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能南禅宗创建的诱致因素及其结果

惠能南禅宗创建的诱致因素及其结果

先怡衡

惠能，佛教禅宗六祖，开创了极具中国特色的佛教禅宗，对传统佛教做出了重大改革和创新，与孔子、老子并称为“东方三大圣人”，欧洲则将他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其塑像被陈列于英国大不列颠图书馆广场。

这种创造性思维的产生有它自己的社会和宗教发展背景，本文就是要从惠能创建南禅宗的起因和结果来论述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惠能禅宗兴起前的中国佛教进程

禅宗与过去的佛教相比自由化程度变大，佛教中国化进程告一段落，并使佛教这个舶来品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中国的佛教，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第一：佛教初传时的低级华化佛教。这主要发生在东汉—三国的佛教入华初传时期，这一时期的汉译佛典的特点是用中国传统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概念去翻译和诠释从印度等国传来的佛教经典。例如，将“菩提”意译为“道”，“释迦”意译为“能仁”，“摩纳婆”意译为“儒童”等等。［１］在礼仪上是中国传统的儒家祭祀神明的方式来拜佛，称为“浮屠之仁祠”，甚至把浮屠与老子并祭混为一谈，［２］在社会上流行“老子化胡之说”。［３］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汉传佛教，是在客弱主强，外来的佛教人地两生，势孤力薄的形势下来寻求在异国生存立足的机会，而且加上是在中外文化初步的接触，中外学者互相之间有很大误会的情况下走向华化之路的。

第二：寻求真经正义的印度化佛教。这主要发生在晋至唐初。朱士行、道安、法至、玄奘等，是力求使中国佛教印度化的杰出代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扫除前一阶段误译错释的讹经以及全由华人创作的伪经，以便用直接向印度本土求取真经正义来指导中国佛教沿着模仿印度的方向发展。他们或不畏艰难，亲赴西域印度取经，或刻苦钻研义理和译法，树立正确的译解真经的典范，或身兼二任，皆在纠正初期中国佛教的低级华化方面作出了努力和贡献。虽然，要完全清除华化的佛教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要使中国佛教完全印度化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一些范围内保持与印度佛教的接轨，形成一些仿印度佛教的流派也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也是在由晋至唐中外民族的种族、政治、宗教、文化、风俗的大冲突、大融合、大变化的历史浪潮中，中印的宗教文化之间有所互化的表现。

第三：创造高级的新式的中国化佛教。盛唐以后，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本土一直存在的排佛派继续酝酿和发起复兴汉文化的反佛教新浪潮，同时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度本土的佛教自身的衰败及异族伊斯兰教的入侵和破坏而走向灭亡。所以中国佛教是在面对着由盛转衰，内外形势皆不利的严重危机下寻找生计，而由惠能开创的南禅，恰好是给后来陷于困境中的中国佛教开辟了一条新生之路。被后世尊为禅宗六祖的惠能，实际上充当了这一最具中国化的佛教新宗派的始祖。发端于惠能的南禅是持续了４００多年的佛教革命，其结果是产生了由中国人创造的中国化佛教三宝，成了与印度佛教迥异的南禅宗风、寺庙、僧众等。

二、南禅佛教革命的因果分析

如上所述，南禅所以产生的前因主要有：（１）印度本土佛教的衰落；（２）中国仿印佛教的危机与衰落；（３）来自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儒道，复兴强盛所给予仿印佛教的挑战与打击的日益严重；（４）南禅革命是佛教在中国寻求继续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下面，试对因应上述原因而产生的南禅革命的直接结果作一些分析：

第一：　破除已经变质为桎梏的僵化、老朽、陈腐

的旧佛教观念和教条，为创造新的佛教提供了充满活力的南禅佛教思想。现存最古的敦煌本《坛经》所载“六祖呈心偈”共有两首，其一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其二曰：“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４］姑且论这两首偈是否是原作，但两偈是惠能所开创的南禅思想的核心所在，则是不能否定的。

①前偈是对外在于我的虚假的“菩提树”和“明镜”以及整个趁势的彻底否定，而后偈则是对“身”、

“心”与“我”、“佛”、“世界”的统一作了肯定的说明。前偈是破神秀之说，后偈则着重立惠能之说。后人把前偈的第三句改为“本来无一物”，又删掉了后偈，导致只有前破而无后立的结果，防碍我们理解历史的真实和惠能的南禅思想。惠能现身说法的《坛经?行由品》说：“一切万法，不离自性。”《般若品》说：“本性是佛，离性无别佛”，“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烦恼即菩提。”“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若识自心见性，皆成佛道。＇……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各自观心，自见本性”。由于成佛做祖是不能假他人外力的化度，故《行由品》记惠能说“只合自性自度”。［５］所有这些主张都可以说是由此偈语发挥出来的，并由此进而导致如下一连串的教法和结果。

第二：由此往皈依外在的佛、法、僧三宝，转为倡行皈依内在的自性三宝。《坛经?悔品》说：“今即自悟，各须皈依自心三宝。”又说：“内者三身佛在自性中，世人总有。为自心迷，不见内性，外觅三身如来，不见自身中有三身佛。汝等听说，令汝等于自身中见自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从自性生，不从外得……”惠能本身以一个不识字的居士，不假外求于他人的外在的三宝，而通过对自身内在的三宝的顿悟内得，终于得到立地成佛作祖的正果，这就为禅宗信徒树立了自觉顿悟成佛的典范。《坛经》对外在三宝之于个人成佛作用的否定，并不等于是要对一切外所制作的经像等物，当然也可作示道之用。

落籍留居于印度的“中国”，并发誓来世也不投生于边地：“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从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边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原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７］比法显稍后成书的《四十二章经》的第三十六章说：“夫人离三恶道得人难……生中国难，既处中国，值逢佛道难”，其意谓人能生于中天竺国是极为难得的三生有幸，而生于边地的汉人自然就是很可悲的人生大不幸了。这显然是法显等人影响的结果。［８］稍后成书的牟子《理惑论》也说：佛“所以生天竺者，天地之中，处其中和也。”并反对华人以汉地居于天地之中的传统观念说：“《传》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以此观之，汉地未必为天中也。”［９］而反对佛教的华人，在晋至隋唐期间仍坚持传统的华夏中心思想，力抗外来佛教输入的印度中心思想。究竟谁为“中国”，谁为“边国”，这是引起佛教与反佛教人士长期论争乃至矛盾激化的一个要害问题。如《弘明集》卷七载南朝宋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说：“夫胡跪始自天竺，天竺，天地之中，佛教所从出来者也。”同书又引用僧愍“戎华论折顾道士夷夏论”说：“如经曰：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１０］又《广弘明集》卷十三载唐释法琳述南朝宋何承天于智严法师争论边中问题说：“诸佛出世，皆在中州，不生边邑。边邑若生，地为之倾。案：《法苑传》、《高僧传》、《求处记》等云：宋何承天与智严法师共争边中，法师云中天竺地夏至之日，日正中时竖晷无影。汉国影台至期立表，犹余阴在。依算经，天上一寸，地下千里。何乃悟焉，中边始定，约事为论，中天竺国则地之中心。……震旦本自居东，迦维未肯为西，其理验矣。”［１１］慧琳说何承天认输而中天竺为天下中心之说已成定论，其实可能是无证据的的臆说。查《隋书?天文志》的“地中”部分，仍然是按华夏传统的自我中心说来记述。而唐杜佑《通典》卷一百八十五“边防”更明确坚持华夏中心之论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在此句的自注释文中更引述了李淳风等华夏的天文家之说，作结论说：“则洛阳洛城县土圭居覆载之中，明矣。唯释氏一家论天地日月，怪诞不可知也。”［１２］这是对前述佛教的人士尤其是释慧琳之天竺中心论的全盘否定，显示了唐代的政治文化界反对附庸于印度的汉传佛教之势力日益强硬。

惠能的南禅革命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要从佛教内部发起新的思想观念，来打破传统观念。否则，惠能本身就不可能走向成佛作祖之路。而惠能所首先开辟的此路并不是只供特殊人专用的小径，而是众人随后跟进的康庄大道。因此，其思想的方法与目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果是通过弘扬原始佛教的众生平等的观念，对以印度的中天竺为中心或以华夏的中州为中心的思想作了否定，把以往在这方面的偏见引起的矛盾争论化解了。身为出生成长于中国蛮荒的边陲流放地—岭南新州的汉人与土著少数民族的混血儿，惠能原本只是一个不识字的卑贱的山野樵夫，按照传统的中边观念是根本不能在当世成佛的。惠能在成佛路上首先要打破的，就是中国汉族内部传统狭隘的以北方中原为天下中心的观念，打破以北方中原人对南方人尤其是岭南的土著族人的地域与种族文化上的歧视与偏见。《坛经?行由品》载惠能初见五祖时，“祖问曰：‘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对曰：‘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祖曰：‘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在此，《坛经》中的惠能在尚未成佛之时，已语出不凡，首先打破了在华夏地区内部的传统中原人文中心主义，肯定了南北方各族人在佛性方面的平等。又《坛经?疑问品》载：“刺使又问曰：‘弟子常见僧俗念阿弥陀佛，原生西方。请和尚说，得生彼否？原为破疑。＇师言：‘使君善听，惠能与说，念佛，求生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

衍。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初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其后又载惠能说：“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惠能这些非同凡响的卓识高论，超越前人，不但扫除了以往中国佛教界的以边地人自居的民族自卑心态，而且从理论上彻底破除了汉至唐时期因为地域种族不同而造成的偏见迷疑和矛盾冲突。在惠能的心中，人的时代古今与未来、地域的东西与南北、种族文明的高级与低下、修行者的在家与在寺，皆非决定人能否成佛的关键因素。前引《四十二章经》所说的人“生中国难，既处中国，值奉佛道难”，在惠能的人皆有自性西方、皆有自身三宝、可以不假外求顿悟成佛的理论中，便是应该破除的执迷偏见。当时及后世之人对惠能这方面的贡献是充分理解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例如，有“诗佛”之

称的盛唐著名诗人王维所撰的《六祖能禅师碑铭》说：惠能“名是虚假，不生姓族之家；法无中边，不居华夏之地。”［１３］虽然，在惠能的南禅佛教中，众生平等的原始佛教观念，不再因为受到那些变质佛教的不平等的观念破坏而流为空想，而是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的澄明，并得到了广泛支持认可的真理。

在后来的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８４５年）的灭佛劫难中，各种印度化的佛教宗派皆受沉重打击而走向衰亡，只有能顺应时代的变化走向中国化的少数宗派，才可能在那场灭佛之后继续在汉传佛教中发展。惠能的南禅佛教之所以能在此劫难之后获得更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和显著的影响，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惠能早已洞悉先机，超越各派而率先引领禅宗跟传统的以印度西天为中心的佛教告别甚至决裂，超脱出两晋南北朝以来的僧俗之间因夷夏之争而导致的矛盾冲突。韩愈对印式佛教及禅宗的不同态度，就是说明这个问题的典型例证。韩愈是在武宗之前，印式佛教在华夏尚极盛的情况下，提到广东潮州之时，即主动奉迎结交当地一名禅僧

等超凡的禅宗祖师对于一般儒生的强大吸引同化力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

第四：由惠能开创的南禅佛教革命，最终形成一个完全摆脱了印度佛教的附庸地位，别开生面的独立发展的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惠能禅宗的佛教系统中，真正的佛祖是惠能，真正的佛经就是记录惠能成佛传法的《坛经》。和以往的佛祖、佛经不同之处，是惠能反对人们皈依外在的佛法僧三宝。所以，惠能及《坛经》亦非禅宗徒众的皈依对象，实际上只是启示他人的导师及其启示录。在惠能自身及《坛经》的启示下，日益增多的禅宗信徒，展开了各自皈依三宝的成佛道路方法的独创性的探索。取得了空前的成果。有的禅师为了从思想上彻底破除陈腐的印式佛教对外在三宝的迷信观念，引导门徒皈依自身三宝，不惜用最粗俗的言词来呵佛骂祖贬经。正如胡适指出：“在九世纪中年，出了两大和尚：南方的德山宣鉴（殁于８６６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和北方的临济义玄（殁于８６６年，同上七年）。他们的语录都是很好的白话文学；他们不但痛骂以前的禅宗，连经连佛一齐骂：什么释迦牟尼，什么菩提达摩，都是一些老骚胡，１２部大经也是一堆揩粪纸，德山自谓别无一法，只是教人做一个吃饭、睡觉、拉屎的平常人。义玄教人‘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始得解脱。＇”③而与大颠同是石头希迁的底子丹霞天然和尚，竟然为了御寒而擅取慧林寺的木佛像来烧火取暖，院主责骂他“何得烧我木佛？”他诡称是为了“烧取舍利”。院主再责问他“木佛何有舍利？”他就更加肆无忌惮地说：“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１６］试问，韩愈之类的教外之人反佛言行，如何及得上这些教内禅师的“反佛”来得彻底痛快，淋漓尽致呢？面对着这样的新式华化佛教，传统的反夷狄的佛教人士还有什么反佛的话可说呢？其实，惠能在《坛经?疑问品》已有“无相颂”启示说：“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在此偈颂之后，惠能又指示听众说：“总须依偈修行，见取自性，直成佛道。”其结果是：“时刺史官僚，在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可是，惠能所指示的成佛之道，是完全反印式佛教而行，既不用持戒、修禅，也不用施钱供养外在三宝。只须按平常人的心来行事，保持和儒家传统相同的恩、义、让、忍的伦理道德，就可以到达人们以为是远在天边，而实际上是近在目前的“西天”。惠能本身，就是以一个既不持戒又不修禅的行者居士身份顿悟得道成佛的。其在归隐于山野的数年之间，仍不守印式中国佛教由南朝梁武帝以后一直严格奉行得肉食之戒条，《坛经?行由品》载：惠能“避难居于猎人对中凡经一十五载……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顾伟康曾指出：这种“但吃肉边菜”的破戒行为，“表现了南禅对于戒律的全新态度。”虽然，其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禅宗早在达摩时代，就有破相犯戒之举。……其实这在当时是一种要求印度僧迦罗制中国化的倾向，并非禅宗一家所独有。”但是在当时，这些“只是在相当局部的范围内偶尔为之”。到禅宗四祖“道信时代，持戒禅合一法门，开始为在教理上全面否定戒律打开了大门。”而六祖“惠能的‘定慧等＇思想，为全面破戒提供了教理依据，结果一发不可收拾，破相犯戒成为曹溪门下一代新风。”［１７］这是相当正确的论述。要补充说明的是：南禅容许全面的所谓“破相犯戒”，首先是因为其真正的开山祖师惠能本身，在得道前后都不是出家的比丘僧人，所以既无僧相，就根本不可能要求他有僧人的形相和守僧人的戒律。《坛经》是惠能本人现身说法的记录，前引的“无相颂”就是要说明外在形相和禅戒对于有无得道成佛是无关紧要的。不论是在家之人还是出家之人，得道成佛的得关键只在于能否明心见性，“但心清净，既是自性西方。”“吾与大众说无相颂，但依此修，常与吾同处

无别，若不作此修，剃发出家，于道何益？”如前所引，作为修行指南的“无相颂”，已明确否定了持戒和修禅的必要性。因此，南禅的宗师对于相戒问题是持充分的开放自由态度，主张悉听尊便的。例如，对于某位州官中丞大人提出得能否吃酒肉的问题，洪州宗的开创人马祖道一的回答是：“若吃是中丞禄，不

吃是中丞福。”［１８］留发留须、食肉饮酒、农禅锄地，营商自济，不免杀生牟利等所谓“破相犯戒”之事例，在古今禅师中是屡见不鲜的。而从事农商经济既是使佛教世俗化的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反印式佛教的华化活动。由此，传统的反佛的宣传鼓励在经济方面的理由—指责僧人不事经济生产，全靠国家或人民供养，是社会寄生虫等等，也就被禅宗在经济上自力更生的开源节流，甚至反过来集捐资产以济世救贫的新风所化解。

注释：

①胡适认为：“此处可以看出惠能故事的作者拟作两首偈，

而没有决定用那一首，就把两首暂时都保存在稿本里。

敦煌写本此节保存的正是这两首原稿的状态。”见《胡适说禅》３０页，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郭朋则认为：“这一偈颂（指第二首），纯属衍文。尤其是前两句，无疑是重复神秀的话，更非惠能思想。”见《壇经导读》７７页。顾伟康虽然认为“作偈呈心”是后人伪造的故事，但是却认为两偈真实地反映了惠能和南禅的高水平和特质。例如他说：“虽然偈语采用了神秀著作的语言，但其主题是讨论‘身’‘心’到什么境界才算是成佛。”又说：“惠能几乎保留了神秀偈语中的一切因素—‘身＇‘心’‘菩提树’‘明镜台’，而他唯一要否定的是‘尘埃’。”见《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第６６－６７页，６８页，７０页。

②见《昌黎先生集》卷三十九，本文所引自《资治通鉴》 卷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宪宗元和十三—十四年。

③引自《胡适说禅》第１９５页。宣监的原话是：“这里无祖

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撅，文殊普贤是担屎汉，等觉妙觉是破执凡夫；菩提涅盘是系驴撅，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疮疣纸；四果、三宝、初心、十地，是守古冢鬼，自救不了。”引自《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第８７页。“诸子，莫向别处求觅，乃至达摩小参考文献：

［１］星云大师《佛光大辞典》，佛光出版社，１９８８版。［２］

版。第２６４－２６６页。

［３］

版。第２６７－２７０页。

［４］郭朋《壇经导读》，巴蜀书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７４页。［５］《六祖法宝壇经》，南华禅寺，１９８２年版。

［６］

８２，７２，１４１页。

［７］

８２，７２，１４１页。

［８］

版。第２６４－２６６页，２８６页。

第４页。

４６页。

第１８３页。

［１３］郭朋《壇经导读》巴蜀书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０５页。［１４］见《昌黎先生集》卷一，转引自郭朋《隋唐佛教》 鲁书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８页。

［１５］见《昌黎先生集》卷一，转引自郭朋《隋唐佛教， 书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３５８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１７］顾伟康《禅宗：

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４－７５页。

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

（作者单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