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视域融合”中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体系

在“视域融合”中构建话语体系

以问题为导向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

构建话语体系的问题导向与“视域融合”

王永斌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730070）

马克思曾经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就启示我们：话语体系，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说什么话、怎么说话”的话语表述问题，究其实质是一项涉及思维方式、价值认同、科学立场等复杂的、艰巨的学术创新问题。增强理论自觉、理论自信，重要的是要有一套自己话语体系来支撑。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是当今中国发展提出的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要加强话语权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是新时期加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也是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课题。思想政治教育是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使人成为人”的学问，是一种文化政治形态，也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既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学术探索和自觉超越，更需要极大地提高全民族的政治思想素养。

构建话语体系的问题导向

构建中国特色的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把握四个基本向度。

我国的新闻话语体系发展经历了如下的历史阶段：在新闻事业的初期，新闻话语还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它还只是其他社会话语在新闻事业上的反映。而新闻话语获得独立的地位，新闻事业获得社会的承认，同时其话语体系也成为社会认可的话语体系，则是在“五四”前后现代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后，革命的新闻话语体系确立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而现在新的新闻话语体系还在形成之中。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应当具有整体性的研究视野，顺应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以问题为导向，从历史、世界、中国三个向度上进行问题聚焦，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域的拓展和交织互动。

就历史向度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自觉地走向历史深处以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历史自觉。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但这种规律归根到底要服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规律，

它是时代和社会变迁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集中反映在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是如何演变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什么？我国现代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逐渐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是如何大力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我国近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回答，对于我们理解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历史是自觉呈现的真理，没有历史自觉，走不出哲学社会科学创造的新路；没有学术创造的新路，实现不了伟大使命。为此，有必要梳理中外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在多元互动中深度探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未来走向，加深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属性、特点和重要性的理解，

就其世界向度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应当自觉关注中西哲学社会科学相互渗透、相互激荡下的未来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着力开辟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地区和国家发展中的重大问题，都须放到共同的世界历史进程中去审视。这样，哲学社会科学在任何国度的创新发展，既要关注本土问题和民族问题，同时又要关注世界问题和全球问题，特别是要用世界眼光关注本土问题和全球问题。为此，我们应该努力超越仅仅局限于国别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视野，把哲学社会科学与人类文明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把握各民族、各国别、各地域、各流派哲学社会科学发生、发展的成因和特殊性，探索当代科学技术和人文发展提供的思想资源，透析人类文明冲突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的新挑战，自觉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世界向度和国际视野。

就中国向度而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自觉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更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中国智慧。回眸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虽然中国学界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有“前反思性接受”的取向（邓正来），但其真正发展的动力还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的有力结合。

可以说，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变革话语体系开始的。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僵化保守的话语体系，通过革新创建以实践为基础的新的话语体系，从而重新焕发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活力。当下，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中国问题”业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历史反复实践证明，简单模仿甚至移植拥有话语主导权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做法，是不能真正解决各国的特殊问题的。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大量本土化问题，迫切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创新。为此，打造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表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需求，从而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必要的智慧支撑。

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正在全面推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源头活水。为什么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长期平稳较快发展？为什么中国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路？为什么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有着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国内广大干部群众也迫切希望得到深入透彻的理论阐释和解答。

西方学者对此也十分关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马丁·雅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发展之路建立在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与西方经历的道路完全不一样，并且随着西方的衰落，未来的世界将由中国重新塑造……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目前已成为国际政坛和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视域融合”中构建话语体系

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打造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就是要在“视域融合”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气象。

第一，坚定理论自觉、理论自信，自觉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中挖掘新资源。无论世界经历了怎样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世界思想界难以回避的强大“磁场”。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品格，而且也彰显了或正在彰显着它的“时代化”和“大众化”品格。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它们同我们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不断交融，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最重要源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阐释，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更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更要将其进一步升华，凸显对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所具有的理论创新价值，从而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第二，增强文化自信，自觉汲取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和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丰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内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明成果，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宝贵源泉，要自觉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继承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的实践经验和最新知识，依据中国的文化基因和现实实践赋予其更加科学的内涵，在充分彰显民族特色中转化为我们的话语优势。美国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说，语言有一个底座。这个底座就是文化，它世代相传，以我们今天的风俗、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形态显现出来。

正确对待和处理与不同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关系，是新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课题。对于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异样”“异质”的经济学理论和思潮，新政治经济学以交流交融交锋的多种方式，既善于吸收和借鉴其合理成分，又善于摒弃其糟粕并批判其错误观念，从而在内容和形式上升华新政治经济学的精气神。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悠久文明史，创造了丰硕的思想文化成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华文化不仅源远流长，并且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和革故鼎新的创造性，因而能够在数千年间绵延发展、传承不绝。

第二，确立中国的核心价值取向，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学术话语建构的基本要件涉及刚性与柔性两个维度。从刚性维度来看，总量世界第二的经济基础，民主文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日趋强大的军事和科技，为中国学术话语建构提供了良好的刚性支撑。从柔性维度来看，文化软实力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文化软实力是未来需要重点提升的领域。学术话语体系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具有深刻影响，是软实力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正是凭借强势的学术话语体系，按照自身利益取向制造所谓的全球共识，单向度地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价值干预。这启示我们，在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过程中，要高度关注人类社会共同理念和核心价值定义权和解释权，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此突破西方的话语专利和理念垄断，合理确立并广泛传播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思想学术发展的历史表明，那些经过艰苦的精神劳作而产生的优秀成果，总是能够突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具备开放的心态、世界的视野、“拿来主义”的态度，勇于并善于借鉴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学习借鉴西方学术成果，必须立足中国实际、坚持为我所用，明确我们的目的是借助他人的眼睛来观察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进而推进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中国传统学术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思想追求，是中华民族特有智慧的集中体现。构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形态，必须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优秀成果，捕捉并提炼那些仍然活跃在今天中国人生活和思想中的文化传统，同时结合时代和社会实践的最新发展，把继承与创新结合起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换

第三，增强实践自觉，

构建话语体系必须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越来越意识到整理开发本土政治学核心概念的必要性，强调用中国话语讲清楚中国实践。

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是封闭的概念推演和逻辑论证，而是与社会实践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思想活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打造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源头活水，必须真正读懂读透这部大书，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自觉参与这一伟大实践，以中国的理论研究解读中国实践，才有可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是开展学术研究、赢得话语优势的丰厚资源，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源头活水，要自觉植根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科学化和实践科学化，把科学化理论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价值，又要善于总结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将实践经验提升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在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行动的互动中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话语。

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法制改革、立法改革、执法改革和司法改革等全面深化改革的现实，构建中国特色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更加关注中国问题，融入中国元素，回应中国现实，体现中国特色，形成中国风格，为中华法治文明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从而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提出了改革开放、开拓创新、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一系列创新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习近平同志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能再用过去那种“思维”和“逻辑”来看待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强调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绝不是要求这一理论只是成为与中国的实践有关的地方知识；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都会打上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烙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打造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要始终坚持中国化的方向，牢牢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敏锐捕捉中国人民的实践活动、思维活动和语言活动，使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使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具有更加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当代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整体构建应当立足于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一体化发展，通过问题导向和问题聚焦，推动哲学研究的视域扩展和交织互动。

历史向度

如何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如何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如何赢得话语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对时代变化特点和趋势的清醒认识，自觉增强时代意识，并据此来确定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法。

在推进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的进程中，尤其要注重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宏大叙事与具体而微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融。

仅靠单纯引进或照搬西方学术概念和理论话语体系，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既不能对中国的实践进行正确的、有深度的解析，更不能指导未来的发展。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及时总结新鲜经验，在学习借鉴古今中外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成果、理论成果、制度成果的认识和研究，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提炼出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从而使我们党和人民在世界形势波谲云诡、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理性自觉和清醒，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理论航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具有坚实的哲学社会科学基础与理论支撑。

构建话语体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创新必然要求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的、开放融通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如果没有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就会落后于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快速发展

构建话语体系必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

打破“言必称西方”的思维定势

构建话语体系必须正确对待和处理西方话语体系

第四，增强政治学大众化色彩

要自觉打破在“象牙塔”内构建自己的“精致科学”的怪圈，让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最

新最好成果及时进入讲坛，走进人民群众生活，提升全民族的政治思想素养，推动社会各界

的视域融合，把“讲道理”和“讲故事”结合起来，用不同特色、不同风格的话语体系开展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其亲和力、感染力及解释力、影响力。

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必须协同创新推进大众化

“一个民族要站在时代的顶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回顾我们党成立90多年、执政60多年的风雨历程，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治国理政的重要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今天，面对“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都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深刻回答，一系列新思考、新实践、新经验都迫切需要进行理论升华。

必须打破现代西方法学话语权的垄断性地位，以中国的视角和国际化视野，沿用传统概念但却进行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践和语义转化，排除西方语系、西方话语权的干扰，最终建构中国法学本体语言及其体系。

与之相应，在经过100多年的“学徒”生涯以后，中国学术话语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在更高层次上获得自己的独立主张，进而为不同文明的对话创造更好的话语条件。

第一，面向鲜活的中国现实，进行话语追问与提升。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赶超战略取得了显著成功。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的发展问题均具有世界性意义。今天中国所遇到的突出问题，在未来一段时期会有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会遇到；今天中国解决问题的成功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会有重要的启发。因此，中国问题也成为世界学术话语观照的中心，对于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问题的语词提炼与话语归纳，将直接对接主流学术话语体系，从而提升中国学术话语在世界学术领域的认可程度。对此，我们应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引领对中国问题的话语言说与表达，将研究与提炼中国问题的话语体系传播于世。

第三，汲取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合理成分，丰富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的内容。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是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的，既不能在纵向上完全脱离传统，又不能在横向上完全撇开西方。因而，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既不能同传统文化割裂开来，又不能完全撇开西方文化，完全抛弃传统和完全抛开西方都不是理性的建构路径。我们必须充分吸收传统文化思想和西方学术话语的合理成分，兼收并蓄、综合创造，总结提炼出反映现代化实践的新的学术语词，建构既具中国特色又同国际接轨的学术话语体系。特别是饱受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我们重视与借鉴的有价值的语汇，能够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有益启迪，我们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好好加以利用。

第四，用国人原创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虽然学术话语的借鉴和引用是学术进步的重要路径，但是长期援引西方学术话语，容易陷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陷阱，妨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我们过多关注古人、西人、经典作家的言说内容，忘却了自己应该以什么样的言说方式言说什么样的内容。因此，必须强化原创性理念，勇于进行原创性研究，用原创的学术话语建构中国的学术话语体系，使中国话语和中华文明打上我们自己深深的烙印。

建构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不是一项轻松的思想任务，需要时间和智慧，但我们至少在目标上明确：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法学话语体系，这是它的所有现代形象的最基本形象。这同时表明，建构中国法学学术话语体系应当确立如下思路。第一，确立其逻辑主线：回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化直至善治化的伟大实践，把话语体系的建构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昭示中国治国理政能力全面升级的中国法律实践理性的体现和结晶，而非一种抽象的说教或想象。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既有的建构经验表明，再好的话语想象也远不如这样本体论定位来得更重要，来得更迫切，必须唤醒和凝聚全民族这样的法学话语体系共识和认同，作为其基本的逻辑起点和精神期许。第二，必须打破现代西方法

学话语权的垄断性地位，以中国的视角和国际化视野，沿用传统概念但却进行当代中国法治的实践和语义转化，排除西方语系、西方话语权的干扰，最终建构中国法学本体语言及其体系。

文明对话与中国话语体系构建

作者：王永斌，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

通讯地址：甘肃兰州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邮编：730070

联系方式： 132******** E-mail: wyb@https://www.wendangku.net/doc/2b9114842.html,

“中国话语”构建的学术资源问题

2015-10-20 09:49:46作者：王雅林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浏览次数：164 网友评论0 条所有这些学术积累对于创造中国话语体系来说还是“流”，是攀登的“梯子”，具有资源属性，而不是“源”。“源”是生活，是全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生活和实践是话语建构的现实需要、问题意识、真知灼见、灵感和论证根据之源，是话语生成之母。

伴随着中华民族崛起的步伐和学术主体意识的增强，一个重要的学术议题被提了出来：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社会科学如何获得在场感，并构建起中国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所谓“中国话语”，就是遵循科学论证的一般规则，在解释我们中国自己做的事情时所建立起的范畴概念、理论命题以及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其核心是建立起对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国情复杂的文明型大国，正在开创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能把“中国问题”、“中国经验”解释清楚，其理论自然具有开创意义和全球贡献。我们的学术研究能否真正形成“中国话语”，是衡量我国社会科学是否成熟、是否具有国际地位的根本标志。目前学界对此议题已引起充分重视，但所发表言论主要侧重在呼唤对取得中国话语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是十分必要的，但也到了需要步入学术实践领域，具体地在“如何构建”上做些探讨工作的时候了。在世界社会科学的舞台上，构建起立得住、叫得响和有实践功效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一项繁难的系统工程，本文将集中从三个方面谈一谈构建“中国话语”的学术资源问题。

生活之“源”和学术的“资源”属性问题

构建“中国话语”要体现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要站在人类文明最高平台上去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否则就断了文脉，不可能形成具有与世界社会科学前沿成果对话能力的话语。但是所有这些学术积累对于创造中国话语体系来说还是“流”，是攀登的“梯子”，具有资源属性，而不是“源”。“源”是生活，是全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生活和实践是话语建构的现实需要、问题意识、真知灼见、灵感和论证根据之源，是话语生成之母。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同样也可以说实践是发现

真理、生成范畴概念的根本途径。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术有专攻，自然需要做案头的精研工作，但从实践中获得发展动力则是共同点。因此，研究工作只有接地气，在同生活保持联系中去发现“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才能获得无尽的创造力。说到底，中国话语就是“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对学术研究悬浮于真实生活之外的过度学院化、技术化倾向，不反映生活诉求的理论和模型再“美”，也是不结果实的花，或只能产出被称之为“精致的废话”的产品，于现实无补，与理论话语创造无缘。

但是，学术研究是要从生活万象中发现规律，是要把自在的实践形态转化为自为的理论形态，是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把握学术自身的承继关系，在相关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通过消化、选择、鉴别等一套环节，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创造、再建构，并同实践反复映照互动，逐渐构建起中国话语体系。所以，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吸纳和创造是形成具有先进性的“中国话语”必要条件。因此，相对于生活之“源”，我们说学术的承继关系构成构建中国话语之“流”，定位为“资源”属性，并不是贬低它的重要性。所谓“学术资源”的重要性，就好比我们每天必吃的“食物”，缺了它不行，但也只有经过批判、审视、选择的“消化”过程才能转化为新概念、新范畴，形成新的话语生命体。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据此，我们不赞成把任何一种理论、观点教条化、信条化，同时也反对离开科学论证有效原则和学术承继关系的所谓“联系实际”的非学术化“实证”研究倾向。学术研究要遵循“从实求知”、问题导向，坚持通过理论与实践反复互动进行知识和话语创新的研究路线。我们认为，中国话语建构首先要在对规制方向的重大范畴概念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上进行突破，因此，从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上看，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十分重要。

当下语境下的“中西”问题

自西方社会科学引进中国之后，中西关系就一直是纷争不断的话题。我们的讨论把它置于当下语境所突显的问题意识之下。

具有现代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诞生于西方，其土壤是在欧洲最先开启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并在其后的现代化、信息化的进程中不断有新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科学“话语世界”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学习、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是由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源型”的性质和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形成了丰富的社会思想甚至是社会科学各种“学”的基础，但只有经过外来理论的激发，才能完成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升级改造和转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开始引进、译介西方社会科学著作以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学术先贤们做了很多消化、吸收以及中国化的工作，但这一历史进程也发生过中断和挫折，形成我国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赶快补课”的任务，其中就包括勇于吸收西方社会科学精华的工作。应当说，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很不够，特别是在浮躁学风的影响之下，虽发表了大

量研究西方理论的论著，但多限于浮皮潦草。

必须指出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出现了被称之为“硬性西化”、被西方话语统治着的局面。“以西代中”、“以西释中”、“以西律中”大行其道，在某些学科领域中国的社会科学已经没有了中国思想文化的踪影。许多学者对此表示严重担忧。形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体制机制上的硬性“西方标准化”的要求和激励政策。我们常说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理论落后于实践，还应当补充说在错误的体制机制下理论研究同实践是拧着劲的。这种情况不改变，不但不利于社会科学发展，而且也存在颠覆我们民族基本价值和信仰的国家安全风险。还需要指出的是，从世界社会科学发展史上看，马克思的学说奠定了现代社会科学真正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但在现实的理论研究和教学中西方“大师”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马克思的理论则被淡出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

针对这些倾向性问题，一些学者指出当前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解决因文化自主性缺失而导致的到别人那里“认祖归宗”的自我轻贱、自我毁灭的问题。从学术生成史的角度看，西方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产生同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历史情境相连，用来解释中国的事情首先就有水土不服的问题，而“中国的本土文化、本土学术、本土概念，在表达和理解中国实践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景天魁《中国社会学源流辨》，《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另外，以始发于西方2008年金融危机作为标志性事件，表明西方理论所支撑的“历史终结论”制度神话已被打破，西方理论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已越来越难有作为，更不用说解决别人的问题。而中国的崛起是以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创造的历史奇迹，内含着中国自己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我们完全可以基于自己的经验和思想理论资源创造新的话语体系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与“西学”以“主客二分”为主的研究范式不同，“中学”具有自己把握世界的科学特点，形成了贯穿理念、规则和信仰的精神链条的独特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我们不能用“西学”的标准和术语来否定“中学”的科学性，而且正如西方有识之士所说的那样，解决未来世界的问题要从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学”那里汲取智慧。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不重视自己的学术传统，将失去梦想和智慧之源。

但是我们在克服上述不良倾向时，决不能再持要么奉行抛弃传统的西化主义、要么奉行排斥外来文化的传统主义的中西对立的学术立场，而应当走会通融合、取长补短、相互涵化、综合创新之路。也必须指出，中华文化自身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因此，在我国的学术发展中“排外”不会成为主导倾向，最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排内”，是近百年来形成的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自卑主义，是把自己的宝贝当垃圾。构建“中国话语”，我们可以从我国高铁发展的模式上得到启示：以我为主，博采众长，洋为中用，自成一家。只要采取开放、自主、自觉的态度，经过艰苦努力，我国的社会科学是能够创造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的。

“中国话语”构建的词语载体

构建中国话语的概念体系需要借助已有的学术文本词语。不过，虽然我们确立了中西兼容互补的原则，但真正从话语语言上把两者统一起来是非常困难的事，正像中医的“心”、“肾”等概念同西医的“心”、“肾”概念不是一回事一样。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过这一点：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识社会的概念“正是今天的社会学方法掌握不住、测量不了、理解不了的部分”（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我们认为在操作层面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加以实现。

一是本土概念的提升。在这方面最成功的例子就是用“小康”概念表述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讲道：“…小康?这个概念，就出自《礼记·礼运》，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的理想社会状态。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除此之外，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道法自然”等词语经过现代转换仍可成为具有生命力和当代价值的“中国话语”的组成部分。再如，赵汀阳教授把握中国原典“天下”一词的精义，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带有不平等含义“帝国体系”的“天下体系”概念，这就是对时代问题作出积极回应的话语建构。

二是西方概念的中国涵化。我国现行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是以西方社会科学概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这些概念体系可以提供科学论证的假设前提，但却需要通过检验过程明确其是否具有适用性、真确性和对其进行修正与完善，并达成中西涵化之效。在这方面，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提供了范例。我们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文化自觉”概念耳熟能详，却忽视了费老晚年对社会科学安身立命的“社会”概念进行新阐释的独特贡献。作为科学范畴的社会概念源自西方，但由于陷入“主客二分”范式的泥淖之中，无论是重社会的结构主义还是重个人的行为主义，都不能对社会提供圆满的解释。后现代主义对经典社会学做了许多颠覆、解构工作，但在对社会的科学解释上仍无大作为。费老凭借学贯中西的厚重学养，破解了西方社会学的迷思，他把“生活”引入社会概念的内涵，返璞归真地提出“人与人共同生活才有社会”，社会是“群体中分工合作体系的总称”，“目的还是在使个人能够得到生活”。把“生活”纳入社会概念，对于当今中国和世界均以提高人的生活福祉为中心的发展诉求来说，提供了重要的概念解释框架。费老虽然仍在来自于西学的“社会”概念上“筑巢”，但经过中西涵化后，它已经是中国化的社会概念了。

但是，借助中外学术资源构建中国话语，往往会出现中西词语相互纠缠的情况。比如，“小康”是本土概念，但“小康社会”就是中西合璧的概念了；“天下”是本土概念，但“天下体系”同样是中西合璧的概念。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中西学术交流史中，这种中西概念相互交织缠绵的状况成为实际存在的过程，但需要防止的是“以西律中”，用西语抹煞本土术语的丰富内涵。

三是对“草根”话语的提炼。这是为论家所忽视的问题。如果说实践是推动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生活是概念形成之源的话，那么作为生活和实践主体的普通草根大众之中则蕴育着巨大的知识能量，特别是互联网正在构建一个“人人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有了更多发声的机会。一位西方学者就提出，“普通人的共同语言逐渐被视为语言创新的主要场所”，“应该在共同生活中以及普通人的声音中寻求真理”。因此，从事知识生产的学术精英的眼光不仅要盯着“庙堂”、“学堂”，也要面向“山野”；不仅要关注主流学术的“大传统”，也要关注草根的“小传统”。“小传统”并不小，有时草根的话胜过“大师”洋洋万言。草根话语“文本”有两种表达方式：“语言文本”和“行动文本”。后者即用行动所发的声音。例如，面对社会功利化倾向，在普通老百姓中通过“诵经”、“拜孔师”等行动发出回归传统文化的“话语”。再如，在普通老百姓中出现的养生、广场舞等健身活动以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休闲旅游热潮和志愿者行动及互联网所推动的大众社会参与行动，都表明人们的生活诉求日益扩大，因此需要建立超出日常生活概念、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生活”概念。这种“行动话语”同时也表明，构建中国话语并不是单纯构建“知识”，而且也必然包含实践性、价值性的新建构。