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

日军支持下的一场“北上抗日”闹剧

政治游戏必有口号，政治口号必有表里，不可轻信。1936年，“抗日”口号被某些政客们喊得震天响，结果却上演了一场日本人支持下的“北上抗日”闹剧，可谓典型。

两广军阀取得日军谅解后，玩“北上抗日”游戏

1936年6月1日，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为领袖的粤、桂军阀，领衔发布“通电”，痛斥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消极抗日，宣布将率军“北上”，与日寇决一死战。两广军队随即侵入湖南，与中央军对峙，内战一触即发。此即“两广事变”，又称“六一运动”。事变的发动者事前事后虽竭力辨称其目的在于“北上抗日”，但史料证明，这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陈济棠称其目的是“北上抗日”，且抱怨得不到中央和国人的理解

陈济棠是“两广事变”中的粤军领袖，有“南天王”之称。在《陈济棠自传稿》中，陈氏如此解释当年那场事变中自己的“动机”：

“（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余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抗日时机亦已成熟，乃决心派兵十师北上抗日。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并饬党部募捐款项逾数十万元，分别援助马占山之抗日军，及韩国革命志士，以增强抗日声势。而中央认为时机未到，制止余之行动。国人亦间有误解余之主张，诸多忖测，余以耿耿忠心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为表明心迹及避免分裂计，遂即发表通电，自动下野赴港。”…[详细]

李宗仁则辨称桂系乃被迫卷入，事变起因是陈济棠担忧中央“要彻底解决西南”

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领袖同为“两广事变”发动者。1936年初夏，桂系“总参谋长”李品仙曾秘密入湘，试图游说、联络湖南军阀何键一同“北上抗日”；白崇禧赴广州参加胡汉民葬礼时，亦曾鼓动陈济棠：“应当乘此时机，借抗日为名，发动反蒋，……举起抗日救国旗帜，假道长江北上抗日，蒋无名阻止我方前进，师次武汉，转向东进以取南京，假途灭虢，是为上策”。但李、白诸人事后均竭力否认此点，仅承认桂系是被动卷入。譬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即称“六一运动”“是陈济棠在民国二十五年夏季所导演”；桂系曾力劝陈氏“不可妄动”，但奈何“陈济棠意志坚决，势在必行，无法挽回”，而“两广原属一体，广东一旦发动，广西方面不论愿与不愿，也必被拖下水。广西如果毅然参加，或许对陈济棠的行动尚能有所纠正，使其不致过份鲁莽灭裂。此实我们不得已的苦衷。”

广东军阀陈济棠。陈发动“两广事变”前，曾找人卜卦，得出蒋介石“气数已尽”、熬不过1936年的结论。

李氏在回忆录中撒了一堆谎，但同时也披露了部分真相。李氏说：陈济棠之所以发动“两广事变”，有两个原因，一是胡汉民死后，“济棠在广东的地位乃大增。西南有所行动，陈济棠少不了都是最高的决策人。他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也随之增涨”；二是“济棠获得情报，认为中央处心积虑，要彻底解决西南。济棠忧心如焚，乃先行发动。……与其坐待中央部署妥当，各个击破，何妨抢先一步，采取主动呢？而当时唯一可以借口，向中枢作兵谏的，便是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了。这一考虑可能是陈济棠导演‘六一运动’的最主要的动机！”…[详细]

陈、李诸人或避谈事变前与日方的接触，或自称接触时“总是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

李宗仁戳破了陈济棠的“北上抗日”论，但对“北上抗日”曾获得日方谅解，并曾得到日军实际援助这一史实，仍避而不谈。

自粤、桂军阀奉胡汉民为领袖，西南势力与南京中央长期处于对抗状态。策动西南“独立”或“自治”，一直是日军对华工作的重点。自1932年后，日军不断秘密派遣代表前往西南联络接洽，前后不下百人之多。较重要者有：1932年日本军部宣传班长根本赴粤访问萧佛成；1933年日本参谋部部长梅津、日本公使松村先后赴粤访问陈济棠；1934年日本第三舰队司令官中村率舰访问广州拜见陈济棠；1935年2月，日本舰队司令白武源访粤；3月，土肥原赴港访问胡汉民，4月，再赴广州拜访邹鲁、陈济棠，5月，再飞南宁拜访李宗仁、白崇禧，征询其对“中日亲善”的意见后，返港再访胡汉民；6月，松井石根赴粤访问陈济棠；同月，冈村宁次亦先赴广州拜访李宗仁、陈济棠，再赴南宁拜访白崇禧……其余不知名的日本情报人员在西南的秘密活动规模有多大，则未可知。

陈济棠在其《自传稿》中，对上述与日本政要间的往来只字不提；李宗仁则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一番解释：“日本政府希图缓和民情，曾派大批文武官员及民众代表来两广活动，藉资联络感情；并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阻止民众的过激排日行为。值此时期，我在广州私宅接见这批日籍访客，先后不下百余人之多。接谈之下，我力辟日本侵华政策的错误，希其改正。……（日军）多方派人来粤作拉拢的工夫，因此，九·一八以后的两三年内，日本军政、商、学各界要员访粤，并来我私邸访问的，多至百余人。军人中如土肥原贤二少将、板垣征四郎少将、铃木美通中将等等，都是后来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的要角。……对于这些日籍访客，我总是开门见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强占我东北的狂妄行动。”另据台湾出版的《诗人革命家：胡汉民传》一书记载，松井曾表示“只要胡先生肯出来领导西南各省军政，要钱有钱，要枪有枪，一切由我负责”，胡汉民则回答：“我和南京方面有意见，但这是我们内部的事，希望贵国政府不要利用这种弱点。……我胡汉民向来不受人利用，尤其是国家大事上。”

李宗仁所谓日方代表“劝诱两广当局效法中央”，暗含指责南京中央政府消极抗日之意。但据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记载，1935年3月3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香港、广州等地拜访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时，曾表示愿意与中国共同防俄防共，因南京没有诚意，所以愿意跟西南合作，并称日本愿意借钱、借武器给西南来对付南京，作为防俄防共的条件。土肥原另对邹鲁说：“蒋介石是靠不住的。他天天说对你们西南好，实则他天天想消灭西南；他天天说对我们日本好，实则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土肥原既然指责蒋介石领导的中央“无时不在准备反抗日本”，又怎么可能劝诱李宗仁“效法中央”？李氏《回忆录》之虚妄，可见一斑。邹鲁此前因《塘沽协定》而不遗余力攻击南京政府消极抗日，土肥原这番谈话使其醒悟，稍后即赴香港劝说胡汉民，建议将西南方面“抗日、剿共、讨蒋”之口号，改换为“抗日、剿共、拥蒋”。…[详细]

事情的真相是：所谓的“北上抗日”，已提前取得日方谅解，并获日军实际援助

李宗仁、胡汉民是否如其所言，“总是开门见山毫不保留地痛斥日本”，既难证实，也难证伪。但陈济棠的“北上抗日”，曾事先取得日方谅解，并获得日军支持，则是不争的事实。据粤军高级将领李洁之事后披露：事变前的5月15日，白崇禧来广州吊唁胡汉民，曾竭力怂恿陈济棠举兵反蒋，白氏说：“湖南的何健一向同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必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承担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抽不出力量来阻击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兵法乘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应错过。”白、陈二人一拍即合。5月18日晚，陈济棠召集在广州的军、师、旅长座谈，进行思想动员，“（白崇禧）打气地说：我们在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决以全力支持。

陈维周（编辑注：陈济棠之兄）随亦介绍自己与日本驻粤总领事接洽的情况，亦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各将领听后，除余汉谋单从军事观点表示怀疑，认为无必胜把握外，其余均各怀心事，默不作声。”5月30日晚，陈氏再度向下属军官透露：“友邦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所谓“友邦军方”，毫无疑问指的正是日军。事变发生后，云南省主席龙云在中央与粤桂之间奔走斡旋，曾派出亲信干部赴粤了解实情，7月11日，龙云致电蒋介石，称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惟粤、桂勾结日本，确为事实。至勾结程度如何，无从得知耳！”

桂系李宗仁(左)与白崇禧(右)。“北上抗日”闹剧后，其幕僚刘斐曾告诫二人：惟抓住抗日牌子不放，死了才有板子埋。

正因为这场“北上抗日”早已“取得日本军方的谅解”，故而两广军队虽然高调宣称“本军师行所至，立即与日本断绝一切关系，凡中日缔结之一切屈辱协定，均予取消无效”，但日本政府却多日“一措词至温和之抗议而无之”，桂系不但仍可毫无障碍地自日本购买飞机、军火，日本军方甚至还在事变后派遣约100名军官前往粤军担任陆海部队顾问，协助指挥作战。该年6月，日本驻德国大使曾对德国外长道出真相：“许多日本顾问正在为广州政府工作，而众所周知并在世界上流传甚广的所谓广州政府反日的观点是错误的”，明言西南军阀“北上抗日”为假，“联日反蒋”为真。事实上，陈济棠的“联日反蒋”之念由来已久，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在给胡汉民的密函中提到：陈济棠曾明确向日方表示，在与日本合作时，西南“精神上最能贯彻，而面子不妨稍为忽略”，所谓“精神”，意即为自身利益，其“精神上”极愿与日本合作反蒋，而迫于舆论，“面子上”又不得不高举“抗日”旗帜，陈氏希望日方能够理解此种难处。

所幸的是，南京中央政府在处理“两广事变”时措置得宜，以“和平团结”之口号，消弭了西南军阀“北上抗日”的影响力；以内部分化各个击破的方式，将一场大规模内战瓦解于无形。“假抗日”使粤军将领对陈济棠离心离德，是南京内部分化策略能够奏效的关键，陈济棠被迫下野后曾懊恼反省：“不应听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军官，来做什么顾问，使人怀疑。”…[详细]

湖南省主席何键竟向日方告密，泄露中央的抗日外交机密

西南军阀与日军勾结“北上抗日”并非个案。1936年3月份，还发生过湖南军阀、省主席何键向日军告密，泄露中央政府事涉抗日之外交机密的事件。地方军阀对抗日大局之祸害，于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欲与苏联签订“秘密军事协定”，故派陈立夫秘密转道欧洲赴苏谈判

1935年底，陈立夫曾受蒋介石之命，为筹划联苏抗日而准备秘密访苏，但终因计划泄密而中途折回，无功而返。据陈立夫回忆：“民国二十四年圣诞节前夕，蒋委员长就派我赴苏俄进行秘密交涉，我向来没有办理过外交工作，初次尝试，深感惶恐，领袖授以机宜，并嘱我此行必须绝对保密，故均用化名的护照。”陈立夫化名李融清，只有同行的张冲和同船的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知晓陈立夫的真正身份。

据程天放回忆：“因为立夫兄名气很大，一举一动受人注意，假如让日本军阀知道这事，那末他们必定更加紧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给他一个中校的头衔。委员长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随程大使出国公干。而立夫兄则向中央请病假三个月休养，一切领护照、办签证、定舱位等事，都是我替他办理。他带了张冲君做秘书，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们两人同住一头等舱，推说有病把自己关起来，从不到甲板散步，连三餐都是侍者送

到房间去。头二等舱的中国人，在乘客名册中看见两人的化名，而从来没有见过面，有人疑心他们是共产党，也有人疑心他们是日本间谍。曾经有好几次．有些学生想冲进他们房间去看个究竟，都被我劝阻了。沿途船靠码头，防疫人员登轮，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齐集，听候检查，也由我设法让他们躲过，以免和旁人见面，拆穿西洋镜而将消息泄露出去。这件事做得很机密，在国内除了立夫兄眷属和一两个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国，在船上24天，也始终没有被人发觉。”

到欧洲后，陈立夫一行辗转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等候中央政府进一步的确切赴俄指示——与陈立夫赴欧同步，莫斯科由低级别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打前哨，南京由蒋介石本人多番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交涉，陈氏何时赴俄，需视莫斯科与南京的交涉进展而定——陈立夫回忆，当时在欧洲，“都住最高贵的旅社，那是为了要避人耳目，因为这类豪华旅社，中国人是不会去住的”，因此，“始终未暴露身份”。

陈立夫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就联合抗日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蒋介石在南京曾直接询问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是否愿意同中国签订一个多少能保证远东和平的协定？……如果苏联政府给予肯定回答，那么他想知道苏联政府对这个协定有何想法？”鲍格莫洛夫据此判断，蒋所暗示的这个协定无疑是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并将其判断报告给了莫斯科。1935年，日军夺取了察哈尔，并正竭力向绥远渗透，同时逼迫南京与之签订反苏军事协定，苏联对日军的动向亦深感忧虑，故而在陈立夫秘密动身赴欧之前，苏联外交部已向鲍格莫洛夫发出密电，肯定回答道：“苏联政府不反对协议，并准备同中国方面具体讨论这个问题。……请将上述内容告知蒋介石。”两周后，苏联政府进一步表示：苏联相信有必要支持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主战派，如果中国确实投入抗日战争，我们准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为此，“我们同意蒋介石关于合作互助反对日本侵略的建议”，“苏联政府愿意就他提出的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以互助抗日条约的形式签署一个条约”，正是陈立夫转道欧洲秘密赴苏的真正使命。…[详细]

但因为湖南军阀何键向日军告密，陈立夫一行最终不得不中途打道回府

但陈立夫在欧洲一直待到1936年3月份，最终未能前往莫斯科。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如此解释中途折回的原因：

“有一天，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贺耀祖先生来到匈牙利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衔命到苏俄去，苏俄获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我出国期间，在国内中央各种会议，报端未见登载我出席的消息，已启外间疑窦，幸好我先准备了亲笔信十几封，由内子从杭州邮寄南京亲友，告诉他们我在杭州养病，每隔几天，寄出一封信，所以还能保住秘密，但是在日本方面，还是放出试探的谣言，说我被派赴苏俄，苏俄对此消息，极为害怕，恐怕轴心国家因此而早日联手制俄。蒋委员长乃不得不改变计划，命我返国与苏俄大使鲍可莫洛夫在南京交涉。”

陈立夫，乃至蒋介石，当日恐怕都不会知道，秘密之所以泄露，乃是湖南省主席何键向日本告密所致。1936年3月18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向广田外相发出了一份绝密电报，据该电报透露，告密者正是何键。电报称：

向日军告密中央外交机密的湖南省主席何健。

“17日何键派顾问唐炳初向本官转告以下消息：陈果夫最近在绝密状态下抵达莫斯科，现在正暗中策划中苏合作。综合本人(何键)所获各方情报，陈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质，随形势发展，将来必给中日两国带来恶果，故以个人名义通报之。……南京方面此际尚有众多难于轻易容认之点，陈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预测。然最近中苏之接近系不容忽视之事实。

为东亚和平见，贵国政府须重视蒋介石之对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侧面。另，本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对本情报源自何键事，望日方务必严守秘密。”电报还向日方透露了何键所打听到的“中苏合作具体方案”。

除了把“陈立夫”误说成“陈果夫”，以及误以为陈已抵达莫斯科之外，确实如何键所言，“情报来自可靠途径，足以置信”。3月19日，日方通过陆军武官室将17日何键密告的内容，部分、笼统地透露给上海日系报纸，此即陈立夫所谓的日本方面放出的“试探的谣言”。

3月22日，为进一步确定消息的真实性，日本驻长沙的外交官专赴何键私宅访问。何键解释道：“陈果夫赴苏事，系我出差南京时，蒋介石的亲信以绝对保密为前提而透露，内容完全真实。陈赴苏时期，为保密起见，谎称隐居养病，不见任何来客，现在还使用这种手段。因此，陈目前到底是仍在苏联，还是已在归途，或已经回到国内，谁都无法确认。”…[详细] 何键辨称自己向日本告密的动机，是为了阻止“赤化魔手进一步伸向远东”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录，参与告密的何健部属唐炳初，曾如此向日本驻长沙外交官解释何健告密的动机：“唐除重申前电内容外，就何键密报的动机作了概要如下的说明：何平素信奉儒学，对共产党深恶痛绝．其政见以扑灭共产思想为第一。故对苏联最近的策动十分重视。此外，何作为孔子大同主义的热心信者，特别主张以发扬东方精神文明而实现世界和平。故在此信念下，出于大局考虑而以极大好意密报之。除此以外，保证别无他意。”

何键自己也对日本驻长沙外交官解释称，自己告密的原因是政治立场不能认同苏联，“不忍眼看最近中苏关系的异常接近而不管”。“最近占据军事委员会要职的黄埔出身的少壮派中，持亲苏主义者极多，而彼等全体又抱有对日恶感担忧苏联”，故而担忧苏联借机“离间中日关系，然后利用中日不和而把赤化魔手进一步伸向远东。因此我才提请贵国注意。”

何氏的这种说辞究竟有几分出自真心，不好评估。但有两个事实不容忽略：其一，1936年初，蒋介石刚刚以追击“长征”之红军为由，将刘建绪所部从何键手中剥离，此举令何键极为不满；其二，1937年之后，何健在武汉任内政部长期间，与中共走得相当之近，并不害怕什么“赤化魔手”，还曾为《新华日报》发刊题词。

真正因政治立场而向日方告密者也不乏其人，胡汉民就是一个典型。1934年10月，蒋介石派蒋廷黻访问莫斯科，就中苏合作抗日的可能性同苏联当局密谈，次月，胡汉民即在广东向日军情报官透露：蒋介石已同中共及苏联合作，建议日本对此多作宣传。并提醒日方：贵国朝野对满洲事变三年来的中国认识不足，至今还以为蒋介石势力和事变前无大区别而轻视之；实际上，蒋现在通过同国联合作及同美英苏等握手，其基础之加强已超过一般想象。胡汉民对联俄之策不以为然，一贯主张联英美；但蒋之秘密联苏，目的既在于抗日，胡为逞个人之反对意见，竟不惜借日人之手以破坏中央之外交秘策，实可谓糊涂已极。…[详细]

结语

两广勾结日军玩“北上抗日”游戏；湖南省主席竟将中央事涉抗日大局的外交机密泄露给日本人，不过是军阀破坏抗战的两个普通例子。但这两个案例已足以警示后人，有必要用更客观的眼光去看待30年代前半段南京政府的对日隐忍政策。

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doc

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 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那你知道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红军长征的经典故事：和彝族人民心连心1935年2月，红军从皎平渡口巧渡金沙江以后，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但仍然没有脱离危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北上穿过彝民区，抢渡大渡河，向川西北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然后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 红军若想强渡大渡河，当时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走大路，经西昌至富林。这条路平顺易行，但处处都有敌人重兵阻拦;另一条就是通过大凉山的彝民区，经冕(miǎn)宁到达大渡河。 此时的红军身经百战，威名远扬，所到之处都会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的红军先遣队经过研究，决定避开敌人主力，由左权和刘亚楼同志带领红五团假装进攻西昌，引开敌人的注意力，而先遣队主力经冕宁通过彝民区。 纵观历史，大小凉山的彝民区从来没有建立过统一的政权，历来都是由土司和黑彝的各个分支分地区统领一切的。但各分支意见并不

统一，因为利益之争经常发生械斗。 历代统治者都采取民族压迫政策，这样就使这一带彝民区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大凉山的彝族人民长期受民族歧(qí)视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对汉人非常仇视，甚至有“石头不能做枕头，汉人不能做朋友”的说法。所以想要顺利通过彝民区必须要斗智斗勇。 1935年5月20日，红军先遣团在刘伯承和聂荣臻的率领下，于21日凌晨攻下了冕宁县城，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指示先遣团，首先要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的教育和宣传，上下一心团结好彝民。 红军来到县城中，在各处张贴了许多标语，并以朱德同志的名义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lù)。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sù);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布告说明红军与反动军阀不同，而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红军到这里来只是想通过彝族地区北上抗日。 考虑到彝族同胞言语不通，红军先遣团就请来一位彝族通司(翻译)。这位彝族通司名叫果基达列，大约有30多岁，头上缠着厚厚的灰布，上身披着一个大披肩，下身穿着一条肥大的裤子，光着脚。这

红军长征故事的感受

红军长征故事的感受 长征，是一道雄壮，豪迈，气势磅礴的革命交响曲!那你知道红军长征故事的感受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红军长征故事的感受，欢迎大家阅读。 红军长征故事的感受篇【1】长征犹如一座丰碑，光辉地立在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史册中，成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奋图强，坚忍不拔，积极向上，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力量。 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长征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党由幼稚走向成熟。正是凭着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创造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胜利，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长征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懈奋斗。历史也将证明，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长征精神还将继续激励中国青年坚定地跟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抚今追昔，共和国和沧桑巨变令人感慨万千;继往开来，全面的小康社会的美好前景呼唤着我们奋然前行。 传承长征精神，就是要树立忠于人民、忠于事业的理想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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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给我的启发和感悟

红军长征给我的启发和感悟 作者：陈思彤 班级：六年级 学校：罗局九年制学校 指导老师：郑建宁陈军利 时间：2016年10月小时候，就听爷爷常说起长征的故事，对长征事迹有所耳闻，尤其读过《七根火柴》这篇文章后对长征的故事有了进一步了解，如啃树皮，吃皮带，吃草根，翻雪山，过草地等故事在耳边经常回响。下面结合学习生活谈谈自己对长征的理解。 红军在长征的路上，前后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上空有国民党飞机的狂轰乱炸，遇到了难以想象的自然困难，如雪山、草地、沼泽等，红军除了战马再无别的交通工具，徒步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红军之所以取得了惊天动地的历史功绩，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红军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险阻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有了理想信念，红军面对强大的敌人没有退缩，面对可怕的自然困难没有胆怯，以顽强的毅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最终走完了终点，取得了长征的最终胜利。试想，如果我们在学习上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学习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学习上遇到的困难比起红军长征时遇到的困难，简直是小之又小，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还有什么借口学不好呢？ 二、有不怕困难，顽强拼搏的意志和毅力。红军在长征的路上，主观困难和客观困难时时处处阻碍着红军前进的步伐，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与生命安全时时威胁着红军。是进还是退考验着每一个红军将领和战士，然而红军还是选择了一往无前，这样的选择需要有超出常人的意志和毅力。一个学生的学习之路不也是长征之路吗？这条路上有付出，也有收获，有幸福，也有泪水，有成功，也有失败，有金榜题名，也有名落孙山，泪水和失败并不可怕，只要有战胜困难的意志和毅力，一定会成功的走完走好学习这条长征路。 三、面对困难，要有乐观的心态。在长征事迹的许多影片中，看到许多红军尤其是高级红军领导即使在长征最困难的时候，也表现出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不仅感染了自己，而且感染了身边的人，这种正能量的传递将会获得无穷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会凝聚成极强的战斗力，·这样的战斗力不仅长征需要，学习上也需要，当一个学生的学习遇到挫折时，不要灰心不要气馁，而要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挫折，只有这样，你才会调整心态，迎头赶上。 以上三点就是我对红军长征的理解，也算是红军长征对我的启发和感悟。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好，长征精神将不断激励着我前行。

跟红军长征有关的著名故事

跟红军长征有关的著名故事 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征胜利是伟大的不世之略。那你知道跟红军长征有关的著名故事有哪些吗?下面是给大家分享的跟红军长征有关的著名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跟红军长征有关的著名故事：吴起镇会议根据榜罗镇会议作出的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新的战略决策，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约6000人分左、中、右3路纵队北上，通过通渭地区，翻越六盘山，又经过1000多里的艰苦行军和英勇作战，从甘肃进入陕北，于1935年10月18日抵达铁边城。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以及林彪、聂荣臻、杨尚昆等。会上，张闻天指出：关于在陕北建立苏区问题，政治局同志无一异议;毛泽东在上次榜罗镇召集的会议上作出决定，大家是同意的，应批准;至于中央整个政治决议，应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同志商量后再发。在这次会议上，根据当前形势和部队实际情况，提出了许多议案，如红军入陕后的作战方针主要是在西边打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是在南边打东北军，或是向北打的问题，同西北红军会合的方向和解决战略方针的问题，整顿部队，提高战斗力、群众工作、解决物资、冬衣等问题，认为上述这些问题迫切需要中央迅速作出决定。毛泽东在会上还指出，现在我们已到陕西，到保安尚有45天路，需要一天休息才好，这几天没有饭吃，不得不走，到前面有粮地方休息。我们要把保

安变为苏区，过去敌人对我们是追击，现在改为围剿，我们要打破这围剿，我们须在敌人围剿前做很多工作。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吴起镇会议的预备会议。 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驻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随后又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至此，中央红军胜利地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终于找到了长征立足点，抵达最后的目的地，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 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邓发、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叶剑英、凯丰、贾拓夫、彭德怀等。会议的中心议程是，总结俄界会议后红军的行动，确定新形势下陕甘支队的行动方针。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报告俄界会议以来的形势与陕甘支队的任务。主要内容是：1.宣布中央红军已完结一年长途行军，提出党的新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领导全国革命。报告指出：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到达这地区的任务已完成了，敌人对于我们追击堵击不得不告一段落，现在是敌人围剿，而我们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主要敌人是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他们正准备对陕北苏区的围剿。所以，现陕甘支队，应提出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口号，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

红军长征带给我们的启示

红军长征带给我们的启示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移，被称为“长征”。长征的故事，让后世的人们惊叹不已：一支曾被“打败”的军队是如何脱困，这支队伍为何能扭转不利局面，最终淬炼成钢的。我今天看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这本书，很认真地审视这段历史，边看相关的故事，边进行思考：原来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斗遭到失败，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错误的指挥和领导不但使革命前功尽弃，而且贻害无穷。冒险的机会主义失败，中国革命遭重创，面对敌人步步为营的铁桶合围，革命根据地战士尽管浴血奋战，还是节节失利。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只好分别集结陆续出发。 10月21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由于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中央军委决定抢渡湘江。红军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人员锐减。12月中旬红军抵达湘黔边，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覆亡的危险。 这段经历，再次证明了红军当时处境的险恶，红军的生存与否，命悬一线。能够洞察先机，及时扭转不合时宜的方针政策，不计较暂时的退却，才使有生力量保存下来，这是毛泽东等革命领袖的随机应变结果。中共党史的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让我们明白了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风的基础其实是从多次挫败中吸取的教训，她往往以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 危难之时显身手，方显英雄本色。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生死之际，英明地选择了能够带他们走出险境的领袖，这又是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所以选好领头人，领导者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原因和经过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原因和经过 红军长征路线图 长征准备阶段(1934年7月7日～1934年10月10日) 长征失利阶段(1934年10月10日～1935年1月15日) 长征转折阶段(1935年1月15日～1935年6月14日) 坚持北上和南下分裂阶段(1935年6月14日～1935年10月19日) 发展巩固和南下受挫阶段(1935年10月19日～1936年7月1日)大会师阶段(1936年7月1日～1936年12月12日)各部队 第一支是中央红军(后改称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 由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西的吴起镇(今 吴旗县)，行程达二万五千里; 第二支是红二十五军(后编入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1月16 日由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延川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行程近万里，最早到达陕北 的一支红军。 第三支是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5月初放弃川陕苏区，由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出发，向岷江地区西进，1936年10月9日 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行程一万余里; 第四支是红二、红六军团(后同红一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合编为红 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由湖南桑植刘家坪等地出发， 1936年10月22日到达会宁以东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行 程两万余里。 众所周知，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面，红军辗转十四省，突破几十万敌

军的包围封锁，唱响战略转移的凯歌，是人类近现代战争史上，凡人谱写的英雄史诗。 时至今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昔日腥风血雨刀、枪相见的地方早已恢复安宁，当富足和安康使我们把前辈们的努力只是看作历史书中的一页时，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这段历史，去善待并铭记呢?我想真正值得记忆的，能矢志不忘的都已经融汇在我们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中，通过我们的基因遗传代代相延。比如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善良、纯朴敦厚……，“长征精神”是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一部分吗?或者说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其他部分有什么联系呢?直接查证“长征精神“是不是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组成部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但是找出它和我们民族集体无意识中其他组成部分的联系确是现在就可以作的工作。

2013全国中考卷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 (2)

红军长征和长征精神 一．选择题 1．（2013·辽宁营口·6）一位美国记者赞叹道：“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毛泽东率领数万工农红军所完成的战略转移就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传奇。”他说的“伟大传奇” 是指( ) A．井冈山会师B．红军长征C．挺进大别山D．秋收起义 【答案】B 2．（2013·福建泰宁·8）“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泽东形象地概括了红军长征的战斗历程，热情洋溢地赞扬了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英勇顽强的革命英雄主 ( )义和乐观主义精神。下列选项与诗中描绘的伟大壮举无关 ．．的史实是 A．挺进大别山B．四渡赤水河C．巧渡金沙江D．飞夺泸定桥3．（2013·吉林·2）下列事件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的是( ) A．南昌起义B．遵义会议C．中共七大D．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4．（2013·云南八市·11）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 ) A．八七会议B．遵义会议C．中共七大D．七届二中全会 【答案】B 5．（2013·江苏淮安·17）有一首歌唱到：“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歌词反映的历史事件是( ) A．南昌起义B．挺进大别山C．抗美援朝D．红军长征6．（2013·湖南娄底·23）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放弃与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这就是长征史上著名的( ) A．遵义会议B．通道转兵C．四渡赤水D．巧渡金沙江 【答案】B 7．（2013·河南·6）“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写于1935年10月，叙述的长征历程中没有涉及到的事件是( ) A．强渡大渡河B．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C．飞夺泸定桥D．巧渡金沙江

地 理 环 境 与 红 军 长 征

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军事活动，无不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并与其发生密切联系。红军长征是一次伟大的战略转移，在空间形态上既表现为地理位置关系的变化，因此，必然留下地理环境影响和作用的痕迹。本文拟就地理环境对长征的影响作一探讨，供参考。 一、根据地位置的制约性因素不利于革命力量在南方发展 地理位置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地理位置的优劣直接影响战争双方的战略地位和战略发展方向，影响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主要在南方展开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红军和根据地处在被“白色政权包围”这一不利的地理位置上。红军虽英勇善战，屡破“围剿”，但在战略上居于劣势，难以在短期内打破敌人的战略包围，宏大格局。地理位置的制约性因素成为红军不能在南方立足的重要因素。因此，实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最有利于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地方去成为中共必须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共向西北实行战略迂回，不失为上策。因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

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二、根据地构成的分散性特点不利于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 中共最初开创的根据地主要位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且被敌人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分割在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呈分散性分布。根据地的分散性特点给红军带来了巨大的战略战术被动，影响了红军战斗力的发挥，成为红军反“围剿”失败、南方根据地全部丧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集聚分散的革命力量，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严峻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却是以被动的长征方式实现的。长征到陕北的结果使根据地由分散变为集中，由零星变为整体，中共得以全力经营陕北，从而改变了南方时期各根据地各自为战，不能相互配合的战略态势，使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了人民抗战力量的总后方。三、根据地资源的匮乏性条件不利于红军在南方坚持 根据地多位于穷乡僻壤或数省交界的山区，而且面积狭小，资源有限，是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传统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近代工业几乎没有，战争和群众生活供应主要靠农业生产。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升级，战争进程的旷日持久，严重的物资消耗已超出了根据地的承载能力。而敌人又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红军长期坚持下去已少有可能。 红军长征到了陕北，自然条件虽不如南方，但陕甘宁根据地地域广大，宜农宜牧，生产潜力大，境内储有煤、铁、石油、食盐等资源，经济环境相对宽松，其经济条件可以养活一个政权和一支军队，因此能够长久坚持下去，革命局面为之一新。 总之，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分布特点、资源条件等地理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成为南方根据地丧失、红军被迫长征的重要原因。而长征之所以伟大也正在于它对地理环境制约性的突破，使革命力量获得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 红军长征最后胜利到达陕北，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甘，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大转移。然而红军长征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确定北上抗日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在现行的出版著述和报刊文章中有不同的几种说法，一说是“为了北上抗日，开始了史无前例的长征。”（黄良成：《忆长征》，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二说是“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经过整编北上抗日。”（上海市高校《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页。）或者说“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领导下，红军经过整编，继续北上抗日。”（胡华主编《中国革命史讲义》上册，中国人民大学1979年版，第364页。）三说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推动当时正在发展着的全国抗日运动，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继续北上。”在毛儿盖，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红军必须迅速集中北上抗日，首先阻止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进逼。”（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重印版，第227页。）显然，以上几说是不同的。哪一种意见是正确的呢?笔者认为，对此不能作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回答。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需要从历史事实出发，把问题提到当时的历史范围之内，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一、为粉碎蒋敌“围剿”，保存主力红军有生力量，中央红军高举抗日反蒋的旗帜，被迫转移，开始长征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为贯彻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纠集了一百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其中以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处于被动挨打地位，结果是根据地愈打愈小，红军愈战愈少。尤其是一九三四年五月至七月间，即广昌战役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更加缩小，给养更加困难，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打破敌人“围剿”已无可能，只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了。因而中央红军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提出了突围转移的问题，并开始了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十月九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贺昌签发了《红军总政治部政治指令》，指出当前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加强部队的政治军事训练，发扬部队攻击精神，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指出“经过整顿补充之后，在得到行动命令时，应即适时的提出政治口号，主要的应当是‘发扬攻击精神，突破敌人封锁线，坚决实行反攻’。”红军总政治部提出的这一政治工作任务和政治口号，说明了红军突围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实行反攻”，打破“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一、三、五、八、九军团)突围转移，开始长征。据参加长征的老同志回忆，出发前虽然在广大指战员中没有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但是各部队也分别向干部说明了这次战略转移的目的。黄良成《忆长征》一书记述，红八军团政治部在长征出发前召开了直属机关干部的紧急会议，“政治部负责人传达了中央军委转移阵地的命令”强调这次转移“是为了使主力转移到更有利于打击敌人的方面去，是为了机动作战，为了最后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围剿’。”肖锋《长征日记》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记述“出发已六天，林政委说，要在部队进行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一切为着苏维埃，到无堡垒区去打仗!”。据一九三六年艾平《占领古陂圩》一文记述，红四师十一团奉命夺取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