地域划分成两派以及所谓吴派佞汉嗜古、皖派实事求是的概括也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而且被视为考据学者的段玉裁、任大椿、孔广森、王念孙、王引之等并不是皖人。
我们认为同一大的学术流派之下，存在不同的小派别，在学术史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不能因为全心全意拥有众多的共性，就因而忽视他们之间的个性差异，同一大的学术流派之下存在不同的小学派，正是学术兴盛的表现，也是学术得以健康发展的保证。吴派、皖派虽然具有基本相同的治学宗旨、治学方法和学术规范，但他们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对清代学术的贡献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不仅后世学者看得一清二楚，当时的学者也意识到两者的客观存在与他们的不同。王鸣盛曾经记载说：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也。间与东原从容语：“子之学于定宇如何？”东原曰：“不同。定宇求古，吾求是。”
这说明，戴震本人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追求与惠栋有所不同。考据学派的反对者袁枚在给惠栋的信中，也提到“吴门”的存在，他说：
足下与吴门诸士厌宋儒空虚，故倡汉学以矫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学有弊，汉学更有弊。
江藩在总结经学史说：
至本朝，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江永、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旦复。
他批评当时的一些学者重经而轻史的现象时，也明确地提到惠学与戴学之名，他说：自惠、戴之学盛行于世，天下学者但治古经，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谓之通儒乎？
对于吴派和皖派明确命名与划分，始于章太炎。他在《清儒》中说：“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以异也。”此后的研究者大都沿用此说。
学派的划分第一要素应该是直接与间接的师承关系，第二是学术趋向，学派无论是以创始人、代表人的姓氏，还是以其地望来命名，在学术史上都是常见的。同一学派的学者不必是同一地域的学者，例如洛学是以“二程”之所地洛阳而得名，其后学中，刘绚是常山人，谢良佐是上蔡人，游酢是建州建阳人，杨时是南剑将乐人等，而同一地域的学者不一定属于同一学派。根据这一原则扬州派不必另立一派，因为“戴氏弟子，以扬州为盛，高邮王氏、任氏，得其师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按：戴震之师江永）之再传”。钱大昕也不必从吴派中析出，因为他与惠栋有师从关系，“在吴门时，（钱大昕）与元和惠定宇、吴江沈冠云友，乃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
所以将清代考据学的全盛时期的乾嘉考据学派划分为吴派和皖派是有其依据的，基本反映了当时历史事实，本文所言之皖派以支伟成著、章太炎审定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所列之人物为依据。
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
如果说是吴派的贡献是完全抛弃否定宋学，回归到汉代学术，构筑汉学森严的壁垒，那么皖派则在吴派的基础上，真正形成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精神。
针对经学的荒疏，考证学派中一部分首先倡导以求古义的办法来克服宋人的玄言解经。清初的朱鹤龄云：“经常之荒世，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他想用古注来打破朱熹对经典阐释“一言堂”局面。“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因为宋儒解经多不依古注，所以他们把“信古”作为“求是”之路。这种“信古”的“求是”方法在吴派表现得尤为明显。乾嘉时期考据学中的吴派，抱有较深的“门户之见”。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弃魏晋以后的经说，一味寻求汉儒的经说，无论其精华与糟粕，一概视为金玉良言，不论是非。与宋代义理之学相反，惠栋治经，“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已见”。惠栋云：“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辩……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能废也。”汉代学者距经典形成时期相对较近，而且学有师承，训诂由经师
口授相传，经师之说列于学官，要理解经书之原义，必须借助汉注，这种做法，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他们“求古”的目的不是好古，而是为了“求是”，所以王鸣盛表现得较为典型。他极力主张尊郑，把玄视为经学的宗师，认为：“两汉经生蝟起，传注麻列，人专一经，经专一师，直至汉末有郑康成，方兼众经，自非康成，谁敢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使学者知所归乎？”王鸣盛为了阐扬郑学，“使世知有郑氏之注，并使世知有郑氏之学”，他“钻研群儒，爬罗剔抉，凡一言一字之出于郑者，悉甄而录之”。其目的是“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他主张研究经学“但当墨守汉人家法，定从一师，而不敢他徙。”存有较深的门户之见。钱大昕也认为“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大义犹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与惠栋如出一辙。余萧客为惠栋弟子，笃守汉学营垒，其弟子江藩谨承师教，以“汉学”为宗，为了宣扬“汉学”，撰写《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后附《国朝经师经义目录》，于嘉庆二十三年出版，江氏称其取去标准是“言不关乎经义小学，意不纯乎汉儒古训，固不著录”。吴派这种“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思想。是用汉之“旧权威”来替代宋明之“新权威”，与真正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违，如果考据学派沿着这一思想发展下去，考据学就吸能成为真正的“汉学”。以皖派为主的考据学者打出了“实事求是”的旗帜，对这种有限的“求是”提出了尖锐而有力的批判。《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惠栋云：“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则说得更不客气：“惠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皖派主师戴震对惠栋极其尊敬，但他所具有的怀疑、批判精神不允许他去走惠氏“佞汉”的老路，他力矫吴派墨守汉儒之弊，主张“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他认为“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亦有传会，晋人传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意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即从经典原文入手进行研究，探讨经典原意，不受前人观点的影响。他们注重古注古训是因为“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之义理明，而我心之同然者乃因之而明”。他针对吴派等惟汉儒是从的倾向批评说：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君子务在闻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误，莫道郑、服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
这里“能文章者”是暗指方苞等桐城派，“善考核者”则暗指吴派学者及追随者，所谓“株守先儒而信之笃”是指能文章的桐城派独信宋儒朱子之学和善考核的吴派墨守汉儒之学。他说：经自汉经师所授，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余尝欲搜考异文，以为订经之助；又广揽汉儒笺注之存者，以为综考故训之助。
戴震也很重视汉人的成果，但他只是将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经书的资料和工具，而不是惟汉是求，凡汉皆好。从而开户了乾嘉考据学派真正意义上“实事求是”的学风。戴震的弟子亦继承了其师的观点，不以“汉学”自封，无门户之见，他赞扬刘台拱说：“其于汉宋诸儒之说，不专一家，而唯是之求。”王引之亦反对“株守汉学而不求其是者”。他在《经义述闻序》中借用其父语之云：“说经期于得经义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稍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郑康成者矣。”以明其书的宗旨，也是对吴派墨守汉儒，唯汉是求的委婉批评。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重视小学，成就斐然
在我国古代学术划分中，小学即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属于经学范围，本为经学的附庸。乾嘉诸儒治经，从小学入手，使小学成为一门十分重要的学问，蔚为大国。清初，顾炎武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顾氏的这一主张，成为考据学派的不二法门，所以清代考据学在小学方面的成就巨大，而皖派在重视小学研究和小学研究成果方面尤其突出。皖派创始人戴震以其既精通小学、历算、地理、名物又讲义理之学而影响了皖派乃至吴派的部分学者，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倡导由小学而通经明道的言论最多，也最具有说服力。戴震有一段名论：
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曲》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不知“少广”“旁要”，则《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鸟兽虫鱼草木之状类名号，则比兴之意乖。
他在十七岁时就抱定了从小学、制度、名物入手探求《六经》之道的志向，并终身守之，他在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日即逝世前四个月写给段玉裁的信中说：
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
在这些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小学最为重要，被视为通经明道的最主要的工具。他说：“经之至者，
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通其词，由词通其道，必有渐。”他在给其他学者的著作作序时再一次申明：
后之论汉儒者，辄曰故训之学云尔，未与于理精而义明，则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若犹存古经中也，则凿空者得乎？呜呼！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窜等。
他在给他人的文集作序时亦不失时机地宣扬这一观点：
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
一言经蔽之，只有通过小学、名物、制度的研究才能通经，才能求得经书之道，舍是路则“流而为凿空”，而凿空会导致两大致命的弊端：“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之经，并非其本经。”既然所据之经不是本经，所释之义不是本义，则所求之道亦非圣贤之道。戴震强调小学在通经明道上的桥梁作用，所以他十分重视“六书”的研究，认为“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书者，治经之本，仅仅赖许叔重《说文解字》略见梗概。”所以，梁启超说：“乾嘉间学者，以识字为求学第一义，自戴氏始也。”
戴震重视小学的思想在皖派乃至整个考据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戴氏的弟子以训诂校勘精绝而闻名的王念孙亦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焦循云：“训诂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阮元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诂，况圣贤之道乎！”他认为不仅深奥难解之经要信赖于训诂乃明，即使是浅显易懂之言也离不开训诂，“圣贤之言，不但深远者非训诂不明，即浅近者，亦非训诂不明也。”“为正统派死守最后壁垒”的晚清考据学者俞樾、孙诒让等，同时坚持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俞樾在《文庙祀曲议》中说：“义理存乎训诂，训诂存乎文字。无文字是无诂训也，无诂训是无义理也。”所以，他十分重视《说文解字》的价值，“《说文解字》一书尤为言小学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哉？”“许慎《说文解字》，为言小学者所祖，俾学者因文字而通训诂，因训诂而通义理，厥功甚巨。”孙诒让在十六七岁时，通过读记载考据学谱系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清代考据学者考证经学成果的总汇《皇清经解》，而熟悉了考据大师们的“治经史小学家法。”他利用金石甲骨材料研究古代文字，目的在于“证经”。他“精熟训诂，通达假借，援据古籍，以补正讹夺，根柢经义，以诠释古言，每下一说，辄使前后文皆怡然理顺”。走的是乾嘉大师们由小学通经的老路，他说“文言雅辞，非淹贯故训，不能通其读。”
可见皖派学者无不以小学为通经的工具。正因为他们认识到小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所以皖派在小学方面的成就十分突出，蔚为大国。皖派考据学者的主要的小学专著有江永《音学辨微》、《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等，戴震《经雅》、《方言疏证》、《声类表》、《声韵考》、《尔雅文字表》等，程瑶田《解字小记》等，洪榜《四声韵和表》、《示儿切语》等，任大椿《字林考逸》、《小学钩沉》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毛诗故训传定本》、《诗经小学录》等，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等，郝懿行《尔雅义疏》等，阮元《经籍籑诂》等，胡秉虔《说文管见》、《古韵论》、《小学卮言》等，孔广森《诗类声》等，胡承珙《小尔雅义证》、《尔雅古义》等，江有诰《诗经韵读》、《群经韵读》、《楚辞韵读》、《先秦韵读》、《古韵总论》、《唐韵四声正》、《廿一部谐声表》、《入声表》、《等韵丛说》等，李富孙《说文古本考》等。
例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是清代“说文”学的代表作，段氏弟子江沅在为本书所作的后序中说：“沅谓世之名许氏之学者夥矣，究其所得，未有过于先生者也。”段玉裁师承戴震，继承自汉儒以来的传统，将文字学与经学结合在一起。段注《说文解字注》的学术价值，其一，归纳总结出许氏《说文》体例，以经证许，订讹正误，使人们得以窥见许氏《说文》原貌；其二，从语言学的观点分析文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尤其重视以音释义；其三，在词汇学、词义学上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中对段玉裁及其《说文解字注》评价说：“段氏‘说文之学'独树一帜，影响非常之大。”“他是许氏的功臣，又是许氏的诤臣。他赶上了许氏又超过了许氏。”“段书精当的地方甚多，令人惊叹；虽有缺点，终是瑕不掩瑜。在《说文》研究中，段氏应坐第一把交椅，那是毫无疑义的。”受其影响钮玉树撰有《段氏说文注订》，桂馥有《说文义证》，朱骏声有《说文通训定声》，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等，蔚为大观。
又以古音研究为例。清初顾炎武著有《音学五书》分古韵为十部，皖派始祖江永在所著《古韵标准》中推演为十三部，戴震弟子段玉裁《六书音韵表》又有所发展，分为十七部，戴震受段玉裁启发，在其所著《声类表》中，增为十八部，戴学传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进一步研究，在《经义述闻》、《诗经
群经楚辞韵谱》中分析为二十一部，同属皖派的同时人江有诰与王氏父子不谋而合，把古韵分部研究愈推愈密。所以王力先生总结说：“清儒在古音方面，特别是古韵方面，获得了空前的成绩。”“清初经学大师顾炎武作《音学五书》，分古韵为十部。后来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广森、王念孙、江有诰、章炳麟、黄侃，逐步有所修正。”王力先生所列举的清代古韵韵学家中除顾炎武是清初学者，章炳麟、黄侃是晚清学者之外，其余全是皖派学者，正如梁启超所言：“要之，乾嘉以后言古韵者多，而江戴门下薪火相传，实为其中坚。”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所列小学大师级学者共六位，他们是顾炎武、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郝懿行，除顾炎武为清初学者之外，其他五位者是皖派考据学者，皖派考据学者在清代小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可见一斑。
道在六经，研经求道
考据学的学术内容相当广泛，其主要的核心是治经。在考据学者们看来，经书中包含有圣贤之道，只有通过对经典的研究，才能求得圣贤之道，而道的求得不仅有利于修身，且有利于治世。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皖派学者们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通经上。戴震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将经看成是道义之源，舍经而无从得道义，故他诘问空讲义理的人说：“试诘以求理义于古经之外乎？”显然，在他看来经外不可能求得义理和圣贤之道。这并不是戴震的一家之言，而是皖派考据学者的较为普遍地认识。段玉裁云：“尝闻六经者，圣人之道之无尽藏，凡古礼乐制度名物之昭著，义理性命之精微，求之六经，无不可得”。王引之云：“儒者言义理、言治法，必溯源于经史。”阮元云：“圣贤之道，存于经。”焦循说：“习先圣之道，行先王之道，必诵其《诗》，读其《书》，博学而详说之，所谓因也。……先王之道载在《六经》。”他们都把经看成是载道之书，欲求道，必通经。皖派重视小学的研究，其目的是解经，解经是为了求“道”，“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用经书本义之道，批判宋明理学。戴震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他说：“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所谓的轿中人就是义理。戴震认为“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他批评将训诂与义理割裂开来的观点说：
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训故，一主于理义。”此诚戴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训故。训故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研究文字音韵、算学、典章制度的同时，运用考据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义理之学。戴震认为“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所以凌廷堪在总结戴震的学术时说：
先生之学，无所不通，而其所由以至道者则有三：曰小学、曰测算、曰制度。至于《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由古训而明义理，盖先生至道之书也。
这说明，戴震研究小学、测算、典章制度之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求道，即“理义”；而《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是他求道的心得。诚如章学诚所言：“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先于名物制度而的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孟子字义疏证》、《原善》等论著，批判社会上流行的理学，揭露“以理杀人”的黑暗现实：
程朱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扣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更淆以无欲之说，于得理益远，于执其意见益坚，而祸斯民益烈。
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可见其救民于水火之心。章太炎说：“戴先生雍正乱世，亲见贼渠之遇士民不循法律，而以闽、洛之言相稽，衷肠矜庶戮之不幸，方告无辜于上，其言痛绝。”没有对社会的关注，不会有《孟子字义疏证》中那种深刻的思想与不屈不挠的批判精神。《孟子字义疏证》，是考据学派走完其所倡导的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最后阶段“明道”的典型代表作。所以示戴震极其重视《孟子字义疏证》，他说：“仆平生著述，尽以意见误名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书中活泼、犀利，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思想比比皆是，与清初诸大师相比，也毫不逊色。
即使是从事纯小学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通经明道。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精研《说文》，是非常典型例证：
昔东原师之言：“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余之注《说文解字》也，盖窃此二语而已。
《说文》、《尔雅》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
而后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
段玉裁注释《说文》是基于小学明则经学明、文字通则通经义通的认识撰写其书的，其目的非常明确，这就是把研究《说文》与研究经典结合起来，治《说文》就是治经。他说：
吾见读《说文解字》而于经传《尔雅》愈不能通，鉏鋘不合，触处皆是，浅人遂谓小学与治经为二事。然则从事小学将以何为也。
凡治经，经典多用假借字，其本字多见于《说文》。学者必于《尔雅》、传注得经义，必于《说文》得字义。既读经注，复读之《说文》则可知若为假借字，若为本字，此治经之法也。
训诂必就其原文，而后不以字妨经，必就其字之声类，而后不以经妨字。不以安妨经，不以经妨字，而后经明；经明而后圣人之道明……夫不以习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对人们探求经典本义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段氏把经传的字和《说文》所收的字从音义上加以比较，说明其间的关系，不仅使人能够对《说文》有更多的理解，而且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的训诂问题。”
在戴震的影响下，皖派中的部分学者继承了他用考据方法以探求义理的学术范式，并取得一定成就。如果说皖派学者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等只是接受了戴震不以汉宋为是非标准，以六书、九数为通经求义理的观点，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制度、算学等研究上的话，那么，焦循、凌廷堪、阮元、刘文淇等继承了戴震的义理之学，在注重考据的同时，重视义理的阐发。
焦循极为尊崇戴氏义理之学，“循读东原戴氏之书，最心服其《孟子字义疏证》。”他说：“说者能分别汉学、宋学，以义理归之宋，宋之义理诚详于汉，然则训诂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所以他在《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大加表彰，并在《孟子正义》中大量引用戴说。其主张与戴氏一样，以训诂明义理，在弄懂经典文字本身的情况下阐发义理。他批评吴派说：“近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庶几学经之道。”所谓“证之以实，而运之以虚”，是指在训释文字，考证事实的基础上，用抽象的方法，阐释义理。其《孟子正义》、《论语通释》等著作堪为戴氏《孟子字义疏证》之流亚。
凌廷堪读《戴氏遗书》而敬慕之，自称为戴氏的私淑弟子，论学极尊戴震，《礼经释例》、《复礼》、《论语礼后说》等论著，不仅从文字音韵、典章制度进行考释，还归纳义例，阐发他对儒家礼制思想的认识，主张彻底抛弃宋明之“理”，而代之以“礼”。
阮元表现出折衷汉宋的倾向，他治学，“不敢有昔人门户之见”。他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他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比喻，将圣人之道比作“宫墙”，而文字训诂乃进入圣人之道的“门径”。他批评当时学术界的两种错误倾向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内矣。
这与戴震的“轿夫”与“轿中之人”之比，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主张“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其《论语论仁》、《孟子论仁》、《论语通释》等论著，特别注重从文字训诂入手，来阐明经典义理，将文字考证与义理阐释结合起来。其弟阮享在《瀛洲笔谈》评述阮元的《论语通释》说：昔人以主静、良知标学目。一贯之说，亦为创论。故所撰之书，当以此五卷为最精。又言近人考证经史小学之书则愈精，发明圣贤言行之书甚少，否则专以攻驳程朱为事。于颜、曾纯笃之学，未之深究。兹注释五卷，不敢存昔人门户之见，而实以济近时流派之偏。
张舜徽先生评价阮元的学术曰：“顾其志犹在由训诂以阐明义理，盖欲探本索源，以佛家之说还之佛家，以宋儒之说还之宋儒，以三代之说还之三代。故其解《论语》‘一贯'，释《大学》‘格物'，皆推穷本谊，力破俗说，又尝集孔孟论仁之语，成《论语论仁论》、《孟子论仁论》，以祛后来附会之见。”可谓真知灼见。
正如黄爱平所说：“如果说，从反宋走向复汉，极力恢复汉人经说，是汉学形成时期吴派学者学术路径的顶点；那么，试图通过评判理学，弘扬汉学来寻求圣人之道，则是皖派学者努力的目标。戴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此后其学友和弟子虽未能完全继承其思想主张，但仍然不同程度地有所发展，反映出他们寻求圣人之道的不懈努力。”
以上所述皖派之学术特点，是与吴派相比较而言的，“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是相比与吴派的“佞汉”而言的，是皖派对清代学术治学精神与学风的贡献；重视小学，成就斐然，是相对与吴派的兼重史学而言的，是皖派对我国传统语言学的贡献；道在六经，研经求道，是相对与吴派“纯宗汉学”，“罕下己见”而言的，是皖派对“新义理”学的贡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述皖派的学术特点也可以视为皖派的学术贡献。至于皖派对经学子学、名物制度、历算水地等的学术贡献，学人多有论述，
本文不一一列举。
——引自《明清安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编， 20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