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2 研究报告-中国城市贫困：多维视角分析

IPRCC 中国城市贫困：多维视角分析

周梁王小林

一、引言

朗特里（Benjamin Seebohm Rowntree）1901年在其著作《贫穷：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按照“获得维持体力的最低需要”的“购物篮子”所需要的货币预算，对英国约克市的贫困线进行了估计，一家六口人，一周最低的食品预算为15先令；加上一定的住房、衣着、燃料和其他杂物，他测算出一个六口之家一周26先令的贫困线。按照这个贫困线，当时约克市的贫困发生率约为10%。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城市贫困进行比较准确的测量，并提出了贫困线的测定方法（王小林，2012）。

100多年来，人类社会主要以收入来测量贫困。经济学家强调收入对于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从而实现减贫的重要性。最近20年，人们对贫困认识的视角不断进行拓展，以期找到致贫的真实原因以及反贫困的适宜政策。特别是自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拓展了人们对贫困的认识，人们意识到贫困问题不能单纯以收入和消费为核心的绝对贫困标准衡量，而需要多维的视角，从基本社会服务、营养、水源、卫生、教育和信息等多方面，对其贫困状况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Minujin and Delamonica，2005；Roelen and Gassmann, 2008）。同样，城市居民的贫困也应当从多维视角加以考察。

一般而言，城市化被视为一个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带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减少贫困。但是，最近的研究发现，不少国家伴随着城市化而出现贫困的城市化或者贫困的转移。同时，城市贫民窟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贫困的城市化，事实上涉及到贫困人口的就业、教育、健康、环境、居住等多个方面。这就要求政府在应对城市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时，需要从多维视角制定相应的政策。

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观战略目标。当前，我国的城市化率超过了50%，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随着大量人口从农村移入城市，贫困群体分化为三大群体：城镇居民的贫困人群，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出现的新的城市贫困人群，留守在农村的贫困人群。传统的户籍划分的城乡二元方法对城市贫困的分析，以及以收入来测量贫困的方法，都不足以为应对快速城市化中的城市贫困提供充分的政策依据。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从多维视角对中国城市贫困进行分析，以期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下，构建扶贫战略和政策体系提供一个更加全面的依据。

二、理论框架与方法

（一）理论框架

本文分析中国城市居民多维贫困问题的理论基础是阿玛蒂亚·森自1979年提出并发展

IPRCC 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 ）1。

森等人摈弃了传统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

中的“收入”、“消费支出”或“效用”等概念，转

而以个人“能力”或“可行能力”作为落脚点测度

人类的福祉和社会发展水平。可行能力是“人

们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的能力”（萨比娜·阿尔基尔等，2010）。能力方

法被认为是一个用以评估和衡量个人福祉水

平和社会制度安排的规范框架（Robeyns ，2003）。其核心理念是，一个社会应当努力提高人们的可行能力，即人们对他所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或状态，具有能够实现的自由。该方法随后被引入贫困问题分析中，森提出了能力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的原因是能力的匮乏。 （二）分析方法

在具体实践时，Alkire 和Foster 提出了构

建多维贫困指数的一种具体研究方法，即

Alkire-Foster （AF ）多维贫困指数构建方法2。

这是各种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中比较成熟，应用

广泛，且分解灵活的方法，近年来被广泛应用

于国内外多维贫困研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报告》2010年以来，每年公布利用

该方法测算的100多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

（MPI ）。

多维贫困测量的基本原理是，首先确定贫

困的维度，例如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其次 1也被翻译为“可行能力视角”（萨比娜·阿尔基尔等著，刘民权、韩华为译， 2010） 2 关于AF 方法，参见Alkire, S., Foster, J.E.(2007),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 Working Paper 7；Alkire, S., Foster, J.E.(2009),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 Working Paper 32；王小林、Alkire （2009）：“中国多维贫困

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第12

期。

确定每个维度包括的指标；第三，设定单一指标或维度的剥夺阀值（cut-off ），例如一个成年人，如果没有完成5年教育刚视为教育贫困；第四，确定多维贫困阀值，例如，在5个维度中，如果有任意3个维度同时受到剥夺，则视为多维贫困。第五，计算多维贫困发生率（H ）、多维贫困剥夺强度（A ），经过多维贫困剥夺强度（A ）对多维贫困发生率（H ）调整之后，可以得到多维贫困指数（M 0）。第六，进行检

验。

维度的选择在多维贫困分析中十分重要。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业是产生经济收入

和维持体面生活最为重要的维度。教育和健康

是形成人力资源的重要社会服务维度。居住和

环境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因此，本文

分析的五个维度分别体现城市居民在五个方面的可行能力情况：就业、教育、健康、教育、居住和环境（表1）。 表1维度和指标的设定 维度 指标 1.就业 就业 2.教育 教育 3.健康 饮用水 卫生设施 医疗保险 4.居住 住房面积 耐用消费品

5.环境 照明能源

炊事能源

环境卫生

第一，就业维度考察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

场的能力剥夺情况。劳动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

IPRCC 8. Roelen K. and Gassman F.(2008), Measuring Child Poverty and Well-Being: a

Literature Review,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Maastricht Graduate School of Governance Working Paper , Series No. WP001. 9. Robeyns I. (2003), Sen’s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Gender Inequality: Selecting Relevant Capabilities, Feminist Economics , 9(2/3):61-92. 10. WHO, Unicef (2013), Progress on Sanitation and Drinking Water 2013 update. 11. WHO, UNDP (2009), The Energy Access Situ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Review Focusing on the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ub-Saharan Africa. IPRCC 力和义务。适龄人口的失业是对这一权力的严重剥夺。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 ）”问卷中，“就业”涵盖了12种职业和7种主要就业类型3。农村居民被默认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失业即意味着失去了收入的来源。就业与否通常与家庭贫困现象直接关联，是测量城市多维贫困的重要维度。 第二，教育维度考察城市居民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学龄儿童（6-15岁）而言，接受教育是其基本权利，因此辍学与否是认定对其可行能力是否被剥夺的标准。对于15岁以上的非学龄人，本文以小学文化程度为标准判断是否存在学习方面可行能力的剥夺。根据1993年国务院修正颁布的《扫除文盲工作条列》，企 3 调查问卷的问题为“你在此工作的职位是何种类

型”，包括的选项有：1.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2.无

雇工的个体经营者（包括农民）；为他人或单位工作

的长期工；4.为他人或单位工作（合同工）；5.临时

工；6.领取工资的家庭工人；7无报酬的家庭帮工；8.

其他；9.不知道

业和事业单位职工、城镇居民个人脱盲的标准是：识二千个汉字，并且能够看懂浅显通俗的报刊、文章，能够记简单的账目，能够书写简

单的应用文。相比农民的脱盲标准略高。基本扫除文盲单位的标准是“……非文盲人数，除

丧失学习能力的以外，在城镇达到98％以上”；“基本扫除文盲的单位应当普及初等义务教

育。”综合考虑以上标准和实际可操作性，本

文以5年教育作为衡量15岁以上受访人员教

育维度剥夺情况的标准。

第三，健康维度考察城市居民对清洁水和

卫生设施的获取情况，以及在获得医疗保障方

面的可行能力。

表2 指标及权重的设定

维度 指标 指标设置 权重

1.就业 就业 排除下列情况：18岁以下、女性55岁以上、男性60岁以上未工作者、退休人员和学生的失业者取值1 1/5

2.教育 教育 6-15岁儿童目前失学，取值1 15岁以上者不在念书者未完成5年教育（视作未完成小学阶段

教育），取值1 1/5

3.健康 饮用水 家庭采用 “其他”方式获得饮用水，或水源为“敞开井水”，则取值1 1/15

卫生设施 家庭采用“室内冲水”的厕所之外的情况，取值1 1/15

医疗保险 没有医疗保险，取值1 1/15

4.居住 住房面积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在13平方米以下（含），取值1 1/10

耐用消费品 家中没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电脑、电话、手机、VCD 、DVD 或者卫星天线中的任何一种资产，取值1

1/10

5.环境 照明能源 所在家庭使用煤油灯、油灯、蜡烛等照明，取值1 1/15

炊事能源 所在家庭使用煤、煤油、木柴火柴草、木炭等炊事能源，取值1 1/15

环境卫生 所在家庭居室附近有粪便，取值1 1/15

IPRCC 获得改善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衡量城市居住水平的标准之一4，同时也是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指标。拥有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直接影响家庭成员的健康。联合国相关文献对“改善的水资源获取和清洁设施”虽然有相关标准，但实施和衡量比较模糊。本文依据通用的标准，同时适当作严格要求，设置了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剥夺标准，详见表2。 医疗保险是体现居民健康保障维度的重要指标。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此后通过不断的改革，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城镇所有用人单位都要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城镇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其从业人员是否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其它类型的保险，如商业保险，是对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充。通过“医疗保险”指标，可以反映城市居民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剥夺情况。 第四，居住条件维度考察城市居民在居住方面的基本权利。鉴于城市居民的居住特点，本文舍弃了在国际多维贫困指数中衡量房屋质量的指标，转而考虑人均居住面积。过于拥挤或者狭小的住房条件该指标的缺失。目前我

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达30平方米以上，但目前住房困难家庭数量仍然比较大（李克强，2011）。全国各地对住房困难家庭的标准不一。例如作为保底类型的廉租房，其保障对象的家庭收入标准和住房困难标准，由城市人民政府 4 实际的生活在贫民窟中的城市人口比例是由居住在

至少具有下列4种情况之一的家庭中的城市人口比例替代计算的：(a) 缺乏改善的水源供应；(b) 缺乏改善的公共卫生设施的使用；(c) 过度拥挤(3人以上居

住一个房间)；(d) 住所由非耐久材料建造。 按照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住房水平的一定比例，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住房价格水平确定。综合考虑CHNS 调查地区的情况，将人均13平米作为住房困难的标准。另一体现居住条件的指标是耐用消费品的拥有情况。

第五，环境维度考察城镇居民居住的基本

条件，指标包括照明、炊事能源，以及周边居住环境。在能源方面，根据WHO 和UNDP 联合报告（2009），衡量一个家庭对现代能源的获取程度，主要是考察电力和现代燃料等能源。其中，现代燃料主要指“用于炊事的电力、液体燃料或者气体燃料”。该定义否定了柴火、木炭、动物粪便等传统生物燃料的使用，也否定了例如煤渣、褐煤等煤的使用。这些非现代燃料的使用，会释放大量烟尘，危害家庭成员，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本文据此考察照明能源和炊事能源两个指标。本维度同时还考察居所周边的卫生环境。这些指标反映了城市居

民总体的生活环境。

在赋权重时，本文给与5个维度均等的权

重。每个维度内的各个指标也采取相等的权重。具体指标的定义和权重设定见表2。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中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国家营养和食品安

全所联合调查获得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 ）数据（2009年）。本文不以户口

作为划分标准，而以“生活在城市的居民”界定

城市居民。这样，既覆盖了城镇户口的居民，也包括了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而持农业户口的

居民。 IPRCC

于劳动力就业的保证是消除多维贫困的重要环节。教育和健康维度的影响也很大。我国新时期扶贫开发纲要中的标准包括“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尽管这是针对农村地区的扶贫标准，但在城市地区，基本的教育、医疗，包括住房维度都应该得到相应的保障。 第二，城市多维贫困存在性别差异，尤其是在教育和就业维度。可以通过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例如提高其就业技能的培训，改善妇女在这两个维度的剥夺状况。近年来，中国男性和女性工资差距呈扩大的趋势，也充分反映了急需加强对女性和教育和培训，以提高其发展能力。否则，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升级，女性越来越多地在低技能的服务业就业，性别差异会进一步扩大。 第三，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户籍人口的多维贫困现象更为严重。农村户籍人员在城市的生活水平低于非农户口人员，境况令人担忧。改善这部分群体的多维贫困状况，将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将有利于城镇化进城的推进。主要的落脚点可遵循：教育-就业-环

境-健康-居住这几个维度的顺序，系统地展开。户籍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是减少在城市中的农村户籍人口多维贫困的重要抓手。 第四，需要对城市人口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加以关注。以上所提及的女性和进城农村户籍人员属于社会上相对弱势的群体。通过维度间的分解比较，可以了解到这些群体的主要致贫原因，从而有针对性的提供服务，将政府的政策和居民的具体需要联系起来。对目标群体的服务同样可以改进有限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更好的改善城市多维贫困状况。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2007。 2. 玛丽亚·阿南·卢戈，关于就业的国际级通用度量指标，萨比娜·阿尔基尔等著，刘民权、韩

华为译（2010），《贫困的缺失维度》，北京：科学出版社。 3. 王小林（2012），《贫困测量：理论与方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王小林、Alkire （2009）：“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中国农村经济》，第

12期。 5. Alkire, S., Foster, J.E.(2007),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Oxford Poverty & Human Development Initiative, OPHI Working Paper 7. 6. Alkire, S., Foster, J.E.(2009),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7. Minujin A. and Delamonica E.(2005) , Incidence, Depth and Severity of Children in

Poverty, UNICEF Division of Policy and Planning Working paper.

IPRCC

表 6 多维贫困状况的户籍差异（k=30%）

维度指标非农村户籍城市中的农村户籍者

加总情况

H***7.13% 21.91%

A**36.72% 38.39%

M0***0.026 0.084

对M0在

各维度的

分解

1.就业就业***0.009 0.022

2.教育教育***0.007 0.024

3. 健康

饮用水***0.0001 0.0009

卫生设施***0.002 0.012

医疗保险0.002 0.002

住房面积*0.004 0.005

但同时我们也分析发现，大多数农村户籍

人口拥有的医疗保险类型为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新农合主要是针对农民，以大病统筹为主。

对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口，新农合的覆盖和

赔付效果能否满足需求，这需要进一步分析。

图3各个维度的户籍差异（k=30%）

综合以上对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指标体系

的构建与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城市居民多维

贫困程度、成因和特征。

第一，中国城市的多维贫困比较严重，根

据本文测算得出的多维贫困维度贡献率，解决

城市多维贫困的优先序可以参考为：-教育

-健康-环境-居住。

其中就业维度对城市多维贫困的影响最

大。“任何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日程都必然

会包括关于劳动力市场状况及改善这种状况

的分析”（卢戈，2010）。在城镇化进城中，对

IPRCC 本文使用数据主要整理自CHNS数据库

2009年数据中的5个表单，包括个人收入表、

家庭收入表、资产表、就业表、教育表。选取

在城市受访者（将户口不在城市，但是本人在

城市接受调查的人员涵盖其中）为研究对象，

剔除数据不完整的观测样本，得到最终样本量

为3744，其中男性1793人，女性1951人。

四、主要结论

（一）我国城市多维贫困程度比较严

本文的分析中，设定k=30%作为多维贫困

阈值，即：一个人如果在30%的维度上被剥夺，

则处于多维贫困，此时有11.73%城市人口处于

多维贫困状态（多维贫困发生率，H）。平均被

剥夺程度37.69%（多维贫困剥夺强度，A），

即平均而言，这些城市多维贫困的人口大约在

38%的维度上被剥夺。考虑到平均被剥夺程度，

调整后的多维贫困指数（M0）为0.044。

图1多维贫困发生率H和多维贫困指数M0

IPRCC （二）就业维度对城市多维贫困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教育维度 经表4分解可得，就业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大，为30.10%。这意味着在多维贫困中，就业维度的缺失是主要原因。如果在城市中失业，往往也意味着陷入多维贫困的状态。如果能够获得稳定、体面的工作，将极大的消除城市多维贫困现象。在城市多维贫困人口中，就业维度被剥夺的人口占6.65%。 其次在教育维度，维度贡献率占到

27.80%，即在中国城市多维贫困成因中，约

28%的原因是基本教育的缺失。在城市多维贫

困人口中，有6.14%的人在教育维度受到严重剥夺。其中，学龄儿童失学现象仅有两例，占

0.86%；约半数年龄在50岁以上；约半数是在

劳动年龄段。在城市生活中，较低的教育水平，

相伴随的往往是就业层次和生活环境的低下，多维贫困状况比较严重。

环境卫生 在健康维度。其中卫生设施和医疗保险两个指标的影响突出。卫生设施本文采用了比较严格的指标标准，指标贡献率较高。卫生设施是保障家庭及社区清洁、整洁和安全的基本设施设备。为避免城市棚户区的出现，对于卫生设施的重视显得非常重要，卫生设施的改善将会给社区带来全新的面貌，进一步将有效减少城市多维贫困现象。 其他指标中，对城市多维贫困指数贡献率比较高的包括：住房面积、炊事能源和环境卫

IPRCC 育、就业维度，和健康维度的部分指标上存在显著差异。在教育维度剥夺的多维贫困人口中，女性为男性的两倍多。 表5 多维贫困状况的性别差异（k =30%） 维度 指标 男性

女性 加总情况 H *** 9.09% 14.15% A 37.79% 37.63%

M 0*** 0.034 0.053 ***图2 各个维度的性别差异（k =30%）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范本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Record the situation and lessons learned, fin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form future countermeasures.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 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编号：FS-DY-20606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 整版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

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

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

我眼中最无前途的10个中国城市(附名单) 2016年10月25日15:23 新浪综合来源：叶檀财经 在筛选的标准上，首先是人口流失的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这些城市在此前三十年以制造业发展为主体的工业化改革中，作为人口的输出地，人口作为劳动力源(12.270, 0.01, 0.08%)源不断地流出本地。目前面临经济转型期，人口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出本地，只不过换了一批人，当地有想法、有实力的人率先出走，给当地留下一地鸡毛。 其次是一个城市只有几个国企主导的行业，并且大企业办社会，使得城市服务业无法细分，导致当地市场意识落后，父母热衷于逼迫子女考公务员、进入国有大中型企业，从进入的第一天就可以看到退休的那一天。 第三是人均财富占有量低，教育相对不发达，相应的消费数据也较低。 除此之外，还包含了我对当地城市未来发展的预期，这一部分源自我在各地的实地感受，比较有弹性。 必须强调的是，排名不分先后，不是第一个写的城市就最糟糕。 1、长春 根据2015年新华网(39.870, 12.18, 43.99%)转发《人口快速流失在这10个城市买房要当心贬值风险》文章中，作者根据相对确实的小学生在校人

数进行统计，列出了从2008年到2014年小学生人数快速下降的十个城市。东北人口流失上榜的城市最多，包括哈尔滨、长春、大连三个城市。笔者与地级以上城市的统计公报相参照，可以看出人口的涨落。 长春2005年小学生人数为47.6万人，2010年为42.2万人，2015年人数为38.4万人，连续下降，情况比沈阳更糟糕，沈阳的数据中间有过反弹。哈尔滨也是如此，从2005年到2015年，人数连续下降。 撇开小学生数量，从2009年到2014年人口流入数量来看，显示大连是东三省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流入52万人，其次沈阳流入42万人，而后是长春流入16万人，哈尔滨流入2万人。从吸纳成年人就业与城市吸引力看，长春与哈尔滨情况比较糟糕。 从人均本外币存款与消费来看，毫无疑问大连仍然是东北最高大上的城市。长春人均本外币存款从2005年的2.824万元，到2015年的11.376万元，看上去增长不少，但沈阳为16.928万元，大连为19.843万元，对比之下可以看出长春的人均财富积累量不算高，在全国勉强算得上中游略偏下的水平。 财富占有率不高直接影响了居民消费心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14年为2217.5亿元，看上去不少，人均为28690.65元左右。而沈阳与大连的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均超过了3000亿，无论从人均还是总量，长春都相对落后。 长春曾是伪满洲国的都城，建国后东三省是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重镇，中央政府将中国最早的汽车工业落户长春，长春与沈阳、鞍山、大庆共同成为了共和国的骄子。长春的一汽奥迪曾经如此领风气之先，这一汽车工业如果在东南沿海地区，不知道有多少汽车产业链已经形成，汽车城早已成型，围绕汽车的高端旅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单志广 一、智慧城市发展现状 当前，全球信息技术创新与应用持续迅猛发展，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引领了世界范围内的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浪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就相继启动和开展了智慧城市相关建设行动。2008年11月IBM公司提出了“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的概念，进一步激发了全球范围内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 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外在建的智慧城市数量大约有200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于2000年启动了“智能城市”建设；新加坡于2006年启动“智慧国2015计划”；韩国在2006年确立了u-Korea 政策并提出了u-City计划，首尔、釜山、仁川等6个地区已成为u-city示范区；日本2009年推出“i-Japan战略2015”，2010年启动了横滨市、丰田市、京都市和北九州市等四个试点；2009年美国爱荷华州的迪比克市与IBM共同宣布将建设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2010年10月澳大利亚政府启动了“Smart Grid，Smart City”示范工程，等等。目前，国外智慧城市建设主要以技术试验、区域小范围或城市局部地区试点、行业特色应用为主，其中欧盟与东亚的智慧城市进展较快。欧洲的智慧城市建设重点关注信息技术在构建绿色低碳的城市环境以及交通、医疗等民生服务领域

的作用。日本、韩国在数字化城市（e-city）和泛在城市（u-city）概念的基础上发展了智慧城市（i-city）的内涵。建设智慧城市已被国际上公认为是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市民生活品质、改进城市公共管理和服务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近年来随着物联网、云计算、宽带化、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的创新和发展，全国各地也掀起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热潮，很多城市都相继提出了“智慧城市”的发展方向并着手开始规划建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2月底，我国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数量多达150多个，初步估算投资规模将超过一万亿元。其中，在2012政府工作报告或者“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提出建设智慧城市的地级以上城市共41个，副省级城市10个，直辖市中除重庆之外，北京、上海、天津均提出了智慧城市相关规划纲要和行动计划。在41个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地级以上城市中，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区域所占数量比重较高，同时，中部的武汉城市群、长株潭经济圈等也积极投入到智慧城市建设中。从这41个城市经济发展情况分析，有35个城市人均GDP在4000美元以上，其中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的城市有19个。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我国经济发达和信息化水平先进城市的发展共识，已成为众多城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城市运行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市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我国发展智慧城市的战略意义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 宜居城市的构成要素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指数、城市安全指数、生活便利指数、生活舒适指数、经济富裕指数、社会文明指数、城市美誉度指数在内的七项一级指标，四八项二级指标，七四项三级指标组成。总结一下城市宜居性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安全要素 安全是人的需求层次中除了基础生理需求之外的首选。目前城市的物质生活水平使绝大部分城市居民已无需过多地关注基础生理需要, 安全成为现代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维护公共安全是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 是居民安居乐业的必要条件和创造宜居环境的保证。因此, 宜居城市需要有完善的预防与应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内容完整版.doc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20中国科学院 内容完整版 中国科学院14日在北京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而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那么，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20xx中国科学院内容是什么？下面我为大家揭秘。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

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 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 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

我国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2月6日，中国智慧城市论坛提出要“以防疫为契机，全面提升智慧城市”，倡议各地政府要在非常期间，万众一心防疫，齐心协力联控的大好氛围下，以“抗疫“为抓手，全面提升智慧城市。2月10日，上海市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上海市的智慧城市的推进，值得全国各地去学习和参考。 《若干意见》提出，到2022年，将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新型智慧城市的排头兵，国际数字经济网络的重要枢纽;引领全国智慧社会、智慧政府发展的先行者，智慧美好生活的创新城市。 中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且为了缩短社会贫富差距，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2019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60.6%。智慧城市是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舒缓人口过于集中带来的医疗、教育、交通资源短缺和环保问题。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迅速主要以智慧物流为主 智慧城市起源于传媒领域，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智慧城市有两大发展驱动力，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二是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孕育的开放的城市创新生态。前者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

因素，后者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由此可以看出创新在智慧城市发展中的驱动作用。 全球都在紧锣密鼓的布局智慧城市建设，欧洲、北美、日韩等地区处于技术领先地位，而中国因为也在积极进行智慧城市试点，形成了多个智慧城市群，中国的智慧城市点项目超过欧州、印度和美国之和。 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在最近几年均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在中国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中，智慧物流、智慧建筑、智慧政务领域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前瞻预测随着“银发经济”的发展，智慧医疗和智慧家居将成为下一轮高速发展的着力点。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空间巨大 近年来，中国政府陆续开展和推广智慧城市试点工作，智慧城市相关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同时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加速投入。根据IDC 《全球半年度智慧城市支出指南》，2018年我国智慧城市技术相关投资规模为200.53亿美元，同比增长15.91%;2019年中国智慧城市技术相关投资预计达到228.79亿美元，相较2018年的200.53亿美元增长了14.09%。 智慧城市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概念，是城市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重点摘要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重点摘要 中科院对外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 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的前10名。 研究表明，对中国40个案例城市不同维度的城市宜居性评价比较发现，居民评价得 分最高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依次是人文环境舒适度、 交通便捷性、环境健康性和城市安全性。 其中，城市安全性维度评价在6大指标中得分最低，深圳、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安 全性评价均较高。 本人主要负责钢结构分公司生产、技术工艺及质量管理工作，本年度分公司较好完成 了各项生产任务及生产指标，先后承担并完成新1、2号高炉钢冷却壁制作、6m焦炉炉柱 生产、120吨大转炉技改、热轧二期工程、冷轧厂房建设及集团技改3000吨H型钢制作等任务，并取得良好成绩，1～3季度产量较去年同期有大幅提高，并创造1200吨月产量记录。 公共服务设施评价最高的5个城市，包括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一线城市，及南京、青岛、成都、济南和昆明等著名的旅游城市。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 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而东部沿海城市的自然环境宜人性更强，这方面评价最高的5个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苏州、青岛和南京。 交通便捷性评价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厦门、苏州、济南、海口和银川等，另外威海、石 家庄和昆明的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高，主要以二三线城市为主。 此次报告首次通过大量居民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反映了公众真实的城市宜居性感受。一个有意思的结果是：不同年龄、学历、户籍状况、家庭月收入等属性的居民对城市宜居 性评价结果明显不同。其中，20-29岁、40-49岁、本地户口、高学历、家庭月收入5000 元以下和2万元以上等社会群体的城市宜居性评价较低。也就是说中等收入群体的满意度 要高于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排名最高的依次是厦门、威海、宁波、济南和苏州。 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发布：居民幸福感厦门第一!

智慧城市行业现状以及市场发展前景分析

目录 CONTENTS 第一篇：八大互联网公司评中国幸福城市智慧城市渐行渐近--------------------------------------- 1第二篇：无线城市掌上公交利于智慧城市建设增速 --------------------------------------------------- 3第三篇：智慧城市建设分析市场将增强综合竞争力 --------------------------------------------------- 4第四篇：智慧城市建设行业现状分析市场发展迈进新阶段------------------------------------------ 5第五篇：智慧城市建设规模大幅增加产业价值持续提高--------------------------------------------- 6第六篇：中国超万亿投资布局500余城市智慧城市前景可期--------------------------------------- 7第七篇：发展智慧城市成为国家战略---------------------------------------------------------------------- 9第八篇：我国积极开展智慧城市试点工作 ------------------------------------------------------------- 10第九篇：智慧城市建设投资将超2万亿元 ------------------------------------------------------------- 10第十篇：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再刷新万亿投资将惠及哪些产业？---------------------------------- 11第十一篇：信息消费产业投资增加智慧城市发展前景分析---------------------------------------- 12第十二篇：综合布线为智慧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 13第十三篇：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前景浅析 ---------------------------------------------------------- 14第十四篇：信息消费规模扩大智慧城市建设加速 ---------------------------------------------------- 15第十五篇：智慧城市对照明需求大----------------------------------------------------------------------- 16第十六篇：4万亿市场规模待挖掘中国智慧城市产业趋势分析 ---------------------------------- 16第十七篇：在线旅游行业投资加热智慧城市进一步完善------------------------------------------- 18第十八篇：智慧城市行业发展方正科技全方位便利生活------------------------------------------- 18 第一篇：八大互联网公司评中国幸福城市智慧城市渐行渐近 近期，支付宝、知乎、墨迹天气、IPE、高德地图、36氪、阿里旅行与陌陌八家互联网企业共同发布了中国城市幸福指数排名，此次排名以智慧生活、知识交流、空气质量、创业环境、交通便利、旅行出游、移动社交等7个维度出发，利用了各家互联网企业的数据分析，最终结果显示，上海的”智慧生活“程度高，且在空气质量、交通情况上表现较好，因此成为了150个样本城市中最幸福的城市。深圳、杭州、广州与武汉则分别获得第二至第五名。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2021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 6月14日，中科院对外《中国宜居城市研究》(以下简称《报告》)， 而广州城市宜居指数得分位于倒数第二，北京垫底，评选为最不宜居城市。 相信大家一定对中科院所公布这份《报告》很感兴趣……作为一线城市的北京因为哪几个因素垫底?而我大昆明又是凭借哪些优势位居第二的?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单列市和少数公认宜居城市等40个案例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因此，在这份评价结果中， 问题一：建设宜居城市道阻且长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

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从宜居城市评价要素来看，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你一定想问， 《报告》提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 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

中国十大中心经济城市排行1

中国十大中心经济城市排行榜 NO.1香港中国对外经济中心香港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简称HKSAR），香港自秦朝起明确成为当时的中原领土，直至19世纪中叶清朝对外战败，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成为殖民地，香港从而开通港口发展。1980年代，中、英两国落实香港前途问题，于1984年签订《中英联合声明》，决定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方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香港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并享受外交及国防以外所有事务的高度自治权，也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亚洲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的美誉。 NO.2上海中国金融经济中心上海（Shànghǎi）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世界第八大城市，中国中央四个直辖市之一。有超过2000万人口居住和生活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上海位于中国的华东地区，地处长江和黄浦江入海汇合处，是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一部分。昔日的上海，只是一个以渔业和棉纺织手工业为营的小镇。19世纪，由于上海良好的港口位置使其开始展露锋芒。1842年《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成为中国开放对外通商的口岸之一，并很快因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而迅速发展。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跨国公司开展贸易和商务的枢纽，是亚太地区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但在1949年建国之后，外国人几乎全部离开了上海，上海随即没落。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上海又开始重现往日的繁华，成为了今日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全球最大的贸易港口。上海目前也是一座新兴的旅游目的地，由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众多的历史古迹，如上海的地标——浦西的外滩和新天地。但在一江之隔的浦东，却呈现出另一番繁华景象：东方明珠电视塔与金贸大厦、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建筑共同组成了全球第五大天际线——上海天际线。而在建的全国最高建筑——上海塔则会使上海陆家嘴金融区的建筑呈现“品”字形的三足鼎立之势。今日的上海，不光是中国重要的科技、贸易、金融和信息中心，更是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地方。上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全球重要的经济和贸易中心。一些提案也提出上海会成为未来的全球城市。国际主流媒体更将上海形容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典范”。 NO.3北京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北京（Běijīng）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国中央四个直辖市之一，全国政治、文化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东南局部地区与与天津市相连，其余为河北省所环绕。北京为中国第二大城市，同时也是中国陆空交通的总枢纽和最重要的国内国际交往中心。北京已经成功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北京有着3000余年的悠久历史和850多年的建都史，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四大古都之一。其地理位置优越，是中华全国政治中心的理想所在。早在70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群落“北京人”，北京最初见于记载的名字为“蓟”。全球只有极少数城市像北京一样长时间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北京形容为"One of the world's great cities"（全球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而且断言，“这座城市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过去的八个世纪里，不论历史是否悠久，几乎北京所有主要建筑都拥有着不可磨灭的民族和历史意义”。故宫、天坛、颐和园、北海等等数不胜数的古迹也为这座城市添加了更绚烂的色彩。今日的北京，更已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金融街早已是中国名副其实的金融管理中心；北京商务中心区更是北京对外开放和经济实力的象征。此外，中国国家大剧院、北京首都国际机场3号航站楼、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鸟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doc

2018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 2018年中国宜居城市报告新鲜出炉 中国科学院14日在北京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而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 《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介绍，他的研究团队选取了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等全国40个城市，开展了新一轮全国宜居城市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中国宜居城市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和分维度评价结果。 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中位数为59.83分，均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五座城市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和威海。其中，青岛市城市的综合宜居性评价最高，位居全国第一位;昆明具备舒适宜人的自然环境和特色的社会文化环境，位居第二位;三亚市以空气环境健康取胜，位居第三位;大连市在城市安全性和自然环境宜人性上表现突出，位居第四;威海市自然环境舒适性和宜人性优势明显，位居

全国第五位。 同时，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低的五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和北京。其中，北京位居倒数第一位，离居民认可度尚有较大差距。此外，郑州、南宁、呼和浩特、拉萨和银川宜居指数也相对较低。 据中国经济网记者了解，本次《报告》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研究表明，居民评价得分最高的是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其次是自然环境舒适度;然后是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而城市安全性评价得分最低，为55.76分，其中交通安全短板制约最为明显;环境健康性评价得分次低，为58.23分，并以雾霾污染要素评价最低，仅为56.4分;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低，为58.59分，停车便利性和交通运行通畅性是居民不满意的症结所在。 “城市安全性、环境健康性和交通便捷性已成为当前制约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三大’短板。”不过，张文忠同时解释，“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 《报告》还指出，北京城市宜居指数之所以倒数第一，主要受制于环境健康性、交通便捷性和居民对自然环境的认可度三大维度瓶颈制约。其中，环境健康性维度成为北京宜居城市建设的最大短板。 宜居城市的构成要素 《GN中国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由包括生态环境健康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电子教案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1]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021年中科院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

中科院发布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中科院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摘要 中国科学院14日《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城市的宜居指数整体不高，40个代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高水准的城市，城市宜居指数平均值仅为59.92分，低于60分的居民基本认可值。报告指，这反映出中国和谐宜居城市的建设道路还很漫长。 《报告》提出了宜居城市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指标共包括城市安全性、公共服务设施方便性、自然环境宜人性、社会人文环境舒适性、交通便捷性和环境健康性等6大维度和29个具体评价指标。 “在29个具体评价指标上，尽管房价与宜居城市有直接关系，但我们特意回避了房价这一评价指标，这主要是为了避免评价结果被房地产商用来炒作。”《报告》负责人、中科院地理所研究员张文忠对此解释。 根据评价结果，中国城市宜居指数评价最高的10座城市依次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评价最低的5座城市为南昌、太原、哈尔滨、广州、北京，其中北京

位居倒数第1，距离居民认可度尚有一定距离。此外，郑州、南京、呼和浩特、拉萨、银川的宜居性评价较低。 《报告》显示，青岛、昆明、三亚、大连、威海、苏州、珠海、厦门、深圳、重庆宜居指数排名全国40个被调查城市前10名。北京和广州宜居指数分别为56.24分和56.78分，分别位居倒数第一名和第二名。 二、三线城市的交通便捷性评价较高。40个被调查城市的交通便捷性评价相对较低且得分较为集中，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8.59和59.11分，属于中国宜居城市建设的短板领域。而交通便捷性评价最高的城市分别为厦门、苏州、济南、海口和银川等，另外威海、石家庄和昆明的交通便捷性评价也相对较高。 东部沿海和西部高原城市的环境健康性评价较高。40个被调查城市的环境健康性评价相对较低，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58.24、59.17分，是制约我国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瓶颈。在40个被调查城市中，环境健康性评价较高的不仅包括厦门、青岛和威海等东部沿海城市，还包括西宁和银川等西部地区高原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